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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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對中國曆史進行思考、概括卻成了一個特殊問題。
&ldquo中國&rdquo一詞事實上是現代語言中概括範圍最廣泛的一個概念。
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生息之地極其廣袤、曆史記錄最為悠久的最大的人類群體&mdash&mdash在這幾個方面，中國是無與倫比的。
隻要想想&ldquo中國&rdquo或&ldquo中國人&rdquo，就會形成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無論從人口、年代或從土地面積來看都是這樣），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曆史領域中幾乎是不能企及的。
自米諾斯時代以來的歐洲是一個較小的政治實體。
我們對歐洲的知識較多，對中國則相對地無知；如果竟因此說歐洲的曆史要比中國還複雜.那就未免自以為是了。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的曆史記述要更為廣泛。
也許，中國比歐洲更為強烈的統一意識産生了比歐洲更高的一緻性，也許部分是由于中國傳統曆史學家首先關注社會秩序、國家及其統治階級，因而造成了這種錯覺。
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向當代各個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國的形象，人們正在對業已高度概括的中國曆史記錄進行研究，以尋求對曆史事實的種種綜合歸納和統一的觀點。
這個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難度很大：公衆既需要了解曆史的概貌，往往同時又尋求預定的結論，期望着據以或則揪出壞蛋，加以聲讨；或則确認罪責，為之惋惜；或則為某些學說辯誣，重新加以肯定。
這就意味着，研究中國曆史學家對本國史所作出的種種貢獻，必須較平常更加細緻，而對外人所寫的中國史，尤其要詳加考察。
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與中國的關系史，這是外國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國的一個方面。
自然，自1840年（或者說自1514年）以來，外國對中國的多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甚至，以鴉片戰争這場外國入侵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都已成為習慣。
但是，所有這些外來影響隻形成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風土人情和遺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在這一環境中仍居統治地位，而且變化緩慢。
那麼，外國勢力對19世紀中國的影響會不會日益顯得不那麼大了呢？是會這樣的，但不是由于這些影響本身的規模或重要性有所減小和削弱，而是因為關于中國本土的經曆的知識日積月累，緻使它們相形見绌罷了。
本書下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國商業的入侵和鴉片戰争，而是從北京着眼，即從19世紀初期清帝國在中國和亞洲腹地的典章制度開始。
接着便講述19世紀上半葉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會秩序方面日益增長的國内問題。
在對太平天國和撚軍的叛亂以及對曆盡艱險、來之不易的同治中興的論述中，還可以看到内部失調以及複蘇的迹象。
中國的經濟，乃至中國的軍事體制，都顯示了一個雖然古老但卻遠遠沒有停滞的社會内部的活力。
面對着這種種史無前例的壓力，千千萬萬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樣奮鬥求存。
到了王朝的末期，滿洲人在亞洲腹地建立的這個帝國在18世紀期間的文治武功，顯然已為漢族人民從中國本部向滿洲、蒙古、新疆和東部西藏這片廣大的邊境地區的擴張打下了基礎&mdash&mdash這一長期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乃是早在18世紀就已開始的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的結果。
廣州貿易&mdash&mdash一條有來有往的渠道&mdash&mdash的興起不過是漢族在人數、移民、貿易乃至投資方面的巨大擴張最著名的一例。
中國人的這部分擴張活動早已在海外發生，與歐洲人的擴張活動并駕齊驅。
它發生在清帝國的疆域以外，參與其事的是中國沿海的人民，從而形成了一個次要的傳統，其曆史之長，大約為在官方曆史上居統治地位的大陸官僚帝國的主要傳統的一半。
以帆船從廈門和廣州到東南亞（南洋）進行貿易，這種航海事業的開始大大早于歐洲殖民列強到達同一地區的時間。
隻要回顧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軍、蒙古人在1292年遠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mdash1433年橫跨印度洋的遠航等事實，就可想象這種情況的一般了。
誠然，蒙古勢力于15世紀40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無暇南顧，而另一個實行海禁的亞洲内陸型帝國&mdash&mdash清王朝取代了明朝，這樣，中國皇帝對沿海一帶的領導權于是告終。
但事實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統治者，仍然愈來愈依靠中國的商人和經紀人經營零售業和履行特許專賣戶或小包稅人的職能。
華僑成了歐洲殖民地的一個特殊的中間階級；同樣地，他們也成了暹羅統治者所不
&ldquo中國&rdquo一詞事實上是現代語言中概括範圍最廣泛的一個概念。
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生息之地極其廣袤、曆史記錄最為悠久的最大的人類群體&mdash&mdash在這幾個方面，中國是無與倫比的。
隻要想想&ldquo中國&rdquo或&ldquo中國人&rdquo，就會形成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無論從人口、年代或從土地面積來看都是這樣），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曆史領域中幾乎是不能企及的。
自米諾斯時代以來的歐洲是一個較小的政治實體。
我們對歐洲的知識較多，對中國則相對地無知；如果竟因此說歐洲的曆史要比中國還複雜.那就未免自以為是了。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的曆史記述要更為廣泛。
也許，中國比歐洲更為強烈的統一意識産生了比歐洲更高的一緻性，也許部分是由于中國傳統曆史學家首先關注社會秩序、國家及其統治階級，因而造成了這種錯覺。
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向當代各個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國的形象，人們正在對業已高度概括的中國曆史記錄進行研究，以尋求對曆史事實的種種綜合歸納和統一的觀點。
這個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難度很大：公衆既需要了解曆史的概貌，往往同時又尋求預定的結論，期望着據以或則揪出壞蛋，加以聲讨；或則确認罪責，為之惋惜；或則為某些學說辯誣，重新加以肯定。
這就意味着，研究中國曆史學家對本國史所作出的種種貢獻，必須較平常更加細緻，而對外人所寫的中國史，尤其要詳加考察。
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與中國的關系史，這是外國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國的一個方面。
自然，自1840年（或者說自1514年）以來，外國對中國的多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甚至，以鴉片戰争這場外國入侵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都已成為習慣。
但是，所有這些外來影響隻形成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風土人情和遺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在這一環境中仍居統治地位，而且變化緩慢。
那麼，外國勢力對19世紀中國的影響會不會日益顯得不那麼大了呢？是會這樣的，但不是由于這些影響本身的規模或重要性有所減小和削弱，而是因為關于中國本土的經曆的知識日積月累，緻使它們相形見绌罷了。
本書下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國商業的入侵和鴉片戰争，而是從北京着眼，即從19世紀初期清帝國在中國和亞洲腹地的典章制度開始。
接着便講述19世紀上半葉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會秩序方面日益增長的國内問題。
在對太平天國和撚軍的叛亂以及對曆盡艱險、來之不易的同治中興的論述中，還可以看到内部失調以及複蘇的迹象。
中國的經濟，乃至中國的軍事體制，都顯示了一個雖然古老但卻遠遠沒有停滞的社會内部的活力。
面對着這種種史無前例的壓力，千千萬萬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樣奮鬥求存。
到了王朝的末期，滿洲人在亞洲腹地建立的這個帝國在18世紀期間的文治武功，顯然已為漢族人民從中國本部向滿洲、蒙古、新疆和東部西藏這片廣大的邊境地區的擴張打下了基礎&mdash&mdash這一長期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乃是早在18世紀就已開始的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的結果。
廣州貿易&mdash&mdash一條有來有往的渠道&mdash&mdash的興起不過是漢族在人數、移民、貿易乃至投資方面的巨大擴張最著名的一例。
中國人的這部分擴張活動早已在海外發生，與歐洲人的擴張活動并駕齊驅。
它發生在清帝國的疆域以外，參與其事的是中國沿海的人民，從而形成了一個次要的傳統，其曆史之長，大約為在官方曆史上居統治地位的大陸官僚帝國的主要傳統的一半。
以帆船從廈門和廣州到東南亞（南洋）進行貿易，這種航海事業的開始大大早于歐洲殖民列強到達同一地區的時間。
隻要回顧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軍、蒙古人在1292年遠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mdash1433年橫跨印度洋的遠航等事實，就可想象這種情況的一般了。
誠然，蒙古勢力于15世紀40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無暇南顧，而另一個實行海禁的亞洲内陸型帝國&mdash&mdash清王朝取代了明朝，這樣，中國皇帝對沿海一帶的領導權于是告終。
但事實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統治者，仍然愈來愈依靠中國的商人和經紀人經營零售業和履行特許專賣戶或小包稅人的職能。
華僑成了歐洲殖民地的一個特殊的中間階級；同樣地，他們也成了暹羅統治者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