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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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受到信賴是因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
他忠實于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守，并介入了幾項冗長的訴訟，在這些訴訟中他針對英國政府就條約規定的海關事務，為中國的權益辯護。
他達到了他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确定了如下原則：在華的英國雇員為中國辦理公務時，必須首先把自己當作是中國官員，而不是在華的英國僑民。
然而外國雇員總是有他們的局限之處的。
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項備忘錄，拟請任命一位總海防司，清廷對此本已有所考慮，但一經李鴻章和沈葆桢評頭品足，即被擱置起來。
[41]然而，在這些忠心耿耿的中國官員和英國國民之兩種人之間，不管相處得如何圓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國政府的選擇是非常清楚的。
很顯然，把估算和上報關稅的職責委托給外國顧問是一回事，而讓他們去經管軍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早期階段：長遠的規劃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權力結構，以及慈禧太後對一批用以抵消恭親王勢力的極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賴，諸如修改科舉考試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議都得不到加以考慮的機會。
盡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還是允許一些規劃得以推行：這裡主要指的是引進有關軍事裝備的技術，但也包括傳播西洋科學以及使一些經濟設施現代化的最初步驟。
這些早期的企業實在太少了，然而回顧起來，直到19世紀70年代晚期為止的這一時期，仍應該看作是一個希望的時期。
因為當時國内政治還不是那麼複雜，國外對中國的壓力也不是那麼嚴重，還不會使這些為數很少的事業的長期性計劃無法實現。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
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兩者的創建，與其說是為了馬上獲利，還不如說是為了與中國水域中的西方航運業以及外國進口的煤炭競争，以維護中國對本國經濟的控制權。
由于其中有些項目過于龐大，它們陷入了組織不力和經營困難的積弊之中。
新的事業通常以特設新的政府機關的形式出現；它們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機構要靈活一些，然而總的說來仍舊沒有擺脫清朝官僚主義的習俗。
例如京師同文館，是由總理衙門直接管轄的。
雖然終于授權給一個美國傳教士學者（丁韪良）負責指導教學，但是這所學校還是繼承了一些滿洲旗人學堂的做法。
多數其他項目，例如機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礦務局在内，都是由省一級通過新設置的&ldquo局&rdquo來辦理的。
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專為某項目的設置經辦的先例而授權設立的：這類機關過去通常為清帝所敕準，而在對太平天國的戰争開始之後，就變得格外多了。
經辦人員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總督選定，并由他簽發劄委。
這些人通常具有&ldquo總辦&rdquo或&ldquo會辦&rdquo的頭銜，也可以稱作&ldquo委員&rdquo。
[42]這種新設置的局比老式衙門的效率要高一些，這隻是因為辦事程序比較簡便，并且現代技術和業務方式迫使它們接受了一些新的辦事準則。
但是這些新機構還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由于其他官僚部門的幹預，常常使流弊加劇，這些流弊有時還相當嚴重。
由于新的事業往往涉及昂貴的進口機器及新的知識和新的生産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們面臨着嚴重的财政問題和專門技術知識問題。
除去各省自己支應之外，隻有朝廷裡的達官顯貴才能保證從寶貴的海關關稅中得到定期撥款。
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有待于開發。
一座兵工廠急需廉價的煤炭和運輸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說金屬冶煉工業的支持了。
當時普遍缺乏工程師、機械師、自然科學教師以及足以勝任的船長，甚至于也缺乏像經過訓練的鐵匠和礦工那樣的熟練工人。
但是，在清朝政府内部還有足夠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貴寶藏用于這些新奇的事業；而且，在通商口岸有着足夠的西洋人以及足夠的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人，能夠推動自強事業的進行。
這些事業能夠成功地興辦起來已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問題卻在于它們是否能夠繼續發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們是否會引起制度和經濟環境的改變。
兵工廠和造船廠 清朝模仿西洋技術開始于1862年。
當時，曾國藩在安慶這一剛剛從太平軍手裡打下的戰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慶軍械所。
軍械所的工作由徐壽和華蘅芳主持，這兩個人是學到一些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國數學家。
他們制造土炮和火繩槍一類的舊式火器（這種槍中國在鴉片戰争期間就已經開始生産），除此之外，還試圖制造榴霰彈和雷管。
[43]徐壽制造了一個汽輪使用的小蒸汽機，可惜運轉不佳。
1863年，廣東人容闳（他曾在教會的贊助下赴美求學，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當時在上海經商）由曾國藩的工程師引薦，拜會了這位總督。
容闳雖然不是一位工業方面的專家，但卻相當精明地堅持這一主張：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通用機器，能夠用它轉而生産制造軍械、輪船所需要的設備，換言之，就是需要一種&ldquo制器之器&rdquo。
随後，曾國藩決定委派他去美國選購。
最初的款項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鴻章在1864年1月間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鴻章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兩座小型兵工廠，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負責，他曾經在廣東省督造軍火，具有一定的經驗。
李鴻章還授權前英國軍醫馬格裡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廠（這兵工廠于1864年遷到才收複不久的蘇州，并從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帶到中國的一個機器廠得到了設備）。
[44]1865年，李鴻章批準了當時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議：政府應當購買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區的一家美國商号&mdash&mdash旗記鐵廠&mdash&mdash的鐵廠和船廠。
經過清帝的批準，設立一個局（即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來管理這兩個廠子。
後來在1865年，容闳購買的機器也運到上海，随即歸并到虹口的工廠裡。
與此同時，馬格裡的工廠從蘇州遷到南京，命名為金陵制造局。
這種引進西洋機器的努力并不隻限于滬甯地區。
1866年，清帝批準了左宗棠的奏折：和法國人簽訂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廠。
1867年，崇厚在恭親王的贊助下，求得李鴻章的幫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廠。
所有上述工廠的目的都是立即生産槍炮船艦，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這兩大中心從一開始還強調培訓中國的技術工作人員。
兵工廠和造船廠的早期業務經營，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外國雇員。
金陵制造局名義上是由中國總辦領導，實際上是由馬格裡管理的。
這所兵工廠每年從李鴻章的軍費中得到撥款，大概略多于5萬兩，為淮軍生産信管、炮彈、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
在1867&mdash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機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經在烏理治工作過的英國技師。
馬格裡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歸之于他可以直接會見李鴻章，并得到曾國藩的信任。
到了1869年，南京已經在生産火箭（一種内藏炸藥的長形炮彈&mdash&mdash譯者），并且試鑄更大的大炮了。
[45] 比較起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規模大得多，在它創建的第一年裡用于生産設備的經費就有25萬兩左右；這筆經費主要來源于上海的關稅。
被李鴻章挑選擔任會辦的人員大概是最能勝任其職的。
上海道台（1865年是丁日昌，1866&mdash1868年是應寶時）是當然的總辦。
其餘負有特别責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一直為淮軍采辦軍火），一是馮焌光（此人雖有舉人功名，據說仍然通曉&ldquo西學&rdquo）。
但是不管怎樣，所有的技術工作還是由外國人負責的。
旗記廠的總工程師料而是督造人（開始叫作&ldquo匠目&rdquo，後來叫作&ldquo監工&rdquo），他是一個曾受雇于紐約奇異工廠的美國人。
旗記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增雇了其他洋員。
制造來複槍的最初努力并沒有成功，但此後不久，這所兵工廠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機器設備，就能夠生産合用的毛瑟槍和小型開花炮了。
及至1867年年中，這所兵工廠每天生産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同時每月平均生産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mdash&mdash在對撚戰争時，這些彈藥武器立刻證明是有用的。
[46] 雖然後來李鴻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敗撚軍的原因之一，但是總的說來，江南制造局卻使他大失所望。
從一開始，李鴻章就要兵工廠生産一種優質來複槍。
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員和添置的機器到達之後，江南制造局才開始制造林明敦式後膛來複槍。
到1873年年底，生産了這種步槍4200支左右，但不僅它們的造價高于進口的林明敦槍，質量也遠不如後者。
這種槍李鴻章連自己的淮軍都拒絕使用。
[47]由于李鴻章仍然不得不依靠進口武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組天津機器局的時候，決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槍和克虜伯（當時亦譯作&ldquo克鹿蔔&rdquo&mdash&mdash譯者）炮所用的子彈和炮彈。
幸虧有清帝從天津和芝罘的海關歲入中的撥款，天津機器局在1871&mdash1872年兩年當中花費在建廠和生産上的費用多達25.6萬兩。
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調津接辦；增建了另外三個廠，并聘用了新的洋員。
到1874年，這所兵工廠除生産大量的子彈炮彈之外，每天還生産一噸火藥；到這時候，李鴻章才訂購了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槍的機器。
[48]1875年，馬格裡在南京制造的三門發射68磅炮彈的大炮在大沽試驗時爆炸了，所以這時李鴻章對于中國制造洋槍洋炮的能力還沒有把握。
部分由于李鴻章的建議，江南制造局在1874&mdash1875年間建立了一個分廠生産火藥和子彈，此後它對這項工作更加重視。
和初期的槍炮工業一樣，輪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結果也令人掃興。
1866年7月，李鴻章授權江南制造局開始制造一種為巡邏海港而設計的小型炮艦。
次年，根據丁日昌的建議，曾國藩決定制造局應造大船：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術，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國藩兩人都感到輪船對于中國的長期防務至關重要。
[49]迄今為止，制造局每年的經費一直是從淮軍軍費（它的主要來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來自海關關稅）中提取的。
1867年5月，曾國藩獲準從上海海關關稅歲入中撥留一成給江南制造局；兩年之後這筆撥款增加到二成，每年總額在45萬兩以上。
1867年下半年，這所兵工廠遷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塊10英畝的基址。
在那裡建造了一個幹船塢并添置了新機器，用以制造輪船；還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
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制造、可以使用的輪船下水了，這是一艘600噸位的明輪船，曾國藩給它取了一個吉利的名字&mdash&mdash&ldquo恬吉&rdquo。
雖然輪機是外國造的，但是汽爐和木制船殼均系廠内自造。
随後的五年當中，制造了三艘雙螺旋槳小型鐵甲艦，以及五艘螺旋槳木船（從600噸位到2800噸位）。
除去兩艘輪船之外，所有汽爐和輪機都是廠内自造，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就。
可是不幸，這些船行駛遲緩，對于一些通商口岸來說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過多，更不要說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
到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中止造船計劃時，這項規劃以及輪船維修（由曾國藩1870年設立的江南輪船操練局主管）費用占該兵工廠年度進款的一半左右，據信所造輪船比在英國出售的類似輪船至少要貴一倍。
[50] 江南制造總局制造彈藥和輪船的成本之所以極高，主要由于兩項原因：其一是幾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進口的；其二是雇員費用（尤其是洋員和中國官員的薪水）高。
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這所兵工廠總經費中差不多50%用于購買材料（不包括新機器和其他永久性設備），将近30%用于薪水和工資。
采辦上的敷衍塞責嚴重得使曾國藩吃驚，所以他在1872年臨死之前建立了這樣一項制度：兵工廠的每一項采辦都要經由總辦本人以及采買、支應和會計三個有關單位共同批準。
[51]雇員費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員人數不可避免地增長（他們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準衡量也是相當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國管理人員的人數也在增加。
不算小職員，隸屬于這所兵工廠的中國&ldquo官員&rdquo在19世紀70年代初是40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
可以推測，其中許多人是通過權勢在薪水簿上挂個名字而領幹薪的。
[52] 和江南制造總局比較起來，福州的造船規劃需要更多的資金。
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300萬兩的經費總額，這于1866年7月為清帝批準。
制造16艘輪船以及培訓中國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員的規劃，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這兩名法國人負責，他們由法國領事連署而簽訂了&ldquo保約&rdquo。
由于左宗棠本人要動身赴西北新任所，經他推薦委任當時在福州老家丁憂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桢為欽差大臣監督建局。
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選擇的幾位提調的協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開錫，此人管理厘金和軍需頗有經驗。
沈葆桢和周開錫不得不和新任閩浙總督吳棠的反對意見作鬥争。
隻是在吳棠被一個更能合作的官員替換之後（這是當時左宗棠在北京的勢力所采取的一項措施），才保證了每年度48萬兩的撥款額和支付在法國訂購機器的款項。
[53] 在瀕臨閩江羅星塔的船廠工地上，中國官員們督視着2000名中國工匠和900名勞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裝2000噸法國機器，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辦物資。
日意格領有&ldquo監督&rdquo頭銜，于1867年下半年帶着45名歐洲人從法國回來；随後達士博也來到中國，他是一位有經驗的工程師，擔任&ldquo總監工&rdquo一職。
此後三年陸續興建了鐵廠、銅廠、一個設有若幹氣錘（功力高達7000公斤）的錘鐵廠，以及一個适用于長達400英尺船艦的下水滑道。
1869年6月，一艘1450噸位的螺旋槳輪機運輸艦&ldquo萬年清&rdquo号下水；此後五年又有14艘輪船下水（内有一艘沒有達到合同規定，但又有一艘比原來規定的馬力要大）。
從1871年開始，該廠建造的大部分輪船都安裝了自己制造的輪機。
福州不生産像江南制造局的&ldquo海安&rdquo号和&ldquo馭遠&rdquo号那樣的2800噸位的輪船。
可是它卻在五年内制造了10艘從1000噸位到1450噸位的輪船，比江南制造總局上述兩艘之外的所有輪船都大。
雖然福州輪船據說比江南輪船要好，但是開動起來還是速度慢、消耗高；這些船使用木制船殼和單橫梁機，它們和江南輪船一樣，以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标準來看，确實應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為止的六年半時間裡，開支總額為535萬兩，大大超過預算額。
法國雇員的薪水是最大的開支項目（在每月5萬兩至8萬兩的經營費用中占1.2萬兩）。
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數為每月1萬兩，而150名中國管理人員的薪水總共隻有1200兩&mdash&mdash這裡顯然沒有把許可的開銷和津貼計算在内。
[54]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資方面存在着許多貪污舞弊的漏洞。
有一些職員是福州達官顯宦的親戚或者是他們所推薦的人，沈葆桢在管理這些職員時特别棘手。
船政局的采辦系統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現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裡尤其如此；經常發現買來的木材、煤炭和金屬材料不能使用。
沈葆桢要博取廉潔奉公的楷模和嚴懲貪污的聲譽，他嚴厲懲辦了一大批公務人員，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換了他們。
但是在采辦這類事務上，他終歸還是不能不依靠像葉文瀾那樣有能力的幫辦（葉文瀾以前是左宗棠購買軍火的幫辦之一，有在通商口岸辦事的經驗）。
葉文瀾手下有職員30人左右，從台灣、香港和東南亞采購物資；他甚至于還有一名常駐仰光的代理人，從那裡往國内定期海運袖木。
[55]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國職員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計劃在合同期間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
但是，隻有在沈葆桢不斷從福建的高級官員以及從北京取得支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這個成績。
西學：同文館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奧秘的一個更大規劃的組成部分；從一開始，李鴻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廠、造船廠的同時開辦培訓學校。
幾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學徒在外國工頭的指導下在工廠裡做工，許多中國人将要成為技術精練的工人。
年紀較輕的學徒的聰穎智力和靈巧手藝尤為外國人所贊賞。
[56]但是，隻有在那些範圍很小的學校裡，人們才能希望西方技術會在中國人中間紮下根來，因為在這裡，來自書香門第的青年除去學習普通的中文課程之外，還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
按照設想，這些學校應與兵工廠和造船廠合作，既講授理論，也講授實際操作。
雖然早在1862年已由總理衙門主辦了一所新的官辦學校（京師同文館），但是它的初意僅僅在于培訓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譯人員。
因而同文館所遵循的先例是18世紀中葉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
1862年的&ldquo章程&rdquo是仿照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錄取人數限制在從八旗滿族子弟當中挑選的24名青年；學生們要在學習中文課程的同時，也學會一種歐洲語言。
[57]由于在上海和廣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語和法語的合适的中國人，便以不準在學生中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
此後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個法國牧師和一個俄國翻譯受雇，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
（俄羅斯文館便于此時停辦，那裡原打算用來教授俄文的滿族人被發現并不真懂俄語。
）同文館的一些學生确實至少學到了一些洋文洋話：在1866年，他們之中有三個人被選作由赫德帶領到歐洲去的第一個非官方清朝使團的低級成員。
與此同時，在1863年4月李鴻章奏請清帝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
不過，李鴻章設想中的學校具有更廣泛的目标，打算同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
他說：&ldquo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hellip&hellip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
&rdquo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準，上海同文館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監督下興辦起來。
所取除10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十四虛歲以下的青年。
[58]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
廣州同文館雖然也是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1864年夏季以同樣方式創辦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廣州的一位鞑靼将軍所管轄。
該校雇用了一個傳教士講授英文和數學，但學校的章程似乎是為了使這個城市的中國居民避免受過分的西方影響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聯軍之役，廣州已被英國占領将近4年之久）。
招生人數定為20名，16個名額留給在廣州駐防的八旗子弟；10名年齡較大的學生取滿族、漢族均可。
雖然學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據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館所采用的規章，但在實際上廣州同文館辦得像一所滿洲旗人學堂。
[59]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沒有改變，這些新學校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臨鼓勵學生的問題。
總理衙門援引原俄羅斯文館的先例請得清帝的批準：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通過更進一步考試的學生甚至可以升授為七品官，直到委任為京畿官僚機構中的主事。
不過，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并沒有這個有利條件。
上海同文館提出，學完三年制學業的最佳學生應為&ldquo附生&rdquo（符合參加鄉試條件的低級&ldquo生員&rdquo）。
[60]廣州同文館仿照旗人學校的先例，許諾它的畢業生做翻譯（最初指的是能夠在滿文和漢文之間進行翻譯的人）或者名譽&ldquo監生&rdquo。
這可以使人想起，李鴻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總理衙門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增設新科，給有專長技術的考生一個應試高級功名的機會。
這個建議毫無結果，實際上，上海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盡管進了這些學校，并領取津貼以學習英文和數學，但仍舊發現他們為準備應鄉試而在那裡練習做八股文！ 不過，對于那種一成不變的格局總算進行了一次突破的嘗試。
回顧起來，這主要由于在1865&mdash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諸如制定總理衙門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間引起的思想上的騷動，雖然這種騷動是微弱的。
恭親王本人被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就有關新技術所需人才的長期計劃而提出的論點所打動。
赫德和丁韪良的上書也激發了總署的大臣們的熱情（丁韪良曾把沃頓所著的《萬國公法》譯成中文，并且在準備一部關于自然哲學的新書時就在總理衙門裡面演示了電報發報機的操作）。
[61] 在1866&mdash1867年的冬天，恭親王和文祥作出了一個實在大膽的計劃，但此計劃的激進性質通常為曆史學家們所忽略。
在1866年冬天以前當赫德回國休假時，恭親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歐洲代為招聘自然科學教習，為将在京師同文館内設立的&ldquo天文算學&rdquo科目配備人員。
（按照清朝的傳統看法，&ldquo天文算學&rdquo有些實際用途，并且确實是持某種主張的儒家學者在知識探索中的正統課題。
[62]不過，這個科目的舊名稱現在被總理衙門用來包括化學和機械學之類的西方科學。
）恭親王和文祥不是僅僅打算增加同文館的課程；他們的目的完全是想讓西學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樣的正統部門的承認。
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總理衙門建議應該鼓勵那些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報名到同文館肄習新開科目。
之後在1月28日，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進一步上書，建議應該鼓勵進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員&mdash&mdash包括有聲望的編修們&mdash&mdash報名，并在三年課
他忠實于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守，并介入了幾項冗長的訴訟，在這些訴訟中他針對英國政府就條約規定的海關事務，為中國的權益辯護。
他達到了他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确定了如下原則：在華的英國雇員為中國辦理公務時，必須首先把自己當作是中國官員，而不是在華的英國僑民。
然而外國雇員總是有他們的局限之處的。
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項備忘錄，拟請任命一位總海防司，清廷對此本已有所考慮，但一經李鴻章和沈葆桢評頭品足，即被擱置起來。
[41]然而，在這些忠心耿耿的中國官員和英國國民之兩種人之間，不管相處得如何圓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國政府的選擇是非常清楚的。
很顯然，把估算和上報關稅的職責委托給外國顧問是一回事，而讓他們去經管軍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早期階段：長遠的規劃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同治朝廷中的權力結構，以及慈禧太後對一批用以抵消恭親王勢力的極端保守的官僚的依賴，諸如修改科舉考試制度等基本的改革建議都得不到加以考慮的機會。
盡管如此，政治思想上到底還是允許一些規劃得以推行：這裡主要指的是引進有關軍事裝備的技術，但也包括傳播西洋科學以及使一些經濟設施現代化的最初步驟。
這些早期的企業實在太少了，然而回顧起來，直到19世紀70年代晚期為止的這一時期，仍應該看作是一個希望的時期。
因為當時國内政治還不是那麼複雜，國外對中國的壓力也不是那麼嚴重，還不會使這些為數很少的事業的長期性計劃無法實現。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把注意力放在造就人才上，包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
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兩者的創建，與其說是為了馬上獲利，還不如說是為了與中國水域中的西方航運業以及外國進口的煤炭競争，以維護中國對本國經濟的控制權。
由于其中有些項目過于龐大，它們陷入了組織不力和經營困難的積弊之中。
新的事業通常以特設新的政府機關的形式出現；它們在制度上比起一般政府機構要靈活一些，然而總的說來仍舊沒有擺脫清朝官僚主義的習俗。
例如京師同文館，是由總理衙門直接管轄的。
雖然終于授權給一個美國傳教士學者（丁韪良）負責指導教學，但是這所學校還是繼承了一些滿洲旗人學堂的做法。
多數其他項目，例如機器局、船政局，甚至招商局和礦務局在内，都是由省一級通過新設置的&ldquo局&rdquo來辦理的。
這些局是清帝按照那些以往專為某項目的設置經辦的先例而授權設立的：這類機關過去通常為清帝所敕準，而在對太平天國的戰争開始之後，就變得格外多了。
經辦人員一般由通商大臣或者總督選定，并由他簽發劄委。
這些人通常具有&ldquo總辦&rdquo或&ldquo會辦&rdquo的頭銜，也可以稱作&ldquo委員&rdquo。
[42]這種新設置的局比老式衙門的效率要高一些，這隻是因為辦事程序比較簡便，并且現代技術和業務方式迫使它們接受了一些新的辦事準則。
但是這些新機構還是保存了不少老一套的做法，而且由于其他官僚部門的幹預，常常使流弊加劇，這些流弊有時還相當嚴重。
由于新的事業往往涉及昂貴的進口機器及新的知識和新的生産程序，所以清朝的官吏們面臨着嚴重的财政問題和專門技術知識問題。
除去各省自己支應之外，隻有朝廷裡的達官顯貴才能保證從寶貴的海關關稅中得到定期撥款。
此外，所需要的其他各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也有待于開發。
一座兵工廠急需廉價的煤炭和運輸煤炭的良好道路，更不用說金屬冶煉工業的支持了。
當時普遍缺乏工程師、機械師、自然科學教師以及足以勝任的船長，甚至于也缺乏像經過訓練的鐵匠和礦工那樣的熟練工人。
但是，在清朝政府内部還有足夠的意志想把它的一些珍貴寶藏用于這些新奇的事業；而且，在通商口岸有着足夠的西洋人以及足夠的受過西洋教育的中國人，能夠推動自強事業的進行。
這些事業能夠成功地興辦起來已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然而真正的問題卻在于它們是否能夠繼續發展，而且在成功的鼓舞之下，它們是否會引起制度和經濟環境的改變。
兵工廠和造船廠 清朝模仿西洋技術開始于1862年。
當時，曾國藩在安慶這一剛剛從太平軍手裡打下的戰略要地上建立了著名的安慶軍械所。
軍械所的工作由徐壽和華蘅芳主持，這兩個人是學到一些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國數學家。
他們制造土炮和火繩槍一類的舊式火器（這種槍中國在鴉片戰争期間就已經開始生産），除此之外，還試圖制造榴霰彈和雷管。
[43]徐壽制造了一個汽輪使用的小蒸汽機，可惜運轉不佳。
1863年，廣東人容闳（他曾在教會的贊助下赴美求學，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當時在上海經商）由曾國藩的工程師引薦，拜會了這位總督。
容闳雖然不是一位工業方面的專家，但卻相當精明地堅持這一主張：中國所需要的是一種通用機器，能夠用它轉而生産制造軍械、輪船所需要的設備，換言之，就是需要一種&ldquo制器之器&rdquo。
随後，曾國藩決定委派他去美國選購。
最初的款項中有一部分是由李鴻章在1864年1月間提供的。
在此之前，李鴻章已經在上海建立了兩座小型兵工廠，其中一座由丁日昌負責，他曾經在廣東省督造軍火，具有一定的經驗。
李鴻章還授權前英國軍醫馬格裡在松江建立一座兵工廠（這兵工廠于1864年遷到才收複不久的蘇州，并從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帶到中國的一個機器廠得到了設備）。
[44]1865年，李鴻章批準了當時已是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的建議：政府應當購買上海虹口洋人居住區的一家美國商号&mdash&mdash旗記鐵廠&mdash&mdash的鐵廠和船廠。
經過清帝的批準，設立一個局（即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來管理這兩個廠子。
後來在1865年，容闳購買的機器也運到上海，随即歸并到虹口的工廠裡。
與此同時，馬格裡的工廠從蘇州遷到南京，命名為金陵制造局。
這種引進西洋機器的努力并不隻限于滬甯地區。
1866年，清帝批準了左宗棠的奏折：和法國人簽訂合同，在福州建立一座大型造船廠。
1867年，崇厚在恭親王的贊助下，求得李鴻章的幫助在天津建立了一座兵工廠。
所有上述工廠的目的都是立即生産槍炮船艦，但是，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這兩大中心從一開始還強調培訓中國的技術工作人員。
兵工廠和造船廠的早期業務經營，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外國雇員。
金陵制造局名義上是由中國總辦領導，實際上是由馬格裡管理的。
這所兵工廠每年從李鴻章的軍費中得到撥款，大概略多于5萬兩，為淮軍生産信管、炮彈、放炮用的摩擦管和小炮。
在1867&mdash1868年，增加了一些新機器，也招聘了一些曾經在烏理治工作過的英國技師。
馬格裡把他初期成功的原因歸之于他可以直接會見李鴻章，并得到曾國藩的信任。
到了1869年，南京已經在生産火箭（一種内藏炸藥的長形炮彈&mdash&mdash譯者），并且試鑄更大的大炮了。
[45] 比較起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規模大得多，在它創建的第一年裡用于生産設備的經費就有25萬兩左右；這筆經費主要來源于上海的關稅。
被李鴻章挑選擔任會辦的人員大概是最能勝任其職的。
上海道台（1865年是丁日昌，1866&mdash1868年是應寶時）是當然的總辦。
其餘負有特别責任的二人，一是沈保靖（他一直為淮軍采辦軍火），一是馮焌光（此人雖有舉人功名，據說仍然通曉&ldquo西學&rdquo）。
但是不管怎樣，所有的技術工作還是由外國人負責的。
旗記廠的總工程師料而是督造人（開始叫作&ldquo匠目&rdquo，後來叫作&ldquo監工&rdquo），他是一個曾受雇于紐約奇異工廠的美國人。
旗記的八名洋匠也得到留用，并增雇了其他洋員。
制造來複槍的最初努力并沒有成功，但此後不久，這所兵工廠使用一部分自己制造的機器設備，就能夠生産合用的毛瑟槍和小型開花炮了。
及至1867年年中，這所兵工廠每天生産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同時每月平均生産發射12磅炮彈的開花炮18門&mdash&mdash在對撚戰争時，這些彈藥武器立刻證明是有用的。
[46] 雖然後來李鴻章把江南制造局看作他打敗撚軍的原因之一，但是總的說來，江南制造局卻使他大失所望。
從一開始，李鴻章就要兵工廠生産一種優質來複槍。
可是，一直到1871年增聘的洋員和添置的機器到達之後，江南制造局才開始制造林明敦式後膛來複槍。
到1873年年底，生産了這種步槍4200支左右，但不僅它們的造價高于進口的林明敦槍，質量也遠不如後者。
這種槍李鴻章連自己的淮軍都拒絕使用。
[47]由于李鴻章仍然不得不依靠進口武器，因此他在1871年改組天津機器局的時候，決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槍和克虜伯（當時亦譯作&ldquo克鹿蔔&rdquo&mdash&mdash譯者）炮所用的子彈和炮彈。
幸虧有清帝從天津和芝罘的海關歲入中的撥款，天津機器局在1871&mdash1872年兩年當中花費在建廠和生産上的費用多達25.6萬兩。
沈保靖由江南制造局調津接辦；增建了另外三個廠，并聘用了新的洋員。
到1874年，這所兵工廠除生産大量的子彈炮彈之外，每天還生産一噸火藥；到這時候，李鴻章才訂購了在天津制造林明敦槍的機器。
[48]1875年，馬格裡在南京制造的三門發射68磅炮彈的大炮在大沽試驗時爆炸了，所以這時李鴻章對于中國制造洋槍洋炮的能力還沒有把握。
部分由于李鴻章的建議，江南制造局在1874&mdash1875年間建立了一個分廠生産火藥和子彈，此後它對這項工作更加重視。
和初期的槍炮工業一樣，輪船制造方面最初努力的結果也令人掃興。
1866年7月，李鴻章授權江南制造局開始制造一種為巡邏海港而設計的小型炮艦。
次年，根據丁日昌的建議，曾國藩決定制造局應造大船：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最好的洋匠更精于造船技術，另一方面也由于丁日昌和曾國藩兩人都感到輪船對于中國的長期防務至關重要。
[49]迄今為止，制造局每年的經費一直是從淮軍軍費（它的主要來源是厘金，也有一部分來自海關關稅）中提取的。
1867年5月，曾國藩獲準從上海海關關稅歲入中撥留一成給江南制造局；兩年之後這筆撥款增加到二成，每年總額在45萬兩以上。
1867年下半年，這所兵工廠遷移到上海市南郊一塊10英畝的基址。
在那裡建造了一個幹船塢并添置了新機器，用以制造輪船；還增聘了六七名英、法洋工匠。
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制造、可以使用的輪船下水了，這是一艘600噸位的明輪船，曾國藩給它取了一個吉利的名字&mdash&mdash&ldquo恬吉&rdquo。
雖然輪機是外國造的，但是汽爐和木制船殼均系廠内自造。
随後的五年當中，制造了三艘雙螺旋槳小型鐵甲艦，以及五艘螺旋槳木船（從600噸位到2800噸位）。
除去兩艘輪船之外，所有汽爐和輪機都是廠内自造，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就。
可是不幸，這些船行駛遲緩，對于一些通商口岸來說又吃水太深，而且耗煤過多，更不要說造船本身的高昂成本了。
到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中止造船計劃時，這項規劃以及輪船維修（由曾國藩1870年設立的江南輪船操練局主管）費用占該兵工廠年度進款的一半左右，據信所造輪船比在英國出售的類似輪船至少要貴一倍。
[50] 江南制造總局制造彈藥和輪船的成本之所以極高，主要由于兩項原因：其一是幾乎所需用的全部材料都是進口的；其二是雇員費用（尤其是洋員和中國官員的薪水）高。
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這所兵工廠總經費中差不多50%用于購買材料（不包括新機器和其他永久性設備），将近30%用于薪水和工資。
采辦上的敷衍塞責嚴重得使曾國藩吃驚，所以他在1872年臨死之前建立了這樣一項制度：兵工廠的每一項采辦都要經由總辦本人以及采買、支應和會計三個有關單位共同批準。
[51]雇員費用增加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洋員人數不可避免地增長（他們的薪水甚至按照西方标準衡量也是相當高的），一部分是由于中國管理人員的人數也在增加。
不算小職員，隸屬于這所兵工廠的中國&ldquo官員&rdquo在19世紀70年代初是40人，到70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
可以推測，其中許多人是通過權勢在薪水簿上挂個名字而領幹薪的。
[52] 和江南制造總局比較起來，福州的造船規劃需要更多的資金。
左宗棠起初要求五年中300萬兩的經費總額，這于1866年7月為清帝批準。
制造16艘輪船以及培訓中國造船工匠和航海人員的規劃，都由日意格和德克碑這兩名法國人負責，他們由法國領事連署而簽訂了&ldquo保約&rdquo。
由于左宗棠本人要動身赴西北新任所，經他推薦委任當時在福州老家丁憂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桢為欽差大臣監督建局。
沈葆桢在左宗棠所選擇的幾位提調的協助下工作，其中包括代理福建布政使周開錫，此人管理厘金和軍需頗有經驗。
沈葆桢和周開錫不得不和新任閩浙總督吳棠的反對意見作鬥争。
隻是在吳棠被一個更能合作的官員替換之後（這是當時左宗棠在北京的勢力所采取的一項措施），才保證了每年度48萬兩的撥款額和支付在法國訂購機器的款項。
[53] 在瀕臨閩江羅星塔的船廠工地上，中國官員們督視着2000名中國工匠和900名勞工工作，料理着在河前工地上建造的地基，以安裝2000噸法國機器，并安排建造房舍和采辦物資。
日意格領有&ldquo監督&rdquo頭銜，于1867年下半年帶着45名歐洲人從法國回來；随後達士博也來到中國，他是一位有經驗的工程師，擔任&ldquo總監工&rdquo一職。
此後三年陸續興建了鐵廠、銅廠、一個設有若幹氣錘（功力高達7000公斤）的錘鐵廠，以及一個适用于長達400英尺船艦的下水滑道。
1869年6月，一艘1450噸位的螺旋槳輪機運輸艦&ldquo萬年清&rdquo号下水；此後五年又有14艘輪船下水（内有一艘沒有達到合同規定，但又有一艘比原來規定的馬力要大）。
從1871年開始，該廠建造的大部分輪船都安裝了自己制造的輪機。
福州不生産像江南制造局的&ldquo海安&rdquo号和&ldquo馭遠&rdquo号那樣的2800噸位的輪船。
可是它卻在五年内制造了10艘從1000噸位到1450噸位的輪船，比江南制造總局上述兩艘之外的所有輪船都大。
雖然福州輪船據說比江南輪船要好，但是開動起來還是速度慢、消耗高；這些船使用木制船殼和單橫梁機，它們和江南輪船一樣，以19世紀70年代的歐洲标準來看，确實應在被淘汰之列。
福州船政局在到1874年7月為止的六年半時間裡，開支總額為535萬兩，大大超過預算額。
法國雇員的薪水是最大的開支項目（在每月5萬兩至8萬兩的經營費用中占1.2萬兩）。
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數為每月1萬兩，而150名中國管理人員的薪水總共隻有1200兩&mdash&mdash這裡顯然沒有把許可的開銷和津貼計算在内。
[54]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資方面存在着許多貪污舞弊的漏洞。
有一些職員是福州達官顯宦的親戚或者是他們所推薦的人，沈葆桢在管理這些職員時特别棘手。
船政局的采辦系統存在着大量侵吞公款的現象，在沈葆桢接任的第一年裡尤其如此；經常發現買來的木材、煤炭和金屬材料不能使用。
沈葆桢要博取廉潔奉公的楷模和嚴懲貪污的聲譽，他嚴厲懲辦了一大批公務人員，并且用更可靠的人替換了他們。
但是在采辦這類事務上，他終歸還是不能不依靠像葉文瀾那樣有能力的幫辦（葉文瀾以前是左宗棠購買軍火的幫辦之一，有在通商口岸辦事的經驗）。
葉文瀾手下有職員30人左右，從台灣、香港和東南亞采購物資；他甚至于還有一名常駐仰光的代理人，從那裡往國内定期海運袖木。
[55]沈葆桢的成功主要在于他能注意使中國職員充分地和日意格以及他手下的洋人合作，以便使造船計劃在合同期間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
但是，隻有在沈葆桢不斷從福建的高級官員以及從北京取得支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這個成績。
西學：同文館的局限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是旨在探查西方力量奧秘的一個更大規劃的組成部分；從一開始，李鴻章和左宗棠就打算在建立兵工廠、造船廠的同時開辦培訓學校。
幾百名半文盲工匠和學徒在外國工頭的指導下在工廠裡做工，許多中國人将要成為技術精練的工人。
年紀較輕的學徒的聰穎智力和靈巧手藝尤為外國人所贊賞。
[56]但是，隻有在那些範圍很小的學校裡，人們才能希望西方技術會在中國人中間紮下根來，因為在這裡，來自書香門第的青年除去學習普通的中文課程之外，還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
按照設想，這些學校應與兵工廠和造船廠合作，既講授理論，也講授實際操作。
雖然早在1862年已由總理衙門主辦了一所新的官辦學校（京師同文館），但是它的初意僅僅在于培訓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譯人員。
因而同文館所遵循的先例是18世紀中葉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
1862年的&ldquo章程&rdquo是仿照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它最初的錄取人數限制在從八旗滿族子弟當中挑選的24名青年；學生們要在學習中文課程的同時，也學會一種歐洲語言。
[57]由于在上海和廣州未能找到可以教授英語和法語的合适的中國人，便以不準在學生中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
此後不到一年，于1863年4月，一個法國牧師和一個俄國翻譯受雇，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
（俄羅斯文館便于此時停辦，那裡原打算用來教授俄文的滿族人被發現并不真懂俄語。
）同文館的一些學生确實至少學到了一些洋文洋話：在1866年，他們之中有三個人被選作由赫德帶領到歐洲去的第一個非官方清朝使團的低級成員。
與此同時，在1863年4月李鴻章奏請清帝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
不過，李鴻章設想中的學校具有更廣泛的目标，打算同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
他說：&ldquo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hellip&hellip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
&rdquo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準，上海同文館于1864年7月在上海道台的監督下興辦起來。
所取除10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十四虛歲以下的青年。
[58]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
廣州同文館雖然也是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1864年夏季以同樣方式創辦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廣州的一位鞑靼将軍所管轄。
該校雇用了一個傳教士講授英文和數學，但學校的章程似乎是為了使這個城市的中國居民避免受過分的西方影響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聯軍之役，廣州已被英國占領将近4年之久）。
招生人數定為20名，16個名額留給在廣州駐防的八旗子弟；10名年齡較大的學生取滿族、漢族均可。
雖然學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據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館所采用的規章，但在實際上廣州同文館辦得像一所滿洲旗人學堂。
[59] 由于清朝的文官制度和科舉考試制度沒有改變，這些新學校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面臨鼓勵學生的問題。
總理衙門援引原俄羅斯文館的先例請得清帝的批準：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通過更進一步考試的學生甚至可以升授為七品官，直到委任為京畿官僚機構中的主事。
不過，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并沒有這個有利條件。
上海同文館提出，學完三年制學業的最佳學生應為&ldquo附生&rdquo（符合參加鄉試條件的低級&ldquo生員&rdquo）。
[60]廣州同文館仿照旗人學校的先例，許諾它的畢業生做翻譯（最初指的是能夠在滿文和漢文之間進行翻譯的人）或者名譽&ldquo監生&rdquo。
這可以使人想起，李鴻章曾在1864年春天向總理衙門建議在科舉考試中增設新科，給有專長技術的考生一個應試高級功名的機會。
這個建議毫無結果，實際上，上海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盡管進了這些學校，并領取津貼以學習英文和數學，但仍舊發現他們為準備應鄉試而在那裡練習做八股文！ 不過，對于那種一成不變的格局總算進行了一次突破的嘗試。
回顧起來，這主要由于在1865&mdash1866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由于在諸如制定總理衙門政策的文祥和董恂等士大夫中間引起的思想上的騷動，雖然這種騷動是微弱的。
恭親王本人被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就有關新技術所需人才的長期計劃而提出的論點所打動。
赫德和丁韪良的上書也激發了總署的大臣們的熱情（丁韪良曾把沃頓所著的《萬國公法》譯成中文，并且在準備一部關于自然哲學的新書時就在總理衙門裡面演示了電報發報機的操作）。
[61] 在1866&mdash1867年的冬天，恭親王和文祥作出了一個實在大膽的計劃，但此計劃的激進性質通常為曆史學家們所忽略。
在1866年冬天以前當赫德回國休假時，恭親王和文祥就委托他在歐洲代為招聘自然科學教習，為将在京師同文館内設立的&ldquo天文算學&rdquo科目配備人員。
（按照清朝的傳統看法，&ldquo天文算學&rdquo有些實際用途，并且确實是持某種主張的儒家學者在知識探索中的正統課題。
[62]不過，這個科目的舊名稱現在被總理衙門用來包括化學和機械學之類的西方科學。
）恭親王和文祥不是僅僅打算增加同文館的課程；他們的目的完全是想讓西學本身的合法性得到清帝以及像翰林院那樣的正統部門的承認。
在1866年12月的奏折中，總理衙門建議應該鼓勵那些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報名到同文館肄習新開科目。
之後在1月28日，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進一步上書，建議應該鼓勵進士，特别是翰林院成員&mdash&mdash包括有聲望的編修們&mdash&mdash報名，并在三年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