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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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獲勝的原因
1864年7月當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最後被曾國藩的軍隊攻陷時，中國士大夫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已在私自慶幸，因為他們親眼看到了曆史中的罕見現象&mdash&mdash一個統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後衰敗時仍能撲滅一次席卷全國的和難以對付的叛亂。
這在傳統史學中被稱為中興，自古以來，這樣的事例不過荦荦數端而已。
在19世紀60年代經常引用的這類事例中，有規模巨大的安祿山之亂被撲滅後肅宗在位時（756&mdash772年）的唐代中興。
從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興也許甚至比唐代的中興更令人矚目。
公元8世紀的帝國将領還遠沒有擺脫南北朝（317&mdash589年）的軍事&mdash貴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盡管身受一千多年越來越無價值的書本文化的影響，卻能消滅太平軍。
另外，唐代的中興出現了實際上獨立的藩鎮，而清帝國政權卻能經過叛亂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來：總督和巡撫在治理時雖然取得了較大的回旋餘地，但是仍要繼續依靠皇帝的恩寵以保持祿位。
唐肅宗曾從中亞的回鹘人那裡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樣得益于西方&ldquo夷人&rdquo直接和間接的援助。
唐朝雖然能指望用中國的優越文化去威懾甚至同化異族援助者，可是19世紀中國面臨越海而來的外國人，他們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擁有比中國自己的文明還要高明的物質文明。
任何中興的主要事件都是軍事性質的，即必須打敗叛亂者。
第六章曾經着重指出，清朝的勝利是由于：第一，中國的上層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們能用自己組織起來的臨時武裝來維持地方秩序。
雖然團練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種新型的軍事組織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種新型組織就是勇營，它是帝國的半正規軍隊，在當時是一大創舉。
[1]最早和最重要的這類軍隊雖然在湖南組成，都稱不上&ldquo地方軍隊&rdquo，因為它很快就被調出省外與太平軍作戰。
湘軍的規模與勇的規模不同，後者一度發展到13.6萬人。
雖然團練和勇的饷銀主要都由紳士籌措，但湘軍的饷銀則由帝國在省庫内撥付。
曾國藩打算從湖南的上層人士那裡籌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國授權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撥付的饷銀，以及朝廷批準出售功名、官銜甚至官職的所得來資助他的大軍。
他的經紀人跋涉數省以兜售北京為此目的而頒發的&ldquo執照&rdquo。
[2]曾國藩在建立他的軍事統一組織和訓練制度的同時，又成立了一個管理經費和給養的機構。
傑出人物如羅澤南、胡林翼和劉蓉（1816&mdash1873年）等人把謙恭的、但又義無反顧的儒家思想付諸實踐，從而使他們自己也具有曾國藩那種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堅定決心。
曾國藩：考驗中的儒家經世緻用之學 曾國藩世界觀的哲學基礎是關于萬物各安其&ldquo分&rdquo的程朱學說。
就人而言，每個人的&ldquo分位&rdquo存在于等級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國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級地位之中。
曾國藩與桐城學派的學者一樣，也強調要關心人的福利，但仍認為&ldquo倫紀&rdquo甚至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
早在19世紀40年代的書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認為在人與人的各種關系中如果忽視了&ldquo殊&rdquo，&ldquo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rdquo[3] 曾國藩不但是一個虔誠的自我修養實踐家（如主張黎明即起，按時練字，熟讀經史和寫反省日記等），而且對行政問題也有廣泛的興趣。
他對經世緻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賴&ldquo人治&rdquo而不是&ldquo法治&rdquo。
就制度而言，他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會的慣例，包括各種禮儀在内。
他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實現賀長齡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ldquo綜核名實。
&rdquo不過，他又遵循桐城大師的主張，強調隻有具有正統學識根底和有修養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習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ldquo笃實踐履之士&rdquo。
[4]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張，隻有&ldquo賢且智者&rdquo的出現，才能使急劇形成嚴重危機的世風日下的形勢得以扭轉，并認為隻靠幾個視國家利益為自己利益的人的領導和榜樣，也能改造整個一代人的風氣和習俗。
他不是沒有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他在翰林院進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mdash1764年）所著的《五禮通考》那樣的綜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導行政實踐和社會實踐。
他提出的唯一意見是增寫關于論述諸如鹽的專賣、河道管理和貨币政策等事務的經濟這一節。
[5]由于理學總是有&ldquo内&rdquo&ldquo外&rdquo&mdash&mdash即本質和功能&mdash&mdash之分，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朝的制度雖然在道德和禮儀這兩方面沒有缺點，但在實際執行方面能夠&mdash&mdash而且應該&mdash&mdash有所變通。
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ldquo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rdquo[6] 1853年1月曾國藩被任命為負責湖南省地方防務的欽命大臣後，他對文武官員的腐敗無能深為震驚和感到痛心。
但他除了竭誠領導以外别無良策；曾國藩出于對理學的信仰，認為隻有這樣的領導才能真正改變擺在王朝面前的命運。
他說：&ldquo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于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
&rdquo[7]于是曾國藩決定應用其經世緻用術的兩個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質，又要注意他們的組織能力。
他在選用将領時特别強調候選人要具有&ldquo忠義樸誠之氣質&rdquo。
他甯願要學者來當将領，要求需用之人選必須具備&ldquo血性&rdquo和&ldquo廉明&rdquo的品質，這甚至比要求他們具備軍事經驗的心情更為強烈。
他要農民出身的&ldquo淳樸&rdquo的人來當下級軍官和士兵[8] 為了管理他的陸軍及其附屬水師的糧饷，曾國藩經清帝的批準成立了一個官僚機構。
雖然他在一開始沒有被封為欽差大臣，但他是領有欽命的。
[9]這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可以給官員頒發劄委和授給他們委員的頭銜。
曾國藩還在他的大本營中設立一個&ldquo參謀部&rdquo，即綠營的營務處。
在湘軍進駐湖北然後又進駐江西後，不管曾國藩的大本營設在何處，都在附近城鎮設立糧台，以監管船運糧食。
此外，在前沿陣地還有管理饷銀和彈藥的機構。
[10] 曾國藩非常注意被委托辦事的人的品質。
他選拔一名對水戰有一定經驗的下級綠營軍官楊嶽斌（1822&mdash1890年）和與地方防務有過短期關系的生員彭玉麟（1816&mdash1890年）來指揮他的水師。
尤其是彭玉麟，他證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謹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國藩的心意。
曾國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來為營務處、糧台和各種特設的局辦事，這些人名義上是他的&ldquo食客&rdquo，并從他私人俸祿中支領酬金。
曾國藩以善于把精幹之士招進幕府和量才使用他們而著稱。
他常常任命幕友至營務處或某個糧台任職，這樣就把&ldquo食客&rdquo轉為有委員地位的政府官員并付給官俸。
曾國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貪贓、有實際才能而為人稱道的&ldquo正人&rdquo來充當這樣的管理人員。
但實際上，他傷感地發現，他不得不在湘軍和綠營将領中放寬他的品行标準。
他隻有對手下官兵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才能徹底維持湘軍的戰鬥力。
但對這些挽救其戰鬥力的辦法，儒家的經世緻用之學是難得給予承認的。
事實上，湘軍的戰鬥力大大地被許多贊美它的編史者們誇大了。
誠然，湘軍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舉，遏制了太平軍企圖鞏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戰略銳氣。
而1854年12月在湖北邊緣的田家鎮擊潰龐大的太平軍水師的戰績也顯示了曾國藩水師的質量。
但當曾國藩沿江而下遠征江西時，他被斷然阻擋住了。
至少他的一半水師被圍在鄱陽湖達兩年多之久；而且盡管湘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回師防守，太平軍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
曾國藩仍繼續被圍在南昌，而由胡林翼（當時的湖北省代理巡撫，後來又實授巡撫）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内指揮大部分湘軍作戰。
到1856年6月，當駐在南京以東并由向榮統率的江南大營崩潰時（見第六章），湘軍在江西和湖北同時也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
隻是由于南京發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軍施加的壓力，才得以避免一場災難。
除了湘軍的水師以外，它的各支部隊當時大部分被打垮，雖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結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現了湘軍暫時恢複元氣的時期，它在兩三年内擴充到4萬人左右。
它盡管遭到幾次慘敗，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肅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軍。
軍隊的規模已經擴大，同時基本上還保持着它的組織形式，可是曾國藩卻不得不放棄他在選用軍官方面的原則。
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傑出的儒将已在戰鬥中喪生。
曾國藩和胡林翼所依賴的新将領再也不是能實際指揮戰鬥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幾個儒将馭将比帶兵更為内行。
在營一級将領中，讀書人已不再占優勢。
這時大部分指揮營的将領隻勉強認識幾個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為統領。
[11]經驗證明，執行前線任務需要讀書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卻有具備卓越戰術才能的勇将。
原為曾國藩水師下級軍官的鮑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為統領，帶領3000名新兵。
據說他隻會寫自己的名字。
鮑超與其他兩名20多歲的年輕人畢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國藩最器重的統領。
朱洪章自稱是一個在下令屠殺數以千計的敵軍時難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歲時就放棄了讀書的機會，未滿20歲就參加了勇營。
[12] 像鮑超和朱洪章等人雖然善于指揮作戰，但容易驕縱他們的官兵。
湘軍的軍紀不斷敗壞。
每當奪取一個城鎮，随之而來的即使不是濫殺，也總是掠奪。
1858年7月當曾國藩服父喪15個月後複任時，他發現湘軍的行為如此之壞，以緻地方的團練也常與他們作戰。
其弟曾國荃返任得更早，他從湖南帶來的2000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戰經驗的營級将領帶領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戰役中赢得了勝利。
但在勝利時，他的部隊變得那麼難以駕馭，以緻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
1858年末三河鎮之役遭慘敗後（儒将李續賓和曾國藩另一個弟弟死于此時），湘軍又設法進入安徽。
但此時曾國藩所率各營實際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組成，他們被像朱洪章那樣久經沙場的粗野将領所帶領。
盡管曾國藩宣揚愛民（他在1858年末親自寫的軍歌以此為歌名），湘軍原來的良好風紀似乎再也沒有恢複過。
在此以前，曾國藩已經寫出他的主張，認為理想的軍事将領應&ldquo不汲汲于名利&rdquo。
但到了1856年，他發現大部分湘軍軍官&ldquo皆不免稍肥私橐&rdquo。
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ldquo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rdquo。
[13]到了1859年，曾國藩幾乎要把将官劃入衙門胥吏和差役這一類儒生認為不得不容忍的無德之人之列。
他這時認為，中國古代的偉大而有德行的将領肯定已被曆史學家理想化了。
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非凡的儒将，&ldquo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rdquo。
即使他的最優秀的将領，也隻有在讓他們看到建議擢升其綠營軍階的奏折時，或者在他們預期掠奪戰利品的前景特别有利時，才肯賣命。
他寫信給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極端實用主義，當時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學&ldquo老僧不見不聞&hellip&hellip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rdquo。
[14]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來補儒家經世緻用之術的不足！ 清帝國的政策：向同治時代過渡 從1859&mdash1861年這三年，人們可以看到太平天國的興起，同時也看到清朝對歐洲人的政策從敵對轉向妥協，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産生的權力鬥争中，宮廷決策人有了變動的緣故。
在向同治年間過渡的時期，任用漢人擔任省的要職這方面的政策可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清朝的統治者已經非常信任他們的受過嚴格教育的士大夫。
據報道，鹹豐帝在他深為尊敬的教師杜受田（1787&mdash1852年）的推薦下，選擇了信仰理學的漢族詩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mdash1866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
[15]雖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許多意氣相投的好友在京師仍身居高位。
他在軍機處的繼承者文慶是一個頗有閱曆的滿人，此人自1853年以來一直擔任戶部尚書，并推薦過胡林翼為湖北省巡撫和駱秉章繼續擔任湖南省巡撫。
1856年文慶去世以後，清帝愈加聽信肅順（1815？&mdash1861年）之言，後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幹的宗人。
肅順是清帝另一名寵愛的皇親端華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開始被任命為禦前侍衛和工部侍郎。
他在擔任包括理藩院尚書在内的一系列要職後，在1858年末又任戶部尚書。
肅順為人驕橫悠肆，但對漢族文人則頗具愛才好士之風，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運等湖南才子當他的幕僚。
曾國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兩江總督之職，就是出于肅順的保舉。
[16] 肅順一意孤行，急于想糾正政府中各種臭名遠揚的弊端。
他與其說是一個儒家，不如說是一個法家；他的作風嚴厲。
1858年後期，在北京發現了一起舉人考試賄賂案。
清帝在肅順及其同僚的建議下，下诏把一名滿族高級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處以極刑。
行刑後的八個月，即在1859年11月，肅順對發行鈔票的官辦銀行進行了調查，此舉再次震動了北京的官場。
紙鈔與聲名狼藉的大額劣質鹹豐銅錢，是清廷謀求解決其财政危機的無可奈何的辦法之一。
肅順把數十名被控貪污的戶部胥吏連同許多經官方批準經營的銀行主關進獄中。
他因此以勤奮和意志堅強著稱。
但當時在北京的郭嵩焘後來指出，肅順的行動還算不上徹底的改革。
他認為，清政府的主要缺點在于官場講究排場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
他斷言某些不法行為是難以避免的，這使人想起曾國藩議論他的将領的一些話來。
他寫道：&ldquo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rdquo[17] 肅順任理藩院尚書時，已經繼承了明清帝國的政策，即憑借天子的威嚴作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國對亞洲腹地各部族首領的控制。
因此，要清帝與歐洲的蠻夷酋長平起平坐，這對他來說是特别難以忍受的。
從所有迹象看，肅順是要求廢除1858年天津條約中某些條款和鼓勵僧格林沁加強大沽灣防務的那個非正式的王公集團的幕後策劃者（見第五章）。
他在處理外交政策時，與他處理戶部的貪污胥吏一樣僵硬，這可從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轟英艦後一個月，他與俄國公使伊格納捷耶夫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絕割讓烏蘇裡江以東的領土，而且還拒絕接受瑷珲條約草約，該條約已在1858年由黑龍江的滿洲将軍談妥，并規定割讓黑龍江以北的土地。
當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隊被第二次英法遠征軍擊潰後，肅順及其同僚感到必須接受在北京開辟外國使館區的要求；但即使在面臨災難之時，他們對谒見清帝不行叩頭禮這一問題仍不肯讓步。
于是下令對英法軍隊進行一場讨伐性的戰争。
清帝國軍隊很快被聯軍的火力擊潰，但肅順這時與清帝正在前往熱河行宮的途中（從北京出發，路程一般為6天）。
恭親王與唯一沒有随駕離京的軍機大臣文祥則留下與歐洲人談判。
在熱河時，身為内務府大臣和戶部尚書的肅順取得了實權。
雖然除了讓恭親王及其同僚開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簽訂的北京條約外别無選擇，但一切國内外政策的重大決定仍要在熱河的宮廷中作出。
英軍和法軍撤離北京後，他們仍有約6000名留在大沽和天津。
經過這場戰争，北京的官員就這樣創立了中國與西方關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長城以外熱河的朝廷則懷恨在心。
随着新條約的履行，熱河和北京之間的觀點分歧不斷擴大。
1861年1月，清帝批準新設處理西方關系的總理衙門，并于3月31日正式成立；兩星期後，英法兩國大使抵京駐紮。
按照條約，雖然鎮江上遊的九江和漢口要等太平軍被鎮壓後才得向外國船隻開放，但恭親王為了使歐洲人在内戰時支持清廷，卻奉命于1860年12月将這三個商埠全部開放。
顯然，太平軍和撚軍對王朝的威脅要比英國人和法國人更大；甚至俄國人也暫時得到了滿足。
恭親王和文祥奉诏要發還原來天主教的财産，并要在新商埠開辟時在那裡安排外國租界。
為了執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國海關督辦管轄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商埠。
1861年1月的上谕批準了江蘇巡撫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煥的建議，讓已在1858年被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泰國正式就任。
李泰國在當額爾金勳爵的翻譯時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員十分痛恨他，可是實際上李泰國是英國公使蔔魯斯提名的，雖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經規定外國政府不得幹預稅務司的人選問題。
恭親王和文祥認為任命李泰國是有利的，因為北京在1861年初又處于财政危機之中，戶部的庫銀已減少到30萬兩。
雖然向外國船隻征收的貿易稅的40%用作對英法的賠款，但人們仍然認為，歐洲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會力圖增加關稅收入，并且新财源将比中國各地關卡的預計收入更大，因為後者&ldquo往往以多報少，隐匿侵蝕&hellip&hellip無從徹底清查&rdquo。
[18]在1860年期間，李泰國已經在英國占領的廣州以及汕頭設立了新的海關。
他不久以健康為理由請假回英國；臨時代理他的赫德（1835&mdash1911年）繼續拟訂進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設立新海關。
鹹豐帝不願看到所有這些現實，特别不願看到歐洲軍隊仍在天津留駐，所以他一再推遲返京日期。
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病（可能是肺結核）。
他在夏初時稍有好轉，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惡化。
在兩天後去世之前他一度蘇醒，但時間短得隻能立下兩道遺诏：其一是立他的五歲獨子載淳為皇儲，另一紙是授權四位侍衛大臣（載垣、端華、肅順和景壽，都是宗人）和在熱河的四名軍機大臣&ldquo贊襄一切政務&rdquo。
前四人所受的權力既不能被解釋為順治帝未成年時多爾衮的那種攝政，也不能說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時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輔政。
（可以推測，這八人在怎樣擡高他們的作用這一點上未能取得一緻意見。
肅順在他們之中最為機敏，但又是地位較低的宗人，決沒有資格當攝政。
）然而這八人對自己作為&ldquo顧命之臣&rdquo的身份信心十足，以緻他們以幼主的監護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來作決定。
但并不是把權力全部授予他們。
由于他們隻受權&ldquo贊襄&rdquo，所以不能合法地啟用通常代替&ldquo朱批&rdquo的禦玺。
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兩位皇太後的固有的權力，因為母後的地位能夠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禦玺。
鹹豐帝去世後留下了25歲的皇後鈕古祿氏，她為人随和，沒有野心。
但這時的天子載淳的生母卻是葉赫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後（1835&mdash1908年）。
按照規矩，8月22日的诏令晉封葉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東宮鈕古祿為太後。
八名咨詢大臣在谒見兩位太後時，提出此後他們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書，都要由兩位皇太後加蓋她們掌握的禦玺來批準。
但葉赫那拉過去曾為先帝整理過奏折，因而她們堅持要先看過一切草拟的敕令、诏書以及奏折，才能在任何文書上加蓋禦玺；而且由咨詢大臣提名的高級官員任命事項，也必須要經過她們的批準。
這八名咨詢大臣勉強同意了。
但兩位皇太後并不公開上朝聽政，她們隻召見這八個人。
這種做法并無錯誤，因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從沒有皇太後上朝聽政之事。
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這樣的先例，而且中國的傳統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員這時發起了一場運動，以使兩位皇太後實際執政，或者按照曆史上常見的做法實行&ldquo垂簾聽政&rdquo。
[19]恭親王無疑是幕後人，他最後獲準前往熱河行宮。
當時在熱河的軍機處的一名官員寫信聲稱，恭親王設法晉見了兩位太後，并緩和了她們對歐洲人的恐懼心理。
[20]9月14日，即恭親王啟程回京後第三天，一名禦史向熱河奏請兩宮&ldquo垂簾聽政&rdquo，另外應指定一二位親王來&ldquo輔弼政務&rdquo。
八大臣大為激怒，就草诏譴責上奏折的禦史，并且宣稱，在清代從未有太後垂簾聽政之例。
葉赫那拉氏反對這份诏書，但拖延了一天半後仍同意在上面加蓋了禦玺。
肅順及其同僚顯然認為他們立于不敗之地。
于是他們宣布，護送先帝靈柩的皇族送殡隊伍于10月26日啟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
肅順可能已與滿族将領勝保取得了秘密諒解，後者已于9月18日來到熱河，此行名義上是來祭奠清帝的。
勝保是1860年夏在與撚軍交戰時奉召協助保衛北京抗擊英法聯軍的主要将領。
他雖然被歐洲人打敗，但仍在北京周圍擁有重兵。
很可能他在耍兩面手法，曾答應要支持八大臣；但時機一到，他就背叛了他們。
兩位皇太後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
恭親王立刻被召見；兩位皇太後次日又召見恭親王、桂良、文祥和大學士周祖培，交給他們一份據說是醇親王奕譞（鹹豐帝的異母兄弟，并娶了葉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書指責八大臣（特别是載垣、端華和肅順）僭竊帝權，欺騙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了錯誤的意見。
據說召見正在進行時，應該陪同緩慢行進的靈車的載垣和端華突然出現，他們高呼&ldquo太後不應召見外臣！&rdquo但他們被恭親王的衛士拘捕。
當晚，在離京不遠的送殡行列中的肅順也被醇親王率領的軍隊所捕。
11月7日經兩位太後指令召開了京畿官員的會議（包括内閣和六部九寺的高級官員以及翰林和禦史等），會上提出應把載垣、端華和肅順淩遲處死。
次日，降旨譴責他們僞稱先帝任命他們為皇太子的咨詢大臣，肅順曾打算在兩宮之間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經自己坐上過禦座。
建議的處分随即被減輕，載垣和端華被&ldquo賜死&rdquo，肅順被斬首&mdash&mdash都立即執行。
對其他五位大臣則建議充軍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減罪，隻受到革職處分。
11月2日，即兩位皇太後回京後的次日，收到了兩起要求她們秉政的奏折。
她們立即要原來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個集團來安排皇母的&ldquo垂簾聽政&rdquo。
她們授予恭親王&ldquo議政王&rdquo這一顯赫稱号，使他在政體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這個稱号原來是在1622年由滿洲開國皇帝努爾哈赤封給身為八旗領袖而又是自己的兒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mdash1795年）以來還沒有被使用過。
[21]這時又授予恭親王這一特殊榮譽，卻不去考慮原來的用法了。
此外，恭親王又被任命為首席軍機大臣、内務府總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
但葉赫那拉氏設法保持了皇太後對诏書和欽命的最後決定權。
她們不但掌握禦玺，而且還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員聽政，也就是行使了攝政權。
有關&ldquo垂簾聽政&rdquo的條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做了規定。
例如，甚至關于軍事的奏折，也必須先由太後們細讀後才交由議政王和其他軍機大臣酌辦。
隻有在召見中得到指示後，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
當接受省職的官員按常規上朝見駕時，兩太後與幼帝一起坐朝，她們坐在幼帝寶座之後的八扇黃色薄紗屏風後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為同治。
漢學家兼外交家威妥瑪寫道，根據文祥的說法，同治是《書經》中的&ldquo同歸于治&rdquo之簡稱，從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ldquo共同回到（或恢複到）井井有條的狀态&rdquo。
兩宮于12月2日初次臨朝。
一個在宏偉的金銮寶殿内下跪的官員仰面看到幼主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禦座上，左側站着恭親王，右側是已成為禦前大臣的醇親王。
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卻是禦座後面那扇幾乎是透明的黃色屏風。
[22] 葉赫那拉氏在今後的47年中将成為中國的真正統治者。
對清朝來說幸運的是，葉赫那拉氏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恭親王開始在處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較大的行動權。
所有記載都說恭親王（1833&mdash1898年）為人腐化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決定他職責範圍内的許多任命時接受賄賂。
但是他年輕果斷，尤其樂于采納一個有真知灼見和忠于職守的滿族政治家文祥（1815&mdash1876年）的意見。
文祥是一個在滿洲的窮官宦之子，中過進士，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在工部開始他的仕途生涯。
他辦事周密謹慎；他在1853年由于偶然的機遇，得以在負責北京軍事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當時正值太平軍北伐）。
這種優點和經曆使他的才能得到幾名達官顯宦甚至肅順的賞識。
他青雲直上，不斷擢升，在1859年終于升為軍機大臣和戶部侍郎。
1860年9月清帝離京時，他奉命擔任代理步軍統領，留守北京，并在和議中當了恭親王的助手。
他證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且西方官員把他描述為總理衙門中的&ldquo幹員&rdquo。
政變後，他又成為軍機處舉足輕重的人物。
由于他善作妥協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懇和正直，他不但不斷地幾乎受到恭親王的完全信賴，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親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撫京師官場中的一派官僚，他們雖然同意與卑鄙的歐洲人達成妥協，但仍繼續專門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調。
盡管對内戰争和對外求和需要實用主義，但依然存在鹹豐在位頭兩三年開始時的那種風氣&mdash&mdash尊敬那些對宋代理學有特别造詣的官員。
鹹豐帝經他尊重的老師杜受田的推薦，把湖南的老年學者唐鑒（1778&mdash1861年）召到北京：唐鑒因替那些忠實地遵循朱熹學說的清代學者辯護而聞名。
後來，持同樣見解的兩名大學士翁心存（1791&mdash1862年）和賈桢（1798&mdash1874年）雖然沒有決策權，但在京畿官員甚至省級官員中仍有影響，因為他們常在會試中擔任考官，聲稱有許多及第的士子是他們的&ldquo門生&rdquo。
由于兩位太後的權力要依靠儒家的&ldquo孝道&rdquo，所以她們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别容易同樣大唱鹹豐初期的道德高調。
政變後不久，蒙古血統的著名理學家倭仁幾乎立即被任命為都察院的左都禦史。
次年，他被提升為大學士，同時擔任清帝的老師。
與倭仁同樣以程朱理學造詣著稱、并以個人道德楷模聞名的李棠階（1798&mdash1865年），[23]也放棄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擔任都察院的都禦史和軍機大臣。
雖然新的同治統治至少需要正統的學說來裝飾門面，但恭親王和文祥最關心的卻是王朝面臨的軍事威脅。
此時威脅與其說來自歐洲人，倒不如說來自太平軍和撚軍。
早在1860年秋季與歐洲人議和時，他們已經在考慮（不過很謹慎地）在歐洲列強中是否有一兩個國家可能會幫助清廷與叛軍作戰。
他們接受了伊格納捷耶夫關于向清廷提供步槍、大炮和教官的建議（第一次提于1858年），但條件是訓練不得在北京進行，而是把選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圖受訓。
他們對清廷是否也應采納伊格納捷耶夫建議派一支俄國小艦隊去協助攻打南京一事猶豫不決，但他們對此機會頗感興趣，因而建議清帝将此事交曾國藩及其他官員酌辦。
但曾國藩等人反對此事；同時英國公使威妥瑪也警告恭親王和文祥，說任何派兵進入中國内地的歐洲強國可能再也不會撤走。
不過此事提醒了這兩個滿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歸清廷擁有的西方造的炮艦艦隊去炮擊太平天國的京城。
1861年6月，法國公使館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法國海軍中校提出的建議，表示法國可以協助清廷購買這樣的艦隊。
但恭親王和文祥沒有接受，反而采納了李泰國和赫德拟訂的有關英國炮艦的計劃。
在蔔魯斯知情的情況下，赫德向總理衙門提出，有12艘輪船，所費不到100萬兩銀子，可以通過對鴉片增收海關關稅和在銷售這種毒品時征收貨物稅的辦法來籌款購買。
赫德還保證船隻可由漢族甚至滿族海員來駕駛。
[24]1861年7月，熱河的清廷在批複總理衙門的勸說性的奏折時，批準了這個計劃。
為了籌措足夠的創辦經費而拖延了一段時期以後，赫德在1862年初才寫信告訴李泰國進行購買艦隊的事情。
這樣，就産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機的著名的李泰國&mdash阿思本小艦隊事件。
恭親王和文祥繼續對歐洲人采取安撫的姿态。
新開辟商埠的地方官員可能會拒絕與西方人及其領事合作，但北京總是對他們施加壓力。
[25]除了由江蘇巡撫當時兼任（後來由兩江總督兼任）的舊&ldquo通商大臣&rdquo外，又添了一名主管華北三個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
新大臣崇厚經清帝批準，安排士迪佛立将軍麾下的英國軍官對一些駐津軍隊以及由京來津的精選旗人進行訓練。
在1862年，已有數百名旗人就這樣學會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後不久就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銳部隊神機營的核心。
文祥一度任負責該營的官員，後來又親任該營七統領之一。
由于某種原因，神機營的規模一開始限制在6000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訓練計劃也隻維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須确保歐洲人不去幫助太平軍，因此朝廷打算在貿易和傳教等争議方面讓步。
由于中國一方的堅持，天津條約在開辟牛莊和芝罘的條款中，已經禁止外國船隻進行大豆和豆餅的貿易。
因為這是江蘇和浙江出海帆船在東北的大宗貿易。
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鬧着要參加這項貿易，于是在1862年1月總理衙門就順從了蔔魯斯關于撤銷這一禁令的要求。
此外，經過了幾次早期激烈的反教會暴亂後（包括1861年11月的貴州教案和1862年3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頒發了一份布告在全國廣為張貼，強烈呼籲要公平對待傳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見第十一章）。
可是在1862年夏遞交給法國公使的一份&ldquo保護教民章程&rdquo中，恭親王和文祥設法寫進了如下的條款，即應警告教會不得&ldquo幹預地方公事&rdquo[26]&mdash&mdash希望用這個辦法在條約的約束下盡量保持中國行政權力的完整。
外國武裝和太平軍的失敗 1862年淮軍的出現标志着曾國藩的軍事體系擴展到了上海地區。
與湘軍相比，淮軍實力較強，這不但是由于淮軍官兵的質量較高，而且他們還擁有西方的槍械彈藥。
在淮軍最初的13個營中，有8個營實際上是從湘軍調來的。
調來的湘軍将領中有兩人證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個是程學啟，此人原為太平軍，在安慶投降了曾國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
已經證明是當時清朝最優秀将領之一的劉銘傳（1836&mdash1896年），原來是個私鹽販子。
他和其他淮軍将領曾經帶領的一批骁勇的士兵來自合肥附近多山的西鄉，那裡是一個宗族觀念很強的地區。
[27]李鴻章麾下更為粗鄙的将領證明比一些儒将更适應于使用西方武器。
早在1862年6月，程學啟已經把他的一支部隊改建成擁有100支滑膛槍和步槍的&ldquo洋槍隊&rdquo。
到9月份，淮軍至少已從洋行購進了1000件這類小型武器。
但洋行不能迅速供應大炮。
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劉銘傳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無所獲。
但到了1863年中期當淮軍因從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軍而增加到4萬人時，它确已掌握了許多現代的大炮，還至少有1萬支步槍。
劉銘傳還雇了幾名法國炮手，此外還有約20名西方人在淮軍&ldquo洋槍隊&rdquo中當教官。
雖然淮軍終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進攻敵人城鎮時得到的最大幫助卻是由常勝軍中外國軍隊操縱射擊的大炮（常勝軍中還有比淮軍射擊技術高明的中國步槍手）。
雖然英國人在1862年5月後一般地說避免直接參戰，但他們找到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就是身為清廷軍官而這時聽命于李鴻章的華爾。
華爾雖然年輕魯莽，卻顯然具有聚集約140名外國軍官在一起共事的領導能力。
海軍中将何伯一度對華爾懷有敵意，這時也給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槍支彈藥。
華爾用他與商人楊芳共有的汽輪運輸他的步槍手，此舉也有助于李鴻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勝利。
李鴻章向曾國藩報告時寫道：&ldquo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
&rdquo[28] 同時期，李鴻章已經接任了薛煥的職務，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蘇巡撫，12月任該省巡撫。
在7月份，他從吳煦（在12月份前仍為布政使）那裡接管了厘金稅。
當清帝國的海關稅收用于維持保衛上海的英法軍隊和維持常勝軍時，李鴻章接管後增收的厘金稅收卻使擴充淮軍和支援曾國藩及曾國荃有了可能。
與薛煥不同，他不主張鼓勵歐洲人擴大他們在戰争中的作用。
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間讨論的一項建議，即鄰近該商埠周圍的農村應歸外國租界當局管轄。
李鴻章忠于清帝，同時對他稱之為&ldquo中國&rdquo或&ldquo中土&rdquo這一政體的尊嚴也非常敏感。
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ldquo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出隊幫助&hellip&hellip既輸下氣，且張驕志。
&rdquo[29]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李鴻章最先使用了&ldquo自強&rdquo一詞。
李鴻章雖然希望避免歐洲人進一步插手戰争，但仍很珍視常勝軍的援助；這支軍隊雖然由西方人率領，卻有效地置于中國人的指揮之下，這件事是值得詳細說明的。
曆史上不乏&ldquo蠻夷将領&rdquo為中華帝國軍隊效勞的先例；以華爾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經濟的報酬，而且有綠營副将的軍銜，此事說明歐美的屬員是可以歸清廷節制的。
華爾在1862年9月死後，準備讓其繼承者白齊文率領常勝軍進攻南京的計劃雖經曾國藩和清帝的批準，卻未能實現。
因為白齊文與楊芳為了财政事務發生了激烈的争吵。
對南京的遠征不得不取消，最後由戈登來率領這支華洋合璧的隊伍。
李鴻章理解，這支隊伍的外國軍官絕不可能被中國人指揮。
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與士迪佛立将軍取得一緻意見，準備任命就要退出英軍現役的戈登為綠營的總兵和常勝軍的副管帶，與一名曾與華爾共過事的綠營将領共同指揮。
李鴻章保證定期支付常勝軍官兵饷銀以及英國人供應彈藥的費用。
但他堅持常勝軍應從4500人減至3000人，戈登應受李鴻章個人指揮。
李鴻章答應英國人提出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如果調動常勝軍越出上海周圍30英裡，要事先取得英國當局的同意。
可是在2月份，當李鴻章要常勝軍去圍攻上海西北30英裡以外的太倉時，他壓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對意見。
戈登在1863年3月開始指揮常勝軍。
雖然李鴻章立即要他進攻蘇州和更遠的地方，但英國人并沒有反對。
常勝軍的大部分軍官是習性粗暴的美國人，他們對戈登的約束，深為不滿。
至少爆發過兩次嘩變，騷亂則是時有所聞。
但戈登個人骁勇善戰，他給其部下的印象不亞于華爾，并且他還是一名傑出的戰術家。
他接收了華爾的那艘淺水明輪鐵炮艦海生号（它船尾的轉動炮床上裝有能發射32磅炮彈的火炮），此外，他還有新式
這在傳統史學中被稱為中興，自古以來，這樣的事例不過荦荦數端而已。
在19世紀60年代經常引用的這類事例中，有規模巨大的安祿山之亂被撲滅後肅宗在位時（756&mdash772年）的唐代中興。
從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興也許甚至比唐代的中興更令人矚目。
公元8世紀的帝國将領還遠沒有擺脫南北朝（317&mdash589年）的軍事&mdash貴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盡管身受一千多年越來越無價值的書本文化的影響，卻能消滅太平軍。
另外，唐代的中興出現了實際上獨立的藩鎮，而清帝國政權卻能經過叛亂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來：總督和巡撫在治理時雖然取得了較大的回旋餘地，但是仍要繼續依靠皇帝的恩寵以保持祿位。
唐肅宗曾從中亞的回鹘人那裡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樣得益于西方&ldquo夷人&rdquo直接和間接的援助。
唐朝雖然能指望用中國的優越文化去威懾甚至同化異族援助者，可是19世紀中國面臨越海而來的外國人，他們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擁有比中國自己的文明還要高明的物質文明。
任何中興的主要事件都是軍事性質的，即必須打敗叛亂者。
第六章曾經着重指出，清朝的勝利是由于：第一，中國的上層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們能用自己組織起來的臨時武裝來維持地方秩序。
雖然團練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種新型的軍事組織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種新型組織就是勇營，它是帝國的半正規軍隊，在當時是一大創舉。
[1]最早和最重要的這類軍隊雖然在湖南組成，都稱不上&ldquo地方軍隊&rdquo，因為它很快就被調出省外與太平軍作戰。
湘軍的規模與勇的規模不同，後者一度發展到13.6萬人。
雖然團練和勇的饷銀主要都由紳士籌措，但湘軍的饷銀則由帝國在省庫内撥付。
曾國藩打算從湖南的上層人士那裡籌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國授權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撥付的饷銀，以及朝廷批準出售功名、官銜甚至官職的所得來資助他的大軍。
他的經紀人跋涉數省以兜售北京為此目的而頒發的&ldquo執照&rdquo。
[2]曾國藩在建立他的軍事統一組織和訓練制度的同時，又成立了一個管理經費和給養的機構。
傑出人物如羅澤南、胡林翼和劉蓉（1816&mdash1873年）等人把謙恭的、但又義無反顧的儒家思想付諸實踐，從而使他們自己也具有曾國藩那種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堅定決心。
曾國藩：考驗中的儒家經世緻用之學 曾國藩世界觀的哲學基礎是關于萬物各安其&ldquo分&rdquo的程朱學說。
就人而言，每個人的&ldquo分位&rdquo存在于等級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國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級地位之中。
曾國藩與桐城學派的學者一樣，也強調要關心人的福利，但仍認為&ldquo倫紀&rdquo甚至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
早在19世紀40年代的書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認為在人與人的各種關系中如果忽視了&ldquo殊&rdquo，&ldquo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rdquo[3] 曾國藩不但是一個虔誠的自我修養實踐家（如主張黎明即起，按時練字，熟讀經史和寫反省日記等），而且對行政問題也有廣泛的興趣。
他對經世緻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賴&ldquo人治&rdquo而不是&ldquo法治&rdquo。
就制度而言，他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會的慣例，包括各種禮儀在内。
他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實現賀長齡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ldquo綜核名實。
&rdquo不過，他又遵循桐城大師的主張，強調隻有具有正統學識根底和有修養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習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ldquo笃實踐履之士&rdquo。
[4]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張，隻有&ldquo賢且智者&rdquo的出現，才能使急劇形成嚴重危機的世風日下的形勢得以扭轉，并認為隻靠幾個視國家利益為自己利益的人的領導和榜樣，也能改造整個一代人的風氣和習俗。
他不是沒有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他在翰林院進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mdash1764年）所著的《五禮通考》那樣的綜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導行政實踐和社會實踐。
他提出的唯一意見是增寫關于論述諸如鹽的專賣、河道管理和貨币政策等事務的經濟這一節。
[5]由于理學總是有&ldquo内&rdquo&ldquo外&rdquo&mdash&mdash即本質和功能&mdash&mdash之分，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朝的制度雖然在道德和禮儀這兩方面沒有缺點，但在實際執行方面能夠&mdash&mdash而且應該&mdash&mdash有所變通。
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ldquo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rdquo[6] 1853年1月曾國藩被任命為負責湖南省地方防務的欽命大臣後，他對文武官員的腐敗無能深為震驚和感到痛心。
但他除了竭誠領導以外别無良策；曾國藩出于對理學的信仰，認為隻有這樣的領導才能真正改變擺在王朝面前的命運。
他說：&ldquo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于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
&rdquo[7]于是曾國藩決定應用其經世緻用術的兩個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質，又要注意他們的組織能力。
他在選用将領時特别強調候選人要具有&ldquo忠義樸誠之氣質&rdquo。
他甯願要學者來當将領，要求需用之人選必須具備&ldquo血性&rdquo和&ldquo廉明&rdquo的品質，這甚至比要求他們具備軍事經驗的心情更為強烈。
他要農民出身的&ldquo淳樸&rdquo的人來當下級軍官和士兵[8] 為了管理他的陸軍及其附屬水師的糧饷，曾國藩經清帝的批準成立了一個官僚機構。
雖然他在一開始沒有被封為欽差大臣，但他是領有欽命的。
[9]這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可以給官員頒發劄委和授給他們委員的頭銜。
曾國藩還在他的大本營中設立一個&ldquo參謀部&rdquo，即綠營的營務處。
在湘軍進駐湖北然後又進駐江西後，不管曾國藩的大本營設在何處，都在附近城鎮設立糧台，以監管船運糧食。
此外，在前沿陣地還有管理饷銀和彈藥的機構。
[10] 曾國藩非常注意被委托辦事的人的品質。
他選拔一名對水戰有一定經驗的下級綠營軍官楊嶽斌（1822&mdash1890年）和與地方防務有過短期關系的生員彭玉麟（1816&mdash1890年）來指揮他的水師。
尤其是彭玉麟，他證明是一名勇猛、正直和謹慎的儒将，所以深合曾國藩的心意。
曾國藩依靠他的一批私人幕友來為營務處、糧台和各種特設的局辦事，這些人名義上是他的&ldquo食客&rdquo，并從他私人俸祿中支領酬金。
曾國藩以善于把精幹之士招進幕府和量才使用他們而著稱。
他常常任命幕友至營務處或某個糧台任職，這樣就把&ldquo食客&rdquo轉為有委員地位的政府官員并付給官俸。
曾國藩的心目中也需要以不貪贓、有實際才能而為人稱道的&ldquo正人&rdquo來充當這樣的管理人員。
但實際上，他傷感地發現，他不得不在湘軍和綠營将領中放寬他的品行标準。
他隻有對手下官兵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才能徹底維持湘軍的戰鬥力。
但對這些挽救其戰鬥力的辦法，儒家的經世緻用之學是難得給予承認的。
事實上，湘軍的戰鬥力大大地被許多贊美它的編史者們誇大了。
誠然，湘軍在1854年10月攻克武昌之舉，遏制了太平軍企圖鞏固沿江所有城市的戰略銳氣。
而1854年12月在湖北邊緣的田家鎮擊潰龐大的太平軍水師的戰績也顯示了曾國藩水師的質量。
但當曾國藩沿江而下遠征江西時，他被斷然阻擋住了。
至少他的一半水師被圍在鄱陽湖達兩年多之久；而且盡管湘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回師防守，太平軍仍于1855年4月重新攻占了武昌。
曾國藩仍繼續被圍在南昌，而由胡林翼（當時的湖北省代理巡撫，後來又實授巡撫）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内指揮大部分湘軍作戰。
到1856年6月，當駐在南京以東并由向榮統率的江南大營崩潰時（見第六章），湘軍在江西和湖北同時也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
隻是由于南京發生内讧而消除了太平軍施加的壓力，才得以避免一場災難。
除了湘軍的水師以外，它的各支部隊當時大部分被打垮，雖然胡林翼成功地集結了他的兵力，而在1856年12月又攻占了武昌。
也出現了湘軍暫時恢複元氣的時期，它在兩三年内擴充到4萬人左右。
它盡管遭到幾次慘敗，但到1859年中期仍能肅清江西和湖北的太平軍。
軍隊的規模已經擴大，同時基本上還保持着它的組織形式，可是曾國藩卻不得不放棄他在選用軍官方面的原則。
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傑出的儒将已在戰鬥中喪生。
曾國藩和胡林翼所依賴的新将領再也不是能實際指揮戰鬥的儒家人物了；剩下的幾個儒将馭将比帶兵更為内行。
在營一級将領中，讀書人已不再占優勢。
這時大部分指揮營的将領隻勉強認識幾個字，但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擢升為統領。
[11]經驗證明，執行前線任務需要讀書人所缺乏的精力，而在文盲和半文盲中，卻有具備卓越戰術才能的勇将。
原為曾國藩水師下級軍官的鮑超，在1855年被胡林翼提為統領，帶領3000名新兵。
據說他隻會寫自己的名字。
鮑超與其他兩名20多歲的年輕人畢金科和朱洪章就成了曾國藩最器重的統領。
朱洪章自稱是一個在下令屠殺數以千計的敵軍時難得眨眼的人，在十三四歲時就放棄了讀書的機會，未滿20歲就參加了勇營。
[12] 像鮑超和朱洪章等人雖然善于指揮作戰，但容易驕縱他們的官兵。
湘軍的軍紀不斷敗壞。
每當奪取一個城鎮，随之而來的即使不是濫殺，也總是掠奪。
1858年7月當曾國藩服父喪15個月後複任時，他發現湘軍的行為如此之壞，以緻地方的團練也常與他們作戰。
其弟曾國荃返任得更早，他從湖南帶來的2000名士兵在粗野的、但有作戰經驗的營級将領帶領下，1858年9月在江西吉安的一次重要戰役中赢得了勝利。
但在勝利時，他的部隊變得那麼難以駕馭，以緻它不得不立即被解散而代之以新兵。
1858年末三河鎮之役遭慘敗後（儒将李續賓和曾國藩另一個弟弟死于此時），湘軍又設法進入安徽。
但此時曾國藩所率各營實際上大部分由新入伍的官兵組成，他們被像朱洪章那樣久經沙場的粗野将領所帶領。
盡管曾國藩宣揚愛民（他在1858年末親自寫的軍歌以此為歌名），湘軍原來的良好風紀似乎再也沒有恢複過。
在此以前，曾國藩已經寫出他的主張，認為理想的軍事将領應&ldquo不汲汲于名利&rdquo。
但到了1856年，他發現大部分湘軍軍官&ldquo皆不免稍肥私橐&rdquo。
他所能做的就是但求身不苟取，&ldquo以此風示僚屬，即以此仰答聖主&rdquo。
[13]到了1859年，曾國藩幾乎要把将官劃入衙門胥吏和差役這一類儒生認為不得不容忍的無德之人之列。
他這時認為，中國古代的偉大而有德行的将領肯定已被曆史學家理想化了。
根據他自己的經驗，像羅澤南和李續賓那樣非凡的儒将，&ldquo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rdquo。
即使他的最優秀的将領，也隻有在讓他們看到建議擢升其綠營軍階的奏折時，或者在他們預期掠奪戰利品的前景特别有利時，才肯賣命。
他寫信給胡林翼表示了他的極端實用主義，當時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學&ldquo老僧不見不聞&hellip&hellip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rdquo。
[14]這就是以我佛的智慧來補儒家經世緻用之術的不足！ 清帝國的政策：向同治時代過渡 從1859&mdash1861年這三年，人們可以看到太平天國的興起，同時也看到清朝對歐洲人的政策從敵對轉向妥協，這部分是由于在随着幼主登位而産生的權力鬥争中，宮廷決策人有了變動的緣故。
在向同治年間過渡的時期，任用漢人擔任省的要職這方面的政策可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清朝的統治者已經非常信任他們的受過嚴格教育的士大夫。
據報道，鹹豐帝在他深為尊敬的教師杜受田（1787&mdash1852年）的推薦下，選擇了信仰理學的漢族詩人兼政治家祁寯藻（1793&mdash1866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
[15]雖然祁寯藻在1855年退隐，但他的許多意氣相投的好友在京師仍身居高位。
他在軍機處的繼承者文慶是一個頗有閱曆的滿人，此人自1853年以來一直擔任戶部尚書，并推薦過胡林翼為湖北省巡撫和駱秉章繼續擔任湖南省巡撫。
1856年文慶去世以後，清帝愈加聽信肅順（1815？&mdash1861年）之言，後者是平日陪侍清帝的最能幹的宗人。
肅順是清帝另一名寵愛的皇親端華的兄弟，他在1854年起開始被任命為禦前侍衛和工部侍郎。
他在擔任包括理藩院尚書在内的一系列要職後，在1858年末又任戶部尚書。
肅順為人驕橫悠肆，但對漢族文人則頗具愛才好士之風，并且任用了郭嵩焘和王闿運等湖南才子當他的幕僚。
曾國藩在1860年夏季被授予兩江總督之職，就是出于肅順的保舉。
[16] 肅順一意孤行，急于想糾正政府中各種臭名遠揚的弊端。
他與其說是一個儒家，不如說是一個法家；他的作風嚴厲。
1858年後期，在北京發現了一起舉人考試賄賂案。
清帝在肅順及其同僚的建議下，下诏把一名滿族高級主考官及六名被指控的同犯處以極刑。
行刑後的八個月，即在1859年11月，肅順對發行鈔票的官辦銀行進行了調查，此舉再次震動了北京的官場。
紙鈔與聲名狼藉的大額劣質鹹豐銅錢，是清廷謀求解決其财政危機的無可奈何的辦法之一。
肅順把數十名被控貪污的戶部胥吏連同許多經官方批準經營的銀行主關進獄中。
他因此以勤奮和意志堅強著稱。
但當時在北京的郭嵩焘後來指出，肅順的行動還算不上徹底的改革。
他認為，清政府的主要缺點在于官場講究排場以及政府政策的颟顸。
他斷言某些不法行為是難以避免的，這使人想起曾國藩議論他的将領的一些話來。
他寫道：&ldquo颟顸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
&rdquo[17] 肅順任理藩院尚書時，已經繼承了明清帝國的政策，即憑借天子的威嚴作為主要支柱，以确保中國對亞洲腹地各部族首領的控制。
因此，要清帝與歐洲的蠻夷酋長平起平坐，這對他來說是特别難以忍受的。
從所有迹象看，肅順是要求廢除1858年天津條約中某些條款和鼓勵僧格林沁加強大沽灣防務的那個非正式的王公集團的幕後策劃者（見第五章）。
他在處理外交政策時，與他處理戶部的貪污胥吏一樣僵硬，這可從1859年7月，即僧格林沁在大沽炮轟英艦後一個月，他與俄國公使伊格納捷耶夫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拒絕割讓烏蘇裡江以東的領土，而且還拒絕接受瑷珲條約草約，該條約已在1858年由黑龍江的滿洲将軍談妥，并規定割讓黑龍江以北的土地。
當1860年8月僧格林沁的部隊被第二次英法遠征軍擊潰後，肅順及其同僚感到必須接受在北京開辟外國使館區的要求；但即使在面臨災難之時，他們對谒見清帝不行叩頭禮這一問題仍不肯讓步。
于是下令對英法軍隊進行一場讨伐性的戰争。
清帝國軍隊很快被聯軍的火力擊潰，但肅順這時與清帝正在前往熱河行宮的途中（從北京出發，路程一般為6天）。
恭親王與唯一沒有随駕離京的軍機大臣文祥則留下與歐洲人談判。
在熱河時，身為内務府大臣和戶部尚書的肅順取得了實權。
雖然除了讓恭親王及其同僚開始履行1860年10月和11月簽訂的北京條約外别無選擇，但一切國内外政策的重大決定仍要在熱河的宮廷中作出。
英軍和法軍撤離北京後，他們仍有約6000名留在大沽和天津。
經過這場戰争，北京的官員就這樣創立了中國與西方關系的新秩序，而滞留在長城以外熱河的朝廷則懷恨在心。
随着新條約的履行，熱河和北京之間的觀點分歧不斷擴大。
1861年1月，清帝批準新設處理西方關系的總理衙門，并于3月31日正式成立；兩星期後，英法兩國大使抵京駐紮。
按照條約，雖然鎮江上遊的九江和漢口要等太平軍被鎮壓後才得向外國船隻開放，但恭親王為了使歐洲人在内戰時支持清廷，卻奉命于1860年12月将這三個商埠全部開放。
顯然，太平軍和撚軍對王朝的威脅要比英國人和法國人更大；甚至俄國人也暫時得到了滿足。
恭親王和文祥奉诏要發還原來天主教的财産，并要在新商埠開辟時在那裡安排外國租界。
為了執行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外國海關督辦管轄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的商埠。
1861年1月的上谕批準了江蘇巡撫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煥的建議，讓已在1858年被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泰國正式就任。
李泰國在當額爾金勳爵的翻譯時采用恫吓策略，故清朝官員十分痛恨他，可是實際上李泰國是英國公使蔔魯斯提名的，雖然1858年的通商章程已經規定外國政府不得幹預稅務司的人選問題。
恭親王和文祥認為任命李泰國是有利的，因為北京在1861年初又處于财政危機之中，戶部的庫銀已減少到30萬兩。
雖然向外國船隻征收的貿易稅的40%用作對英法的賠款，但人們仍然認為，歐洲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會力圖增加關稅收入，并且新财源将比中國各地關卡的預計收入更大，因為後者&ldquo往往以多報少，隐匿侵蝕&hellip&hellip無從徹底清查&rdquo。
[18]在1860年期間，李泰國已經在英國占領的廣州以及汕頭設立了新的海關。
他不久以健康為理由請假回英國；臨時代理他的赫德（1835&mdash1911年）繼續拟訂進一步的章程，并在其他商埠設立新海關。
鹹豐帝不願看到所有這些現實，特别不願看到歐洲軍隊仍在天津留駐，所以他一再推遲返京日期。
他再也不能回京了，因為他在1861年2月患了重病（可能是肺結核）。
他在夏初時稍有好轉，但在8月20日病情突然惡化。
在兩天後去世之前他一度蘇醒，但時間短得隻能立下兩道遺诏：其一是立他的五歲獨子載淳為皇儲，另一紙是授權四位侍衛大臣（載垣、端華、肅順和景壽，都是宗人）和在熱河的四名軍機大臣&ldquo贊襄一切政務&rdquo。
前四人所受的權力既不能被解釋為順治帝未成年時多爾衮的那種攝政，也不能說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時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輔政。
（可以推測，這八人在怎樣擡高他們的作用這一點上未能取得一緻意見。
肅順在他們之中最為機敏，但又是地位較低的宗人，決沒有資格當攝政。
）然而這八人對自己作為&ldquo顧命之臣&rdquo的身份信心十足，以緻他們以幼主的監護人自居，并且指望代他來作決定。
但并不是把權力全部授予他們。
由于他們隻受權&ldquo贊襄&rdquo，所以不能合法地啟用通常代替&ldquo朱批&rdquo的禦玺。
他們不得不求助于兩位皇太後的固有的權力，因為母後的地位能夠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禦玺。
鹹豐帝去世後留下了25歲的皇後鈕古祿氏，她為人随和，沒有野心。
但這時的天子載淳的生母卻是葉赫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後（1835&mdash1908年）。
按照規矩，8月22日的诏令晉封葉赫那拉以及位居其右的東宮鈕古祿為太後。
八名咨詢大臣在谒見兩位太後時，提出此後他們起草的一切敕令和诏書，都要由兩位皇太後加蓋她們掌握的禦玺來批準。
但葉赫那拉過去曾為先帝整理過奏折，因而她們堅持要先看過一切草拟的敕令、诏書以及奏折，才能在任何文書上加蓋禦玺；而且由咨詢大臣提名的高級官員任命事項，也必須要經過她們的批準。
這八名咨詢大臣勉強同意了。
但兩位皇太後并不公開上朝聽政，她們隻召見這八個人。
這種做法并無錯誤，因為在此以前的清史中，從沒有皇太後上朝聽政之事。
但在以前的朝代中都有很多這樣的先例，而且中國的傳統是可以援引的。
北京的官員這時發起了一場運動，以使兩位皇太後實際執政，或者按照曆史上常見的做法實行&ldquo垂簾聽政&rdquo。
[19]恭親王無疑是幕後人，他最後獲準前往熱河行宮。
當時在熱河的軍機處的一名官員寫信聲稱，恭親王設法晉見了兩位太後，并緩和了她們對歐洲人的恐懼心理。
[20]9月14日，即恭親王啟程回京後第三天，一名禦史向熱河奏請兩宮&ldquo垂簾聽政&rdquo，另外應指定一二位親王來&ldquo輔弼政務&rdquo。
八大臣大為激怒，就草诏譴責上奏折的禦史，并且宣稱，在清代從未有太後垂簾聽政之例。
葉赫那拉氏反對這份诏書，但拖延了一天半後仍同意在上面加蓋了禦玺。
肅順及其同僚顯然認為他們立于不敗之地。
于是他們宣布，護送先帝靈柩的皇族送殡隊伍于10月26日啟程赴京，新帝将于11月11日登基。
肅順可能已與滿族将領勝保取得了秘密諒解，後者已于9月18日來到熱河，此行名義上是來祭奠清帝的。
勝保是1860年夏在與撚軍交戰時奉召協助保衛北京抗擊英法聯軍的主要将領。
他雖然被歐洲人打敗，但仍在北京周圍擁有重兵。
很可能他在耍兩面手法，曾答應要支持八大臣；但時機一到，他就背叛了他們。
兩位皇太後陪同幼帝于11月1日回到北京。
恭親王立刻被召見；兩位皇太後次日又召見恭親王、桂良、文祥和大學士周祖培，交給他們一份據說是醇親王奕譞（鹹豐帝的異母兄弟，并娶了葉赫那拉氏的妹妹）起草的诏旨。
诏書指責八大臣（特别是載垣、端華和肅順）僭竊帝權，欺騙先帝，并在外交政策方面提了錯誤的意見。
據說召見正在進行時，應該陪同緩慢行進的靈車的載垣和端華突然出現，他們高呼&ldquo太後不應召見外臣！&rdquo但他們被恭親王的衛士拘捕。
當晚，在離京不遠的送殡行列中的肅順也被醇親王率領的軍隊所捕。
11月7日經兩位太後指令召開了京畿官員的會議（包括内閣和六部九寺的高級官員以及翰林和禦史等），會上提出應把載垣、端華和肅順淩遲處死。
次日，降旨譴責他們僞稱先帝任命他們為皇太子的咨詢大臣，肅順曾打算在兩宮之間搬弄是非，并且他有一次曾經自己坐上過禦座。
建議的處分随即被減輕，載垣和端華被&ldquo賜死&rdquo，肅順被斬首&mdash&mdash都立即執行。
對其他五位大臣則建議充軍流放，但其中大部分人被減罪，隻受到革職處分。
11月2日，即兩位皇太後回京後的次日，收到了兩起要求她們秉政的奏折。
她們立即要原來斟酌八大臣罪行的那個集團來安排皇母的&ldquo垂簾聽政&rdquo。
她們授予恭親王&ldquo議政王&rdquo這一顯赫稱号，使他在政體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這個稱号原來是在1622年由滿洲開國皇帝努爾哈赤封給身為八旗領袖而又是自己的兒子和宗人的，自乾隆（1736&mdash1795年）以來還沒有被使用過。
[21]這時又授予恭親王這一特殊榮譽，卻不去考慮原來的用法了。
此外，恭親王又被任命為首席軍機大臣、内務府總管大臣和宗人府宗令。
但葉赫那拉氏設法保持了皇太後對诏書和欽命的最後決定權。
她們不但掌握禦玺，而且還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員聽政，也就是行使了攝政權。
有關&ldquo垂簾聽政&rdquo的條例已在11月9日的诏令中做了規定。
例如，甚至關于軍事的奏折，也必須先由太後們細讀後才交由議政王和其他軍機大臣酌辦。
隻有在召見中得到指示後，大臣才能起草清帝批示。
當接受省職的官員按常規上朝見駕時，兩太後與幼帝一起坐朝，她們坐在幼帝寶座之後的八扇黃色薄紗屏風後面。
11月11日幼帝即位，改新年号為同治。
漢學家兼外交家威妥瑪寫道，根據文祥的說法，同治是《書經》中的&ldquo同歸于治&rdquo之簡稱，從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都希望&ldquo共同回到（或恢複到）井井有條的狀态&rdquo。
兩宮于12月2日初次臨朝。
一個在宏偉的金銮寶殿内下跪的官員仰面看到幼主高高在上，坐在巨大的禦座上，左側站着恭親王，右側是已成為禦前大臣的醇親王。
但特别令人生畏的卻是禦座後面那扇幾乎是透明的黃色屏風。
[22] 葉赫那拉氏在今後的47年中将成為中國的真正統治者。
對清朝來說幸運的是，葉赫那拉氏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恭親王開始在處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較大的行動權。
所有記載都說恭親王（1833&mdash1898年）為人腐化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決定他職責範圍内的許多任命時接受賄賂。
但是他年輕果斷，尤其樂于采納一個有真知灼見和忠于職守的滿族政治家文祥（1815&mdash1876年）的意見。
文祥是一個在滿洲的窮官宦之子，中過進士，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在工部開始他的仕途生涯。
他辦事周密謹慎；他在1853年由于偶然的機遇，得以在負責北京軍事的一些王公麾下工作（當時正值太平軍北伐）。
這種優點和經曆使他的才能得到幾名達官顯宦甚至肅順的賞識。
他青雲直上，不斷擢升，在1859年終于升為軍機大臣和戶部侍郎。
1860年9月清帝離京時，他奉命擔任代理步軍統領，留守北京，并在和議中當了恭親王的助手。
他證明是清朝新外交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且西方官員把他描述為總理衙門中的&ldquo幹員&rdquo。
政變後，他又成為軍機處舉足輕重的人物。
由于他善作妥協的才能，以及他的勤懇和正直，他不但不斷地幾乎受到恭親王的完全信賴，而且也得到慈禧的高度器重。
恭親王和文祥不得不去安撫京師官場中的一派官僚，他們雖然同意與卑鄙的歐洲人達成妥協，但仍繼續專門在政策和用人方面大唱道德高調。
盡管對内戰争和對外求和需要實用主義，但依然存在鹹豐在位頭兩三年開始時的那種風氣&mdash&mdash尊敬那些對宋代理學有特别造詣的官員。
鹹豐帝經他尊重的老師杜受田的推薦，把湖南的老年學者唐鑒（1778&mdash1861年）召到北京：唐鑒因替那些忠實地遵循朱熹學說的清代學者辯護而聞名。
後來，持同樣見解的兩名大學士翁心存（1791&mdash1862年）和賈桢（1798&mdash1874年）雖然沒有決策權，但在京畿官員甚至省級官員中仍有影響，因為他們常在會試中擔任考官，聲稱有許多及第的士子是他們的&ldquo門生&rdquo。
由于兩位太後的權力要依靠儒家的&ldquo孝道&rdquo，所以她們在1861年至1862年特别容易同樣大唱鹹豐初期的道德高調。
政變後不久，蒙古血統的著名理學家倭仁幾乎立即被任命為都察院的左都禦史。
次年，他被提升為大學士，同時擔任清帝的老師。
與倭仁同樣以程朱理學造詣著稱、并以個人道德楷模聞名的李棠階（1798&mdash1865年），[23]也放棄了河南的隐居生活而擔任都察院的都禦史和軍機大臣。
雖然新的同治統治至少需要正統的學說來裝飾門面，但恭親王和文祥最關心的卻是王朝面臨的軍事威脅。
此時威脅與其說來自歐洲人，倒不如說來自太平軍和撚軍。
早在1860年秋季與歐洲人議和時，他們已經在考慮（不過很謹慎地）在歐洲列強中是否有一兩個國家可能會幫助清廷與叛軍作戰。
他們接受了伊格納捷耶夫關于向清廷提供步槍、大炮和教官的建議（第一次提于1858年），但條件是訓練不得在北京進行，而是把選好的旗人派往恰克圖受訓。
他們對清廷是否也應采納伊格納捷耶夫建議派一支俄國小艦隊去協助攻打南京一事猶豫不決，但他們對此機會頗感興趣，因而建議清帝将此事交曾國藩及其他官員酌辦。
但曾國藩等人反對此事；同時英國公使威妥瑪也警告恭親王和文祥，說任何派兵進入中國内地的歐洲強國可能再也不會撤走。
不過此事提醒了這兩個滿族政治家可以用一支歸清廷擁有的西方造的炮艦艦隊去炮擊太平天國的京城。
1861年6月，法國公使館又重提了在天津的一名法國海軍中校提出的建議，表示法國可以協助清廷購買這樣的艦隊。
但恭親王和文祥沒有接受，反而采納了李泰國和赫德拟訂的有關英國炮艦的計劃。
在蔔魯斯知情的情況下，赫德向總理衙門提出，有12艘輪船，所費不到100萬兩銀子，可以通過對鴉片增收海關關稅和在銷售這種毒品時征收貨物稅的辦法來籌款購買。
赫德還保證船隻可由漢族甚至滿族海員來駕駛。
[24]1861年7月，熱河的清廷在批複總理衙門的勸說性的奏折時，批準了這個計劃。
為了籌措足夠的創辦經費而拖延了一段時期以後，赫德在1862年初才寫信告訴李泰國進行購買艦隊的事情。
這樣，就産生了在次年造成外交危機的著名的李泰國&mdash阿思本小艦隊事件。
恭親王和文祥繼續對歐洲人采取安撫的姿态。
新開辟商埠的地方官員可能會拒絕與西方人及其領事合作，但北京總是對他們施加壓力。
[25]除了由江蘇巡撫當時兼任（後來由兩江總督兼任）的舊&ldquo通商大臣&rdquo外，又添了一名主管華北三個新商埠的新通商大臣。
新大臣崇厚經清帝批準，安排士迪佛立将軍麾下的英國軍官對一些駐津軍隊以及由京來津的精選旗人進行訓練。
在1862年，已有數百名旗人就這樣學會了使用西方小型武器，并在回京後不久就組成了一支由清帝直接控制的精銳部隊神機營的核心。
文祥一度任負責該營的官員，後來又親任該營七統領之一。
由于某種原因，神機營的規模一開始限制在6000名士兵以下，而天津的訓練計劃也隻維持了四五年。
清廷必須确保歐洲人不去幫助太平軍，因此朝廷打算在貿易和傳教等争議方面讓步。
由于中國一方的堅持，天津條約在開辟牛莊和芝罘的條款中，已經禁止外國船隻進行大豆和豆餅的貿易。
因為這是江蘇和浙江出海帆船在東北的大宗貿易。
但西方的船主及其代理人鬧着要參加這項貿易，于是在1862年1月總理衙門就順從了蔔魯斯關于撤銷這一禁令的要求。
此外，經過了幾次早期激烈的反教會暴亂後（包括1861年11月的貴州教案和1862年3月的江西教案），朝廷頒發了一份布告在全國廣為張貼，強烈呼籲要公平對待傳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見第十一章）。
可是在1862年夏遞交給法國公使的一份&ldquo保護教民章程&rdquo中，恭親王和文祥設法寫進了如下的條款，即應警告教會不得&ldquo幹預地方公事&rdquo[26]&mdash&mdash希望用這個辦法在條約的約束下盡量保持中國行政權力的完整。
外國武裝和太平軍的失敗 1862年淮軍的出現标志着曾國藩的軍事體系擴展到了上海地區。
與湘軍相比，淮軍實力較強，這不但是由于淮軍官兵的質量較高，而且他們還擁有西方的槍械彈藥。
在淮軍最初的13個營中，有8個營實際上是從湘軍調來的。
調來的湘軍将領中有兩人證明是特别值得器重的，一個是程學啟，此人原為太平軍，在安慶投降了曾國荃，另一人是木匠出身的湖南人郭松林。
已經證明是當時清朝最優秀将領之一的劉銘傳（1836&mdash1896年），原來是個私鹽販子。
他和其他淮軍将領曾經帶領的一批骁勇的士兵來自合肥附近多山的西鄉，那裡是一個宗族觀念很強的地區。
[27]李鴻章麾下更為粗鄙的将領證明比一些儒将更适應于使用西方武器。
早在1862年6月，程學啟已經把他的一支部隊改建成擁有100支滑膛槍和步槍的&ldquo洋槍隊&rdquo。
到9月份，淮軍至少已從洋行購進了1000件這類小型武器。
但洋行不能迅速供應大炮。
在1862年整整一年中，劉銘傳迫切地搜求西方大炮，但毫無所獲。
但到了1863年中期當淮軍因從安徽征募士兵和吸收投降的太平軍而增加到4萬人時，它确已掌握了許多現代的大炮，還至少有1萬支步槍。
劉銘傳還雇了幾名法國炮手，此外還有約20名西方人在淮軍&ldquo洋槍隊&rdquo中當教官。
雖然淮軍終于掌握了一些西方武器，但它在早期進攻敵人城鎮時得到的最大幫助卻是由常勝軍中外國軍隊操縱射擊的大炮（常勝軍中還有比淮軍射擊技術高明的中國步槍手）。
雖然英國人在1862年5月後一般地說避免直接參戰，但他們找到了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就是身為清廷軍官而這時聽命于李鴻章的華爾。
華爾雖然年輕魯莽，卻顯然具有聚集約140名外國軍官在一起共事的領導能力。
海軍中将何伯一度對華爾懷有敵意，這時也給他提供包括攻城大炮在内的槍支彈藥。
華爾用他與商人楊芳共有的汽輪運輸他的步槍手，此舉也有助于李鴻章在1862年7月和8月迅速取得勝利。
李鴻章向曾國藩報告時寫道：&ldquo華爾打仗，實系奮勇，洋人利器，彼盡有之。
&rdquo[28] 同時期，李鴻章已經接任了薛煥的職務，在1862年4月份任代理江蘇巡撫，12月任該省巡撫。
在7月份，他從吳煦（在12月份前仍為布政使）那裡接管了厘金稅。
當清帝國的海關稅收用于維持保衛上海的英法軍隊和維持常勝軍時，李鴻章接管後增收的厘金稅收卻使擴充淮軍和支援曾國藩及曾國荃有了可能。
與薛煥不同，他不主張鼓勵歐洲人擴大他們在戰争中的作用。
他知道上海的洋人中間讨論的一項建議，即鄰近該商埠周圍的農村應歸外國租界當局管轄。
李鴻章忠于清帝，同時對他稱之為&ldquo中國&rdquo或&ldquo中土&rdquo這一政體的尊嚴也非常敏感。
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ldquo無論軍事如何緊急，鴻章卻未求他出隊幫助&hellip&hellip既輸下氣，且張驕志。
&rdquo[29]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李鴻章最先使用了&ldquo自強&rdquo一詞。
李鴻章雖然希望避免歐洲人進一步插手戰争，但仍很珍視常勝軍的援助；這支軍隊雖然由西方人率領，卻有效地置于中國人的指揮之下，這件事是值得詳細說明的。
曆史上不乏&ldquo蠻夷将領&rdquo為中華帝國軍隊效勞的先例；以華爾為例，使他欣喜的不但是經濟的報酬，而且有綠營副将的軍銜，此事說明歐美的屬員是可以歸清廷節制的。
華爾在1862年9月死後，準備讓其繼承者白齊文率領常勝軍進攻南京的計劃雖經曾國藩和清帝的批準，卻未能實現。
因為白齊文與楊芳為了财政事務發生了激烈的争吵。
對南京的遠征不得不取消，最後由戈登來率領這支華洋合璧的隊伍。
李鴻章理解，這支隊伍的外國軍官絕不可能被中國人指揮。
于是在1863年1月中旬，他與士迪佛立将軍取得一緻意見，準備任命就要退出英軍現役的戈登為綠營的總兵和常勝軍的副管帶，與一名曾與華爾共過事的綠營将領共同指揮。
李鴻章保證定期支付常勝軍官兵饷銀以及英國人供應彈藥的費用。
但他堅持常勝軍應從4500人減至3000人，戈登應受李鴻章個人指揮。
李鴻章答應英國人提出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如果調動常勝軍越出上海周圍30英裡，要事先取得英國當局的同意。
可是在2月份，當李鴻章要常勝軍去圍攻上海西北30英裡以外的太倉時，他壓倒了士迪佛立的反對意見。
戈登在1863年3月開始指揮常勝軍。
雖然李鴻章立即要他進攻蘇州和更遠的地方，但英國人并沒有反對。
常勝軍的大部分軍官是習性粗暴的美國人，他們對戈登的約束，深為不滿。
至少爆發過兩次嘩變，騷亂則是時有所聞。
但戈登個人骁勇善戰，他給其部下的印象不亞于華爾，并且他還是一名傑出的戰術家。
他接收了華爾的那艘淺水明輪鐵炮艦海生号（它船尾的轉動炮床上裝有能發射32磅炮彈的火炮），此外，他還有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