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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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起相繼有兩位能幹的開明學者官僚在省内當政。
1892&mdash1895年吳大澂任巡撫期間已經開始在教育、經濟和軍事方面進行過若幹革新。
當陳寶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撫時，改革被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規模。
他在緻力于促進省政改革時，得到了他的有遠見的兒子陳三立的幫助，後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維新的文人學士中間有許多朋友。
陳寶箴還得到管理省政的兩名高級官員黃遵憲和江标的協助。
黃遵憲是一位廣東的學者&mdash詩人和曆練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國、英國和東南亞任過職。
在長期的海外經曆中，他形成了強烈要求變法維新的傾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務（特别是日本事務）的權威。
19世紀90年代，他的《日本國志》和關于日本的曆史詩篇是中國文人了解明治維新情況的一個重要來源。
從1895年起，他積極從事改革政治的活動。
他是康有為的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會員。
在上海分會被解散之後，他是贊助創辦《時務報》的少數人之一，梁啟超是該報主筆。
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鹽法道，随後并曾一度代理過按察使。
他不僅僅是熱心于在這些職掌範圍内進行改革的鬥士，他對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識，特别是他對明治時期日本興起的理解，也是1895年以後在湖南開始制度革新的靈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38] 江标在1895&mdash1897年間任湖南學政。
雖然他是通過正規考試進入官場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觀點并不受傳統儒家學術的束縛。
在經過會試之後，江标在北京同文館學習，後來訪問過日本。
他在1895年參加北京的強學會，去湖南以後成為新學的一個積極發動者。
[39] 除了一個有志于維新的省署之外，湖南還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治下；張之洞是技藝和制度革新的強有力的和堅定的發起者，對于維新運動的重要方面如報紙、學會等，他都給予有力的支持。
同樣重要的是，這時省内許多有影響的紳士領袖對維新有着熱情。
他們不僅對政府的改革努力給以熱烈的支持。
事實上，他們在許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動行動的。
因此，當1895年維新運動在湖南認真開始時，它是政府和省内名流的共同事業。
鑒于19世紀後期湖南是衆所周知的紳士保守主義的堡壘，湖南紳士提供的合作确實是值得注意的。
甚至在19世紀90年代初，還可以看到以湖南為基地的席卷長江流域的排外浪潮。
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電報線路的一次嘗試，在當地民衆中間引起了一場騷動。
[40]随着19世紀90年代的流逝，變革之風顯然在湖南強烈地刮起來了。
從一開始，技藝和經濟的革新就是維新運動的一個引人注意的方面。
在巡撫倡導下，長沙有了電燈，建成了碎石馬路。
在省署設立了采礦局，一條連接長沙和漢口的電報線路也得以建立。
[41]比這些政府主辦的項目更為重要的，是著名的地方紳士自己創辦的企業。
1895年後期，兩位紳士領袖王先謙和張祖同在巡撫鼓勵下建立了一個火柴廠。
1896年，王先謙、熊希齡和省内其他紳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資開辟一條旨在聯系湖南湖北的輪船航線。
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從政府得到一筆貸款開設寶善成公司。
他們甚至向巡撫申請建造一條經過湖南将漢口和廣州聯結起來的鐵路。
[42] 當随後數年維新運動繼續在工商界鼓勵新的努力時，其他方面也在着手改革。
首先，在長沙出現了組織鄉勇的活動，并将一座地方書院改為新型的軍事學堂，作為進一步軍事改革的基礎。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若幹制度方面的革新，它們大部分是在黃遵憲指導下進行的。
其中包括制定一項專門的官員訓練計劃，以便授予他們專業技能和時事知識。
訓練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員能在省内的維新運動中起帶頭作用。
黃遵憲也起草了若幹旨在改進司法程序和監獄制度的新章程。
黃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衛局，它模仿他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看見過的警察局。
附屬于保衛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目的不僅是處罰罪犯，而且也對地方社會的渣滓進行再教育。
這兩種機構都被打算用來改進傳統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強地方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和秩序。
然而，按照黃遵憲的計劃，保衛局不完全是一個政府組織，而又是一項共同事業，由政府官員和紳士名流雙方參加的管理機構來監督它的工作。
[43] 在湖南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
在這方面帶頭的是學政江标。
在學校課程方面他強調新的西學的價值，主張在西學與研究中國文化傳統方面保持平衡。
為了執行這一政策，在府一級舉行的各種考試中，除了傳統的儒學題目之外，還要求加試世界時事的知識。
這樣就使《萬國公報》、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成為應試士子的必讀書刊。
對新學的重視還導緻江标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學堡壘&mdash&mdash長沙的校經書院&mdash&mdash進行修改課程的試驗。
他推薦在課程内設地理學、數學和外語這三門新學科目，來補充理學課程中的兩門基本科目&mdash&mdash經義和治事。
[44] 江标還提出創辦第一份湖南的報紙，在他贊助下該報在校經書院辦了起來。
從1897年春天開始，每10天出版一次，名為《湘學新報》或《湘學報》，它後來發展成為宣傳維新運動和傳播新知識的主要的地區性工具。
江标1897年秋天辭職。
他所進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沒有越出自強運動的思想範圍，但是在他離職時，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經在朝比較激進的方向發展了。
在這方面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學校&mdash&mdash時務學堂&mdash&mdash的創立。
陔學堂是由紳士和省署共同發起的另一個項目。
辦校的建議和基金來自紳士方面，而學堂的提調和會辦則由巡撫指派。
這種新式學堂的出現顯然受到當地人民普遍的熱情關注，因為據說有多達4000名年輕人來到長沙報名參加入學考試。
結果第一年隻有40人被錄取入學。
雖然該校的格調企圖鮮明地擺脫傳統書院的影響，但它的課程基本上是被安排得四平八穩的。
西學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學、曆史直至法律學和政治學，但同時又有大量儒家經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
事實上，在宣布該校入學考試的公告中，巡撫陳寶箴仍然強調中學為主是教育的指導原則。
因此，在最初規劃時，該校仍然不過是另一個自強運動的事業。
然而，當選擇國學部分的教員時，學校開始表現出激進的性質。
經過黃遵憲的又一次推薦，梁啟超被聘為總教習。
其他三名廣州青年學者葉覺邁、韓文舉和歐榘甲被聘為梁氏的助理，他們全都是康有為的學生。
梁啟超和他的助理們在1897年秋到達長沙。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黨的人物嶄露頭角。
該年春天，年輕的湖南學者唐才常擔任《湘學報》主筆，他是西學和今文學派的熱情的學者。
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譚嗣同從南京回來，也投身于維新運動。
在梁啟超到達長沙在新辦學校擔任教職後，唐、譚協助他向學生講課。
與此同時，著名的湖南今文學派學者皮錫瑞也從江西回來支持正在興起的維新運動。
必須記住，這些人之雲集湖南，正是在康有為今文學的一位熱情擁護者徐仁鑄繼江标任學政之際。
[45]人文在湖南荟萃，必将使這裡的維新運動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從梁啟超及其助手們在時務學堂講課開始的。
為了符合他所強調的政學至上的觀點，梁氏的講課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這樣一些政治思想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
梁啟超不但通過講課，而且通過在要求學生定期交來的劄記上寫評語的辦法，試圖向學生灌輸這種政治激進主義。
評語中的一個主旨是将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說成是道德淪喪和政治上巧取豪奪的可恥記錄。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不但嘗試在校内學生中間宣傳這些激進的思想，而且通過秘密重印和散發數以千計的黃宗羲在17世紀所寫的反對專制主義的《明夷待訪錄》一書的節本（有梁和他的友人們的評注），企圖向校外傳播這些思想。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的政治激進主義還含有排滿種族主義的鮮明色彩。
在他為學生劄記所寫的評語中，有時直言不諱地提到懸為嚴禁而不許涉及的事實，即在17世紀征服中國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殺暴行。
而且，他和同事們還傳印和散發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這是據說有關滿人在揚州所犯暴行的驚人的、但禁止傳播的記述。
就做這件事而言，維新派和同時代的革命派事實上很難加以區别，因為在20世紀初革命派自己撰寫的革命小冊子出版以前若幹年内，這種反滿記述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也是被他們用來作為主要宣傳品的。
梁啟超的激進政治态度在一次大膽的上書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緊接着1897年冬天德國占領膠州之後他向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果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獨立。
這個建議反映了梁啟超對清廷的憤慨，因為這個政府在面對威脅要瓜分中國的外國列強的侵略時，表現得愚昧無能。
梁氏堅持，如果不能推動中央政府去實行變法維新，那麼，阻止外國列強征服中國的唯一途徑是效法日本德川後期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和中央政府分離。
梁氏引證日本的經驗不是偶然的。
這反映出他來到湖南參加維新運動時念念不忘薩摩和長州的榜樣。
在一篇發表于《湘報》的文章中，他公開鼓動湖南紳士應學習日本德川晚期的經驗。
梁氏注意到，明治維新的成功，主要由于首先在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四處封建領地成功地實現了變革，然後推廣到日本其餘地方。
由于中國有着廣闊的國土和長期存在的問題，這個經驗對它來說極有借鑒意義。
梁氏強調說，按照日本的榜樣，首先應限制在數省範圍内實現變革，然後在全國推行。
按照梁啟超的看法，湖南的環境在當時最适合這種地區性的維新。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湖南人甚至應考慮采取脫離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動的可能性。
梁氏顯然從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訓：地方自治可以用來為民族主義的目标服務。
[46] 這些革命思想的宣傳，立刻在這所新學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維新運動激進化的政治氣氛。
當1897年冬天南學會成立時，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
這時維新集團似乎已分成兩派：激進派與保守&mdash溫和派。
新學會的領袖們，除了少數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員之外，大多數是在較晚時期參加維新運動的那些年輕的廣東和湖南的士大夫。
引人注意的是，參加者名單中沒有那些迄今與維新運動中重大工藝革新有關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謙和張祖同。
因此，南學會不同于開明的地方官員與溫和的維新派紳士共同創辦的時務學堂，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維新派士大夫中的激進派在某些省級官員的支持下創立的。
根據這些激進的青年維新人士的設想，南學會在促進省内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應比時務學堂更為重要。
他們之所以重視南學會，是因為他們認為，總的說來，學會的重要職能就是教育和組織紳士。
簡言之，南學會被看作是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份增進紳權的一個必需的工具。
後一目的現在在激進維新派的政治綱領中占據了主要位置。
因為第一，紳權被看成逐步達到民衆參政和取得主權的必不可少的踏腳石。
第二，鑒于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增進紳權也被視為使中國國家強盛的第一步。
由于激進的維新派有這樣一種政治綱領，所以南學會必然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占有最優先的地位。
賦予南學會的這些重要職能無疑說明了這時湖南士大夫建立學會為什麼會具有這樣高的熱情。
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于1898年夏初報道說，全省&ldquo講堂之場林立&rdquo。
這可能是新聞報道的誇張，但是除了南學會之外，這些年能夠查明的學會至少有13個之多。
論規模，沒有一個可與南學會相比；最盛時它的會員可能超過1200人。
南學會雖然有大量會員，但更重要的是該會的組織方法和它打算活動的廣泛範圍。
理論上它是一種個人自願聯合的組織，但因為政府參與了它的建立和活動，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
其重要标志是它的會員享有政治特權。
例如，如果覺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務是正當和有用的，他們可以通過該會向巡撫和其他省内高級官員建議施行。
而且，會員們在研究新問題時，能向政府要求查閱公共檔案。
所有這些都表明，南學會與其說是私人組織，不如說是公共組織，即使不是政府的一個正式組成部分，也至少緊密地依附于政府。
該會的半官方性質及其活動表明，在參加者的心目中，它不僅僅是一個自願的組織。
正如常在該會集會上講話的傑出演說家皮錫瑞在他的日記中所記的那樣，精心推敲的該會章程是想用來為地方紳士控制的省議會奠定基礎的。
這種可能性由梁啟超在該會關閉後不久所作的評論中得到了證實，他說南學會&ldquo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rdquo。
事實上，梁啟超認為南學會是湖南全部維新運動的關鍵。
[47]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預備性組織的作用外，南學會也從事諸如建立圖書館和辦日報《湘報》（1898年1月開始發行）等文化活動。
《湘報》和《湘學報》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維新運動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通過它們公開宣傳的。
唐才常、譚嗣同、易鼐和樊錐等激進派控制了這兩份報紙。
特别是唐才常，他在兩報的編輯部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思想觀點方面，唐才常和康有為、譚嗣同二人是接近的。
像康有為那樣，他公開聲稱是今文學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曆史進步和制度變革的理想。
雖則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譚嗣同那樣有系統，他在對待中國傳統，特别是中國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譚嗣同有許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樣的批判态度。
他像譚嗣同一樣，譴責君主制是人類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現，歡呼民主制應該是未來的秩序。
正與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情況一樣，唐才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種傳統思想影響，而且也帶有西方的深刻烙印。
唐才常由于有這種吸收各家之說的背景和激進的觀點，所以能和譚嗣同以及其他年輕的湖南學者一起，把《湘學報》和《湘報》變成促使新思想萌發的肥沃園地。
[48] 随着這些新的文化機構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現，維新運動變得更加激進起來。
這即使保守派，也使紳士&mdash官員感到驚慌，雖然後者前此一直是許多維新計劃的強有力的支持者。
結果是維新者的隊伍産生了分裂。
溫和派此時和保守的紳士&mdash官員合力攻擊激進派，并且試圖向他們潑冷水。
分裂最後在1898年春天爆發成一場激烈的思想鬥争。
由保守派和溫和派聯合發起的攻擊在夏初達到頂點，當時王先謙和省内紳士的其他領袖組織長沙三個書院的學生起草湘省學約。
在學約中他們試圖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場，來反對他們認為的當時正風靡全省的危險的異端。
對于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和信仰正處在危急關頭。
為了保衛這些價值和信仰并反對日益猖獗的異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韓愈的受人尊敬的道統。
正像孟子拒楊墨和韓愈辟佛老來保衛儒家那樣，他們現在決心要反對康梁集團的異端以保衛儒家。
[49] 按照這些湖南紳士的意見，這些異端中最主要的危險，總的來說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公開批判，具體地說是對清政權的赤裸裸的攻擊。
同樣使他們感到驚駭的是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激進的解釋。
湖南紳士們對所有這些情況的反應是強烈的。
有些人進行全面的譴責；其他像葉德輝等人則逐點加以批駁。
所有這些反應的特點就是情緒激昂，這和儒家傳統中進行學說之争時一般所持的寬容态度截然不同。
[50] 這種不同不是偶然的。
傳統的學說之争之所以容易持寬容态度是基于這樣的事實：若幹世紀以來在儒家學者中間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的基礎上出現的。
湖南的紳士發現，康梁集團的思想正在向他們的基本信念挑戰。
首先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一口氣同時否認了理學正統和流行的漢學學派二者的正當性。
況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他進一步斷言，在儒家思想體制中改變君主政體這個神聖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進一步證實康有為的這些解釋隐含政治颠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團的書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紀年來代替當時在位的清帝年号紀年。
在大多數湖南士大夫看來，這等于是否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驚駭的是，激進的維新派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和平等理想。
對于大多數紳士來說，宣傳這些理想，是對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mdash&mdash儒家三綱學說&mdash&mdash的正面挑戰。
三綱說有兩個明顯的性質：一是獨裁主義，因為三綱是無條件的統治；一是不可違抗性。
正統的儒家世界觀認為，人類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為人類秩序核心的三綱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所固有的。
這種儒家宇宙觀的神話仍然支配着大多數中國士大夫的道德觀和社會思想。
19世紀90年代的新思想間接和直接地向這種學說挑戰。
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入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義世界觀時便出現了間接的挑戰。
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壞了儒家所主張的人類社會秩序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觀的神話。
一旦沒有這種神話的支持，三綱之說必然會喪失它的大部分傳統的神聖性和說服力。
[51] 新思想還直接破壞了三綱的道德合法性。
譚嗣同的哲學坦率地攻擊三綱學說，但是他的《仁學》直到1900年後才出版，而且其影響隻限于他的親密友人的有限範圍之内。
正面對三綱學說的挑戰，隻是在宣傳有關人權和社會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時才趨于公開的。
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綱學說的矛盾沖突是顯而易見的。
當人權否定君臣之間的獨裁主義關系時，社會平等理想便和整個這個學說的獨裁主義要旨發生了沖突。
因此，許多湖南士大夫斥責平等理想是對集團特權的倫理觀和上下隸屬原則的徹底否定，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們認為這兩者是古老的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中心。
這種斥責在一個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得最為簡明扼要：&ldquo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婦之綱，蕩然盡矣。
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廢，于是天下之人視其親長亦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hellip&hellip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于是乎憂先起于蕭牆&hellip&hellip而隸卒優倡俨然臨于簪纓巾卷之上。
&rdquo 曾廉與他的許多同伴都認為，接受社會平等理想簡直是意味着颠倒了乾坤。
盡管激進的維新之士從來沒有全面而公開地攻擊三綱學說，可是幾乎所有斥責新思想的湖南紳士都大聲疾呼反對這些理想，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因為對于大多數紳士學者來說，已不是某個儒家價值觀或某個傳統制度處于危險之中的問題，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神聖核心的問題。
對于他們來說，西方思想的傳入正在威脅着儒家思想體系與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這二者的本質。
[52] 對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論上的攻擊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
當1898年春夏這種攻擊在湖南展開時，反對激進派的運動也在其他地方進行着。
禦史們向朝廷提出彈章，揭發康有為的異端學說和變法活動，一個官僚學者王仁俊在上海的《實學報》上批駁康有為的變法思想。
[53]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擊來自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學者。
1898年春，張之洞出版了他的《勸學篇》，他同意湖南紳士的基本論點，但是發揮得更加深刻。
從春末到仲夏，此書在《湘學報》上分期刊載，給反對激進派的十字軍運動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張之洞的觀點，康有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為運動目标的三句口号來概括：保國、保教、保種。
但是張之洞認為，把這些目标割裂開來作為獨立的目标，則是錯誤的。
應該隻有一個目标，即保國；達到這個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會達到其他兩個目标。
張之洞認為保種有賴于保國，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為什麼認為保教可以歸結為保國，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ldquo國家&rdquo概念了。
必須記住，張之洞所确定的保國思想，主要是為了反駁康有為的思想。
在康有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國會的序言和指導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樣，&ldquo國&rdquo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國版圖内全體人民的共同的實體。
在梁啟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ldquo群&rdquo的思想中，&ldquo國&rdquo是在一個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區域中全體人民的集合體，這一定義就表述得更為清楚了。
然而，這種&ldquo國&rdquo的總概念在張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沒有位置的，他把中國完全等同于具體的清王朝的皇室。
保國，首先是要保清朝。
因此在他論及忠時，他列舉清朝過去執行的十五項政策作為它的仁政的表現，以此強調清朝是人民效忠的當然對象。
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歐洲國家，也有别于包括漢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國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
張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種寓意，即像康梁那樣隻泛講忠于中國而不具體地講應忠于清朝，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險的。
張之洞所謂的忠，歸根到底，仍然取決于他對儒家三綱學說的信仰。
這種學說長期以來一直被尊為至高無上的儒學的核心，它與君主及家庭的制度緊密聯結在一起。
從這裡便可看出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的顯著的特征，即政教融為一體；用張之洞的話來說，就是&ldquo以君兼師&rdquo，或&ldquo政教相維&rdquo。
從這一觀點出發，張之洞自然拒不承認保教可以脫離保國。
康有為試圖在既定的政治體制之外提倡儒學，當然就會被他認為是異端行為。
因為張之洞認為，且不談康有為解釋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種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國家相脫離從而破壞神聖的三綱學說的危險。
還因為張之洞批駁康有為關于保國的根本之途是變法的思想，這使得兩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
表面上張之洞是變法的熱烈鼓吹者，并自認為是西政的崇拜者。
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關于學習西政應先于西藝的主張。
但在事實上，張之洞理解的政與法有很不相同的含義。
他認為政在本質上意味着官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
張氏的變法思想可以歸結為不過是進一步發展了自強運動和經世緻用傳統的行政改革的主張而已。
張之洞論點的前提是：從基本政治價值或制度的意義上來理解的&ldquo政&rdquo也是在神聖不可侵犯的三綱學說的範圍之内，所以它也是聖道的一部分。
至于道，用著名的儒家格言來說，是&ldquo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rdquo。
張之洞的這種信奉儒家的基本社會政治價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治變革中的态度，也決定了他對西方思想的總的态度。
他曾經是西學的熱誠擁護者，他的《勸學篇》用大量篇幅論證西方知識的重要性。
然而他的全部論證都是建立在&ldquo循序&rdquo的基礎上的，按照&ldquo循序&rdquo之說，研究西方知識不論多麼重要，都必須放在研習中學及其核心&mdash&mdash經書&mdash&mdash之下。
因為中學之中含有傳統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不僅使人能認識到中國作為國家與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所必須據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張之洞一方面鼓勵中國人對西學要&ldquo知通&rdquo，另一方面又力主他們把&ldquo知通&rdquo和對儒家學說的&ldquo知本&rdquo結合起來。
這樣二者就能夠互相補充。
這一認識便是張之洞的著名格言&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的基礎。
[54] 在本質上，張之洞無非是重新肯定自強運動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則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采取中間立場，因為他感到這兩者你死我活的鬥争正在使國家分裂。
但是他的中間立場事實上是反對激進派要更甚于反對保守派。
因為他所持立場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捍衛中國傳統的價值和制度，以反對勃興的激進派的猛烈攻擊。
因此，張之洞的《勸學篇》在湖南的思想辯論的氣氛中出版，這标志着中國思想鬥争新階段的開始。
首先，鬥争的中心原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和保守派之間進行，現在轉到了前者和激進的維新派之間。
其次，思想鬥争過去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開政策辯論的形式。
但是現在新的辯論擴展到政府之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間如火如荼地進行。
最後，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辯論，無論是在60年代的恭親王與倭仁之間，或是在70和80年代的自強運動提倡者和清流黨之間，一般的是在所有參與者的基本價值觀一緻的基礎上進行的。
然而，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論戰，就不再有這樣的一緻性了。
事實上，恰恰是對某些基本的價值觀産生了分歧。
因此，維新時代的思想辯論在深度和廣度上标志着與過去斷絕關系，并預示了1900年以後席卷中國的思想沖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風暴的中心。
快到春末時，方興未艾的思想沖突最後發展成為政治鬥争和社會沖突。
許多湖南省紳士這時響應王先謙和葉德輝等領袖的号召，麇集其後，在地方上煽起反對激進派的情緒。
為了對省署施加社會壓力，他們有些人個人寫信給巡撫和學政表示抗議；還有些人則集體進行活動。
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體湖南紳士名義向巡撫送上一份公呈。
它把激進的維新派斥為危險的異端，要求把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革出時務學堂。
同情年輕維新派的紳士學者進行反擊，禀請省署改組保守派控制的地方書院，而王先謙和他的夥伴也在一些書院中動員學生加強他們的攻擊。
[55] 湖南紳士除了組織抗議之外，還向民衆宣傳，并公開在社會上排斥激進派。
例如，一所地方書院的學生印刷和散發揭帖，對時務學堂痛加醜诋。
湖南的一名激進維新派，即南學會會員中的活躍分子、《湘報》撰稿人樊錐，被地方人士趕出家鄉。
[56]在攻擊風暴的高潮時，據報道有反對激進維新派的騷亂發生。
反對新思想的運動現在所表現的性質，不禁使人想起19世紀後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間，支持湖南反激進運動的政治壓力還來自武昌的總督衙門。
在1898年春季以前，張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書院訂閱湖南的維新報紙。
但此時由于對遍及湖南的激進思想和行動感到恐懼，他下令停止訂閱，他還和他的親密顧問梁鼎棻馳書警告湖南官員，要他們注意這些激進的傾向。
與此同時，有些湖南紳士也試圖使北京出面來制服激進派。
禦史們根據來自湖南的報告，向朝廷陳奏，要求對康梁一黨采取強硬的手段。
保守的紳士&mdash學者曾廉引用梁啟超在湖南的激進言論和行動作為悖逆的證據，甚至要求朝廷将康梁處以死刑。
[57] 這樣，從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對維新運動激進化的壓力的加強，大多數維新派被迫離開了該省。
8月初，巡撫陳寶箴在壓力下奏請朝廷燒毀康有為的有煽動性的《孔子改制考》一書的木版，并禁止再版。
激進的維新派學者的有些活動雖則在夏季仍舊繼續進行，但他們在湖南實現文化革新的嘗試結果以完全的失敗告終。
湖南維新的失敗當歸因于運動後期的激進化表現。
運動自始至終得到省署當局的充分支持。
這種特殊順利的環境鼓舞了年輕的激進分子，使他們産生了強烈的希望，即首先
1892&mdash1895年吳大澂任巡撫期間已經開始在教育、經濟和軍事方面進行過若幹革新。
當陳寶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撫時，改革被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規模。
他在緻力于促進省政改革時，得到了他的有遠見的兒子陳三立的幫助，後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維新的文人學士中間有許多朋友。
陳寶箴還得到管理省政的兩名高級官員黃遵憲和江标的協助。
黃遵憲是一位廣東的學者&mdash詩人和曆練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國、英國和東南亞任過職。
在長期的海外經曆中，他形成了強烈要求變法維新的傾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務（特别是日本事務）的權威。
19世紀90年代，他的《日本國志》和關于日本的曆史詩篇是中國文人了解明治維新情況的一個重要來源。
從1895年起，他積極從事改革政治的活動。
他是康有為的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會員。
在上海分會被解散之後，他是贊助創辦《時務報》的少數人之一，梁啟超是該報主筆。
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鹽法道，随後并曾一度代理過按察使。
他不僅僅是熱心于在這些職掌範圍内進行改革的鬥士，他對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識，特别是他對明治時期日本興起的理解，也是1895年以後在湖南開始制度革新的靈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38] 江标在1895&mdash1897年間任湖南學政。
雖然他是通過正規考試進入官場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觀點并不受傳統儒家學術的束縛。
在經過會試之後，江标在北京同文館學習，後來訪問過日本。
他在1895年參加北京的強學會，去湖南以後成為新學的一個積極發動者。
[39] 除了一個有志于維新的省署之外，湖南還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治下；張之洞是技藝和制度革新的強有力的和堅定的發起者，對于維新運動的重要方面如報紙、學會等，他都給予有力的支持。
同樣重要的是，這時省内許多有影響的紳士領袖對維新有着熱情。
他們不僅對政府的改革努力給以熱烈的支持。
事實上，他們在許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動行動的。
因此，當1895年維新運動在湖南認真開始時，它是政府和省内名流的共同事業。
鑒于19世紀後期湖南是衆所周知的紳士保守主義的堡壘，湖南紳士提供的合作确實是值得注意的。
甚至在19世紀90年代初，還可以看到以湖南為基地的席卷長江流域的排外浪潮。
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電報線路的一次嘗試，在當地民衆中間引起了一場騷動。
[40]随着19世紀90年代的流逝，變革之風顯然在湖南強烈地刮起來了。
從一開始，技藝和經濟的革新就是維新運動的一個引人注意的方面。
在巡撫倡導下，長沙有了電燈，建成了碎石馬路。
在省署設立了采礦局，一條連接長沙和漢口的電報線路也得以建立。
[41]比這些政府主辦的項目更為重要的，是著名的地方紳士自己創辦的企業。
1895年後期，兩位紳士領袖王先謙和張祖同在巡撫鼓勵下建立了一個火柴廠。
1896年，王先謙、熊希齡和省内其他紳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資開辟一條旨在聯系湖南湖北的輪船航線。
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從政府得到一筆貸款開設寶善成公司。
他們甚至向巡撫申請建造一條經過湖南将漢口和廣州聯結起來的鐵路。
[42] 當随後數年維新運動繼續在工商界鼓勵新的努力時，其他方面也在着手改革。
首先，在長沙出現了組織鄉勇的活動，并将一座地方書院改為新型的軍事學堂，作為進一步軍事改革的基礎。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若幹制度方面的革新，它們大部分是在黃遵憲指導下進行的。
其中包括制定一項專門的官員訓練計劃，以便授予他們專業技能和時事知識。
訓練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員能在省内的維新運動中起帶頭作用。
黃遵憲也起草了若幹旨在改進司法程序和監獄制度的新章程。
黃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衛局，它模仿他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看見過的警察局。
附屬于保衛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目的不僅是處罰罪犯，而且也對地方社會的渣滓進行再教育。
這兩種機構都被打算用來改進傳統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強地方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和秩序。
然而，按照黃遵憲的計劃，保衛局不完全是一個政府組織，而又是一項共同事業，由政府官員和紳士名流雙方參加的管理機構來監督它的工作。
[43] 在湖南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
在這方面帶頭的是學政江标。
在學校課程方面他強調新的西學的價值，主張在西學與研究中國文化傳統方面保持平衡。
為了執行這一政策，在府一級舉行的各種考試中，除了傳統的儒學題目之外，還要求加試世界時事的知識。
這樣就使《萬國公報》、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成為應試士子的必讀書刊。
對新學的重視還導緻江标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學堡壘&mdash&mdash長沙的校經書院&mdash&mdash進行修改課程的試驗。
他推薦在課程内設地理學、數學和外語這三門新學科目，來補充理學課程中的兩門基本科目&mdash&mdash經義和治事。
[44] 江标還提出創辦第一份湖南的報紙，在他贊助下該報在校經書院辦了起來。
從1897年春天開始，每10天出版一次，名為《湘學新報》或《湘學報》，它後來發展成為宣傳維新運動和傳播新知識的主要的地區性工具。
江标1897年秋天辭職。
他所進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沒有越出自強運動的思想範圍，但是在他離職時，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經在朝比較激進的方向發展了。
在這方面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學校&mdash&mdash時務學堂&mdash&mdash的創立。
陔學堂是由紳士和省署共同發起的另一個項目。
辦校的建議和基金來自紳士方面，而學堂的提調和會辦則由巡撫指派。
這種新式學堂的出現顯然受到當地人民普遍的熱情關注，因為據說有多達4000名年輕人來到長沙報名參加入學考試。
結果第一年隻有40人被錄取入學。
雖然該校的格調企圖鮮明地擺脫傳統書院的影響，但它的課程基本上是被安排得四平八穩的。
西學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學、曆史直至法律學和政治學，但同時又有大量儒家經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
事實上，在宣布該校入學考試的公告中，巡撫陳寶箴仍然強調中學為主是教育的指導原則。
因此，在最初規劃時，該校仍然不過是另一個自強運動的事業。
然而，當選擇國學部分的教員時，學校開始表現出激進的性質。
經過黃遵憲的又一次推薦，梁啟超被聘為總教習。
其他三名廣州青年學者葉覺邁、韓文舉和歐榘甲被聘為梁氏的助理，他們全都是康有為的學生。
梁啟超和他的助理們在1897年秋到達長沙。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黨的人物嶄露頭角。
該年春天，年輕的湖南學者唐才常擔任《湘學報》主筆，他是西學和今文學派的熱情的學者。
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譚嗣同從南京回來，也投身于維新運動。
在梁啟超到達長沙在新辦學校擔任教職後，唐、譚協助他向學生講課。
與此同時，著名的湖南今文學派學者皮錫瑞也從江西回來支持正在興起的維新運動。
必須記住，這些人之雲集湖南，正是在康有為今文學的一位熱情擁護者徐仁鑄繼江标任學政之際。
[45]人文在湖南荟萃，必将使這裡的維新運動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從梁啟超及其助手們在時務學堂講課開始的。
為了符合他所強調的政學至上的觀點，梁氏的講課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這樣一些政治思想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
梁啟超不但通過講課，而且通過在要求學生定期交來的劄記上寫評語的辦法，試圖向學生灌輸這種政治激進主義。
評語中的一個主旨是将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說成是道德淪喪和政治上巧取豪奪的可恥記錄。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不但嘗試在校内學生中間宣傳這些激進的思想，而且通過秘密重印和散發數以千計的黃宗羲在17世紀所寫的反對專制主義的《明夷待訪錄》一書的節本（有梁和他的友人們的評注），企圖向校外傳播這些思想。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的政治激進主義還含有排滿種族主義的鮮明色彩。
在他為學生劄記所寫的評語中，有時直言不諱地提到懸為嚴禁而不許涉及的事實，即在17世紀征服中國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殺暴行。
而且，他和同事們還傳印和散發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這是據說有關滿人在揚州所犯暴行的驚人的、但禁止傳播的記述。
就做這件事而言，維新派和同時代的革命派事實上很難加以區别，因為在20世紀初革命派自己撰寫的革命小冊子出版以前若幹年内，這種反滿記述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也是被他們用來作為主要宣傳品的。
梁啟超的激進政治态度在一次大膽的上書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緊接着1897年冬天德國占領膠州之後他向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果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獨立。
這個建議反映了梁啟超對清廷的憤慨，因為這個政府在面對威脅要瓜分中國的外國列強的侵略時，表現得愚昧無能。
梁氏堅持，如果不能推動中央政府去實行變法維新，那麼，阻止外國列強征服中國的唯一途徑是效法日本德川後期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和中央政府分離。
梁氏引證日本的經驗不是偶然的。
這反映出他來到湖南參加維新運動時念念不忘薩摩和長州的榜樣。
在一篇發表于《湘報》的文章中，他公開鼓動湖南紳士應學習日本德川晚期的經驗。
梁氏注意到，明治維新的成功，主要由于首先在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四處封建領地成功地實現了變革，然後推廣到日本其餘地方。
由于中國有着廣闊的國土和長期存在的問題，這個經驗對它來說極有借鑒意義。
梁氏強調說，按照日本的榜樣，首先應限制在數省範圍内實現變革，然後在全國推行。
按照梁啟超的看法，湖南的環境在當時最适合這種地區性的維新。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湖南人甚至應考慮采取脫離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動的可能性。
梁氏顯然從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訓：地方自治可以用來為民族主義的目标服務。
[46] 這些革命思想的宣傳，立刻在這所新學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維新運動激進化的政治氣氛。
當1897年冬天南學會成立時，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
這時維新集團似乎已分成兩派：激進派與保守&mdash溫和派。
新學會的領袖們，除了少數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員之外，大多數是在較晚時期參加維新運動的那些年輕的廣東和湖南的士大夫。
引人注意的是，參加者名單中沒有那些迄今與維新運動中重大工藝革新有關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謙和張祖同。
因此，南學會不同于開明的地方官員與溫和的維新派紳士共同創辦的時務學堂，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維新派士大夫中的激進派在某些省級官員的支持下創立的。
根據這些激進的青年維新人士的設想，南學會在促進省内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應比時務學堂更為重要。
他們之所以重視南學會，是因為他們認為，總的說來，學會的重要職能就是教育和組織紳士。
簡言之，南學會被看作是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份增進紳權的一個必需的工具。
後一目的現在在激進維新派的政治綱領中占據了主要位置。
因為第一，紳權被看成逐步達到民衆參政和取得主權的必不可少的踏腳石。
第二，鑒于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增進紳權也被視為使中國國家強盛的第一步。
由于激進的維新派有這樣一種政治綱領，所以南學會必然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占有最優先的地位。
賦予南學會的這些重要職能無疑說明了這時湖南士大夫建立學會為什麼會具有這樣高的熱情。
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于1898年夏初報道說，全省&ldquo講堂之場林立&rdquo。
這可能是新聞報道的誇張，但是除了南學會之外，這些年能夠查明的學會至少有13個之多。
論規模，沒有一個可與南學會相比；最盛時它的會員可能超過1200人。
南學會雖然有大量會員，但更重要的是該會的組織方法和它打算活動的廣泛範圍。
理論上它是一種個人自願聯合的組織，但因為政府參與了它的建立和活動，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
其重要标志是它的會員享有政治特權。
例如，如果覺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務是正當和有用的，他們可以通過該會向巡撫和其他省内高級官員建議施行。
而且，會員們在研究新問題時，能向政府要求查閱公共檔案。
所有這些都表明，南學會與其說是私人組織，不如說是公共組織，即使不是政府的一個正式組成部分，也至少緊密地依附于政府。
該會的半官方性質及其活動表明，在參加者的心目中，它不僅僅是一個自願的組織。
正如常在該會集會上講話的傑出演說家皮錫瑞在他的日記中所記的那樣，精心推敲的該會章程是想用來為地方紳士控制的省議會奠定基礎的。
這種可能性由梁啟超在該會關閉後不久所作的評論中得到了證實，他說南學會&ldquo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rdquo。
事實上，梁啟超認為南學會是湖南全部維新運動的關鍵。
[47]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預備性組織的作用外，南學會也從事諸如建立圖書館和辦日報《湘報》（1898年1月開始發行）等文化活動。
《湘報》和《湘學報》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維新運動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通過它們公開宣傳的。
唐才常、譚嗣同、易鼐和樊錐等激進派控制了這兩份報紙。
特别是唐才常，他在兩報的編輯部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思想觀點方面，唐才常和康有為、譚嗣同二人是接近的。
像康有為那樣，他公開聲稱是今文學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曆史進步和制度變革的理想。
雖則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譚嗣同那樣有系統，他在對待中國傳統，特别是中國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譚嗣同有許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樣的批判态度。
他像譚嗣同一樣，譴責君主制是人類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現，歡呼民主制應該是未來的秩序。
正與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情況一樣，唐才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種傳統思想影響，而且也帶有西方的深刻烙印。
唐才常由于有這種吸收各家之說的背景和激進的觀點，所以能和譚嗣同以及其他年輕的湖南學者一起，把《湘學報》和《湘報》變成促使新思想萌發的肥沃園地。
[48] 随着這些新的文化機構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現，維新運動變得更加激進起來。
這即使保守派，也使紳士&mdash官員感到驚慌，雖然後者前此一直是許多維新計劃的強有力的支持者。
結果是維新者的隊伍産生了分裂。
溫和派此時和保守的紳士&mdash官員合力攻擊激進派，并且試圖向他們潑冷水。
分裂最後在1898年春天爆發成一場激烈的思想鬥争。
由保守派和溫和派聯合發起的攻擊在夏初達到頂點，當時王先謙和省内紳士的其他領袖組織長沙三個書院的學生起草湘省學約。
在學約中他們試圖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場，來反對他們認為的當時正風靡全省的危險的異端。
對于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和信仰正處在危急關頭。
為了保衛這些價值和信仰并反對日益猖獗的異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韓愈的受人尊敬的道統。
正像孟子拒楊墨和韓愈辟佛老來保衛儒家那樣，他們現在決心要反對康梁集團的異端以保衛儒家。
[49] 按照這些湖南紳士的意見，這些異端中最主要的危險，總的來說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公開批判，具體地說是對清政權的赤裸裸的攻擊。
同樣使他們感到驚駭的是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激進的解釋。
湖南紳士們對所有這些情況的反應是強烈的。
有些人進行全面的譴責；其他像葉德輝等人則逐點加以批駁。
所有這些反應的特點就是情緒激昂，這和儒家傳統中進行學說之争時一般所持的寬容态度截然不同。
[50] 這種不同不是偶然的。
傳統的學說之争之所以容易持寬容态度是基于這樣的事實：若幹世紀以來在儒家學者中間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的基礎上出現的。
湖南的紳士發現，康梁集團的思想正在向他們的基本信念挑戰。
首先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一口氣同時否認了理學正統和流行的漢學學派二者的正當性。
況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他進一步斷言，在儒家思想體制中改變君主政體這個神聖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為了進一步證實康有為的這些解釋隐含政治颠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團的書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紀年來代替當時在位的清帝年号紀年。
在大多數湖南士大夫看來，這等于是否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驚駭的是，激進的維新派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和平等理想。
對于大多數紳士來說，宣傳這些理想，是對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mdash&mdash儒家三綱學說&mdash&mdash的正面挑戰。
三綱說有兩個明顯的性質：一是獨裁主義，因為三綱是無條件的統治；一是不可違抗性。
正統的儒家世界觀認為，人類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為人類秩序核心的三綱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所固有的。
這種儒家宇宙觀的神話仍然支配着大多數中國士大夫的道德觀和社會思想。
19世紀90年代的新思想間接和直接地向這種學說挑戰。
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入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義世界觀時便出現了間接的挑戰。
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壞了儒家所主張的人類社會秩序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觀的神話。
一旦沒有這種神話的支持，三綱之說必然會喪失它的大部分傳統的神聖性和說服力。
[51] 新思想還直接破壞了三綱的道德合法性。
譚嗣同的哲學坦率地攻擊三綱學說，但是他的《仁學》直到1900年後才出版，而且其影響隻限于他的親密友人的有限範圍之内。
正面對三綱學說的挑戰，隻是在宣傳有關人權和社會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時才趨于公開的。
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綱學說的矛盾沖突是顯而易見的。
當人權否定君臣之間的獨裁主義關系時，社會平等理想便和整個這個學說的獨裁主義要旨發生了沖突。
因此，許多湖南士大夫斥責平等理想是對集團特權的倫理觀和上下隸屬原則的徹底否定，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們認為這兩者是古老的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中心。
這種斥責在一個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得最為簡明扼要：&ldquo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婦之綱，蕩然盡矣。
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廢，于是天下之人視其親長亦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hellip&hellip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于是乎憂先起于蕭牆&hellip&hellip而隸卒優倡俨然臨于簪纓巾卷之上。
&rdquo 曾廉與他的許多同伴都認為，接受社會平等理想簡直是意味着颠倒了乾坤。
盡管激進的維新之士從來沒有全面而公開地攻擊三綱學說，可是幾乎所有斥責新思想的湖南紳士都大聲疾呼反對這些理想，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因為對于大多數紳士學者來說，已不是某個儒家價值觀或某個傳統制度處于危險之中的問題，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神聖核心的問題。
對于他們來說，西方思想的傳入正在威脅着儒家思想體系與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這二者的本質。
[52] 對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論上的攻擊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
當1898年春夏這種攻擊在湖南展開時，反對激進派的運動也在其他地方進行着。
禦史們向朝廷提出彈章，揭發康有為的異端學說和變法活動，一個官僚學者王仁俊在上海的《實學報》上批駁康有為的變法思想。
[53]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擊來自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學者。
1898年春，張之洞出版了他的《勸學篇》，他同意湖南紳士的基本論點，但是發揮得更加深刻。
從春末到仲夏，此書在《湘學報》上分期刊載，給反對激進派的十字軍運動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張之洞的觀點，康有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為運動目标的三句口号來概括：保國、保教、保種。
但是張之洞認為，把這些目标割裂開來作為獨立的目标，則是錯誤的。
應該隻有一個目标，即保國；達到這個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會達到其他兩個目标。
張之洞認為保種有賴于保國，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為什麼認為保教可以歸結為保國，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ldquo國家&rdquo概念了。
必須記住，張之洞所确定的保國思想，主要是為了反駁康有為的思想。
在康有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國會的序言和指導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樣，&ldquo國&rdquo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國版圖内全體人民的共同的實體。
在梁啟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ldquo群&rdquo的思想中，&ldquo國&rdquo是在一個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區域中全體人民的集合體，這一定義就表述得更為清楚了。
然而，這種&ldquo國&rdquo的總概念在張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沒有位置的，他把中國完全等同于具體的清王朝的皇室。
保國，首先是要保清朝。
因此在他論及忠時，他列舉清朝過去執行的十五項政策作為它的仁政的表現，以此強調清朝是人民效忠的當然對象。
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歐洲國家，也有别于包括漢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國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
張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種寓意，即像康梁那樣隻泛講忠于中國而不具體地講應忠于清朝，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險的。
張之洞所謂的忠，歸根到底，仍然取決于他對儒家三綱學說的信仰。
這種學說長期以來一直被尊為至高無上的儒學的核心，它與君主及家庭的制度緊密聯結在一起。
從這裡便可看出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的顯著的特征，即政教融為一體；用張之洞的話來說，就是&ldquo以君兼師&rdquo，或&ldquo政教相維&rdquo。
從這一觀點出發，張之洞自然拒不承認保教可以脫離保國。
康有為試圖在既定的政治體制之外提倡儒學，當然就會被他認為是異端行為。
因為張之洞認為，且不談康有為解釋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種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國家相脫離從而破壞神聖的三綱學說的危險。
還因為張之洞批駁康有為關于保國的根本之途是變法的思想，這使得兩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
表面上張之洞是變法的熱烈鼓吹者，并自認為是西政的崇拜者。
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關于學習西政應先于西藝的主張。
但在事實上，張之洞理解的政與法有很不相同的含義。
他認為政在本質上意味着官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
張氏的變法思想可以歸結為不過是進一步發展了自強運動和經世緻用傳統的行政改革的主張而已。
張之洞論點的前提是：從基本政治價值或制度的意義上來理解的&ldquo政&rdquo也是在神聖不可侵犯的三綱學說的範圍之内，所以它也是聖道的一部分。
至于道，用著名的儒家格言來說，是&ldquo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rdquo。
張之洞的這種信奉儒家的基本社會政治價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治變革中的态度，也決定了他對西方思想的總的态度。
他曾經是西學的熱誠擁護者，他的《勸學篇》用大量篇幅論證西方知識的重要性。
然而他的全部論證都是建立在&ldquo循序&rdquo的基礎上的，按照&ldquo循序&rdquo之說，研究西方知識不論多麼重要，都必須放在研習中學及其核心&mdash&mdash經書&mdash&mdash之下。
因為中學之中含有傳統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不僅使人能認識到中國作為國家與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所必須據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張之洞一方面鼓勵中國人對西學要&ldquo知通&rdquo，另一方面又力主他們把&ldquo知通&rdquo和對儒家學說的&ldquo知本&rdquo結合起來。
這樣二者就能夠互相補充。
這一認識便是張之洞的著名格言&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的基礎。
[54] 在本質上，張之洞無非是重新肯定自強運動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則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采取中間立場，因為他感到這兩者你死我活的鬥争正在使國家分裂。
但是他的中間立場事實上是反對激進派要更甚于反對保守派。
因為他所持立場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捍衛中國傳統的價值和制度，以反對勃興的激進派的猛烈攻擊。
因此，張之洞的《勸學篇》在湖南的思想辯論的氣氛中出版，這标志着中國思想鬥争新階段的開始。
首先，鬥争的中心原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和保守派之間進行，現在轉到了前者和激進的維新派之間。
其次，思想鬥争過去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開政策辯論的形式。
但是現在新的辯論擴展到政府之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間如火如荼地進行。
最後，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辯論，無論是在60年代的恭親王與倭仁之間，或是在70和80年代的自強運動提倡者和清流黨之間，一般的是在所有參與者的基本價值觀一緻的基礎上進行的。
然而，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論戰，就不再有這樣的一緻性了。
事實上，恰恰是對某些基本的價值觀産生了分歧。
因此，維新時代的思想辯論在深度和廣度上标志着與過去斷絕關系，并預示了1900年以後席卷中國的思想沖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風暴的中心。
快到春末時，方興未艾的思想沖突最後發展成為政治鬥争和社會沖突。
許多湖南省紳士這時響應王先謙和葉德輝等領袖的号召，麇集其後，在地方上煽起反對激進派的情緒。
為了對省署施加社會壓力，他們有些人個人寫信給巡撫和學政表示抗議；還有些人則集體進行活動。
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體湖南紳士名義向巡撫送上一份公呈。
它把激進的維新派斥為危險的異端，要求把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革出時務學堂。
同情年輕維新派的紳士學者進行反擊，禀請省署改組保守派控制的地方書院，而王先謙和他的夥伴也在一些書院中動員學生加強他們的攻擊。
[55] 湖南紳士除了組織抗議之外，還向民衆宣傳，并公開在社會上排斥激進派。
例如，一所地方書院的學生印刷和散發揭帖，對時務學堂痛加醜诋。
湖南的一名激進維新派，即南學會會員中的活躍分子、《湘報》撰稿人樊錐，被地方人士趕出家鄉。
[56]在攻擊風暴的高潮時，據報道有反對激進維新派的騷亂發生。
反對新思想的運動現在所表現的性質，不禁使人想起19世紀後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間，支持湖南反激進運動的政治壓力還來自武昌的總督衙門。
在1898年春季以前，張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書院訂閱湖南的維新報紙。
但此時由于對遍及湖南的激進思想和行動感到恐懼，他下令停止訂閱，他還和他的親密顧問梁鼎棻馳書警告湖南官員，要他們注意這些激進的傾向。
與此同時，有些湖南紳士也試圖使北京出面來制服激進派。
禦史們根據來自湖南的報告，向朝廷陳奏，要求對康梁一黨采取強硬的手段。
保守的紳士&mdash學者曾廉引用梁啟超在湖南的激進言論和行動作為悖逆的證據，甚至要求朝廷将康梁處以死刑。
[57] 這樣，從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對維新運動激進化的壓力的加強，大多數維新派被迫離開了該省。
8月初，巡撫陳寶箴在壓力下奏請朝廷燒毀康有為的有煽動性的《孔子改制考》一書的木版，并禁止再版。
激進的維新派學者的有些活動雖則在夏季仍舊繼續進行，但他們在湖南實現文化革新的嘗試結果以完全的失敗告終。
湖南維新的失敗當歸因于運動後期的激進化表現。
運動自始至終得到省署當局的充分支持。
這種特殊順利的環境鼓舞了年輕的激進分子，使他們産生了強烈的希望，即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