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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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擔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則被派往蒙古邊境任職，似乎他們都因為這次國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
當一位大學士被問及&ldquo當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長辦理外務&rdquo時，他回答說：&ldquo豈有正直之士熱心于外務者？&rdquo[32]禦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紳士和官吏們總是反複強調，曆史上總是用夏變夷，沒有用夷變夏的。
他們鼓吹保守主義，反對現代化，指責對外交往為有失體統。
這種保守的氣氛和心理上的惰性是如此強大，緻使中國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來克服這種阻礙和對西方所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對等的反應。
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和朝貢國擴張的加速 19世紀的最後30年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加緊擴張的時期。
經曆了&ldquo實利主義的一代&rdquo的歐洲，受着民族主義、福音傳道派和資本主義的推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更加活躍了。
工業化引起了對原料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承認擴張是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争。
宗教熱情激發了信徒們向異教徒傳布福音的神聖使命感。
除了這一切，更有表現為&ldquo白種人的義務&rdquo[33]的那種妄自尊大和自以為是的種族優越感。
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劃時代事件&mdash&mdash即美國内戰的結束、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興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mdash&mdash解放了向國外活動的能量。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建成進一步助長了歐洲的擴張，新近實現現代化的國家&mdash&mdash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國&mdash&mdash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
與此相反，慈禧太後統治下的中國在自強和複興方面的進展甚小；經過同治朝（1862&mdash1874年）的短暫的振興之後，清王朝的國勢則是江河日下。
外國列強便利用中國的衰弱，對邊疆地區和朝貢國進行蠶食。
台灣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mdash1643年）曾做過中國的朝貢國，那時的将軍足利義滿為了通過經商來增加他的國庫收入，接受了朝貢國的地位。
但在16世紀中期以後，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本政治家們覺得這種關系不體面，便中斷了與中國的官方來往。
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後，官方關系仍未恢複；滿洲統治者與明代諸帝不一樣，從未想過要把日本納入朝貢制度中。
随着19世紀中期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國和荷蘭的船隻來到上海。
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決定和清王朝之間建立官方關系，便派遣柳原前光來北京，要求訂約。
總理衙門雖然有意通商，卻不願簽訂正式的條約。
保守的官吏們反對與一個先前的朝貢國結成條約關系，因為這樣做會為朝鮮、安南等朝貢國開了先例。
他們還引用日本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過海盜活動的曆史事實，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間的到來作為證據，說明他們想在中國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進步的官吏們如李鴻章和曾國藩贊同建立條約關系。
李鴻章說，雖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貢國，但它從來不是清朝的朝貢國；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鮮和安南。
日本要求建立官方關系并未受某一個西方強國的指使或幫助，這就表明了它的獨立性和善良願望，所以中國不應當對它的要求置之不理。
何況，在日本有衆多的華僑，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銅，而且日本又是近鄰：這些情況又促使李鴻章提出應與日本建立平等條約關系的建議。
曾國藩贊同他的上述觀點，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貿易的互利性質，它與中國&mdash西洋之間大部分隻是一方有利的貿易相反。
他贊成建立條約關系，但是建議不要給予最惠國待遇。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準與日本締結一項通商章程，其中規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對方領土；（2）在和第三國發生沖突時互相給予幫助；（3）彼此享有領事裁判權；（4）隻準在通商口岸，根據海關稅則進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國當領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交換批準書，實際上是參加觐見同治的活動，并探測中國在台灣事件上的态度。
1871年後期，有54名航行遇難的琉球水手被台灣土著民殺害，日本想借機試圖維護它代表琉球人發言的獨占權利。
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琉球的地位問題，便這樣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從1372年以來，琉球一直是中國的正式朝貢國。
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與朝鮮和安南，同為最重要的朝貢國。
1609年，日本的薩摩藩背着中國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轄之下，南部則仍由琉球國王治理。
琉球作為一個藩屬，每年向薩摩藩主納貢，還定期向設于江戶的幕府納貢。
但是薩摩藩主渴望在與大陸的貿易中獲得好處，所以他還是讓琉球繼續當中國的朝貢國。
薩摩藩主決定琉球的王位繼承權，但又允許中國派使去執行冊封典禮。
清代共有八批這樣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後一次是在1866年。
當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間，薩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讓島上的日本人被發現。
雖然中國使者也能覺察到有日本人影響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雙重地位，把它看作隻是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
[34] 因此，當副島種臣在1873年說他有為琉球代言的權利時，總理衙門便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由于琉球群島是中國的朝貢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灣土著民的殺害一事與日本毫無關系。
何況，中國從來就不幹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務，因此，中國不能對土著民的行為負責。
副島種臣争辯說，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是以對這一領土的有效控制為根據的；既然中國未曾控制過台灣的土著民，他們就不受中國管轄，日本懲罰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就不會侵犯中國的管轄權。
随後，日本政府便決定派出遠征軍，并于1874年4月成立遠征軍統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帥，西鄉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
這一行動與效尤西方帝國主義路線的明治時代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是緊密配合的，它轉移了國内提出要實行代議制議會的要求，并且滿足了原來的武士們吵嚷着要遠征朝鮮的要求。
面臨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灣。
沈葆桢明白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防守&mdash&mdash例如，金陵制造局鑄造的大炮隻能鳴禮炮，如果實彈射擊就會使炮身爆炸。
起先曾試圖和平解決，但是由于西鄉從道拒不遵守協定，這一企圖失敗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這項談判。
大久保一再争辯說，中國在台灣島上沒有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便證明中國沒有主權，因而日本人在台灣登陸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國的領土。
恭親王堅持，中日關系不應以國際法的總的準則為依據，而應以規定彼此不得侵略對方擁有的領土的1871年條約為依據。
大久保反駁說，1871年條約談到的隻是中日關系，而不是不受中國管轄的台灣土著民。
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國公使威妥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
這事的最後解決辦法是中國同意賠款50萬兩（合75萬美元），其中以10萬兩賠償琉球的受害者，以40萬兩用來收買日方在台灣島上構築的營房。
此外，中國還同意對日本的行為不加譴責。
這一讓步含蓄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
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願地對它受的侵犯付出報酬。
這件事明顯暴露了中國的軟弱，并招緻了外國的進一步侵略。
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将它更名為沖繩縣。
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 伊犁，俄語稱作固勒紮，是中國的一個府，下轄與俄屬突厥斯坦邊界相鄰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個城市（參見上卷第二章）。
伊犁河谷不僅農業發達，礦藏豐富，而且在戰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紮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
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個新疆，因此，西方的軍事專家們将伊犁說成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堡壘。
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會引起所有強鄰的注意。
1851年，俄國人如願以償地締結了伊犁條約，他們獲準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邊境上的楚呼楚（塔爾巴哈台）建立領事館和進行免稅貿易。
伊犁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同時俄國人在中亞的不斷擴張使他們日益向伊犁逼近。
俄國人利用了19世紀60年代在新疆發生的一次回民暴亂，準備進入這一重要地區。
新疆回民之亂的根源在于清帝國地方行政當局的腐敗（參見第四章）。
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後，新疆便像一個軍事殖民地那樣由駐在伊犁的将軍統轄，輔以一些副将軍、皇室代理人以及駐在各重要據點的大約21760名士兵。
擔任高級文武官員的幾乎全是滿洲人和旗人，他們通過稱之為伯克的當地首領統治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大都是講突厥語和纏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
滿洲征服者将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開化的土著，對他們征收重稅，強迫他們交納貢品以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
穆斯林的不滿釀成了叛亂，而那些被清帝國驅趕到浩罕去的、原為世襲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者（和卓）則一直熱衷于恢複他們失去的地位。
在清帝國征服以前，瑪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們曾一度統治過喀什噶爾（新疆南部）。
他們慫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發動叛亂，他們自己則組織入侵。
在清帝國征服以後的一個世紀，起義和入侵不下12次之多。
1864年，當清王朝衰落和中國西北部發生一次回民之亂之際，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發起了攻擊。
清政府的地方當局過分軟弱，無力将它鎮壓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又正全力對付太平軍、撚軍和其他一些叛亂，騰不出手來采取懲罰性的措施（參見上卷有關章節以及本卷第四章）。
[35] 地圖5 中亞 在這動亂之際，浩罕的一個将軍&mdash&mdash阿古柏伯克（1820&mdash1877年）&mdash&mdash于1865年侵入新疆，經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後于1870年自立為喀什噶爾以及部分北疆的統治者。
印度境内的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影響的擴張，便鼓勵他建立帝國，并派遣使團前往修好和提供武器。
俄國人對這些事态的發展表示關切。
他們認為阿古柏建立的帝國意味着英國勢力的擴張，而如果從英、俄在近東和東亞對抗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一擴張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了。
不僅如此，新疆境内的騷亂已經對俄國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不利，并在俄國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中造成了動亂。
俄國的軍人、官僚和資産階級報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長期占領伊犁，但是政府決定占領它到中國在新疆恢複政權時為止，然後把它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通往中國西部的幾條新商路和某些&ldquo邊界的調整&rdquo[36]。
1871年7月，俄屬突厥斯坦第一任總督考夫曼将軍派兵占領了伊犁。
聖彼得堡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國人在這動亂之際監管伊犁是對中國的一種友好行動，但是，俄國顯然認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會恢複它在新疆的統治了。
為了使動亂持續下去，同時也為了使他們能無限期地占領伊犁，俄國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商約；一年後，英國人也起而效尤。
俄、英兩國都承認了阿古柏的政權，由此換得了一些商業特權。
清政府必須先将陝、甘兩省回民之亂平定以後，才能過問阿古柏的問題。
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以鎮壓陝、甘的叛亂者。
可是在他率軍出征之前又被調去平定撚亂。
1868年撚亂平定以後，左宗棠才真正負起了這項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幹練的領導、巧妙的戰略和艱苦的戰鬥撲滅了這兩省的叛亂。
當左宗棠的軍隊正準備進擊新疆時，上面提到的與日本之間的台灣危機突然爆發；中國從事變結果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它亟須加強海防。
中國這時面臨着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既實行一項大膽的海軍計劃，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新疆戰事。
緊接着便展開了一場大争論。
海防與邊防之争 經過了10年自強運動之後，恭親王和文祥首先對海防力量不足的狀況感到驚慌。
他們發出警告說：&ldquo如果我們還是這樣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則更難對付将來的麻煩。
&rdquo沿海的高級官員們提議建立一支擁有48艘艦隻的海軍，編為三個海軍中隊，分駐在中國的北、中、南部海岸。
他們認為日本的威脅比俄國的更為直接。
這個集團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大膽地請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計劃，将它的費用轉移到海防上來。
海防派的論據有五：（1）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2）由于财政拮據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這樣高的代價去收複它；（4）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不能長期固守；（5）緩期收複新疆并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過百戰所得的土地，隻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的一項明智辦法。
另有許多官員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
如果中國不能将新疆的叛亂者平定下去，俄國人就會繼續前進，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
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隻能由海上進入中國。
他們将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隻是肢體之病。
該集團的領袖人物左宗棠強調說，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
邊防論者也提出了五點論據：（1）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3）不應将邊防軍費轉用于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撥給固定的軍費；（4）列祖列宗百戰經營的土地不應放棄；（5）像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略要地應首先收複。
左宗棠警告說，如果現在中辍此役，就會招緻外國人對新疆的統治。
[37] 這兩個集團提出的論據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
但是，此時沿海還未有直接的糾紛，新疆卻正在經曆着一場叛亂，同時伊犁為俄國人所占據。
因此，雖然沒有放棄辦海軍的計劃，清廷卻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為準備這次戰役而殚精竭慮，最後采取了&ldquo緩進速戰&rdquo的策略。
到1876年初他已做好了出擊的準備，3月間便移節肅州。
劉錦棠将軍在猛攻之下迅速進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
這時還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來越驚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倫敦以尋求英國的調停，同時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
但是，左宗棠軍隊的前進速度比在倫敦進行的讨論要快。
阿古柏遭到了徹底失敗，于1877年5月29日自殺身死。
他的兒子們繼續作戰，但是，阋牆之争使一切抵抗歸于無效。
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這塊小飛地仍為俄國人占領外，整個新疆已被收複。
清帝國既然恢複了新疆的統治權，中國就具備了俄國所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
但是，由于駐北京的俄國公使一再拖延對這一問題的讨論，總理衙門便責成它新近派駐在俄國的公使館就歸還伊犁問題進行交涉。
率領使團的崇厚被授予一等欽差大臣銜，也就是說這個使節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崇厚和裡瓦幾亞條約 俄國人決心要從伊犁局勢中撈取最大好處。
俄國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烏拉爾的工、商業者的壓力，他們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肅和陝西的新商路；這些地方還沒有英、美的貨物和競争。
這種貿易前景以及在中國西部（這裡盛産貴重金屬）的采礦權，據說足以解除1873&mdash1876年間業已明顯暴露的俄國經濟危機。
在陸軍大臣的指導下，一個制定俄國對華政策的特别委員會組成。
它決定提出下列要求作為交還伊犁的代價：俄國商隊有權進入中國的内地；割讓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給俄國；大赦固勒紮居民；以及其他幾條要求。
不過考夫曼将軍索賠一筆巨款以抵償中亞鐵路建築費用的建議還是被否決了。
[38] 崇厚（1826&mdash1893年）是一個颟預無能的滿洲貴族，他對于這次出使全然沒有準備。
他抵達聖彼得堡時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複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而這裡的俄國人的阿谀逢迎顯然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失去了戒備。
此外，他看來還有點畏懼那些可怕的俄國人，并且急于回國以料理緊迫的家務。
崇厚匆匆地就締結了裡瓦幾亞條約，名義上是将伊犁交還中國，實際上卻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給了俄國，其中包括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
它使俄國得到500萬盧布賠款，有權在七個重要地點設置領事館，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滿洲的伯都讷。
當這些條款電告北京時，驚訝的總理衙門電令崇厚不要在條約上簽字。
崇厚荒謬地回電說該條約已經締結，文本業已謄清；改訂或重新談判條約已不可能。
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條約上簽了字，未經奉旨就擅自回國。
這消息使中國官場驚愕莫名。
總理衙門認定，用這種方式将伊犁交還中國還不如不交還為好。
左宗棠則擔心他辛苦經營新疆的戰果會因崇厚的愚蠢行為而付諸東流。
他竭力說服朝廷：&ldquo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rdquo[39]另一方面，李鴻章無論是對新疆的戰事，或是對迫使俄方交還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隻是表面上批評一下這一條約，但并不主張将它撤銷，他說：&ldquo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
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
&rdquo[40] 李鴻章當時是少數派，不得人心。
士大夫中都有求戰雪恥之心，毫不計及國家是否有備。
無數奏疏像雪片飛來，要求嚴懲締約人和撤銷條約。
這些奏議中的佳作是年輕的詹事府洗馬張之洞（1837&mdash1909年）所呈，他奏稱：&ldquo俄人索之，可為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hellip&hellip然臣以為不足懼也。
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
&rdquo他要求将崇厚處斬，以示中國拒不承認該約的決心，縱然訴諸戰争亦在所不惜。
因為張之洞說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員們心裡的話，他馬上便出了名。
[41] 清廷任命曾國藩的兒子、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毅勇侯曾紀澤，作為第二次出使俄國重新商訂條約的首席代表。
與此同時，判處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國外交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對這樣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聞。
後來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給慈禧太後寫信求情，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暫緩執行，不過在第二次出使未獲結果以前仍予囚禁。
俄國對這局部的讓步仍表不滿，聲稱隻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與曾侯談判。
被中國的行動所激怒的俄國派了23艘戰艦駛往中國沿海炫耀海軍威力。
戰争有一觸即發之勢；人們擔心俄國海軍在沿海發動進攻，來配合從西伯利亞派兵通過滿洲直逼北京的行動。
清廷并不想加劇沖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動下，隻好違心地采取了強硬立場。
為了預防萬一發生戰争，清廷起用了幾名有平定太平軍戰功的湘軍軍官充任要職，另外又通過赫德請戈登來中國幫助禦敵。
戈登曾擔任過前常勝軍的首領，自1880年春一直擔任印度總督的秘書；但是他發現文牍生涯是&ldquo活受罪&rdquo，便辭去該職，不料兩天以後就收到赫德的邀請電。
戈登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在天津和李鴻章會見以後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認為中國不應輕啟戰釁。
他提出警告說，隻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因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
他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打仗，朝廷就應當遷往内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消耗戰。
這種直言無隐的勸告在充滿好戰氣氛的北京是不受歡迎的，但戈登卻立論有據，認為戰争不可取。
李鴻章則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戰派潑冷水，要他們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顯示，中國在危難時刻并不是沒有朋友的。
[42] 曾侯和1881年的聖彼得堡條約 當戈登勸告中國采取和平解決辦法時，曾侯則在為出使聖彼得堡進行準備。
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錯誤，他通盤地籌劃了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詳盡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圖。
他決定在邊界争端上絲毫不讓，在貿易問題上讨價還價，在賠款方面妥協；曾侯啟程赴俄時，又從英國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協助的保證，倫敦還指令英國駐聖彼得堡的大使幫助他出主意。
俄國人内心裡實在也害怕在此時引起戰争，但表面上拒絕在聖彼得堡開談判，而堅持将談判地點移到北京，作為對中國好戰态度的懲罰。
清廷命令曾侯無論如何要使談判在俄國進行。
俄方終于默許，但談判進展緩慢。
由于1876&mdash1877年土耳其戰争後的經濟困難和1878年柏林會議以後俄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俄方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争。
聖彼得堡政府還害怕國内會爆發革命，同時擔心戰争對貿易帶來的不利後果可能促使歐美站在中國一邊，因而更有所克制。
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報刊以及一批漢學家都主張采取和平解決的辦法。
[43]政府願意和平解決，但是未能從困境中找到一個體面的出路。
經過近半年的毫無效果的談判以後，沙皇終于決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還中國以結束這場糾紛：交還中國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隻是西部的幾個村莊因收容不肯回中國的穆斯林難民，才不在此限。
俄國領事館減為兩個（設在吐魯番和肅州），而賠款則美其名曰&ldquo兵費&rdquo，增為900萬盧布（約合500萬兩白銀）。
這些條款全都載于1881年2月24日簽訂的新條約&mdash&mdash即聖彼得堡條約中。
這次和平解決通常都被說成是中國的外交勝利，其重大後果有二：首先，盡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滿、樂觀和傲慢，但是，從西方一個強國那裡赢得第一回合的勝利的想法激發了中國的自信心和保守性。
那些妄發清議的文人更加相信，這項勝利是靠他們的戰争喊聲得來的，因而對他們解決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能力産生了過分的自信。
第二個重要後果是新疆的地位發生了變化。
新疆曆來被看成西域，從來不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直是邊疆地區，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
聖彼得堡條約以後清廷采納左宗棠的建議，于1884年将新疆改為行省，并任命在收複新疆中功績卓著的年輕傑出将領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
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裡程碑。
[44] 争奪安南（越南）的中法戰争，1883&mdash1885年 伊犁危機解決之後接着出現了法國侵略朝貢國安南的問題。
安南古稱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國影響的時期是在公元前3世紀，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mdash&mdash即漢武帝時（公元前140至前8年）&mdash&mdash已被征服。
它的中文名來源于唐代（618&mdash907年）所設的安南都護府。
雖然唐王朝滅亡後越南獲得了獨立，但它仍然受到強大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而在明清時期它是一個重要的朝貢國。
西方的影響是1615年由耶稣會士帶進越南的，但是在這個以儒教為主的國家裡，教會的活動進展緩慢。
法國東印度公司企圖與越南進行貿易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到18世紀末法國的影響開始擡頭，因為阮福映（1788年舊制度被推翻後的唯一幸存者）那時在法國軍官的幫助下，重新控制了這個國家。
他被立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統治從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後繼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們支持仇洋暴亂，以反對傳教士和本國教徒。
路易·拿破侖因急于要建立一個法屬印度支那帝國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傳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軍前往西貢去懲罰反教會的越軌之徒。
1862年強使越南接受的條約使法國獲得賠款400萬美元，同時獲得貿易權、傳教權和控制越南對外關系權，另外還獲得了稱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個省。
1874年簽訂的新約又确認法國對交趾支那的占領和對越南（這時已稱為法屬安南）對外關系的指導，并批準法國在北部東京的紅河的航行權。
這項條約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已把它降為法國的保護國。
這時中國正全力對付台灣危機和處理馬嘉理謀殺案，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阻止法國前進，隻是根據安南是中國的附屬國這一理由，拒絕承認1874年的條約。
[45] 法方在安南加緊其活動，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駐上了軍隊，并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
安南政府為了抗拒法方的推進便加強同中國的聯系，既向中國進貢，又請求駐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mdash&mdash黑旗軍&mdash&mdash給予援助。
到1882年黑旗軍已開始與法軍作戰，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規軍進入東京。
這時天津總督李鴻章反對在完成中國海軍建設和沿海防務計劃以前和法國開戰。
他極力主張中國隻有在遭到進攻時才可應戰，而且即使如此，其為害也不可勝言，因此他主張以談判促解決。
當時還是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和首輔軍機大臣的恭親王也表示同意，認為中國不應在時機未至時向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挑戰。
清流黨的興起 李鴻章和恭親王的審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吏的攻擊和嘲笑，這些人雖然是些優秀的學者，但在外事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驗，也無真知灼見。
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的行動路線，因而博得了公衆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
他們自稱為清流黨，藐視法國為&ldquo強弩之末&rdquo，譴責姑息的态度會縱容貪得無厭的敵人提出日益衆多的要求。
他們堅持說，戰争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質，而不是取決于武器，因而将李鴻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mdash1155年）。
[46] 清流黨強調中國的道義力量，李鴻章卻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質上的弱點。
而曾侯則表現出他全面了解當時的形勢的能力。
他根據對法國國内政治和國際地位的了解得出結論說，法國是經受不住一場勞師遠襲的戰争的。
他提醒李鴻章和法國人打交道時不能示之以弱，因為：（1）他們欺軟怕硬。
中國備戰的決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優柔寡斷、拖延不決以及妥協退讓都隻會給法國人帶來好處，并使中國在以後難以收回這些利益；（2）法國垂涎于廣東的煤礦和雲南的金礦，放棄安南并不能滿足它的胃口，反而會削弱中國南部的邊防；（3）喪失東京會縱容英、俄兩國觊觎西藏和朝鮮；（4）法國國内的政治不穩以及在歐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許它對外作戰。
根據這種種理由，曾侯告誡他不要過分謹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強硬态度。
[47] 清廷在和、戰之間舉棋不定。
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
赫德駐倫敦的代理人金登幹發來的一份報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國軍隊不會貿然投入大規模戰争，隻要開放河内和紅河的貿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
于是清廷指令李鴻章和法國公使進行談判。
第一次達成的協議規定安南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巴黎反對，接着法國便派遠征軍來安南。
由于中國軍隊在東京吃了敗仗，同時又害怕法國進攻中國本土，慈禧太後一怒之下免去了恭親王和其他四名軍機大臣之職，并命令李鴻章尋求解決辦法。
随後，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于1884年達成協議，它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所簽訂的全部條約，撤退中國在東京的駐軍；而法國則應允不要求賠款，不侵犯中國，并同意在将來與安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
這一協定激起了清流黨的憤懑、，朝廷收到47份要求追究李鴻章的責任的奏疏。
處于困境的李鴻章因此不敢将李&mdash福協定中關于中國軍隊撤離安南的日期奏報朝廷。
[48] 地圖6 法屬印度支那 駐東京的中國軍隊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絕了法國要他們撤離的要求，于是重新爆發敵對行動。
巴黎譴責中國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發出最後通牒，索償大筆賠款，并要求立即執行李&mdash福協定。
清廷由于害怕法國發動進攻，将清流黨的兩位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分别調往防禦要地：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
8月23日，法國海軍将領孤拔率船艦襲擊福州，在一小時内沉毀11艘中國兵船，将1866年以後由法國幫助建造的福州馬尾船廠全部摧毀，張佩綸率先脫逃。
他向朝廷謊報軍情，緻使北京還以為中國曾在這場海戰中取勝，可是後來弄清真相後張佩綸被充邊，清廷則向法國正式宣戰。
和平解決 慈禧太後從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個月的戰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幾件事而心煩意亂，最後又産生了動搖：東京戰局的勝負難料，法國對台灣的封鎖，以及法國有阻撓中國南方漕運的企圖。
預期英、德兩國的援助并未兌現；同時還出現了俄國在北部邊疆卷土重來和日本在朝鮮發動侵略的威脅。
法國也同樣希冀和平，因為法國的政局的不穩和打遠距離戰争的困難，也開始使法國政府不勝負擔。
赫德駐倫敦的代表金登幹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國在諒山大敗，這些事實給北京提供了一個體面的争取和平的機會，也對法國的好戰精神潑了一瓢冷水。
1885年6月，李鴻章和法方駐中國公使簽訂了一項正式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締結的一切條約，法國則将撤走在台灣和澎湖的軍隊。
中國不付賠款，但它為戰争花費了一億多兩白銀，并欠債約2000萬兩。
[49]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
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
當一位大學士被問及&ldquo當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長辦理外務&rdquo時，他回答說：&ldquo豈有正直之士熱心于外務者？&rdquo[32]禦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紳士和官吏們總是反複強調，曆史上總是用夏變夷，沒有用夷變夏的。
他們鼓吹保守主義，反對現代化，指責對外交往為有失體統。
這種保守的氣氛和心理上的惰性是如此強大，緻使中國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來克服這種阻礙和對西方所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對等的反應。
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和朝貢國擴張的加速 19世紀的最後30年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加緊擴張的時期。
經曆了&ldquo實利主義的一代&rdquo的歐洲，受着民族主義、福音傳道派和資本主義的推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更加活躍了。
工業化引起了對原料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承認擴張是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争。
宗教熱情激發了信徒們向異教徒傳布福音的神聖使命感。
除了這一切，更有表現為&ldquo白種人的義務&rdquo[33]的那種妄自尊大和自以為是的種族優越感。
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劃時代事件&mdash&mdash即美國内戰的結束、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興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mdash&mdash解放了向國外活動的能量。
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建成進一步助長了歐洲的擴張，新近實現現代化的國家&mdash&mdash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國&mdash&mdash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
與此相反，慈禧太後統治下的中國在自強和複興方面的進展甚小；經過同治朝（1862&mdash1874年）的短暫的振興之後，清王朝的國勢則是江河日下。
外國列強便利用中國的衰弱，對邊疆地區和朝貢國進行蠶食。
台灣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mdash1643年）曾做過中國的朝貢國，那時的将軍足利義滿為了通過經商來增加他的國庫收入，接受了朝貢國的地位。
但在16世紀中期以後，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本政治家們覺得這種關系不體面，便中斷了與中國的官方來往。
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後，官方關系仍未恢複；滿洲統治者與明代諸帝不一樣，從未想過要把日本納入朝貢制度中。
随着19世紀中期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國和荷蘭的船隻來到上海。
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決定和清王朝之間建立官方關系，便派遣柳原前光來北京，要求訂約。
總理衙門雖然有意通商，卻不願簽訂正式的條約。
保守的官吏們反對與一個先前的朝貢國結成條約關系，因為這樣做會為朝鮮、安南等朝貢國開了先例。
他們還引用日本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過海盜活動的曆史事實，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間的到來作為證據，說明他們想在中國撈取好處。
與此相反，進步的官吏們如李鴻章和曾國藩贊同建立條約關系。
李鴻章說，雖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貢國，但它從來不是清朝的朝貢國；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鮮和安南。
日本要求建立官方關系并未受某一個西方強國的指使或幫助，這就表明了它的獨立性和善良願望，所以中國不應當對它的要求置之不理。
何況，在日本有衆多的華僑，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銅，而且日本又是近鄰：這些情況又促使李鴻章提出應與日本建立平等條約關系的建議。
曾國藩贊同他的上述觀點，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貿易的互利性質，它與中國&mdash西洋之間大部分隻是一方有利的貿易相反。
他贊成建立條約關系，但是建議不要給予最惠國待遇。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準與日本締結一項通商章程，其中規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對方領土；（2）在和第三國發生沖突時互相給予幫助；（3）彼此享有領事裁判權；（4）隻準在通商口岸，根據海關稅則進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國當領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交換批準書，實際上是參加觐見同治的活動，并探測中國在台灣事件上的态度。
1871年後期，有54名航行遇難的琉球水手被台灣土著民殺害，日本想借機試圖維護它代表琉球人發言的獨占權利。
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琉球的地位問題，便這樣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從1372年以來，琉球一直是中國的正式朝貢國。
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與朝鮮和安南，同為最重要的朝貢國。
1609年，日本的薩摩藩背着中國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轄之下，南部則仍由琉球國王治理。
琉球作為一個藩屬，每年向薩摩藩主納貢，還定期向設于江戶的幕府納貢。
但是薩摩藩主渴望在與大陸的貿易中獲得好處，所以他還是讓琉球繼續當中國的朝貢國。
薩摩藩主決定琉球的王位繼承權，但又允許中國派使去執行冊封典禮。
清代共有八批這樣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後一次是在1866年。
當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間，薩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讓島上的日本人被發現。
雖然中國使者也能覺察到有日本人影響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雙重地位，把它看作隻是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
[34] 因此，當副島種臣在1873年說他有為琉球代言的權利時，總理衙門便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由于琉球群島是中國的朝貢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灣土著民的殺害一事與日本毫無關系。
何況，中國從來就不幹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務，因此，中國不能對土著民的行為負責。
副島種臣争辯說，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是以對這一領土的有效控制為根據的；既然中國未曾控制過台灣的土著民，他們就不受中國管轄，日本懲罰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就不會侵犯中國的管轄權。
随後，日本政府便決定派出遠征軍，并于1874年4月成立遠征軍統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帥，西鄉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
這一行動與效尤西方帝國主義路線的明治時代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是緊密配合的，它轉移了國内提出要實行代議制議會的要求，并且滿足了原來的武士們吵嚷着要遠征朝鮮的要求。
面臨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灣。
沈葆桢明白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防守&mdash&mdash例如，金陵制造局鑄造的大炮隻能鳴禮炮，如果實彈射擊就會使炮身爆炸。
起先曾試圖和平解決，但是由于西鄉從道拒不遵守協定，這一企圖失敗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這項談判。
大久保一再争辯說，中國在台灣島上沒有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便證明中國沒有主權，因而日本人在台灣登陸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國的領土。
恭親王堅持，中日關系不應以國際法的總的準則為依據，而應以規定彼此不得侵略對方擁有的領土的1871年條約為依據。
大久保反駁說，1871年條約談到的隻是中日關系，而不是不受中國管轄的台灣土著民。
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國公使威妥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
這事的最後解決辦法是中國同意賠款50萬兩（合75萬美元），其中以10萬兩賠償琉球的受害者，以40萬兩用來收買日方在台灣島上構築的營房。
此外，中國還同意對日本的行為不加譴責。
這一讓步含蓄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
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願地對它受的侵犯付出報酬。
這件事明顯暴露了中國的軟弱，并招緻了外國的進一步侵略。
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将它更名為沖繩縣。
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 伊犁，俄語稱作固勒紮，是中國的一個府，下轄與俄屬突厥斯坦邊界相鄰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個城市（參見上卷第二章）。
伊犁河谷不僅農業發達，礦藏豐富，而且在戰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紮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
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個新疆，因此，西方的軍事專家們将伊犁說成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堡壘。
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會引起所有強鄰的注意。
1851年，俄國人如願以償地締結了伊犁條約，他們獲準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邊境上的楚呼楚（塔爾巴哈台）建立領事館和進行免稅貿易。
伊犁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同時俄國人在中亞的不斷擴張使他們日益向伊犁逼近。
俄國人利用了19世紀60年代在新疆發生的一次回民暴亂，準備進入這一重要地區。
新疆回民之亂的根源在于清帝國地方行政當局的腐敗（參見第四章）。
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後，新疆便像一個軍事殖民地那樣由駐在伊犁的将軍統轄，輔以一些副将軍、皇室代理人以及駐在各重要據點的大約21760名士兵。
擔任高級文武官員的幾乎全是滿洲人和旗人，他們通過稱之為伯克的當地首領統治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大都是講突厥語和纏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
滿洲征服者将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開化的土著，對他們征收重稅，強迫他們交納貢品以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
穆斯林的不滿釀成了叛亂，而那些被清帝國驅趕到浩罕去的、原為世襲并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者（和卓）則一直熱衷于恢複他們失去的地位。
在清帝國征服以前，瑪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們曾一度統治過喀什噶爾（新疆南部）。
他們慫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發動叛亂，他們自己則組織入侵。
在清帝國征服以後的一個世紀，起義和入侵不下12次之多。
1864年，當清王朝衰落和中國西北部發生一次回民之亂之際，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發起了攻擊。
清政府的地方當局過分軟弱，無力将它鎮壓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又正全力對付太平軍、撚軍和其他一些叛亂，騰不出手來采取懲罰性的措施（參見上卷有關章節以及本卷第四章）。
[35] 地圖5 中亞 在這動亂之際，浩罕的一個将軍&mdash&mdash阿古柏伯克（1820&mdash1877年）&mdash&mdash于1865年侵入新疆，經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後于1870年自立為喀什噶爾以及部分北疆的統治者。
印度境内的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影響的擴張，便鼓勵他建立帝國，并派遣使團前往修好和提供武器。
俄國人對這些事态的發展表示關切。
他們認為阿古柏建立的帝國意味着英國勢力的擴張，而如果從英、俄在近東和東亞對抗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一擴張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了。
不僅如此，新疆境内的騷亂已經對俄國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不利，并在俄國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中造成了動亂。
俄國的軍人、官僚和資産階級報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長期占領伊犁，但是政府決定占領它到中國在新疆恢複政權時為止，然後把它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通往中國西部的幾條新商路和某些&ldquo邊界的調整&rdquo[36]。
1871年7月，俄屬突厥斯坦第一任總督考夫曼将軍派兵占領了伊犁。
聖彼得堡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國人在這動亂之際監管伊犁是對中國的一種友好行動，但是，俄國顯然認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會恢複它在新疆的統治了。
為了使動亂持續下去，同時也為了使他們能無限期地占領伊犁，俄國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商約；一年後，英國人也起而效尤。
俄、英兩國都承認了阿古柏的政權，由此換得了一些商業特權。
清政府必須先将陝、甘兩省回民之亂平定以後，才能過問阿古柏的問題。
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以鎮壓陝、甘的叛亂者。
可是在他率軍出征之前又被調去平定撚亂。
1868年撚亂平定以後，左宗棠才真正負起了這項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幹練的領導、巧妙的戰略和艱苦的戰鬥撲滅了這兩省的叛亂。
當左宗棠的軍隊正準備進擊新疆時，上面提到的與日本之間的台灣危機突然爆發；中國從事變結果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它亟須加強海防。
中國這時面臨着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既實行一項大膽的海軍計劃，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新疆戰事。
緊接着便展開了一場大争論。
海防與邊防之争 經過了10年自強運動之後，恭親王和文祥首先對海防力量不足的狀況感到驚慌。
他們發出警告說：&ldquo如果我們還是這樣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則更難對付将來的麻煩。
&rdquo沿海的高級官員們提議建立一支擁有48艘艦隻的海軍，編為三個海軍中隊，分駐在中國的北、中、南部海岸。
他們認為日本的威脅比俄國的更為直接。
這個集團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大膽地請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計劃，将它的費用轉移到海防上來。
海防派的論據有五：（1）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2）由于财政拮據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這樣高的代價去收複它；（4）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不能長期固守；（5）緩期收複新疆并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過百戰所得的土地，隻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的一項明智辦法。
另有許多官員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
如果中國不能将新疆的叛亂者平定下去，俄國人就會繼續前進，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
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隻能由海上進入中國。
他們将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隻是肢體之病。
該集團的領袖人物左宗棠強調說，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
邊防論者也提出了五點論據：（1）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3）不應将邊防軍費轉用于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撥給固定的軍費；（4）列祖列宗百戰經營的土地不應放棄；（5）像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略要地應首先收複。
左宗棠警告說，如果現在中辍此役，就會招緻外國人對新疆的統治。
[37] 這兩個集團提出的論據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
但是，此時沿海還未有直接的糾紛，新疆卻正在經曆着一場叛亂，同時伊犁為俄國人所占據。
因此，雖然沒有放棄辦海軍的計劃，清廷卻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為準備這次戰役而殚精竭慮，最後采取了&ldquo緩進速戰&rdquo的策略。
到1876年初他已做好了出擊的準備，3月間便移節肅州。
劉錦棠将軍在猛攻之下迅速進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
這時還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來越驚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倫敦以尋求英國的調停，同時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
但是，左宗棠軍隊的前進速度比在倫敦進行的讨論要快。
阿古柏遭到了徹底失敗，于1877年5月29日自殺身死。
他的兒子們繼續作戰，但是，阋牆之争使一切抵抗歸于無效。
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這塊小飛地仍為俄國人占領外，整個新疆已被收複。
清帝國既然恢複了新疆的統治權，中國就具備了俄國所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
但是，由于駐北京的俄國公使一再拖延對這一問題的讨論，總理衙門便責成它新近派駐在俄國的公使館就歸還伊犁問題進行交涉。
率領使團的崇厚被授予一等欽差大臣銜，也就是說這個使節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崇厚和裡瓦幾亞條約 俄國人決心要從伊犁局勢中撈取最大好處。
俄國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烏拉爾的工、商業者的壓力，他們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肅和陝西的新商路；這些地方還沒有英、美的貨物和競争。
這種貿易前景以及在中國西部（這裡盛産貴重金屬）的采礦權，據說足以解除1873&mdash1876年間業已明顯暴露的俄國經濟危機。
在陸軍大臣的指導下，一個制定俄國對華政策的特别委員會組成。
它決定提出下列要求作為交還伊犁的代價：俄國商隊有權進入中國的内地；割讓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給俄國；大赦固勒紮居民；以及其他幾條要求。
不過考夫曼将軍索賠一筆巨款以抵償中亞鐵路建築費用的建議還是被否決了。
[38] 崇厚（1826&mdash1893年）是一個颟預無能的滿洲貴族，他對于這次出使全然沒有準備。
他抵達聖彼得堡時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複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而這裡的俄國人的阿谀逢迎顯然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失去了戒備。
此外，他看來還有點畏懼那些可怕的俄國人，并且急于回國以料理緊迫的家務。
崇厚匆匆地就締結了裡瓦幾亞條約，名義上是将伊犁交還中國，實際上卻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給了俄國，其中包括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
它使俄國得到500萬盧布賠款，有權在七個重要地點設置領事館，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滿洲的伯都讷。
當這些條款電告北京時，驚訝的總理衙門電令崇厚不要在條約上簽字。
崇厚荒謬地回電說該條約已經締結，文本業已謄清；改訂或重新談判條約已不可能。
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條約上簽了字，未經奉旨就擅自回國。
這消息使中國官場驚愕莫名。
總理衙門認定，用這種方式将伊犁交還中國還不如不交還為好。
左宗棠則擔心他辛苦經營新疆的戰果會因崇厚的愚蠢行為而付諸東流。
他竭力說服朝廷：&ldquo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
&rdquo[39]另一方面，李鴻章無論是對新疆的戰事，或是對迫使俄方交還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隻是表面上批評一下這一條約，但并不主張将它撤銷，他說：&ldquo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
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
&rdquo[40] 李鴻章當時是少數派，不得人心。
士大夫中都有求戰雪恥之心，毫不計及國家是否有備。
無數奏疏像雪片飛來，要求嚴懲締約人和撤銷條約。
這些奏議中的佳作是年輕的詹事府洗馬張之洞（1837&mdash1909年）所呈，他奏稱：&ldquo俄人索之，可為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hellip&hellip然臣以為不足懼也。
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
&rdquo他要求将崇厚處斬，以示中國拒不承認該約的決心，縱然訴諸戰争亦在所不惜。
因為張之洞說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員們心裡的話，他馬上便出了名。
[41] 清廷任命曾國藩的兒子、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毅勇侯曾紀澤，作為第二次出使俄國重新商訂條約的首席代表。
與此同時，判處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國外交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對這樣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聞。
後來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給慈禧太後寫信求情，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暫緩執行，不過在第二次出使未獲結果以前仍予囚禁。
俄國對這局部的讓步仍表不滿，聲稱隻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與曾侯談判。
被中國的行動所激怒的俄國派了23艘戰艦駛往中國沿海炫耀海軍威力。
戰争有一觸即發之勢；人們擔心俄國海軍在沿海發動進攻，來配合從西伯利亞派兵通過滿洲直逼北京的行動。
清廷并不想加劇沖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動下，隻好違心地采取了強硬立場。
為了預防萬一發生戰争，清廷起用了幾名有平定太平軍戰功的湘軍軍官充任要職，另外又通過赫德請戈登來中國幫助禦敵。
戈登曾擔任過前常勝軍的首領，自1880年春一直擔任印度總督的秘書；但是他發現文牍生涯是&ldquo活受罪&rdquo，便辭去該職，不料兩天以後就收到赫德的邀請電。
戈登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在天津和李鴻章會見以後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認為中國不應輕啟戰釁。
他提出警告說，隻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因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
他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打仗，朝廷就應當遷往内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消耗戰。
這種直言無隐的勸告在充滿好戰氣氛的北京是不受歡迎的，但戈登卻立論有據，認為戰争不可取。
李鴻章則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戰派潑冷水，要他們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顯示，中國在危難時刻并不是沒有朋友的。
[42] 曾侯和1881年的聖彼得堡條約 當戈登勸告中國采取和平解決辦法時，曾侯則在為出使聖彼得堡進行準備。
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錯誤，他通盤地籌劃了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詳盡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圖。
他決定在邊界争端上絲毫不讓，在貿易問題上讨價還價，在賠款方面妥協；曾侯啟程赴俄時，又從英國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協助的保證，倫敦還指令英國駐聖彼得堡的大使幫助他出主意。
俄國人内心裡實在也害怕在此時引起戰争，但表面上拒絕在聖彼得堡開談判，而堅持将談判地點移到北京，作為對中國好戰态度的懲罰。
清廷命令曾侯無論如何要使談判在俄國進行。
俄方終于默許，但談判進展緩慢。
由于1876&mdash1877年土耳其戰争後的經濟困難和1878年柏林會議以後俄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俄方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争。
聖彼得堡政府還害怕國内會爆發革命，同時擔心戰争對貿易帶來的不利後果可能促使歐美站在中國一邊，因而更有所克制。
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報刊以及一批漢學家都主張采取和平解決的辦法。
[43]政府願意和平解決，但是未能從困境中找到一個體面的出路。
經過近半年的毫無效果的談判以後，沙皇終于決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還中國以結束這場糾紛：交還中國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隻是西部的幾個村莊因收容不肯回中國的穆斯林難民，才不在此限。
俄國領事館減為兩個（設在吐魯番和肅州），而賠款則美其名曰&ldquo兵費&rdquo，增為900萬盧布（約合500萬兩白銀）。
這些條款全都載于1881年2月24日簽訂的新條約&mdash&mdash即聖彼得堡條約中。
這次和平解決通常都被說成是中國的外交勝利，其重大後果有二：首先，盡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滿、樂觀和傲慢，但是，從西方一個強國那裡赢得第一回合的勝利的想法激發了中國的自信心和保守性。
那些妄發清議的文人更加相信，這項勝利是靠他們的戰争喊聲得來的，因而對他們解決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能力産生了過分的自信。
第二個重要後果是新疆的地位發生了變化。
新疆曆來被看成西域，從來不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直是邊疆地區，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
聖彼得堡條約以後清廷采納左宗棠的建議，于1884年将新疆改為行省，并任命在收複新疆中功績卓著的年輕傑出将領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
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裡程碑。
[44] 争奪安南（越南）的中法戰争，1883&mdash1885年 伊犁危機解決之後接着出現了法國侵略朝貢國安南的問題。
安南古稱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國影響的時期是在公元前3世紀，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mdash&mdash即漢武帝時（公元前140至前8年）&mdash&mdash已被征服。
它的中文名來源于唐代（618&mdash907年）所設的安南都護府。
雖然唐王朝滅亡後越南獲得了獨立，但它仍然受到強大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而在明清時期它是一個重要的朝貢國。
西方的影響是1615年由耶稣會士帶進越南的，但是在這個以儒教為主的國家裡，教會的活動進展緩慢。
法國東印度公司企圖與越南進行貿易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到18世紀末法國的影響開始擡頭，因為阮福映（1788年舊制度被推翻後的唯一幸存者）那時在法國軍官的幫助下，重新控制了這個國家。
他被立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統治從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後繼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們支持仇洋暴亂，以反對傳教士和本國教徒。
路易·拿破侖因急于要建立一個法屬印度支那帝國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傳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軍前往西貢去懲罰反教會的越軌之徒。
1862年強使越南接受的條約使法國獲得賠款400萬美元，同時獲得貿易權、傳教權和控制越南對外關系權，另外還獲得了稱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個省。
1874年簽訂的新約又确認法國對交趾支那的占領和對越南（這時已稱為法屬安南）對外關系的指導，并批準法國在北部東京的紅河的航行權。
這項條約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已把它降為法國的保護國。
這時中國正全力對付台灣危機和處理馬嘉理謀殺案，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阻止法國前進，隻是根據安南是中國的附屬國這一理由，拒絕承認1874年的條約。
[45] 法方在安南加緊其活動，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駐上了軍隊，并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
安南政府為了抗拒法方的推進便加強同中國的聯系，既向中國進貢，又請求駐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mdash&mdash黑旗軍&mdash&mdash給予援助。
到1882年黑旗軍已開始與法軍作戰，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規軍進入東京。
這時天津總督李鴻章反對在完成中國海軍建設和沿海防務計劃以前和法國開戰。
他極力主張中國隻有在遭到進攻時才可應戰，而且即使如此，其為害也不可勝言，因此他主張以談判促解決。
當時還是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和首輔軍機大臣的恭親王也表示同意，認為中國不應在時機未至時向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挑戰。
清流黨的興起 李鴻章和恭親王的審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吏的攻擊和嘲笑，這些人雖然是些優秀的學者，但在外事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驗，也無真知灼見。
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的行動路線，因而博得了公衆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
他們自稱為清流黨，藐視法國為&ldquo強弩之末&rdquo，譴責姑息的态度會縱容貪得無厭的敵人提出日益衆多的要求。
他們堅持說，戰争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質，而不是取決于武器，因而将李鴻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mdash1155年）。
[46] 清流黨強調中國的道義力量，李鴻章卻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質上的弱點。
而曾侯則表現出他全面了解當時的形勢的能力。
他根據對法國國内政治和國際地位的了解得出結論說，法國是經受不住一場勞師遠襲的戰争的。
他提醒李鴻章和法國人打交道時不能示之以弱，因為：（1）他們欺軟怕硬。
中國備戰的決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優柔寡斷、拖延不決以及妥協退讓都隻會給法國人帶來好處，并使中國在以後難以收回這些利益；（2）法國垂涎于廣東的煤礦和雲南的金礦，放棄安南并不能滿足它的胃口，反而會削弱中國南部的邊防；（3）喪失東京會縱容英、俄兩國觊觎西藏和朝鮮；（4）法國國内的政治不穩以及在歐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許它對外作戰。
根據這種種理由，曾侯告誡他不要過分謹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強硬态度。
[47] 清廷在和、戰之間舉棋不定。
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
赫德駐倫敦的代理人金登幹發來的一份報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國軍隊不會貿然投入大規模戰争，隻要開放河内和紅河的貿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
于是清廷指令李鴻章和法國公使進行談判。
第一次達成的協議規定安南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巴黎反對，接着法國便派遠征軍來安南。
由于中國軍隊在東京吃了敗仗，同時又害怕法國進攻中國本土，慈禧太後一怒之下免去了恭親王和其他四名軍機大臣之職，并命令李鴻章尋求解決辦法。
随後，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于1884年達成協議，它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所簽訂的全部條約，撤退中國在東京的駐軍；而法國則應允不要求賠款，不侵犯中國，并同意在将來與安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
這一協定激起了清流黨的憤懑、，朝廷收到47份要求追究李鴻章的責任的奏疏。
處于困境的李鴻章因此不敢将李&mdash福協定中關于中國軍隊撤離安南的日期奏報朝廷。
[48] 地圖6 法屬印度支那 駐東京的中國軍隊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絕了法國要他們撤離的要求，于是重新爆發敵對行動。
巴黎譴責中國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發出最後通牒，索償大筆賠款，并要求立即執行李&mdash福協定。
清廷由于害怕法國發動進攻，将清流黨的兩位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分别調往防禦要地：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
8月23日，法國海軍将領孤拔率船艦襲擊福州，在一小時内沉毀11艘中國兵船，将1866年以後由法國幫助建造的福州馬尾船廠全部摧毀，張佩綸率先脫逃。
他向朝廷謊報軍情，緻使北京還以為中國曾在這場海戰中取勝，可是後來弄清真相後張佩綸被充邊，清廷則向法國正式宣戰。
和平解決 慈禧太後從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個月的戰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幾件事而心煩意亂，最後又産生了動搖：東京戰局的勝負難料，法國對台灣的封鎖，以及法國有阻撓中國南方漕運的企圖。
預期英、德兩國的援助并未兌現；同時還出現了俄國在北部邊疆卷土重來和日本在朝鮮發動侵略的威脅。
法國也同樣希冀和平，因為法國的政局的不穩和打遠距離戰争的困難，也開始使法國政府不勝負擔。
赫德駐倫敦的代表金登幹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國在諒山大敗，這些事實給北京提供了一個體面的争取和平的機會，也對法國的好戰精神潑了一瓢冷水。
1885年6月，李鴻章和法方駐中國公使簽訂了一項正式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締結的一切條約，法國則将撤走在台灣和澎湖的軍隊。
中國不付賠款，但它為戰争花費了一億多兩白銀，并欠債約2000萬兩。
[49]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
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