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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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獲得充分的供應。
為了通過甘肅走廊和這些城市之間的沙漠道路運送糧食和軍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輛大車、2.9萬峰駱駝及5500頭驢和騾。
糧食供應是個特别困難的問題。
張曜所計劃的在哈密實施的軍墾雖然據說在1875年已開出1.9萬畝土地，但并不産糧。
甘肅的糧價本來就很高，在那裡啟運很不合算。
左宗棠的經驗表明，通過肅州和哈密之間艱難險阻的沙漠、随後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糧食運到巴裡坤，這意味着沿途要損耗供應量的三分之二。
左宗棠發現，為北部新疆獲得糧食的一個較經濟的辦法，是應遠到歸化或包頭以及甯夏的一些地點去購買糧食，然後用駱駝運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運往巴裡坤。
在1876年極困難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軍隊就是從這種來源弄到糧食的。
[91]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還應歸因于這一事實：他現在增多了對歐洲武器或者中國的仿造武器的使用。
他給他的部隊分配了歐洲制的來複槍，這種槍他曾貯備了1.5萬支。
到1876年，新疆清軍的裝備有連發槍、發射12磅或16磅炮彈的鋼炮、克虜伯的撞針槍和一門歐洲大炮（此炮&ldquo能緻遠數裡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馬隊之成團者最妙&rdquo）。
左宗棠在蘭州的兵工廠除了制造槍彈和炮彈（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滿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ldquo鋼槍管後膛槍&rdquo，這是一位俄國官員所親眼目睹的。
左宗棠的有些部隊還在使用舊式劈山炮，但他們似乎沒有繼續使用土炮。
[92]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雖然是由于自己有實力，但也由于對手虛弱之故。
烏魯木齊的東幹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後，也曾在兩年後想起來造反。
可是，他們被再一次打敗了。
白彥虎在新疆的傳奇中被當作阿訇而為人們所傳誦，他于1874年随身帶了肅州和敦煌的東幹殘餘來到北疆。
他在距烏魯木齊不遠處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但也像新疆的東幹人那樣，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
[93]這時，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歐洲方法來訓練他的軍隊。
按照1876&mdash1877年訪問過六城地區的一位俄國軍官的估計，他的軍隊總計達45360人。
阿古柏已經在向中亞通商洋行這一新開設的英國商号購買現代武器。
他也有一個能生産&ldquo擊發火器&rdquo的兵工廠。
可是，他的部隊的士氣卻很低。
許多新兵都是非志願地征調來的。
經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銳的安集延騎兵中也是如此。
六城地區諸綠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負責征兵的，他們也不時在每年的稅賦外被專橫地大量征款，所以據說在居民及其頭目和官員中都有不滿情緒。
[94] 甚至俄國人也給清軍以幫助。
早在1875年，一位俄國官員在拜會駐節蘭州的左宗棠時，曾提出願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隊提供500萬斤糧食，價格極其公道。
1876年中期，300萬斤被發往奇台，這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幫助，因為那時在當地市場上幾乎是粒米不見的。
[95]正在此時，左宗棠的部隊在劉錦棠和滿洲将軍金順的率領下，已在新疆發動了進攻。
在烏魯木齊迤北一帶的市鎮上，新疆東幹人糾集在一起作最後的掙紮。
烏魯木齊東北15英裡的古牧地城牆很厚，它遭到了劉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擊。
左宗棠上報說，有6000名回民被殺，215名被俘；隻有幾個回民&mdash&mdash包括白彥虎在内&mdash&mdash逃掉。
次日，即8月18日，烏魯木齊不戰而棄守。
但在瑪納斯，金順的裝備較差的軍隊所發動的包圍在将近兩個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
他們的城牆被摧毀，幾千名東幹人于最後撤出城門之後被消滅。
[96] 阿古柏伯克在這時帶了約1.5萬人往東來到吐魯番。
他派了一支部隊去協助守衛古牧地和烏魯木齊，但因到達時間過晚而馬上被擊敗。
在肅州總部指揮戰事的左宗棠給他的同僚寫信說道：&ldquo安夷（阿古柏）火器頗精。
洋槍洋炮外亦有開花炮，但不如官軍之精利，又不善放，一敗即不回頭耳。
&rdquo[97] 阿古柏在達坂城建造碉堡，這是控制通往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間的要隘的北門鎖鑰。
但在4月份當天山山麓積雪融化使軍事行動又能進行時，劉錦棠即進攻達坂城，僅僅四天時間就攻占了此地。
[98]阿古柏的軍隊中繼續有人開小差，他的那些在諸如阿克蘇等綠洲城市的官員，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統治下當過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現在又與清軍有所往來，并且為清軍效勞。
左宗棠從肅州緻書給即将離開哈密去進攻吐魯番的張曜說，優遇南疆居民是一項好政策。
&ldquo安集延虐使其衆，官軍撫之以仁。
安集延貪取于民，官軍矯之以寬大。
&rdquo左宗棠給劉錦棠寫信時指出，要抓獲的兩個主要敵人隻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彥虎，另外還有其&ldquo死黨&rdquo。
左宗棠并不過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
在達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後，俄國人報告說，劉錦棠曾經&ldquo非常明智地對待他抓到的俘虜&hellip&hellip他給予這些人的待遇，可以預期會産生有利于漢人的良好影響&rdquo[99]。
阿古柏伯克政權的厄運現在迅速來臨。
張曜于4月26日進入吐魯番，同一日劉錦棠也拿下了它西邊40英裡的托克遜。
阿古柏退到了庫爾勒，幾天以後即在這裡死去，死因迄今不明。
他的王國馬上四分五裂，諸子争立。
清軍一個接着一個地克複了綠洲市鎮。
白彥虎至少在兩次小仗中出現過，但總是得以逃脫。
喀什噶爾在12月被清軍收複，阿古柏的長子及白彥虎退入俄國境内。
1878年1月，清軍已光複全疆，隻剩下伊犁尚在俄國人手中。
[100]關于這個問題的外交危機自然要求擺出一副軍事态勢，左宗棠的部隊要長期留駐新疆。
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總部遷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讨和戰問題（見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請應在新疆設行省。
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發現有中國的商人、農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遷入東疆，因此他相信，有一個完全不同于僅僅處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組織，就會使這一地區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
[101]左宗棠的建議，雖在細節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諸實行，也就在這一年劉錦棠變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撫（供職期為1884&mdash1891年）。
北京最明确的動機是想節省新疆龐大勇營的維持費用，因為甚至在伊犁危機以後這筆費用也每年高達790萬兩。
改新疆為行省，便可預期把現有的軍隊減少到3.1人。
他們将被編入綠營，由外省調撥協饷供給給養，每年所費拟減至480萬兩（此數之30%将代新疆轉撥給甘肅，以彌補該省為新疆輸送軍需品等支出的費用）。
與此同時，新疆的稅收體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該省在财政上最後能達到自給的程度。
[102] 在行政組織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撫駐烏魯木齊，全省拟劃分為26個州縣、10個廳、6個府和4個道。
1887年完成了地籍調查。
從1140萬畝可耕地中可征收實物稅糧食2000萬斤，飼草1390萬斤；現金稅額僅被定為57952兩。
舊時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繼續留用，在新制度下當鄉約或書吏。
他們實際上是稅吏，而且&ldquo鄉約之借勢虐民，與昔日之伯克無異也&rdquo[103]。
這裡也開征厘金稅，但在1892年即予以取消，因為它一年隻不過收入厘金2萬兩略強一點。
根據聖彼得堡條約（1881年），俄國商人在新疆享有&ldquo臨時的&rdquo豁免納稅的身份，因此他們事實上經營着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貿易。
由于他們免交厘金稅，所以要開征厘金，就不過意味着鼓勵所有其他商人去與俄國人合夥而已。
來之不易的中國的這個新行省，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好，使之足與俄國的影響相抗衡，因為俄國的影響有比阿古柏伯克強大得多的軍事實力做後盾。
李鴻章與海防 作為1870&mdash1895年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的主要倡導人。
1872&mdash1885年清政府在自強的名義下實施的計劃，約有五分之四是經李鴻章之手主辦的。
[104]其中有一項是北洋海軍建設，這是中國幾支艦隊中最好的一支。
李鴻章也是淮軍&mdash&mdash顯然是清帝國最精銳的一支軍隊&mdash&mdash公認的首領，雖然并無正式頭銜。
可是，他的權力并非占有壓倒優勢。
他不僅要按照列強時刻警惕地捍衛着的條約體系行事，而且還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員的複雜派系政治鬥争之中，更不要說還要觀察那位善變而任性的慈禧太後的臉色了。
李鴻章的活動還受到麻煩的财政制度及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限制。
他在直隸的職位也不是萬無一失的。
當左宗棠1881年從新疆回到北京時，醇親王就顯然有意讓他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位置。
[105]李鴻章必須作妥協才能保持權力，這無疑影響了他的革新計劃的質量；但是沒有這妥協，也就根本不會有這些計劃。
李鴻章之所以對清朝有價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無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龐大的勇營。
到1871年，淮軍約達4.5萬人，其中13500名駐紮在直隸。
按照朝廷的旨意，其餘部隊分别駐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人）、江蘇（4500人）及陝西（2萬人）。
在後來的年代中，李鴻章的部隊仍然是主要的保衛力量，不僅在直隸是如此，在其他省份&mdash&mdash分别由各該省督撫統帶&mdash&mdash也是如此。
在1884&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中，淮軍既戰鬥在東京，也戰鬥在台灣；而在1894&mdash1895年與日本發生的沖突中，李鴻章的軍隊也在各主要戰線上作戰。
[106] 淮軍和它的問題 李鴻章1870年到達直隸後不久，他就開始把直隸的各西式訓練部隊統編到他自己的軍事組織中來，希望能更好地使用這些地方力量。
他開始從該省約6000名綠營練軍辦起，想使他們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諸實行的同樣的操練和軍事教育。
他也分别獲得北京的批準，任命淮軍統領為該省綠營兵制中的高級軍官。
崇厚的洋槍洋炮團隊被李鴻章接收過來後，也重新加以訓練。
李鴻章重新給大沽口設防，并在距河口10英裡的瀕河處建立了一座戰略性的城池。
他還擴建了天津制造局，為此目的他從天津關稅中攤了一部分款子。
[107] 李鴻章似乎把淮軍的訓練交給了直隸的三位統領，其中以周盛傳（1833&mdash1985年）最為積極認真。
周盛傳是一位身經對太平軍和對撚軍戰争的宿将，在19世紀70年代統帶着淮軍中裝備最好的一支勁旅，通常他管轄1萬多人。
和李鴻章一樣，周盛傳也極端強調現代武器的重要性。
他相當通曉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鴻章推薦要購買克虜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現代來複槍，加特林式炮，等等。
他給李鴻章的呈文和他給自己部隊下達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僅要弄到和保養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統地訓練官兵去使用它們。
[108] 周盛傳和其他勇營統領不一樣的是，他還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練的優越性。
他不僅印發操典，而且經常親自監督他的軍隊的操練，他還不斷告誡營官和哨官也要參加操練。
對優秀神槍手又是發獎金，又是發&ldquo功牌&rdquo；操演不好者則要受處分。
曾在19世紀70年代被李鴻章送往德國受過訓的淮軍軍官之一的查連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傳的表揚。
[109] 雖然周盛傳不想在他的部隊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經常向外國人求教。
但是，他對外國人的批評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進行辯護，有時則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機中回到中國時，他就很懷疑戈登的大部分軍事建議；他甚至責怪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國軍官不懂得夜戰和卧射的優越性。
有時，周盛傳也分明誤解了外國人建議的要點：例如他就曾譏笑過戈登關于遊擊式運動戰法的主張。
可是，他指責戈登低估了高級技術的重要性，這又似乎是相當對的。
[110]周盛傳和李鴻章一樣，對應用科學（特别是醫藥）和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如電報、鐵路）有着持續不衰的興趣。
至少用當時的中國标準來看，周盛傳所部的各營是第一流的武裝力量。
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的軍隊的報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贊揚之聲。
[111]但是，周盛傳本人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就曾幾次指出說：這支軍隊已在走下坡路；它經過20年的征戰之後已耗盡銳氣，暮氣沉沉。
問題不是在裝備方面，而是在勇營制度的軍官的挑選和提升方面。
周盛傳抱怨說，有經驗的軍官缺乏朝氣，而新手又缺少知識。
盡管周盛傳屢屢告誡他的營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樣艱苦地參加操練，但軍官們仍拒不上操。
他們把這當作丢臉的事。
周盛傳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國人的觀察都注意到了這一有決定意義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顯然是束手無策，坐視莫救。
[112]周盛傳的軍官們想方設法要擠進清朝的官僚階層，哪怕是擠進綠營的官僚集團也好，可是他們缺乏職業軍人的榮譽感。
周盛傳軍隊的主要問題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營。
每當德國顧問們建議對勇營的組織進行任何細小的修改，他也幾乎總是一成不變地加以反對。
雖然周盛傳知道法國和德國都實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認為這辦法不适合中國國情。
他對上述建議作出的讓步，就是提議勇營兵中每營所擁有的50名長夫應給予機會使之變成士兵。
[113]周盛傳很贊賞作為淮軍特點的家長式統治和人與人之間的精誠團結關系。
事實上他也把許多親戚安插在他的部隊中。
雖然他本人很欣賞像查連标那樣受過外國教育的軍官的技術和知識，但周盛傳很少推薦他們獲得勇營軍官垂涎三尺的綠營軍階和官職。
顯然，周盛傳和李鴻章沒有這些特殊薦舉的客觀标準。
[114] 在周盛傳的部隊中有吸鴉片煙、賭博和欺壓老百姓等常見的惡習的人比較少，但是他确實仍一有機會就要告誡官兵們應注意道德和軍隊風紀。
[115]淮軍訓練計劃的效率，一定因執行一些有價值的、但非軍事性的任務而受到損害。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傳的部隊經常奉命參加建設工程，參加墾荒、屯田，還參加一些救災活動。
[116] 同時，淮軍也繼續受北京财政政策變化莫測的影響。
李鴻章為反對饷項收入的日益削減而奮鬥不息，這在文獻上是有充分的記載的。
在70年代，整個淮軍的歲入平均遠遠超過300萬兩，但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減少到不足250萬兩。
[117]武器價格高昂，迫使李鴻章向士兵（理論上還有軍官們）連續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為積欠在退伍時償清。
北京确實向各省施加壓力，以促使它們把駐直隸的淮軍的軍費撥給李鴻章，并使撥款至少保持在削減之後的水平。
但是，北京也想法監督淮軍的某些具體的支出。
淮軍要服從戶部&ldquo造冊報銷&rdquo的規定，而且戶部在很長時期以來拒不承認每個營長夫的搬運、燃料和饷項等費用為合法的開支。
[118]盡管李鴻章負責清帝國最精銳的軍隊，他顯然仍須指望北京給他的軍隊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須做出各種妥協。
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以及在勇營制度本身的基礎上，李鴻章努力建設了一支現代化的海軍。
建設一支海軍 李鴻章關于海軍防禦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辯論中具體化的。
雖然他仍然覺得海軍不像陸軍那麼重要，但他的建議反映了一種日益關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證沿海的安全，包括緊鄰滿洲和華北的朝鮮的安全在内。
一個明顯的需要是迅速獲得現代化的軍艦。
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上海和福州兩個主要造船廠甚至付出高得不敢問津的代價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隻。
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從國外買船。
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間人。
1875年4月李鴻章通過赫德向英國訂購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訂購了四艘。
但是，他開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國海軍計劃的競争者（見上卷第十章）。
于是，李鴻章通過别人來買船，而赫德也撇開李鴻章向其他督撫供應訂貨。
他們兩人各自出于種種原因，試圖總攬武器的購買事宜，但都沒有成功。
[119]李鴻章從不認為，整個中國海岸隻由一支水師負責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反對總理衙門關于設置一位統帥負責沿海和長江諸省防務的建議，盡管他可能是這一職位最有希望的候選人。
在盡力解決一個互不協調的陸海軍制度的時候，他命裡注定要肩負主要的責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駐節天津的李鴻章、駐節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官員們相繼而起，買船成風。
可以預計，結果是造成了一場混亂。
建立起來了四支互不統屬的艦隊：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領一支，福州船政局統帶一支，駐節廣州的總督也統帶一支。
還有一些舊式水上部隊，包括長江水師在内。
這些部隊的武器、船隻和訓練，不僅在地區與地區之間迥然不同，甚至在一個号令系統内也各吹各的号。
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盡管赫德有過這樣的建議），各省官員經常被狡詐的軍火商所愚弄。
甚至李鴻章也未能免遭他們的擺布，歐洲和美國來的軍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門、他的統領們和他的外國顧問們那裡進進出出。
[120] 李鴻章的财政資源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多。
在1875年清帝許諾的每年400萬兩&ldquo海防經費&rdquo中，到1877年後期李鴻章隻收到總數不足二百萬兩，因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壓力，要它們給左宗棠遠征新疆之役提供經費。
可是，李鴻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mdash&mdash特别是沈葆桢&mdash&mdash的合作，還是能夠擴充他的艦隊。
沈葆桢把原來南洋水師訂購的四艘英制炮艇讓給了李鴻章。
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機期間俄國的海軍威脅發生之後，李鴻章在1880&mdash1881年奉旨向德國定造兩艘斯特汀式鐵甲艦和一艘鋼甲巡洋艦。
它們的财政來源有下列幾個方面：&ldquo海防經費&rdquo項下的各種撥款；輪船招商局為償付政府過去債款轉來的100萬兩；皖南鹽商捐贈的60萬兩；以及向專用于外交用途的海關收入所借的&ldquo借款&rdquo。
[121]1881年訂購的德國船隻直到中法戰争以後才運到。
與此同時，李鴻章還計劃在滿洲南端的旅順口搞一個大型船舶修造廠。
旅順和山東的威海衛将成為他的海軍基地。
1882年，清帝國可以号稱它擁有約50艘戰艦，其中約半數為中國自造。
李鴻章直接經管着12艘船&mdash&mdash8艘小炮艇，兩艘1350噸的巡洋艦（通過赫德向英國阿摩士莊廠定造），以及兩艘福州船政局的産品。
美國海軍準将舒斐爾特（1881年李鴻章顯然曾考慮要讓他暫管北洋艦隊）贊揚了他所視察的英制船隻，他說：&ldquo每一項現代海戰工藝器械都裝備到了這些新艦艇上：用水力操縱的具有大口徑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機關槍、電燈、魚雷和魚雷艇，雙螺旋槳引擎，鋼制金屬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的确，這個艦隊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顯然，若要使它确實發揮效益，它還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隊伍和一個完善的組織。
&rdquo[122] 李鴻章不是沒有覺察到人事方面的問題。
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學生使團去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
總理衙門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學生，李鴻章對這一意見作了妥協，這部分的是因為，與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相反，安納波利斯軍校和西點軍校不接受中國學生受訓。
1876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個電動魚雷廠。
也就在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習戰争技術。
但在19世紀70年代，為中國的海軍提供軍官的最好的來源是福州船政局訓練的士官生。
雖然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有一個小規模的船上訓練計劃，但在福州舉辦的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被認為更加完備。
[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從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畢業的士官生已取得艦長或大副的資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獲得同樣的軍階，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資格。
一年以後，14名輪機艙科的畢業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師則等待分配。
李鴻章急于想利用這批由在華洋人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
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學生經李鴻章和沈葆桢的薦舉被派到歐洲去深造（見上卷第十章）。
1879和1880年回國後，他們都在艦隻上或福州船政局獲得了重要的職位。
有幾個人為李鴻章效勞。
1875年以後，福州船政局日趨衰落，這部分是因為現在已沒有什麼洋員留任。
頭兩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後，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較差的人員的手中。
不久，它就被批評為軟、懶、貪的攤子。
行政經費被削減，這表明北京和省級官員都對它減少了興趣。
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說，在多年的代價高昂的訓練之後，中國海軍學生仍然不知道怎樣駕駛船隻。
雖然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鬥争所調唆出來的，但從歐洲留學回來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
李鴻章本人也把他們形容為&ldquo文秀有餘，威武不足&rdquo[124]。
李鴻章現在想法尋找一個更可靠的來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訓練的中國海軍軍官。
1880&mdash1881年，他在天津開辦了自己的水師學堂。
它的第一任學監是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嚴複，他在格林威治深造過，後因翻譯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譯家的盛名。
水師學堂的外國教官包括海關派來的三位官員和一名年輕的美國人阿靈敦。
1882年，李鴻章通過赫德招來了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此人曾幫助把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訂購的幾艘阿摩上莊船隻弄回中國。
琅威理給李鴻章當了約兩年北洋水師總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編制内。
作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曾任淮軍騎兵軍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李鴻章艦艇上的現役人員。
[125] 天津水師學堂在主要課程和學制方面（見上卷第十章）類似于福州船政學堂的英語班。
它開設兩個科：一為1881年開設的駕駛科，一為1882年開設的輪機科。
為了想吸引那些不進學堂就會受科舉制度引誘的才智之士，李鴻章在水師學堂的告示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新式艦隻将給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進入仕途的新機會。
在說到福州畢業生的時候，他指出：&ldquo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hellip&hellip已經學有所成&hellip&hellip而且當上了艦長。
有些人現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過了勳章。
&rdquo[126]這水師學堂的第一批學生隻經過三年學習就畢了業。
他們在中法戰争中處于戒備狀态的艦艇上繼續接受訓練。
雖然北洋艦隊幾乎沒有參加這次沖突，但是由于英國是中立國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國海軍的現役。
他的一位臨時的繼任者德國人式百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
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國海軍中工作。
中法戰争及其後果 1884&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是對中國過去20年間所執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的第一次外部考驗。
中國的日子并不好過。
在兩年之内的陸上和海上的零星戰鬥中，中國人在經費、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中國丢失了對安南（中國人對越南的稱呼）傳統的宗主權，而且必須讓法國人在商業上侵入華南内地諸省（見第二章）。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
[127]在中國于1884年&ldquo非正式&rdquo宣戰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
1884年6月後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率勇營參加作戰，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之後打敗了法國人。
8月初，著名的淮軍将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台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
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mdash安南邊境的鎮南關擊敗了法軍，并且在往後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複了重鎮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
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形勢實際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俄關系和中日關系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
[128]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後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
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
這種混亂特别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裡的11艘艦隻組成的中國建造的&ldquo現代&rdquo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
随着福州這次創巨痛深的慘敗之後，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于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松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将軍對台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
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于黑旗軍在非正規戰争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後勤困難，戰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
當1883年12月13&mdash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動一次協同一緻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ldquo一次可怕的&mdash&mdash即使不是緻命的&mdash&mdash打擊&rdquo。
法軍在四個月後占領北甯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而退的。
[129]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法軍之戰敗似乎不是由于清軍的戰鬥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于人數上占壓倒優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
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裡将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ldquo苦力隊&rdquo大批地開了小差。
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
[130]勝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
隻有在台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這大部分應歸功于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幹。
[131]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争中的覆沒負有責任。
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願意立即派遣北洋艦隻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
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時隻顧本省一地之利。
但是，李鴻章之專注于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别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
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
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裡有李鴻章的部隊。
[132]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于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并不缺乏愛國精神。
中國所處的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對法國的挑戰作出迅速而舉國一緻的反應。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mdash1885年與法國作戰時實際上是打赢了陸戰，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
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同作戰。
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隻置于單一的指揮之下。
[133]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
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劻（1836&mdash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同辦理大臣。
這一&ldquo中國海軍部&rdquo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後擁有6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
[134]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
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後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
一位禦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後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铎）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
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
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後再次降谕，&ldquo着醇親王奕譞（就軍機處事宜）一并與議具奏&rdquo[135]。
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後的第四年。
[136]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ldquo主戰派&rdquo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
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複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
[137]他和慈禧太後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複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
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
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于反對慈禧太後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緻了太後的憤怒。
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每年隻從各省收到約60萬兩用作海防經費。
[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作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
李鴻章别無其他選擇，實際上隻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谕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
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ldquo海防捐&rdquo。
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ldquo報效&rdquo，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渎職行為得到寬恕。
[139]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台樓閣的禦花園，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後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
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
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24萬兩。
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ldquo借款&rdquo提供款項。
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220兩中提供了75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
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
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70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ldquo可否指稱創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rdquo。
李鴻章隻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22.7萬兩，以用于他的艦隊。
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
總數為500萬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于15年内償清。
[140]李鴻章最後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mdash&mdash但隻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150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賬上）。
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
他分别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mdash1887年訂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
（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訂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隻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傭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
）[141]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
這個章程的内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并蓄于其中。
丁汝昌提督将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予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
從2300噸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将的艦長統帶。
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并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
[142]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7艘巡洋艦、6艘炮艇和6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隻。
困難是在财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緻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
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建造頤和園，其确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
但是我們發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200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
[143]可是，這隻不過
為了通過甘肅走廊和這些城市之間的沙漠道路運送糧食和軍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輛大車、2.9萬峰駱駝及5500頭驢和騾。
糧食供應是個特别困難的問題。
張曜所計劃的在哈密實施的軍墾雖然據說在1875年已開出1.9萬畝土地，但并不産糧。
甘肅的糧價本來就很高，在那裡啟運很不合算。
左宗棠的經驗表明，通過肅州和哈密之間艱難險阻的沙漠、随後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糧食運到巴裡坤，這意味着沿途要損耗供應量的三分之二。
左宗棠發現，為北部新疆獲得糧食的一個較經濟的辦法，是應遠到歸化或包頭以及甯夏的一些地點去購買糧食，然後用駱駝運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運往巴裡坤。
在1876年極困難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軍隊就是從這種來源弄到糧食的。
[91]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還應歸因于這一事實：他現在增多了對歐洲武器或者中國的仿造武器的使用。
他給他的部隊分配了歐洲制的來複槍，這種槍他曾貯備了1.5萬支。
到1876年，新疆清軍的裝備有連發槍、發射12磅或16磅炮彈的鋼炮、克虜伯的撞針槍和一門歐洲大炮（此炮&ldquo能緻遠數裡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馬隊之成團者最妙&rdquo）。
左宗棠在蘭州的兵工廠除了制造槍彈和炮彈（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滿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ldquo鋼槍管後膛槍&rdquo，這是一位俄國官員所親眼目睹的。
左宗棠的有些部隊還在使用舊式劈山炮，但他們似乎沒有繼續使用土炮。
[92]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雖然是由于自己有實力，但也由于對手虛弱之故。
烏魯木齊的東幹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後，也曾在兩年後想起來造反。
可是，他們被再一次打敗了。
白彥虎在新疆的傳奇中被當作阿訇而為人們所傳誦，他于1874年随身帶了肅州和敦煌的東幹殘餘來到北疆。
他在距烏魯木齊不遠處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但也像新疆的東幹人那樣，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
[93]這時，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歐洲方法來訓練他的軍隊。
按照1876&mdash1877年訪問過六城地區的一位俄國軍官的估計，他的軍隊總計達45360人。
阿古柏已經在向中亞通商洋行這一新開設的英國商号購買現代武器。
他也有一個能生産&ldquo擊發火器&rdquo的兵工廠。
可是，他的部隊的士氣卻很低。
許多新兵都是非志願地征調來的。
經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銳的安集延騎兵中也是如此。
六城地區諸綠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負責征兵的，他們也不時在每年的稅賦外被專橫地大量征款，所以據說在居民及其頭目和官員中都有不滿情緒。
[94] 甚至俄國人也給清軍以幫助。
早在1875年，一位俄國官員在拜會駐節蘭州的左宗棠時，曾提出願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隊提供500萬斤糧食，價格極其公道。
1876年中期，300萬斤被發往奇台，這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幫助，因為那時在當地市場上幾乎是粒米不見的。
[95]正在此時，左宗棠的部隊在劉錦棠和滿洲将軍金順的率領下，已在新疆發動了進攻。
在烏魯木齊迤北一帶的市鎮上，新疆東幹人糾集在一起作最後的掙紮。
烏魯木齊東北15英裡的古牧地城牆很厚，它遭到了劉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擊。
左宗棠上報說，有6000名回民被殺，215名被俘；隻有幾個回民&mdash&mdash包括白彥虎在内&mdash&mdash逃掉。
次日，即8月18日，烏魯木齊不戰而棄守。
但在瑪納斯，金順的裝備較差的軍隊所發動的包圍在将近兩個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
他們的城牆被摧毀，幾千名東幹人于最後撤出城門之後被消滅。
[96] 阿古柏伯克在這時帶了約1.5萬人往東來到吐魯番。
他派了一支部隊去協助守衛古牧地和烏魯木齊，但因到達時間過晚而馬上被擊敗。
在肅州總部指揮戰事的左宗棠給他的同僚寫信說道：&ldquo安夷（阿古柏）火器頗精。
洋槍洋炮外亦有開花炮，但不如官軍之精利，又不善放，一敗即不回頭耳。
&rdquo[97] 阿古柏在達坂城建造碉堡，這是控制通往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間的要隘的北門鎖鑰。
但在4月份當天山山麓積雪融化使軍事行動又能進行時，劉錦棠即進攻達坂城，僅僅四天時間就攻占了此地。
[98]阿古柏的軍隊中繼續有人開小差，他的那些在諸如阿克蘇等綠洲城市的官員，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統治下當過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現在又與清軍有所往來，并且為清軍效勞。
左宗棠從肅州緻書給即将離開哈密去進攻吐魯番的張曜說，優遇南疆居民是一項好政策。
&ldquo安集延虐使其衆，官軍撫之以仁。
安集延貪取于民，官軍矯之以寬大。
&rdquo左宗棠給劉錦棠寫信時指出，要抓獲的兩個主要敵人隻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彥虎，另外還有其&ldquo死黨&rdquo。
左宗棠并不過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
在達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後，俄國人報告說，劉錦棠曾經&ldquo非常明智地對待他抓到的俘虜&hellip&hellip他給予這些人的待遇，可以預期會産生有利于漢人的良好影響&rdquo[99]。
阿古柏伯克政權的厄運現在迅速來臨。
張曜于4月26日進入吐魯番，同一日劉錦棠也拿下了它西邊40英裡的托克遜。
阿古柏退到了庫爾勒，幾天以後即在這裡死去，死因迄今不明。
他的王國馬上四分五裂，諸子争立。
清軍一個接着一個地克複了綠洲市鎮。
白彥虎至少在兩次小仗中出現過，但總是得以逃脫。
喀什噶爾在12月被清軍收複，阿古柏的長子及白彥虎退入俄國境内。
1878年1月，清軍已光複全疆，隻剩下伊犁尚在俄國人手中。
[100]關于這個問題的外交危機自然要求擺出一副軍事态勢，左宗棠的部隊要長期留駐新疆。
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總部遷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讨和戰問題（見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請應在新疆設行省。
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發現有中國的商人、農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遷入東疆，因此他相信，有一個完全不同于僅僅處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組織，就會使這一地區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
[101]左宗棠的建議，雖在細節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諸實行，也就在這一年劉錦棠變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撫（供職期為1884&mdash1891年）。
北京最明确的動機是想節省新疆龐大勇營的維持費用，因為甚至在伊犁危機以後這筆費用也每年高達790萬兩。
改新疆為行省，便可預期把現有的軍隊減少到3.1人。
他們将被編入綠營，由外省調撥協饷供給給養，每年所費拟減至480萬兩（此數之30%将代新疆轉撥給甘肅，以彌補該省為新疆輸送軍需品等支出的費用）。
與此同時，新疆的稅收體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該省在财政上最後能達到自給的程度。
[102] 在行政組織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撫駐烏魯木齊，全省拟劃分為26個州縣、10個廳、6個府和4個道。
1887年完成了地籍調查。
從1140萬畝可耕地中可征收實物稅糧食2000萬斤，飼草1390萬斤；現金稅額僅被定為57952兩。
舊時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繼續留用，在新制度下當鄉約或書吏。
他們實際上是稅吏，而且&ldquo鄉約之借勢虐民，與昔日之伯克無異也&rdquo[103]。
這裡也開征厘金稅，但在1892年即予以取消，因為它一年隻不過收入厘金2萬兩略強一點。
根據聖彼得堡條約（1881年），俄國商人在新疆享有&ldquo臨時的&rdquo豁免納稅的身份，因此他們事實上經營着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貿易。
由于他們免交厘金稅，所以要開征厘金，就不過意味着鼓勵所有其他商人去與俄國人合夥而已。
來之不易的中國的這個新行省，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好，使之足與俄國的影響相抗衡，因為俄國的影響有比阿古柏伯克強大得多的軍事實力做後盾。
李鴻章與海防 作為1870&mdash1895年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的主要倡導人。
1872&mdash1885年清政府在自強的名義下實施的計劃，約有五分之四是經李鴻章之手主辦的。
[104]其中有一項是北洋海軍建設，這是中國幾支艦隊中最好的一支。
李鴻章也是淮軍&mdash&mdash顯然是清帝國最精銳的一支軍隊&mdash&mdash公認的首領，雖然并無正式頭銜。
可是，他的權力并非占有壓倒優勢。
他不僅要按照列強時刻警惕地捍衛着的條約體系行事，而且還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員的複雜派系政治鬥争之中，更不要說還要觀察那位善變而任性的慈禧太後的臉色了。
李鴻章的活動還受到麻煩的财政制度及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限制。
他在直隸的職位也不是萬無一失的。
當左宗棠1881年從新疆回到北京時，醇親王就顯然有意讓他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位置。
[105]李鴻章必須作妥協才能保持權力，這無疑影響了他的革新計劃的質量；但是沒有這妥協，也就根本不會有這些計劃。
李鴻章之所以對清朝有價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無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龐大的勇營。
到1871年，淮軍約達4.5萬人，其中13500名駐紮在直隸。
按照朝廷的旨意，其餘部隊分别駐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人）、江蘇（4500人）及陝西（2萬人）。
在後來的年代中，李鴻章的部隊仍然是主要的保衛力量，不僅在直隸是如此，在其他省份&mdash&mdash分别由各該省督撫統帶&mdash&mdash也是如此。
在1884&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中，淮軍既戰鬥在東京，也戰鬥在台灣；而在1894&mdash1895年與日本發生的沖突中，李鴻章的軍隊也在各主要戰線上作戰。
[106] 淮軍和它的問題 李鴻章1870年到達直隸後不久，他就開始把直隸的各西式訓練部隊統編到他自己的軍事組織中來，希望能更好地使用這些地方力量。
他開始從該省約6000名綠營練軍辦起，想使他們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諸實行的同樣的操練和軍事教育。
他也分别獲得北京的批準，任命淮軍統領為該省綠營兵制中的高級軍官。
崇厚的洋槍洋炮團隊被李鴻章接收過來後，也重新加以訓練。
李鴻章重新給大沽口設防，并在距河口10英裡的瀕河處建立了一座戰略性的城池。
他還擴建了天津制造局，為此目的他從天津關稅中攤了一部分款子。
[107] 李鴻章似乎把淮軍的訓練交給了直隸的三位統領，其中以周盛傳（1833&mdash1985年）最為積極認真。
周盛傳是一位身經對太平軍和對撚軍戰争的宿将，在19世紀70年代統帶着淮軍中裝備最好的一支勁旅，通常他管轄1萬多人。
和李鴻章一樣，周盛傳也極端強調現代武器的重要性。
他相當通曉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鴻章推薦要購買克虜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現代來複槍，加特林式炮，等等。
他給李鴻章的呈文和他給自己部隊下達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僅要弄到和保養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統地訓練官兵去使用它們。
[108] 周盛傳和其他勇營統領不一樣的是，他還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練的優越性。
他不僅印發操典，而且經常親自監督他的軍隊的操練，他還不斷告誡營官和哨官也要參加操練。
對優秀神槍手又是發獎金，又是發&ldquo功牌&rdquo；操演不好者則要受處分。
曾在19世紀70年代被李鴻章送往德國受過訓的淮軍軍官之一的查連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傳的表揚。
[109] 雖然周盛傳不想在他的部隊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經常向外國人求教。
但是，他對外國人的批評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進行辯護，有時則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機中回到中國時，他就很懷疑戈登的大部分軍事建議；他甚至責怪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國軍官不懂得夜戰和卧射的優越性。
有時，周盛傳也分明誤解了外國人建議的要點：例如他就曾譏笑過戈登關于遊擊式運動戰法的主張。
可是，他指責戈登低估了高級技術的重要性，這又似乎是相當對的。
[110]周盛傳和李鴻章一樣，對應用科學（特别是醫藥）和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如電報、鐵路）有着持續不衰的興趣。
至少用當時的中國标準來看，周盛傳所部的各營是第一流的武裝力量。
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的軍隊的報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贊揚之聲。
[111]但是，周盛傳本人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就曾幾次指出說：這支軍隊已在走下坡路；它經過20年的征戰之後已耗盡銳氣，暮氣沉沉。
問題不是在裝備方面，而是在勇營制度的軍官的挑選和提升方面。
周盛傳抱怨說，有經驗的軍官缺乏朝氣，而新手又缺少知識。
盡管周盛傳屢屢告誡他的營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樣艱苦地參加操練，但軍官們仍拒不上操。
他們把這當作丢臉的事。
周盛傳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國人的觀察都注意到了這一有決定意義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顯然是束手無策，坐視莫救。
[112]周盛傳的軍官們想方設法要擠進清朝的官僚階層，哪怕是擠進綠營的官僚集團也好，可是他們缺乏職業軍人的榮譽感。
周盛傳軍隊的主要問題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營。
每當德國顧問們建議對勇營的組織進行任何細小的修改，他也幾乎總是一成不變地加以反對。
雖然周盛傳知道法國和德國都實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認為這辦法不适合中國國情。
他對上述建議作出的讓步，就是提議勇營兵中每營所擁有的50名長夫應給予機會使之變成士兵。
[113]周盛傳很贊賞作為淮軍特點的家長式統治和人與人之間的精誠團結關系。
事實上他也把許多親戚安插在他的部隊中。
雖然他本人很欣賞像查連标那樣受過外國教育的軍官的技術和知識，但周盛傳很少推薦他們獲得勇營軍官垂涎三尺的綠營軍階和官職。
顯然，周盛傳和李鴻章沒有這些特殊薦舉的客觀标準。
[114] 在周盛傳的部隊中有吸鴉片煙、賭博和欺壓老百姓等常見的惡習的人比較少，但是他确實仍一有機會就要告誡官兵們應注意道德和軍隊風紀。
[115]淮軍訓練計劃的效率，一定因執行一些有價值的、但非軍事性的任務而受到損害。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傳的部隊經常奉命參加建設工程，參加墾荒、屯田，還參加一些救災活動。
[116] 同時，淮軍也繼續受北京财政政策變化莫測的影響。
李鴻章為反對饷項收入的日益削減而奮鬥不息，這在文獻上是有充分的記載的。
在70年代，整個淮軍的歲入平均遠遠超過300萬兩，但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減少到不足250萬兩。
[117]武器價格高昂，迫使李鴻章向士兵（理論上還有軍官們）連續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為積欠在退伍時償清。
北京确實向各省施加壓力，以促使它們把駐直隸的淮軍的軍費撥給李鴻章，并使撥款至少保持在削減之後的水平。
但是，北京也想法監督淮軍的某些具體的支出。
淮軍要服從戶部&ldquo造冊報銷&rdquo的規定，而且戶部在很長時期以來拒不承認每個營長夫的搬運、燃料和饷項等費用為合法的開支。
[118]盡管李鴻章負責清帝國最精銳的軍隊，他顯然仍須指望北京給他的軍隊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須做出各種妥協。
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以及在勇營制度本身的基礎上，李鴻章努力建設了一支現代化的海軍。
建設一支海軍 李鴻章關于海軍防禦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辯論中具體化的。
雖然他仍然覺得海軍不像陸軍那麼重要，但他的建議反映了一種日益關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證沿海的安全，包括緊鄰滿洲和華北的朝鮮的安全在内。
一個明顯的需要是迅速獲得現代化的軍艦。
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上海和福州兩個主要造船廠甚至付出高得不敢問津的代價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隻。
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從國外買船。
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間人。
1875年4月李鴻章通過赫德向英國訂購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訂購了四艘。
但是，他開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國海軍計劃的競争者（見上卷第十章）。
于是，李鴻章通過别人來買船，而赫德也撇開李鴻章向其他督撫供應訂貨。
他們兩人各自出于種種原因，試圖總攬武器的購買事宜，但都沒有成功。
[119]李鴻章從不認為，整個中國海岸隻由一支水師負責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反對總理衙門關于設置一位統帥負責沿海和長江諸省防務的建議，盡管他可能是這一職位最有希望的候選人。
在盡力解決一個互不協調的陸海軍制度的時候，他命裡注定要肩負主要的責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駐節天津的李鴻章、駐節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官員們相繼而起，買船成風。
可以預計，結果是造成了一場混亂。
建立起來了四支互不統屬的艦隊：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領一支，福州船政局統帶一支，駐節廣州的總督也統帶一支。
還有一些舊式水上部隊，包括長江水師在内。
這些部隊的武器、船隻和訓練，不僅在地區與地區之間迥然不同，甚至在一個号令系統内也各吹各的号。
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盡管赫德有過這樣的建議），各省官員經常被狡詐的軍火商所愚弄。
甚至李鴻章也未能免遭他們的擺布，歐洲和美國來的軍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門、他的統領們和他的外國顧問們那裡進進出出。
[120] 李鴻章的财政資源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多。
在1875年清帝許諾的每年400萬兩&ldquo海防經費&rdquo中，到1877年後期李鴻章隻收到總數不足二百萬兩，因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壓力，要它們給左宗棠遠征新疆之役提供經費。
可是，李鴻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mdash&mdash特别是沈葆桢&mdash&mdash的合作，還是能夠擴充他的艦隊。
沈葆桢把原來南洋水師訂購的四艘英制炮艇讓給了李鴻章。
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機期間俄國的海軍威脅發生之後，李鴻章在1880&mdash1881年奉旨向德國定造兩艘斯特汀式鐵甲艦和一艘鋼甲巡洋艦。
它們的财政來源有下列幾個方面：&ldquo海防經費&rdquo項下的各種撥款；輪船招商局為償付政府過去債款轉來的100萬兩；皖南鹽商捐贈的60萬兩；以及向專用于外交用途的海關收入所借的&ldquo借款&rdquo。
[121]1881年訂購的德國船隻直到中法戰争以後才運到。
與此同時，李鴻章還計劃在滿洲南端的旅順口搞一個大型船舶修造廠。
旅順和山東的威海衛将成為他的海軍基地。
1882年，清帝國可以号稱它擁有約50艘戰艦，其中約半數為中國自造。
李鴻章直接經管着12艘船&mdash&mdash8艘小炮艇，兩艘1350噸的巡洋艦（通過赫德向英國阿摩士莊廠定造），以及兩艘福州船政局的産品。
美國海軍準将舒斐爾特（1881年李鴻章顯然曾考慮要讓他暫管北洋艦隊）贊揚了他所視察的英制船隻，他說：&ldquo每一項現代海戰工藝器械都裝備到了這些新艦艇上：用水力操縱的具有大口徑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機關槍、電燈、魚雷和魚雷艇，雙螺旋槳引擎，鋼制金屬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的确，這個艦隊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顯然，若要使它确實發揮效益，它還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隊伍和一個完善的組織。
&rdquo[122] 李鴻章不是沒有覺察到人事方面的問題。
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學生使團去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
總理衙門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學生，李鴻章對這一意見作了妥協，這部分的是因為，與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相反，安納波利斯軍校和西點軍校不接受中國學生受訓。
1876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個電動魚雷廠。
也就在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習戰争技術。
但在19世紀70年代，為中國的海軍提供軍官的最好的來源是福州船政局訓練的士官生。
雖然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有一個小規模的船上訓練計劃，但在福州舉辦的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被認為更加完備。
[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從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畢業的士官生已取得艦長或大副的資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獲得同樣的軍階，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資格。
一年以後，14名輪機艙科的畢業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師則等待分配。
李鴻章急于想利用這批由在華洋人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
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學生經李鴻章和沈葆桢的薦舉被派到歐洲去深造（見上卷第十章）。
1879和1880年回國後，他們都在艦隻上或福州船政局獲得了重要的職位。
有幾個人為李鴻章效勞。
1875年以後，福州船政局日趨衰落，這部分是因為現在已沒有什麼洋員留任。
頭兩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後，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較差的人員的手中。
不久，它就被批評為軟、懶、貪的攤子。
行政經費被削減，這表明北京和省級官員都對它減少了興趣。
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說，在多年的代價高昂的訓練之後，中國海軍學生仍然不知道怎樣駕駛船隻。
雖然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鬥争所調唆出來的，但從歐洲留學回來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
李鴻章本人也把他們形容為&ldquo文秀有餘，威武不足&rdquo[124]。
李鴻章現在想法尋找一個更可靠的來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訓練的中國海軍軍官。
1880&mdash1881年，他在天津開辦了自己的水師學堂。
它的第一任學監是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嚴複，他在格林威治深造過，後因翻譯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譯家的盛名。
水師學堂的外國教官包括海關派來的三位官員和一名年輕的美國人阿靈敦。
1882年，李鴻章通過赫德招來了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此人曾幫助把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訂購的幾艘阿摩上莊船隻弄回中國。
琅威理給李鴻章當了約兩年北洋水師總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編制内。
作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曾任淮軍騎兵軍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李鴻章艦艇上的現役人員。
[125] 天津水師學堂在主要課程和學制方面（見上卷第十章）類似于福州船政學堂的英語班。
它開設兩個科：一為1881年開設的駕駛科，一為1882年開設的輪機科。
為了想吸引那些不進學堂就會受科舉制度引誘的才智之士，李鴻章在水師學堂的告示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新式艦隻将給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進入仕途的新機會。
在說到福州畢業生的時候，他指出：&ldquo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hellip&hellip已經學有所成&hellip&hellip而且當上了艦長。
有些人現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過了勳章。
&rdquo[126]這水師學堂的第一批學生隻經過三年學習就畢了業。
他們在中法戰争中處于戒備狀态的艦艇上繼續接受訓練。
雖然北洋艦隊幾乎沒有參加這次沖突，但是由于英國是中立國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國海軍的現役。
他的一位臨時的繼任者德國人式百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
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國海軍中工作。
中法戰争及其後果 1884&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是對中國過去20年間所執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的第一次外部考驗。
中國的日子并不好過。
在兩年之内的陸上和海上的零星戰鬥中，中國人在經費、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中國丢失了對安南（中國人對越南的稱呼）傳統的宗主權，而且必須讓法國人在商業上侵入華南内地諸省（見第二章）。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
[127]在中國于1884年&ldquo非正式&rdquo宣戰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
1884年6月後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率勇營參加作戰，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之後打敗了法國人。
8月初，著名的淮軍将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台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
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mdash安南邊境的鎮南關擊敗了法軍，并且在往後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複了重鎮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
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形勢實際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俄關系和中日關系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
[128]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後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
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
這種混亂特别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裡的11艘艦隻組成的中國建造的&ldquo現代&rdquo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
随着福州這次創巨痛深的慘敗之後，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于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松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将軍對台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
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于黑旗軍在非正規戰争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後勤困難，戰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
當1883年12月13&mdash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動一次協同一緻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ldquo一次可怕的&mdash&mdash即使不是緻命的&mdash&mdash打擊&rdquo。
法軍在四個月後占領北甯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而退的。
[129]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法軍之戰敗似乎不是由于清軍的戰鬥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于人數上占壓倒優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
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裡将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ldquo苦力隊&rdquo大批地開了小差。
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
[130]勝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
隻有在台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這大部分應歸功于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幹。
[131]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争中的覆沒負有責任。
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願意立即派遣北洋艦隻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
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時隻顧本省一地之利。
但是，李鴻章之專注于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别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
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
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裡有李鴻章的部隊。
[132]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于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并不缺乏愛國精神。
中國所處的複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對法國的挑戰作出迅速而舉國一緻的反應。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mdash1885年與法國作戰時實際上是打赢了陸戰，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
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同作戰。
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隻置于單一的指揮之下。
[133]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
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劻（1836&mdash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同辦理大臣。
這一&ldquo中國海軍部&rdquo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後擁有6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
[134]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
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後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
一位禦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後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铎）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
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
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後再次降谕，&ldquo着醇親王奕譞（就軍機處事宜）一并與議具奏&rdquo[135]。
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後的第四年。
[136]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ldquo主戰派&rdquo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
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複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
[137]他和慈禧太後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複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
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
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于反對慈禧太後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緻了太後的憤怒。
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每年隻從各省收到約60萬兩用作海防經費。
[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作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
李鴻章别無其他選擇，實際上隻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谕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
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ldquo海防捐&rdquo。
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ldquo報效&rdquo，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渎職行為得到寬恕。
[139]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台樓閣的禦花園，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後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
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
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24萬兩。
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ldquo借款&rdquo提供款項。
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220兩中提供了75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
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
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70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ldquo可否指稱創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rdquo。
李鴻章隻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22.7萬兩，以用于他的艦隊。
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
總數為500萬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于15年内償清。
[140]李鴻章最後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mdash&mdash但隻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150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賬上）。
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
他分别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mdash1887年訂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
（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訂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隻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傭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
）[141]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
這個章程的内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并蓄于其中。
丁汝昌提督将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予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
從2300噸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将的艦長統帶。
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并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
[142]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7艘巡洋艦、6艘炮艇和6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隻。
困難是在财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緻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
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建造頤和園，其确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
但是我們發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200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
[143]可是，這隻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