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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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太後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進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糾正。
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後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後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
它的主要目标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ldquo實學&rdquo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
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是一個重要的範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
在若幹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複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範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ldquo實&rdquo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
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占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占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緻了19世紀90年代後期西學的重大發展。
确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曆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
但是，康梁集團對于西方政治經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
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緻力于教育改革。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
[74] 這種适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後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西方政治理想和經驗的重要性，以區别于西方的技術知識。
由于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陝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
當1896&mdash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
後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劃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内制造激進思想的氣氛。
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後來成為政治活動家，并在1900年以後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像學會這樣的自願組合并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
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于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
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ldquo社&rdquo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争。
但是從17世紀後期起，出現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幹政。
[75]當強學會在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願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
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
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
同時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願聯合的團體對于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
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讨論認為，它是現代歐洲文化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mdash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道過76個學會。
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
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數沿海大城市。
它們分設在10個省和31個不同的城市，其中25個在内地。
可見這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國的。
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
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輕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
[76] 按照這些學會宣布的目标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
其中一個學會緻力于提倡儒家的教義；30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15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23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
确實，在最後一類學會中，隻有像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數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确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
但是這23個學會全都是由于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
即使是那些緻力于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标志。
[77] 數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範圍更廣的趨勢。
中國的社會傳統總的說是離解性質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合。
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采取了有組織的活動。
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願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标的團體，這很像西方以聯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
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的傳統，開始出現了一種成為20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
[78]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
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常促使他們參與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内。
然而，1895年以後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
像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團體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
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标的學會，也表現了學者們越來越願意采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卷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裡出現的報紙和雜志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
在19世紀90年代，現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
19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12份報紙，多數在香港和上海。
[79]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展。
在1895&mdash1898年期間，出現了約60種報紙。
這樣一種發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着在國家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轉變。
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在長江下遊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
[80]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行情況的确切數字。
它們大多數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隻限于在地方或地區内發行。
隻有五種報紙&mdash&mdash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mdash&mdash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相關的人士辦的，它們号稱能在大地區之内或在全國範圍之内大量發行。
規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餘份。
《時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目來加以估量。
當該報于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9個省的19個城市有分銷處。
最後其數目增加到67個，遍布在15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
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
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
[81]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行，應部分歸功于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
據報道，至少有11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并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
[82]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
由于他們處于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衆中間，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着更大的影響。
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辦的這份維新報紙，&ldquo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rdquo，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态度。
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并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别所在，後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
[83]正如張之洞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内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
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
即使像王韬的《循環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地位，商業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
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
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诏令、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
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
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
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
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84]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确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征。
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
甚至像《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布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
[85]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标志着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
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态當然可以上溯數十年。
像王韬、郭嵩焘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隻是在1895年以後才出現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成為可能。
[86]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着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
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展和變得富強起來。
以商業利益為目标并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争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後，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
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道關于創立像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讨論。
例如，在長沙的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
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内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
再如，另一個校經學會則是在校經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
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
它們創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着作用。
這就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
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并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
這樣一種政治意識隻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
因此，這些新的渠道體系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并加以鼓吹，創造了類似現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mdash&mdash這是1895年以後的重要的新發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産，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
關于這方面的情況，隻要把新型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
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紮根于他們鄉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着重要的職責。
反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或祖籍有聯系。
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隻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
确實，在進入公元11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願結合的團體，特别是組成了那些與17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複社運動有關的團體。
[87]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
可以肯定，在19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
反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範圍之外。
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願結合的團體内，從而為後代樹立了榜樣。
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們家鄉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産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
然而，中國與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别敏感，而且經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于他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而與士大夫不同。
士大夫和傳統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
盡管經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
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
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系。
總的來說，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
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系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系。
在這裡，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
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等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态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系，也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士大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自滿。
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
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
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産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别強烈的意識。
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系感到煩惱的話，那麼，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問題的。
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産生了疏遠感。
由于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湧進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
因此，在産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受着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發生的關系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産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
他們的出現，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産。
（陳高華 譯） *** [1]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mdash34頁。
[2]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2冊，第18頁。
[3]這已由R.P.多爾等人所證實。
[4]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卷1，第93頁。
[5]多爾：《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第2頁。
[6]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1，第11&mdash14頁。
[7]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在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1896年第9&mdash10冊。
[8]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9&mdash25、33&mdash46頁。
[9]貝内特、劉廣京：《林樂知和初期的 〈教會新報〉（1868&mdash1870）》，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59&mdash196頁。
又見貝内特編《1868&mdash1874年 〈教會新報〉研究指南》；《1874&mdash1883年 〈萬國公報〉研究指南》。
1889年後的英文名稱是Therevie wofthetimes。
[10]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40&mdash45頁。
理查德·薛：《譚嗣同思想中的若于西方影響》，見科恩等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194&mdash203頁。
[11]陳啟雲：《梁啟超所受的&ldquo教會教育&rdquo》，載《中國論文集》，16（1962年），第111&mdash112頁。
[12]宋育仁：《采風集》，見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第1冊，第6、13&mdash14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5&mdash58、177&mdash180、198&mdash201、228、245&mdash247等頁。
參見伊斯特門《中日戰争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7期（1968年8月），第695&mdash710頁。
[13]《戊戌變法》第1冊，第245頁。
[14]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诠》卷5，第42&mdash61頁。
[15]宋育仁：《采風集》第1冊，第14、15、23、24、26等頁。
[16]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诠》卷5，第9&mdash15、19&mdash23、42&mdash61等頁。
參見科恩《19世紀中國的&ldquo基督徒&rdquo改革家》，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97&mdash225頁。
[17]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mdash111頁。
[18]霍華德：《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等編《儒家人物》，第303&mdash305頁。
[19]《戊戌變法》第2冊，第123&mdash131頁。
[20]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178頁。
[21]霍華德：《日本在康有為改革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8&mdash302頁。
[2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8&mdash169頁。
[23]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mdash111頁。
[24]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8&mdash52頁。
[25]蕭公權：《康有為與儒教》，載《華裔學志》，18（1958年），第88&mdash212頁。
[26]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52&mdash57頁。
[27]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1&mdash47頁。
[28]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34頁。
[29]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2&mdash227頁。
[30]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334頁。
[31]同上書，第249頁。
[3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227&mdash229頁。
[33]同上書，第231&mdash243、249&mdash250頁。
[34]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3&mdash120頁。
[35]施瓦茨：《嚴複與西方》，第42&mdash112頁。
[36]《譚嗣同全集》，第56&mdash90頁。
[37]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89&mdash225頁。
[38]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mdash223頁。
[39]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1&mdash182頁。
[40]《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3&mdash138頁。
[41]《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26&mdash129頁。
又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mdash284頁。
[42]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mdash283頁。
劉易斯：《1896&mdash1898年湖南的維新運動》，載《中國論文集》15（1961年），第62&mdash90頁。
又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4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7&mdash138頁。
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56&mdash196頁。
[44]《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13、138&mdash139頁。
[45]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3&mdash186頁。
[46]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125&mdash128頁。
[47]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01&mdash133頁。
皮錫瑞：《師複堂未刊日記》，見《湖南曆史資料》，Ⅰ（1958年），第80頁。
[48]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9&mdash197頁。
另見唐才質《唐才常和時務學堂》，載《湖南曆史資料》，Ⅲ（1958年），第98&mdash108頁。
[49]《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42&mdash145頁。
也可參見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4&mdash18頁。
[50]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30&mdash34頁；卷4，第183頁。
[51]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第51頁。
[52]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1&mdash83頁；卷5，第12&mdash13、14&mdash18頁。
[5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1頁；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14&mdash25頁。
[54]張之洞：《勸學篇》卷3，第80頁。
[55]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2&mdash13頁。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mdash152頁。
[56]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頁。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mdash152頁。
[57]《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62&mdash164頁。
[58]劉廣京：《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響》，載何炳棣等編《中國的危機》，Ⅰ.Ⅰ.第109&mdash112頁。
[59]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清華學報》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mdash245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28頁。
[60]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第529&mdash683頁。
[61]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53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09&mdash512頁。
[62]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mdash243頁。
[63]同上。
[64]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mdash243頁。
[65]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221頁。
[66]同上書，第256&mdash261頁。
[67]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6&mdash260頁。
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44&mdash350頁。
施雷克：《1898年的維新團體保國會》，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50&mdash64頁。
[68]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78&mdash216頁。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1&mdash305頁。
[69]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221頁。
[70]劉伯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78&mdash79、337&mdash430頁。
格裡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載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第475&mdash498頁。
[71]謝國桢：《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載胡适等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第281&mdash322頁。
[72]關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mdash281頁。
關于廖壽豐，見《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mdash381頁。
又見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23&mdash230頁。
[73]《戊戌變法》第2冊，第292&mdash296頁。
[74]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第64&mdash67頁。
[75]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号），第35&mdash37頁。
又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6&mdash23頁。
[76]這裡記載的學會總數是根據《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所報道的學會數和張玉法、湯志鈞、王爾敏所開列的學會數計算出來的。
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mdash206頁。
又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4&mdash165頁；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2&mdash270頁。
[77]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第55&mdash67頁。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mdash206頁。
王爾敏：《清季學會會報》，第134&mdash165頁。
[78]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見詹森編《日本對于現代化态度的變化》，第459&mdash531頁。
[79]布裡頓：《1800&mdash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mdash85頁。
[80]關于1895&mdash1898年出版的報紙數目的粗略估計，其依據來自《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的報道，另外加上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7&mdash270頁）和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5&mdash84頁）所開列的名單。
[81]《時務報》分銷處的總數是根據該報每期所列地點統計而成。
[8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6頁。
[83]張之洞：《勸學篇》卷2，第16、111&mdash117頁。
[84]布裡頓：《1800&mdash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mdash85頁。
[85]《戊戌變法》第4冊，第542&mdash545頁。
[86]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載《亞洲研究》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mdash574頁。
參看科恩《王韬與清末的改革》。
[87]謝國桢：《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5&mdash255頁。
由于西太後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進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糾正。
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後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後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
它的主要目标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ldquo實學&rdquo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
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是一個重要的範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
在若幹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複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範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ldquo實&rdquo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
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占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占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緻了19世紀90年代後期西學的重大發展。
确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曆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
但是，康梁集團對于西方政治經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
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緻力于教育改革。
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
[74] 這種适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後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西方政治理想和經驗的重要性，以區别于西方的技術知識。
由于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陝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
當1896&mdash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
後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劃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内制造激進思想的氣氛。
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後來成為政治活動家，并在1900年以後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像學會這樣的自願組合并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
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于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
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ldquo社&rdquo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争。
但是從17世紀後期起，出現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幹政。
[75]當強學會在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願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
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
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
同時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願聯合的團體對于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
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讨論認為，它是現代歐洲文化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mdash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道過76個學會。
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
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數沿海大城市。
它們分設在10個省和31個不同的城市，其中25個在内地。
可見這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國的。
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
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輕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
[76] 按照這些學會宣布的目标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
其中一個學會緻力于提倡儒家的教義；30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15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23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
确實，在最後一類學會中，隻有像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數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确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
但是這23個學會全都是由于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
即使是那些緻力于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标志。
[77] 數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範圍更廣的趨勢。
中國的社會傳統總的說是離解性質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合。
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采取了有組織的活動。
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願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标的團體，這很像西方以聯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
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的傳統，開始出現了一種成為20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
[78]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
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常促使他們參與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内。
然而，1895年以後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
像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團體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
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标的學會，也表現了學者們越來越願意采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卷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裡出現的報紙和雜志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
在19世紀90年代，現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
19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12份報紙，多數在香港和上海。
[79]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展。
在1895&mdash1898年期間，出現了約60種報紙。
這樣一種發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着在國家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轉變。
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在長江下遊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内地城市。
[80]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行情況的确切數字。
它們大多數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隻限于在地方或地區内發行。
隻有五種報紙&mdash&mdash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mdash&mdash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相關的人士辦的，它們号稱能在大地區之内或在全國範圍之内大量發行。
規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餘份。
《時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目來加以估量。
當該報于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9個省的19個城市有分銷處。
最後其數目增加到67個，遍布在15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
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内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
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
[81]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行，應部分歸功于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
據報道，至少有11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并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
[82]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
由于他們處于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衆中間，而且特别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着更大的影響。
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辦的這份維新報紙，&ldquo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rdquo，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态度。
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并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别所在，後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
[83]正如張之洞的态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内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
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
即使像王韬的《循環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地位，商業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
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
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诏令、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
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
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
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
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84]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确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征。
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
甚至像《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布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
[85]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标志着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
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态當然可以上溯數十年。
像王韬、郭嵩焘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态，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隻是在1895年以後才出現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成為可能。
[86]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着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
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展和變得富強起來。
以商業利益為目标并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争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後，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
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道關于創立像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讨論。
例如，在長沙的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
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内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
再如，另一個校經學會則是在校經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
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
它們創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着作用。
這就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
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并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
這樣一種政治意識隻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
因此，這些新的渠道體系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并加以鼓吹，創造了類似現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mdash&mdash這是1895年以後的重要的新發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産，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
關于這方面的情況，隻要把新型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
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紮根于他們鄉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着重要的職責。
反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或祖籍有聯系。
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隻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
确實，在進入公元11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願結合的團體，特别是組成了那些與17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複社運動有關的團體。
[87]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
可以肯定，在19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
反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範圍之外。
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願結合的團體内，從而為後代樹立了榜樣。
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們家鄉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産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
然而，中國與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别敏感，而且經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于他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而與士大夫不同。
士大夫和傳統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
盡管經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
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
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系。
總的來說，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
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系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系。
在這裡，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
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等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态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系，也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士大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自滿。
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
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
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産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别強烈的意識。
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系感到煩惱的話，那麼，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問題的。
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産生了疏遠感。
由于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湧進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
因此，在産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受着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發生的關系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産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
他們的出現，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産。
（陳高華 譯） *** [1]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mdash34頁。
[2]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2冊，第18頁。
[3]這已由R.P.多爾等人所證實。
[4]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卷1，第93頁。
[5]多爾：《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第2頁。
[6]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1，第11&mdash14頁。
[7]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在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1896年第9&mdash10冊。
[8]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9&mdash25、33&mdash46頁。
[9]貝内特、劉廣京：《林樂知和初期的 〈教會新報〉（1868&mdash1870）》，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59&mdash196頁。
又見貝内特編《1868&mdash1874年 〈教會新報〉研究指南》；《1874&mdash1883年 〈萬國公報〉研究指南》。
1889年後的英文名稱是Therevie wofthetimes。
[10]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40&mdash45頁。
理查德·薛：《譚嗣同思想中的若于西方影響》，見科恩等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194&mdash203頁。
[11]陳啟雲：《梁啟超所受的&ldquo教會教育&rdquo》，載《中國論文集》，16（1962年），第111&mdash112頁。
[12]宋育仁：《采風集》，見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第1冊，第6、13&mdash14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5&mdash58、177&mdash180、198&mdash201、228、245&mdash247等頁。
參見伊斯特門《中日戰争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7期（1968年8月），第695&mdash710頁。
[13]《戊戌變法》第1冊，第245頁。
[14]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诠》卷5，第42&mdash61頁。
[15]宋育仁：《采風集》第1冊，第14、15、23、24、26等頁。
[16]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诠》卷5，第9&mdash15、19&mdash23、42&mdash61等頁。
參見科恩《19世紀中國的&ldquo基督徒&rdquo改革家》，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97&mdash225頁。
[17]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mdash111頁。
[18]霍華德：《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等編《儒家人物》，第303&mdash305頁。
[19]《戊戌變法》第2冊，第123&mdash131頁。
[20]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178頁。
[21]霍華德：《日本在康有為改革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8&mdash302頁。
[2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8&mdash169頁。
[23]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mdash111頁。
[24]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8&mdash52頁。
[25]蕭公權：《康有為與儒教》，載《華裔學志》，18（1958年），第88&mdash212頁。
[26]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52&mdash57頁。
[27]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1&mdash47頁。
[28]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34頁。
[29]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2&mdash227頁。
[30]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334頁。
[31]同上書，第249頁。
[3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227&mdash229頁。
[33]同上書，第231&mdash243、249&mdash250頁。
[34]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3&mdash120頁。
[35]施瓦茨：《嚴複與西方》，第42&mdash112頁。
[36]《譚嗣同全集》，第56&mdash90頁。
[37]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89&mdash225頁。
[38]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mdash223頁。
[39]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1&mdash182頁。
[40]《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3&mdash138頁。
[41]《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26&mdash129頁。
又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mdash284頁。
[42]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mdash283頁。
劉易斯：《1896&mdash1898年湖南的維新運動》，載《中國論文集》15（1961年），第62&mdash90頁。
又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4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7&mdash138頁。
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56&mdash196頁。
[44]《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13、138&mdash139頁。
[45]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3&mdash186頁。
[46]張灏：《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125&mdash128頁。
[47]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01&mdash133頁。
皮錫瑞：《師複堂未刊日記》，見《湖南曆史資料》，Ⅰ（1958年），第80頁。
[48]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9&mdash197頁。
另見唐才質《唐才常和時務學堂》，載《湖南曆史資料》，Ⅲ（1958年），第98&mdash108頁。
[49]《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42&mdash145頁。
也可參見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4&mdash18頁。
[50]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30&mdash34頁；卷4，第183頁。
[51]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第51頁。
[52]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1&mdash83頁；卷5，第12&mdash13、14&mdash18頁。
[5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1頁；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14&mdash25頁。
[54]張之洞：《勸學篇》卷3，第80頁。
[55]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2&mdash13頁。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mdash152頁。
[56]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頁。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mdash152頁。
[57]《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62&mdash164頁。
[58]劉廣京：《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響》，載何炳棣等編《中國的危機》，Ⅰ.Ⅰ.第109&mdash112頁。
[59]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清華學報》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mdash245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28頁。
[60]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第529&mdash683頁。
[61]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53頁。
《戊戌變法》第1冊，第509&mdash512頁。
[62]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mdash243頁。
[63]同上。
[64]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mdash243頁。
[65]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221頁。
[66]同上書，第256&mdash261頁。
[67]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6&mdash260頁。
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44&mdash350頁。
施雷克：《1898年的維新團體保國會》，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50&mdash64頁。
[68]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78&mdash216頁。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1&mdash305頁。
[69]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mdash221頁。
[70]劉伯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78&mdash79、337&mdash430頁。
格裡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載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第475&mdash498頁。
[71]謝國桢：《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載胡适等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第281&mdash322頁。
[72]關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mdash281頁。
關于廖壽豐，見《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mdash381頁。
又見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23&mdash230頁。
[73]《戊戌變法》第2冊，第292&mdash296頁。
[74]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第64&mdash67頁。
[75]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号），第35&mdash37頁。
又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6&mdash23頁。
[76]這裡記載的學會總數是根據《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所報道的學會數和張玉法、湯志鈞、王爾敏所開列的學會數計算出來的。
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mdash206頁。
又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4&mdash165頁；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2&mdash270頁。
[77]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第55&mdash67頁。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mdash206頁。
王爾敏：《清季學會會報》，第134&mdash165頁。
[78]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見詹森編《日本對于現代化态度的變化》，第459&mdash531頁。
[79]布裡頓：《1800&mdash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mdash85頁。
[80]關于1895&mdash1898年出版的報紙數目的粗略估計，其依據來自《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的報道，另外加上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7&mdash270頁）和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5&mdash84頁）所開列的名單。
[81]《時務報》分銷處的總數是根據該報每期所列地點統計而成。
[82]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6頁。
[83]張之洞：《勸學篇》卷2，第16、111&mdash117頁。
[84]布裡頓：《1800&mdash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mdash85頁。
[85]《戊戌變法》第4冊，第542&mdash545頁。
[86]科恩：《王韬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載《亞洲研究》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mdash574頁。
參看科恩《王韬與清末的改革》。
[87]謝國桢：《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5&mdash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