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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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mdash在應用到中國時，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羅了主要為近代西方所發展的各種社會學科的思想而受到損害。
社會科學力求客觀，不受先入之見的束縛，但這種努力卻可能因它們是西方文化的産品而大受影響。
如果是這樣，它應該是一個暫時的問題，将會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長而消失。
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現代化一詞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
我們認為現代化一詞是對各種進步思潮的概括，這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mdash&mdash包括曆史在内&mdash&mdash都有具體的例證。
現時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長，給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領域帶來了複雜性、變化和發展。
但是，上述每一領域内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該學科的術語加以界說的。
要斷定有一個單一的原則全面地适用于每一個領域，這就是進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
這樣做在邏輯上可能是令人滿意的，但曆史資料既然如此混亂，這就不易辦到。
把形容詞&ldquo現代的&rdquo升級而成為&ldquo現代化&rdquo這一抽象的統一體，真能提高我們的理解嗎？這個術語有可能成為一隻方便的籃子，像&ldquo生活&rdquo這個字眼那樣，用來盛放許許多多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未經譯釋的信息和沒有解答的玄理。
和任何術語一樣，這個術語一旦被具體化為一種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當代對于中國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斷增加和發展，我們應當可以指望，人們對那種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提供初步結構的無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總會減少了吧。
晚清時代的具體經驗和思想意識應該成為主要的課題，我們這一卷書的許多部分就是照此辦理的。
雖然文學和藝術令人遺憾地不屬于這一卷範圍，但哲學和政治思想這方面的曆史卻使我們大長見識，從而可以洞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又是怎樣發生的。
總之，晚清對西方的反應現在開始顯得隻是一個次要的主題；主要的過程乃是在新條件&mdash&mdash包括西方的影響&mdash&mdash下中國繼續對它的過去所作的反應。
一句話，刺激就在你發現它所存在之處，有刺激就會有反應，否則就根本不成其為刺激。
例如，經大運河運送漕糧以供應北京的制度日漸敗壞，這使得政府在19世紀20年代作出恢複沿山東向北京海運公糧的努力，這是講求實際的行政官員們在經世學派傳統主張範圍内實行的一項制度興革，但隻是在19世紀70年代才采用輪船來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地，自強運動的理論基礎&mdash&mdash即借西洋技術以保衛中國&mdash&mdash可以被看作傳統的經世論在新形勢下的應用。
隻是在經過許多災禍之後的19世紀90年代，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才被夾帶而納入儒家的意識，當作維新運動的必要綱領。
最後，改革家的鬥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那些使帝國主義得以實現其野心的中國的傳統。
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ldquo苟齊其家，其誰敢侮之？&rdquo中國的力量必定來自内部。
對于以古代經典培養出來的學者來說，鼓舞他們寄希望于中國的未來的主要力量仍然來自它的過去。
對于研究晚清史的當代曆史學家來說，這就使得理解中國偉大的傳統如同理解19世紀一樣重要。
我們必須知道孫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國人頭腦裡想的确實是什麼，這是什麼東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瑪麗（1917&mdash1970年）通過她的學生和朋友以及在兩本分别探讨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頭10年&mdash&mdash即本卷的起迄兩個時期&mdash&mdash的書中，留下了她對晚期中華帝國史的研究成果。
從哈佛大學1952年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同治中興》一書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問題和政策&mdash&mdash這一工作不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後都很少有人進行。
根據她1965年組織并主持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成果編輯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一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這個問題的研究著作，它彙集了六七個國家的現代學術研究成果。
芮瑪麗從1945&mdash1959年為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圖書館；從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擔任耶魯大學的曆史教授。
《劍橋中國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的筚路藍縷之功，我們特将本書奉獻給她，以志永念。
費正清 劉廣京識 1977年10月
社會科學力求客觀，不受先入之見的束縛，但這種努力卻可能因它們是西方文化的産品而大受影響。
如果是這樣，它應該是一個暫時的問題，将會随着世界性文化的成長而消失。
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現代化一詞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
我們認為現代化一詞是對各種進步思潮的概括，這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mdash&mdash包括曆史在内&mdash&mdash都有具體的例證。
現時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長，給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領域帶來了複雜性、變化和發展。
但是，上述每一領域内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該學科的術語加以界說的。
要斷定有一個單一的原則全面地适用于每一個領域，這就是進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
這樣做在邏輯上可能是令人滿意的，但曆史資料既然如此混亂，這就不易辦到。
把形容詞&ldquo現代的&rdquo升級而成為&ldquo現代化&rdquo這一抽象的統一體，真能提高我們的理解嗎？這個術語有可能成為一隻方便的籃子，像&ldquo生活&rdquo這個字眼那樣，用來盛放許許多多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未經譯釋的信息和沒有解答的玄理。
和任何術語一樣，這個術語一旦被具體化為一種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随着當代對于中國曆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斷增加和發展，我們應當可以指望，人們對那種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提供初步結構的無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總會減少了吧。
晚清時代的具體經驗和思想意識應該成為主要的課題，我們這一卷書的許多部分就是照此辦理的。
雖然文學和藝術令人遺憾地不屬于這一卷範圍，但哲學和政治思想這方面的曆史卻使我們大長見識，從而可以洞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又是怎樣發生的。
總之，晚清對西方的反應現在開始顯得隻是一個次要的主題；主要的過程乃是在新條件&mdash&mdash包括西方的影響&mdash&mdash下中國繼續對它的過去所作的反應。
一句話，刺激就在你發現它所存在之處，有刺激就會有反應，否則就根本不成其為刺激。
例如，經大運河運送漕糧以供應北京的制度日漸敗壞，這使得政府在19世紀20年代作出恢複沿山東向北京海運公糧的努力，這是講求實際的行政官員們在經世學派傳統主張範圍内實行的一項制度興革，但隻是在19世紀70年代才采用輪船來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地，自強運動的理論基礎&mdash&mdash即借西洋技術以保衛中國&mdash&mdash可以被看作傳統的經世論在新形勢下的應用。
隻是在經過許多災禍之後的19世紀90年代，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才被夾帶而納入儒家的意識，當作維新運動的必要綱領。
最後，改革家的鬥争主要不是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那些使帝國主義得以實現其野心的中國的傳統。
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ldquo苟齊其家，其誰敢侮之？&rdquo中國的力量必定來自内部。
對于以古代經典培養出來的學者來說，鼓舞他們寄希望于中國的未來的主要力量仍然來自它的過去。
對于研究晚清史的當代曆史學家來說，這就使得理解中國偉大的傳統如同理解19世紀一樣重要。
我們必須知道孫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國人頭腦裡想的确實是什麼，這是什麼東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瑪麗（1917&mdash1970年）通過她的學生和朋友以及在兩本分别探讨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頭10年&mdash&mdash即本卷的起迄兩個時期&mdash&mdash的書中，留下了她對晚期中華帝國史的研究成果。
從哈佛大學1952年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同治中興》一書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問題和政策&mdash&mdash這一工作不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後都很少有人進行。
根據她1965年組織并主持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成果編輯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一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這個問題的研究著作，它彙集了六七個國家的現代學術研究成果。
芮瑪麗從1945&mdash1959年為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圖書館；從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擔任耶魯大學的曆史教授。
《劍橋中國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的筚路藍縷之功，我們特将本書奉獻給她，以志永念。
費正清 劉廣京識 197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