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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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隸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軍指揮。
他親自率領第六旗，旗上有龍鳳标志。
1862年12月，他自立為&ldquo大漢德主&rdquo。
城内的學宮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幾間房間作&ldquo軍機處&rdquo。
一個小型的官僚機器形成了，裡面至少有兩名學者，即一名生員和一名舉人。
[108] 面臨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華北平原的衆多自立為王的起事，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親王成了一個忙人。
1862年的大部分時間内他在河南和安徽進行征剿，并在撚軍根據地正北的毫州赢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于是渦河兩岸的撚軍開始投降。
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進，在年底遭到張樂行和其他撚軍首領的猛烈抵抗。
據說在一次大戰中約有20萬撚軍參戰，但最後是張樂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圍。
被認為是信仰白蓮教的撚軍首領劉玉淵戰死，有幾名大首領投降。
[109]張樂行在1863年底被俘。
撚軍的根據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領，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幾個重要城市。
但山東局勢是如此嚴重，對直隸省的威脅如此之大，以緻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東。
僭号的劉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單中是第一名。
僧格林沁率領步兵3000和騎兵4000到達淄川，在靠城牆處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壘，并用重達5000斤的大炮轟擊建築物和街道。
8月初，劉德培從挨餓的城市帶300名士兵突圍，但被趕上，他自盡而死。
[110] 王朝所器重的這位将領又轉向了白蓮池的鄒縣教派叛亂者，在那裡他顯示了圍城戰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繼朋的要塞周圍構築壁壘，然後于9月間進行全面攻擊。
防守垮後，随之是對約3萬名教徒的一場屠殺，宋繼朋本人也不能幸免。
親王然後又去追擊宋景詩，後者在1863年5月又叛變了官軍，并召集他的7000名黑旗兵在堂邑縣他老家附近構築要塞。
當時這一地區的一名學者寫道，村莊中留下的壯丁很少，據說由宋景詩指揮的響馬&ldquo不特不擄掠，反以财物與之&rdquo；這與1951&mdash1952年北京學者所訪問的當地老農的證詞是一緻的。
[111]僧格林沁在開始時被打敗，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欽命派遣的一營外國人訓練的軍隊&mdash&mdash天津洋槍隊，才解除了危局。
宋景詩的部隊在10月中被擊潰，宋本人失蹤，以後隻是在謠傳和傳說中才重新提到他。
這位蒙古親王在完成了保衛山東和直隸的主要任務以後，随即在11月經河南前往安徽去對付那個反複無常的&ldquo團練首領&rdquo苗沛霖。
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誠，但當他的恩主勝保因渎職和行為不檢而在1863年初被撤職時，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穩了。
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擲，再次叛變，他占領了淮河邊的幾座城市，并且圍攻在原來撚軍地盤中心的蒙城。
安徽和河南省的幾支軍隊參戰，由僧格林沁的騎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擊敗并戰死。
戰争的第二階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現了一支新的撚軍，其戰鬥力之強以及戰術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東追擊它的僧格林沁連吃敗仗并最後喪了命。
撚軍的力量發展到了新的高峰。
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現代武器裝備的李鴻章的淮軍，在幾次大戰中也被新撚軍擊潰。
學者們認為發生這一驚人變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試圖解南京之圍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軍參加了撚軍。
1864年3月，這些太平軍和撚軍的首領決定組成四支别動部隊，每隊由撚軍和太平軍将領聯合指揮。
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軍隊拟定由太平軍的&ldquo遵王&rdquo賴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國&ldquo梁王&rdquo封号的張宗禹聯合率領。
江地和羅爾綱都認為，正是太平軍的影響才使撚軍從此由正規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ldquo亦農亦兵&rdquo的）軍隊組成，并且這些部隊還有了更集中的領導和撚軍得以聞名的高超騎術。
[112]但是正如張珊所總結的那樣，這個假設勢必被合肥曆史讨論會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獻根據的觀點所修正，因為張珊指出，賴文光的殘餘部隊人數很少，而且騎馬也從來不是太平軍的特長。
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撚軍的旗制在1863年後還繼續實行，而且持續到撚軍運動結束時為止，而太平軍一套組織術語顯然沒有被撚軍和太平軍的聯軍所使用。
[113] 不管怎麼說，撚軍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經常流竄，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騎術。
張宗禹雖然在1863年6月收複了雉河，但在8月份決定&ldquo空其巢&rdquo并回到河南南部。
大批撚軍帶着家眷，有的甚至帶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
李鴻章後來說：&ldquo撚以走為業&hellip&hellip大率親族男女偕行，窮年奔竄，練成猾勁。
&rdquo[114]撚軍事實上已成為專業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單由張宗禹率領的部隊據說已超過萬人，其中有數千名騎兵。
此後，數量比太平軍騎兵多得多的撚軍騎兵前往湖北。
追趕撚軍和太平軍新别動隊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擔心的是撚軍而不是太平軍。
他這時擁有5000多匹馬。
1865年5月，在不斷追擊敵人達兩月之久以後，這位親王在山東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撚軍一次巧妙的伏擊而身亡。
他死後隻剩下2000匹馬還在官軍的手中。
他部下的許多滿洲騎兵實際上已攜馬潛逃，投奔了撚軍。
[115] 曆史學家通常認為清廷剿撚之戰的轉折點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國藩為鎮壓撚軍的欽差大臣，這是僧格林沁死後五天的事。
對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認識到北京自身的安全這時要依靠漢族官員了。
在1860&mdash1861年，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巡撫已由漢人擔任。
1863年，剛被擢升為駐紮廣州的總督、前湘軍将領劉長佑轉任直隸總督，這個職務是很少由漢人來擔任的。
曾國藩擔任了擁有安徽、山東和河南三省軍權的欽差大臣是這一趨勢的标志。
李鴻章所指揮的仍有6萬名之衆的淮軍以及在曾國藩麾下效勞的李鴻章的将領，這時是王朝安全的保障。
三十多營淮軍此時奉命向山東省疾進。
6月6日，李鴻章派約6000名士兵乘四艘輪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裡面有1000名步槍手和炮手，他們擁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過英國人的訓練。
現代武器顯然壓倒了撚軍的騎兵。
據李鴻章的一名将官回憶當時的情景：&ldquo悍賊奄忽而至，馳驟如風雨&rdquo，但被&ldquo連環槍炮&rdquo所阻，而且實際上被擊潰了。
[116] 許多曆史學家曾把撚軍的失敗歸因于曾國藩在1865&mdash1866年制定的政策&mdash&mdash首先，用籠絡百姓及圩主的辦法來控制皖北的圩寨。
[117]他懸賞搜集撚軍首領的情報，并寬恕那些因貧困或受裹脅而偶然跟從撚軍的人。
他要圩寨堅守壁壘和保護裡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糧秣，使之不落入撚軍之手，這是傳統的&ldquo堅壁清野&rdquo戰略。
新的圩寨村長由居民提名，知縣批準，欽差大臣親自發給職銜執照。
村長然後不但編制倡首為敵者及&ldquo甘心從逆&rdquo者的&ldquo莠民冊&rdquo，而且編制包括&ldquo自新&rdquo的原撚軍追随者和&ldquo全未從匪者&rdquo的&ldquo良民冊&rdquo。
取得&ldquo良民&rdquo身份必須有五戶願在村長前為他具結擔保，而村長則向知縣具結。
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進行，曾國藩專門派人充當他的&ldquo委員&rdquo去撚軍大批出沒的村莊調查，并與知縣和&ldquo耆紳&rdquo咨商，查獲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動分子。
到1866年8月，經過13個月的工作後，蒙城有59名撚軍&ldquo慣匪&rdquo，毫州有46名，颍州有5名被捕和處決，惟徐州一名未獲。
有些委員僅作了調查姿态。
他們既未得到知縣也未得到&ldquo耆紳&rdquo的合作。
在許多地方，新的村長是經過改頭換面的原來的&ldquo圩主&rdquo，隻不過沒有再被認出是撚軍罷了。
曾國藩因一些&ldquo莠民&rdquo實際上就是綠營士兵而感到震驚，同時對有些委員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
[118] 曾國藩&ldquo調查&rdquo圩寨的結果不論在哪一方面說都不是有成效的，因為撚軍在1865年7月已經離開他們的老窩，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的失蹤，再加上帝國軍隊的日益加強，基本上說明了在俠盜的這些舊巢窟中又恢複了舊秩序。
在曾國藩指揮剿撚戰争的17個月中，他還被認為對清廷的勝利貢獻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實施封鎖的戰略。
他在1865年7月提議，他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追擊撚軍，而應守住四個關鍵基地，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甯和河南的周家口。
一年後，即在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提出要選擇一些航道作為自然屏障，來限制叛亂者的活動。
最早論述&ldquo畫河圈地&rdquo的人可能是一度當過曾國藩幕僚的趙烈文，他把李鴻章最後戰勝撚軍的原因歸之于曾國藩的戰略，而羅爾綱等人是贊同這種意見的。
[119]但這種說法把問題搞亂了。
因為曾國藩的河流封鎖戰略是利用軍隊以及河流、河壩和運河來阻止撚軍進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區，而李鴻章後來在1867&mdash1868年實施的戰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說的&ldquo覓地兜圍&rdquo這個詞來描述則更為恰當。
他更多地利用騎兵和大炮來包圍撚軍，同時依靠河流和運河來阻止他們的逃竄。
曾國藩從江蘇徐州派軍守衛4個省的13個府，它們是通向直隸省和北京的必經之地。
撚軍騎兵這時依靠自己的機動性更甚于依靠民衆的支持，這是因為清廷在華北部署了新的地方軍隊，民衆起義的次數少得多了。
因此，剿撚戰争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是撚軍的運動速度和巧妙的戰術與清軍&mdash&mdash特别是淮軍&mdash&mdash擁有現代武器的對應優勢兩者的較量。
曾國藩估計撚軍騎兵每日能馳騁150裡。
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撚軍仍缺乏火藥武器。
他自我安慰道，&ldquo槍炮傷人較多，究非撚匪所可及&rdquo。
曾國藩認為，撚軍強烈地希望進入繁榮的山東沿海區。
賴文光認為太平軍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壞了他們與外國人達成的和平協議。
也許賴文光在1866&mdash1867年希望與西方人友好接觸并在芝罘取得他們的武器。
1866年5月撚軍企圖進入山東，但被劉銘傳擊退，撚軍的騎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畢乃爾（法國人，此時改隸清朝并當了總兵）的炮擊。
曾國藩建議沿運河建造河堤和設置木制障礙，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撚軍不能越過。
他在7月間把大本營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後，提議要河南也設置河防。
軍隊要守衛兩條實際上連接的河道（颍河和賈魯河），它們組成了一條從淮河幾乎直達黃河的航線。
他希望切斷撚軍進入東部平原的途徑，使剿撚更加有力。
曾國藩的戰略計劃迅速被北京批準，但它不到兩個月就落了空；同時也說明他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9月24日，全部撚軍在三個最高頭目張宗禹、任柱和賴文光的率領下越過開封以南單薄的障礙，迅速東移，進入山東。
10月1日曾國藩提出讓在南京的代理總督李鴻章暫駐徐州，以便激勵山東的淮軍将領更加努力作戰。
他認識到，李鴻章與劉銘傳等真正的軍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見成效。
他還提出，要讓1866年3月以來任湖北巡撫的兄弟曾國荃在河南的戰事中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他在緻李鴻章的機密信中說：&ldquo賊匪之日集日多，愈擊愈悍。
窮民圩破，從之如歸，則流寇之禍殆不知其所終極。
&rdquo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滅亡。
曾國藩的戰略已經失敗，他隻能再使用他那舊的和經過試驗的辦法。
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鴻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國荃。
[120] 在這關鍵時刻，淮軍将領劉銘傳和潘鼎新兼用騎兵和大炮，把撚軍拒于山東之外，并在因小說《水浒傳》聞名的匪巢梁山訓練使用英制的大炮。
撚軍戰敗後，其首領在10月20日至23日作出了極為重要的決定。
賴文光和其他頭目打算重返山東，張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經河南直奔陝西，這樣就分成了東西兩支人馬。
張宗禹之所以啟程前往陝西，是因為那裡的東幹回民之亂還在繼續，他希望找到一個新根據地。
[121] 賴文光和自封為&ldquo魯王&rdquo的撚軍首領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東，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
也許他們想仿效明末的叛亂者而進入四川。
但是，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對騎兵的依賴就把他們拴在平原上了。
他們打算渡過漢水，但在2月份遭到慘敗，于是在湖北放棄了他們的計劃而後撤，6月份卻又成功地突入運河以東的山東省。
[122] 同時，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國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辭呈，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
李鴻章擔任新統帥後，采用了在江蘇建立的财政制度，[123]并且使用了現代武器和總數達4900人的騎兵（大部分來自察哈爾和滿洲）。
亞洲腹地騎兵和歐洲武器的結合，使流寇感到有壓力了。
山東的東撚在6月30日抵達芝罘附近，北京為之震驚。
地方官請外國人援助，于是200名英、法海軍陸戰隊應邀準備保衛這一商埠。
美國駐芝罘的領事發現撚軍仍是一支有紀律的部隊：&ldquo他們并不殺傷人，除非遭到抵抗。
&rdquo賴文光顯然取得少數外國人的援助并擁有少量滑膛槍，但僅此而已。
[124] 就李鴻章而言，在豫、皖兩省巡撫所派官兵的緊密合作下，在運河設置了外圍封鎖線。
在山東巡撫丁寶桢的勉強幫助下，又企圖在膠萊河上設置内層封鎖。
當丁寶桢的一個将領守衛的那部分膠萊河失守時，李、丁二人都受到嚴厲指責。
但叛亂者被迫退入蘇北，并于11月份在那裡再次戰敗。
撚軍不斷企圖突破運河的封鎖，但都未能得逞。
最後，任柱手下的一名&ldquo營将&rdquo受李鴻章重賞的誘惑而暗害了任柱。
12月，撚軍殘部在離山東北部沿海不遠的河被徹底打敗。
賴文光逃到江蘇揚州，在1868年1月被俘和處死，他至死驕頑不悟。
[125] 随着遲早總要代替地方民團的省級軍隊的成長，帝國在各地方上的統治同時得到恢複。
改編山東省一級軍隊時，湘軍的訓練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軍，總數約兩萬人，尚未包括1500名滿洲騎兵。
[126]這些擴充的省軍開始剝奪地方團練經理自行征收費用的權力。
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規定，在山東、河南和直隸三省，隻有那些&ldquo官為經理&rdquo的民團才準許繼續存在。
按照清帝批準的這一制度，1866&mdash1867年在沿運河的山東省各城市成立了許多&ldquo團營&rdquo。
&ldquo團長&rdquo可由紳士擔任，但應聽命于省級将領并由地方經管官員發饷，同時地方官員又設法通過其基層官僚機器來恢複稅制。
[127] 東撚在山東正被殲滅時，西撚卻遠在陝西。
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張宗禹狠狠地打敗了陝西巡撫的部隊，4月份又會同東幹回民攻打西安。
但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對付撚軍的先撚後回、先陝後甘的策略。
10月，撚軍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現在的延安更遠的地方。
12月，張宗禹率領1.7萬軍隊（大部分為騎兵）渡過了黃河的冰凍區而進入山西。
[128]到1868年1月初，他進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到了直隸省境内。
2月3日，即張宗禹離開陝北後的七個星期，他已經逼近離北京約80英裡的直隸省府保定。
清帝這時動員了京畿的精銳部隊；他賞罰兼施，以此來激勵鄰近諸省的軍隊。
由醇親王率領并已擴充到近兩萬人的神機營留守京都。
其他部隊被動員進擊，而新成立的山東軍以及在1866年改編的勇營&mdash&mdash豫軍，迫使撚軍再向南後撤。
[129]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東南的黃河之間的危險，張宗禹率全軍向東北突圍，在4月進入山東。
張宗禹渡過運河的行動是緻命的，因為這可使官軍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黃河、西面的運河和東面的大海來實施封鎖的戰略。
5月16日，李鴻章奉命限期一個月消滅撚軍，否則将受懲辦。
5月21日，他與追擊撚軍來到直隸并在那裡全面指揮數省軍隊的左宗棠會面，商定了進行&ldquo長圍&rdquo的戰略。
這戰略旨在保衛從天津至黃河約400英裡的運河，它需要10萬多名軍隊才能進行守衛。
但李鴻章自己的軍隊連同山東和河南兩支軍隊隻能湊集約8萬人，因此隻能在兩岸建立&ldquo長牆&rdquo。
李鴻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衆對官軍懷有敵意，用軍隊強逼百姓來營造長牆會引起災難。
李鴻章除了命軍隊造牆外，還想出了&ldquo民捐民辦&rdquo的制度。
紳士們得到了欽賜封号的諾言，平民則獲準免稅。
由于依靠&ldquo民力&rdquo，運河以西的直隸部分長牆在6月初完成，山東省的部分則在6月份稍後時竣工。
[130]這時淮軍迫使從直隸撤出的全部撚軍進入山東北部的包圍圈。
7月，張宗禹遭慘敗，大批撚軍這時響應了李鴻章投誠的号召。
8月16日，張宗禹跳入徒駭河失蹤。
撚軍運動至此全部被鎮壓下去了。
對中興的透視 自從太平軍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14年中，人們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來，還看到了清朝政體的主要特征也恢複原狀。
由于一位現代史學家的才能，&ldquo中興&rdquo一詞取得了适合這一時期的更确鑿的意義。
芮瑪麗在論及&ldquo中興&rdquo時說：&ldquo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于死裡求生，再延續了60年。
這就是同治中興。
&rdquo[131] 今天一些對舊中國不很同情的學者可能沒有芮瑪麗的那種熱情，或者可能提問：這些政治家究竟傑出在哪裡？但是作為時代驕子的曾國藩、李鴻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實成功地鎮壓了叛亂，恢複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興了王朝的治國精神，這可以說是事實俱在。
他們建立起來的勇營肯定不屬于清朝的舊軍制，這時卻可以與旗兵和綠營軍相匹敵。
但勇營仍是清帝批準建立的，同樣忠君，并且這時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
在這一實力基礎上，清帝仍繼續利用由于長期公認的正統地位而産生的有利條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權封賜功名，批準獎賞，敕建紀念碑和祠廟；他也是任命下至知縣一級官僚的唯一權威。
盡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調整，固有的制度仍繼續存在。
宋代的理學繼續得到慈禧太後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為抗衡實用主義的恭親王力量的手段，另一個原因是用它來延續國家與文化的實質，這種實質正是清朝統治階級領導成就的标志。
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直至撚軍戰争終結的18年中，北京的會試及鄉試一次也沒有停辦過。
此外，有三年在全國範圍安排了恩科會試和鄉試。
在叛亂盛行地區的鄉試當然被迫中斷了，隻有在山西省，這些名義上三年一次的考試才未受影響。
湖北省推遲過1次，四川、河南和山東推遲過2次，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和陝西3次，湖南和江南4次，廣西5次，貴州和雲南6次。
但一有可能，就計劃和舉行專門的補考。
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舉行補考。
按規定應在南京舉行的江蘇、安徽兩省補考于1859年在杭州舉辦，那時帝國的勝利還相當渺茫。
[132]由于鄉試功名最後能使人獲得官職，這些及時舉辦的補考使士子們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
不但考試盡可能按期進行，到1870年幾乎所有中斷的考試都已補齊。
可是在此期間，大部分官員的質量下降了。
清王朝沿用前幾代皇帝的舊例，不但照常捐賣監生功名和一些官銜職稱，而且捐賣實授官職，甚至也賣知縣職位。
巡撫們僅就&ldquo軍功&rdquo也已經在推薦候補人了。
在全帝國将近1290個縣中約有512個縣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後，捐納的知縣大緻增加了一倍，其數相當可觀。
[133] 實際上，許多成為知縣的低級生員，如果功名資格不與捐納相結合，無疑是當不成的；當然，有些甚至沒有生員功名而有才能的文人也是通過捐官發迹的。
但大部分捐納知縣的候選人被認為是城市商人，他們企圖通過浮收和其他盤剝形式來撈錢。
[134]這樣的弊病由于所有知縣的任期越來越短而更加嚴重了，他們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級官員的任期更短。
知縣的任期短暫隻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進一步腐化。
因為同治時期所恢複的制度中，有一項就是恢複基層官僚機器的決定性作用。
1868&mdash1870年任江蘇巡撫和為人非常謹慎的丁日昌認為，衙門胥吏的權力正在擴大。
胥吏的人數不但比知縣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條例和地方情況；他們之所以有權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級更長。
他說縣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則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孫則是世操此業。
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說，江蘇的胥吏&ldquo空缺&rdquo可由在職者出售，代價高達1萬兩，此數比捐納知縣的代價更高。
[135]洪亮吉（1746&mdash1809年）曾經估計，在18世紀一個縣有胥吏200&mdash1000名，人數視縣之大小而定。
而1862年的進士、山東人遊百川禦史估計，撚軍以後的時期，大縣有胥吏兩三千名，小縣至少三四百名。
此外，胥吏與差役相勾結，後者走鄉串村與地保（地方）聯系。
19世紀初，浙江省的一些縣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東的一個大縣至少有1000名。
1851年，鹹豐帝在一名禦史的奏折上批注道：&ldquo直隸、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縣何至盈千累百之多？&rdquo1870年以後時期的材料說明，一個村的一件殺人案要出動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進行調查的胥吏。
還必須招待就餐和緻酬。
[136]大部分知縣不得不依靠這批下屬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兩年内積累一筆資産。
這樣，成為這一世紀中期叛亂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習，顯然在這場大破壞中被保存了下來。
縣以下的事務，仍然是不學無術的吏役為了攫取權勢而與地方的名門大族不是勾結，就是傾軋。
但北京的确設法使省一級的官員主要由取得高級功名的文人來擔任，因為這些人對王朝的支持更為堅定。
現有的最完整的統計材料表明，[137]在同治時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級功名&mdash&mdash貢生或貢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這種百分比要比知縣的百分比大。
在督撫一級的領導層，清帝已經表現了靈活性。
一般說來，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見，即有&ldquo軍功&rdquo的人如擔任高級省職，仍需要相應的學術資格。
但到19世紀60年代為止，北京除了允許破格外，别無其他選擇。
典型的巡撫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駕馭軍人和征收厘金稅，此外，他通過某種考試還可能擔任過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這通常是擔任巡撫之職的墊腳石。
[138]湘軍将領成為巡撫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訓方（都是舉人）；劉長佑、曾國荃和李瀚章（都通過考試成為貢生）；劉蓉和劉坤一（都隻是生員）。
太平軍戰敗後，勇營将領擔任高級文官的人較少。
淮軍将領中有少數功名獲得者，其中隻有三人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們是劉秉璋（進士和翰林）、潘鼎新（舉人）和張樹聲（生員）。
随着剿撚戰争的結束，北京停止有&ldquo軍功&rdquo的候選人可以擔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們有正規的高級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條例規定的資曆。
[139] 清廷收斂了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同時堅信通過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培養成更可靠的省一級官員，它希望這樣做足以确保它的官僚機器的忠誠。
但清帝也有辦法迫使省巡撫和勇營将領放棄戰争年代的那種松弛習慣。
其中的關鍵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絕對權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财政資源的新辦法。
對最近因剿撚戰争而受破壞的地區，田賦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年1月24日結束）。
[140]但根據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員必須負責每年從這些地區的其他土地賦稅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項上繳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這種指令一反舊制。
随着許多省份的田賦和漕糧稅制的中斷，戶部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感到要估計每省掌握的多餘資金是越來越困難了。
按照慣例，各省對多餘資金的估計能使戶部逐年比較切合實際地估算出每省未來應負擔的任務，這種制度稱為&ldquo春秋撥&rdquo。
在對次年田賦的&ldquo冬估&rdquo（它由每省随同本省開支的報告上送）中，已經決定了&ldquo撥&rdquo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總數。
這個制度在太平軍叛亂爆發後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19世紀50年代決定甯可單憑主觀的估計，估計是根據戶部本身對每省财政狀況的粗略計算作出的。
在對太平軍和撚軍戰争的整個時期，清廷已從某些省份的特定财源中抽款作為&ldquo協饷&rdquo，撥給其他有軍事開支的省份。
為了滿足北京自身開支的需要，清廷這時還采用了攤派辦法。
它在1863年開始施行，那時有幾個省被分攤每年的固定份額作為它們上繳的傳統京饷（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算）。
1868年後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關都已攤派了京饷的款額，一年按期可以征得總數800萬兩。
不久，又規定在各省開征其他專款，以應京師的特殊需要。
[141] 北京怎麼才能夠保證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繳呢？從這裡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員這一毋庸置疑的特權的重要性了。
因為督、撫的任期從來不固定。
除了像李鴻章和左宗棠那些與為王朝效忠的軍隊有特殊關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撫的主要職責就是維持秩序，以及為清帝或帝國在各省的軍費開支籌措經費。
[142]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們常常忽視這個事實：如果省一級長官不能上繳他分攤的收入，北京能夠不費力地撤換他。
在鹹豐和同治時期，總督和巡撫的平均任期非常短。
鹹豐時期約87.5%的巡撫和同治時期60.4%的巡撫的任期不到三年。
鹹豐時期73%的總督和同治時期52%的總督任期也不到三年。
[143]清帝在決定撤換或調動督、撫時，解繳稅收的能力是主要的考慮标準。
1866年命令開征&ldquo固本京饷&rdquo新專款的上谕嚴厲地警告說：&ldquo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兩三月一解，總須按期趕到，不得稍有拖延。
如該督撫等任意遲逾三月不解，總由戶部指名嚴參，照贻誤京饷例議處。
&rdquo最近對劉坤一擔任江西巡撫之職（1865&mdash1874年）的研究指出，他之所以赢得恩眷，主要是因為他注意上解國家的收入。
[144] 由于這些壓力的結果，厘金稅收和關稅&mdash&mdash新商業稅&mdash&mdash收入都牢牢地置于清帝控制之下。
各商埠關稅的實際數字由赫德定期上報，該項收入的處理由清帝直接監管。
當然，在實際征收的厘金稅中，隻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級官員之手。
[145]但這部分稅收也處于清帝廣泛的權力範圍以内，因為畢竟隻有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撫。
到1869年，上報清帝的全國厘金收入為1460萬兩，此數仍超過全部關稅（包括通行稅共1000萬兩）。
由于清帝能決定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以及江蘇和湖北兩省巡撫等職的人選，所以對财源的間接控制還能使李鴻章的淮軍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
1870&mdash1871年的淮軍軍費每年達700萬兩，其中38%來自江蘇省的厘金稅收入，29%來自上海和漢口的海關，15%來自其他省份的&ldquo協饷&rdquo，所餘主要由江蘇和湖北省庫撥付，[146]這與剿撚戰争的最後幾年相似。
清帝為了繼續表示全力支持李鴻章.1868年初任命李鴻章之友丁日昌為江蘇省巡撫。
1868年9月，當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時，李鴻章的同科進士閩浙總督馬新贻（1821&mdash1870年）被任命為兩江總督。
清帝顯然極為倚畀李鴻章，視之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
1867年當剿撚戰争快結束時，李鴻章已被任命為駐湖廣總督，他在1869年1月才來到武昌，但在11月又奉召去四川調查吳棠總督被參劾貪污的案件。
李鴻章在四川時，還負責處理川、貴兩省爆發的反基督教案件。
1870年2月，他奉命去貴州負責征剿那裡的叛亂者。
但在3月中旬正當李鴻章在準備他的西南遠征時，他又奉召去陝西與回民作戰，那時左宗棠在全力對付甘肅省的叛亂者。
李鴻章于5月到達陝西；他似乎命裡注定要協助鎮壓第三次大叛亂了。
但是在6月，所謂的天津教案增加了與法國作戰的可能性（見第十章），于是他又奉命率領其大部分軍隊立即返回直隸省。
8月29日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接替在患病的曾國藩。
清帝對李鴻章的恩寵與日俱增，他也多次為國效勞和用其他方式來報答這種恩遇。
芮瑪麗指出：&ldquo李鴻章終其身的那個時代，更像是太平軍以前欽差大臣奉命來回奔波的時代，而不像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時代。
&rdquo[147] 那麼，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是否很像太平天國前幾十年的中國呢？當然，不能夠忽視範圍更廣的外部世界，即李鴻章要全力對付的那個&ldquo民族力量日益擴張的兇惡的新世界&rdquo。
對他在這方面的表現不管你想怎麼說，他本人以及他開始懂得與華爾和戈登一起去争取的西方武裝确實給保衛北京本身的那個省帶來了安甯&mdash&mdash或者毋甯說，有力地制止了混亂。
李鴻章也不是用武力強行維持國内秩序的唯一官員。
在山東和河南，新勇營已在不斷發展，同時又像直隸省那樣，兩省還獨立地大力把綠營軍重新訓練成所謂的練軍。
巡撫丁寶桢效法直隸的曾國藩，在1869年10月得到清帝批準，改組有1.4萬名士兵的山東綠營軍，遣散了大批疲而弱者，并對較精悍的進行訓練。
1872年河南巡撫上奏說，他已向由地方官或派往該地的将領監督的綠營軍&ldquo營汛&rdquo灌輸了力量，從而能找出潛藏的奸盜。
[148]與日益注意到中國國際關系的李鴻章不同，這些巡撫更關心維持國内秩序和籌集财源等重大任務。
當然，巡撫和總督還有提高學術、移風易俗和整饬吏治的任務。
這些都是鹹豐和同治時期的上谕中三令五申的理學要務。
但事實上，注重八股文的科舉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力量。
官紳在府縣所辦的書院除了培養少數擅長寫華麗空洞的韻文的優秀學者外，很少有其他成績。
為了鼓勵紳商平民為戰争捐款，清帝自1853年起就批準了長期增加各省地方上生員的名額。
到1871年當不能再聽任長期增加生員名額時，在每年的府學考試中生員的全國限額已增加了20%&mdash&mdash從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
但在省一級每三年的鄉試中，錄取士子的全國限額保持在1851年的1770人這一數字以下&mdash&mdash1881年下降至1254人，但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又恢複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
（例如，在1881年，江蘇和安徽二省舉人的名額隻有114人，山東省60人，廣東省72人。
）[149]為了幫助有前途的考生（包括那些已有低級功名但準備參加高級考試的人），認為有必要增設書院。
現有的研究材料說明，在同治時期，直隸省成立了29所這樣的書院（它們或是新設，或是在廢棄舊書院基礎之上成立的），而在道光時期成立了37所，鹹豐時期成立了10所。
在廣東省，道光、鹹豐和同治在位時成立的新書院分别為46所、28所和31所。
[150]這樣，另一個戰前的制度得到了恢複。
但是，生員名額增加20%一事，意味着新書院甚至不得不更加注意練習寫八股文，可是學生甚至對從中挑選片言隻語作為文章題目的《四書》的意義也不很了解。
每個書院通常隻能收10&mdash15名學生，超過百名的極少，這就進一步限制了它們的作用。
道光年間各省高級官員不時籌措捐款，在省會或其他大城市興辦從事真正學術研究的書院。
這種專門書院通過傑出的學者來領導，對學術空氣能産生相當大的影響。
1840年後的16年，陳澧（1810&mdash1882年）擔任了廣州學海堂的山長（見第六章）。
1858年，當英軍占領廣州迫使陳澧逃離時，他已經出版了在以後幾十年中有着深遠影響的《漢儒通義》。
他雖然長期住在廣州，但很少談到當時城内外國人的挑戰，不過他在1858年寫的文章确實提到了國内施政不當的問題，例如他說過：&ldquo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
&rdquo陳澧是學海堂創辦人阮元（1764&mdash1849年）所創漢學派的一位學者，他認為，務必不要以為重視訓诂考據就是忽視&ldquo義理&rdquo，這比阮元走得更遠。
雖然不應放棄實證的訓诂學，但也應研究經學内包含的道德倫理意義；但陳澧又認為，漢、唐、宋曆代大學者已對經學作了權威而透徹的解釋。
他雖然給予程朱理學以應有的尊重，但斷言宋代哲學家本身的哲學理論卻不如他們的注疏那樣有價值。
盡管陳澧非常愛好訓诂考據，卻仍持通常的見解，認為漢代甚至唐代學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經籍中的真谛。
因此，與經學本身及宋代的注疏一樣，他們的各種注疏對學者也有幫助。
事實上對大部分學者來說，集中研究某一種經書，再輔以标準的注疏，要比浏覽許多古典經籍更為可取。
使人感到矛盾的是，陳澧就這樣把自己嚴謹的訓诂考據與古代經學中近乎神秘的信仰結合起來了。
[151]在整個同治時期，當陳澧繼續在重建的學海堂任教并主管了一個從事高級學術的新書院（1867年廣州鹽政使創辦的菊坡精舍）時，他的影響迅速擴大。
他提出關于隻習一經而再輔以注疏的主張，本質上就是1863年的進士和1873&mdash1876年的四川學政張之洞這個年輕人，應用于他在四川省創辦的一所新書院的宗旨。
[152] 同治時期的學術界中，在1864年被李鴻章任命為蘇州正誼書院山長的馮桂芬（1809&mdash1874年）代表了另一種傾向。
當1863年他在江蘇推行田賦改革時，事實上他已有了一項較全面而激進的改革計劃。
他在1840年成為翰林前曾當過江蘇省某些官員的幕友達七年之久，他最初隻是一名知縣的幕友。
他主張研究經世緻治國之道，推崇顧炎武論述地方吏治和社會問題的文章。
到1861年末，他完成了40篇文章并彙編成集，名為《校邠廬抗議》。
[153]他所提出的具體改革要比魏源激進得多（見第三章）。
他對西方國家的力量和制度的贊賞更甚于魏源。
魏源對旨在使國家富強的行政和軍事效能似乎已有一種準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馮桂芬應付西方侵略挑戰的心情雖然與魏源同樣迫切，但他還關心着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小自耕農的福利，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是社會的支柱。
他的論文無情地抨擊了造成嚴重弊端的頑固的清代制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場上驚人的繁文缛節、受人蔑視但能發财緻富的衙門吏役、捐納官職現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賦稅等。
他的激進建議中有這樣一條：以稱為&ldquo幕職&rdquo的文人（選自在鄉試中不幸落第的生員）來代替全部衙門胥吏。
為了激勵這類屬員能有良好的表現和行為，他們在職九年後應有機會升入仁宦正途。
馮桂芬還進一步提議，縣以下基層機構中那些甚至沒有小紳士地位的&ldquo董&rdquo，應由村民用片楮選出。
&ldquo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
&rdquo這類民選官員支領月俸，每
他親自率領第六旗，旗上有龍鳳标志。
1862年12月，他自立為&ldquo大漢德主&rdquo。
城内的學宮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幾間房間作&ldquo軍機處&rdquo。
一個小型的官僚機器形成了，裡面至少有兩名學者，即一名生員和一名舉人。
[108] 面臨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華北平原的衆多自立為王的起事，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親王成了一個忙人。
1862年的大部分時間内他在河南和安徽進行征剿，并在撚軍根據地正北的毫州赢得了一次決定性的勝利，于是渦河兩岸的撚軍開始投降。
他在清帝的催促下向南挺進，在年底遭到張樂行和其他撚軍首領的猛烈抵抗。
據說在一次大戰中約有20萬撚軍參戰，但最後是張樂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圍。
被認為是信仰白蓮教的撚軍首領劉玉淵戰死，有幾名大首領投降。
[109]張樂行在1863年底被俘。
撚軍的根據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領，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幾個重要城市。
但山東局勢是如此嚴重，對直隸省的威脅如此之大，以緻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東。
僭号的劉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單中是第一名。
僧格林沁率領步兵3000和騎兵4000到達淄川，在靠城牆處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壘，并用重達5000斤的大炮轟擊建築物和街道。
8月初，劉德培從挨餓的城市帶300名士兵突圍，但被趕上，他自盡而死。
[110] 王朝所器重的這位将領又轉向了白蓮池的鄒縣教派叛亂者，在那裡他顯示了圍城戰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繼朋的要塞周圍構築壁壘，然後于9月間進行全面攻擊。
防守垮後，随之是對約3萬名教徒的一場屠殺，宋繼朋本人也不能幸免。
親王然後又去追擊宋景詩，後者在1863年5月又叛變了官軍，并召集他的7000名黑旗兵在堂邑縣他老家附近構築要塞。
當時這一地區的一名學者寫道，村莊中留下的壯丁很少，據說由宋景詩指揮的響馬&ldquo不特不擄掠，反以财物與之&rdquo；這與1951&mdash1952年北京學者所訪問的當地老農的證詞是一緻的。
[111]僧格林沁在開始時被打敗，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欽命派遣的一營外國人訓練的軍隊&mdash&mdash天津洋槍隊，才解除了危局。
宋景詩的部隊在10月中被擊潰，宋本人失蹤，以後隻是在謠傳和傳說中才重新提到他。
這位蒙古親王在完成了保衛山東和直隸的主要任務以後，随即在11月經河南前往安徽去對付那個反複無常的&ldquo團練首領&rdquo苗沛霖。
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誠，但當他的恩主勝保因渎職和行為不檢而在1863年初被撤職時，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穩了。
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擲，再次叛變，他占領了淮河邊的幾座城市，并且圍攻在原來撚軍地盤中心的蒙城。
安徽和河南省的幾支軍隊參戰，由僧格林沁的騎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擊敗并戰死。
戰争的第二階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現了一支新的撚軍，其戰鬥力之強以及戰術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東追擊它的僧格林沁連吃敗仗并最後喪了命。
撚軍的力量發展到了新的高峰。
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現代武器裝備的李鴻章的淮軍，在幾次大戰中也被新撚軍擊潰。
學者們認為發生這一驚人變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試圖解南京之圍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軍參加了撚軍。
1864年3月，這些太平軍和撚軍的首領決定組成四支别動部隊，每隊由撚軍和太平軍将領聯合指揮。
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軍隊拟定由太平軍的&ldquo遵王&rdquo賴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國&ldquo梁王&rdquo封号的張宗禹聯合率領。
江地和羅爾綱都認為，正是太平軍的影響才使撚軍從此由正規的和永久性的（而不是&ldquo亦農亦兵&rdquo的）軍隊組成，并且這些部隊還有了更集中的領導和撚軍得以聞名的高超騎術。
[112]但是正如張珊所總結的那樣，這個假設勢必被合肥曆史讨論會上提出的有着充分文獻根據的觀點所修正，因為張珊指出，賴文光的殘餘部隊人數很少，而且騎馬也從來不是太平軍的特長。
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撚軍的旗制在1863年後還繼續實行，而且持續到撚軍運動結束時為止，而太平軍一套組織術語顯然沒有被撚軍和太平軍的聯軍所使用。
[113] 不管怎麼說，撚軍由于再也守不住自己的老巢而經常流竄，因此不得不特别注重騎術。
張宗禹雖然在1863年6月收複了雉河，但在8月份決定&ldquo空其巢&rdquo并回到河南南部。
大批撚軍帶着家眷，有的甚至帶着同族的人追随他前往。
李鴻章後來說：&ldquo撚以走為業&hellip&hellip大率親族男女偕行，窮年奔竄，練成猾勁。
&rdquo[114]撚軍事實上已成為專業性的流寇。
在1863年末，單由張宗禹率領的部隊據說已超過萬人，其中有數千名騎兵。
此後，數量比太平軍騎兵多得多的撚軍騎兵前往湖北。
追趕撚軍和太平軍新别動隊而到湖北的僧格林沁更加擔心的是撚軍而不是太平軍。
他這時擁有5000多匹馬。
1865年5月，在不斷追擊敵人達兩月之久以後，這位親王在山東省西南的曹州附近中了撚軍一次巧妙的伏擊而身亡。
他死後隻剩下2000匹馬還在官軍的手中。
他部下的許多滿洲騎兵實際上已攜馬潛逃，投奔了撚軍。
[115] 曆史學家通常認為清廷剿撚之戰的轉折點是1865年5月25日任命曾國藩為鎮壓撚軍的欽差大臣，這是僧格林沁死後五天的事。
對這位老政治家的新任命表明清廷充分認識到北京自身的安全這時要依靠漢族官員了。
在1860&mdash1861年，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巡撫已由漢人擔任。
1863年，剛被擢升為駐紮廣州的總督、前湘軍将領劉長佑轉任直隸總督，這個職務是很少由漢人來擔任的。
曾國藩擔任了擁有安徽、山東和河南三省軍權的欽差大臣是這一趨勢的标志。
李鴻章所指揮的仍有6萬名之衆的淮軍以及在曾國藩麾下效勞的李鴻章的将領，這時是王朝安全的保障。
三十多營淮軍此時奉命向山東省疾進。
6月6日，李鴻章派約6000名士兵乘四艘輪船和五艘西洋帆船前往天津，裡面有1000名步槍手和炮手，他們擁有戈登的一些大炮，并在上海附近受過英國人的訓練。
現代武器顯然壓倒了撚軍的騎兵。
據李鴻章的一名将官回憶當時的情景：&ldquo悍賊奄忽而至，馳驟如風雨&rdquo，但被&ldquo連環槍炮&rdquo所阻，而且實際上被擊潰了。
[116] 許多曆史學家曾把撚軍的失敗歸因于曾國藩在1865&mdash1866年制定的政策&mdash&mdash首先，用籠絡百姓及圩主的辦法來控制皖北的圩寨。
[117]他懸賞搜集撚軍首領的情報，并寬恕那些因貧困或受裹脅而偶然跟從撚軍的人。
他要圩寨堅守壁壘和保護裡面的百姓及其牲畜糧秣，使之不落入撚軍之手，這是傳統的&ldquo堅壁清野&rdquo戰略。
新的圩寨村長由居民提名，知縣批準，欽差大臣親自發給職銜執照。
村長然後不但編制倡首為敵者及&ldquo甘心從逆&rdquo者的&ldquo莠民冊&rdquo，而且編制包括&ldquo自新&rdquo的原撚軍追随者和&ldquo全未從匪者&rdquo的&ldquo良民冊&rdquo。
取得&ldquo良民&rdquo身份必須有五戶願在村長前為他具結擔保，而村長則向知縣具結。
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進行，曾國藩專門派人充當他的&ldquo委員&rdquo去撚軍大批出沒的村莊調查，并與知縣和&ldquo耆紳&rdquo咨商，查獲并清除了隐藏的活動分子。
到1866年8月，經過13個月的工作後，蒙城有59名撚軍&ldquo慣匪&rdquo，毫州有46名，颍州有5名被捕和處決，惟徐州一名未獲。
有些委員僅作了調查姿态。
他們既未得到知縣也未得到&ldquo耆紳&rdquo的合作。
在許多地方，新的村長是經過改頭換面的原來的&ldquo圩主&rdquo，隻不過沒有再被認出是撚軍罷了。
曾國藩因一些&ldquo莠民&rdquo實際上就是綠營士兵而感到震驚，同時對有些委員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失望。
[118] 曾國藩&ldquo調查&rdquo圩寨的結果不論在哪一方面說都不是有成效的，因為撚軍在1865年7月已經離開他們的老窩，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的失蹤，再加上帝國軍隊的日益加強，基本上說明了在俠盜的這些舊巢窟中又恢複了舊秩序。
在曾國藩指揮剿撚戰争的17個月中，他還被認為對清廷的勝利貢獻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實施封鎖的戰略。
他在1865年7月提議，他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追擊撚軍，而應守住四個關鍵基地，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甯和河南的周家口。
一年後，即在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提出要選擇一些航道作為自然屏障，來限制叛亂者的活動。
最早論述&ldquo畫河圈地&rdquo的人可能是一度當過曾國藩幕僚的趙烈文，他把李鴻章最後戰勝撚軍的原因歸之于曾國藩的戰略，而羅爾綱等人是贊同這種意見的。
[119]但這種說法把問題搞亂了。
因為曾國藩的河流封鎖戰略是利用軍隊以及河流、河壩和運河來阻止撚軍進入重要的、但防守薄弱的地區，而李鴻章後來在1867&mdash1868年實施的戰略可以用他自己所說的&ldquo覓地兜圍&rdquo這個詞來描述則更為恰當。
他更多地利用騎兵和大炮來包圍撚軍，同時依靠河流和運河來阻止他們的逃竄。
曾國藩從江蘇徐州派軍守衛4個省的13個府，它們是通向直隸省和北京的必經之地。
撚軍騎兵這時依靠自己的機動性更甚于依靠民衆的支持，這是因為清廷在華北部署了新的地方軍隊，民衆起義的次數少得多了。
因此，剿撚戰争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是撚軍的運動速度和巧妙的戰術與清軍&mdash&mdash特别是淮軍&mdash&mdash擁有現代武器的對應優勢兩者的較量。
曾國藩估計撚軍騎兵每日能馳騁150裡。
在1866年6月，他注意到撚軍仍缺乏火藥武器。
他自我安慰道，&ldquo槍炮傷人較多，究非撚匪所可及&rdquo。
曾國藩認為，撚軍強烈地希望進入繁榮的山東沿海區。
賴文光認為太平軍的最大失策是攻打上海，破壞了他們與外國人達成的和平協議。
也許賴文光在1866&mdash1867年希望與西方人友好接觸并在芝罘取得他們的武器。
1866年5月撚軍企圖進入山東，但被劉銘傳擊退，撚軍的騎兵遭到了他麾下的主要炮手畢乃爾（法國人，此時改隸清朝并當了總兵）的炮擊。
曾國藩建議沿運河建造河堤和設置木制障礙，并在一些地方挖深河道，使撚軍不能越過。
他在7月間把大本營移至河南的周家口後，提議要河南也設置河防。
軍隊要守衛兩條實際上連接的河道（颍河和賈魯河），它們組成了一條從淮河幾乎直達黃河的航線。
他希望切斷撚軍進入東部平原的途徑，使剿撚更加有力。
曾國藩的戰略計劃迅速被北京批準，但它不到兩個月就落了空；同時也說明他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9月24日，全部撚軍在三個最高頭目張宗禹、任柱和賴文光的率領下越過開封以南單薄的障礙，迅速東移，進入山東。
10月1日曾國藩提出讓在南京的代理總督李鴻章暫駐徐州，以便激勵山東的淮軍将領更加努力作戰。
他認識到，李鴻章與劉銘傳等真正的軍人打交道，能比自己更見成效。
他還提出，要讓1866年3月以來任湖北巡撫的兄弟曾國荃在河南的戰事中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他在緻李鴻章的機密信中說：&ldquo賊匪之日集日多，愈擊愈悍。
窮民圩破，從之如歸，則流寇之禍殆不知其所終極。
&rdquo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滅亡。
曾國藩的戰略已經失敗，他隻能再使用他那舊的和經過試驗的辦法。
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鴻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國荃。
[120] 在這關鍵時刻，淮軍将領劉銘傳和潘鼎新兼用騎兵和大炮，把撚軍拒于山東之外，并在因小說《水浒傳》聞名的匪巢梁山訓練使用英制的大炮。
撚軍戰敗後，其首領在10月20日至23日作出了極為重要的決定。
賴文光和其他頭目打算重返山東，張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經河南直奔陝西，這樣就分成了東西兩支人馬。
張宗禹之所以啟程前往陝西，是因為那裡的東幹回民之亂還在繼續，他希望找到一個新根據地。
[121] 賴文光和自封為&ldquo魯王&rdquo的撚軍首領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東，并于1867年1月侵入湖北。
也許他們想仿效明末的叛亂者而進入四川。
但是，如果真是這樣，他們對騎兵的依賴就把他們拴在平原上了。
他們打算渡過漢水，但在2月份遭到慘敗，于是在湖北放棄了他們的計劃而後撤，6月份卻又成功地突入運河以東的山東省。
[122] 同時，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國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辭呈，任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
李鴻章擔任新統帥後，采用了在江蘇建立的财政制度，[123]并且使用了現代武器和總數達4900人的騎兵（大部分來自察哈爾和滿洲）。
亞洲腹地騎兵和歐洲武器的結合，使流寇感到有壓力了。
山東的東撚在6月30日抵達芝罘附近，北京為之震驚。
地方官請外國人援助，于是200名英、法海軍陸戰隊應邀準備保衛這一商埠。
美國駐芝罘的領事發現撚軍仍是一支有紀律的部隊：&ldquo他們并不殺傷人，除非遭到抵抗。
&rdquo賴文光顯然取得少數外國人的援助并擁有少量滑膛槍，但僅此而已。
[124] 就李鴻章而言，在豫、皖兩省巡撫所派官兵的緊密合作下，在運河設置了外圍封鎖線。
在山東巡撫丁寶桢的勉強幫助下，又企圖在膠萊河上設置内層封鎖。
當丁寶桢的一個将領守衛的那部分膠萊河失守時，李、丁二人都受到嚴厲指責。
但叛亂者被迫退入蘇北，并于11月份在那裡再次戰敗。
撚軍不斷企圖突破運河的封鎖，但都未能得逞。
最後，任柱手下的一名&ldquo營将&rdquo受李鴻章重賞的誘惑而暗害了任柱。
12月，撚軍殘部在離山東北部沿海不遠的河被徹底打敗。
賴文光逃到江蘇揚州，在1868年1月被俘和處死，他至死驕頑不悟。
[125] 随着遲早總要代替地方民團的省級軍隊的成長，帝國在各地方上的統治同時得到恢複。
改編山東省一級軍隊時，湘軍的訓練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軍，總數約兩萬人，尚未包括1500名滿洲騎兵。
[126]這些擴充的省軍開始剝奪地方團練經理自行征收費用的權力。
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規定，在山東、河南和直隸三省，隻有那些&ldquo官為經理&rdquo的民團才準許繼續存在。
按照清帝批準的這一制度，1866&mdash1867年在沿運河的山東省各城市成立了許多&ldquo團營&rdquo。
&ldquo團長&rdquo可由紳士擔任，但應聽命于省級将領并由地方經管官員發饷，同時地方官員又設法通過其基層官僚機器來恢複稅制。
[127] 東撚在山東正被殲滅時，西撚卻遠在陝西。
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張宗禹狠狠地打敗了陝西巡撫的部隊，4月份又會同東幹回民攻打西安。
但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對付撚軍的先撚後回、先陝後甘的策略。
10月，撚軍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現在的延安更遠的地方。
12月，張宗禹率領1.7萬軍隊（大部分為騎兵）渡過了黃河的冰凍區而進入山西。
[128]到1868年1月初，他進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到了直隸省境内。
2月3日，即張宗禹離開陝北後的七個星期，他已經逼近離北京約80英裡的直隸省府保定。
清帝這時動員了京畿的精銳部隊；他賞罰兼施，以此來激勵鄰近諸省的軍隊。
由醇親王率領并已擴充到近兩萬人的神機營留守京都。
其他部隊被動員進擊，而新成立的山東軍以及在1866年改編的勇營&mdash&mdash豫軍，迫使撚軍再向南後撤。
[129]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東南的黃河之間的危險，張宗禹率全軍向東北突圍，在4月進入山東。
張宗禹渡過運河的行動是緻命的，因為這可使官軍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黃河、西面的運河和東面的大海來實施封鎖的戰略。
5月16日，李鴻章奉命限期一個月消滅撚軍，否則将受懲辦。
5月21日，他與追擊撚軍來到直隸并在那裡全面指揮數省軍隊的左宗棠會面，商定了進行&ldquo長圍&rdquo的戰略。
這戰略旨在保衛從天津至黃河約400英裡的運河，它需要10萬多名軍隊才能進行守衛。
但李鴻章自己的軍隊連同山東和河南兩支軍隊隻能湊集約8萬人，因此隻能在兩岸建立&ldquo長牆&rdquo。
李鴻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衆對官軍懷有敵意，用軍隊強逼百姓來營造長牆會引起災難。
李鴻章除了命軍隊造牆外，還想出了&ldquo民捐民辦&rdquo的制度。
紳士們得到了欽賜封号的諾言，平民則獲準免稅。
由于依靠&ldquo民力&rdquo，運河以西的直隸部分長牆在6月初完成，山東省的部分則在6月份稍後時竣工。
[130]這時淮軍迫使從直隸撤出的全部撚軍進入山東北部的包圍圈。
7月，張宗禹遭慘敗，大批撚軍這時響應了李鴻章投誠的号召。
8月16日，張宗禹跳入徒駭河失蹤。
撚軍運動至此全部被鎮壓下去了。
對中興的透視 自從太平軍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14年中，人們不但看到了王朝幸存下來，還看到了清朝政體的主要特征也恢複原狀。
由于一位現代史學家的才能，&ldquo中興&rdquo一詞取得了适合這一時期的更确鑿的意義。
芮瑪麗在論及&ldquo中興&rdquo時說：&ldquo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于死裡求生，再延續了60年。
這就是同治中興。
&rdquo[131] 今天一些對舊中國不很同情的學者可能沒有芮瑪麗的那種熱情，或者可能提問：這些政治家究竟傑出在哪裡？但是作為時代驕子的曾國藩、李鴻章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實成功地鎮壓了叛亂，恢複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興了王朝的治國精神，這可以說是事實俱在。
他們建立起來的勇營肯定不屬于清朝的舊軍制，這時卻可以與旗兵和綠營軍相匹敵。
但勇營仍是清帝批準建立的，同樣忠君，并且這時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
在這一實力基礎上，清帝仍繼續利用由于長期公認的正統地位而産生的有利條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仲裁人，有權封賜功名，批準獎賞，敕建紀念碑和祠廟；他也是任命下至知縣一級官僚的唯一權威。
盡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調整，固有的制度仍繼續存在。
宋代的理學繼續得到慈禧太後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為抗衡實用主義的恭親王力量的手段，另一個原因是用它來延續國家與文化的實質，這種實質正是清朝統治階級領導成就的标志。
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直至撚軍戰争終結的18年中，北京的會試及鄉試一次也沒有停辦過。
此外，有三年在全國範圍安排了恩科會試和鄉試。
在叛亂盛行地區的鄉試當然被迫中斷了，隻有在山西省，這些名義上三年一次的考試才未受影響。
湖北省推遲過1次，四川、河南和山東推遲過2次，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和陝西3次，湖南和江南4次，廣西5次，貴州和雲南6次。
但一有可能，就計劃和舉行專門的補考。
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舉行補考。
按規定應在南京舉行的江蘇、安徽兩省補考于1859年在杭州舉辦，那時帝國的勝利還相當渺茫。
[132]由于鄉試功名最後能使人獲得官職，這些及時舉辦的補考使士子們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倒向清朝。
不但考試盡可能按期進行，到1870年幾乎所有中斷的考試都已補齊。
可是在此期間，大部分官員的質量下降了。
清王朝沿用前幾代皇帝的舊例，不但照常捐賣監生功名和一些官銜職稱，而且捐賣實授官職，甚至也賣知縣職位。
巡撫們僅就&ldquo軍功&rdquo也已經在推薦候補人了。
在全帝國将近1290個縣中約有512個縣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後，捐納的知縣大緻增加了一倍，其數相當可觀。
[133] 實際上，許多成為知縣的低級生員，如果功名資格不與捐納相結合，無疑是當不成的；當然，有些甚至沒有生員功名而有才能的文人也是通過捐官發迹的。
但大部分捐納知縣的候選人被認為是城市商人，他們企圖通過浮收和其他盤剝形式來撈錢。
[134]這樣的弊病由于所有知縣的任期越來越短而更加嚴重了，他們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級官員的任期更短。
知縣的任期短暫隻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進一步腐化。
因為同治時期所恢複的制度中，有一項就是恢複基層官僚機器的決定性作用。
1868&mdash1870年任江蘇巡撫和為人非常謹慎的丁日昌認為，衙門胥吏的權力正在擴大。
胥吏的人數不但比知縣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條例和地方情況；他們之所以有權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級更長。
他說縣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則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孫則是世操此業。
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說，江蘇的胥吏&ldquo空缺&rdquo可由在職者出售，代價高達1萬兩，此數比捐納知縣的代價更高。
[135]洪亮吉（1746&mdash1809年）曾經估計，在18世紀一個縣有胥吏200&mdash1000名，人數視縣之大小而定。
而1862年的進士、山東人遊百川禦史估計，撚軍以後的時期，大縣有胥吏兩三千名，小縣至少三四百名。
此外，胥吏與差役相勾結，後者走鄉串村與地保（地方）聯系。
19世紀初，浙江省的一些縣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東的一個大縣至少有1000名。
1851年，鹹豐帝在一名禦史的奏折上批注道：&ldquo直隸、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縣何至盈千累百之多？&rdquo1870年以後時期的材料說明，一個村的一件殺人案要出動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進行調查的胥吏。
還必須招待就餐和緻酬。
[136]大部分知縣不得不依靠這批下屬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兩年内積累一筆資産。
這樣，成為這一世紀中期叛亂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習，顯然在這場大破壞中被保存了下來。
縣以下的事務，仍然是不學無術的吏役為了攫取權勢而與地方的名門大族不是勾結，就是傾軋。
但北京的确設法使省一級的官員主要由取得高級功名的文人來擔任，因為這些人對王朝的支持更為堅定。
現有的最完整的統計材料表明，[137]在同治時期，65.9%的知府取得高級功名&mdash&mdash貢生或貢生以上；此外，任期三年以上的知府的這種百分比要比知縣的百分比大。
在督撫一級的領導層，清帝已經表現了靈活性。
一般說來，清帝同意吏部的意見，即有&ldquo軍功&rdquo的人如擔任高級省職，仍需要相應的學術資格。
但到19世紀60年代為止，北京除了允許破格外，别無其他選擇。
典型的巡撫是一名文官，他能成功地駕馭軍人和征收厘金稅，此外，他通過某種考試還可能擔任過省内的按察使或布政使，這通常是擔任巡撫之職的墊腳石。
[138]湘軍将領成為巡撫的人中有左宗棠、唐訓方（都是舉人）；劉長佑、曾國荃和李瀚章（都通過考試成為貢生）；劉蓉和劉坤一（都隻是生員）。
太平軍戰敗後，勇營将領擔任高級文官的人較少。
淮軍将領中有少數功名獲得者，其中隻有三人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按察使或布政使，他們是劉秉璋（進士和翰林）、潘鼎新（舉人）和張樹聲（生員）。
随着剿撚戰争的結束，北京停止有&ldquo軍功&rdquo的候選人可以擔任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做法，除非他們有正規的高級功名，或者符合文官條例規定的資曆。
[139] 清廷收斂了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同時堅信通過正途上升的士大夫可以培養成更可靠的省一級官員，它希望這樣做足以确保它的官僚機器的忠誠。
但清帝也有辦法迫使省巡撫和勇營将領放棄戰争年代的那種松弛習慣。
其中的關鍵在于清帝具有任命官僚的絕對權威，以及他有抽取各省财政資源的新辦法。
對最近因剿撚戰争而受破壞的地區，田賦豁免到同治六年（1868年1月24日結束）。
[140]但根據北京的指令，各省官員必須負責每年從這些地區的其他土地賦稅和厘金中抽出不同名目的款項上繳北京和解交其他省份，這種指令一反舊制。
随着許多省份的田賦和漕糧稅制的中斷，戶部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感到要估計每省掌握的多餘資金是越來越困難了。
按照慣例，各省對多餘資金的估計能使戶部逐年比較切合實際地估算出每省未來應負擔的任務，這種制度稱為&ldquo春秋撥&rdquo。
在對次年田賦的&ldquo冬估&rdquo（它由每省随同本省開支的報告上送）中，已經決定了&ldquo撥&rdquo往北京或其他省份的總數。
這個制度在太平軍叛亂爆發後不再可靠，于是清廷在19世紀50年代決定甯可單憑主觀的估計，估計是根據戶部本身對每省财政狀況的粗略計算作出的。
在對太平軍和撚軍戰争的整個時期，清廷已從某些省份的特定财源中抽款作為&ldquo協饷&rdquo，撥給其他有軍事開支的省份。
為了滿足北京自身開支的需要，清廷這時還采用了攤派辦法。
它在1863年開始施行，那時有幾個省被分攤每年的固定份額作為它們上繳的傳統京饷（在此以前由每省逐年作出估算）。
1868年後不久，所有省份和大部分新海關都已攤派了京饷的款額，一年按期可以征得總數800萬兩。
不久，又規定在各省開征其他專款，以應京師的特殊需要。
[141] 北京怎麼才能夠保證這些估算的收入能迅速地和大部分上繳呢？從這裡可以看到清帝具有任命官員這一毋庸置疑的特權的重要性了。
因為督、撫的任期從來不固定。
除了像李鴻章和左宗棠那些與為王朝效忠的軍隊有特殊關系的人以外，其他各省巡撫的主要職責就是維持秩序，以及為清帝或帝國在各省的軍費開支籌措經費。
[142]研究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們常常忽視這個事實：如果省一級長官不能上繳他分攤的收入，北京能夠不費力地撤換他。
在鹹豐和同治時期，總督和巡撫的平均任期非常短。
鹹豐時期約87.5%的巡撫和同治時期60.4%的巡撫的任期不到三年。
鹹豐時期73%的總督和同治時期52%的總督任期也不到三年。
[143]清帝在決定撤換或調動督、撫時，解繳稅收的能力是主要的考慮标準。
1866年命令開征&ldquo固本京饷&rdquo新專款的上谕嚴厲地警告說：&ldquo自奉文日起，或一月一解，或兩三月一解，總須按期趕到，不得稍有拖延。
如該督撫等任意遲逾三月不解，總由戶部指名嚴參，照贻誤京饷例議處。
&rdquo最近對劉坤一擔任江西巡撫之職（1865&mdash1874年）的研究指出，他之所以赢得恩眷，主要是因為他注意上解國家的收入。
[144] 由于這些壓力的結果，厘金稅收和關稅&mdash&mdash新商業稅&mdash&mdash收入都牢牢地置于清帝控制之下。
各商埠關稅的實際數字由赫德定期上報，該項收入的處理由清帝直接監管。
當然，在實際征收的厘金稅中，隻有一部分落到各省高級官員之手。
[145]但這部分稅收也處于清帝廣泛的權力範圍以内，因為畢竟隻有北京才能任命有大量厘金收入的省的督撫。
到1869年，上報清帝的全國厘金收入為1460萬兩，此數仍超過全部關稅（包括通行稅共1000萬兩）。
由于清帝能決定兩江總督、湖廣總督以及江蘇和湖北兩省巡撫等職的人選，所以對财源的間接控制還能使李鴻章的淮軍也置于清帝掌握之中。
1870&mdash1871年的淮軍軍費每年達700萬兩，其中38%來自江蘇省的厘金稅收入，29%來自上海和漢口的海關，15%來自其他省份的&ldquo協饷&rdquo，所餘主要由江蘇和湖北省庫撥付，[146]這與剿撚戰争的最後幾年相似。
清帝為了繼續表示全力支持李鴻章.1868年初任命李鴻章之友丁日昌為江蘇省巡撫。
1868年9月，當支持李、丁二人的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時，李鴻章的同科進士閩浙總督馬新贻（1821&mdash1870年）被任命為兩江總督。
清帝顯然極為倚畀李鴻章，視之為最有用的心腹臣工。
1867年當剿撚戰争快結束時，李鴻章已被任命為駐湖廣總督，他在1869年1月才來到武昌，但在11月又奉召去四川調查吳棠總督被參劾貪污的案件。
李鴻章在四川時，還負責處理川、貴兩省爆發的反基督教案件。
1870年2月，他奉命去貴州負責征剿那裡的叛亂者。
但在3月中旬正當李鴻章在準備他的西南遠征時，他又奉召去陝西與回民作戰，那時左宗棠在全力對付甘肅省的叛亂者。
李鴻章于5月到達陝西；他似乎命裡注定要協助鎮壓第三次大叛亂了。
但是在6月，所謂的天津教案增加了與法國作戰的可能性（見第十章），于是他又奉命率領其大部分軍隊立即返回直隸省。
8月29日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接替在患病的曾國藩。
清帝對李鴻章的恩寵與日俱增，他也多次為國效勞和用其他方式來報答這種恩遇。
芮瑪麗指出：&ldquo李鴻章終其身的那個時代，更像是太平軍以前欽差大臣奉命來回奔波的時代，而不像是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時代。
&rdquo[147] 那麼，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是否很像太平天國前幾十年的中國呢？當然，不能夠忽視範圍更廣的外部世界，即李鴻章要全力對付的那個&ldquo民族力量日益擴張的兇惡的新世界&rdquo。
對他在這方面的表現不管你想怎麼說，他本人以及他開始懂得與華爾和戈登一起去争取的西方武裝确實給保衛北京本身的那個省帶來了安甯&mdash&mdash或者毋甯說，有力地制止了混亂。
李鴻章也不是用武力強行維持國内秩序的唯一官員。
在山東和河南，新勇營已在不斷發展，同時又像直隸省那樣，兩省還獨立地大力把綠營軍重新訓練成所謂的練軍。
巡撫丁寶桢效法直隸的曾國藩，在1869年10月得到清帝批準，改組有1.4萬名士兵的山東綠營軍，遣散了大批疲而弱者，并對較精悍的進行訓練。
1872年河南巡撫上奏說，他已向由地方官或派往該地的将領監督的綠營軍&ldquo營汛&rdquo灌輸了力量，從而能找出潛藏的奸盜。
[148]與日益注意到中國國際關系的李鴻章不同，這些巡撫更關心維持國内秩序和籌集财源等重大任務。
當然，巡撫和總督還有提高學術、移風易俗和整饬吏治的任務。
這些都是鹹豐和同治時期的上谕中三令五申的理學要務。
但事實上，注重八股文的科舉制度形成了自己的力量。
官紳在府縣所辦的書院除了培養少數擅長寫華麗空洞的韻文的優秀學者外，很少有其他成績。
為了鼓勵紳商平民為戰争捐款，清帝自1853年起就批準了長期增加各省地方上生員的名額。
到1871年當不能再聽任長期增加生員名額時，在每年的府學考試中生員的全國限額已增加了20%&mdash&mdash從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13人。
但在省一級每三年的鄉試中，錄取士子的全國限額保持在1851年的1770人這一數字以下&mdash&mdash1881年下降至1254人，但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又恢複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
（例如，在1881年，江蘇和安徽二省舉人的名額隻有114人，山東省60人，廣東省72人。
）[149]為了幫助有前途的考生（包括那些已有低級功名但準備參加高級考試的人），認為有必要增設書院。
現有的研究材料說明，在同治時期，直隸省成立了29所這樣的書院（它們或是新設，或是在廢棄舊書院基礎之上成立的），而在道光時期成立了37所，鹹豐時期成立了10所。
在廣東省，道光、鹹豐和同治在位時成立的新書院分别為46所、28所和31所。
[150]這樣，另一個戰前的制度得到了恢複。
但是，生員名額增加20%一事，意味着新書院甚至不得不更加注意練習寫八股文，可是學生甚至對從中挑選片言隻語作為文章題目的《四書》的意義也不很了解。
每個書院通常隻能收10&mdash15名學生，超過百名的極少，這就進一步限制了它們的作用。
道光年間各省高級官員不時籌措捐款，在省會或其他大城市興辦從事真正學術研究的書院。
這種專門書院通過傑出的學者來領導，對學術空氣能産生相當大的影響。
1840年後的16年，陳澧（1810&mdash1882年）擔任了廣州學海堂的山長（見第六章）。
1858年，當英軍占領廣州迫使陳澧逃離時，他已經出版了在以後幾十年中有着深遠影響的《漢儒通義》。
他雖然長期住在廣州，但很少談到當時城内外國人的挑戰，不過他在1858年寫的文章确實提到了國内施政不當的問題，例如他說過：&ldquo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
&rdquo陳澧是學海堂創辦人阮元（1764&mdash1849年）所創漢學派的一位學者，他認為，務必不要以為重視訓诂考據就是忽視&ldquo義理&rdquo，這比阮元走得更遠。
雖然不應放棄實證的訓诂學，但也應研究經學内包含的道德倫理意義；但陳澧又認為，漢、唐、宋曆代大學者已對經學作了權威而透徹的解釋。
他雖然給予程朱理學以應有的尊重，但斷言宋代哲學家本身的哲學理論卻不如他們的注疏那樣有價值。
盡管陳澧非常愛好訓诂考據，卻仍持通常的見解，認為漢代甚至唐代學者早已掌握了儒家經籍中的真谛。
因此，與經學本身及宋代的注疏一樣，他們的各種注疏對學者也有幫助。
事實上對大部分學者來說，集中研究某一種經書，再輔以标準的注疏，要比浏覽許多古典經籍更為可取。
使人感到矛盾的是，陳澧就這樣把自己嚴謹的訓诂考據與古代經學中近乎神秘的信仰結合起來了。
[151]在整個同治時期，當陳澧繼續在重建的學海堂任教并主管了一個從事高級學術的新書院（1867年廣州鹽政使創辦的菊坡精舍）時，他的影響迅速擴大。
他提出關于隻習一經而再輔以注疏的主張，本質上就是1863年的進士和1873&mdash1876年的四川學政張之洞這個年輕人，應用于他在四川省創辦的一所新書院的宗旨。
[152] 同治時期的學術界中，在1864年被李鴻章任命為蘇州正誼書院山長的馮桂芬（1809&mdash1874年）代表了另一種傾向。
當1863年他在江蘇推行田賦改革時，事實上他已有了一項較全面而激進的改革計劃。
他在1840年成為翰林前曾當過江蘇省某些官員的幕友達七年之久，他最初隻是一名知縣的幕友。
他主張研究經世緻治國之道，推崇顧炎武論述地方吏治和社會問題的文章。
到1861年末，他完成了40篇文章并彙編成集，名為《校邠廬抗議》。
[153]他所提出的具體改革要比魏源激進得多（見第三章）。
他對西方國家的力量和制度的贊賞更甚于魏源。
魏源對旨在使國家富強的行政和軍事效能似乎已有一種準法家式的酷嗜心理，而馮桂芬應付西方侵略挑戰的心情雖然與魏源同樣迫切，但他還關心着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小自耕農的福利，因為他認為這些人是社會的支柱。
他的論文無情地抨擊了造成嚴重弊端的頑固的清代制度：如微薄的官俸、官場上驚人的繁文缛節、受人蔑視但能發财緻富的衙門吏役、捐納官職現象的大量存在以及不公平的賦稅等。
他的激進建議中有這樣一條：以稱為&ldquo幕職&rdquo的文人（選自在鄉試中不幸落第的生員）來代替全部衙門胥吏。
為了激勵這類屬員能有良好的表現和行為，他們在職九年後應有機會升入仁宦正途。
馮桂芬還進一步提議，縣以下基層機構中那些甚至沒有小紳士地位的&ldquo董&rdquo，應由村民用片楮選出。
&ldquo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
&rdquo這類民選官員支領月俸，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