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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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剛剛開始，因為1891年3&mdash6月清帝批準了海軍衙門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議頤和園的建築款項應取自海防捐款和駐外使團專款。
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稱，他願為皇&ldquo母&rdquo提供休憩頤養的環境以娛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
[144]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mdash1890年繼續每年收到約130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
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400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300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
可是，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
顯然由于慈禧太後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谄谀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ldquo停購船械&rdquo。
[145]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
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
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
1888年，李鴻章在琅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
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願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
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27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劃出來了。
章程也包括了關于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複雜細緻的規定。
畢業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份。
[146]旅順口、威海衛、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
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來的軍官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
有些高級軍官對琅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琅威理稱這般人為&ldquo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rdquo[147]。
這些緊張關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
琅威理的去職特别不幸。
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于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内部的标準也為之下降。
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
[148]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
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将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
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
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
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10年學監，并幫助李鴻章創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
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70多名學生，後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37名學生，但到1893年隻剩下了25名士官生。
财政拮據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
士官生在學堂裡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ldquo鞏固根本&rdquo。
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準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
張之洞在1889年後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
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mdash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
在剛毅的任期内，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隻常年投閑置散，抛錨而不開動了。
[149]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于1887年創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
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麼被人們所恥笑了。
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
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是合格的。
但它也不能吸收優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
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争後才畢業。
[150] 劉銘傳在台灣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
10月12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台的台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是原淮軍将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撚軍而蜚聲國内，他曾在1884&mdash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台灣。
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在台灣。
現在他将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
（福建巡撫之職将由駐節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
）劉銘傳将單獨負責台灣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
[151]清廷終于遲遲地認識到了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地圖12 19世紀後期的台灣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灣島上國姓爺的後裔之後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
它那裡隐匿着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
可是，北京還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台灣的法令。
清朝自18世紀中葉以來在那裡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壓。
英國艦船在鴉片戰争中炮轟基隆和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
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
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台，并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采的煤礦。
1875&mdash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台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mdash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
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灣府（台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30英裡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
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台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時運兵。
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準，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
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ldquo士兵&rdquo隻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
由于他的建議，至少台灣的10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将在内。
可是，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台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
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别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
丁日昌于是乞病（這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
[152] 丁日昌對台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
劉銘傳在中法之戰之後來到台灣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
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mdash1889年每年達45萬兩，後來還略有增加。
這筆款項都被撥做台灣陸軍費用。
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80萬兩，為期五年。
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44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甯波和廣州等海關出36萬兩。
[153]鑒于他的計劃龐大，劉銘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
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ldquo非凡的中國官員&rdquo，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ldquo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rdquo[154]。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于武裝備戰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号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
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台灣和澎湖的要塞。
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内，劉銘傳給台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31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
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9&mdash12英寸。
他還買了1萬支後膛槍，并計劃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兩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8.4萬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
這座新兵工廠約有300名雇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台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
[155]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台北和台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台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電報總局以後的第五年。
[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撚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于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
劉銘傳認為，台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
它的名義上編制是1.4萬名，實際數字在1884&mdash1885年是4500名。
劉銘傳着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
劉銘傳也不滿意台灣的勇營。
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說，湘淮兩軍已成&ldquo強弩之末&rdquo。
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别是現在當後膛武器已引進國内的時候。
&ldquo倘令槍碼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
&rdquo[157] 1885年後期有16營楚勇在台灣，由左宗棠原來将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mdash1885年任台灣道台。
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帶着他本人帶到台灣來的10營淮軍。
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43個營，即2.2萬人馬。
兩位歐洲教官訓練着他的士兵。
[158]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定的五年期滿以後每年還有80萬兩協饷收入。
可是，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
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範圍内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灣二省以外。
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後的1870年明确指出：&ldquo通省清丈，斷辦不到。
&rdquo[159]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着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台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
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
從18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台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照，準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
[160]可是，這些專利執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
反之，他門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者，後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
當湧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
這些地主在台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
根據傳統，隻有執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
由于台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照持有人往往連并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避。
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台灣北部，劉銘傳赢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
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給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征稅。
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40%。
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灣北部實行。
可是，這改革在台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于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
1888年，在彰化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
[161]雖然新稅法最後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台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于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辟該島的商業财源。
他開征了種種厘金稅，但由于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征收。
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征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準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
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餘，這是征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ldquo成色差額&rdquo），使得劉銘傳治下的台灣甚至在1889年協饷已經停解之後歲收總數仍能達到212萬兩。
[162]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财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采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
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禦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台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ldquo兇殘的生番&rdquo作戰。
台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沖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當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估計增加到了250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
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願來到台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ldquo山區政策&rdquo。
移民和生番之間的沖突曆久不衰；後者也購買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洩憤。
[163]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于同他們作戰，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亘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于彰化。
由于戰鬥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區。
劉銘傳在台灣任職期間合計與&ldquo生番&rdquo打了40次仗。
盡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内。
清軍的士氣很低；[164]在曠野地方作戰并無戰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軍、撚軍或打回民的戰鬥。
劉巡撫既一絲不苟，又富于創造精神。
1885年，他指控道台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區的官僚和地主勢力。
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台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台灣服官積功滿3年以上者，準其回大陸後優先擢升。
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台灣挂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
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鑒于台灣環境的特殊，10年之内那裡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别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
吏部認為，該部在台灣10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準許他3年之内可自選縣長。
[165]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
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将它們的财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
[166]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
在19世紀80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70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
[167]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
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禦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
[168]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FormosanTrading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台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别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
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号的競争&mdash&mdash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争&mdash&mdash中，一直賠累。
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ldquo基隆官煤廠&rdquo。
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應在20年内在台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采煤的權利。
可是，北京拒不批準。
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
擴資之後，台灣政府将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
從這個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擔心這些投資者的後台仍是外國人。
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給劉銘傳以&ldquo革職留任&rdquo的處分。
[169]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台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
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準在台灣興建了鐵路。
在&ldquo官督商辦&rdquo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裡集資100萬兩。
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間長20英裡的路面已被鋪軌15英裡，而兩年以後，在他的後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間42英裡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
[170]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裡鐵路，包括台灣在内。
在直隸，李鴻章花了20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裡的鐵路。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人員的學堂&mdash&mdash即天津武備學堂&mdash&mdash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後。
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于李鴻章在70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171]早在1875年美國将軍埃默裡·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
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隻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争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将領&mdash&mdash特别是周盛傳&mdash&mdash改變了态度。
[172]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于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
新式海軍則不那麼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成了反對新培養的士官生的偏見。
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将領來。
[173]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了然于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于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制的。
他隻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幹願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
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築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
6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
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
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内完成學業（實際上要兩年），然後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
從1885&mdash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1500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
大多數人隻充當教官；隻有少數人成了軍官。
[174]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軍官的五年計劃。
應試者年齡限在13&mdash16歲，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
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
最初有40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
父喪或母喪可以準假，但假期很短。
[175]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制、中國曆史和經書；後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築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
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并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
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于李鴻章辦的威海衛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
[176]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财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ldquo海防經費&rdquo。
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系有困難，學校中存在着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20世紀初期曆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
[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
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mdash&mdash即廣勝軍&mdash&mdash中聘用過德國教官。
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裡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
張之洞看來很滿意于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後來選派了畢業生充當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教。
[178]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
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贊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赢得了不少好評。
[179]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争可能爆發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勢。
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
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
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琅威理預言日本必敗。
琅威理認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隻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
他說，威海衛是不可攻破的。
雖然琅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于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ldquo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rdquo[180]。
中日戰争的災難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鮮、滿洲和中國本部，人們對中國陸海軍優勢的幻想馬上破滅。
與中法戰争時雙方的決策都猶疑不定的情況不同，中日戰争從一開始就被日本發動的、以決心攻占北京為目标的一連串攻勢所左右。
結局清楚地和富于戲劇性地暴露了中國軍事準備的失敗和日本軍事準備的有效性。
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陸海軍建設得力于它的社會其他部門的現代化革新，同時它也促進了這些革新。
到1872年，征兵制的實施激發了國民意識進一步的覺醒，同時，陸海軍教育的中央集權體制使軍官得以去國外留學，使軍事學校得以在國内建立。
1878年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參謀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參謀學府。
陸軍和海軍之間能有保證地實行密切的合作。
[181] 在把日本武裝部隊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國顧問和教官們，包括英國人約翰英格爾斯和德國人雅可布·麥凱爾在内，都是出過大力的。
麥凱爾幫忙改組了陸軍部，提高了參謀本部，改進了軍事教育，充實了它的後勤和醫藥工作。
他也幫助把日本軍隊改組為師的建制，并且告訴日本人&ldquo關于實行全國總動員的要求，其中應具備一個戰略性的鐵路網，一項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進的參謀作業&rdquo。
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國的同行漢納根的成就要大得多。
英格爾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
[182] 甚至在宣戰以前的7月後期，日本人在朝鮮就已向人們表現出這樣的成就：它的&ldquo将軍們知道怎樣指揮作戰，而軍隊的組織甚至在一個沒有良好公路的國家中也能順利地運轉&rdquo。
在整個戰争期間，法國、英國和其他外國觀察家一再贊許日本人精于戰略和戰術，贊揚他們有效能的訓練、紀律、勇敢善戰、集體主義精神，以及他們在運輸、軍糧供應和醫藥設施方面的突出表現。
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于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這場戰争。
8月份以後，日本在朝鮮的攻勢進展神速。
[183]8月10日，日本艦隊襲擾旅順口和威海衛以掩護軍隊的運輸；中國海軍未能對挑戰作出反應。
僅僅一個多月日本軍隊就占領了重鎮平壤（9月16日）：它隻用了一天時間就拿下了這個重兵防守的要塞，把葉志超等人統率的淮軍一舉趕過了鴨綠江。
就在第二天，日本艦隊決定性地在鴨綠江口擊敗了中國艦隊（見第二章）。
這一勝利是伊東佑亨海軍上将出色指揮的結果，其戰果是摧毀了幾艘中國艦隻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權，讓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陸，并謀劃特别大膽的作戰計劃。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滿洲長驅直入，在鴨綠江附近的九連城和鳳凰城打敗了中國人。
11月初，他們攻陷了金州和嚴加設防的中國人陣地大連灣，在這裡奪取了大量軍需物資，其中包括621支槍、129門炮、3300萬餘發槍彈、約250萬發炮彈。
[184]大連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對貌似&ldquo不可攻破的&rdquo中國海軍基地旅順口的攻擊行動，結果使旅順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
這不僅使日本得到了東亞最優良的海軍船塢，而且嚴重地瓦解了中國軍隊的士氣，使北京陷于驚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滿洲攻占了幾個重要據點，如複州、析木城和海城。
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後果特别嚴重。
它不僅阻斷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使沈陽本身也成了易受攻擊的目标。
在後來的戰鬥階段，清軍三番五次地企圖奪回海城，往往犧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軍占領蓋平，使它的第一軍和第二軍的交通聯絡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從遼東到中國的内陸和沿海通路。
本月稍晚一些時候，日本人開始進攻山東，作為向北京作大鉗形運動的一部分。
他們在1月18日炮轟登州作牽制性進攻，兩天以後侵入榮成，在半個月内經過幾次惡戰之後攻占了威海衛。
用一位法國觀察家的話說，威海衛之役提供了陸海軍緊密協同作戰的&ldquo引人注目的範例&rdquo。
日本&ldquo顯示了現代的陸戰和海戰的所有方法：對要塞實行猛襲；巧妙地操縱大炮和船隻；（還）敢于發動魚雷攻擊，讓港口塞滿了被擊沉的船隻&rdquo[185]。
地圖13 中日甲午戰争 威海衛的陷落對中國人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所餘北洋艦隊的船隻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日本人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幾位陸海軍将領紛紛自裁。
現在，從山東去北京的道路已經門戶洞開，日本人可以長驅直入了。
在中國人主動提出和平倡議期間，戰事繼續在山東和滿洲兩地進行。
2月下半月，清軍在宋慶（包括淮軍的若幹大分遣隊在内）和其他将領的率領下，在海城進行了激烈的争奪戰。
雖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人數之比有時略超過二比一（約6萬人對2.5萬），日本人仍頑強地守住了城池，使對方傷亡慘重。
中國人曾取得幾次戰術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勝利。
[186] 在3月份的頭兩個星期，日本地面部隊在滿洲拿下了牛莊、營口和田莊台。
此後不久，日本人又開始侵犯台灣，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島。
在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準備，要從南滿和山東半島對北京進行鉗形進攻。
雖然據說中國人已集結了15萬到20萬軍隊在直隸北部，但他們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戰争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
中國最有效的讨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187] （張書生 譯） *** [1]關于八旗軍和綠營軍，見魏源的《聖武記》和羅爾綱的《綠營兵志》。
勇營之名初見于曾國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頁。
關于東軍，見《山東軍興紀略》（卷4，第8頁）和《丁文誠公遺集》卷1·4，第37頁；卷4·9，第16頁。
關于豫軍，見尹耕雲等編《豫軍紀略》卷1·3，第11頁；卷5·10，第10&mdash11頁；卷12·22，第5&mdash6頁。
滇軍起源于岑毓英在雲南省平定回民叛亂之役，見王樹槐的《鹹同雲南回民事變》，第224&mdash228頁。
[2]參照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邊疆》，第24&mdash31頁。
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載《亞洲曆史雜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mdash141頁。
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将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3]羅爾綱：《綠營兵志》，第92&mdash100、126&mdash136、162&mdash164、206&mdash207頁。
[4]同上書，第179&mdash181、213&mdash220、237&mdash244頁。
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卷1·2，第4頁。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mdash19頁。
[6]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卷331，第8&mdash9頁。
[7]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3冊，第475&mdash479、484&mdash491頁。
神機營核心部隊總兵力似保持為6000人之數。
迨至1881&mdash1882年，日本人的情報認為神機營本部隻擁有3500名步兵，2000名騎兵，500名炮兵。
見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卷1，第21&mdash22頁。
[8]王爾敏：《淮軍志》，第354&mdash355頁。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頁。
[9]《洋務運動》第3冊，第459&mdash470、481頁。
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清政府在兩個城市聘用外國教官訓練八旗軍和綠營兵，即福州（從1865年中至1866年）與武昌（從1866年初至1868年中），見同上書，第471&mdash472、482、492&mdash494頁。
[10]《皇朝政典類纂》卷333，第11頁。
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邊疆》，第123&mdash125頁。
[11]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載《大陸雜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頁，文中摘錄了劉長佑的奏折。
[1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頁。
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卷12，第3、21、31&mdash37頁。
《大清曆朝實錄·同治朝》卷193，第18&mdash19頁。
[13]《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7，第2頁。
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2，第2856頁，1869年2月27日條。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頁。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頁；卷29，第13、16、18&mdash19頁。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頁；卷19，第16&mdash21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mdash187頁。
《皇朝政典類纂》卷325，第4、8&mdash10頁。
[17]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2，第9、505頁。
劉廣京：《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頁。
[18]《皇朝政典類纂》卷326，第6&mdash8頁。
[19]見恭親王1884年1月奏折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奏折，載《洋務運動》，第526頁。
又見張佩綸《澗于集》卷6，第10頁。
[20]見羅爾綱《綠營兵志》，第72&mdash73頁（注70&mdash73）。
關于使用練軍鎮壓地方叛亂，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現在已有更詳盡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頁；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頁。
[21]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
[22]戈登檔案（英博物館），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ldquo關于英帝國勢力範圍的秘密備忘錄&rdquo（1864年）。
[23]詳見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載《現代亞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mdash223頁
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稱，他願為皇&ldquo母&rdquo提供休憩頤養的環境以娛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
[144]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mdash1890年繼續每年收到約130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
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400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300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
可是，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
顯然由于慈禧太後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谄谀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ldquo停購船械&rdquo。
[145]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
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
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
1888年，李鴻章在琅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
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願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
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27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劃出來了。
章程也包括了關于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複雜細緻的規定。
畢業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份。
[146]旅順口、威海衛、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
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來的軍官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
有些高級軍官對琅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琅威理稱這般人為&ldquo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rdquo[147]。
這些緊張關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
琅威理的去職特别不幸。
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于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内部的标準也為之下降。
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
[148]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
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将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
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
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
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10年學監，并幫助李鴻章創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
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70多名學生，後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37名學生，但到1893年隻剩下了25名士官生。
财政拮據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
士官生在學堂裡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ldquo鞏固根本&rdquo。
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準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
張之洞在1889年後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
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mdash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
在剛毅的任期内，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隻常年投閑置散，抛錨而不開動了。
[149]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于1887年創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
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麼被人們所恥笑了。
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
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是合格的。
但它也不能吸收優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
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争後才畢業。
[150] 劉銘傳在台灣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
10月12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台的台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是原淮軍将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撚軍而蜚聲國内，他曾在1884&mdash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台灣。
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在台灣。
現在他将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
（福建巡撫之職将由駐節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
）劉銘傳将單獨負責台灣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
[151]清廷終于遲遲地認識到了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地圖12 19世紀後期的台灣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灣島上國姓爺的後裔之後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
它那裡隐匿着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
可是，北京還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台灣的法令。
清朝自18世紀中葉以來在那裡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壓。
英國艦船在鴉片戰争中炮轟基隆和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
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
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台，并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采的煤礦。
1875&mdash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台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mdash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
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灣府（台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30英裡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
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台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時運兵。
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準，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
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ldquo士兵&rdquo隻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
由于他的建議，至少台灣的10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将在内。
可是，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台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
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别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
丁日昌于是乞病（這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
[152] 丁日昌對台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
劉銘傳在中法之戰之後來到台灣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
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mdash1889年每年達45萬兩，後來還略有增加。
這筆款項都被撥做台灣陸軍費用。
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80萬兩，為期五年。
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44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甯波和廣州等海關出36萬兩。
[153]鑒于他的計劃龐大，劉銘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
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ldquo非凡的中國官員&rdquo，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ldquo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rdquo[154]。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于武裝備戰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号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
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台灣和澎湖的要塞。
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内，劉銘傳給台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31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
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9&mdash12英寸。
他還買了1萬支後膛槍，并計劃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兩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8.4萬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
這座新兵工廠約有300名雇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台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
[155]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台北和台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台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電報總局以後的第五年。
[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撚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于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
劉銘傳認為，台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
它的名義上編制是1.4萬名，實際數字在1884&mdash1885年是4500名。
劉銘傳着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
劉銘傳也不滿意台灣的勇營。
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說，湘淮兩軍已成&ldquo強弩之末&rdquo。
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别是現在當後膛武器已引進國内的時候。
&ldquo倘令槍碼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
&rdquo[157] 1885年後期有16營楚勇在台灣，由左宗棠原來将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mdash1885年任台灣道台。
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帶着他本人帶到台灣來的10營淮軍。
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43個營，即2.2萬人馬。
兩位歐洲教官訓練着他的士兵。
[158]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定的五年期滿以後每年還有80萬兩協饷收入。
可是，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
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範圍内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灣二省以外。
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後的1870年明确指出：&ldquo通省清丈，斷辦不到。
&rdquo[159]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着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台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
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
從18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台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照，準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
[160]可是，這些專利執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
反之，他門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者，後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
當湧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
這些地主在台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
根據傳統，隻有執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
由于台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照持有人往往連并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避。
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台灣北部，劉銘傳赢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
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給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征稅。
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40%。
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灣北部實行。
可是，這改革在台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于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
1888年，在彰化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
[161]雖然新稅法最後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台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于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辟該島的商業财源。
他開征了種種厘金稅，但由于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征收。
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征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準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
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餘，這是征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ldquo成色差額&rdquo），使得劉銘傳治下的台灣甚至在1889年協饷已經停解之後歲收總數仍能達到212萬兩。
[162]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财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采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
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禦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台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ldquo兇殘的生番&rdquo作戰。
台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沖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當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估計增加到了250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
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願來到台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ldquo山區政策&rdquo。
移民和生番之間的沖突曆久不衰；後者也購買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洩憤。
[163]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于同他們作戰，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亘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于彰化。
由于戰鬥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區。
劉銘傳在台灣任職期間合計與&ldquo生番&rdquo打了40次仗。
盡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内。
清軍的士氣很低；[164]在曠野地方作戰并無戰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軍、撚軍或打回民的戰鬥。
劉巡撫既一絲不苟，又富于創造精神。
1885年，他指控道台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區的官僚和地主勢力。
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台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台灣服官積功滿3年以上者，準其回大陸後優先擢升。
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台灣挂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
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鑒于台灣環境的特殊，10年之内那裡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别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
吏部認為，該部在台灣10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準許他3年之内可自選縣長。
[165]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
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将它們的财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
[166]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
在19世紀80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70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
[167]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
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禦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
[168]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FormosanTrading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台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别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
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号的競争&mdash&mdash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争&mdash&mdash中，一直賠累。
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ldquo基隆官煤廠&rdquo。
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應在20年内在台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采煤的權利。
可是，北京拒不批準。
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
擴資之後，台灣政府将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
從這個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擔心這些投資者的後台仍是外國人。
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給劉銘傳以&ldquo革職留任&rdquo的處分。
[169]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台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
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準在台灣興建了鐵路。
在&ldquo官督商辦&rdquo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裡集資100萬兩。
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間長20英裡的路面已被鋪軌15英裡，而兩年以後，在他的後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間42英裡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
[170]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裡鐵路，包括台灣在内。
在直隸，李鴻章花了20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裡的鐵路。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人員的學堂&mdash&mdash即天津武備學堂&mdash&mdash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後。
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于李鴻章在70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
[171]早在1875年美國将軍埃默裡·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
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隻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争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将領&mdash&mdash特别是周盛傳&mdash&mdash改變了态度。
[172]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于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
新式海軍則不那麼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成了反對新培養的士官生的偏見。
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将領來。
[173]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了然于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于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制的。
他隻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幹願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
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築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
6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
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
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内完成學業（實際上要兩年），然後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
從1885&mdash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1500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
大多數人隻充當教官；隻有少數人成了軍官。
[174]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軍官的五年計劃。
應試者年齡限在13&mdash16歲，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
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
最初有40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
父喪或母喪可以準假，但假期很短。
[175]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制、中國曆史和經書；後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築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
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并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
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于李鴻章辦的威海衛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
[176]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财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ldquo海防經費&rdquo。
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系有困難，學校中存在着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20世紀初期曆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
[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
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mdash&mdash即廣勝軍&mdash&mdash中聘用過德國教官。
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裡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
張之洞看來很滿意于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後來選派了畢業生充當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教。
[178]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
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贊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赢得了不少好評。
[179]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争可能爆發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勢。
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
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
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琅威理預言日本必敗。
琅威理認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隻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
他說，威海衛是不可攻破的。
雖然琅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于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ldquo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rdquo[180]。
中日戰争的災難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鮮、滿洲和中國本部，人們對中國陸海軍優勢的幻想馬上破滅。
與中法戰争時雙方的決策都猶疑不定的情況不同，中日戰争從一開始就被日本發動的、以決心攻占北京為目标的一連串攻勢所左右。
結局清楚地和富于戲劇性地暴露了中國軍事準備的失敗和日本軍事準備的有效性。
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陸海軍建設得力于它的社會其他部門的現代化革新，同時它也促進了這些革新。
到1872年，征兵制的實施激發了國民意識進一步的覺醒，同時，陸海軍教育的中央集權體制使軍官得以去國外留學，使軍事學校得以在國内建立。
1878年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參謀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參謀學府。
陸軍和海軍之間能有保證地實行密切的合作。
[181] 在把日本武裝部隊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國顧問和教官們，包括英國人約翰英格爾斯和德國人雅可布·麥凱爾在内，都是出過大力的。
麥凱爾幫忙改組了陸軍部，提高了參謀本部，改進了軍事教育，充實了它的後勤和醫藥工作。
他也幫助把日本軍隊改組為師的建制，并且告訴日本人&ldquo關于實行全國總動員的要求，其中應具備一個戰略性的鐵路網，一項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進的參謀作業&rdquo。
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國的同行漢納根的成就要大得多。
英格爾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
[182] 甚至在宣戰以前的7月後期，日本人在朝鮮就已向人們表現出這樣的成就：它的&ldquo将軍們知道怎樣指揮作戰，而軍隊的組織甚至在一個沒有良好公路的國家中也能順利地運轉&rdquo。
在整個戰争期間，法國、英國和其他外國觀察家一再贊許日本人精于戰略和戰術，贊揚他們有效能的訓練、紀律、勇敢善戰、集體主義精神，以及他們在運輸、軍糧供應和醫藥設施方面的突出表現。
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于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這場戰争。
8月份以後，日本在朝鮮的攻勢進展神速。
[183]8月10日，日本艦隊襲擾旅順口和威海衛以掩護軍隊的運輸；中國海軍未能對挑戰作出反應。
僅僅一個多月日本軍隊就占領了重鎮平壤（9月16日）：它隻用了一天時間就拿下了這個重兵防守的要塞，把葉志超等人統率的淮軍一舉趕過了鴨綠江。
就在第二天，日本艦隊決定性地在鴨綠江口擊敗了中國艦隊（見第二章）。
這一勝利是伊東佑亨海軍上将出色指揮的結果，其戰果是摧毀了幾艘中國艦隻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權，讓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陸，并謀劃特别大膽的作戰計劃。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滿洲長驅直入，在鴨綠江附近的九連城和鳳凰城打敗了中國人。
11月初，他們攻陷了金州和嚴加設防的中國人陣地大連灣，在這裡奪取了大量軍需物資，其中包括621支槍、129門炮、3300萬餘發槍彈、約250萬發炮彈。
[184]大連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對貌似&ldquo不可攻破的&rdquo中國海軍基地旅順口的攻擊行動，結果使旅順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
這不僅使日本得到了東亞最優良的海軍船塢，而且嚴重地瓦解了中國軍隊的士氣，使北京陷于驚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滿洲攻占了幾個重要據點，如複州、析木城和海城。
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後果特别嚴重。
它不僅阻斷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使沈陽本身也成了易受攻擊的目标。
在後來的戰鬥階段，清軍三番五次地企圖奪回海城，往往犧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軍占領蓋平，使它的第一軍和第二軍的交通聯絡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從遼東到中國的内陸和沿海通路。
本月稍晚一些時候，日本人開始進攻山東，作為向北京作大鉗形運動的一部分。
他們在1月18日炮轟登州作牽制性進攻，兩天以後侵入榮成，在半個月内經過幾次惡戰之後攻占了威海衛。
用一位法國觀察家的話說，威海衛之役提供了陸海軍緊密協同作戰的&ldquo引人注目的範例&rdquo。
日本&ldquo顯示了現代的陸戰和海戰的所有方法：對要塞實行猛襲；巧妙地操縱大炮和船隻；（還）敢于發動魚雷攻擊，讓港口塞滿了被擊沉的船隻&rdquo[185]。
地圖13 中日甲午戰争 威海衛的陷落對中國人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所餘北洋艦隊的船隻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日本人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幾位陸海軍将領紛紛自裁。
現在，從山東去北京的道路已經門戶洞開，日本人可以長驅直入了。
在中國人主動提出和平倡議期間，戰事繼續在山東和滿洲兩地進行。
2月下半月，清軍在宋慶（包括淮軍的若幹大分遣隊在内）和其他将領的率領下，在海城進行了激烈的争奪戰。
雖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人數之比有時略超過二比一（約6萬人對2.5萬），日本人仍頑強地守住了城池，使對方傷亡慘重。
中國人曾取得幾次戰術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勝利。
[186] 在3月份的頭兩個星期，日本地面部隊在滿洲拿下了牛莊、營口和田莊台。
此後不久，日本人又開始侵犯台灣，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島。
在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準備，要從南滿和山東半島對北京進行鉗形進攻。
雖然據說中國人已集結了15萬到20萬軍隊在直隸北部，但他們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戰争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
中國最有效的讨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187] （張書生 譯） *** [1]關于八旗軍和綠營軍，見魏源的《聖武記》和羅爾綱的《綠營兵志》。
勇營之名初見于曾國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頁。
關于東軍，見《山東軍興紀略》（卷4，第8頁）和《丁文誠公遺集》卷1·4，第37頁；卷4·9，第16頁。
關于豫軍，見尹耕雲等編《豫軍紀略》卷1·3，第11頁；卷5·10，第10&mdash11頁；卷12·22，第5&mdash6頁。
滇軍起源于岑毓英在雲南省平定回民叛亂之役，見王樹槐的《鹹同雲南回民事變》，第224&mdash228頁。
[2]參照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邊疆》，第24&mdash31頁。
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載《亞洲曆史雜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mdash141頁。
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将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3]羅爾綱：《綠營兵志》，第92&mdash100、126&mdash136、162&mdash164、206&mdash207頁。
[4]同上書，第179&mdash181、213&mdash220、237&mdash244頁。
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卷1·2，第4頁。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mdash19頁。
[6]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卷331，第8&mdash9頁。
[7]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3冊，第475&mdash479、484&mdash491頁。
神機營核心部隊總兵力似保持為6000人之數。
迨至1881&mdash1882年，日本人的情報認為神機營本部隻擁有3500名步兵，2000名騎兵，500名炮兵。
見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卷1，第21&mdash22頁。
[8]王爾敏：《淮軍志》，第354&mdash355頁。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頁。
[9]《洋務運動》第3冊，第459&mdash470、481頁。
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清政府在兩個城市聘用外國教官訓練八旗軍和綠營兵，即福州（從1865年中至1866年）與武昌（從1866年初至1868年中），見同上書，第471&mdash472、482、492&mdash494頁。
[10]《皇朝政典類纂》卷333，第11頁。
羅伯特·李：《清代曆史上的邊疆》，第123&mdash125頁。
[11]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載《大陸雜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頁，文中摘錄了劉長佑的奏折。
[1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頁。
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卷12，第3、21、31&mdash37頁。
《大清曆朝實錄·同治朝》卷193，第18&mdash19頁。
[13]《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7，第2頁。
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2，第2856頁，1869年2月27日條。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頁。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頁；卷29，第13、16、18&mdash19頁。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頁；卷19，第16&mdash21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mdash187頁。
《皇朝政典類纂》卷325，第4、8&mdash10頁。
[17]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2，第9、505頁。
劉廣京：《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頁。
[18]《皇朝政典類纂》卷326，第6&mdash8頁。
[19]見恭親王1884年1月奏折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奏折，載《洋務運動》，第526頁。
又見張佩綸《澗于集》卷6，第10頁。
[20]見羅爾綱《綠營兵志》，第72&mdash73頁（注70&mdash73）。
關于使用練軍鎮壓地方叛亂，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現在已有更詳盡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頁；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頁。
[21]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
[22]戈登檔案（英博物館），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ldquo關于英帝國勢力範圍的秘密備忘錄&rdquo（1864年）。
[23]詳見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載《現代亞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mdash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