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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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系發生變化的背景
1861年以後，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開始出現了一個新時代。
西方的好戰性已有所節制，而中國的反抗也為和好所代替。
在兩次戰争中遭受到的失敗以及英法聯軍于1860年占領北京竟至焚燒圓明園的事實，都使得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官員們在震驚之餘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并認識到現代的西方人與早先騷擾中國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
當時，越來越感到&ldquo西風東漸&rdquo以及此風的勢不可遏。
因此，中國接受這種現實乃是當務之急，盡管這樣做是不愉快的。
一些先進的學者和政治家們決心履行中國的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礦企業，并且聘用外國人協助他們處理這一新的形勢。
其結果是，1861年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構，1864年翻譯出版了一本關于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一批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并且在1876年以後還向國外派駐了外交使團。
到1880年時，中國已在國際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像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學會了在一個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競争。
從形式上看，儒家的&ldquo天下&rdquo已經演變成&ldquo國家&rdquo，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ldquo中央帝國&rdquo的世界觀依舊沿襲未改。
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被弄得進退維谷的情況下，中國于19世紀80和90年代投入了保衛越南和朝鮮的戰争，其原因部分是為了履行它對藩屬的義務，部分則是向西方殖民列強效尤執行宗主權。
由于戰争連遭失敗，藩屬制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被粉碎，這标志着帝國與外國交往的傳統的徹底崩潰。
從西方來說，一些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對比等方面的變化。
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外國政府和商人對新訂條約中規定的特權，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
特别是英國，它這時已經斷然要制止住其國民的冒險性和擴張主義的傾向，因為擔心它會陷入管理一個搖搖欲墜的清帝國的境地。
1857年印度的大暴動說明統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極其困難的，這個教訓足以使倫敦認識到，英國不應再在東方追求領土。
今後的側重點應該是在不增加取得一個殖民地所需的負擔和費用的情況下發揮政治影響，以取得經濟特權和戰略上的安全保障。
[1]因此，1861年以後英國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支持中國的政治穩定和保持英國在商業上的優越地位，這就明顯地擺脫了早先的以對抗狀态為特征的強硬做法。
這一溫和政策，再加上其他列強不斷擡頭的自信力以及别國駐北京外交官們日益增加的獨立行動，标志着英國在西方對華關系中的統治地位逐漸衰落的開始，盡管這個變化是難以覺察的。
雖然英國在19世紀末以前仍然居領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漸失去一度享有的那種無可争議的領袖地位。
在1870年以後的約一代人時期中，英國的利益實際上受到了種種威脅，其中有日本勢力向台灣擴張以及它獲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俄國在新疆活動，法國并吞印度支那，最後，還有日本使朝鮮脫離（中國）&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為1898年在中國&ldquo争奪租借地&rdquo之舉打開了門戶。
[2] 研究晚清的對外關系必須從兩方面加以考察，這就是既要根據帝國主義力量的加強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和日本之間勢力結構的改變這一全球背景來看，又要根據滿洲統治日益衰微和清帝國對外交往的舊傳統徹底破産這一背景來看。
1866&mdash1875年的對外關系 當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實行現代化時，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年輕的赫德和供職于英國公使館的代辦威妥瑪提出了&ldquo進步&rdquo的主張，并且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向外國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使團。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團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題為《局外旁觀論》的備忘錄，他着重說明了鐵路、輪船、電報、礦業以及西方外交活動的種種好處。
他機智地暗示，他的勸告如果得到采納，中國将會變強，而如果不加理會，中國就要淪落到在國際上被奴役的地位。
&ldquo旁觀所論，并非恐吓之輕語。
而外國日後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國。
各國所欲，惟願中國能守和睦。
&rdquo赫德認為委派大臣駐紮外國，于中國&ldquo有大益處&rdquo，因為它可以使中國越過駐在北京的那些剛愎自用的外交官們，而和比較沒有偏見的那些外國政府直接打交道。
這一步驟将有助于中國的獨立，有助于&ldquo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種十分牢固的聯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從事革新事業，而不緻有倒退之虞&rdquo[3]。
恭親王覺得赫德&ldquo于中外情況尚能留心體察&rdquo，但覺得他的主意&ldquo亦非急切能辦之事&rdquo[4]。
繼赫德備忘錄之後，威妥瑪于1866年也向總理衙門提交了題為《新義略論》的建議書，闡述興辦鐵路、電報、礦業、辦學、西法練兵以及派駐外交代表的好處。
威妥瑪告誡說，今日之外國人與昔日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國若不承認這一事實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尋求進步，那麼它的前途肯定多災多難。
特别是，在國外派駐外交代表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間感情融洽，還能預防發生糾紛。
&ldquo抑或适與某國因事較論，中華果為有理，其餘各國必須幫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勸。
&rdquo威妥瑪敦勸中國在尋求指導時，不應向過去看，而要向将來看。
[5] 由于這些推動，總理衙門決定于1866年派遣一個由正在休假的赫德為向導的、非正式的赴歐考察團。
該團由斌椿率領；63歲的斌椿曾擔任過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書。
雖然斌椿被授予臨時三品文官銜以提高考察團的身價，但恭親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該團不是正式外交使團，而隻是派往西方搜集情報的一個公費觀光團體。
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外交禮儀上的問題，同時也無需像正式使團那樣花很多費用。
該團遍遊了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它的新穎面貌使它到處受到了有禮貌的歡迎。
考察團回國以後不久，團員們詳細記述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不幸的是，他們的觀察主要以西方的社會風俗習慣、高樓大廈、煤氣燈、電梯和機器為限，對于政治制度隻是一筆帶過。
雖然如此，該考察團仍然體現了中國第一次向國外派遣外交使團的努力，不過正式的公使館必須等到1877年才予設置。
蒲安臣使團和阿禮國協定 當19世紀60年代西方各國政府在北京執行一項&ldquo合作政策&rdquo之際，駐在條約口岸的外國商人和中國通們卻日益喧嚣地要求執行一項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開放中國全境以與西方通商，并通過修築鐵路，設置電報，興辦礦業和其他現代企業來促進&ldquo進步&rdquo。
他們的表現以及赫德和威妥瑪的備忘錄引起了總理衙門的恐慌，使它以為英國人在定于1868年進行的修約過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
總理衙門焦灼地就這些可能會發生的争端征詢一些權勢督撫們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駐南京的總督曾國藩主張中國應當委婉而又堅定地拒絕外國人在修築鐵路、設置電報、内地通航、在中國水域運鹽以及建立貨棧等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為這些活動将有損于中國國民的生計。
不過，礦業卻是潛在的利源，中國在草創階段可以利用外國的開采工具。
他認為中國在得到适當人選和資金的時候，應在國外設立外交使團，但是他并不關心外交使團的活動内容，因為他認為，它們的活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mdash&mdash這取決于所得經費的多少&mdash&mdash的情況使它們相對地說既無用也無害。
[6]當時和曾國藩保持聯系的湖廣總督李鴻章也表示了類似的看法。
李鴻章為了消除朝廷的憂慮，他指出修訂條約與和平談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論，而不是将一國的要求強加給另一國；意見不能取得一緻時也不會招緻戰争，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談判失敗就有戰争的可能。
因此，在快要進行的修訂條約過程中可以心平氣和地交換觀點，而不會冒戰争的風險。
[7] 其實，總理衙門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倫敦當局并不贊成中國通們力圖在中國倉促實現&ldquo進步&rdquo的做法。
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勳爵要駐北京的阿禮國公使确信：&ldquo我們決不要對中國人&mdash&mdash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中國人民&mdash&mdash抱這樣的希望，以為他們會和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待事物；&hellip&hellip我們必須引導中國人，而不是迫使中國人采用優越的制度。
&rdquo[8] 總理衙門在倫敦沒有外交代表，因此對英國的政策一無所知，但是常識告訴他們仍須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辦法。
恭親王和文祥邀請美國退休公使蒲安臣參加一個巡回外交使團去歐美勸說各國政府不要催迫中國加快西化速度。
蒲安臣過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時願意充任中國的使節，于是他立即接受了這個邀請。
他說：&ldquo當世界上占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關系，并請求一個最年輕的國家（通過它的代表）在這一變革中起中間人的作用時，我認為這樣的任務是義不容辭的。
&rdquo[9]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随行的滿、漢副使各一名[10]率領使團來到美國。
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國人；在和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作了一次讨好的會談以後，他和西華德國務卿于1868年7月28日簽署了一項條約。
條約使美國保證對中國的發展執行不幹涉政策，規定中國派使領人員和勞工前往美國，同時保證彼此有權在對方國家居住、傳教和留學。
雖然蒲安臣是自作主張，事先并未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當局對此很滿意，并沒有否認這個條約的合法性。
在倫敦，維多利亞女王接見了使團。
外交大臣克拉蘭頓勳爵于1868年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證：隻要中國恪守各項條約義務，它&ldquo可以指望得到外國方面的克制&rdquo；英國&ldquo既不願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對中國施加壓力去促使它的政府加速發展它和外國的關系，倒是願意促使它持續穩妥地來發展，并且在發展時英國願意适當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該國臣民的情緒&rdquo[11]。
當時曾将這項保證通知了阿禮國，而且還訓令他在即将進行的修約談判中本此精神行事。
[12] 在取得英國方面的承諾以後，蒲安臣前往柏林。
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麥的一項保證，即北日耳曼聯邦将根據北京所認為的最高利益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
在取得這些成就後，蒲安臣在聖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去世。
但是，該使團繼續前往布魯塞爾和羅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國。
蒲安臣使團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強允諾在即将舉行的修約談判中執行一項克制的政策；可是，從長遠來看，這一成就卻助長了中國的保守主義。
為這次出使花費了16萬兩銀子的滿洲官員，結果卻認為外國人是可以用高價來進行控制的，于是他們變得更加自負，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更加遲緩了。
在就修約問題進行漫長的談判時，英國商界人士卻不遺餘力地鼓吹開放全中國，并要求在設電報、修鐵路、開礦、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多的特權。
阿禮國堅決頂住了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以溫和及和解的精神進行談判。
在這件事情上，阿禮國曾得到克拉蘭頓和有影響的貿易部常務次長馬萊特的有力的支持；後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長意見書中，表示擁護在中國執行一條&ldquo穩妥的路線&rdquo，以便鞏固業已取得的地位，同時采取道義上的影響和溫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來的發展。
[13]1869年6月4日，克拉蘭頓實際上授權阿禮國接受中國當局感到滿意的無論什麼樣的協定，而等到将來&ldquo再對各項條約進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徹底的修訂&rdquo。
指令說：&ldquo你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東西，女王陛下政府對此表示滿意。
&rdquo[14] 雙方以對等的地位進行實際的談判，沒有軍事威脅，這是鴉片戰争以來的第一次。
根據談判結果，1869年10月23日簽訂了阿禮國協定：它準許中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鴉片的進口稅按價提高2.5%，生絲的出口稅提高1%強；并且确定了最惠國待遇的規定，這樣英國就必須同意，如果其他列強希望取得某些權利的利益，那麼就可把這些權利授予它們。
其他條款包括開放溫州和蕪湖，同時關閉海南島沒有用處的瓊州；在進口港對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增收2.5%的通行稅；外國人可用自備的中國式木船在内河航行；準許汽輪船在鄱陽湖航行；外國人有條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國内地有臨時居住權；中國方面同意采用一項成文的商業法法規。
總而言之，該協定的各條條款表現出彼此都有所讓步。
總理衙門對于這樣一個最先出現的平等的協定當然很得意，并且以為隻要雙方簽了字就成為定局了。
倫敦的批準被看作一種形式，因為它與外國列強前此訂立的條約從來沒有不被批準的。
所以，總理衙門竭力促使朝廷迅速通過該協定，特别是由于英國商界反對該協定的情緒在日益增長。
[15] 阿禮國本人對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
他在緻克拉蘭頓的信中自豪地說：&ldquo我相信人們将會發現它 [該協定]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條約第二十七款（或修訂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
&rdquo阿禮國承認他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應歸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說：&ldquo我認為主要是由于他的積極幹預才終于使得他們 [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放棄以前堅持的許多條款和向我提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那些條款，這樣做即使沒有好處，至少也是一種可行的權宜之計。
&rdquo[16]阿禮國得意地聲稱：&ldquo我們不再是将和平的條件強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為相互的利益進行談判。
&rdquo[17] 可是，英國的商界，不管是國内的還是在香港和中國的，都對阿禮國的外交政策抱藐視的态度，嘲笑他關于把中國&ldquo當成一個有資格享受文明國家權利和特權的國家&rdquo的思想。
[18]他們竭力反對協定中的各項條款，特别反對在香港派駐被認為是一名稅務官和密探的中國領事。
國會收到無數的備忘錄，說明反對批準該協定的理由。
[19]外國所采取的不贊成态度更加強了商界的反對立場。
除了美國的代辦衛三畏博士贊揚該協定是&ldquo和平的勝利&rdquo外，絕大多數其他 外交官們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阿禮國還是竭盡全力地維護這個協定，他指出，&ldquo在此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對外貿易中作出過這樣慷慨的讓步&rdquo，同時指出，中國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多，所征收的關稅也較輕。
[20]然而，這些論證所起的作用都敵不過商界強有力的反對立場和外國的冷淡态度聯合起來的力量。
繼克拉蘭頓擔任外相的格蘭維爾勳爵斷定：批準該協定将會擴大而不是減少誤會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月25日将它否決。
毫無疑問，這一行動對中國和外國雙方的利益都有損害。
總理衙門覺得，它對外國的善意和對友好的國際關系這兩方面的信任被出賣了。
參加談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國人隻取而不給，談判的條約稍不如意就立刻不認賬。
繼阿禮國為公使的威妥瑪認為，文祥&ldquo渴望着報複，因為我國否決協定一事使他丢了臉和帶來不便&hellip&hellip由于1869年的協定被推翻，使館的困難大大地增加了&rdquo[21]。
然而，總理衙門在報告英方推翻協定一事的奏折中，措辭卻出人意料的溫和，毫無怨恨之意： 而外國政令，國家柄輕，商人勢重，亦其實情&hellip&hellip随由臣等盡情駁複，仍告以如此項新約不行，則今後辦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語，峻詞直斥&hellip&hellip窺其用心，隻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銅線、鐵路、運鹽、挖礦諸大端，中國已經拒絕。
即已允之條，複覺得不償失，借此遲回。
[22] 總理衙門表現出的這種克制顯然是它一箭雙雕策略的一部分。
對于中國人，這樣做便貶低了拒絕批準協定的重要意義，[23]對外國人，則宣揚了英方背信棄義的嚴重後果。
顯而易見，總理衙門對它在國際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敗是不會大事宣揚的，而對外國人表示失望則是為了使他們處于守勢。
認為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之事使中國和外國列強間十年來的親善關系毀于一旦，從而引起了19世紀70年代的一場排外主義浪潮，這是誇大其詞。
排外的騷亂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中國方面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而表示失望的隻限于一小批官吏，絕大部分民衆并不知情。
講求實際的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在處理對外交往事務中，仍表現得認真負責。
排外的暴亂主要是由那些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一事不知底細的小士紳們煽動起來的。
因此，很難把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之事和排外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過英方的行為肯定加深了中國人關于外國人本性貪婪、行動捉摸不定的看法。
如果說，蒲安臣的出使助長了中國方面的自滿，那麼，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則又一次加深了中國人對外國人可信賴的程度的猜疑。
這兩件事對中西關系同樣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24]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國遊曆并邀請傳教士&ldquo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上&rdquo時，反基督教的活動已在全中國境内爆發了。
作為一種異端信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學說相對立的，它讓男女教徒混雜集會禮拜的做法又和中國的習俗背道而馳，因此關于教堂傷風敗俗的謠言四起（見上卷第十一章）。
教會偏袒中國教徒以及建築教堂時不顧曆來尊崇的風水觀念，這都激起了中國人的反感。
[25]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屢見不鮮，而由紳士們煽動的反教活動也時有所聞。
這些活動招來了外國外交代表們即時的報複。
他們（包括阿禮國）覺得，如果不采取行動，其後果必然是&ldquo嚴重喪失在東方不得不賴以辦事的威信和影響&rdquo。
于是在1868年8月，當揚州的一群暴民搶劫并焚毀了中華内地會新建成的布道所後，阿禮國便派領事麥華佗和四艘兵船前往南京，迫使總督曾國藩将揚州的地方官撤職，并賠償損失。
此外，1868年11月當台灣暴民蓄意打破外國商人對樟腦的壟斷而對他們發起攻擊時，英國的譯員吉必勳和海軍上尉格登便炸毀了中國設在安平的一座軍事設施，并索取賠款4萬兩白銀。
這類行動奏效迅速，但總是更加激起公衆的情緒，引起仇外心理。
就連倫敦當局也認為阿禮國&mdash麥華佗的行動違背了英國的政策，宣稱吉必勳&mdash格登的行為&ldquo應受指摘&rdquo，是&ldquo輕率的和不可原諒的&rdquo[26]。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亂的發難地。
天津成為這次事件爆發的現場并不偶然，因為它曾兩次為外國軍隊所占領：一次為1858年談判天津條約時，另一次為1860年談判北京條約時。
甚至在和約簽訂之後，一部分英法軍隊仍駐紮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
外國軍隊的存在總是引起憤激的原因，加上法國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據了天津的皇家離宮[27]作為領事館。
1869年，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
由于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那些稱為&ldquo兒童販子&rdquo的壞蛋去拐騙兒童。
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為修女們特别願意為生病和垂死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們的猜疑。
謠言廣為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内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并将他們的心髒和眼睛挖去制藥。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對該育嬰堂進行了調查，查明這些不着邊際的指控并非事實。
後來，好鬥的法國公使豐大業和他的一等秘書突然持槍而至，要求為修女們平反。
當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無力驅散時，他一怒之下開了一槍，雖未擊中該地方官，卻擊斃了他的侍役。
這群暴徒為了報複便殺死豐大業和他的助手，焚燒了教堂和育嬰堂。
被殺死的有十名修女、兩名牧師、兩名法國官員和三名俄國商人，還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搗毀。
這次危機使十年來的親善和合作頃刻付諸東流。
外國炮艦迅速開到天津，同時七個國家的公使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兇。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徹查這一案件。
年邁多病的曾國藩接受這項艱巨任務後，不料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棘手。
法國代辦要求将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将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着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
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衆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緻被卷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
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他們并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願送來的。
他請求清廷發布辟謠聲明，證明并無虐待兒童之事，以此恢複修女們的名譽。
為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建議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将十五名元兇處死，另外21人流放。
曾國藩主張，如果法方仍不滿意，還可考慮加重處罰。
保守派當即譴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将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大學士倭仁嘲笑曾國藩在處刑問題上和法方讨價還價的思想。
清廷也認為曾國藩的建議難以接受。
正當這時，駐武昌總督李鴻章提出了一個比較合意的解決辦法，即建議将8人處死，12人充軍。
李鴻章被調來天津接辦此案，曾國藩則被派為駐南京總督。
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又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因而灰心喪氣。
他在緻友人書中說，他&ldquo外慚清議，内疚神明&rdquo。
幸運的是，法國在中國表現的好鬥精神因歐洲爆發了普法戰争而得到緩和。
李鴻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決，他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往法國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邊疆服苦役。
崇厚率領的賠罪使團來到法國後，不料發現法國政府因忙于對普魯士的戰争而顧不上接待該使團。
總理衙門于是命令崇厚回國。
可是，當他行抵紐約時又被召回法國，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爾賽宮接見他時宣稱：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
随着梯也爾接受了中國皇帝的道歉信，這一事件便告正式結束。
[28] 觐見問題，1873年 雖然外國的外交使節1861年時駐在北京，但是他們仍被拒絕觐見幼帝。
恭親王曾以半攝政者的資格接見他們，并表示皇帝尚在沖齡，不宜觐見。
雖然外國代表們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沒有理由非要和一個年齡才五歲的皇帝見面不可，但他們仍争辯說，一再推遲觐見乃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
當然，中國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國人不肯行叩頭禮，而這是和中國之為天下共主的神話以及古已有之的納貢制格格不入的。
總理衙門的策略使觐見問題延了期，但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當1867年秘密讨論修約問題時，總理衙門就該問題征求過幾個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見。
絕大多數人主張在皇帝成年以前應回避這個問題。
李鴻章聲稱，與恭親王接觸就足以上達天聽，直接觐見并不會使外交代表另有所獲。
至于皇帝成年後的觐見儀禮問題，他主張可以允許外國公使沿用晉見本國統治者的禮節。
曾國藩則堅持，康熙帝（1662&mdash1722年）曾經把俄國看成是一個平等的敵國，而不是一個下屬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國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敵國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國的習俗。
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員争辯說，中國不應為了外國人的方便而改變它的制度規矩。
1872年，皇帝已經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們都未被邀參與盛典，這便回避了禮賓問題。
1873年2月新帝宣布親政，外國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見的要求。
總理衙門看到不能将這個問題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們專就履行适當禮節問題反複讨論，最後同意外國代表入觐時可以行鞠躬禮而不必叩頭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國的外交官們在這天上午五點三十分鐘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點鐘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
此時在北京交換1871年條約批準書的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乘機顯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才能，同時堅持他是大使級，接見時理應先于西方的公使，這樣才能維護日本和西方列強之間的平等地位。
因此他第一個受到接見，随後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以及德國的翻譯官按資曆依次晉見。
他們都将本國的國書放置禦案上；皇帝通過恭親王之口對使臣們所代表的各國元首表達了他的敦睦之誼。
西方外交官們等待了12年之久的這次觐見禮的全部過程隻用了半小時。
[29]這次觐見有負厚望，尤其是當外國代表們後來得知他們被接見的那個紫光閣就是接見貢使之地的時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
[30] 馬嘉理事件，1875年 19世紀70年代初期，歐洲部分地由于關稅戰而造成的大蕭條，給1872年以後一直衰退的對華貿易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為了打開貿易局面，英國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過建築和開辟一條由緬甸通往雲南和長江上遊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通往中國内地的後門的老方案。
一位從印度軍隊中退休的軍官理查德·斯普萊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出這個主張，以抗衡俄國從西北及美國橫渡太平洋而來的競争。
倫敦方面反應冷淡，但是斯普萊不屈不撓地向每一屆新任外相提出這個建議。
1859年任外相的魯塞爾勳爵指出，&ldquo斯普萊是一位喜歡胡思亂想的空想家&hellip&hellip他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的興趣，然而不切實際&rdquo。
[31]外交部門确信，這樣從後門闖入的做法隻會制造麻煩，不會帶來商業上的好處。
1874年，高級官員中唯一對該計劃抱有幻想的索耳茲伯裡勳爵執掌了狄斯累裡外交部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對提議的這條路線進行勘查，并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國的許可，以便從緬甸派遣一個探路隊進入中國。
雖然采取這條路線進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懷疑，但是威妥瑪發現中國政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請求，并允許英方副領事、28歲的馬嘉理沿長江上溯，前往迎接該探路隊。
馬嘉理雖然知道中緬邊界有一幫出沒不定的人對外國人懷有敵意，同時盡管有中國當地官員對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險前往邊境上的八莫，等待來自緬甸的探路隊。
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就在該地遭到伏擊而被殺害。
雖然根據國際法準則，一個外國人由于自己冒險而置身于危險之地，所在國是沒有責任的，但是英國政府卻執拗地要中國方面負責，并指令威妥瑪向中國索取賠償。
奉令後勁頭十足的威妥瑪要求徹查這一謀殺案，撫恤死者家屬，另派一個勘路隊，并對署理雲貴總督（肇事地點即在他的治下）進行懲處。
他還就觐見的程序、過境稅、對外國外交官的禮遇以及派使團前往英國道歉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節外生枝的要求。
北京答應調查此案并同意賠款，但對其他問題表示不能接受。
于是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将使館人員撤到上海；這時盛傳他已和俄國公使達成一項盟約，說英國要從印度調來軍隊，而俄國将從伊犁出兵，威妥瑪則在謠言聲中以斷絕外交關系相威脅。
為了避免關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領使團去英國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勸說威妥瑪恢複談判。
赫德機靈地吓唬威妥瑪說，郭嵩焘可能在倫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取消威妥瑪一切邀功請賞的機會，這時英國公使才同意和李鴻章在煙台的避暑地會晤。
1876年9月13日，煙台條約的締結使馬嘉理事件獲得解決。
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派遣一個使團前往英國道歉，并向死者家屬賠款20萬兩白銀。
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有關中國政府和外國外交官交往的禮節條款。
第三部分規定開辟四個新的通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應為豁免厘金稅的區域。
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對，直到1885年英國政府才批準這個條約，反對來自以下幾方面：（1）美、德、法、俄各國，它們都批評英國采取單方面行動；（2）英國商界，它争取全部取消厘金稅；（3）印度政府，它反對提高鴉片稅。
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後果便是派遣使團赴英國道歉，使團變成了中國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中國使館。
郭嵩焘是李鴻章的朋友，時年60，思想開明，他在赴英國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職。
當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維多利亞女王呈遞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後，便在倫敦設立了中國公使館。
兩年後，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得堡也設立了使館。
到1880年時，中國才姗姗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中國對西方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遲遲作出對等的反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原因。
從制度上說，它從不向國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駐使團，而隻派遣過負有特别使命的使團：它們在國勢強盛時出去宣揚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為朝貢國，而在國勢衰弱時出去向夷狄種姓求和或與之結盟。
從心理上說，大多數滿洲官員都自擡身價，回避涉外事務，而把到國外任職視同流放。
蒲安臣的兩名助手返國後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
西方的好戰性已有所節制，而中國的反抗也為和好所代替。
在兩次戰争中遭受到的失敗以及英法聯軍于1860年占領北京竟至焚燒圓明園的事實，都使得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官員們在震驚之餘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并認識到現代的西方人與早先騷擾中國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
當時，越來越感到&ldquo西風東漸&rdquo以及此風的勢不可遏。
因此，中國接受這種現實乃是當務之急，盡管這樣做是不愉快的。
一些先進的學者和政治家們決心履行中國的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礦企業，并且聘用外國人協助他們處理這一新的形勢。
其結果是，1861年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構，1864年翻譯出版了一本關于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一批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并且在1876年以後還向國外派駐了外交使團。
到1880年時，中國已在國際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像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學會了在一個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競争。
從形式上看，儒家的&ldquo天下&rdquo已經演變成&ldquo國家&rdquo，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ldquo中央帝國&rdquo的世界觀依舊沿襲未改。
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被弄得進退維谷的情況下，中國于19世紀80和90年代投入了保衛越南和朝鮮的戰争，其原因部分是為了履行它對藩屬的義務，部分則是向西方殖民列強效尤執行宗主權。
由于戰争連遭失敗，藩屬制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被粉碎，這标志着帝國與外國交往的傳統的徹底崩潰。
從西方來說，一些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态度、政策和力量對比等方面的變化。
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外國政府和商人對新訂條約中規定的特權，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
特别是英國，它這時已經斷然要制止住其國民的冒險性和擴張主義的傾向，因為擔心它會陷入管理一個搖搖欲墜的清帝國的境地。
1857年印度的大暴動說明統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極其困難的，這個教訓足以使倫敦認識到，英國不應再在東方追求領土。
今後的側重點應該是在不增加取得一個殖民地所需的負擔和費用的情況下發揮政治影響，以取得經濟特權和戰略上的安全保障。
[1]因此，1861年以後英國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支持中國的政治穩定和保持英國在商業上的優越地位，這就明顯地擺脫了早先的以對抗狀态為特征的強硬做法。
這一溫和政策，再加上其他列強不斷擡頭的自信力以及别國駐北京外交官們日益增加的獨立行動，标志着英國在西方對華關系中的統治地位逐漸衰落的開始，盡管這個變化是難以覺察的。
雖然英國在19世紀末以前仍然居領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漸失去一度享有的那種無可争議的領袖地位。
在1870年以後的約一代人時期中，英國的利益實際上受到了種種威脅，其中有日本勢力向台灣擴張以及它獲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俄國在新疆活動，法國并吞印度支那，最後，還有日本使朝鮮脫離（中國）&mdash&mdash所有這一切都為1898年在中國&ldquo争奪租借地&rdquo之舉打開了門戶。
[2] 研究晚清的對外關系必須從兩方面加以考察，這就是既要根據帝國主義力量的加強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和日本之間勢力結構的改變這一全球背景來看，又要根據滿洲統治日益衰微和清帝國對外交往的舊傳統徹底破産這一背景來看。
1866&mdash1875年的對外關系 當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實行現代化時，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年輕的赫德和供職于英國公使館的代辦威妥瑪提出了&ldquo進步&rdquo的主張，并且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向外國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使團。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團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題為《局外旁觀論》的備忘錄，他着重說明了鐵路、輪船、電報、礦業以及西方外交活動的種種好處。
他機智地暗示，他的勸告如果得到采納，中國将會變強，而如果不加理會，中國就要淪落到在國際上被奴役的地位。
&ldquo旁觀所論，并非恐吓之輕語。
而外國日後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國。
各國所欲，惟願中國能守和睦。
&rdquo赫德認為委派大臣駐紮外國，于中國&ldquo有大益處&rdquo，因為它可以使中國越過駐在北京的那些剛愎自用的外交官們，而和比較沒有偏見的那些外國政府直接打交道。
這一步驟将有助于中國的獨立，有助于&ldquo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種十分牢固的聯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從事革新事業，而不緻有倒退之虞&rdquo[3]。
恭親王覺得赫德&ldquo于中外情況尚能留心體察&rdquo，但覺得他的主意&ldquo亦非急切能辦之事&rdquo[4]。
繼赫德備忘錄之後，威妥瑪于1866年也向總理衙門提交了題為《新義略論》的建議書，闡述興辦鐵路、電報、礦業、辦學、西法練兵以及派駐外交代表的好處。
威妥瑪告誡說，今日之外國人與昔日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國若不承認這一事實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尋求進步，那麼它的前途肯定多災多難。
特别是，在國外派駐外交代表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間感情融洽，還能預防發生糾紛。
&ldquo抑或适與某國因事較論，中華果為有理，其餘各國必須幫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勸。
&rdquo威妥瑪敦勸中國在尋求指導時，不應向過去看，而要向将來看。
[5] 由于這些推動，總理衙門決定于1866年派遣一個由正在休假的赫德為向導的、非正式的赴歐考察團。
該團由斌椿率領；63歲的斌椿曾擔任過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書。
雖然斌椿被授予臨時三品文官銜以提高考察團的身價，但恭親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該團不是正式外交使團，而隻是派往西方搜集情報的一個公費觀光團體。
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外交禮儀上的問題，同時也無需像正式使團那樣花很多費用。
該團遍遊了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它的新穎面貌使它到處受到了有禮貌的歡迎。
考察團回國以後不久，團員們詳細記述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不幸的是，他們的觀察主要以西方的社會風俗習慣、高樓大廈、煤氣燈、電梯和機器為限，對于政治制度隻是一筆帶過。
雖然如此，該考察團仍然體現了中國第一次向國外派遣外交使團的努力，不過正式的公使館必須等到1877年才予設置。
蒲安臣使團和阿禮國協定 當19世紀60年代西方各國政府在北京執行一項&ldquo合作政策&rdquo之際，駐在條約口岸的外國商人和中國通們卻日益喧嚣地要求執行一項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開放中國全境以與西方通商，并通過修築鐵路，設置電報，興辦礦業和其他現代企業來促進&ldquo進步&rdquo。
他們的表現以及赫德和威妥瑪的備忘錄引起了總理衙門的恐慌，使它以為英國人在定于1868年進行的修約過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
總理衙門焦灼地就這些可能會發生的争端征詢一些權勢督撫們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駐南京的總督曾國藩主張中國應當委婉而又堅定地拒絕外國人在修築鐵路、設置電報、内地通航、在中國水域運鹽以及建立貨棧等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為這些活動将有損于中國國民的生計。
不過，礦業卻是潛在的利源，中國在草創階段可以利用外國的開采工具。
他認為中國在得到适當人選和資金的時候，應在國外設立外交使團，但是他并不關心外交使團的活動内容，因為他認為，它們的活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mdash&mdash這取決于所得經費的多少&mdash&mdash的情況使它們相對地說既無用也無害。
[6]當時和曾國藩保持聯系的湖廣總督李鴻章也表示了類似的看法。
李鴻章為了消除朝廷的憂慮，他指出修訂條約與和平談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論，而不是将一國的要求強加給另一國；意見不能取得一緻時也不會招緻戰争，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談判失敗就有戰争的可能。
因此，在快要進行的修訂條約過程中可以心平氣和地交換觀點，而不會冒戰争的風險。
[7] 其實，總理衙門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倫敦當局并不贊成中國通們力圖在中國倉促實現&ldquo進步&rdquo的做法。
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勳爵要駐北京的阿禮國公使确信：&ldquo我們決不要對中國人&mdash&mdash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中國人民&mdash&mdash抱這樣的希望，以為他們會和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待事物；&hellip&hellip我們必須引導中國人，而不是迫使中國人采用優越的制度。
&rdquo[8] 總理衙門在倫敦沒有外交代表，因此對英國的政策一無所知，但是常識告訴他們仍須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辦法。
恭親王和文祥邀請美國退休公使蒲安臣參加一個巡回外交使團去歐美勸說各國政府不要催迫中國加快西化速度。
蒲安臣過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時願意充任中國的使節，于是他立即接受了這個邀請。
他說：&ldquo當世界上占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關系，并請求一個最年輕的國家（通過它的代表）在這一變革中起中間人的作用時，我認為這樣的任務是義不容辭的。
&rdquo[9]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随行的滿、漢副使各一名[10]率領使團來到美國。
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國人；在和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作了一次讨好的會談以後，他和西華德國務卿于1868年7月28日簽署了一項條約。
條約使美國保證對中國的發展執行不幹涉政策，規定中國派使領人員和勞工前往美國，同時保證彼此有權在對方國家居住、傳教和留學。
雖然蒲安臣是自作主張，事先并未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當局對此很滿意，并沒有否認這個條約的合法性。
在倫敦，維多利亞女王接見了使團。
外交大臣克拉蘭頓勳爵于1868年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證：隻要中國恪守各項條約義務，它&ldquo可以指望得到外國方面的克制&rdquo；英國&ldquo既不願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對中國施加壓力去促使它的政府加速發展它和外國的關系，倒是願意促使它持續穩妥地來發展，并且在發展時英國願意适當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該國臣民的情緒&rdquo[11]。
當時曾将這項保證通知了阿禮國，而且還訓令他在即将進行的修約談判中本此精神行事。
[12] 在取得英國方面的承諾以後，蒲安臣前往柏林。
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麥的一項保證，即北日耳曼聯邦将根據北京所認為的最高利益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
在取得這些成就後，蒲安臣在聖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去世。
但是，該使團繼續前往布魯塞爾和羅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國。
蒲安臣使團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強允諾在即将舉行的修約談判中執行一項克制的政策；可是，從長遠來看，這一成就卻助長了中國的保守主義。
為這次出使花費了16萬兩銀子的滿洲官員，結果卻認為外國人是可以用高價來進行控制的，于是他們變得更加自負，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更加遲緩了。
在就修約問題進行漫長的談判時，英國商界人士卻不遺餘力地鼓吹開放全中國，并要求在設電報、修鐵路、開礦、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多的特權。
阿禮國堅決頂住了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以溫和及和解的精神進行談判。
在這件事情上，阿禮國曾得到克拉蘭頓和有影響的貿易部常務次長馬萊特的有力的支持；後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長意見書中，表示擁護在中國執行一條&ldquo穩妥的路線&rdquo，以便鞏固業已取得的地位，同時采取道義上的影響和溫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來的發展。
[13]1869年6月4日，克拉蘭頓實際上授權阿禮國接受中國當局感到滿意的無論什麼樣的協定，而等到将來&ldquo再對各項條約進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徹底的修訂&rdquo。
指令說：&ldquo你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東西，女王陛下政府對此表示滿意。
&rdquo[14] 雙方以對等的地位進行實際的談判，沒有軍事威脅，這是鴉片戰争以來的第一次。
根據談判結果，1869年10月23日簽訂了阿禮國協定：它準許中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鴉片的進口稅按價提高2.5%，生絲的出口稅提高1%強；并且确定了最惠國待遇的規定，這樣英國就必須同意，如果其他列強希望取得某些權利的利益，那麼就可把這些權利授予它們。
其他條款包括開放溫州和蕪湖，同時關閉海南島沒有用處的瓊州；在進口港對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增收2.5%的通行稅；外國人可用自備的中國式木船在内河航行；準許汽輪船在鄱陽湖航行；外國人有條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國内地有臨時居住權；中國方面同意采用一項成文的商業法法規。
總而言之，該協定的各條條款表現出彼此都有所讓步。
總理衙門對于這樣一個最先出現的平等的協定當然很得意，并且以為隻要雙方簽了字就成為定局了。
倫敦的批準被看作一種形式，因為它與外國列強前此訂立的條約從來沒有不被批準的。
所以，總理衙門竭力促使朝廷迅速通過該協定，特别是由于英國商界反對該協定的情緒在日益增長。
[15] 阿禮國本人對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
他在緻克拉蘭頓的信中自豪地說：&ldquo我相信人們将會發現它 [該協定]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條約第二十七款（或修訂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
&rdquo阿禮國承認他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應歸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說：&ldquo我認為主要是由于他的積極幹預才終于使得他們 [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放棄以前堅持的許多條款和向我提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那些條款，這樣做即使沒有好處，至少也是一種可行的權宜之計。
&rdquo[16]阿禮國得意地聲稱：&ldquo我們不再是将和平的條件強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為相互的利益進行談判。
&rdquo[17] 可是，英國的商界，不管是國内的還是在香港和中國的，都對阿禮國的外交政策抱藐視的态度，嘲笑他關于把中國&ldquo當成一個有資格享受文明國家權利和特權的國家&rdquo的思想。
[18]他們竭力反對協定中的各項條款，特别反對在香港派駐被認為是一名稅務官和密探的中國領事。
國會收到無數的備忘錄，說明反對批準該協定的理由。
[19]外國所采取的不贊成态度更加強了商界的反對立場。
除了美國的代辦衛三畏博士贊揚該協定是&ldquo和平的勝利&rdquo外，絕大多數其他 外交官們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阿禮國還是竭盡全力地維護這個協定，他指出，&ldquo在此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對外貿易中作出過這樣慷慨的讓步&rdquo，同時指出，中國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多，所征收的關稅也較輕。
[20]然而，這些論證所起的作用都敵不過商界強有力的反對立場和外國的冷淡态度聯合起來的力量。
繼克拉蘭頓擔任外相的格蘭維爾勳爵斷定：批準該協定将會擴大而不是減少誤會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月25日将它否決。
毫無疑問，這一行動對中國和外國雙方的利益都有損害。
總理衙門覺得，它對外國的善意和對友好的國際關系這兩方面的信任被出賣了。
參加談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國人隻取而不給，談判的條約稍不如意就立刻不認賬。
繼阿禮國為公使的威妥瑪認為，文祥&ldquo渴望着報複，因為我國否決協定一事使他丢了臉和帶來不便&hellip&hellip由于1869年的協定被推翻，使館的困難大大地增加了&rdquo[21]。
然而，總理衙門在報告英方推翻協定一事的奏折中，措辭卻出人意料的溫和，毫無怨恨之意： 而外國政令，國家柄輕，商人勢重，亦其實情&hellip&hellip随由臣等盡情駁複，仍告以如此項新約不行，則今後辦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語，峻詞直斥&hellip&hellip窺其用心，隻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銅線、鐵路、運鹽、挖礦諸大端，中國已經拒絕。
即已允之條，複覺得不償失，借此遲回。
[22] 總理衙門表現出的這種克制顯然是它一箭雙雕策略的一部分。
對于中國人，這樣做便貶低了拒絕批準協定的重要意義，[23]對外國人，則宣揚了英方背信棄義的嚴重後果。
顯而易見，總理衙門對它在國際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敗是不會大事宣揚的，而對外國人表示失望則是為了使他們處于守勢。
認為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之事使中國和外國列強間十年來的親善關系毀于一旦，從而引起了19世紀70年代的一場排外主義浪潮，這是誇大其詞。
排外的騷亂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中國方面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而表示失望的隻限于一小批官吏，絕大部分民衆并不知情。
講求實際的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在處理對外交往事務中，仍表現得認真負責。
排外的暴亂主要是由那些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一事不知底細的小士紳們煽動起來的。
因此，很難把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之事和排外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過英方的行為肯定加深了中國人關于外國人本性貪婪、行動捉摸不定的看法。
如果說，蒲安臣的出使助長了中國方面的自滿，那麼，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則又一次加深了中國人對外國人可信賴的程度的猜疑。
這兩件事對中西關系同樣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24]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國遊曆并邀請傳教士&ldquo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上&rdquo時，反基督教的活動已在全中國境内爆發了。
作為一種異端信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學說相對立的，它讓男女教徒混雜集會禮拜的做法又和中國的習俗背道而馳，因此關于教堂傷風敗俗的謠言四起（見上卷第十一章）。
教會偏袒中國教徒以及建築教堂時不顧曆來尊崇的風水觀念，這都激起了中國人的反感。
[25]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屢見不鮮，而由紳士們煽動的反教活動也時有所聞。
這些活動招來了外國外交代表們即時的報複。
他們（包括阿禮國）覺得，如果不采取行動，其後果必然是&ldquo嚴重喪失在東方不得不賴以辦事的威信和影響&rdquo。
于是在1868年8月，當揚州的一群暴民搶劫并焚毀了中華内地會新建成的布道所後，阿禮國便派領事麥華佗和四艘兵船前往南京，迫使總督曾國藩将揚州的地方官撤職，并賠償損失。
此外，1868年11月當台灣暴民蓄意打破外國商人對樟腦的壟斷而對他們發起攻擊時，英國的譯員吉必勳和海軍上尉格登便炸毀了中國設在安平的一座軍事設施，并索取賠款4萬兩白銀。
這類行動奏效迅速，但總是更加激起公衆的情緒，引起仇外心理。
就連倫敦當局也認為阿禮國&mdash麥華佗的行動違背了英國的政策，宣稱吉必勳&mdash格登的行為&ldquo應受指摘&rdquo，是&ldquo輕率的和不可原諒的&rdquo[26]。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亂的發難地。
天津成為這次事件爆發的現場并不偶然，因為它曾兩次為外國軍隊所占領：一次為1858年談判天津條約時，另一次為1860年談判北京條約時。
甚至在和約簽訂之後，一部分英法軍隊仍駐紮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
外國軍隊的存在總是引起憤激的原因，加上法國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據了天津的皇家離宮[27]作為領事館。
1869年，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
由于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那些稱為&ldquo兒童販子&rdquo的壞蛋去拐騙兒童。
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為修女們特别願意為生病和垂死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們的猜疑。
謠言廣為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内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并将他們的心髒和眼睛挖去制藥。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對該育嬰堂進行了調查，查明這些不着邊際的指控并非事實。
後來，好鬥的法國公使豐大業和他的一等秘書突然持槍而至，要求為修女們平反。
當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無力驅散時，他一怒之下開了一槍，雖未擊中該地方官，卻擊斃了他的侍役。
這群暴徒為了報複便殺死豐大業和他的助手，焚燒了教堂和育嬰堂。
被殺死的有十名修女、兩名牧師、兩名法國官員和三名俄國商人，還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搗毀。
這次危機使十年來的親善和合作頃刻付諸東流。
外國炮艦迅速開到天津，同時七個國家的公使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兇。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徹查這一案件。
年邁多病的曾國藩接受這項艱巨任務後，不料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棘手。
法國代辦要求将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将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着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
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衆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緻被卷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
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他們并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願送來的。
他請求清廷發布辟謠聲明，證明并無虐待兒童之事，以此恢複修女們的名譽。
為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建議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将十五名元兇處死，另外21人流放。
曾國藩主張，如果法方仍不滿意，還可考慮加重處罰。
保守派當即譴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将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大學士倭仁嘲笑曾國藩在處刑問題上和法方讨價還價的思想。
清廷也認為曾國藩的建議難以接受。
正當這時，駐武昌總督李鴻章提出了一個比較合意的解決辦法，即建議将8人處死，12人充軍。
李鴻章被調來天津接辦此案，曾國藩則被派為駐南京總督。
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又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因而灰心喪氣。
他在緻友人書中說，他&ldquo外慚清議，内疚神明&rdquo。
幸運的是，法國在中國表現的好鬥精神因歐洲爆發了普法戰争而得到緩和。
李鴻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決，他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往法國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邊疆服苦役。
崇厚率領的賠罪使團來到法國後，不料發現法國政府因忙于對普魯士的戰争而顧不上接待該使團。
總理衙門于是命令崇厚回國。
可是，當他行抵紐約時又被召回法國，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爾賽宮接見他時宣稱：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
随着梯也爾接受了中國皇帝的道歉信，這一事件便告正式結束。
[28] 觐見問題，1873年 雖然外國的外交使節1861年時駐在北京，但是他們仍被拒絕觐見幼帝。
恭親王曾以半攝政者的資格接見他們，并表示皇帝尚在沖齡，不宜觐見。
雖然外國代表們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沒有理由非要和一個年齡才五歲的皇帝見面不可，但他們仍争辯說，一再推遲觐見乃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
當然，中國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國人不肯行叩頭禮，而這是和中國之為天下共主的神話以及古已有之的納貢制格格不入的。
總理衙門的策略使觐見問題延了期，但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當1867年秘密讨論修約問題時，總理衙門就該問題征求過幾個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見。
絕大多數人主張在皇帝成年以前應回避這個問題。
李鴻章聲稱，與恭親王接觸就足以上達天聽，直接觐見并不會使外交代表另有所獲。
至于皇帝成年後的觐見儀禮問題，他主張可以允許外國公使沿用晉見本國統治者的禮節。
曾國藩則堅持，康熙帝（1662&mdash1722年）曾經把俄國看成是一個平等的敵國，而不是一個下屬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國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敵國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國的習俗。
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員争辯說，中國不應為了外國人的方便而改變它的制度規矩。
1872年，皇帝已經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們都未被邀參與盛典，這便回避了禮賓問題。
1873年2月新帝宣布親政，外國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見的要求。
總理衙門看到不能将這個問題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們專就履行适當禮節問題反複讨論，最後同意外國代表入觐時可以行鞠躬禮而不必叩頭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國的外交官們在這天上午五點三十分鐘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點鐘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
此時在北京交換1871年條約批準書的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乘機顯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才能，同時堅持他是大使級，接見時理應先于西方的公使，這樣才能維護日本和西方列強之間的平等地位。
因此他第一個受到接見，随後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以及德國的翻譯官按資曆依次晉見。
他們都将本國的國書放置禦案上；皇帝通過恭親王之口對使臣們所代表的各國元首表達了他的敦睦之誼。
西方外交官們等待了12年之久的這次觐見禮的全部過程隻用了半小時。
[29]這次觐見有負厚望，尤其是當外國代表們後來得知他們被接見的那個紫光閣就是接見貢使之地的時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
[30] 馬嘉理事件，1875年 19世紀70年代初期，歐洲部分地由于關稅戰而造成的大蕭條，給1872年以後一直衰退的對華貿易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為了打開貿易局面，英國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過建築和開辟一條由緬甸通往雲南和長江上遊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通往中國内地的後門的老方案。
一位從印度軍隊中退休的軍官理查德·斯普萊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出這個主張，以抗衡俄國從西北及美國橫渡太平洋而來的競争。
倫敦方面反應冷淡，但是斯普萊不屈不撓地向每一屆新任外相提出這個建議。
1859年任外相的魯塞爾勳爵指出，&ldquo斯普萊是一位喜歡胡思亂想的空想家&hellip&hellip他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的興趣，然而不切實際&rdquo。
[31]外交部門确信，這樣從後門闖入的做法隻會制造麻煩，不會帶來商業上的好處。
1874年，高級官員中唯一對該計劃抱有幻想的索耳茲伯裡勳爵執掌了狄斯累裡外交部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對提議的這條路線進行勘查，并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國的許可，以便從緬甸派遣一個探路隊進入中國。
雖然采取這條路線進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懷疑，但是威妥瑪發現中國政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請求，并允許英方副領事、28歲的馬嘉理沿長江上溯，前往迎接該探路隊。
馬嘉理雖然知道中緬邊界有一幫出沒不定的人對外國人懷有敵意，同時盡管有中國當地官員對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險前往邊境上的八莫，等待來自緬甸的探路隊。
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就在該地遭到伏擊而被殺害。
雖然根據國際法準則，一個外國人由于自己冒險而置身于危險之地，所在國是沒有責任的，但是英國政府卻執拗地要中國方面負責，并指令威妥瑪向中國索取賠償。
奉令後勁頭十足的威妥瑪要求徹查這一謀殺案，撫恤死者家屬，另派一個勘路隊，并對署理雲貴總督（肇事地點即在他的治下）進行懲處。
他還就觐見的程序、過境稅、對外國外交官的禮遇以及派使團前往英國道歉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節外生枝的要求。
北京答應調查此案并同意賠款，但對其他問題表示不能接受。
于是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将使館人員撤到上海；這時盛傳他已和俄國公使達成一項盟約，說英國要從印度調來軍隊，而俄國将從伊犁出兵，威妥瑪則在謠言聲中以斷絕外交關系相威脅。
為了避免關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領使團去英國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勸說威妥瑪恢複談判。
赫德機靈地吓唬威妥瑪說，郭嵩焘可能在倫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取消威妥瑪一切邀功請賞的機會，這時英國公使才同意和李鴻章在煙台的避暑地會晤。
1876年9月13日，煙台條約的締結使馬嘉理事件獲得解決。
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派遣一個使團前往英國道歉，并向死者家屬賠款20萬兩白銀。
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有關中國政府和外國外交官交往的禮節條款。
第三部分規定開辟四個新的通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應為豁免厘金稅的區域。
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對，直到1885年英國政府才批準這個條約，反對來自以下幾方面：（1）美、德、法、俄各國，它們都批評英國采取單方面行動；（2）英國商界，它争取全部取消厘金稅；（3）印度政府，它反對提高鴉片稅。
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後果便是派遣使團赴英國道歉，使團變成了中國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中國使館。
郭嵩焘是李鴻章的朋友，時年60，思想開明，他在赴英國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職。
當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維多利亞女王呈遞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後，便在倫敦設立了中國公使館。
兩年後，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得堡也設立了使館。
到1880年時，中國才姗姗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中國對西方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遲遲作出對等的反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原因。
從制度上說，它從不向國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駐使團，而隻派遣過負有特别使命的使團：它們在國勢強盛時出去宣揚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為朝貢國，而在國勢衰弱時出去向夷狄種姓求和或與之結盟。
從心理上說，大多數滿洲官員都自擡身價，回避涉外事務，而把到國外任職視同流放。
蒲安臣的兩名助手返國後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