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可或缺的人物。
在暹羅，某個華僑建立了卻克裡王朝，它直到今天還在曼谷進行統治。
中國海上的航海家和企業家盡管得不到北京的賞識，有時甚至還受到申斥，但他們仍然這樣地參加了東南亞的近代初期的商業革命以及從而導緻的殖民主義活動。
當這一日益加速增長的國際貿易終于通過廣州南面的虎門而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道路時，或者進行合法貿易，或者進行鴉片貿易的廣州、汕頭和廈門的商人們就成了日後擴大國際接觸的原動力。
盡管外文的商業資料過多而中文的商業材料目前尚少，我們仍可以知道，中國的對外貿易顯然是一種中外合營的企業：事實上，通商口岸一旦開放，洋行的買辦便經營着大部分貿易，既從通商口岸入口，也通過通商口岸出口。
不管外國僑民怎樣考慮他們的主權、他們的條約權利或者他們的炮艦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貿易地點都是中國人的城市。
既可以說中國人參與了外國人對中國的開發，也可以說外國人參與了中國對它自身的商業開發&mdash&mdash這兩種說法幾乎同樣符合事實。
東印度公司的大宗廣州茶葉貿易從1784年到1834年前後增長迅速，而茶葉歸根到底是來自中國。
與遠在新疆和滿洲的中國農民和商人一起，沿海中國的航海者和企業家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活力；鑒于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本國政府的什麼幫助，他們的表現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說對外貿易是中外人士都積極參加的一種雙邊活動，那麼，還有一種考慮可據以評價外國對晚清曆史的影響：在19世紀期間，在幾乎所有各個民族的經驗中，對外交往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與19世紀中葉以後乘外國船隻漂洋過海的小規模華僑移民相比較，大批歐洲移民到新大陸的時間要早得多。
對英國公衆來說，鴉片戰争在戰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戰争那麼關系重大，義和團之亂也不過是英布戰争長期磨難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
就大多數民族而言，工業化來自國外；許多方面的變化的重心被認為是在本國以外。
國際的科學和技術，如同國際的政治和貿易那樣，越來越對世界社會的全部生活作出貢獻。
從這個觀點看來，外部影響對晚清的曆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中國進入了世界社會，這給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國影響的種種曆史事實的闡述提供了依據。
這些闡述把中國的經驗與其他民族的經驗聯系起來。
首先用&ldquo帝國主義&rdquo的概念，其次用&ldquo現代化&rdquo的概念來聯系。
其辦法是通過類比，即設法在中國尋求普遍見之于其他各地的現象。
帝國主義和現代化二詞都幾乎屬于超曆史的範圍。
曆史學家真要使用它們，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說和具體的例證。
一般地說，帝國主義指外國的主動行動，現代化則是國内的進程。
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還沒有達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地步。
還沒有出現外國人隻是為了出口貿易而發展的種植業經濟。
即令是工業棉紡織品的輸入&mdash&mdash馬克思主義經典所歸咎的禍根&mdash&mdash也并未摧毀中國的手工織布的生産；手工織布業由于有了價格較廉的機制棉紗而得以延續到20世紀的第二個25年，因為農戶中不如此就無活可幹的成員就是用這種棉紗來織布的（織布所入不足以糊口，但仍可以增加他們微薄的家庭收入）。
20世紀30年代大約還有70%的棉布出自手工織機。
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的家庭仍然多麼需要利用它們的無業勞動力。
手工織布固然是貧困的标志。
可是，從遏制工業棉布的壟斷這一點看，它也表明整個中華民族怎樣躲過了淪為外國商品的廣大市場（香煙和照明煤油例外）的厄運，而躲過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太窮。
這個例子可以提醒我們，關于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關系時的晚清中國國内的各方面情況，我們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了解。
帝國主義引起的心理影響雖然是緩慢地積累而成，卻是卓然可見的。
帝國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題，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後來便愈顯得重要，因為它誘發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主題在計量經濟學的領域中卻未能占這麼大的分量。
中國人關于受外國剝削的觀念已經比剝削本身更為廣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筆墨，載諸文獻。
外國人咄咄逼人地維護特權，作為主要大事記入了曆史，而在這個方面，傳教士是可以與（外國）商人一争高低的。
帝國主義的戰争和炮艦外交、條約權利與外國人的存在，當時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今天也仍然是曆史遺産的一部分，人們記憶猶新。
後來的局外人的一種觀點&mdash&mdash即關于現代化的觀點&md
在暹羅，某個華僑建立了卻克裡王朝，它直到今天還在曼谷進行統治。
中國海上的航海家和企業家盡管得不到北京的賞識，有時甚至還受到申斥，但他們仍然這樣地參加了東南亞的近代初期的商業革命以及從而導緻的殖民主義活動。
當這一日益加速增長的國際貿易終于通過廣州南面的虎門而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道路時，或者進行合法貿易，或者進行鴉片貿易的廣州、汕頭和廈門的商人們就成了日後擴大國際接觸的原動力。
盡管外文的商業資料過多而中文的商業材料目前尚少，我們仍可以知道，中國的對外貿易顯然是一種中外合營的企業：事實上，通商口岸一旦開放，洋行的買辦便經營着大部分貿易，既從通商口岸入口，也通過通商口岸出口。
不管外國僑民怎樣考慮他們的主權、他們的條約權利或者他們的炮艦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貿易地點都是中國人的城市。
既可以說中國人參與了外國人對中國的開發，也可以說外國人參與了中國對它自身的商業開發&mdash&mdash這兩種說法幾乎同樣符合事實。
東印度公司的大宗廣州茶葉貿易從1784年到1834年前後增長迅速，而茶葉歸根到底是來自中國。
與遠在新疆和滿洲的中國農民和商人一起，沿海中國的航海者和企業家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活力；鑒于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本國政府的什麼幫助，他們的表現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說對外貿易是中外人士都積極參加的一種雙邊活動，那麼，還有一種考慮可據以評價外國對晚清曆史的影響：在19世紀期間，在幾乎所有各個民族的經驗中，對外交往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與19世紀中葉以後乘外國船隻漂洋過海的小規模華僑移民相比較，大批歐洲移民到新大陸的時間要早得多。
對英國公衆來說，鴉片戰争在戰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戰争那麼關系重大，義和團之亂也不過是英布戰争長期磨難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
就大多數民族而言，工業化來自國外；許多方面的變化的重心被認為是在本國以外。
國際的科學和技術，如同國際的政治和貿易那樣，越來越對世界社會的全部生活作出貢獻。
從這個觀點看來，外部影響對晚清的曆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中國進入了世界社會，這給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國影響的種種曆史事實的闡述提供了依據。
這些闡述把中國的經驗與其他民族的經驗聯系起來。
首先用&ldquo帝國主義&rdquo的概念，其次用&ldquo現代化&rdquo的概念來聯系。
其辦法是通過類比，即設法在中國尋求普遍見之于其他各地的現象。
帝國主義和現代化二詞都幾乎屬于超曆史的範圍。
曆史學家真要使用它們，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說和具體的例證。
一般地說，帝國主義指外國的主動行動，現代化則是國内的進程。
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還沒有達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地步。
還沒有出現外國人隻是為了出口貿易而發展的種植業經濟。
即令是工業棉紡織品的輸入&mdash&mdash馬克思主義經典所歸咎的禍根&mdash&mdash也并未摧毀中國的手工織布的生産；手工織布業由于有了價格較廉的機制棉紗而得以延續到20世紀的第二個25年，因為農戶中不如此就無活可幹的成員就是用這種棉紗來織布的（織布所入不足以糊口，但仍可以增加他們微薄的家庭收入）。
20世紀30年代大約還有70%的棉布出自手工織機。
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的家庭仍然多麼需要利用它們的無業勞動力。
手工織布固然是貧困的标志。
可是，從遏制工業棉布的壟斷這一點看，它也表明整個中華民族怎樣躲過了淪為外國商品的廣大市場（香煙和照明煤油例外）的厄運，而躲過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太窮。
這個例子可以提醒我們，關于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關系時的晚清中國國内的各方面情況，我們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了解。
帝國主義引起的心理影響雖然是緩慢地積累而成，卻是卓然可見的。
帝國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題，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後來便愈顯得重要，因為它誘發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主題在計量經濟學的領域中卻未能占這麼大的分量。
中國人關于受外國剝削的觀念已經比剝削本身更為廣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筆墨，載諸文獻。
外國人咄咄逼人地維護特權，作為主要大事記入了曆史，而在這個方面，傳教士是可以與（外國）商人一争高低的。
帝國主義的戰争和炮艦外交、條約權利與外國人的存在，當時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今天也仍然是曆史遺産的一部分，人們記憶猶新。
後來的局外人的一種觀點&mdash&mdash即關于現代化的觀點&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