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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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國大炮。
從1863年1月起，淮軍就一直企圖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隊圍攻的太平軍降軍，常熟離蘇州北面僅30英裡，是糧食供應的主要基地。
直到4月份戈登帶了榴彈炮和科赫恩迫擊炮趕來時才解了圍。
淮軍當時正在圍攻通往蘇州的戰略城市太倉。
5月份，戈登乘海生号趕到，經過四小時的炮擊後轟開了太倉城牆，使程學啟的士兵占領了該城。
所以李鴻章成為西方技術的堅定信仰者是不足為奇的。
他得意洋洋地寫信給曾國藩說：&ldquo炮力所穿，無孔不入&hellip&hellip西洋炸炮，戰守攻具，天下無敵。
&rdquo[30]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顧說，&ldquo人們原來期望不會有那麼大的破壞&rdquo；但他認為他的戰鬥會加速使蘇州投降，從而及早結束戰争。
[31] &ldquo中國的戈登&rdquo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體現在他身上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主義。
他對鎮壓太平軍戰争的重大貢獻在于，他的炮兵與李鴻章的淮軍一結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隊牽制在蘇州周圍，這些部隊本來可用來大舉進攻南京外面的曾國荃部隊的。
實際上，曾國荃的士兵差一點遭覆沒之禍。
他率領了2萬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來到離南京南面僅幾英裡的突出地帶。
但太平天國的京城由于其堅固的城牆和堡壘而無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圍有河流山岡而難以使之孤立。
忠王已于6月份撤離上海返回蘇州，準備在南京發起反攻。
反攻在10月份開始，當時他帶大軍從蘇州趕到，後面又緊跟着來自浙江的軍隊。
曾國荃的部隊由于遭到一場嚴重的瘟疫和不斷受到挫折而元氣大傷，到1863年1月已瀕于崩潰。
但忠王因出于對蘇州地區的關心和對皖北糧食供應的需要，對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貫注。
[32]他帶了饷銀和糧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個多月内，以自己的&ldquo洋槍軍&rdquo不斷打敗曾國荃。
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趕回蘇州，這次他留在那裡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
如果沒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軍不可能那麼快威脅蘇州，因而忠王後來在著名的&ldquo自述&rdquo中不斷詳細談到&ldquo洋鬼子&rdquo大炮造成的可怕後果，這些話并非誇大之詞。
[33]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湘軍和淮軍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損于本國主權完整的外國援助就能對抗太平軍。
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撚軍在山東和河南威脅的增長，清廷越來越急于要把太平軍趕快打敗。
1862年6月，在蔔魯斯的敦促下，總理衙門得到清帝的批準，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
7月，李鴻章勉強将薛煥的一千多名殘兵轉交英國人，另外交給法國人600名。
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擴大這類計劃，因為擔心歐洲人會逐漸侵犯清朝的權力。
按照李鴻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這類計劃應着重&ldquo練将&rdquo，因為&ldquo統帶（華兵）不可久借外人&rdquo。
[34]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将軍在安慶訪問曾國藩時，他建議把英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的數目增至1萬人。
士迪佛立盤算使用這1萬人配合李泰國正在裝備并預期在夏末到達的艦隊一起攻打南京。
李泰國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與李鴻章商讨财政問題時，透露有六百多名要為清廷效勞的英國官兵，将随同八艘炮艦前來。
李鴻章立刻注意到這與1862年初經曾國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議有出入：原建議提出，這支艦隊将主要由湘軍水師駕駛，英國人隻是提供訓練和援助。
李鴻章警告總理衙門說，李泰國為人驕橫、險惡和狡詐。
但問題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勝利，以緻會聽任李泰國和士迪佛立為所欲為。
6月初，李泰國在北京拿出了他與已經脫離英國皇家海軍來指揮中國水師的阿思本海軍上校簽訂的一份契約，這使恭親王和文祥大吃一驚。
根據契約規定，清帝的命令隻有在&ldquo直接下達給李泰國&rdquo時，阿思本才服從，另外，李泰國&ldquo如對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滿時，可以拒絕下達&rdquo。
李泰國除了提出這份既成事實的契約外，還提出要求說，他身為海關總稅務司得親自接受海關關稅收入，這項稅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關華人監督指定的&ldquo海關銀行&rdquo的；此外，他不但應負責從關稅收入分配經費給這支新艦隊，而且還應分配給一切外國人訓練的中國軍隊，包括戈登的隊伍在内。
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李泰國威脅着要撤走海關的一切外國工作人員。
他在給總理衙門的要求中寫道：&ldquo為什麼總稅務司要為地方官員征收關稅？&rdquo總理衙門行文通知李鴻章，認為李泰國的用意是&ldquo思借此一舉，将中國兵權利權全行移于外國&rdquo。
[35] 李泰國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清廷與太平軍作戰的運氣大大好轉了。
此外，他習慣于與何桂清和薛煥那些沒有骨氣的官員打交道，卻不了解已湧現出來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
曾國藩和李鴻章不但擁有精兵和具備進取的思想，并且還得到朝廷的信任。
李泰國謀求取得蔔魯斯的支持，因為後者認為如果能從地方拿走關稅收入和外國訓練的軍隊，清朝的中央政府定會從中得利。
因此，蔔魯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總理衙門建議：（1）&ldquo帝國政府應[通過李泰國]自己來掌握關稅收入&rdquo；（2）由戈登等英國軍官帶領的中國軍隊在與省撫共同作戰時，&ldquo不應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rdquo。
[36]蔔魯斯的建議遭到恭親王的斷然拒絕，因此，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ldquo遊山玩水&rdquo，把談判之事交給李泰國和赫德自己去進行。
在赫德的建議下，拟訂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阿思本為&ldquo幫同總統&rdquo，隸屬于曾國藩任命的中國水師總統麾下；兩名水師總統都歸曾、李二人管轄。
這些規定得到清帝批準，但李鴻章抱怨說，如果艦隊由600名英國水手操縱，中國的管帶就不可能真正進行指揮。
曾國藩也寫信給恭親王說，除非中國人能實際操縱艦隻，否則就難以學會使用它們。
但總理衙門對清廷的這種名義上的控制似乎已經滿足，雖然還不是心甘情願的。
它在8月份知照李鴻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達前能收複南京，否則&ldquo遲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難谕禁&rdquo。
既然谕旨已經規定艦隊歸曾、李二人指揮，因此總理衙門希望他們二人能設法進行控制，并從李泰國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屬自己的權利。
[37] 曾國藩和李鴻章也許将不得不設法滿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為湘軍在以後許多個月中還不能收複南京。
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艦隻到達時，對自己隻成為一名中國人的&ldquo幫同總統&rdquo大為不滿，而對究竟誰掌握實權則毫不考慮。
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國的煽動，采取了僵硬的立場。
10月18日，阿思本限總理衙門在48小時内承認他與李泰國的契約，否則他将&ldquo立即解散艦隊&rdquo。
到了20日，當總理衙門未予答複時，蔔魯斯寫信給恭親王，說他得先請示倫敦，才能讓清政府接管艦隊&mdash&mdash這樣就出現了使炮艦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
但文祥相信，真正不願冒險看到艦隊落到太平軍之手的人卻是蔔魯斯。
于是他請美國公使蒲安臣設法調解，他宣稱清廷甯願&ldquo退到長城以外&rdquo，也不願接受阿思本的條件。
[38]最後找到了解決辦法：艦隻退回英國，在那裡出售。
總理衙門給李泰國和阿思本以豐厚的補償，但解除了李泰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職而讓赫德接替。
中國海軍的現代化被推遲了，但也避免了外國人在中國軍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響。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國同僚程學啟不要處決投降的太平軍首領（他認為這是違反文明戰争常規的行動），雖然這個要求屢次遭到拒絕，他仍繼續援助淮軍。
有八名守衛蘇州但決定投降的太平軍首領被李鴻章處決，戈登認為這有損他的榮譽，因為他曾在一次私人會見中似已保證過他們的安全。
他一怒之下幾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鴻章，但被赫德等人勸阻，他們說李鴻章沒有&ldquo事先策劃&rdquo此事，于是戈登又為李鴻章上陣作戰。
[39]但是常勝軍内部的軍紀這時已經敗壞。
它協助圍攻了幾個城市後（最後一次是在1864年5月圍攻常州），戈登和李鴻章一緻同意予以解散。
不久倫敦也送來了同樣内容的指令。
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綠營的提督軍銜，但他仍拒絕了清帝賞賜的1萬兩紋銀。
在此期間，1862年5月收複甯波的戰績是歐洲人和該商埠一個&ldquo夷人專家&rdquo雙方主動努力的結果。
甯波道台張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該商埠時已經乘一艘法國船隻逃往定海，據說還攜帶了大量海關庫銀。
他組成一支300名士兵的小部隊，命名為&ldquo綠頭勇&rdquo（後又稱常安軍）。
此外，在其麾下效勞的還有布興有，此人是著名的廣東海盜，已被提為綠營遊擊，并指揮着80艘海盜船和大批&ldquo廣勇&rdquo。
[40]5月10日英國皇家海軍的樂德克上校宣稱外國船隻遭到太平軍炮擊，于是就指揮得到兩艘法艦支援的四艘炮艦炮擊甯波，這時這支臨時由各方拼湊而成的軍隊就已準備投入行動。
大約300名英軍和70名法軍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軍在猛烈的炮火下撤離該城。
英法軍隊和中國的勇軍進了城門，為張景渠前道台掠奪和占領該城；張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資助進一步的中西聯合作戰。
李鴻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數百名華爾的常勝軍去守衛甯波。
樂德克的軍官也着手訓練&ldquo綠頭勇&rdquo，這時它終于發展成有1000名士兵的隊伍。
同時一名法國海軍上尉在甯波海關稅務司日意格的幫助下組成一支中國分隊，名叫&ldquo花頭勇&rdquo，又稱常捷軍，外國人則稱他們為&ldquo法華軍&rdquo。
這支部隊很快就擴充到2000人，甚至一度到3000人。
[41]到1862年12月末，這幾支部隊在海軍少尉德克碑指揮下夾攻制酒的紹興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歐洲人帶領中國軍隊很危險，因為他擔心會造成喧賓奪主的後果。
[42]新任甯波道台撥出關稅款項，但隻計劃供給約2000名中國士兵和150名歐洲軍官之用。
與華爾和戈登的軍隊一樣，許多外國軍官以及他們帶領的中國兵主要關心的卻是在攻占一座城鎮後怎樣擄掠财物。
左宗棠還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們訓練的華人作為自己部隊的助手。
1863年夏，當德克碑難以從紹興紳士那裡收回某些曾經保證給他的部隊提供的巨額&ldquo債款&rdquo時，杭州的富商兼銀行家胡光墉（1825&mdash1885年）安排他與左宗棠進行了一次會晤。
胡光墉自1862年以來就當了左宗棠的買辦，為他采購給養。
胡光墉所做的這一安排是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條件來為他效勞。
雖然左宗棠最後升為閩浙總督，32歲的德克碑還不過是一名綠營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禮而與他握手。
德克碑在第二次晉見時，則&ldquo薙去了連鬓胡子，以表示他不願當夷人&rdquo。
在攻城時，德克碑的大炮與戈登的大炮一樣，是無價之寶（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複杭州前三日把城牆轟開了一個約35英尺的關鍵性缺口時更為如此）。
[43]德克碑得到禦賜的1萬兩紋銀和提督軍銜回法國，以後由日意格接替他擔任法華軍分隊的指揮，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強調西方對清廷征戰的援助并不是否認曾國藩所起的主要作用。
總的戰略是曾國藩籌劃的，他個人指揮的軍隊守衛着從皖北到江西諸城市組成的一條漫長的弧形地帶，這對全力圍攻南京的後勤供應體系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湘軍中如朱品隆和唐義訓等将領在曾國藩的監督和鼓勵下取得的戰績，對穩定南京前線也是必不可少的。
1863年6月，鮑超這名猛将橫掃南京對面的長江北岸，占領了毗鄰九洑洲（這是天京賴以從挂着外國旗幟做生意的許多帆船那裡取得供應的來源地）的江浦。
當6月30日占領九洑洲時，南京與它最大供應地之間的運輸線從此被切斷了。
[44]這次立即向北京報告的勝利，可能促使總理衙門在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問題上采取堅定的政策。
同時，李鴻章購買的汽輪也在把大批彈藥和步槍運給曾國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後還幸存的太平軍将領中，除了參加撚軍的賴文光外，實力最強的要數李世賢和汪海洋；後者是安徽人，當時還隻有30多歲，他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參加太平軍，一直在浙江作戰。
李、汪二人分别經過江西進入福建。
1864年10月，李世賢占領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裡雇了16名外國人幫助訓練他的部隊使用西方武器。
李鴻章奉清帝之命派了8000名淮軍在郭松林率領下前往漳州，部隊中還有英國教官訓練的步槍手。
左宗棠則在福建北部設立了大本營以監視其他太平軍的動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男爵訓練的中國軍隊協助進攻漳州，該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複。
[45]李世賢和汪海洋這時在廣東會師，但是出現了一場不幸的内讧，李世賢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殺。
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戰死。
西方的武器顯然為叛亂的結束作出了貢獻。
長江下遊的戰後問題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國戰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經曆了一場嚴厲的考驗。
即使充分利用了帝王的權威，也不能确保軍事上的勝利。
後來，随着從造反者那裡收複了城市及其周圍地區，就必須把民政恢複起來。
複興的問題緊接着一次次的勝利而出現了。
而儒家的經世緻用之道再一次要經受考驗。
歸根到底，在進入戰後時期的地區，行政的首要任務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為緊迫&mdash&mdash是帝國政府的安定的社會秩序和财政要務呢，還是迅速恢複農村的生活？假定少數幾個政治家懷有最善良的願望，他們是否有可能改變太平天國叛亂前地方政治的習俗和制度？ 曾國藩到達南京後隻有8天，就已經決定解散他指揮的全部12萬名湘軍（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隊）。
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約2.5萬名曾國荃最精銳的軍隊連同其将領一并退役，可能他們已經掠奪了足夠的财富，說什麼也要解甲歸田了。
[46]剩下的12萬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mdash1865年進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為還需要這些人來守衛安徽江西地區，以防止太平軍殘餘死灰複燃。
從自己解散湘軍這一點來看，曾國藩顯示出他沒有追求個人權勢的野心。
他還認為，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軍将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仍在帝國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亂。
但不管怎麼說，曾國藩的決定是由于以下兩個痛苦的現實造成的：他的軍隊的軍紀進一步敗壞了，同時他發現非常難于及時籌措足夠的饷金按期發給軍隊。
自他擔任兩江總督及欽差大臣以來，他有權處理大量财政收入。
但他的支出卻增加得更快。
在1862年，對駐安徽的湘軍饷銀的發放有時拖欠8個月；而在1863年末，駐南京地區軍隊的饷銀被拖欠了16個月。
[47]同時，許多已經取得綠營的總兵或提督軍銜的統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ldquo肥私囊&rdquo，而更糟糕的是，他們的軍隊正在變成老百姓的禍災。
鮑超麾下經常打勝仗的軍隊更是臭名遠揚。
即使像不識字的朱品隆和唐義訓等曾國藩的貼身将領，也樹立了很壞的榜樣。
曾國藩獲悉朱、唐二人虛報他們所轄各營兵員名額，要對他們的部隊做徹底的核查，但卻找不到一名将領願意出頭去幹這種有損友情與面子的事。
此外，将領們常常争吵不休。
朱品隆與唐義訓除了放任士兵肆意掠劫城鎮的店鋪住家外，還被發現犯有曾國藩認為是不可寬恕的罪過，即甚至在面臨全軍慘敗時也不互相支援。
[48]對這類行為的失望心情以及南京發生的屠殺，使曾國藩對是否值得保持他的官兵隊伍産生了懷疑。
曾國藩保衛從皖北到江西這條漫長戰線的行動以及他指揮的圍攻南京之戰，使他的财源非常拮據。
長江流域各省許多地方的農業已經遭到破壞，唯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稅&mdash&mdash内地過境稅或貨物稅（見第六章）。
湘軍将領偶爾也接管了民政并設立厘卡，不過地方官員一般禁止他們這樣做。
但是考慮到征稅機構的&ldquo中飽&rdquo以及各省的财政需要，即使厘金稅也不是取之不盡的财源。
胡林翼在1855年當了湖北省巡撫後，為了與貪污作鬥争，也學唐代政治家劉晏（715&mdash780年）的著名稅收制的榜樣，隻用文人當厘金稅的稅吏。
1860年，曾國藩決定采納同樣的政策，委任紳士來當地方厘卡的稅吏。
他希望在這一社會集團中，會有&ldquo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rdquo的人。
[49]為了吸收這種理想的管理人員，他依靠他部下中表現出有能力和有主見的幕僚做基礎。
例如，曾國藩特别信任李鴻章的哥哥、一名應試中選的貢生李瀚章（1821&mdash1899年）。
李瀚章早在1854年在湖南當了一名代理縣官以後，就為曾國藩效勞。
他擔任過湘軍糧台的主要官員，曾國藩贊他為人正直、靈活，辦事一貫謹慎。
1860年6月，當曾國藩上疏清廷，要求把江西全省的厘金稅撥給湘軍時，他保舉李瀚章任省内兩大厘金局之一的負責官員，同時兼任江西南部的一個道台。
但在1862年，原江西省的一名知府沈葆桢經曾國藩保舉被任命為該省巡撫，當時沈葆桢出于責任心，認為必須把江西省的防務需要放在更優先的地位。
他不願把該省厘金稅的全部收入移交給曾國藩，也不願把那部分折征的漕糧所得提前分配給曾。
曾國藩不得不求助于清帝，希望沈葆桢能撥更多的款。
江西省雖然沒有滿足曾國藩的願望，但從1860年中至1864年中确實為湘軍提供了850萬兩紋銀，此數大緻相當于這四年曾國藩直接指揮的軍隊全部上報收入數的一半（也就是說，不包括胡林翼和左宗棠指揮的以及分配在廣西和貴州兩省服役的幾支軍隊的上報收入）。
[50]江西提供的稅款對曾國藩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上海區的大部分厘金收入主要被李鴻章用作淮軍軍費。
李鴻章除定期給曾國荃運送大批彈藥外，隻能從他的厘金收入中每年約抽30萬兩紋銀給曾氏兄弟。
曾國藩的厘金稅制擴大到兩江轄境以外，1860年夏，他得到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同意，在長沙成立東征局。
曾國藩的一位紳士出身的老友黃冕被任命主持局務。
他在1855年曾協助制定湖南省的厘金稅制。
東征局當時得到湖南巡撫的批準，對鹽、茶和其他主要商品增收厘金稅五成，特别用于曾國藩部隊的需要。
此事于1861年1月上報清帝，從這時到1864年中期為止，這4年多中用于該省征募新兵的費用以及撥給曾國藩作軍饷的湖南厘金稅款共達200萬兩。
1862年4月，清帝批準曾國藩的請求，把廣東省的厘金系統擴大供湘軍使用。
于是在廣東北部的韶關和廣州設立新的厘金局，這兩個機構的辦事人員都從曾國藩的大本營中抽任。
[51]這種跨省的措施隻是因為曾國藩得到清帝的支持才得以實現。
但是曾國藩的厘金系統必然會碰到傳統的人員培訓和根深蒂固的陋習等方面的明顯缺陷。
就像大部分将領重視軍銜和财富更甚于慎獨德行那樣，少數具有理财能力的文人也被發現缺乏獻身公益的精神。
雖然曾國藩繼續對黃冕和李瀚章等人的廉潔深信不疑，但在1860年中期随着他控制的厘金系統迅速擴大，他不得不把他了解的那些才幹勝于清廉的人派進厘金局。
早在1861年春，曾國藩手下的厘金稅吏及其将領的貪污已惡名遠播，曾國藩自認，胡林翼兩次寫信責備過他，說他&ldquo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複剛正之氣&rdquo。
曾國藩辯解的唯一理由是戰争形勢緊急，而他能使用的隻有這些人，别無其他選擇。
1862年，左宗棠寫信給曾國藩說，不幸的是，他也發現那些能實幹的人格外貪婪。
曾國藩答複道：&ldquo鄙意好利尚有偏裨之才。
惟沒幹者，決當屏斥。
&rdquo他哀歎道，&ldquo為德為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觏&rdquo。
[52] 曾國藩認為，厘金稅之所以腐敗，并非全是他下屬的過錯。
因為他的助手充其極隻能在地方紳士中選用比較廉明的人，這些人不僅願意屈尊俯就，而且還有足夠的才幹設法征收大量稅款。
李瀚章在江西的經驗使曾國藩相信，隻有地方上那種追逐私利的小紳士才對經管厘金稅卡感興趣。
曾國藩斷言，&ldquo江西厘務，立法不為不密；隻因各卡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rdquo。
盡管他信仰程朱的道德學說，但到1863年時卻無可奈何地退而承認，在教育儒家君子時，應考慮到&ldquo利&rdquo。
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儒生中鮮有談&ldquo利&rdquo之風。
曾國藩發現自己與南宋的實用主義者葉适（1150&mdash1223年）的觀點是一緻的，後者寫道：&ldquo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财于不講。
&rdquo[53] 曾國藩與歸他管轄的三省巡撫，有責任監督地方的吏治，包括征收田賦和司法行政，并且還要在經濟和道德風尚方面醫治地方上的戰争創傷。
在皖南曾國藩進行指揮的第一個大本營所在地，他發現城鄉都遭到徹底的破壞。
&ldquo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
&rdquo在1860年夏，他感到應&ldquo一面治軍剿賊，一面擇吏安民，二者都不可偏重&rdquo。
[54]可是軍情非常緊急，所以曾國藩必須更加全力以赴。
雖然非常需要恢複被破壞地區的經濟，但也必須盡快恢複征收田賦，這不但是為了滿足軍事需要，也是為了使北京宮廷能取得它需要的經費。
對一位欽命大員來說，國計畢竟與民生一樣重要。
在繳稅方式方面，不應隻由肩負厘金稅重擔的商人來表示臣民的忠君愛國之心，大小地主在一旦土地有收成時也應同樣報效。
此外必須采取行動來加強正統的倫理教育以及文人的道德觀。
應把谥号授予為王朝殉難的義士和為貞操殉節的烈女。
曾國藩認為在地方上實施良好的吏治的關鍵也在于&ldquo賢且智者&rdquo，這與他的信仰是一緻的。
雖然他不像胡林翼當過府縣的親民之官，卻沒有忽視下層衙門的根深蒂固的弊病。
他也深知：地方縣官常常巧立名目征收苛雜；上面的省級官員又對縣官提出各種要求。
但他認為，如果使賢明當道，這些陋習是可以改變的（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
曾國藩對胡林翼任湖北省巡撫時的政績非常贊賞。
該省在1856&mdash1857年肅清太平軍時，胡林翼獲敕讓他自己選用代理知縣補缺，而不是由北京朝廷按常規選任知縣。
胡林翼在一封信中寫道：&ldquo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rdquo[55] 從1857年起，對田賦和漕糧（折征）的征收已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區恢複。
胡林翼不斷寫信給州縣官員，告誡他們要按規定稅率公平地向所有地主征稅和貫徹&ldquo寄撫字于催科&rdquo這一傳統的格言。
這種貌似矛盾的說法也可自圓其說：既然稅收為國家所必需，則在征收過程中隻有盡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保護人民的福利。
清廷自18世紀以來已經制定了較輕的土地稅稅率，但是浮收在這時常較正規的賦稅重得多。
有些浮收，如火耗和某些與漕糧有關的征收，是得到清帝批準的，但有許多項目則為&ldquo規費&rdquo，它們從未被正式規定，但卻是包括縣衙門在内的地方各級官府的必要收入來源。
有的浮收幹脆被稱為&ldquo陋規&rdquo，它們有時尚可被辯解為官方支出的必要補充，但經常成了稅吏純粹為私利而進行的一種勒索。
胡林翼特别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夠權勢能把衙役拒之門外的所謂&ldquo大戶&rdquo通常能免繳浮收，甚至免繳正規的賦稅。
大部分田賦實際上落到了&ldquo小戶&rdquo身上，這些通常是平民身份的小地主防止額外課稅的最好辦法是賄賂胥吏衙役以換取較輕的稅額，或者去尋求紳士（他們通常為了從中獲利，包攬了小土地主賦稅和浮收的繳納）的幫助。
胡林翼把小戶的苦難主要歸之于衙門胥吏差役，這些人與權勢者相勾結，但對農民卻冷酷無情，恰似禽獸之于&ldquo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也&rdquo。
他要縣令對違法衙役嚴懲不貸，直至将他們撤職或拘禁。
但胡林翼也了解&ldquo陋規&rdquo常常是上面壓力的結果，這種壓力不但來自知縣，而且來自府道。
他在1857年的奏折中寫道：&ldquo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
&rdquo他确實下令廢除了數十種長期在許多省成為定例的小額冗費。
[56]但胡林翼自己承認，湖北省的許多地方繼續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動。
曾國藩剛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幾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縣的賢員，以便在安徽樹立清廉的榜樣。
他請他的朋友們擇才，&ldquo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rdquo。
他因公務繁忙，無暇親自過問，就把選用皖南代理官員之事交由有舉人功名的學者和湘軍統領李元度去辦。
他告誡李元度說，&ldquo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rdquo。
曾國藩在安徽巡撫翁同書的勉強合作下，還想更換皖北的大部分官員。
他寫信向胡林翼求助：&ldquo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
&rdquo鑒于還有戰争的緊急任務，看來在曾國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認為适合當地方官或可調任地方官的人為數甚少。
曾國藩顯然堅持他的&ldquo人存而後政舉&rdquo的信仰。
[57]然而要舉者是何政？曾國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則放在比複興經濟更優先的地位。
他在1860年7月署理總督時就向兩江各省的官員和文人頒發文告，敦促官員要克勤克儉，并請紳士保舉有才之士為政府效勞。
他強調地方官員的緊急任務是提供救濟，但不是給予農村居民，而是給落魄紳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别是給予那些其家屬因戰争死亡的人。
曾國藩任總督後的第一個行動實際上就是設立忠義局。
他請官員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國者的事迹，加以核實後上報清帝，以便能獲準立碑和祠祀。
曾國藩在1861年9月收複安慶後，确實與紳士們一起主辦過濟貧事業，給充斥在街頭的難民施舍錢糧。
但同時又在附近确有收成的農村每畝地征錢400文，以應付緊急的軍需。
他還優先重新開辦敬敷書院，這是為應鄉試的士子在安慶設立的學術機構。
[58] 曾國藩這時向三種人發出一系列懇摯的勸誡，他們是州縣官員、委員（曾國藩稱之為&ldquo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rdquo）和紳士。
[59]官員們應&ldquo以重農為第一要務&rdquo，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受害最深，更因為&ldquo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天下無了日矣&rdquo。
地方官員應盡量減輕農民賦稅，減少徭役，幫助治水，甚至幫貧苦農民購買牲畜。
州縣官應儉樸不肥家私；他們應停止向上司送禮，這樣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
州縣官應迅速公正地解決訴訟，不惜嚴懲&ldquo惡人&rdquo。
他寫道，這是&ldquo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也&rdquo。
但曾國藩沒有強調也要嚴懲衙門胥吏差役。
他在談到他們時，隻說州縣官自己應該&ldquo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rdquo，以為其部屬樹立榜樣。
曾國藩對紳士，特别對那些組織地方團練并在開征維持它們的捐稅中從中漁利的人，責難最為嚴厲。
雖然湘軍在早期已經吸收了一些團練，但他對它們是否有用則非常懷疑。
他在1861年寫道：&ldquo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唯堅不信團練。
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
&rdquo他這時警告紳士，不論誰利用團練局向&ldquo愚懦&rdquo榨取錢财，将嚴懲不貸，&ldquo雖巨紳也屬可誅&rdquo。
在當時的一封信中，曾國藩含糊地提出，&ldquo古來保甲之法&rdquo足以維持地方的治安。
但沒有詳細談到怎樣恢複此法。
[60] 雖然曾國藩了解中國農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但因顯然全神貫注于軍事和财政問題，無力再兼顧吏治。
他對&ldquo成法&rdquo堅信不疑。
他希望任地方官的正人能&ldquo随事納之準繩，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rdquo。
但他對他治下的新任州縣感到失望。
他在1862年初寫信給安徽巡撫李續宜時承認，他選用的州縣官員&ldquo皆不惬物望&rdquo，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ldquo也非稱意之選&rdquo。
曾國藩這時感到選用地方官的标準應予放寬：&ldquo中材&rdquo對事也許無大妨礙。
他又準備了另一份候補官員的名單，要李續宜與他一起向清帝保舉，以接替一些在職官員。
但新名單證明同樣令人失望。
1863年夏初他向郭嵩焘承認，自他任總督以來，&ldquo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rdquo。
他又告訴郭嵩焘，他已上疏要求16名新獲進士功名的人為江西的州縣官員。
[61]顯然他又恢複了傳統的觀點，認為那些通過最高級科舉考試的人可能會成為最優秀的地方官。
農業稅的恢複 雖然曾國藩力圖繼續相信賢人的影響，但他偶爾也考慮到制度調整之事，即在受戰争創傷的省份恢複征收田賦的同時，減收課稅和浮收。
幸虧有佃農和自耕農等黎民的勤勞，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農業恢複得比預料的要快。
官紳進行了一定的幫助；已經知道他們分配過家具和紡織工具，甚至鼓勵從其他省份移民到被破壞的土地上重新安家。
曾國藩估計，江西1862年的秋收可能達到正常年景的七成，而在安徽，大約不到五成。
[62]清帝一般會批準一名總督如下的意見：在新收複區至少在一年内全部或部分免征田賦和漕糧。
但北京要立刻在長江流域諸省恢複征收漕糧。
雖然用船沿運河北運漕糧證實已行不通了，但朝廷希望至少把應繳的稻米折錢征收，以便在上海購米海運至天津。
征收漕糧的需要自隋朝（589&mdash618年）以來早有先例，可是因長江下遊諸省本身緊急的軍事需要而受到了挑戰。
不可能全部放棄征收農業稅。
但對太平天國以前若幹年的抗租暴動所留存的記憶，以及太平軍在一些地方的田賦問題上采取的開明态度，都表明必須減輕農民的負擔。
[63] 在1855年至1863年期間，長江各省的官員對田賦問題考慮采取三種辦法。
（1）由于農業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根據法定稅率征收的田賦和漕糧，而是所加的浮收，所以要減輕賦稅必然要涉及削減這些不合規定的浮收。
北京預期收到的那部分賦稅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浮收除了少數事例外都由省的或地方的政府使用，并由地方官員及其下屬得益。
（2）必須禁止區别對待大戶和小戶這種長期以來視為慣例但仍是不合法的偏袒，這不僅是為了公平，而且也為了安撫大部分納稅人。
（3）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這兩處較小的地區深受戰争之害，但每年負擔的漕糧份額卻特别重。
自道光以來，這兩個地區的稅額實際上隻上繳了一部分，清帝也不得不年複一年地批準免征。
所以大量減輕這兩個地區分擔的稅額不會使北京真正受到損失。
省級官員按照這三種辦法主動采取了行動。
在湖南，經左宗棠建議，巡撫駱秉章早在1855年初秋決定對田賦和&ldquo折征漕糧&rdquo作新的估算。
新稅率各縣不同，是經過知縣和推選的地方紳士共同商定的。
新統一規定的田賦稅率加上浮收約比原來總稅率低二成，而折征漕糧加上浮收不到原來的五成。
為了能夠減低稅率，駱巡撫取消了許多歸地方各級官員所有的津貼。
他還要縣令與德高望重的紳士讨論節制包攬（即包征）之法。
&ldquo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
&rdquo衙門的吏役以及衿棍從此不得包攬完納。
[64]從1855年起的幾年中，湖南每年征收田賦和漕糧的總收入（包括浮收在内），與戰前相較，據推測減少了四分之一。
幸虧有了厘金稅，該省仍能支援曾國藩進行戰争。
胡林翼在1857年秋季着手搞減稅，作為他整頓湖北省的活動的一部分。
由于戰争和洪水造成的破壞，他要求讓一批縣暫時免除田賦和漕糧的份額。
但對33個應照常征繳漕糧的縣，他争取清帝的批準進行一次大改革&mdash&mdash大量削減極重的浮收和取消名義上有數十種他稱之為&ldquo浮費&rdquo的收入。
這裡面包括過去巡撫本人、布政使、督糧道以及府道都享受的津貼。
他還認為，隻有官僚機關和基層機關的弊病得到糾正，&ldquo刁紳劣監&rdquo才不會再要求分潤從包攬完納中取得的好處。
這些無恥的權貴也真能以揭發縣衙腐敗為手段來進行威脅，從而迫使知縣及其下級默認他們包攬賦稅的做法。
在太平軍叛亂之前，湖北省大戶用米繳納漕糧，小戶則按過高而不合理的米折銀和錢折銀的折算率繳現錢。
現在所有的戶都按照以錢計算的統一稅率用現錢來繳納，但胡林翼卻不得不依靠知縣們來約束吏役以使新稅率真正得到貫徹。
湖北省的督糧道及其助手到各個縣，先與知縣和地方&ldquo紳耆&rdquo協商，把每地米價和銀&mdash錢折換率以及州縣衙門的财政需要等因素考慮在内，才能決定一項新的當地劃一稅率。
大部分縣每擔米應繳的新稅率在銅錢四五千文之間，而在以前，各種稅款合計有時高達1.2萬甚至2萬文。
胡林翼完全相信這種&ldquo中飽&rdquo之款可以為政府所有或留在百姓手中。
[65]他有時采取有力措施來推行新規定。
在1858年初，他解除了一名容許征收浮收的知州的職務。
但看來他更多的隻是嚴詞訓誡地方官員，要他們保持警惕和嚴懲違法的吏役。
他說過一段有代表性的話：&ldquo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于率獸以食人，尚何能與民衆分憂耶？&rdquo在此期間，湖北的許多地方恢複了正規的田賦。
胡林翼之信寫于他在1861年9月末死去之前不久，這說明&ldquo陋規&rdquo仍在該省地方行政中盛行。
[66] 1860年後期，曾國藩向江西當局建議，田賦和折征漕糧都應當在次年恢複。
代理布政使李桓因此開始與地方官員協商；1861年9月，他起草的章程被曾國藩批準。
該省與湖南湖北一樣，許多上級向縣攤派的費用都被取消了；但全省的田賦和漕糧卻被訂成統一的新劃一稅率，這又是與湖南湖北不同的。
當曾國藩寫信給李桓和江西巡撫時正對胡林翼之死深為悲痛，他似乎已決定在江西省進行田賦改革。
他希望新稅率會在百姓之間産生新的印象，從而使他們能&ldquo踴躍輸捐&rdquo。
但他擔心由于這項計劃&ldquo不利于官&rdquo，官府會多方加以阻撓。
他決心要彈劾那些&ldquo違抗新章&rdquo的州縣官員。
[67] 雖然曾國藩作出這種告誡以紀念胡林翼，但江西省地方官員德才俱劣，所以他懷疑浮收是否真能大量削減。
但在1862年，當為人非常謹慎負責的江西知縣丁日昌提出了減輕地方官員負擔的具體措施以答複曾國藩的問題時，曾十分高興。
他與新任巡撫沈葆桢聯名上疏并得到清帝的批準，取消江西州縣虧空的高達二百餘萬兩的巨額應繳稅款（此款的大部分事實上在出現虧空時每年已由江西省府向北京墊交）。
曾國藩和沈葆桢還為該省在1861年遭太平軍侵襲的地區争取到了削減田賦和漕糧的負擔。
盡管這些措施能使江西的知縣們辦事更加方便，但曾國藩發現在以後兩年中他們的負擔并未大大減輕，其中有些人為了完成任務還陷入困境。
這部分是由于白銀貶值，而在1864年的規定中改銅錢為征稅單位前，白銀是江西省征收
從1863年1月起，淮軍就一直企圖解救在常熟被忠王部隊圍攻的太平軍降軍，常熟離蘇州北面僅30英裡，是糧食供應的主要基地。
直到4月份戈登帶了榴彈炮和科赫恩迫擊炮趕來時才解了圍。
淮軍當時正在圍攻通往蘇州的戰略城市太倉。
5月份，戈登乘海生号趕到，經過四小時的炮擊後轟開了太倉城牆，使程學啟的士兵占領了該城。
所以李鴻章成為西方技術的堅定信仰者是不足為奇的。
他得意洋洋地寫信給曾國藩說：&ldquo炮力所穿，無孔不入&hellip&hellip西洋炸炮，戰守攻具，天下無敵。
&rdquo[30]戈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回顧說，&ldquo人們原來期望不會有那麼大的破壞&rdquo；但他認為他的戰鬥會加速使蘇州投降，從而及早結束戰争。
[31] &ldquo中國的戈登&rdquo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體現在他身上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主義。
他對鎮壓太平軍戰争的重大貢獻在于，他的炮兵與李鴻章的淮軍一結合，就把忠王的大批部隊牽制在蘇州周圍，這些部隊本來可用來大舉進攻南京外面的曾國荃部隊的。
實際上，曾國荃的士兵差一點遭覆沒之禍。
他率領了2萬名士兵已在1862年5月末來到離南京南面僅幾英裡的突出地帶。
但太平天國的京城由于其堅固的城牆和堡壘而無法攻破，又由于它周圍有河流山岡而難以使之孤立。
忠王已于6月份撤離上海返回蘇州，準備在南京發起反攻。
反攻在10月份開始，當時他帶大軍從蘇州趕到，後面又緊跟着來自浙江的軍隊。
曾國荃的部隊由于遭到一場嚴重的瘟疫和不斷受到挫折而元氣大傷，到1863年1月已瀕于崩潰。
但忠王因出于對蘇州地區的關心和對皖北糧食供應的需要，對這次反攻一直不能全神貫注。
[32]他帶了饷銀和糧食在1863年7月中回到南京，并在一個多月内，以自己的&ldquo洋槍軍&rdquo不斷打敗曾國荃。
但在9月中旬，他匆忙趕回蘇州，這次他留在那裡直到11月末快要陷落之前。
如果沒有戈登及他的大炮，淮軍不可能那麼快威脅蘇州，因而忠王後來在著名的&ldquo自述&rdquo中不斷詳細談到&ldquo洋鬼子&rdquo大炮造成的可怕後果，這些話并非誇大之詞。
[33]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湘軍和淮軍有了戈登的援助，竟使清朝不需要有損于本國主權完整的外國援助就能對抗太平軍。
1862年和1863年春，随着撚軍在山東和河南威脅的增長，清廷越來越急于要把太平軍趕快打敗。
1862年6月，在蔔魯斯的敦促下，總理衙門得到清帝的批準，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
7月，李鴻章勉強将薛煥的一千多名殘兵轉交英國人，另外交給法國人600名。
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擴大這類計劃，因為擔心歐洲人會逐漸侵犯清朝的權力。
按照李鴻章的主意，11月份的一道谕旨要求這類計劃應着重&ldquo練将&rdquo，因為&ldquo統帶（華兵）不可久借外人&rdquo。
[34]晚至1863年3月，士迪佛立将軍在安慶訪問曾國藩時，他建議把英國人在上海訓練中國軍隊的數目增至1萬人。
士迪佛立盤算使用這1萬人配合李泰國正在裝備并預期在夏末到達的艦隊一起攻打南京。
李泰國本人早在5月份就已返回，他與李鴻章商讨财政問題時，透露有六百多名要為清廷效勞的英國官兵，将随同八艘炮艦前來。
李鴻章立刻注意到這與1862年初經曾國藩修正的赫德的最初建議有出入：原建議提出，這支艦隊将主要由湘軍水師駕駛，英國人隻是提供訓練和援助。
李鴻章警告總理衙門說，李泰國為人驕橫、險惡和狡詐。
但問題在于北京是否迫不及待地要取得勝利，以緻會聽任李泰國和士迪佛立為所欲為。
6月初，李泰國在北京拿出了他與已經脫離英國皇家海軍來指揮中國水師的阿思本海軍上校簽訂的一份契約，這使恭親王和文祥大吃一驚。
根據契約規定，清帝的命令隻有在&ldquo直接下達給李泰國&rdquo時，阿思本才服從，另外，李泰國&ldquo如對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滿時，可以拒絕下達&rdquo。
李泰國除了提出這份既成事實的契約外，還提出要求說，他身為海關總稅務司得親自接受海關關稅收入，這項稅款在此之前都是送交海關華人監督指定的&ldquo海關銀行&rdquo的；此外，他不但應負責從關稅收入分配經費給這支新艦隊，而且還應分配給一切外國人訓練的中國軍隊，包括戈登的隊伍在内。
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李泰國威脅着要撤走海關的一切外國工作人員。
他在給總理衙門的要求中寫道：&ldquo為什麼總稅務司要為地方官員征收關稅？&rdquo總理衙門行文通知李鴻章，認為李泰國的用意是&ldquo思借此一舉，将中國兵權利權全行移于外國&rdquo。
[35] 李泰國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清廷與太平軍作戰的運氣大大好轉了。
此外，他習慣于與何桂清和薛煥那些沒有骨氣的官員打交道，卻不了解已湧現出來的一批新型的地方行政官。
曾國藩和李鴻章不但擁有精兵和具備進取的思想，并且還得到朝廷的信任。
李泰國謀求取得蔔魯斯的支持，因為後者認為如果能從地方拿走關稅收入和外國訓練的軍隊，清朝的中央政府定會從中得利。
因此，蔔魯斯在1863年6月16日向總理衙門建議：（1）&ldquo帝國政府應[通過李泰國]自己來掌握關稅收入&rdquo；（2）由戈登等英國軍官帶領的中國軍隊在與省撫共同作戰時，&ldquo不應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rdquo。
[36]蔔魯斯的建議遭到恭親王的斷然拒絕，因此，這位公使就到蒙古去&ldquo遊山玩水&rdquo，把談判之事交給李泰國和赫德自己去進行。
在赫德的建議下，拟訂了一套章程，内容是任命阿思本為&ldquo幫同總統&rdquo，隸屬于曾國藩任命的中國水師總統麾下；兩名水師總統都歸曾、李二人管轄。
這些規定得到清帝批準，但李鴻章抱怨說，如果艦隊由600名英國水手操縱，中國的管帶就不可能真正進行指揮。
曾國藩也寫信給恭親王說，除非中國人能實際操縱艦隻，否則就難以學會使用它們。
但總理衙門對清廷的這種名義上的控制似乎已經滿足，雖然還不是心甘情願的。
它在8月份知照李鴻章道，除非在阿思本到達前能收複南京，否則&ldquo遲久不克，兵船必往，殊難谕禁&rdquo。
既然谕旨已經規定艦隊歸曾、李二人指揮，因此總理衙門希望他們二人能設法進行控制，并從李泰國和阿思本手中收回原屬自己的權利。
[37] 曾國藩和李鴻章也許将不得不設法滿足一下北京的心意，因為湘軍在以後許多個月中還不能收複南京。
但阿思本在9月随同艦隻到達時，對自己隻成為一名中國人的&ldquo幫同總統&rdquo大為不滿，而對究竟誰掌握實權則毫不考慮。
在北京，他因受李泰國的煽動，采取了僵硬的立場。
10月18日，阿思本限總理衙門在48小時内承認他與李泰國的契約，否則他将&ldquo立即解散艦隊&rdquo。
到了20日，當總理衙門未予答複時，蔔魯斯寫信給恭親王，說他得先請示倫敦，才能讓清政府接管艦隊&mdash&mdash這樣就出現了使炮艦落入别人手中的可能。
但文祥相信，真正不願冒險看到艦隊落到太平軍之手的人卻是蔔魯斯。
于是他請美國公使蒲安臣設法調解，他宣稱清廷甯願&ldquo退到長城以外&rdquo，也不願接受阿思本的條件。
[38]最後找到了解決辦法：艦隻退回英國，在那裡出售。
總理衙門給李泰國和阿思本以豐厚的補償，但解除了李泰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職而讓赫德接替。
中國海軍的現代化被推遲了，但也避免了外國人在中國軍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響。
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國同僚程學啟不要處決投降的太平軍首領（他認為這是違反文明戰争常規的行動），雖然這個要求屢次遭到拒絕，他仍繼續援助淮軍。
有八名守衛蘇州但決定投降的太平軍首領被李鴻章處決，戈登認為這有損他的榮譽，因為他曾在一次私人會見中似已保證過他們的安全。
他一怒之下幾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鴻章，但被赫德等人勸阻，他們說李鴻章沒有&ldquo事先策劃&rdquo此事，于是戈登又為李鴻章上陣作戰。
[39]但是常勝軍内部的軍紀這時已經敗壞。
它協助圍攻了幾個城市後（最後一次是在1864年5月圍攻常州），戈登和李鴻章一緻同意予以解散。
不久倫敦也送來了同樣内容的指令。
戈登愉快地接受了綠營的提督軍銜，但他仍拒絕了清帝賞賜的1萬兩紋銀。
在此期間，1862年5月收複甯波的戰績是歐洲人和該商埠一個&ldquo夷人專家&rdquo雙方主動努力的結果。
甯波道台張景渠在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該商埠時已經乘一艘法國船隻逃往定海，據說還攜帶了大量海關庫銀。
他組成一支300名士兵的小部隊，命名為&ldquo綠頭勇&rdquo（後又稱常安軍）。
此外，在其麾下效勞的還有布興有，此人是著名的廣東海盜，已被提為綠營遊擊，并指揮着80艘海盜船和大批&ldquo廣勇&rdquo。
[40]5月10日英國皇家海軍的樂德克上校宣稱外國船隻遭到太平軍炮擊，于是就指揮得到兩艘法艦支援的四艘炮艦炮擊甯波，這時這支臨時由各方拼湊而成的軍隊就已準備投入行動。
大約300名英軍和70名法軍将大炮架在城根；太平軍在猛烈的炮火下撤離該城。
英法軍隊和中國的勇軍進了城門，為張景渠前道台掠奪和占領該城；張景渠也立刻向商人募集捐款，以資助進一步的中西聯合作戰。
李鴻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數百名華爾的常勝軍去守衛甯波。
樂德克的軍官也着手訓練&ldquo綠頭勇&rdquo，這時它終于發展成有1000名士兵的隊伍。
同時一名法國海軍上尉在甯波海關稅務司日意格的幫助下組成一支中國分隊，名叫&ldquo花頭勇&rdquo，又稱常捷軍，外國人則稱他們為&ldquo法華軍&rdquo。
這支部隊很快就擴充到2000人，甚至一度到3000人。
[41]到1862年12月末，這幾支部隊在海軍少尉德克碑指揮下夾攻制酒的紹興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歐洲人帶領中國軍隊很危險，因為他擔心會造成喧賓奪主的後果。
[42]新任甯波道台撥出關稅款項，但隻計劃供給約2000名中國士兵和150名歐洲軍官之用。
與華爾和戈登的軍隊一樣，許多外國軍官以及他們帶領的中國兵主要關心的卻是在攻占一座城鎮後怎樣擄掠财物。
左宗棠還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們訓練的華人作為自己部隊的助手。
1863年夏，當德克碑難以從紹興紳士那裡收回某些曾經保證給他的部隊提供的巨額&ldquo債款&rdquo時，杭州的富商兼銀行家胡光墉（1825&mdash1885年）安排他與左宗棠進行了一次會晤。
胡光墉自1862年以來就當了左宗棠的買辦，為他采購給養。
胡光墉所做的這一安排是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條件來為他效勞。
雖然左宗棠最後升為閩浙總督，32歲的德克碑還不過是一名綠營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禮而與他握手。
德克碑在第二次晉見時，則&ldquo薙去了連鬓胡子，以表示他不願當夷人&rdquo。
在攻城時，德克碑的大炮與戈登的大炮一樣，是無價之寶（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複杭州前三日把城牆轟開了一個約35英尺的關鍵性缺口時更為如此）。
[43]德克碑得到禦賜的1萬兩紋銀和提督軍銜回法國，以後由日意格接替他擔任法華軍分隊的指揮，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強調西方對清廷征戰的援助并不是否認曾國藩所起的主要作用。
總的戰略是曾國藩籌劃的，他個人指揮的軍隊守衛着從皖北到江西諸城市組成的一條漫長的弧形地帶，這對全力圍攻南京的後勤供應體系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湘軍中如朱品隆和唐義訓等将領在曾國藩的監督和鼓勵下取得的戰績，對穩定南京前線也是必不可少的。
1863年6月，鮑超這名猛将橫掃南京對面的長江北岸，占領了毗鄰九洑洲（這是天京賴以從挂着外國旗幟做生意的許多帆船那裡取得供應的來源地）的江浦。
當6月30日占領九洑洲時，南京與它最大供應地之間的運輸線從此被切斷了。
[44]這次立即向北京報告的勝利，可能促使總理衙門在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問題上采取堅定的政策。
同時，李鴻章購買的汽輪也在把大批彈藥和步槍運給曾國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後還幸存的太平軍将領中，除了參加撚軍的賴文光外，實力最強的要數李世賢和汪海洋；後者是安徽人，當時還隻有30多歲，他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參加太平軍，一直在浙江作戰。
李、汪二人分别經過江西進入福建。
1864年10月，李世賢占領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裡雇了16名外國人幫助訓練他的部隊使用西方武器。
李鴻章奉清帝之命派了8000名淮軍在郭松林率領下前往漳州，部隊中還有英國教官訓練的步槍手。
左宗棠則在福建北部設立了大本營以監視其他太平軍的動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關稅務司法國人美理登男爵訓練的中國軍隊協助進攻漳州，該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複。
[45]李世賢和汪海洋這時在廣東會師，但是出現了一場不幸的内讧，李世賢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殺。
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戰死。
西方的武器顯然為叛亂的結束作出了貢獻。
長江下遊的戰後問題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國戰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經曆了一場嚴厲的考驗。
即使充分利用了帝王的權威，也不能确保軍事上的勝利。
後來，随着從造反者那裡收複了城市及其周圍地區，就必須把民政恢複起來。
複興的問題緊接着一次次的勝利而出現了。
而儒家的經世緻用之道再一次要經受考驗。
歸根到底，在進入戰後時期的地區，行政的首要任務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為緊迫&mdash&mdash是帝國政府的安定的社會秩序和财政要務呢，還是迅速恢複農村的生活？假定少數幾個政治家懷有最善良的願望，他們是否有可能改變太平天國叛亂前地方政治的習俗和制度？ 曾國藩到達南京後隻有8天，就已經決定解散他指揮的全部12萬名湘軍（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隊）。
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約2.5萬名曾國荃最精銳的軍隊連同其将領一并退役，可能他們已經掠奪了足夠的财富，說什麼也要解甲歸田了。
[46]剩下的12萬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mdash1865年進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為還需要這些人來守衛安徽江西地區，以防止太平軍殘餘死灰複燃。
從自己解散湘軍這一點來看，曾國藩顯示出他沒有追求個人權勢的野心。
他還認為，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軍将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仍在帝國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亂。
但不管怎麼說，曾國藩的決定是由于以下兩個痛苦的現實造成的：他的軍隊的軍紀進一步敗壞了，同時他發現非常難于及時籌措足夠的饷金按期發給軍隊。
自他擔任兩江總督及欽差大臣以來，他有權處理大量财政收入。
但他的支出卻增加得更快。
在1862年，對駐安徽的湘軍饷銀的發放有時拖欠8個月；而在1863年末，駐南京地區軍隊的饷銀被拖欠了16個月。
[47]同時，許多已經取得綠營的總兵或提督軍銜的統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ldquo肥私囊&rdquo，而更糟糕的是，他們的軍隊正在變成老百姓的禍災。
鮑超麾下經常打勝仗的軍隊更是臭名遠揚。
即使像不識字的朱品隆和唐義訓等曾國藩的貼身将領，也樹立了很壞的榜樣。
曾國藩獲悉朱、唐二人虛報他們所轄各營兵員名額，要對他們的部隊做徹底的核查，但卻找不到一名将領願意出頭去幹這種有損友情與面子的事。
此外，将領們常常争吵不休。
朱品隆與唐義訓除了放任士兵肆意掠劫城鎮的店鋪住家外，還被發現犯有曾國藩認為是不可寬恕的罪過，即甚至在面臨全軍慘敗時也不互相支援。
[48]對這類行為的失望心情以及南京發生的屠殺，使曾國藩對是否值得保持他的官兵隊伍産生了懷疑。
曾國藩保衛從皖北到江西這條漫長戰線的行動以及他指揮的圍攻南京之戰，使他的财源非常拮據。
長江流域各省許多地方的農業已經遭到破壞，唯一大量而且可靠的收入是厘金稅&mdash&mdash内地過境稅或貨物稅（見第六章）。
湘軍将領偶爾也接管了民政并設立厘卡，不過地方官員一般禁止他們這樣做。
但是考慮到征稅機構的&ldquo中飽&rdquo以及各省的财政需要，即使厘金稅也不是取之不盡的财源。
胡林翼在1855年當了湖北省巡撫後，為了與貪污作鬥争，也學唐代政治家劉晏（715&mdash780年）的著名稅收制的榜樣，隻用文人當厘金稅的稅吏。
1860年，曾國藩決定采納同樣的政策，委任紳士來當地方厘卡的稅吏。
他希望在這一社會集團中，會有&ldquo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rdquo的人。
[49]為了吸收這種理想的管理人員，他依靠他部下中表現出有能力和有主見的幕僚做基礎。
例如，曾國藩特别信任李鴻章的哥哥、一名應試中選的貢生李瀚章（1821&mdash1899年）。
李瀚章早在1854年在湖南當了一名代理縣官以後，就為曾國藩效勞。
他擔任過湘軍糧台的主要官員，曾國藩贊他為人正直、靈活，辦事一貫謹慎。
1860年6月，當曾國藩上疏清廷，要求把江西全省的厘金稅撥給湘軍時，他保舉李瀚章任省内兩大厘金局之一的負責官員，同時兼任江西南部的一個道台。
但在1862年，原江西省的一名知府沈葆桢經曾國藩保舉被任命為該省巡撫，當時沈葆桢出于責任心，認為必須把江西省的防務需要放在更優先的地位。
他不願把該省厘金稅的全部收入移交給曾國藩，也不願把那部分折征的漕糧所得提前分配給曾。
曾國藩不得不求助于清帝，希望沈葆桢能撥更多的款。
江西省雖然沒有滿足曾國藩的願望，但從1860年中至1864年中确實為湘軍提供了850萬兩紋銀，此數大緻相當于這四年曾國藩直接指揮的軍隊全部上報收入數的一半（也就是說，不包括胡林翼和左宗棠指揮的以及分配在廣西和貴州兩省服役的幾支軍隊的上報收入）。
[50]江西提供的稅款對曾國藩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上海區的大部分厘金收入主要被李鴻章用作淮軍軍費。
李鴻章除定期給曾國荃運送大批彈藥外，隻能從他的厘金收入中每年約抽30萬兩紋銀給曾氏兄弟。
曾國藩的厘金稅制擴大到兩江轄境以外，1860年夏，他得到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同意，在長沙成立東征局。
曾國藩的一位紳士出身的老友黃冕被任命主持局務。
他在1855年曾協助制定湖南省的厘金稅制。
東征局當時得到湖南巡撫的批準，對鹽、茶和其他主要商品增收厘金稅五成，特别用于曾國藩部隊的需要。
此事于1861年1月上報清帝，從這時到1864年中期為止，這4年多中用于該省征募新兵的費用以及撥給曾國藩作軍饷的湖南厘金稅款共達200萬兩。
1862年4月，清帝批準曾國藩的請求，把廣東省的厘金系統擴大供湘軍使用。
于是在廣東北部的韶關和廣州設立新的厘金局，這兩個機構的辦事人員都從曾國藩的大本營中抽任。
[51]這種跨省的措施隻是因為曾國藩得到清帝的支持才得以實現。
但是曾國藩的厘金系統必然會碰到傳統的人員培訓和根深蒂固的陋習等方面的明顯缺陷。
就像大部分将領重視軍銜和财富更甚于慎獨德行那樣，少數具有理财能力的文人也被發現缺乏獻身公益的精神。
雖然曾國藩繼續對黃冕和李瀚章等人的廉潔深信不疑，但在1860年中期随着他控制的厘金系統迅速擴大，他不得不把他了解的那些才幹勝于清廉的人派進厘金局。
早在1861年春，曾國藩手下的厘金稅吏及其将領的貪污已惡名遠播，曾國藩自認，胡林翼兩次寫信責備過他，說他&ldquo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複剛正之氣&rdquo。
曾國藩辯解的唯一理由是戰争形勢緊急，而他能使用的隻有這些人，别無其他選擇。
1862年，左宗棠寫信給曾國藩說，不幸的是，他也發現那些能實幹的人格外貪婪。
曾國藩答複道：&ldquo鄙意好利尚有偏裨之才。
惟沒幹者，決當屏斥。
&rdquo他哀歎道，&ldquo為德為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觏&rdquo。
[52] 曾國藩認為，厘金稅之所以腐敗，并非全是他下屬的過錯。
因為他的助手充其極隻能在地方紳士中選用比較廉明的人，這些人不僅願意屈尊俯就，而且還有足夠的才幹設法征收大量稅款。
李瀚章在江西的經驗使曾國藩相信，隻有地方上那種追逐私利的小紳士才對經管厘金稅卡感興趣。
曾國藩斷言，&ldquo江西厘務，立法不為不密；隻因各卡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rdquo。
盡管他信仰程朱的道德學說，但到1863年時卻無可奈何地退而承認，在教育儒家君子時，應考慮到&ldquo利&rdquo。
他痛感自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以來，儒生中鮮有談&ldquo利&rdquo之風。
曾國藩發現自己與南宋的實用主義者葉适（1150&mdash1223年）的觀點是一緻的，後者寫道：&ldquo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财于不講。
&rdquo[53] 曾國藩與歸他管轄的三省巡撫，有責任監督地方的吏治，包括征收田賦和司法行政，并且還要在經濟和道德風尚方面醫治地方上的戰争創傷。
在皖南曾國藩進行指揮的第一個大本營所在地，他發現城鄉都遭到徹底的破壞。
&ldquo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
&rdquo在1860年夏，他感到應&ldquo一面治軍剿賊，一面擇吏安民，二者都不可偏重&rdquo。
[54]可是軍情非常緊急，所以曾國藩必須更加全力以赴。
雖然非常需要恢複被破壞地區的經濟，但也必須盡快恢複征收田賦，這不但是為了滿足軍事需要，也是為了使北京宮廷能取得它需要的經費。
對一位欽命大員來說，國計畢竟與民生一樣重要。
在繳稅方式方面，不應隻由肩負厘金稅重擔的商人來表示臣民的忠君愛國之心，大小地主在一旦土地有收成時也應同樣報效。
此外必須采取行動來加強正統的倫理教育以及文人的道德觀。
應把谥号授予為王朝殉難的義士和為貞操殉節的烈女。
曾國藩認為在地方上實施良好的吏治的關鍵也在于&ldquo賢且智者&rdquo，這與他的信仰是一緻的。
雖然他不像胡林翼當過府縣的親民之官，卻沒有忽視下層衙門的根深蒂固的弊病。
他也深知：地方縣官常常巧立名目征收苛雜；上面的省級官員又對縣官提出各種要求。
但他認為，如果使賢明當道，這些陋習是可以改變的（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
曾國藩對胡林翼任湖北省巡撫時的政績非常贊賞。
該省在1856&mdash1857年肅清太平軍時，胡林翼獲敕讓他自己選用代理知縣補缺，而不是由北京朝廷按常規選任知縣。
胡林翼在一封信中寫道：&ldquo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
&rdquo[55] 從1857年起，對田賦和漕糧（折征）的征收已在湖北省大部分地區恢複。
胡林翼不斷寫信給州縣官員，告誡他們要按規定稅率公平地向所有地主征稅和貫徹&ldquo寄撫字于催科&rdquo這一傳統的格言。
這種貌似矛盾的說法也可自圓其說：既然稅收為國家所必需，則在征收過程中隻有盡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才能保護人民的福利。
清廷自18世紀以來已經制定了較輕的土地稅稅率，但是浮收在這時常較正規的賦稅重得多。
有些浮收，如火耗和某些與漕糧有關的征收，是得到清帝批準的，但有許多項目則為&ldquo規費&rdquo，它們從未被正式規定，但卻是包括縣衙門在内的地方各級官府的必要收入來源。
有的浮收幹脆被稱為&ldquo陋規&rdquo，它們有時尚可被辯解為官方支出的必要補充，但經常成了稅吏純粹為私利而進行的一種勒索。
胡林翼特别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有足夠權勢能把衙役拒之門外的所謂&ldquo大戶&rdquo通常能免繳浮收，甚至免繳正規的賦稅。
大部分田賦實際上落到了&ldquo小戶&rdquo身上，這些通常是平民身份的小地主防止額外課稅的最好辦法是賄賂胥吏衙役以換取較輕的稅額，或者去尋求紳士（他們通常為了從中獲利，包攬了小土地主賦稅和浮收的繳納）的幫助。
胡林翼把小戶的苦難主要歸之于衙門胥吏差役，這些人與權勢者相勾結，但對農民卻冷酷無情，恰似禽獸之于&ldquo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也&rdquo。
他要縣令對違法衙役嚴懲不貸，直至将他們撤職或拘禁。
但胡林翼也了解&ldquo陋規&rdquo常常是上面壓力的結果，這種壓力不但來自知縣，而且來自府道。
他在1857年的奏折中寫道：&ldquo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
&rdquo他确實下令廢除了數十種長期在許多省成為定例的小額冗費。
[56]但胡林翼自己承認，湖北省的許多地方繼續在搞枉法徇私的活動。
曾國藩剛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幾乎就立刻物色能代署知縣的賢員，以便在安徽樹立清廉的榜樣。
他請他的朋友們擇才，&ldquo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rdquo。
他因公務繁忙，無暇親自過問，就把選用皖南代理官員之事交由有舉人功名的學者和湘軍統領李元度去辦。
他告誡李元度說，&ldquo與民更始，庶幾漸有轉機&rdquo。
曾國藩在安徽巡撫翁同書的勉強合作下，還想更換皖北的大部分官員。
他寫信向胡林翼求助：&ldquo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
&rdquo鑒于還有戰争的緊急任務，看來在曾國藩自己的幕府中被認為适合當地方官或可調任地方官的人為數甚少。
曾國藩顯然堅持他的&ldquo人存而後政舉&rdquo的信仰。
[57]然而要舉者是何政？曾國藩似乎把重振儒家守則放在比複興經濟更優先的地位。
他在1860年7月署理總督時就向兩江各省的官員和文人頒發文告，敦促官員要克勤克儉，并請紳士保舉有才之士為政府效勞。
他強調地方官員的緊急任務是提供救濟，但不是給予農村居民，而是給落魄紳士和文人的家庭，特别是給予那些其家屬因戰争死亡的人。
曾國藩任總督後的第一個行動實際上就是設立忠義局。
他請官員和文人向局提供殉國者的事迹，加以核實後上報清帝，以便能獲準立碑和祠祀。
曾國藩在1861年9月收複安慶後，确實與紳士們一起主辦過濟貧事業，給充斥在街頭的難民施舍錢糧。
但同時又在附近确有收成的農村每畝地征錢400文，以應付緊急的軍需。
他還優先重新開辦敬敷書院，這是為應鄉試的士子在安慶設立的學術機構。
[58] 曾國藩這時向三種人發出一系列懇摯的勸誡，他們是州縣官員、委員（曾國藩稱之為&ldquo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rdquo）和紳士。
[59]官員們應&ldquo以重農為第一要務&rdquo，這不僅是因為農民受害最深，更因為&ldquo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天下無了日矣&rdquo。
地方官員應盡量減輕農民賦稅，減少徭役，幫助治水，甚至幫貧苦農民購買牲畜。
州縣官應儉樸不肥家私；他們應停止向上司送禮，這樣就不需要再征收某些浮收了。
州縣官應迅速公正地解決訴訟，不惜嚴懲&ldquo惡人&rdquo。
他寫道，這是&ldquo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也&rdquo。
但曾國藩沒有強調也要嚴懲衙門胥吏差役。
他在談到他們時，隻說州縣官自己應該&ldquo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rdquo，以為其部屬樹立榜樣。
曾國藩對紳士，特别對那些組織地方團練并在開征維持它們的捐稅中從中漁利的人，責難最為嚴厲。
雖然湘軍在早期已經吸收了一些團練，但他對它們是否有用則非常懷疑。
他在1861年寫道：&ldquo弟在軍數年，一無所解，唯堅不信團練。
聞人言團練大捷破賊者，則掩口而笑，掩耳而走耳。
&rdquo他這時警告紳士，不論誰利用團練局向&ldquo愚懦&rdquo榨取錢财，将嚴懲不貸，&ldquo雖巨紳也屬可誅&rdquo。
在當時的一封信中，曾國藩含糊地提出，&ldquo古來保甲之法&rdquo足以維持地方的治安。
但沒有詳細談到怎樣恢複此法。
[60] 雖然曾國藩了解中國農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但因顯然全神貫注于軍事和财政問題，無力再兼顧吏治。
他對&ldquo成法&rdquo堅信不疑。
他希望任地方官的正人能&ldquo随事納之準繩，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rdquo。
但他對他治下的新任州縣感到失望。
他在1862年初寫信給安徽巡撫李續宜時承認，他選用的州縣官員&ldquo皆不惬物望&rdquo，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ldquo也非稱意之選&rdquo。
曾國藩這時感到選用地方官的标準應予放寬：&ldquo中材&rdquo對事也許無大妨礙。
他又準備了另一份候補官員的名單，要李續宜與他一起向清帝保舉，以接替一些在職官員。
但新名單證明同樣令人失望。
1863年夏初他向郭嵩焘承認，自他任總督以來，&ldquo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rdquo。
他又告訴郭嵩焘，他已上疏要求16名新獲進士功名的人為江西的州縣官員。
[61]顯然他又恢複了傳統的觀點，認為那些通過最高級科舉考試的人可能會成為最優秀的地方官。
農業稅的恢複 雖然曾國藩力圖繼續相信賢人的影響，但他偶爾也考慮到制度調整之事，即在受戰争創傷的省份恢複征收田賦的同時，減收課稅和浮收。
幸虧有佃農和自耕農等黎民的勤勞，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農業恢複得比預料的要快。
官紳進行了一定的幫助；已經知道他們分配過家具和紡織工具，甚至鼓勵從其他省份移民到被破壞的土地上重新安家。
曾國藩估計，江西1862年的秋收可能達到正常年景的七成，而在安徽，大約不到五成。
[62]清帝一般會批準一名總督如下的意見：在新收複區至少在一年内全部或部分免征田賦和漕糧。
但北京要立刻在長江流域諸省恢複征收漕糧。
雖然用船沿運河北運漕糧證實已行不通了，但朝廷希望至少把應繳的稻米折錢征收，以便在上海購米海運至天津。
征收漕糧的需要自隋朝（589&mdash618年）以來早有先例，可是因長江下遊諸省本身緊急的軍事需要而受到了挑戰。
不可能全部放棄征收農業稅。
但對太平天國以前若幹年的抗租暴動所留存的記憶，以及太平軍在一些地方的田賦問題上采取的開明态度，都表明必須減輕農民的負擔。
[63] 在1855年至1863年期間，長江各省的官員對田賦問題考慮采取三種辦法。
（1）由于農業稅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根據法定稅率征收的田賦和漕糧，而是所加的浮收，所以要減輕賦稅必然要涉及削減這些不合規定的浮收。
北京預期收到的那部分賦稅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浮收除了少數事例外都由省的或地方的政府使用，并由地方官員及其下屬得益。
（2）必須禁止區别對待大戶和小戶這種長期以來視為慣例但仍是不合法的偏袒，這不僅是為了公平，而且也為了安撫大部分納稅人。
（3）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這兩處較小的地區深受戰争之害，但每年負擔的漕糧份額卻特别重。
自道光以來，這兩個地區的稅額實際上隻上繳了一部分，清帝也不得不年複一年地批準免征。
所以大量減輕這兩個地區分擔的稅額不會使北京真正受到損失。
省級官員按照這三種辦法主動采取了行動。
在湖南，經左宗棠建議，巡撫駱秉章早在1855年初秋決定對田賦和&ldquo折征漕糧&rdquo作新的估算。
新稅率各縣不同，是經過知縣和推選的地方紳士共同商定的。
新統一規定的田賦稅率加上浮收約比原來總稅率低二成，而折征漕糧加上浮收不到原來的五成。
為了能夠減低稅率，駱巡撫取消了許多歸地方各級官員所有的津貼。
他還要縣令與德高望重的紳士讨論節制包攬（即包征）之法。
&ldquo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
&rdquo衙門的吏役以及衿棍從此不得包攬完納。
[64]從1855年起的幾年中，湖南每年征收田賦和漕糧的總收入（包括浮收在内），與戰前相較，據推測減少了四分之一。
幸虧有了厘金稅，該省仍能支援曾國藩進行戰争。
胡林翼在1857年秋季着手搞減稅，作為他整頓湖北省的活動的一部分。
由于戰争和洪水造成的破壞，他要求讓一批縣暫時免除田賦和漕糧的份額。
但對33個應照常征繳漕糧的縣，他争取清帝的批準進行一次大改革&mdash&mdash大量削減極重的浮收和取消名義上有數十種他稱之為&ldquo浮費&rdquo的收入。
這裡面包括過去巡撫本人、布政使、督糧道以及府道都享受的津貼。
他還認為，隻有官僚機關和基層機關的弊病得到糾正，&ldquo刁紳劣監&rdquo才不會再要求分潤從包攬完納中取得的好處。
這些無恥的權貴也真能以揭發縣衙腐敗為手段來進行威脅，從而迫使知縣及其下級默認他們包攬賦稅的做法。
在太平軍叛亂之前，湖北省大戶用米繳納漕糧，小戶則按過高而不合理的米折銀和錢折銀的折算率繳現錢。
現在所有的戶都按照以錢計算的統一稅率用現錢來繳納，但胡林翼卻不得不依靠知縣們來約束吏役以使新稅率真正得到貫徹。
湖北省的督糧道及其助手到各個縣，先與知縣和地方&ldquo紳耆&rdquo協商，把每地米價和銀&mdash錢折換率以及州縣衙門的财政需要等因素考慮在内，才能決定一項新的當地劃一稅率。
大部分縣每擔米應繳的新稅率在銅錢四五千文之間，而在以前，各種稅款合計有時高達1.2萬甚至2萬文。
胡林翼完全相信這種&ldquo中飽&rdquo之款可以為政府所有或留在百姓手中。
[65]他有時采取有力措施來推行新規定。
在1858年初，他解除了一名容許征收浮收的知州的職務。
但看來他更多的隻是嚴詞訓誡地方官員，要他們保持警惕和嚴懲違法的吏役。
他說過一段有代表性的話：&ldquo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于率獸以食人，尚何能與民衆分憂耶？&rdquo在此期間，湖北的許多地方恢複了正規的田賦。
胡林翼之信寫于他在1861年9月末死去之前不久，這說明&ldquo陋規&rdquo仍在該省地方行政中盛行。
[66] 1860年後期，曾國藩向江西當局建議，田賦和折征漕糧都應當在次年恢複。
代理布政使李桓因此開始與地方官員協商；1861年9月，他起草的章程被曾國藩批準。
該省與湖南湖北一樣，許多上級向縣攤派的費用都被取消了；但全省的田賦和漕糧卻被訂成統一的新劃一稅率，這又是與湖南湖北不同的。
當曾國藩寫信給李桓和江西巡撫時正對胡林翼之死深為悲痛，他似乎已決定在江西省進行田賦改革。
他希望新稅率會在百姓之間産生新的印象，從而使他們能&ldquo踴躍輸捐&rdquo。
但他擔心由于這項計劃&ldquo不利于官&rdquo，官府會多方加以阻撓。
他決心要彈劾那些&ldquo違抗新章&rdquo的州縣官員。
[67] 雖然曾國藩作出這種告誡以紀念胡林翼，但江西省地方官員德才俱劣，所以他懷疑浮收是否真能大量削減。
但在1862年，當為人非常謹慎負責的江西知縣丁日昌提出了減輕地方官員負擔的具體措施以答複曾國藩的問題時，曾十分高興。
他與新任巡撫沈葆桢聯名上疏并得到清帝的批準，取消江西州縣虧空的高達二百餘萬兩的巨額應繳稅款（此款的大部分事實上在出現虧空時每年已由江西省府向北京墊交）。
曾國藩和沈葆桢還為該省在1861年遭太平軍侵襲的地區争取到了削減田賦和漕糧的負擔。
盡管這些措施能使江西的知縣們辦事更加方便，但曾國藩發現在以後兩年中他們的負擔并未大大減輕，其中有些人為了完成任務還陷入困境。
這部分是由于白銀貶值，而在1864年的規定中改銅錢為征稅單位前，白銀是江西省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