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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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稅的法定通貨。
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ldquo州縣之入款頓绌，而出款則不少減。
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于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
&rdquo[68]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後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
這時曾國藩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關于減少江蘇省漕糧份額（還有法定稅率）以及把一個浮收份額特重地區的負擔予以減輕的建議。
他支持這個主張，不過鑒于最近江西省稅制改革的經驗，他對諸如浮收等有關問題仍然猶豫不決。
當淮軍在1863年春季已經鞏固了松江區并迫近太倉時，對許多達官顯紳來說，早就需要進行的财政改革的可能已經在望了。
自從明初以來，蘇松太道分擔帝國漕糧數量之大很不成比例。
這裡面積約4000平方英裡，在19世紀50年代人口大緻為1000萬，分布于31個縣，它得天獨厚，盛産米棉，雖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過湖北湖南兩省中的同類地區。
但在19世紀初期，根據漕糧稅制，蘇松太被規定要提供年征大米總數的32.7%，即全國法定總數520萬擔中的170萬擔。
[69]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是由于從南宋到明代這段時期中不幸的曆史發展變化造成的&mdash&mdash向在國有土地上耕種的佃戶征收的租，在土地轉到私人手中時轉變成稅；明代開國皇帝根據租率向江南幾個府開征實物稅，但遭到那裡激烈的頑抗。
雖然向蘇松太開征以白銀繳納的稅在清初已經稍減，但漕糧份額的嚴重不公平的現象從沒有改正；它們的負擔至少是近鄰常州府的3倍，而後者也盛産大米，并且同樣靠近運河。
從明代到清初，蘇松太道規定的漕糧份額甚至很少繳足一部分。
隻是從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20年代當長江流域特别繁榮時，它應繳的漕糧才相當及時地全部上繳了。
但自從1833年的大水災和大饑荒以來，江蘇省不得不以天災和歉收為由，每年請求清帝部分豁免負擔的漕糧。
很明顯，到19世紀中期，這種稅制不能再長期推行了。
這時，蘇松太道已成戰争的關鍵地區，最後說服北京改變這種不現實的稅額的時機到來了。
早在1863年2月，松江知府方傳書要求李鴻章奏請大量削減蘇松太的稅額。
[70]蘇州人馮桂芬在1862年4月就進了李鴻章的幕府并且長期以來主張改革蘇松太的财政，他實際上一直就此事在給李鴻章出主意。
減低過高的賦額顯然是可取的。
各方許多人都表示支持。
1863年6月，北京的兩名官員在同一星期奏請減賦，但回避了與漕糧一起開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這一有分歧的問題。
這兩人就是潘祖蔭和丁壽昌，前者是蘇州人，任光祿寺卿，其祖父當過軍機大臣；後者是蘇北人，任禦史之職。
同時曾國藩和李鴻章就蘇松太負擔的份額問題于6月27日聯名上疏。
新任江蘇省督糧道的郭嵩焘以及該省巡撫李鴻章本人都推測，清帝可能在太倉和蘇州尚待收複和需要民衆支持之時批準減賦，而不會拖到戰後的将來。
但在上海進行的讨論實際上超出了負擔份額的問題。
馮桂芬和郭嵩焘曾請教過的前蘇州知府吳雲也強調同時減收浮收的必要性。
浮收項目在蘇松太地區為數極多，其中既有為&ldquo耗米&rdquo和漕運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違法項目，它們或入衙門吏役（這些人負責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現錢）之手，或入倉吏、船戶或旗丁等人的私囊。
在大戶中較正派的人最多隻繳納規定的浮收，那些狡猾的大戶則與衙役串通，使其地&ldquo注荒&rdquo而逃避一切完納（甚至連漕糧也不繳）。
&ldquo以江蘇大戶之衆多，其力足以陵壓州縣，州縣不敢校也。
一切浮費皆取給于小戶。
&rdquo[71] 馮桂芬和吳雲生動地描述了小戶的苦難。
有些小戶認為明智之舉是向包攬稅賦的人&mdash&mdash如衙役或&ldquo刁生劣監&rdquo&mdash&mdash行賄，這些人能把小戶重新劃分為大戶，使他們免繳賦稅。
&ldquo于是大戶日益增，小戶之困日益甚。
&rdquo而孤立無援的農民土地所有者則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們繳納。
有人棄地外逃，有人則可能聚衆抗稅。
吳雲和馮桂芬都認為這種局勢不能容忍，至于怎樣補救，兩人則不一其說。
吳雲認為，規定的沉重份額一旦被減輕，一切就會順利。
在戰後的恢複時期，&ldquo每邑延請公正紳士出為襄理，官紳合力，可期弊絕風清&rdquo。
換句話說，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紳士中較正派的人來抵消&ldquo巨室土豪&rdquo和衙門吏役的影響。
馮桂芬則堅持，衙門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必然要進行勒索。
他認為，實際從漕糧中貪污的所得，絕大部分落到了他們之手，其數十倍于州縣官員，三倍至五倍于地方紳士。
他還堅持，隻有清帝批準的浮收才應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運，連這些浮收也可以減輕。
[72]他為李鴻章和曾國藩起草的奏議的第一稿，強調了一切非法浮收應予取消，&ldquo大小戶名目&rdquo應予禁止。
馮稿從李鴻章轉到曾國藩那裡，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總督說，要完全平均征稅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他很現實地承認了衙門吏役的實際存在，而清朝的官僚機器也正是靠了這些人的歪門邪道才得以維系于不墜。
&ldquo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遠，而必取州縣之吏，束縛之，困苦之，亦非與民求安之道也。
&rdquo[73] 曾國藩很快把郭嵩焘和馮桂芬二人的觀點加以折中，主張把主要力量放在減輕規定的賦額方面。
曾國藩也持郭嵩焘的現實态度。
他在6月2日複信郭嵩焘時提到了江西的經驗，那裡由于大量減征浮收，緻使&ldquo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rdquo。
經驗迫使曾國藩實際上放棄了桐城學派的基本信仰（即适當的領導和學者的努力可以移風易俗）。
他這時承認，吏治中的一些傾向确實已不能糾正。
他說：&ldquo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
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制。
所謂&lsquo除去泰甚&rsquo者耳。
&rdquo[74]曾國藩感到馮桂芬的奏稿&ldquo陳義過多&rdquo，其中建議裁減浮收一節&ldquo斷不可遽奏&rdquo。
他勸李鴻章，即使蘇松太地區的浮收在将來得到核減，&ldquo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rdquo。
他還建議各縣征收浮收可按該縣風俗人情而為之制。
&ldquo大戶名目可革則革，辦法不必一律，減法不必一價，但使小戶實有所減而已。
&rdquo[75] 曾國藩的這些折中說明了聯名奏議的最後内容。
奏議的唯一提議是把蘇松太道的&ldquo浮賦&rdquo減到該道在19世紀50年代實際繳納漕米數量較大的七年的平均數字，即定額的一半左右。
據說，核減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醫治松江和太倉的戰争創傷和鼓勵民衆支持清廷即将進攻蘇州之戰。
顯然出于馮桂芬的勸告，李鴻章決定在聯名奏議後加一&ldquo附片&rdquo，建議如果裁核蘇松太的賦額，還應&ldquo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rdquo，同時還要&ldquo革除大小戶名目&rdquo。
李鴻章與曾國藩還有不同之點，他建議設局來為蘇松太的漕糧定出适當的浮收額，由&ldquo紳衿平民一律完納&rdquo。
[76] 使許多人驚奇的是，清帝分别在7月9日和18日兩道上谕中迅即批複。
第一谕表達了對蘇松太納稅人的同情，下令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并命曾、李二人考慮取消浮收、陋規和包戶的措施。
第二谕是根據戶部對丁壽昌禦史的答複作出的，它原則上同意（細則尚待拟訂）把蘇松太的漕糧份額在原來規定征收額基礎上減少三分之一，同意負擔份額較輕的常州和鎮江兩個府減少十分之一。
把核減浙江省三個府過重的漕糧負擔之事交左宗棠辦理。
清帝重申了他經常反複提起的格言，即财政政策應&ldquo上顧國家之本計，下憫百姓之餘生&rdquo。
[77] 不幸的是，進一步的斟酌引起了争論，因而并沒有産生真正的改革。
為蘇松太減賦而設立的局于1863年8月在上海成立，馮桂芬任委員。
但江蘇省布政使兼該局的當然負責人劉郇膏卻反對徹底檢查戰前的稅制。
劉郇膏是河南人，得過進士，曾在19世紀50年代連任蘇松太道三個縣的知縣，熟悉當地情況。
他和馮桂芬都認為減賦三分之一為數太少。
馮桂芬勸李鴻章再上奏本，要求把原來的漕糧份額再減一成。
但劉郇膏出于某種原因，強烈地堅持應把以白銀繳納的規定的田賦減二成或二成五為宜。
他雖然也要求減稅，但念念不忘的是減稅在衙門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問題。
他堅持要保留官府簿冊上登記的五十多種土地的等級，簿冊上每種土地各載有一種稅率。
馮、劉二人對浮收問題也有分歧。
馮桂芬堅持，通過海船運輸的漕米數量必然越來越多。
海運比腐敗的運河運輸的費用要低得多。
當劉郇膏明顯地考慮到蘇松太州縣官員的利益而提議增加1000文&ldquo運輸津貼&rdquo的浮收和1000文&ldquo雜費&rdquo時，馮桂芬大為憤怒。
他與幾個紳士朋友強烈地抗議，因為他們擔心劉郇膏會把增收這些浮收的内容塞進曾國藩和李鴻章準備上呈的第二個奏議之中，從而抵消了減賦的好處。
馮桂芬本人從未為維護縣的定制而提議過任何規定。
他直率地引用過一句古代的格言：&ldquo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将若之何？&rdquo[78] 馮桂芬的建議得到蘇松太區一些知名紳士的支持，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的地産。
由于地主要依靠他們佃戶的勞動，所以像潘曾玮（1819&mdash1886年，道光時期軍機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樣的隐退官員并不一定同情為了微利與衙役又傾軋又勾結的小紳士。
此外，在馮桂芬與潘曾玮那樣有名望的紳士和幾十萬屬于蘇松太小戶的自耕農兩者的經濟利益之間，并沒有必然的沖突。
[79] 李鴻章以他一貫的實用主義态度，對馮、劉二人的觀點兼收并蓄。
最遲到1863年12月當他的衙門搬到已被收複的蘇州時，他要馮桂芬起草第二份準備與曾國藩聯名的奏議。
此奏遭到當時任布政使的劉郇膏的嚴厲批評，但曾國藩并不是一點也不同情馮桂芬的。
[80]劉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來，這時曾國藩已經赴山東剿撚去了。
在此期間減賦之事無獨有偶。
負擔漕米份額分外沉重的第二個地區是浙江省富饒的杭嘉湖道。
這裡有着與蘇松太同樣的曆史背景（原來的租率都已經改為稅率），它負擔的漕糧份額在19世紀初也高達110萬擔。
但早在1823年以來，幾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額。
與蘇松太一樣，有權勢的地方也搞&ldquo注荒&rdquo，地方官除了向小戶加征浮收以彌補大戶逃避的完納外，别無他法。
沉重的浮收中包括運輸費（1852年後浙江漕米開始通過海路運往北京時，已被核減）。
自耕農有時在所謂&ldquo包戶&rdquo的幫助下、也取得大戶的名分，這與蘇松太的情況一樣。
[81] 在1863年大部分時期中，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左宗棠設大本營于嚴州，向杭州的進攻進展緩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複。
10天之前，李鴻章的部隊已經收複嘉興，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後一個多月的事了。
對清廷答應核減杭嘉湖漕糧份額之舉，左宗棠的第一個答複頗有卓見地說明了漕糧為什麼像蘇松太那樣已成為民衆暴亂的常見的原因。
自耕農在應繳的每擔漕米外，通常至少還要另繳八九鬥。
他說：&ldquo竭小民終歲之力，徒為胥吏中飽、衿棍分肥之資。
&rdquo[82] 1864年11月，左宗棠報告了關于他設立一個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漕糧之事。
他指望把規定的份額減少1/3。
每畝地的稅率也作相應的調整。
這項工作較蘇松太所進行的要簡單得多，因為隻需把土地分成九等。
左宗棠還打算解決浮收問題。
他知道地方政府的開支必須有來源，所以提出了一種規定的浮收，名叫&ldquo運費&rdquo。
這項運費是在清帝批準的漕米浮收之外以運輸名目另外征收。
左宗棠暗示，縣令可以視情況需要使用附加的&ldquo運費&rdquo收入，不用說明用途。
但他規定的&ldquo運費&rdquo不高，對每擔應繳的漕米隻收八文，這比19世紀50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運特别費用多四文半錢。
[83]與馮桂芬的意見不同，左宗棠不認為他征收的&ldquo運費&rdquo會引起更強烈的貪婪。
他認為制度應&ldquo因俗&rdquo制宜，這點與曾國藩是一緻的。
結果，戶部提出減賦8/30，此議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準。
在杭嘉湖恢複征收糟糧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撫馬新贻身上。
負責征稅的局拟訂的稅率表比左宗棠設想的要高，從1865年秋季開始按新稅制征稅。
[84] 同時，關于蘇松太漕糧的争論仍在蘇州繼續進行。
該城最有影響的紳士學者可能是潘曾緯，他力圖說服布政使劉郇膏接受馮桂芬的觀點，但沒有效果。
在北京當官的蘇州府吳江人殷兆镛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舉江蘇省稅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擊了李鴻章嚴厲的厘金稅賦，而且還攻擊了似乎與田賦一起恢複的沉重的浮收。
[85] 曾國藩和李鴻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蘇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鎮江府的規定田賦核減二成。
它還提出應把上述地點的漕項核減二成；漕項是經過清帝批準的浮收，它征收白銀，并且是以運輸漕米的名目開征的。
一份附片報告說，在過去一年當蘇松太根據臨時稅制恢複征收田賦時，凡是&ldquo火耗&rdquo浮收都已被核減一半。
對大小戶也不再作區分，并且今後不管是官是紳，凡再進行包稅者，都将受嚴厲懲處。
[86]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可不像他們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當地被戶部拒絕。
1865年8月的一道上谕宣稱，由于運輸漕米需要漕項，核減這項收入隻會引起地方征收數目不等的&ldquo津貼&rdquo。
[87]随着太平軍的消滅，朝廷不打算在農業賦稅方面讓步了。
李鴻章的所謂腐敗的厘金稅制被殷兆镛激烈攻擊，特别使李對他的理财名聲不安。
作為兩江代理總督，他通過江蘇代理巡撫劉郇膏在蘇松太地區核減了諸如火耗、耗米和銀錢折換差額等浮收。
但在1866年當李鴻章離開南京去征剿撚軍以後，劉郇膏指令，按照新稅率對蘇松太自耕農應繳的每擔漕米增收800文浮收。
[88]這等于恢複已經取消的額外負擔。
代理巡撫做的事也許是勢在必行的，因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須去彌補那些已被取消但又需要用來維持地方官府的陋規。
此外，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已被駁回，蘇松太的正規稅額依然過于沉重。
随着長江地區的安全有了保證，朝廷不大願意在那裡進行田賦改革了。
撚軍戰争及其影響 撚軍對華北的沖擊 雖然太平軍的失敗給長江流域帶來了安全，但另一叛亂集團撚軍的力量卻在逐漸壯大，它使華北本身面臨巨大的威脅。
清廷對撚軍之戰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所投下的鎮壓力量之大都不亞于對太平軍的征剿。
第一階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10年，在此期間，撚軍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塊農村根據地，并在那裡站穩了腳跟。
在這十年，撚軍襲擊了鄰近各省，從而大規模地觸發了各地的叛亂。
在撚軍戰争的第二階段，一支經過擴充并且戰術越來越精的撚軍騎兵從1864&mdash1868年在整個華北平原發動了一場廣泛的戰争。
撚軍問題越來越嚴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勢。
在19世紀50年代中葉，撚軍已有約30名首領（其中許多人是私鹽販子），這些人率領的相當龐大的部隊，主要是從自己的宗族或農村老家組織起來的（見第六章）。
大部分領袖似乎是來自20世紀稱之為&ldquo中農&rdquo的家庭。
隻有很少不重要的撚子擁有較低的功名。
這些流竄的部隊使用了土炮和簡單的火器，所以抵擋地方小股綠營軍的能力就更強了。
有些州縣官員甚至出錢送他們離開轄境。
撚軍自以為他們是仁義之師。
1855年夏末，&ldquo盟主&rdquo張樂行（1811&mdash1863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張貼告示，尤其攻擊當地府縣為錢财而把百姓刑訊緻死，說他們&ldquo以刀鋸而代撲責，用賄賂而判生死&rdquo。
被保存下來的為數很少的19世紀50年代的撚軍文獻表明，他們并不仇視滿洲人，也不仇視白蓮教主張的千年至福說。
撚軍自視為&ldquo義軍&rdquo，而義軍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軍紀而不是靠神的力量，來緻社會于安甯&mdash&mdash&ldquo救我殘黎，除奸誅暴&rdquo。
[89]傳統的中國價值标準遭到象征性的和實際行動的攻擊。
在産生許多撚軍領袖的毫州和蒙城地區，清朝官員發現自明代以來就存在的一些廟宇近來被大事修繕，廟内隻供奉盜跖（春秋時期的著名盜寇，中國文獻稱他為&ldquo舉世大盜&rdquo），因而大為震驚。
但撚軍軍紀都禁止擅自掠奪村莊和強奸婦女，犯者處死。
許多領袖顯然都擁護&ldquo劫富濟貧&rdquo這句傳統的綠林口号。
[90]此外，人們都盛傳，許多下層撚軍頭子甯死不願出賣戰友，甚至犧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
當時在安徽指揮戰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mdash1863年）見到撚軍視死如歸的情景感到驚愕。
他說：&ldquo每遇行刑，談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戀骨肉之情。
&rdquo他的兒子袁保恒寫道，撚軍&ldquo以重然諾輕生死為義&rdquo。
[91]這種有骨氣的态度所表現的力量，無疑是撚軍能吸引那麼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們在1855年後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麼多村社，這必須歸因于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在華北采用的出人意料的形式。
在廣東、湖南或江西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願意親自采取這樣的措施。
很明顯，異端的白蓮教傳統在華北農民中的影響，比三合會在廣東或湖南農民中的影響要廣泛得多。
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所以擁有大量家财的顯貴士紳都不願把武裝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周圍。
華北的大紳士非常願意住在城市，在城裡興辦城團或練勇。
[92]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隻從事旱地耕作，農村或市鎮最宜于建立周圍有溝壕的圩或寨來保護自己免遭騎兵的襲擾。
圍牆很結實（一般隻高七八英尺），可以用磚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
除非放下吊橋，否則不易越過約15英尺的深溝。
圩寨内部權力往往集中在團練首領之手，他們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員，但其身份甚至不一定是小紳士。
一個圩寨團練領袖的稱号為團總或團長，而指揮一批團練的将領被稱為練總。
當時一名有見地的作者曾這樣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ldquo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獲，與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産。
&rdquo[93]團練頭子的這些行為在某些方面與撚軍的頭目相似。
皖北的清軍将領發現農村的團練并不是補充人力的方便來源，這并不令人奇怪。
他們組織的大部分團勇都是城市貧民，這些人中間的異端影響并不是根深蒂固的。
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進士和深受曾國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國藩在湖南的作為，即吸收農村人力組成一支新的帝國軍隊。
他從農村民團中選人，組成各有700人的五個營，每營各有自己的響亮的名稱：&ldquo忠仁&rdquo、&ldquo忠義&rdquo、&ldquo忠禮&rdquo、&ldquo忠智&rdquo和&ldquo忠信&rdquo。
但這五個營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撚軍時遭到慘敗。
袁甲三不得不把這支3500人的軍隊&ldquo暫時解甲歸田&rdquo。
此後，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調歸他指揮的綠營軍以及察哈爾和滿洲的少數騎兵。
[94] 1856&mdash1859年的三年中，撚軍鞏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間的地區、清軍隻能守住毫州、蒙城及太和三個主要城市，撚軍農村根據地約4000平方英裡。
村長都放棄了以前的民團官銜，改稱&ldquo圩主&rdquo。
撚軍在自己的組織内稱村社領袖為&ldquo堂主&rdquo，軍事頭目為&ldquo旗主&rdquo。
看來他們并沒有多層的等級政治。
隻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稱号前冠以&ldquo大&rdquo或&ldquo小&rdquo字，來主要表示所掌握權力的大小。
[95]撚軍&ldquo旗主&rdquo定期召集親撚軍的村社領袖開會。
各人要保證本村社為征讨提供人馬。
征戰的全部繳獲在事後進行分配，撚軍頭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說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給每人一份，每匹馬得兩份。
然後為&ldquo裝旗&rdquo而聚集歡宴。
聚會時設台演戲，擺宴慶功，接着可能又去進行冒險活動。
地圖15 撚軍戰争和有關的起義（1855&mdash1868年） 研究1863年以前撚軍的最嚴謹的史學家江地認為，撚軍領袖各自為戰，這反映了這個運動内在的不團結現象。
各大首領都選擇具體地區進行冒險活動。
張樂行盡管稱為&ldquo盟主&rdquo，但隻能控制極少數頭目，而且在1856&mdash1862年這六年中他甯願留在撚軍根據地以外；我們隻知道，他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過短暫時期。
張樂行不但希望奪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夠做到這點，像這樣的人在撚軍領袖中為數甚少。
他之能攻善守，也許可以從下面這件事得到說明：他與龔得（傳奇式的撚軍領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卻是卓越的戰略家）選擇了與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
張樂行自己的部隊在1857年3月1日設法奪取了淮河的要沖三河尖。
此時正在為鞏固自己在長江以北的地盤而鬥争的太平軍将領李秀成和陳玉成立即訪問了他。
張、龔二人為太平軍守衛淮河以南約50英裡的六安達九個月之久。
但在1858年中，張樂行及其盟軍在太平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懷遠以及洪澤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鎮（它們控制着來回于蘇北和安徽之間的私鹽販子必經的水道）。
張樂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這個地區的時期發了大财。
他從太平軍那裡取得&ldquo征北主将&rdquo的稱号，不過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ldquo沃王&rdquo爵位，這時他仍占有淮河的一個主要城市定遠。
張樂行從皖北保護了南京的外圍，對太平軍來說其貢獻是非常寶貴的，雖然太平軍仍公開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貢獻。
李秀成在1864年的&ldquo自述&rdquo中抱怨張樂行&ldquo聽封而不能聽調用&rdquo。
[96] 雖然撚軍隻在一定程度上與太平軍合作，卻在地方團練領袖中樹立了反清叛逆行為的榜樣。
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紳士和惡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終于在淮河中部地區指揮了一支甚至比撚軍還強大的叛軍。
苗沛霖是撚軍根據地正南的鳳台的一名生員，在1856年嶄露頭角而成為該地的&ldquo聯總&rdquo，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圍地區征稅（包括田賦和厘金）的大權。
他在清廷和撚軍之間采取了騎牆姿态，擁有足以威脅利誘許多圩主與他結盟的财富和力量。
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ldquo團練局&rdquo。
他像撚軍一樣，對支持他的軍隊标以各色旗幟。
到1857年，苗沛霖已&ldquo連圩數十，擁衆數千&rdquo。
于是他決定與清廷的将領（尤其是勝保）交往。
他受封負責四川&ldquo川北道&rdquo後，就排擠撚軍，自擴地盤，并幫助袁甲三。
但苗沛霖對袁甲三保舉他為有名無實的名譽布政使之職表示不滿。
1860年10月前後當他知道鹹豐帝已逃往熱河以及太平軍已占領江蘇省東南部大部分土地時，就自認為是富饒的兩淮區的主宰。
他在緻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撫的信中聲稱：他手下有編成&ldquo五旗十四營&rdquo的練軍10萬人以上；他打算占領巡撫的行營所在地壽州；他要求，&ldquo兩淮鹽卡，霖請私焉&rdquo。
[97]12月份，他奪取了淮河的官船，公開表示對清廷權威的藐視。
1861年3月，他寫信給太平軍的&ldquo英王&rdquo陳玉成表示友好。
經與袁甲三和安徽巡撫的長期談判，他獲準管理淮河的厘卡。
但他在1861年10月還是占領了壽州。
在這一年更早的時候，苗沛霖已經接受太平軍新封的&ldquo奏王&rdquo爵位，并且已經停止與撚軍作戰。
但清廷自湘軍在1861年9月奪取安慶後，已經時來運轉。
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勝保的&ldquo友情&rdquo，并在5月初再次反對太平軍和撚軍。
5月15日當毫無戒心的陳玉成經過他的壽州的新根據地時，在城門口受到隆重的歡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員。
張樂行雖是盜匪，但至少始終如一，苗沛霖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軍閥：一個毫無原則的武夫，能随時與任何人結盟，并以制造分裂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當張樂行和龔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時，撚軍其他大首領卻留守着老巢，不時騷擾鄰近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遠征。
由于他們部隊的騎術不斷提高，又不善于圍攻有高大的磚石城牆保護的城市，所以就滿足于掠奪繁榮的集市。
可是，撚軍運動恰恰在集市這一層結構上，才能夠蔓延擴大。
潛藏的心懷不滿的集團早就存在了，如集體抗稅的農民、匪幫和異端教門。
對撚軍侵襲所造成的動亂，官府督辦的民間地方武裝是可以對付的。
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衛組織有時稱為&ldquo聯莊會&rdquo，它們的領袖是農民土地擁有者，不受官方和紳士的監督，因而其形式與典型的團練不同。
在1853年太平軍北伐時期，聯莊會已經興起。
但當太平軍的威脅剛消除，它們就轉臉反對地方政府，要求減征賦稅和浮收，并殺害前來&ldquo催稅&rdquo的衙役。
被武裝起來對付太平軍的村民，常進縣城攻打監獄。
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ldquo抗官殺差&rdquo的行動擴大到了河南二十多個縣。
撚軍在1855年搞聯合組織後的第一次遠征是入侵歸德周圍的富饒的河南集市。
在歸途中，他們的戰利品（包括馬匹和裝在大車上的财物）組成的車隊長達許多英裡。
到19世紀50年代末，撚軍的遠征滲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黃河。
到1859年10月，&ldquo皖匪&rdquo（撚軍的另一别名）已經離河南省府開封不到30英裡。
1861年9月，他們迫近古都洛陽。
[98]這些長途遠征主要是騎兵襲擾，通過奪取（甚至購買）官馬，又反過來壯大撚軍的騎兵。
撚軍對河南境内的侵擾不但鼓勵了抗稅，也助長了盜匪活動。
許多地方的盜匪也普遍自稱為撚，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組織起來的集團。
1856年，在河南中部橫跨六個縣的角子山中，五股撚軍組成了大聯合，開始時不到250人。
他們的頭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ldquo張蝙蝠&rdquo、&ldquo于和尚&rdquo和&ldquo李大黑臉&rdquo等。
他們護送私鹽，常常光臨集市的富戶搶劫和吃喝，有時态度并不兇惡。
一年之内這個聯合即達到1萬人，根據地約有3000平方英裡。
不久約有800名逃亡的礦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為要他們再為已經關閉的銀礦幹活），也加入了這夥農民出身的盜匪。
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角子山各股盜匪未能取得安徽撚軍的幫助。
官兵在1858年擊敗了他們。
1860&mdash1861年，河南爆發了一次由陳大喜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撚軍運動，此人原來是官辦鄉勇中的一名下級軍官。
他在老家汝陽當地方團練頭目時，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後開始搶掠附近的集市。
到1861年年中，汝陽與附近三個縣的幾百個圩寨已經效忠于他。
陳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虧擁有數千名騎兵，所以經得起官兵的一切攻擊。
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間流竄，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撚軍的援助。
他與張樂行的侄子和未來的撚軍大頭目張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誼，并在1863年與後者聯合。
撚軍還重新激起了隐忍待發的白蓮教式的不滿情緒。
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南界的颍州（今阜陽）首先爆發了這樣的叛亂：有一個名叫王庭桢的人自稱&ldquo順天軍師&rdquo，在那裡&ldquo以妖言布散&rdquo，其徒衆&ldquo服色詭異&rdquo。
在河南東部的一些村莊和集市中出現了一支約有5000人的教派軍隊，裡面還有穿鮮紅上衣的騎兵，這些人手舞&ldquo飛刀&rdquo，号稱無敵。
但在1858年4月，這次不到五個月的起義被德楞額率軍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蓮教傳統的新的教派叛亂在歸德以東約15英裡的一座圩寨要塞中爆發。
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個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親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門而被處決。
他此時預言&ldquo大劫&rdquo臨頭，但他揚言他能幫助其信徒脫災免禍，因為他代表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盜匪，還有一人是安徽的撚軍首領劉玉淵（劉狗）。
郜永清準備圍攻歸德，但強大的地方官軍反而攻破了他的堅固的根據地金樓寨，他也被殺死。
但郜永清弟兄的遺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蓮教的傳統方式繼續叛亂。
金樓寨被收複，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鎮壓下去。
[99] 雖然撚軍從1855年起已經激起了河南的幾次起義，但他們發現難以大批進入山東，這是因為在皖、蘇、魯交界區集結着袁甲三等人率領的清軍。
但在1860年10月，據說有7萬人連同1萬多匹馬分多股突入山東省，席卷了4個府，掠奪了20個縣，自西南端的曹縣起，往北幾乎遠達黃河新河道的各地。
[100]在運河以東，這些安徽的掠奪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強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馬圍攻了甯陽和郓城，這兩個重要城市在側面護衛着魯南運河的戰略要沖濟甯。
1860年更早的時候，清廷任命戶部侍郎杜為負責山東地方防務的特派大臣，與順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職務一樣。
但山東出現的危機以及直隸南部盜匪猖獗的局勢，促使清帝在11月5日（這時甚至在英軍撤離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以盡快對付山東和河南的撚軍。
12月中旬，這位蒙古親王率領3500名騎兵、2萬名八旗軍的步兵和5000名綠營軍開到濟甯。
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戰中，他的軍隊在濟甯以西約30英裡之處被擊潰。
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
撚軍威脅着省府濟南，并且往東進入山東半島而到達商埠芝罘附近。
欽差大臣沒有追擊他們，因為他必須對付一些發展迅速的地方叛亂。
小土地擁有者在山東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異端的教派和盜匪反抗官府的傳統十分強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區或住在因19世紀50年代初黃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澤地帶的農民在戰術上是機動靈活的。
農民的不滿可以很快地被煽動起來，因為山東的賦稅已經增加，可是收成則由于自然災害而減少了。
[101] 以濟甯以東不到30英裡的鄒縣為中心，又爆發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頑強的叛亂。
幾十個山村早已成了白蓮教殘餘的避難地。
首領名宋繼朋，他的故鄉是白蓮池。
他的教派公開以文賢教這一名稱作掩護，吸收了許多不識字的教徒，他們口頭上傳布佛經咒語和經文。
宋繼朋以能治病聞名。
他們在夜間集會中，宣講和奉行秘傳的禮節。
1853年後的一段時期，他通過其信徒（其中有兩名小紳士，一個是癝生，一個是監生）控制了許多民團組織。
宋繼朋宣布其年号為&ldquo天縱&rdquo，對其教派的頭目都封官賜爵。
後來，當他們被清軍俘獲時，許多教徒公然向他們的無名衆神袛求取保佑。
他們&ldquo多長發被面，引出骈斬，猶喃喃諷經，合掌而拜&rdquo。
[102] 1861年1月鄒縣的教派叛亂者被打敗，但宋繼朋未被俘獲。
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卻沒有像19世紀60年代的許多保留着自己實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亂者那樣在帝國的軍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職。
不久，他帶領4000人去圍攻鄒縣，但又遭到慘敗。
他經過居間調停又獲準投降。
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儲備糧草，并在周圍的山岡上建立瞭望哨。
1861年9月他又叛變了，據說到1862年6月他擁有10萬人之衆。
另一個集團名長槍會，把它說成一個各股匪首的同盟最為恰當，雖然裡面有許多人也是在山東西南擊退入侵撚軍的練勇。
的确，撚軍入侵的經驗已在前幾年促使這些練勇首領甚至在黃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組成撚軍式的組織。
他們也把自己的部隊編成旗，把控制的地盤歸&ldquo堂主&rdquo管轄。
在頭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鈞的生員。
但曾當過衙役的劉占考被公認為&ldquo河朔盟主&rdquo。
長槍會在1861年11月被徹底擊潰以前，會員約發展到五六萬人。
有些頭目到河南參加撚軍；其餘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殺。
[103] 在1860&mdash1862年，山東還出現了一次在黃河以北爆發的八卦教（白蓮教）叛亂。
主要頭目是臨清人張善繼，他父親因信仰異端而被發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樣信仰，把他撫養成人。
到1860年張善繼率領着一支稱為五旗的軍隊，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圖案。
對每個教徒都分發證明身份的小标記，這些教徒的幾百個家鄉村莊都被命名為白蓮社。
官方的報告還指責張善繼僭号，罪大惡極。
[104]五旗叛亂在1861年3月爆發，據說在鄰近直隸省的四五個縣中有兵力5萬人。
北京迅速作出了反應。
勝保将軍于6月份被派至臨清，其精銳部隊初勝數仗，但在7月份被張善繼親自率領的八卦教軍隊打敗。
于是勝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亂首領投降，但不改編他們帶領的隊伍。
7月末，他接受了據說有2萬人之衆的黑旗軍首領宋景詩的投降。
宋景詩膽略過人，武藝出衆，使他成了五旗軍中三個獨立建制之一的黑旗軍的首領。
他此時轉過來與舊戰友為敵了。
在壓力下，張善繼撤出山東前往直隸，在8月份被俘和處決。
新首領是一位婦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戰鬥中喪命。
12月份教徒們在寬大的條件下全體投降。
勝保鼓勵叛亂的騎兵組成新營，歸他自己節制。
其他人被發給&ldquo免死牌票&rdquo。
[105] 當撚軍的侵襲使白蓮教死灰複燃時，他們還特别在山東激起了許多分散的抗稅運動。
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勵興辦團練之舉，使各村莊有了力量。
[106]最近的研究充實了濟南的史學家們所編的一張抗稅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東省隻有6起抗稅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撚軍大批入省後的15個月中，至少有18起官方記載的這類事件。
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該省北部和中部的6個府征收漕糧和有關的浮收引起的。
1862年一名衙役所發的怨言反映了這些事件的暴力氣氛：&ldquo自辦團以來，役莫敢出距城三裡有年矣。
&rdquo[107]這18起事件中，至少有9名紳士參加（進士1名、武舉1名、貢生2名、生員4名和武生員1名）。
其中一名紳士抗稅者是一個有着正義感但又妄想稱帝的生員，此人名劉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
1860年末，他親筆書寫并張貼了數百張招貼，敦促同村人隻按規定稅率交納漕糧，拒繳浮收。
劉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辦的民團内任頭領。
1862年初他因提議組織民團抗擊撚軍而得到新知縣的赦宥。
他很快控制了縣城，沒收了衙役的财産，并搶掠了其他縣的集市。
他以厚饷組成一支數千人的軍隊
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ldquo州縣之入款頓绌，而出款則不少減。
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于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
&rdquo[68]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後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
這時曾國藩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關于減少江蘇省漕糧份額（還有法定稅率）以及把一個浮收份額特重地區的負擔予以減輕的建議。
他支持這個主張，不過鑒于最近江西省稅制改革的經驗，他對諸如浮收等有關問題仍然猶豫不決。
當淮軍在1863年春季已經鞏固了松江區并迫近太倉時，對許多達官顯紳來說，早就需要進行的财政改革的可能已經在望了。
自從明初以來，蘇松太道分擔帝國漕糧數量之大很不成比例。
這裡面積約4000平方英裡，在19世紀50年代人口大緻為1000萬，分布于31個縣，它得天獨厚，盛産米棉，雖然它每年米的收成很可能超不過湖北湖南兩省中的同類地區。
但在19世紀初期，根據漕糧稅制，蘇松太被規定要提供年征大米總數的32.7%，即全國法定總數520萬擔中的170萬擔。
[69]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是由于從南宋到明代這段時期中不幸的曆史發展變化造成的&mdash&mdash向在國有土地上耕種的佃戶征收的租，在土地轉到私人手中時轉變成稅；明代開國皇帝根據租率向江南幾個府開征實物稅，但遭到那裡激烈的頑抗。
雖然向蘇松太開征以白銀繳納的稅在清初已經稍減，但漕糧份額的嚴重不公平的現象從沒有改正；它們的負擔至少是近鄰常州府的3倍，而後者也盛産大米，并且同樣靠近運河。
從明代到清初，蘇松太道規定的漕糧份額甚至很少繳足一部分。
隻是從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20年代當長江流域特别繁榮時，它應繳的漕糧才相當及時地全部上繳了。
但自從1833年的大水災和大饑荒以來，江蘇省不得不以天災和歉收為由，每年請求清帝部分豁免負擔的漕糧。
很明顯，到19世紀中期，這種稅制不能再長期推行了。
這時，蘇松太道已成戰争的關鍵地區，最後說服北京改變這種不現實的稅額的時機到來了。
早在1863年2月，松江知府方傳書要求李鴻章奏請大量削減蘇松太的稅額。
[70]蘇州人馮桂芬在1862年4月就進了李鴻章的幕府并且長期以來主張改革蘇松太的财政，他實際上一直就此事在給李鴻章出主意。
減低過高的賦額顯然是可取的。
各方許多人都表示支持。
1863年6月，北京的兩名官員在同一星期奏請減賦，但回避了與漕糧一起開征的浮收（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這一有分歧的問題。
這兩人就是潘祖蔭和丁壽昌，前者是蘇州人，任光祿寺卿，其祖父當過軍機大臣；後者是蘇北人，任禦史之職。
同時曾國藩和李鴻章就蘇松太負擔的份額問題于6月27日聯名上疏。
新任江蘇省督糧道的郭嵩焘以及該省巡撫李鴻章本人都推測，清帝可能在太倉和蘇州尚待收複和需要民衆支持之時批準減賦，而不會拖到戰後的将來。
但在上海進行的讨論實際上超出了負擔份額的問題。
馮桂芬和郭嵩焘曾請教過的前蘇州知府吳雲也強調同時減收浮收的必要性。
浮收項目在蘇松太地區為數極多，其中既有為&ldquo耗米&rdquo和漕運征收的合法浮收，也有一些違法項目，它們或入衙門吏役（這些人負責征收漕米及其折征的現錢）之手，或入倉吏、船戶或旗丁等人的私囊。
在大戶中較正派的人最多隻繳納規定的浮收，那些狡猾的大戶則與衙役串通，使其地&ldquo注荒&rdquo而逃避一切完納（甚至連漕糧也不繳）。
&ldquo以江蘇大戶之衆多，其力足以陵壓州縣，州縣不敢校也。
一切浮費皆取給于小戶。
&rdquo[71] 馮桂芬和吳雲生動地描述了小戶的苦難。
有些小戶認為明智之舉是向包攬稅賦的人&mdash&mdash如衙役或&ldquo刁生劣監&rdquo&mdash&mdash行賄，這些人能把小戶重新劃分為大戶，使他們免繳賦稅。
&ldquo于是大戶日益增，小戶之困日益甚。
&rdquo而孤立無援的農民土地所有者則倍蓰加算沉重的浮收，并以折磨和拷打迫使他們繳納。
有人棄地外逃，有人則可能聚衆抗稅。
吳雲和馮桂芬都認為這種局勢不能容忍，至于怎樣補救，兩人則不一其說。
吳雲認為，規定的沉重份額一旦被減輕，一切就會順利。
在戰後的恢複時期，&ldquo每邑延請公正紳士出為襄理，官紳合力，可期弊絕風清&rdquo。
換句話說，他希望派地方上流紳士中較正派的人來抵消&ldquo巨室土豪&rdquo和衙門吏役的影響。
馮桂芬則堅持，衙門吏役在浮收中有着巨大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必然要進行勒索。
他認為，實際從漕糧中貪污的所得，絕大部分落到了他們之手，其數十倍于州縣官員，三倍至五倍于地方紳士。
他還堅持，隻有清帝批準的浮收才應予保留；而如果漕米改由海運，連這些浮收也可以減輕。
[72]他為李鴻章和曾國藩起草的奏議的第一稿，強調了一切非法浮收應予取消，&ldquo大小戶名目&rdquo應予禁止。
馮稿從李鴻章轉到曾國藩那裡，但郭嵩焘私下警告曾總督說，要完全平均征稅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他很現實地承認了衙門吏役的實際存在，而清朝的官僚機器也正是靠了這些人的歪門邪道才得以維系于不墜。
&ldquo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今将立法制，垂久遠，而必取州縣之吏，束縛之，困苦之，亦非與民求安之道也。
&rdquo[73] 曾國藩很快把郭嵩焘和馮桂芬二人的觀點加以折中，主張把主要力量放在減輕規定的賦額方面。
曾國藩也持郭嵩焘的現實态度。
他在6月2日複信郭嵩焘時提到了江西的經驗，那裡由于大量減征浮收，緻使&ldquo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rdquo。
經驗迫使曾國藩實際上放棄了桐城學派的基本信仰（即适當的領導和學者的努力可以移風易俗）。
他這時承認，吏治中的一些傾向确實已不能糾正。
他說：&ldquo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
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
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制。
所謂&lsquo除去泰甚&rsquo者耳。
&rdquo[74]曾國藩感到馮桂芬的奏稿&ldquo陳義過多&rdquo，其中建議裁減浮收一節&ldquo斷不可遽奏&rdquo。
他勸李鴻章，即使蘇松太地區的浮收在将來得到核減，&ldquo浮收竟可不必入奏，不必出示&rdquo。
他還建議各縣征收浮收可按該縣風俗人情而為之制。
&ldquo大戶名目可革則革，辦法不必一律，減法不必一價，但使小戶實有所減而已。
&rdquo[75] 曾國藩的這些折中說明了聯名奏議的最後内容。
奏議的唯一提議是把蘇松太道的&ldquo浮賦&rdquo減到該道在19世紀50年代實際繳納漕米數量較大的七年的平均數字，即定額的一半左右。
據說，核減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醫治松江和太倉的戰争創傷和鼓勵民衆支持清廷即将進攻蘇州之戰。
顯然出于馮桂芬的勸告，李鴻章決定在聯名奏議後加一&ldquo附片&rdquo，建議如果裁核蘇松太的賦額，還應&ldquo裁減陋規為禁止浮收之委&rdquo，同時還要&ldquo革除大小戶名目&rdquo。
李鴻章與曾國藩還有不同之點，他建議設局來為蘇松太的漕糧定出适當的浮收額，由&ldquo紳衿平民一律完納&rdquo。
[76] 使許多人驚奇的是，清帝分别在7月9日和18日兩道上谕中迅即批複。
第一谕表達了對蘇松太納稅人的同情，下令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并命曾、李二人考慮取消浮收、陋規和包戶的措施。
第二谕是根據戶部對丁壽昌禦史的答複作出的，它原則上同意（細則尚待拟訂）把蘇松太的漕糧份額在原來規定征收額基礎上減少三分之一，同意負擔份額較輕的常州和鎮江兩個府減少十分之一。
把核減浙江省三個府過重的漕糧負擔之事交左宗棠辦理。
清帝重申了他經常反複提起的格言，即财政政策應&ldquo上顧國家之本計，下憫百姓之餘生&rdquo。
[77] 不幸的是，進一步的斟酌引起了争論，因而并沒有産生真正的改革。
為蘇松太減賦而設立的局于1863年8月在上海成立，馮桂芬任委員。
但江蘇省布政使兼該局的當然負責人劉郇膏卻反對徹底檢查戰前的稅制。
劉郇膏是河南人，得過進士，曾在19世紀50年代連任蘇松太道三個縣的知縣，熟悉當地情況。
他和馮桂芬都認為減賦三分之一為數太少。
馮桂芬勸李鴻章再上奏本，要求把原來的漕糧份額再減一成。
但劉郇膏出于某種原因，強烈地堅持應把以白銀繳納的規定的田賦減二成或二成五為宜。
他雖然也要求減稅，但念念不忘的是減稅在衙門胥吏中是否行得通的問題。
他堅持要保留官府簿冊上登記的五十多種土地的等級，簿冊上每種土地各載有一種稅率。
馮、劉二人對浮收問題也有分歧。
馮桂芬堅持，通過海船運輸的漕米數量必然越來越多。
海運比腐敗的運河運輸的費用要低得多。
當劉郇膏明顯地考慮到蘇松太州縣官員的利益而提議增加1000文&ldquo運輸津貼&rdquo的浮收和1000文&ldquo雜費&rdquo時，馮桂芬大為憤怒。
他與幾個紳士朋友強烈地抗議，因為他們擔心劉郇膏會把增收這些浮收的内容塞進曾國藩和李鴻章準備上呈的第二個奏議之中，從而抵消了減賦的好處。
馮桂芬本人從未為維護縣的定制而提議過任何規定。
他直率地引用過一句古代的格言：&ldquo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将若之何？&rdquo[78] 馮桂芬的建議得到蘇松太區一些知名紳士的支持，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的地産。
由于地主要依靠他們佃戶的勞動，所以像潘曾玮（1819&mdash1886年，道光時期軍機大臣潘世恩的幼子）那樣的隐退官員并不一定同情為了微利與衙役又傾軋又勾結的小紳士。
此外，在馮桂芬與潘曾玮那樣有名望的紳士和幾十萬屬于蘇松太小戶的自耕農兩者的經濟利益之間，并沒有必然的沖突。
[79] 李鴻章以他一貫的實用主義态度，對馮、劉二人的觀點兼收并蓄。
最遲到1863年12月當他的衙門搬到已被收複的蘇州時，他要馮桂芬起草第二份準備與曾國藩聯名的奏議。
此奏遭到當時任布政使的劉郇膏的嚴厲批評，但曾國藩并不是一點也不同情馮桂芬的。
[80]劉郇膏受命重新起草，但他到1865年6月9日才送上來，這時曾國藩已經赴山東剿撚去了。
在此期間減賦之事無獨有偶。
負擔漕米份額分外沉重的第二個地區是浙江省富饒的杭嘉湖道。
這裡有着與蘇松太同樣的曆史背景（原來的租率都已經改為稅率），它負擔的漕糧份額在19世紀初也高達110萬擔。
但早在1823年以來，幾乎每年都要豁免一部分份額。
與蘇松太一樣，有權勢的地方也搞&ldquo注荒&rdquo，地方官除了向小戶加征浮收以彌補大戶逃避的完納外，别無他法。
沉重的浮收中包括運輸費（1852年後浙江漕米開始通過海路運往北京時，已被核減）。
自耕農有時在所謂&ldquo包戶&rdquo的幫助下、也取得大戶的名分，這與蘇松太的情況一樣。
[81] 在1863年大部分時期中，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左宗棠設大本營于嚴州，向杭州的進攻進展緩慢，所以杭州到1864年3月31日才被收複。
10天之前，李鴻章的部隊已經收複嘉興，但湖州到1864年8月才攻取，那是南京失守後一個多月的事了。
對清廷答應核減杭嘉湖漕糧份額之舉，左宗棠的第一個答複頗有卓見地說明了漕糧為什麼像蘇松太那樣已成為民衆暴亂的常見的原因。
自耕農在應繳的每擔漕米外，通常至少還要另繳八九鬥。
他說：&ldquo竭小民終歲之力，徒為胥吏中飽、衿棍分肥之資。
&rdquo[82] 1864年11月，左宗棠報告了關于他設立一個制定章程的局所拟定的新漕糧之事。
他指望把規定的份額減少1/3。
每畝地的稅率也作相應的調整。
這項工作較蘇松太所進行的要簡單得多，因為隻需把土地分成九等。
左宗棠還打算解決浮收問題。
他知道地方政府的開支必須有來源，所以提出了一種規定的浮收，名叫&ldquo運費&rdquo。
這項運費是在清帝批準的漕米浮收之外以運輸名目另外征收。
左宗棠暗示，縣令可以視情況需要使用附加的&ldquo運費&rdquo收入，不用說明用途。
但他規定的&ldquo運費&rdquo不高，對每擔應繳的漕米隻收八文，這比19世紀50年代向杭嘉湖征收的海運特别費用多四文半錢。
[83]與馮桂芬的意見不同，左宗棠不認為他征收的&ldquo運費&rdquo會引起更強烈的貪婪。
他認為制度應&ldquo因俗&rdquo制宜，這點與曾國藩是一緻的。
結果，戶部提出減賦8/30，此議在1865年5月被清帝批準。
在杭嘉湖恢複征收糟糧的工作落到了新任浙撫馬新贻身上。
負責征稅的局拟訂的稅率表比左宗棠設想的要高，從1865年秋季開始按新稅制征稅。
[84] 同時，關于蘇松太漕糧的争論仍在蘇州繼續進行。
該城最有影響的紳士學者可能是潘曾緯，他力圖說服布政使劉郇膏接受馮桂芬的觀點，但沒有效果。
在北京當官的蘇州府吳江人殷兆镛在1865年5月中旬曾上疏，列舉江蘇省稅制的弊病，其中不但攻擊了李鴻章嚴厲的厘金稅賦，而且還攻擊了似乎與田賦一起恢複的沉重的浮收。
[85] 曾國藩和李鴻章1865年6月9日的第二次奏章，要求把蘇松太以及常州府和鎮江府的規定田賦核減二成。
它還提出應把上述地點的漕項核減二成；漕項是經過清帝批準的浮收，它征收白銀，并且是以運輸漕米的名目開征的。
一份附片報告說，在過去一年當蘇松太根據臨時稅制恢複征收田賦時，凡是&ldquo火耗&rdquo浮收都已被核減一半。
對大小戶也不再作區分，并且今後不管是官是紳，凡再進行包稅者，都将受嚴厲懲處。
[86]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可不像他們前一次的要求，它直截了當地被戶部拒絕。
1865年8月的一道上谕宣稱，由于運輸漕米需要漕項，核減這項收入隻會引起地方征收數目不等的&ldquo津貼&rdquo。
[87]随着太平軍的消滅，朝廷不打算在農業賦稅方面讓步了。
李鴻章的所謂腐敗的厘金稅制被殷兆镛激烈攻擊，特别使李對他的理财名聲不安。
作為兩江代理總督，他通過江蘇代理巡撫劉郇膏在蘇松太地區核減了諸如火耗、耗米和銀錢折換差額等浮收。
但在1866年當李鴻章離開南京去征剿撚軍以後，劉郇膏指令，按照新稅率對蘇松太自耕農應繳的每擔漕米增收800文浮收。
[88]這等于恢複已經取消的額外負擔。
代理巡撫做的事也許是勢在必行的，因為他不管出于合法或非法的目的，必須去彌補那些已被取消但又需要用來維持地方官府的陋規。
此外，曾國藩和李鴻章的第二次奏議已被駁回，蘇松太的正規稅額依然過于沉重。
随着長江地區的安全有了保證，朝廷不大願意在那裡進行田賦改革了。
撚軍戰争及其影響 撚軍對華北的沖擊 雖然太平軍的失敗給長江流域帶來了安全，但另一叛亂集團撚軍的力量卻在逐漸壯大，它使華北本身面臨巨大的威脅。
清廷對撚軍之戰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所投下的鎮壓力量之大都不亞于對太平軍的征剿。
第一階段包括到1863年初的10年，在此期間，撚軍取得了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塊農村根據地，并在那裡站穩了腳跟。
在這十年，撚軍襲擊了鄰近各省，從而大規模地觸發了各地的叛亂。
在撚軍戰争的第二階段，一支經過擴充并且戰術越來越精的撚軍騎兵從1864&mdash1868年在整個華北平原發動了一場廣泛的戰争。
撚軍問題越來越嚴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勢。
在19世紀50年代中葉，撚軍已有約30名首領（其中許多人是私鹽販子），這些人率領的相當龐大的部隊，主要是從自己的宗族或農村老家組織起來的（見第六章）。
大部分領袖似乎是來自20世紀稱之為&ldquo中農&rdquo的家庭。
隻有很少不重要的撚子擁有較低的功名。
這些流竄的部隊使用了土炮和簡單的火器，所以抵擋地方小股綠營軍的能力就更強了。
有些州縣官員甚至出錢送他們離開轄境。
撚軍自以為他們是仁義之師。
1855年夏末，&ldquo盟主&rdquo張樂行（1811&mdash1863年）在雉河的集市上張貼告示，尤其攻擊當地府縣為錢财而把百姓刑訊緻死，說他們&ldquo以刀鋸而代撲責，用賄賂而判生死&rdquo。
被保存下來的為數很少的19世紀50年代的撚軍文獻表明，他們并不仇視滿洲人，也不仇視白蓮教主張的千年至福說。
撚軍自視為&ldquo義軍&rdquo，而義軍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軍紀而不是靠神的力量，來緻社會于安甯&mdash&mdash&ldquo救我殘黎，除奸誅暴&rdquo。
[89]傳統的中國價值标準遭到象征性的和實際行動的攻擊。
在産生許多撚軍領袖的毫州和蒙城地區，清朝官員發現自明代以來就存在的一些廟宇近來被大事修繕，廟内隻供奉盜跖（春秋時期的著名盜寇，中國文獻稱他為&ldquo舉世大盜&rdquo），因而大為震驚。
但撚軍軍紀都禁止擅自掠奪村莊和強奸婦女，犯者處死。
許多領袖顯然都擁護&ldquo劫富濟貧&rdquo這句傳統的綠林口号。
[90]此外，人們都盛傳，許多下層撚軍頭子甯死不願出賣戰友，甚至犧牲父母子女也在所不惜。
當時在安徽指揮戰争的儒将袁甲三（1806&mdash1863年）見到撚軍視死如歸的情景感到驚愕。
他說：&ldquo每遇行刑，談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并不戀骨肉之情。
&rdquo他的兒子袁保恒寫道，撚軍&ldquo以重然諾輕生死為義&rdquo。
[91]這種有骨氣的态度所表現的力量，無疑是撚軍能吸引那麼多老百姓的原因。
他們在1855年後能成功地控制着安徽西北那麼多村社，這必須歸因于清帝國鼓勵團練自衛組織在華北采用的出人意料的形式。
在廣東、湖南或江西省，上層紳士常主動組織團練和勇，但在皖北、河南、山東和直隸等省則不同，顯貴士紳很少真正願意親自采取這樣的措施。
很明顯，異端的白蓮教傳統在華北農民中的影響，比三合會在廣東或湖南農民中的影響要廣泛得多。
農村的動亂非常普遍，所以擁有大量家财的顯貴士紳都不願把武裝和不可靠的人安置在周圍。
華北的大紳士非常願意住在城市，在城裡興辦城團或練勇。
[92] 由于淮河以北的平地稻田甚少，隻從事旱地耕作，農村或市鎮最宜于建立周圍有溝壕的圩或寨來保護自己免遭騎兵的襲擾。
圍牆很結實（一般隻高七八英尺），可以用磚加固，上有土炮的炮眼。
除非放下吊橋，否則不易越過約15英尺的深溝。
圩寨内部權力往往集中在團練首領之手，他們通常是大宗族的成員，但其身份甚至不一定是小紳士。
一個圩寨團練領袖的稱号為團總或團長，而指揮一批團練的将領被稱為練總。
當時一名有見地的作者曾這樣描述典型的皖北村社：&ldquo擇諸少年豪俠習技擊，而以一人總其事，謂之練總，每秋熟時，練總率隊刈獲，與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産。
&rdquo[93]團練頭子的這些行為在某些方面與撚軍的頭目相似。
皖北的清軍将領發現農村的團練并不是補充人力的方便來源，這并不令人奇怪。
他們組織的大部分團勇都是城市貧民，這些人中間的異端影響并不是根深蒂固的。
在1854年，河南的乙未進士和深受曾國藩器重的好友袁甲三打算在皖北搬用曾國藩在湖南的作為，即吸收農村人力組成一支新的帝國軍隊。
他從農村民團中選人，組成各有700人的五個營，每營各有自己的響亮的名稱：&ldquo忠仁&rdquo、&ldquo忠義&rdquo、&ldquo忠禮&rdquo、&ldquo忠智&rdquo和&ldquo忠信&rdquo。
但這五個營在蒙城附近第一次征剿撚軍時遭到慘敗。
袁甲三不得不把這支3500人的軍隊&ldquo暫時解甲歸田&rdquo。
此後，他主要依靠由清帝調歸他指揮的綠營軍以及察哈爾和滿洲的少數騎兵。
[94] 1856&mdash1859年的三年中，撚軍鞏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間的地區、清軍隻能守住毫州、蒙城及太和三個主要城市，撚軍農村根據地約4000平方英裡。
村長都放棄了以前的民團官銜，改稱&ldquo圩主&rdquo。
撚軍在自己的組織内稱村社領袖為&ldquo堂主&rdquo，軍事頭目為&ldquo旗主&rdquo。
看來他們并沒有多層的等級政治。
隻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稱号前冠以&ldquo大&rdquo或&ldquo小&rdquo字，來主要表示所掌握權力的大小。
[95]撚軍&ldquo旗主&rdquo定期召集親撚軍的村社領袖開會。
各人要保證本村社為征讨提供人馬。
征戰的全部繳獲在事後進行分配，撚軍頭目得其中的大部分（有人說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給每人一份，每匹馬得兩份。
然後為&ldquo裝旗&rdquo而聚集歡宴。
聚會時設台演戲，擺宴慶功，接着可能又去進行冒險活動。
地圖15 撚軍戰争和有關的起義（1855&mdash1868年） 研究1863年以前撚軍的最嚴謹的史學家江地認為，撚軍領袖各自為戰，這反映了這個運動内在的不團結現象。
各大首領都選擇具體地區進行冒險活動。
張樂行盡管稱為&ldquo盟主&rdquo，但隻能控制極少數頭目，而且在1856&mdash1862年這六年中他甯願留在撚軍根據地以外；我們隻知道，他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過短暫時期。
張樂行不但希望奪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夠做到這點，像這樣的人在撚軍領袖中為數甚少。
他之能攻善守，也許可以從下面這件事得到說明：他與龔得（傳奇式的撚軍領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卻是卓越的戰略家）選擇了與具有圍城戰豐富經驗的太平軍結盟的道路。
張樂行自己的部隊在1857年3月1日設法奪取了淮河的要沖三河尖。
此時正在為鞏固自己在長江以北的地盤而鬥争的太平軍将領李秀成和陳玉成立即訪問了他。
張、龔二人為太平軍守衛淮河以南約50英裡的六安達九個月之久。
但在1858年中，張樂行及其盟軍在太平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懷遠以及洪澤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鎮（它們控制着來回于蘇北和安徽之間的私鹽販子必經的水道）。
張樂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這個地區的時期發了大财。
他從太平軍那裡取得&ldquo征北主将&rdquo的稱号，不過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ldquo沃王&rdquo爵位，這時他仍占有淮河的一個主要城市定遠。
張樂行從皖北保護了南京的外圍，對太平軍來說其貢獻是非常寶貴的，雖然太平軍仍公開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貢獻。
李秀成在1864年的&ldquo自述&rdquo中抱怨張樂行&ldquo聽封而不能聽調用&rdquo。
[96] 雖然撚軍隻在一定程度上與太平軍合作，卻在地方團練領袖中樹立了反清叛逆行為的榜樣。
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紳士和惡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終于在淮河中部地區指揮了一支甚至比撚軍還強大的叛軍。
苗沛霖是撚軍根據地正南的鳳台的一名生員，在1856年嶄露頭角而成為該地的&ldquo聯總&rdquo，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圍地區征稅（包括田賦和厘金）的大權。
他在清廷和撚軍之間采取了騎牆姿态，擁有足以威脅利誘許多圩主與他結盟的财富和力量。
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ldquo團練局&rdquo。
他像撚軍一樣，對支持他的軍隊标以各色旗幟。
到1857年，苗沛霖已&ldquo連圩數十，擁衆數千&rdquo。
于是他決定與清廷的将領（尤其是勝保）交往。
他受封負責四川&ldquo川北道&rdquo後，就排擠撚軍，自擴地盤，并幫助袁甲三。
但苗沛霖對袁甲三保舉他為有名無實的名譽布政使之職表示不滿。
1860年10月前後當他知道鹹豐帝已逃往熱河以及太平軍已占領江蘇省東南部大部分土地時，就自認為是富饒的兩淮區的主宰。
他在緻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撫的信中聲稱：他手下有編成&ldquo五旗十四營&rdquo的練軍10萬人以上；他打算占領巡撫的行營所在地壽州；他要求，&ldquo兩淮鹽卡，霖請私焉&rdquo。
[97]12月份，他奪取了淮河的官船，公開表示對清廷權威的藐視。
1861年3月，他寫信給太平軍的&ldquo英王&rdquo陳玉成表示友好。
經與袁甲三和安徽巡撫的長期談判，他獲準管理淮河的厘卡。
但他在1861年10月還是占領了壽州。
在這一年更早的時候，苗沛霖已經接受太平軍新封的&ldquo奏王&rdquo爵位，并且已經停止與撚軍作戰。
但清廷自湘軍在1861年9月奪取安慶後，已經時來運轉。
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勝保的&ldquo友情&rdquo，并在5月初再次反對太平軍和撚軍。
5月15日當毫無戒心的陳玉成經過他的壽州的新根據地時，在城門口受到隆重的歡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員。
張樂行雖是盜匪，但至少始終如一，苗沛霖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軍閥：一個毫無原則的武夫，能随時與任何人結盟，并以制造分裂為自己的事業服務。
當張樂行和龔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時，撚軍其他大首領卻留守着老巢，不時騷擾鄰近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遠征。
由于他們部隊的騎術不斷提高，又不善于圍攻有高大的磚石城牆保護的城市，所以就滿足于掠奪繁榮的集市。
可是，撚軍運動恰恰在集市這一層結構上，才能夠蔓延擴大。
潛藏的心懷不滿的集團早就存在了，如集體抗稅的農民、匪幫和異端教門。
對撚軍侵襲所造成的動亂，官府督辦的民間地方武裝是可以對付的。
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衛組織有時稱為&ldquo聯莊會&rdquo，它們的領袖是農民土地擁有者，不受官方和紳士的監督，因而其形式與典型的團練不同。
在1853年太平軍北伐時期，聯莊會已經興起。
但當太平軍的威脅剛消除，它們就轉臉反對地方政府，要求減征賦稅和浮收，并殺害前來&ldquo催稅&rdquo的衙役。
被武裝起來對付太平軍的村民，常進縣城攻打監獄。
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這種&ldquo抗官殺差&rdquo的行動擴大到了河南二十多個縣。
撚軍在1855年搞聯合組織後的第一次遠征是入侵歸德周圍的富饒的河南集市。
在歸途中，他們的戰利品（包括馬匹和裝在大車上的财物）組成的車隊長達許多英裡。
到19世紀50年代末，撚軍的遠征滲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黃河。
到1859年10月，&ldquo皖匪&rdquo（撚軍的另一别名）已經離河南省府開封不到30英裡。
1861年9月，他們迫近古都洛陽。
[98]這些長途遠征主要是騎兵襲擾，通過奪取（甚至購買）官馬，又反過來壯大撚軍的騎兵。
撚軍對河南境内的侵擾不但鼓勵了抗稅，也助長了盜匪活動。
許多地方的盜匪也普遍自稱為撚，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組織起來的集團。
1856年，在河南中部橫跨六個縣的角子山中，五股撚軍組成了大聯合，開始時不到250人。
他們的頭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ldquo張蝙蝠&rdquo、&ldquo于和尚&rdquo和&ldquo李大黑臉&rdquo等。
他們護送私鹽，常常光臨集市的富戶搶劫和吃喝，有時态度并不兇惡。
一年之内這個聯合即達到1萬人，根據地約有3000平方英裡。
不久約有800名逃亡的礦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為要他們再為已經關閉的銀礦幹活），也加入了這夥農民出身的盜匪。
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角子山各股盜匪未能取得安徽撚軍的幫助。
官兵在1858年擊敗了他們。
1860&mdash1861年，河南爆發了一次由陳大喜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撚軍運動，此人原來是官辦鄉勇中的一名下級軍官。
他在老家汝陽當地方團練頭目時，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後開始搶掠附近的集市。
到1861年年中，汝陽與附近三個縣的幾百個圩寨已經效忠于他。
陳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虧擁有數千名騎兵，所以經得起官兵的一切攻擊。
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間流竄，并接受在河南省的安徽撚軍的援助。
他與張樂行的侄子和未來的撚軍大頭目張宗禹建立了牢固的友誼，并在1863年與後者聯合。
撚軍還重新激起了隐忍待發的白蓮教式的不滿情緒。
1858年，在安徽西北近河南界的颍州（今阜陽）首先爆發了這樣的叛亂：有一個名叫王庭桢的人自稱&ldquo順天軍師&rdquo，在那裡&ldquo以妖言布散&rdquo，其徒衆&ldquo服色詭異&rdquo。
在河南東部的一些村莊和集市中出現了一支約有5000人的教派軍隊，裡面還有穿鮮紅上衣的騎兵，這些人手舞&ldquo飛刀&rdquo，号稱無敵。
但在1858年4月，這次不到五個月的起義被德楞額率軍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蓮教傳統的新的教派叛亂在歸德以東約15英裡的一座圩寨要塞中爆發。
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個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親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門而被處決。
他此時預言&ldquo大劫&rdquo臨頭，但他揚言他能幫助其信徒脫災免禍，因為他代表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在他的信徒中，有的是河南的盜匪，還有一人是安徽的撚軍首領劉玉淵（劉狗）。
郜永清準備圍攻歸德，但強大的地方官軍反而攻破了他的堅固的根據地金樓寨，他也被殺死。
但郜永清弟兄的遺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蓮教的傳統方式繼續叛亂。
金樓寨被收複，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鎮壓下去。
[99] 雖然撚軍從1855年起已經激起了河南的幾次起義，但他們發現難以大批進入山東，這是因為在皖、蘇、魯交界區集結着袁甲三等人率領的清軍。
但在1860年10月，據說有7萬人連同1萬多匹馬分多股突入山東省，席卷了4個府，掠奪了20個縣，自西南端的曹縣起，往北幾乎遠達黃河新河道的各地。
[100]在運河以東，這些安徽的掠奪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強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馬圍攻了甯陽和郓城，這兩個重要城市在側面護衛着魯南運河的戰略要沖濟甯。
1860年更早的時候，清廷任命戶部侍郎杜為負責山東地方防務的特派大臣，與順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職務一樣。
但山東出現的危機以及直隸南部盜匪猖獗的局勢，促使清帝在11月5日（這時甚至在英軍撤離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以盡快對付山東和河南的撚軍。
12月中旬，這位蒙古親王率領3500名騎兵、2萬名八旗軍的步兵和5000名綠營軍開到濟甯。
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戰中，他的軍隊在濟甯以西約30英裡之處被擊潰。
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
撚軍威脅着省府濟南，并且往東進入山東半島而到達商埠芝罘附近。
欽差大臣沒有追擊他們，因為他必須對付一些發展迅速的地方叛亂。
小土地擁有者在山東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異端的教派和盜匪反抗官府的傳統十分強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區或住在因19世紀50年代初黃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澤地帶的農民在戰術上是機動靈活的。
農民的不滿可以很快地被煽動起來，因為山東的賦稅已經增加，可是收成則由于自然災害而減少了。
[101] 以濟甯以東不到30英裡的鄒縣為中心，又爆發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頑強的叛亂。
幾十個山村早已成了白蓮教殘餘的避難地。
首領名宋繼朋，他的故鄉是白蓮池。
他的教派公開以文賢教這一名稱作掩護，吸收了許多不識字的教徒，他們口頭上傳布佛經咒語和經文。
宋繼朋以能治病聞名。
他們在夜間集會中，宣講和奉行秘傳的禮節。
1853年後的一段時期，他通過其信徒（其中有兩名小紳士，一個是癝生，一個是監生）控制了許多民團組織。
宋繼朋宣布其年号為&ldquo天縱&rdquo，對其教派的頭目都封官賜爵。
後來，當他們被清軍俘獲時，許多教徒公然向他們的無名衆神袛求取保佑。
他們&ldquo多長發被面，引出骈斬，猶喃喃諷經，合掌而拜&rdquo。
[102] 1861年1月鄒縣的教派叛亂者被打敗，但宋繼朋未被俘獲。
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卻沒有像19世紀60年代的許多保留着自己實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亂者那樣在帝國的軍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職。
不久，他帶領4000人去圍攻鄒縣，但又遭到慘敗。
他經過居間調停又獲準投降。
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儲備糧草，并在周圍的山岡上建立瞭望哨。
1861年9月他又叛變了，據說到1862年6月他擁有10萬人之衆。
另一個集團名長槍會，把它說成一個各股匪首的同盟最為恰當，雖然裡面有許多人也是在山東西南擊退入侵撚軍的練勇。
的确，撚軍入侵的經驗已在前幾年促使這些練勇首領甚至在黃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組成撚軍式的組織。
他們也把自己的部隊編成旗，把控制的地盤歸&ldquo堂主&rdquo管轄。
在頭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鈞的生員。
但曾當過衙役的劉占考被公認為&ldquo河朔盟主&rdquo。
長槍會在1861年11月被徹底擊潰以前，會員約發展到五六萬人。
有些頭目到河南參加撚軍；其餘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殺。
[103] 在1860&mdash1862年，山東還出現了一次在黃河以北爆發的八卦教（白蓮教）叛亂。
主要頭目是臨清人張善繼，他父親因信仰異端而被發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樣信仰，把他撫養成人。
到1860年張善繼率領着一支稱為五旗的軍隊，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圖案。
對每個教徒都分發證明身份的小标記，這些教徒的幾百個家鄉村莊都被命名為白蓮社。
官方的報告還指責張善繼僭号，罪大惡極。
[104]五旗叛亂在1861年3月爆發，據說在鄰近直隸省的四五個縣中有兵力5萬人。
北京迅速作出了反應。
勝保将軍于6月份被派至臨清，其精銳部隊初勝數仗，但在7月份被張善繼親自率領的八卦教軍隊打敗。
于是勝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亂首領投降，但不改編他們帶領的隊伍。
7月末，他接受了據說有2萬人之衆的黑旗軍首領宋景詩的投降。
宋景詩膽略過人，武藝出衆，使他成了五旗軍中三個獨立建制之一的黑旗軍的首領。
他此時轉過來與舊戰友為敵了。
在壓力下，張善繼撤出山東前往直隸，在8月份被俘和處決。
新首領是一位婦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戰鬥中喪命。
12月份教徒們在寬大的條件下全體投降。
勝保鼓勵叛亂的騎兵組成新營，歸他自己節制。
其他人被發給&ldquo免死牌票&rdquo。
[105] 當撚軍的侵襲使白蓮教死灰複燃時，他們還特别在山東激起了許多分散的抗稅運動。
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勵興辦團練之舉，使各村莊有了力量。
[106]最近的研究充實了濟南的史學家們所編的一張抗稅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東省隻有6起抗稅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撚軍大批入省後的15個月中，至少有18起官方記載的這類事件。
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該省北部和中部的6個府征收漕糧和有關的浮收引起的。
1862年一名衙役所發的怨言反映了這些事件的暴力氣氛：&ldquo自辦團以來，役莫敢出距城三裡有年矣。
&rdquo[107]這18起事件中，至少有9名紳士參加（進士1名、武舉1名、貢生2名、生員4名和武生員1名）。
其中一名紳士抗稅者是一個有着正義感但又妄想稱帝的生員，此人名劉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
1860年末，他親筆書寫并張貼了數百張招貼，敦促同村人隻按規定稅率交納漕糧，拒繳浮收。
劉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辦的民團内任頭領。
1862年初他因提議組織民團抗擊撚軍而得到新知縣的赦宥。
他很快控制了縣城，沒收了衙役的财産，并搶掠了其他縣的集市。
他以厚饷組成一支數千人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