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關燈
小
中
大
在某地區然後在全國實現劇烈的變法。
激進化的推動力是這種從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當時像長州和薩摩等封建領地在整個政治發展中起了帶頭作用，領導了日本的民族複興。
然而，應用日本榜樣的想法證明是考慮不周的。
湖南省當局沒有像日本的長州和薩摩封建領主那樣的獨立力量。
他們不能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來實現廣泛的地方改革。
激進的維新派在沒有自治的地區政權的支持下，在地方上與強大的保守勢力發生了沖突，結果使運動陷于停頓。
之所以産生兩種不同的結果，其源蓋出于清代的中國和德川時期的日本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上的不同。
在德川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義給予日本的許多封建領地以很大的自治權，這就使它們有可能在遠離中心的地區成功地實行地區性的改革，作為以後全國規模政治改革的基礎。
然而，從地區發展到中央的這種方式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清帝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誠然，19世紀後期中國的政治結構通常被看作實行地方分權，這大部分是因為在各省出現了所謂地方主義。
然而，這種狀況是被強調得過了頭。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ldquo地方主義&rdquo最盛的時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許多體制方面的控制權，督撫與其說擁有地方自治的權力，不如說隻有有限的活動餘地。
[58] 其次，地方權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動的思想領域的權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響尚未能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滲透。
儒家的價值觀和信仰，至少以理學的正統形式，反複地向人們灌輸無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聖不可動搖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權威地位對于地方權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除了來自上面的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來自下面的紳士這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
在清代，紳士是社會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權的精英。
在他們本縣或本省，他們獲得政府的許可，承擔着重要的公共事務。
事實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沒有他們參與就會癱瘓。
這些地方的掌權的精英人物構成強大的向心力，因為基于實際的和意識形态的考慮，他們和朝廷是休戚相關的。
首先，他們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中央政府的科舉制度。
此外，帝國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種組織體制，使他們能有獲得權力和财富的機會。
這樣，顯赫的地位、經濟利益和權力猶如繩索圍繞着帝國的政治中心把紳士綁在一起，他們雖然和地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仍掙脫不開這根繩索。
這種利害關系的聯結，由于有以三綱之說為中心的正統儒家的思想紐帶而得到加強。
除了要求個人忠于皇帝之外，這種學說還在人們思想中樹立了一種宗教式的天道觀，即相信王權有制度上的神聖性。
在這些思想束縛的約束下，紳士不但成為支持帝國政治統一的強大社會力量，而且也充當着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堅決保衛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19世紀中葉以後，地方精英的力量是與督撫的力量一起增長的。
這就使清末的所謂地方主義具有不容忽視的二元性質。
隻要紳士像上面所說那樣仍然效忠不變，督撫的地方勢力是不能過分越軌的。
保守的紳士能夠制約地方官員的自治，他們也能削弱官員們的革新能力。
這就是1895年以後三年中間湖南省發生的事情。
19世紀後期的許多時間内，湖南紳士和其他地方的紳士一樣，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會力量。
因此，他們再三地與威脅着要急劇改變中國社會的運動發生沖突，就不足為奇了。
在19世紀的50和60年代，湖南紳士為了保存傳統的秩序，組織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衛中央政府和反對太平軍。
在1860年以後的30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傳教士向内地發展的也是湖南的紳士。
确實，在1895年以後的幾年裡，湖南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
但是，對于大多數與維新運動有牽連的士大夫來說，這僅僅意味着他們開始接受許多督撫已經倡議了幾十年的事物：自強式的變革。
同時不應忘記，大多數士大夫還具有自強運動提倡者所持有的變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認為變革應在中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永遠不變而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上進行。
因此，當維新派從事于威脅這些主要價值和制度的變革活動時，湖南的紳士立即撤銷合作，并對維新人士發起無情的攻擊。
湖南維新派的失敗說明，雖然到19世紀末變革已經開始，但變革的程度遠不足以像20世紀頭十年進行的改革那樣改變紳士的基本社會政治傾向性。
中國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會力量在支撐着。
各省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和文化力量與國家的制度基礎的一緻性，使得在地方上進行激進的改革非常困難，而且使受到日本啟發的由省到中央變法維新的路子幾乎沒有希望。
1898年的災難 當維新運動在湖南失敗時，1898年初春它卻在北京又時興起來。
這次複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外交戰線上再次發生了深刻的危機。
1897年11月德國人進入山東占領膠州灣和青島港口。
俄國人緊接着在12月派遣炮艦進入旅順港。
他們把控制山東和滿洲作為各自&ldquo勢力範圍&rdquo的努力，觸發了1898年初列強普遍争奪租借地的活動。
這一陣掠奪領土的行動使中國有被瓜分為外國殖民地的危險。
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陰影籠罩下，全國陷入一片驚慌恐懼的氣氛之中。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的意識驅使康有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開始他的變法活動。
1898年初，康有為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
和以前的上書不同，新的請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複，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列始料所不及的和決定性的發展，使康有為密迩政柄，使他的變法運動幾乎獲得成功。
這些發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央政府内部圍繞着慈禧太後和光緒帝這兩個主要人物出現了權力的新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繼續在幕後操縱。
所有奏折仍須送到皇太後居住的儀銮殿，供她批閱。
她也準許光緒帝處理日常政務，但是對諸如指派軍機處和六部等大臣這樣的大事，她仍保留決定權。
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在像中日甲午戰争和争奪租借地等危機事件期間，當他入宮接受指示時，經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後一起接見，皇太後對外交和國内的事務往往說得很多很多。
[59] 引退中的慈禧的權威依靠着這樣幾個因素。
作為皇太後，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親。
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傳統中，她以尊親的地位行使權力，皇帝是很難加以抵制的。
和慈禧權力有關的另一個事實是，光緒帝與同治帝不同，同治是從父親（鹹豐帝）那裡合法繼承皇位的，光緒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繼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願和權術才取得的。
在她的保護下長大成人的光緒，不可避免地産生恐懼的心理，即皇太後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廢黜他于後。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還來自這樣的事實：朝廷中大多數高級官員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賜并效忠于她。
從光緒名義上開始親政的1889年起到他失去政權的1898年為止這段時期，軍機處的組成可以作為一個例證。
對清朝曆史的簡短回顧就足以看出，幾乎每個新皇帝上台時，軍機處都要進行大改組。
而光緒帝在1889年執政時卻沒有這樣的大改組，這是意味深長的。
事實上，在1889年以後四年，5名軍機大臣仍是慈禧攝政的最後幾年中指派的。
從1893年起，新增了幾名軍機大臣。
從那一年到1898年9月總共委派了10名新軍機大臣。
有的是在這整個期間始終其事，有的隻是暫時的。
大多數官員是通過慈禧的恩典而上來的，除了作為老師和心腹顧問的翁同龢之外，沒有一個人是親光緒帝的。
但即使是翁同龢的顯宦地位也得主要歸功于皇太後，1889年他說過，如果沒有太後，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簡言之，協助皇帝作出重要決策的高級官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後的人。
這就是慈禧在所謂引退時仍然掌握實權的真正原因。
[60] 在迫使光緒忠順和服從時，慈禧的權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滿，因此産生了緊張和沖突，這些又因兩人之間的其他差别而加劇。
首先在年齡上，1895年光緒24歲，慈禧則為60歲。
另一個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觀點方面。
确實，光緒接受了大量的傳統教育，但是1889年當他開始&ldquo親政&rdquo時，他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響下接受新的思想。
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薦下，年輕的皇帝對《校邠廬抗議》很感興趣，這是1860年前後馮桂芬寫的關于改革的論文集，他強調&ldquo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rdquo，接受有用的西學知識。
然而，光緒對新學的興趣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贊同的範圍。
在1891&mdash1894的三年中，他在宮中跟同文館的教師學習外國語言。
1894年，他閱讀陳熾和湯震等變法維新派的一些著作。
1895年，他的另一個師傅孫家鼐說，皇帝和他一起講論了李提摩太所翻譯的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
[61] 也許部分地出于皇太後對光緒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驚恐，她于1895年決定，除了傳統的中學之外，停止他在師傅指導下的學習。
但是這一禁令事實上不能阻止他對西學的強烈興趣。
皇帝的思想觀點必然與皇太後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1889年以後在兩宮之間逐步發生的不和，在宮廷内和政府中出現了派系鬥争。
其大部分發展情況仍籠罩着神秘的氣氛，因此曆史學家很容易曲解它的意義和性質。
首先必須記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宮廷政治大漩渦中，帝後之間的對峙隻是一股成長中的潮流。
在研究這時期的宮廷政治時，必須防止隻用這種對峙來解釋所有的派系鬥争。
也必須反對簡單地把兩宮之間的派系鬥争同保守派與維新派之間的思想沖突等同起來。
事實是，慈禧太後作為朝廷中的實權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數官員的效忠。
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有各種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溫和派都在内。
确實，站在皇帝一邊的大多數官員是傾向維新的。
但是諸如翁同龢和汪鳴銮等帝黨人士，并不一定比通常認為是太後一派的重要成員李鴻章和榮祿更具有維新的思想。
事實上，直到1898年初，帝後之間的對峙才發展成為意識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時之前，所謂帝黨隻是一個未定型的小集團，代表分散的親帝的情緒。
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聞名的文廷式和汪鳴銮，雖然和翁同龢很密切，但是這些人的相互關系既不總是那麼密切，也沒有作出深思熟慮的努力去結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
加之，當時兩個派系之間的界限并不像1898年春天以後那樣泾渭分明。
例如，翁同龢雖然被普遍認為是帝黨中領袖群倫的人物，但從未反對過皇太後。
直到1898年夏他任職的末期，他仍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調和而不是制造兩宮之間的不和。
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出，親帝并不一定反對皇太後。
[62] 然而，當康有為在1897年冬回來再度開展變法維新運動時，局面開始變化。
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親帝情緒逐步具體化為羽毛豐滿的一派，派系沖突充滿了意識形态的鬥争，最後使朝廷因激進的與溫和的改革問題的争吵而發生兩極分化。
雖然康有為因1895年的大膽和激動人心的上書要求變法而成了一個有争論的人物，但在朝廷内還有幾個官員對他的愛國熱忱和豐富知識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薦舉給皇帝。
而将康有為引入帝黨過程中起作用最大的高級官員卻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時的政治觀點和大多數保守派并無不同。
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他對西方事務産生了興趣，并傾向維新。
這種觀點方面的重大變化對年輕的皇帝有決定性的影響。
1894年中國被日本擊敗更增強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為維新的熱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強烈的維新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為所發起的運動。
翁氏對于維新雖是熱情的，但他的觀點或多或少仍是自強運動的路數，和康有為信奉的激進的維新變法主張有很大的距離。
這就是為什麼當他首次看到康有為在《新學僞經考》中發表的非正統和挑戰性的觀點時表示了重重疑慮。
但是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翁氏對康有為感興趣以及後來将他舉薦給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識上的考慮。
他畢竟是一個有一番雄心壯志的高級官僚，與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維新的官員（如李鴻章和張之洞）在進行着權力鬥争。
所以對于翁同龢來說，維新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權力價值的東西。
有着淵博的維新思想的康有為可以作為翁氏有用的夥伴，能夠想方設法幫助翁同龢以從事維新的名義在朝廷中戰勝他的對手。
[63] 此外，康有為的儒家異端思想和激進的改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是逐步為人們所知的。
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康有為并不像1898年那樣表現得激進。
事實上，他的&ldquo越軌的&rdquo觀點隻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變法綱領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孫家鼐和張之洞等溫和的維新派所容忍；這些人對康有為所掌握的知識和大膽的政治主張有很深的印象。
當康有為的激進主義的全部内容揭曉時，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驚恐，于是與康的立場分道揚镳。
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為舉薦給皇帝，他們早已有了直接的接觸。
在康有為于1897年冬到達北京以後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條陳要求變法以前，皇帝下令在總理衙門安排康氏與李鴻章、榮祿以及翁同龢等高級官員進行一次晤談。
在1898年1月24日舉行的這次晤談中，康有為大膽地宣稱，&ldquo祖宗之法&rdquo需要改變，中國的&ldquo法律官制&rdquo應予廢除。
甚至連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此番談話也感到驚愕，以緻在他的日記中稱之為&ldquo狂甚&rdquo。
[64] 同時，康有為連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繼續發揮他在1895年提出的變法建議。
和以前不一樣，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裡。
這些奏章公開提議頒布憲法和建立國會。
更重要的是，這些奏章清楚地說明了關于貫徹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體想法。
首先，政府必須自覺地以明治時代的日本和彼得統治下的俄國作榜樣。
為了學習這些榜樣，皇帝應采取三個重要步驟。
第一，他應大誓群臣，表明鹹與維新之意。
其次，在午門設上書處，旨在縮短緩慢的官僚機構途徑，從下層直接發現人才，了解思想。
最後，為了繞過全部現存的官僚機構，應在内廷設立制度局，詳細制定制度上的應興應革的計劃，并付諸實施。
總起來說，康有為的策略是一個大膽的号召，它要剝奪宮廷和官僚機構的權力，并将權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維新派助手們的手中。
實際上，這是對整個清朝官僚體制宣戰。
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奏章的反應顯然是很熱烈的；當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裡時，他命令總理衙門将康氏論維新的作品送呈上來。
此後，康有為在送呈他的變法條陳的同時，還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以及其他有關現代歐洲各國政治曆史的著作。
這樣，1898年初春，早在康有為首次被召見以前，他的思想輪廓已為光緒帝所了解了。
[65] 與此同時，康有為繼續用組織學會的辦法将士大夫動員起來，以貫徹他的主張。
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廣東同鄉中間創立粵學會。
兩個月以後，建立了閩學會、蜀學會和關學會，它們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維新的士大夫組成的。
同時，康有為和他的朋友組織了兩個其他團體：經濟學會和知恥學會。
當康、梁及其同伴們重振變法維新運動的旗鼓時，與1895年的情況一樣，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會試。
數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
由于德國和俄國分别侵略山東和滿洲，京師充滿了緊張和義憤。
康有為又想到發動這些舉子和紳士官員在京&ldquo成一大會，以伸國憤&rdquo。
于是便和有志于維新的禦史李盛铎一起，組織了保國會，在4月12日首次集會。
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同樣性質但規模較小的其他學會也在北京建立了起來，它們是保浙會、保滇會和保川會。
[66] 保國會打算按照強學會的模式，成為全國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組織，在北京和上海都設立總會，最終在全國各省、府、縣設立分會。
保國會不同于強學會之處在于表達學會宗旨的新的民族主義的動人辭藻。
強學會後面的推動力是開始覺醒的民族主義意識。
然而這種意識由于使用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強學會的宣言以及此後的各種宣言就包含有這樣的語言。
例如，學會的目的仍是&ldquo自強&rdquo，這是19世紀60年代以來流行的名詞。
但在成立保國會的宣言中，這些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已為新的動聽的言辭所代替。
該會的目的是保全國權、國地和國教。
這些新名詞的出現清楚地表明，自1895年以後的三年中，民族主義在中國有了顯著的發展。
可是保國會比起它的先行者來證明并沒有更多的成就，盡管在會員方面它看起來給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強學會隻有30名會員，而保國會有186人。
但是它沒有得到強學會曾從政府上層得到的那種支持。
沒有顯赫的姓名出現在它的花名冊上。
而且，當保守派開始進行攻擊時，它幾乎還沒有開始活動。
康有為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而不強調清朝的利益，這使許多人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禍心。
很快，一份題為《駁保國會議》的小冊子得以流傳開來。
禦史們倡議彈劾該會。
一場反對保國會的運動被組織起來了。
在這種攻擊下，甚至最早和康有為聯合倡議的李盛铎也變了卦，也參與了彈劾以保護自己。
在此期間，大多數舉子在4月中旬的會試結果揭曉後已離開京師。
這樣，隻舉行了三次會議，維持了大約一個月之後，保國會很快便銷聲匿迹了。
[67] 這個團體的命運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圍繞着康有為在北京的變法維新運動發展起來的敵視和猜疑的程度。
如上所述，在康有為的追随者及其敵對者之間的激烈的意識形态的鬥争，此時在湖南也達到頂點；對手們的一個主要策略是上訴中央政府，根據他們提出的關于維新派在湖南種種活動的報告，對維新派提出這樣那樣的控訴。
結果是，對于中央政府的許多官員來說，康有為和他的夥伴們現已被證明是一個危險的集團。
當康有為帶着他的全部非正統觀點和激進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宮廷内的權力鬥争時，氣氛确實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康梁集團關于變法的條陳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緒帝發布上谕，宣布以變法為國是。
6月16日，康有為被召至宮廷，首次陛見。
在這次長達幾小時的陛見中，他強調中國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他向皇帝許諾：&ldquo變法三年，可以自立。
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
&rdquo緊接着陛見之後，皇帝給予康有為在總理衙門一個特殊職務，并且享有不用經過原有途徑而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的特權。
由于皇帝和康有為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變法運動進入了被稱為&ldquo百日維新&rdquo的新階段。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連發布了一百多道上谕，試圖以空前規模大力推行變法維新。
在8月底前，大多數法令涉及經濟、軍事和文教領域。
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中，诏令體現了自強運動的強化。
在經濟領域中，國家以更大的力量促進農、工、商業。
為此目的頒布了許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農工商總局，各省設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制定獎勵技術發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業中心設立郵政局；按月上報預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
至于軍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訓練現代化的陸軍，加強海軍，組織保甲和團練：所有這些都由各省當局負責。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經大大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就，表現出自1861年以來以點滴方式進行的教育改革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兩個最重要的有計劃的改革是：徹底修改科舉制度，包括以時事和實學的策論為考試的新标準，來取代以書法和刻闆的八股文為取舍的舊标準；在首都建立京師大學堂，在各省設立各種高等和初級學堂，外加軍事的和工藝的學堂。
8月後期起，清帝進一步加緊了他推動改革的活動，開始改造政府機構。
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門和幾個督撫所轄的地方衙門都被廢除。
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們删汰舊例和編定新則的命令。
在政府中決策的新顧問被指定了。
9月13日光緒帝宣布他的決定，準備&ldquo開懋勤殿以議制度&rdquo[68]。
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溫和派和激進派紳士&mdash官僚提出的建議為基礎的。
這些建議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康有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關于變法的總的方向和方法的條陳，而且于此後上呈皇帝的21件奏折中提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繼續闡述了他的思想。
不過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變法诏書并沒有把康有為的建議全部付諸實施。
他關于軍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見幾乎全被采用。
他關于經濟革新的大多數建議，除了廢除漕運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書中得到了體現。
但是他關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議，如頒布憲法、建立國會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
然而，光緒在9月中宣布準備讨論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這些建議。
這樣，當夏季消逝時，光緒的改革運動日趨激進，并預示了最後要對帝國全部政治機構進行激烈改造的前景。
[69]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态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
修改考試制度之舉使帝國廣大文人有失去晉身機會的危險。
廢除許多衙門和改變官僚政治的現有管理則例之舉，威脅了許多在任官員的直接利益。
軍事改革會涉及裁汰許多現存的軍隊。
指派年輕的維新派進入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等重要政府機關擔任雖然低級但很關鍵的職務，再加上新條例規定士人和官員均可越過正規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書：所有這些都趨向于破壞宮廷中高級官員的權力地位。
變法方案的最厲害的一招莫過于蔑視皇太後的權威，直接威脅她的權力和她最寵信的太監的命運。
最後，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緻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别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
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後和整個官場。
雙方之間的矛盾沖突幾乎在百日維新剛進行時就趨向于表面化。
6月15日，在維新被宣布為國是後的第四天，幫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後黨的壓力下被黜退。
從此開始，當皇帝和激進的維新派忙于發布诏令時，皇太後和她的強大的黨羽則悄悄地在鞏固他們的力量。
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親信的寵臣榮祿被指派署理直隸總督，統率華北的全部軍隊。
與此同時，發布了一道诏令，規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級官員必須親身觐見皇太後，以表示謝恩和保證忠誠。
在接着而來的兩個月中矛盾沖突繼續升級。
9月初，皇帝甚至一舉下令黜退了禮部的兩名尚書和四名侍郎。
同時，四名具有強烈變法傾向的青年學者楊銳、林旭、劉光第和譚嗣同被指派到軍機處任章京，參與審議和革新政策。
由于以這樣大膽的行動來維護權威和奪取權力，最後攤牌的階段終于到來。
9月21日，慈禧太後成功地發動了政變，剝奪了光緒帝的權力，并把他幽禁起來。
同一天，她還宣布重新當權&ldquo訓政&rdquo，開始了她的第三次攝政，這一次繼續了10年，直到她死去為止。
與此同時，在9月末她發起一場清洗，廢黜和逮捕了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康有為運動的文人和官員。
6名年輕的維新派被處死，其中包括激進的湖南學者譚嗣同和康有為的兄弟康廣仁。
康有為本人在英國官員幫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過清洗；梁啟超則乘日本軍艦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後廢除了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維新時代的遺産 維新運動在京師證明是一次失敗，如同以前在各省進行的那樣。
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進變革，但是帝國政府最高層的權力集中程度卻不足以采取一緻的行動來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
可是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于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麼沒有能力使制度恢複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
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
當1895年以後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
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着長期的和全國規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規模湧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
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20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
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随着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并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
其結果是從19世紀90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國的各種思想泛濫成災。
這些新思想的出現以及随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于1895年以後雨後春筍般産生的新的變革工具。
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産生方式是改造傳統的書院以創立新的學堂。
幾乎從10世紀書院首次出現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
在随後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
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裡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後，書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的講學和讨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19世紀，書院約有4500所。
據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410所。
[70]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的程度。
從少數在19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诂經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複興的迹象。
但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
[71] 隻是在19世紀90年代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後數目日漸增加。
這種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标。
[72]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折。
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
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并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
[73]在響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說全帝國許多地區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于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這樣，在1896&mdash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後體現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
激進化的推動力是這種從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當時像長州和薩摩等封建領地在整個政治發展中起了帶頭作用，領導了日本的民族複興。
然而，應用日本榜樣的想法證明是考慮不周的。
湖南省當局沒有像日本的長州和薩摩封建領主那樣的獨立力量。
他們不能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來實現廣泛的地方改革。
激進的維新派在沒有自治的地區政權的支持下，在地方上與強大的保守勢力發生了沖突，結果使運動陷于停頓。
之所以産生兩種不同的結果，其源蓋出于清代的中國和德川時期的日本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上的不同。
在德川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義給予日本的許多封建領地以很大的自治權，這就使它們有可能在遠離中心的地區成功地實行地區性的改革，作為以後全國規模政治改革的基礎。
然而，從地區發展到中央的這種方式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清帝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誠然，19世紀後期中國的政治結構通常被看作實行地方分權，這大部分是因為在各省出現了所謂地方主義。
然而，這種狀況是被強調得過了頭。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ldquo地方主義&rdquo最盛的時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許多體制方面的控制權，督撫與其說擁有地方自治的權力，不如說隻有有限的活動餘地。
[58] 其次，地方權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動的思想領域的權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響尚未能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滲透。
儒家的價值觀和信仰，至少以理學的正統形式，反複地向人們灌輸無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聖不可動搖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權威地位對于地方權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除了來自上面的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來自下面的紳士這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
在清代，紳士是社會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權的精英。
在他們本縣或本省，他們獲得政府的許可，承擔着重要的公共事務。
事實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沒有他們參與就會癱瘓。
這些地方的掌權的精英人物構成強大的向心力，因為基于實際的和意識形态的考慮，他們和朝廷是休戚相關的。
首先，他們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中央政府的科舉制度。
此外，帝國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種組織體制，使他們能有獲得權力和财富的機會。
這樣，顯赫的地位、經濟利益和權力猶如繩索圍繞着帝國的政治中心把紳士綁在一起，他們雖然和地方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仍掙脫不開這根繩索。
這種利害關系的聯結，由于有以三綱之說為中心的正統儒家的思想紐帶而得到加強。
除了要求個人忠于皇帝之外，這種學說還在人們思想中樹立了一種宗教式的天道觀，即相信王權有制度上的神聖性。
在這些思想束縛的約束下，紳士不但成為支持帝國政治統一的強大社會力量，而且也充當着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堅決保衛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19世紀中葉以後，地方精英的力量是與督撫的力量一起增長的。
這就使清末的所謂地方主義具有不容忽視的二元性質。
隻要紳士像上面所說那樣仍然效忠不變，督撫的地方勢力是不能過分越軌的。
保守的紳士能夠制約地方官員的自治，他們也能削弱官員們的革新能力。
這就是1895年以後三年中間湖南省發生的事情。
19世紀後期的許多時間内，湖南紳士和其他地方的紳士一樣，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會力量。
因此，他們再三地與威脅着要急劇改變中國社會的運動發生沖突，就不足為奇了。
在19世紀的50和60年代，湖南紳士為了保存傳統的秩序，組織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衛中央政府和反對太平軍。
在1860年以後的30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傳教士向内地發展的也是湖南的紳士。
确實，在1895年以後的幾年裡，湖南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
但是，對于大多數與維新運動有牽連的士大夫來說，這僅僅意味着他們開始接受許多督撫已經倡議了幾十年的事物：自強式的變革。
同時不應忘記，大多數士大夫還具有自強運動提倡者所持有的變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認為變革應在中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永遠不變而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上進行。
因此，當維新派從事于威脅這些主要價值和制度的變革活動時，湖南的紳士立即撤銷合作，并對維新人士發起無情的攻擊。
湖南維新派的失敗說明，雖然到19世紀末變革已經開始，但變革的程度遠不足以像20世紀頭十年進行的改革那樣改變紳士的基本社會政治傾向性。
中國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會力量在支撐着。
各省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和文化力量與國家的制度基礎的一緻性，使得在地方上進行激進的改革非常困難，而且使受到日本啟發的由省到中央變法維新的路子幾乎沒有希望。
1898年的災難 當維新運動在湖南失敗時，1898年初春它卻在北京又時興起來。
這次複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外交戰線上再次發生了深刻的危機。
1897年11月德國人進入山東占領膠州灣和青島港口。
俄國人緊接着在12月派遣炮艦進入旅順港。
他們把控制山東和滿洲作為各自&ldquo勢力範圍&rdquo的努力，觸發了1898年初列強普遍争奪租借地的活動。
這一陣掠奪領土的行動使中國有被瓜分為外國殖民地的危險。
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陰影籠罩下，全國陷入一片驚慌恐懼的氣氛之中。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的意識驅使康有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開始他的變法活動。
1898年初，康有為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
和以前的上書不同，新的請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複，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列始料所不及的和決定性的發展，使康有為密迩政柄，使他的變法運動幾乎獲得成功。
這些發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央政府内部圍繞着慈禧太後和光緒帝這兩個主要人物出現了權力的新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繼續在幕後操縱。
所有奏折仍須送到皇太後居住的儀銮殿，供她批閱。
她也準許光緒帝處理日常政務，但是對諸如指派軍機處和六部等大臣這樣的大事，她仍保留決定權。
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在像中日甲午戰争和争奪租借地等危機事件期間，當他入宮接受指示時，經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後一起接見，皇太後對外交和國内的事務往往說得很多很多。
[59] 引退中的慈禧的權威依靠着這樣幾個因素。
作為皇太後，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親。
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傳統中，她以尊親的地位行使權力，皇帝是很難加以抵制的。
和慈禧權力有關的另一個事實是，光緒帝與同治帝不同，同治是從父親（鹹豐帝）那裡合法繼承皇位的，光緒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繼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願和權術才取得的。
在她的保護下長大成人的光緒，不可避免地産生恐懼的心理，即皇太後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廢黜他于後。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還來自這樣的事實：朝廷中大多數高級官員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賜并效忠于她。
從光緒名義上開始親政的1889年起到他失去政權的1898年為止這段時期，軍機處的組成可以作為一個例證。
對清朝曆史的簡短回顧就足以看出，幾乎每個新皇帝上台時，軍機處都要進行大改組。
而光緒帝在1889年執政時卻沒有這樣的大改組，這是意味深長的。
事實上，在1889年以後四年，5名軍機大臣仍是慈禧攝政的最後幾年中指派的。
從1893年起，新增了幾名軍機大臣。
從那一年到1898年9月總共委派了10名新軍機大臣。
有的是在這整個期間始終其事，有的隻是暫時的。
大多數官員是通過慈禧的恩典而上來的，除了作為老師和心腹顧問的翁同龢之外，沒有一個人是親光緒帝的。
但即使是翁同龢的顯宦地位也得主要歸功于皇太後，1889年他說過，如果沒有太後，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簡言之，協助皇帝作出重要決策的高級官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後的人。
這就是慈禧在所謂引退時仍然掌握實權的真正原因。
[60] 在迫使光緒忠順和服從時，慈禧的權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滿，因此産生了緊張和沖突，這些又因兩人之間的其他差别而加劇。
首先在年齡上，1895年光緒24歲，慈禧則為60歲。
另一個差别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觀點方面。
确實，光緒接受了大量的傳統教育，但是1889年當他開始&ldquo親政&rdquo時，他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響下接受新的思想。
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薦下，年輕的皇帝對《校邠廬抗議》很感興趣，這是1860年前後馮桂芬寫的關于改革的論文集，他強調&ldquo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rdquo，接受有用的西學知識。
然而，光緒對新學的興趣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贊同的範圍。
在1891&mdash1894的三年中，他在宮中跟同文館的教師學習外國語言。
1894年，他閱讀陳熾和湯震等變法維新派的一些著作。
1895年，他的另一個師傅孫家鼐說，皇帝和他一起講論了李提摩太所翻譯的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
[61] 也許部分地出于皇太後對光緒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驚恐，她于1895年決定，除了傳統的中學之外，停止他在師傅指導下的學習。
但是這一禁令事實上不能阻止他對西學的強烈興趣。
皇帝的思想觀點必然與皇太後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1889年以後在兩宮之間逐步發生的不和，在宮廷内和政府中出現了派系鬥争。
其大部分發展情況仍籠罩着神秘的氣氛，因此曆史學家很容易曲解它的意義和性質。
首先必須記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宮廷政治大漩渦中，帝後之間的對峙隻是一股成長中的潮流。
在研究這時期的宮廷政治時，必須防止隻用這種對峙來解釋所有的派系鬥争。
也必須反對簡單地把兩宮之間的派系鬥争同保守派與維新派之間的思想沖突等同起來。
事實是，慈禧太後作為朝廷中的實權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數官員的效忠。
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有各種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溫和派都在内。
确實，站在皇帝一邊的大多數官員是傾向維新的。
但是諸如翁同龢和汪鳴銮等帝黨人士，并不一定比通常認為是太後一派的重要成員李鴻章和榮祿更具有維新的思想。
事實上，直到1898年初，帝後之間的對峙才發展成為意識形态之争。
而且，在那時之前，所謂帝黨隻是一個未定型的小集團，代表分散的親帝的情緒。
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聞名的文廷式和汪鳴銮，雖然和翁同龢很密切，但是這些人的相互關系既不總是那麼密切，也沒有作出深思熟慮的努力去結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
加之，當時兩個派系之間的界限并不像1898年春天以後那樣泾渭分明。
例如，翁同龢雖然被普遍認為是帝黨中領袖群倫的人物，但從未反對過皇太後。
直到1898年夏他任職的末期，他仍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調和而不是制造兩宮之間的不和。
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出，親帝并不一定反對皇太後。
[62] 然而，當康有為在1897年冬回來再度開展變法維新運動時，局面開始變化。
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親帝情緒逐步具體化為羽毛豐滿的一派，派系沖突充滿了意識形态的鬥争，最後使朝廷因激進的與溫和的改革問題的争吵而發生兩極分化。
雖然康有為因1895年的大膽和激動人心的上書要求變法而成了一個有争論的人物，但在朝廷内還有幾個官員對他的愛國熱忱和豐富知識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将他薦舉給皇帝。
而将康有為引入帝黨過程中起作用最大的高級官員卻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時的政治觀點和大多數保守派并無不同。
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他對西方事務産生了興趣，并傾向維新。
這種觀點方面的重大變化對年輕的皇帝有決定性的影響。
1894年中國被日本擊敗更增強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為維新的熱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強烈的維新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為所發起的運動。
翁氏對于維新雖是熱情的，但他的觀點或多或少仍是自強運動的路數，和康有為信奉的激進的維新變法主張有很大的距離。
這就是為什麼當他首次看到康有為在《新學僞經考》中發表的非正統和挑戰性的觀點時表示了重重疑慮。
但是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翁氏對康有為感興趣以及後來将他舉薦給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識上的考慮。
他畢竟是一個有一番雄心壯志的高級官僚，與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維新的官員（如李鴻章和張之洞）在進行着權力鬥争。
所以對于翁同龢來說，維新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也是值得争取的具有高度權力價值的東西。
有着淵博的維新思想的康有為可以作為翁氏有用的夥伴，能夠想方設法幫助翁同龢以從事維新的名義在朝廷中戰勝他的對手。
[63] 此外，康有為的儒家異端思想和激進的改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是逐步為人們所知的。
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康有為并不像1898年那樣表現得激進。
事實上，他的&ldquo越軌的&rdquo觀點隻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之于世。
在此以前，他的變法綱領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孫家鼐和張之洞等溫和的維新派所容忍；這些人對康有為所掌握的知識和大膽的政治主張有很深的印象。
當康有為的激進主義的全部内容揭曉時，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驚恐，于是與康的立場分道揚镳。
但是翁同龢已将康有為舉薦給皇帝，他們早已有了直接的接觸。
在康有為于1897年冬到達北京以後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條陳要求變法以前，皇帝下令在總理衙門安排康氏與李鴻章、榮祿以及翁同龢等高級官員進行一次晤談。
在1898年1月24日舉行的這次晤談中，康有為大膽地宣稱，&ldquo祖宗之法&rdquo需要改變，中國的&ldquo法律官制&rdquo應予廢除。
甚至連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此番談話也感到驚愕，以緻在他的日記中稱之為&ldquo狂甚&rdquo。
[64] 同時，康有為連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繼續發揮他在1895年提出的變法建議。
和以前不一樣，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裡。
這些奏章公開提議頒布憲法和建立國會。
更重要的是，這些奏章清楚地說明了關于貫徹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體想法。
首先，政府必須自覺地以明治時代的日本和彼得統治下的俄國作榜樣。
為了學習這些榜樣，皇帝應采取三個重要步驟。
第一，他應大誓群臣，表明鹹與維新之意。
其次，在午門設上書處，旨在縮短緩慢的官僚機構途徑，從下層直接發現人才，了解思想。
最後，為了繞過全部現存的官僚機構，應在内廷設立制度局，詳細制定制度上的應興應革的計劃，并付諸實施。
總起來說，康有為的策略是一個大膽的号召，它要剝奪宮廷和官僚機構的權力，并将權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維新派助手們的手中。
實際上，這是對整個清朝官僚體制宣戰。
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奏章的反應顯然是很熱烈的；當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裡時，他命令總理衙門将康氏論維新的作品送呈上來。
此後，康有為在送呈他的變法條陳的同時，還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以及其他有關現代歐洲各國政治曆史的著作。
這樣，1898年初春，早在康有為首次被召見以前，他的思想輪廓已為光緒帝所了解了。
[65] 與此同時，康有為繼續用組織學會的辦法将士大夫動員起來，以貫徹他的主張。
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廣東同鄉中間創立粵學會。
兩個月以後，建立了閩學會、蜀學會和關學會，它們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維新的士大夫組成的。
同時，康有為和他的朋友組織了兩個其他團體：經濟學會和知恥學會。
當康、梁及其同伴們重振變法維新運動的旗鼓時，與1895年的情況一樣，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會試。
數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
由于德國和俄國分别侵略山東和滿洲，京師充滿了緊張和義憤。
康有為又想到發動這些舉子和紳士官員在京&ldquo成一大會，以伸國憤&rdquo。
于是便和有志于維新的禦史李盛铎一起，組織了保國會，在4月12日首次集會。
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同樣性質但規模較小的其他學會也在北京建立了起來，它們是保浙會、保滇會和保川會。
[66] 保國會打算按照強學會的模式，成為全國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組織，在北京和上海都設立總會，最終在全國各省、府、縣設立分會。
保國會不同于強學會之處在于表達學會宗旨的新的民族主義的動人辭藻。
強學會後面的推動力是開始覺醒的民族主義意識。
然而這種意識由于使用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強學會的宣言以及此後的各種宣言就包含有這樣的語言。
例如，學會的目的仍是&ldquo自強&rdquo，這是19世紀60年代以來流行的名詞。
但在成立保國會的宣言中，這些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已為新的動聽的言辭所代替。
該會的目的是保全國權、國地和國教。
這些新名詞的出現清楚地表明，自1895年以後的三年中，民族主義在中國有了顯著的發展。
可是保國會比起它的先行者來證明并沒有更多的成就，盡管在會員方面它看起來給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強學會隻有30名會員，而保國會有186人。
但是它沒有得到強學會曾從政府上層得到的那種支持。
沒有顯赫的姓名出現在它的花名冊上。
而且，當保守派開始進行攻擊時，它幾乎還沒有開始活動。
康有為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而不強調清朝的利益，這使許多人害怕它包藏颠覆的禍心。
很快，一份題為《駁保國會議》的小冊子得以流傳開來。
禦史們倡議彈劾該會。
一場反對保國會的運動被組織起來了。
在這種攻擊下，甚至最早和康有為聯合倡議的李盛铎也變了卦，也參與了彈劾以保護自己。
在此期間，大多數舉子在4月中旬的會試結果揭曉後已離開京師。
這樣，隻舉行了三次會議，維持了大約一個月之後，保國會很快便銷聲匿迹了。
[67] 這個團體的命運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圍繞着康有為在北京的變法維新運動發展起來的敵視和猜疑的程度。
如上所述，在康有為的追随者及其敵對者之間的激烈的意識形态的鬥争，此時在湖南也達到頂點；對手們的一個主要策略是上訴中央政府，根據他們提出的關于維新派在湖南種種活動的報告，對維新派提出這樣那樣的控訴。
結果是，對于中央政府的許多官員來說，康有為和他的夥伴們現已被證明是一個危險的集團。
當康有為帶着他的全部非正統觀點和激進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宮廷内的權力鬥争時，氣氛确實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康梁集團關于變法的條陳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緒帝發布上谕，宣布以變法為國是。
6月16日，康有為被召至宮廷，首次陛見。
在這次長達幾小時的陛見中，他強調中國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他向皇帝許諾：&ldquo變法三年，可以自立。
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
&rdquo緊接着陛見之後，皇帝給予康有為在總理衙門一個特殊職務，并且享有不用經過原有途徑而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的特權。
由于皇帝和康有為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變法運動進入了被稱為&ldquo百日維新&rdquo的新階段。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連發布了一百多道上谕，試圖以空前規模大力推行變法維新。
在8月底前，大多數法令涉及經濟、軍事和文教領域。
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中，诏令體現了自強運動的強化。
在經濟領域中，國家以更大的力量促進農、工、商業。
為此目的頒布了許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農工商總局，各省設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制定獎勵技術發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業中心設立郵政局；按月上報預算，使政府财政合理化。
至于軍事改革方面，着重于訓練現代化的陸軍，加強海軍，組織保甲和團練：所有這些都由各省當局負責。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經大大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就，表現出自1861年以來以點滴方式進行的教育改革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兩個最重要的有計劃的改革是：徹底修改科舉制度，包括以時事和實學的策論為考試的新标準，來取代以書法和刻闆的八股文為取舍的舊标準；在首都建立京師大學堂，在各省設立各種高等和初級學堂，外加軍事的和工藝的學堂。
8月後期起，清帝進一步加緊了他推動改革的活動，開始改造政府機構。
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門和幾個督撫所轄的地方衙門都被廢除。
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們删汰舊例和編定新則的命令。
在政府中決策的新顧問被指定了。
9月13日光緒帝宣布他的決定，準備&ldquo開懋勤殿以議制度&rdquo[68]。
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溫和派和激進派紳士&mdash官僚提出的建議為基礎的。
這些建議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康有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關于變法的總的方向和方法的條陳，而且于此後上呈皇帝的21件奏折中提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繼續闡述了他的思想。
不過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變法诏書并沒有把康有為的建議全部付諸實施。
他關于軍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見幾乎全被采用。
他關于經濟革新的大多數建議，除了廢除漕運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诏書中得到了體現。
但是他關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議，如頒布憲法、建立國會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
然而，光緒在9月中宣布準備讨論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這些建議。
這樣，當夏季消逝時，光緒的改革運動日趨激進，并預示了最後要對帝國全部政治機構進行激烈改造的前景。
[69]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态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
修改考試制度之舉使帝國廣大文人有失去晉身機會的危險。
廢除許多衙門和改變官僚政治的現有管理則例之舉，威脅了許多在任官員的直接利益。
軍事改革會涉及裁汰許多現存的軍隊。
指派年輕的維新派進入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等重要政府機關擔任雖然低級但很關鍵的職務，再加上新條例規定士人和官員均可越過正規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書：所有這些都趨向于破壞宮廷中高級官員的權力地位。
變法方案的最厲害的一招莫過于蔑視皇太後的權威，直接威脅她的權力和她最寵信的太監的命運。
最後，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緻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别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
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後和整個官場。
雙方之間的矛盾沖突幾乎在百日維新剛進行時就趨向于表面化。
6月15日，在維新被宣布為國是後的第四天，幫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後黨的壓力下被黜退。
從此開始，當皇帝和激進的維新派忙于發布诏令時，皇太後和她的強大的黨羽則悄悄地在鞏固他們的力量。
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親信的寵臣榮祿被指派署理直隸總督，統率華北的全部軍隊。
與此同時，發布了一道诏令，規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級官員必須親身觐見皇太後，以表示謝恩和保證忠誠。
在接着而來的兩個月中矛盾沖突繼續升級。
9月初，皇帝甚至一舉下令黜退了禮部的兩名尚書和四名侍郎。
同時，四名具有強烈變法傾向的青年學者楊銳、林旭、劉光第和譚嗣同被指派到軍機處任章京，參與審議和革新政策。
由于以這樣大膽的行動來維護權威和奪取權力，最後攤牌的階段終于到來。
9月21日，慈禧太後成功地發動了政變，剝奪了光緒帝的權力，并把他幽禁起來。
同一天，她還宣布重新當權&ldquo訓政&rdquo，開始了她的第三次攝政，這一次繼續了10年，直到她死去為止。
與此同時，在9月末她發起一場清洗，廢黜和逮捕了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康有為運動的文人和官員。
6名年輕的維新派被處死，其中包括激進的湖南學者譚嗣同和康有為的兄弟康廣仁。
康有為本人在英國官員幫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過清洗；梁啟超則乘日本軍艦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後廢除了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維新時代的遺産 維新運動在京師證明是一次失敗，如同以前在各省進行的那樣。
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進變革，但是帝國政府最高層的權力集中程度卻不足以采取一緻的行動來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
可是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于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麼沒有能力使制度恢複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
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
當1895年以後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
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着長期的和全國規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規模湧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
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20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
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随着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并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
其結果是從19世紀90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國的各種思想泛濫成災。
這些新思想的出現以及随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于1895年以後雨後春筍般産生的新的變革工具。
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産生方式是改造傳統的書院以創立新的學堂。
幾乎從10世紀書院首次出現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
在随後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
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裡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後，書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的講學和讨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19世紀，書院約有4500所。
據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410所。
[70]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的程度。
從少數在19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诂經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複興的迹象。
但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
[71] 隻是在19世紀90年代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後數目日漸增加。
這種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标。
[72]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折。
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
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并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
[73]在響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說全帝國許多地區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于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這樣，在1896&mdash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後體現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