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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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告捷。
守衛句容、丹陽和常州的清朝正規軍一片混亂，倉皇潰退。
6月2日，李秀成的軍隊進入蘇州，這裡是江蘇東部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鎮的門戶。
整個這一地區的太平軍将領們為了長期占領，他們勵精圖治，竭力穩定地方經濟和控制農村。
他們奉行的政策是盡量不打亂地方社會組織，以期确保各種資源能夠源源不絕地流入太平天國的國庫。
這時的急務隻是想把清軍趕出沿海城鎮。
除了想張羅輪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戰的計劃以外，沒有證據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國首領都已認識到上海作為外貿收入的來源所具有的長期價值。
但必須把上海視為在長江三角洲進行較大規模戰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鋪平與外國列強交往的道路。
可是，洪仁玕為争取外國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種種努力是建築在天真的樂觀主義上面的，以為西方會把太平軍看作是進步的基督教同道而報以同情；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
因為西方列強根本無意同叛亂者合作，它們更感興趣的毋甯是看到清帝國的力量在長江下遊各省份複興起來。
曾國藩出任統帥 19世紀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領系統中發生了一些對清朝的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
&ldquo江南大營&rdquo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僅使清朝的最高将領張國梁與和春身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被廢黜，而且使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遭到覆滅。
在此以後帝國的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曾國藩被授予整個戰役的領導權，因為舍此而外已别無其他選擇。
于是曾國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遊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
曾國藩在他首次擔任的這個封疆大吏職位上，終于能夠使他的軍隊與更充裕的經費，以及與一員高級總督所擁有的巨大權威結合了起來。
對清政府來說，把個人軍權與地方省份的正規權力這樣結合起來，乃是驚人之舉。
在這方面50年代已有過一些先例，即曾國藩的幾名部屬已經擔任了巡撫或代理巡撫，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後來的李孟群；廣西的劉長佑；湖北的胡林翼。
但是曾國藩新任的這個地位顯赫的兩江總督則明顯地集中了軍政大權于一身，權勢更大。
這是内戰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紀，并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使湘軍的财政基礎和政治基礎得到鞏固以外，曾國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後還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戰略領導。
曾國藩持有與太平天國相同的看法，也認為天京安危系于從南京至漢口之間的江面，而控制這段長江的關鍵則是安慶（自1853年以來一直在太平軍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戰略意義的沿江口岸）。
在曾國藩的堅持下，1859年後期朝廷已經認識到收複安慶的重要性，于是曾國藩馬上按部就班地進行收複該地的行動，他把這一戰鬥托付給他的兄弟曾國荃去指揮。
1861年9月5日經過激烈戰鬥後安慶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殺戮。
這樣便為打敗叛軍奠定了戰略基礎。
曾國藩按湘軍形式創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領的新軍，是這個時期發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事件。
構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這樣傳到下一代紳士軍事家之手的。
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門生李鴻章（1823&mdash1901年）。
李鴻章是一個有能力的進士，抱負很大，頗具才幹，其父與曾國藩有同學之誼。
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個官宦之家，從1853&mdash1857年之間他帶領一支勇軍守衛鄉裡，從而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
安徽上層人士整軍經武的行動開始原是針對豫皖邊界的撚軍叛亂的，太平軍的猛攻則加快了這一行動。
李鴻章的作用似乎可與湖南的王鑫和羅澤南相比拟：他根據團練名冊征募人員并将他們編入正式作戰部隊。
李不久辭去直接的軍隊指揮職務，轉到福濟（任安徽巡撫，是江忠源的後繼者）手下任幕僚。
在安徽過了六年，後來李鴻章決定與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師曾國藩。
1859年1月，他到達曾國藩設在江西的行轅。
曾國藩認為李鴻章擔任幕職是大材小用，于是設法委以實職，使之獨立指揮軍隊。
曾國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陽一帶是軍旅的來源，曾國藩多次想安排李鴻章編練一支該地區的軍隊。
1861年時機終于來到，當時有一名上海流亡紳士代表從上海圍城中來到曾國藩設在新近收複的安慶大營請求援助。
李鴻章便馬上開始招募軍隊。
他的新軍從團練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軍的補充，後者已經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戰的湖南人組成的八個營而使戰鬥力得到了加強。
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紳士把一個向外商租來的船隊派到安慶。
李的軍隊随即被運往下遊去占領上海。
曾國藩之所以決心創建新軍，部分是由于他認識到湘軍業已過了它的極盛時期。
它的實力已經由于大部分有才幹的将領（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繼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鎮之役受挫以來士氣問題一直令人頭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漸困難：凡此種種都使湘軍前途未蔔，難以為繼。
除此以外，曾國藩還急于通過擴大軍政權力結合這種新形式來利用他新近獲得的政治權力。
就在李鴻章于1861年後期着手募軍之後不久，曾國藩決定薦舉他為江蘇巡撫，而在他抵達上海時被授予此職。
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節制南線，并奉令用湖南勇軍收複浙江。
左宗棠是一位幹練的湖南學者，在曾國藩和其他官員手下任過行政官員。
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
促使曾國藩決定把他的權力擴展到上海地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他擔心外國軍隊在江蘇内地建立軍事基地，因為長時間來在上海逃難的社會名流一直在尋求它們的幹預。
曾國藩對外國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懷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辦法并非雇用外國軍隊，而是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制造西式武器彈藥。
外國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對太平天國抱有超然的、有時甚至抱有溫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時這些看法都已化為烏有。
到1860年時，叛軍主要被看做是對外國貿易的一種威脅。
在中國市場上利益最大的英國，它的官方政策是堅持在内戰中嚴守中立，僅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騷擾。
但是英國領事和武官的一些文書函件則表現了對太平天國日益增加的敵對看法，它們強調&ldquo暴亂的破壞性質以及&hellip&hellip它所據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靈和傷風敗俗的特征&rdquo。
[20]英國擔心的并不是太平軍會對外國貿易甚至外國的條約權利采取敵視态度，它是擔心他們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那就會使農村和商業陷入混亂。
雖然英國各級行政官員都曾設想過幹涉叛軍，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終限于保護英國在貿易港口的利益，實際上僅限于決心保衛上海。
法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1855年法國的幹涉曾幫助清軍從小刀會手中奪回上海）。
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進（這次嘗試隻有3000人參加）被英、法軍隊所擊退。
令人好笑的是，這次幹涉恰恰發生在英、法另一支軍隊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時候（見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條約之後，英國決定暫不介入中國的内部沖突。
太平天國被看作長江中遊地區事實上存在的政權。
1861年2月海軍少将何伯領導了一次對南京的考察，謀求達成一項穩定的諒解，使英國得以安全進行貿易，英國則以保證中立作回報。
李秀成在南京接見了英國人（洪仁玕此時已被解除外事職務），甚至答應當年内不對上海發動進攻。
太平軍将不進入上海周圍30英裡之内。
英國繼續在内戰中依法嚴守中立。
但是到了1861年夏，駐北京公使蔔魯斯則明顯地倒向了清朝。
西方僑民社會對&ldquo渎神&rdquo的太平軍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長的反感，而太平天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無情事實，也必然影響了英國的态度。
1861年6月蔔魯斯采納了赫德提出的建議，即由李泰國出面代表清政府購置一支海軍艦隊。
10月份，即在曾國藩收複安慶後一個多月，蔔魯斯應允了恭親王的請求：即長江上的外國船隻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點停泊，以使太平軍難于得到外國船隻提供的武器和物資。
不過，蔔魯斯無意讓英國幹涉中國内戰，倫敦則更無此意圖。
在12月，隻有法國一艘和英國兩艘炮艦停泊在甯波港。
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軍隊，英國僅700人，法國僅500人。
[21] 地圖11 太平天國和帝國主義者的鬥争 可是到1861年末，雙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約束。
太平軍迫于西線危急的軍事形勢，不得不鞏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領了甯波，29日占領了杭州。
1862年1月李秀成對上海地區發起總進攻，占據了通往該城的河道。
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從一個可以複興的和更為牢固的清政權的角度來考慮它未來的利益。
1861年11月清廷發生的政變使英國萌生了希望，因為已故鹹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在這次政變中成了清帝國的決策者（見第八章）。
恭親王準備與新條約相依為命，英國公使蔔魯斯則準備提供一切機會讓他照此辦理。
此後，英國對太平軍進行的幹涉應當被視為蔔魯斯為穩定中英關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
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害怕太平軍會成為一個潛在的更強大更排外的政府。
恰恰相反，倒是太平軍那些不出所料的弱點和無紀律才促使英國反對他們，轉而支持清政府。
外國參與反太平軍戰鬥的方式有下述幾種：英、法軍隊直接進行幹涉；為清軍提供現代化的武器和訓練；為非正規雇傭軍分隊提供外籍軍官。
無疑地，其中以外國軍隊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
雇傭軍分隊（其中以&ldquo常勝軍&rdquo為最突出）在江蘇對清朝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但曆史意義最大的莫過于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因為武器裝備與随之産生的軍火制造業，其進步的技術可用來促進中國軍隊和軍事工業的現代化。
[22] 地圖12 長江三角洲 長江下遊地區的官紳長久以來一直在謀求西方對叛亂者的幹涉。
上海道台吳煦（他的功名是捐來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國支持的潛在價值，此後他一直汲汲于謀求得到這種支持。
1860年兼任江蘇布政使時，吳煦不僅本人熱衷于與買辦商人合股進行私人商業投資，而且還擅長通過商業行會征收厘金。
巡撫薛煥手下有約4萬名綠營軍和鄉勇，但成分複雜，未經訓練，紀律很差。
早在1860年5月，吳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規模不大的&ldquo夷勇&rdquo。
在那個廣有資财的同胞和商業合夥人楊芳（此人是浙江銀行家，曾當過怡和洋行的買辦）的建議下，吳煦得到了華爾（1831&mdash1862年）的效勞；華爾曾在中國輪船上任過職，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度過童年後一直在海上和陸上從事冒險生涯。
華爾膽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無城府，一任楊芳擺布（他最後跟楊芳的女兒結了婚）。
他和幾名高加索同夥領着200名菲律賓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應為西南&mdash&mdash譯者）的一個重要小鎮松江，但不出一個月它又淪于叛軍之手。
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們（主要是美國人）在他們業已着手訓練的&ldquo馬尼拉兵&rdquo外又開始了對幾百名中國士兵的訓練。
在吳煦和楊芳的大量資助下，華爾按照&ldquo英國方式&rdquo操練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連發快槍裝備他們。
他們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
由于參加了上海附近的戰鬥，它被官方封為&ldquo常勝軍&rdquo，以象征吉祥。
正因為這支混合部隊有上述來曆&mdash&mdash基本上是外國人領導的中國雇傭軍團，所以它在以後兩年的江蘇戰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贊譽。
不過在吳煦和江蘇巡撫薛煥的心目中，常勝軍僅僅是為謀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薛、吳二人小心翼翼地聽從了那些在上海避難的紳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員們的意見，這些人現在領頭請求皇上&ldquo借&rdquo洋人軍隊助剿。
請願書甚至提出引外國軍隊去攻打蘇州和南京。
紳士領袖們聲稱，巴夏禮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蔔魯斯批準，英國軍隊将不僅幫助防守上海，而且願意長驅直入，幫助收複甯波、蘇州，甚至南京。
[23]薛煥起初故作不應，保持觀望，隻是等到有相當多的卸任高級官員簽名于請願書上後才上奏清帝，贊助&ldquo借兵助剿&rdquo的請求。
關于進攻蘇州和南京的建議也包括在内。
同時經薛煥批準，吳雲（蘇州前任知府）和應寶時（吳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個&ldquo中外會防局&rdquo，為期待已久的聯合作戰籌集經費。
2月初發布的兩道诏令準許薛煥的建議隻适用于上海：&ldquo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
&rdquo[24]至于把外國援助擴大到蘇州和南京的想法，則被提交曾國藩征求他的意見。
1862年1月13日當太平軍被發現沿吳淞江堤岸行軍時，英法軍隊僅從船上朝他們開炮而已。
但是到了2月21日，海軍中将何伯便親自帶領遠征隊向上海東北10英裡太平軍所占據的高橋發動了攻擊。
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軍和60名法軍的支援，還有600名華爾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擊隊。
接着在整個4月裡，對上海附近的幾個市鎮采取了類似的行動；但它們并不總是成功的，因為有些到手的市鎮防衛不當，很快便又被太平軍奪了回去。
隻是在2月22日何伯才緻函蔔魯斯要求批準肅清上海周圍30英裡以内的叛亂者。
直到4月12日才得到蔔魯斯的批準，約在同時，士迪佛立将軍帶了約1800名英軍從天津抵達這裡。
2月25日北京向華爾的中西聯合勇軍表示祝賀，同時上谕批準了薛煥的建議：授予華爾以四等軍銜和花翎頂戴。
5月1日至18日，英國、法國和華爾的聯軍乘坐英國炮艦往返于廣闊的内河水網，攻陷了30英裡内的主要市鎮。
對每個攻克的市鎮的大擄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協議進行&ldquo公平分配&rdquo。
防務主要由華爾的士兵擔負，頗能勝任，隻有兩個地方由英法軍隊自己擔任過。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軍的威脅，應當歸因于歐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動幹涉的結果。
然而自此以後，承擔主要防衛任務的是新開到的李鴻章軍隊。
李鴻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從安慶分乘上海紳士向一家英國商号租來的七艘輪船順江而下，抵達這裡的。
李鴻章将他的行轅設在上海的縣城，他從一開始就決定，他的軍隊将不作為英、法的附庸來打仗，而要謀求自強，不與洋人相混。
[25] 太平軍此時動員了約5萬軍隊向上海發起大規模進攻。
英、法軍隊鑒于自己人數很少，便撤走了位于30英裡圈内的嘉定的駐防士兵。
華爾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
士迪佛立将軍緊急要求倫敦從印度派遣大量援軍，這個想法一旦實現，很可能使歐洲人在戰争中的作用大增。
但這樣的增援被認為是多餘的，因為事實幾乎立即證明李鴻章和他的軍隊能夠應付局勢。
當忠王的大軍于6月初從西面進攻上海時，淮軍在以6月17日虹橋之役達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戰鬥中擊敗了他們。
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決定折回蘇州基地，并在那裡着手策劃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時正受到曾國荃軍隊的威脅）的遠征。
在别的将領指揮下幾支太平軍大軍繼續進逼上海，但它們也被受到華爾的分隊援助的淮軍所擊敗。
李鴻章的軍隊于1862年8月底收複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圍30英裡以内的所有市鎮（嘉定于10月由中西聯軍收複，這是英法軍隊在太平天國戰争中的最後一次攻勢）。
李鴻章确信隻有通過獨立的活動，才能使淮軍獲得建立真正的區域性軍事霸權所必需的實力和經驗。
他同樣也懷疑西方在軍事訓練方面的作用。
1862年7月，當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的試行方案時，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贊助這種權宜之計，因為他擔心&ldquo歐洲人會逐漸蠶食對清軍的控制權&rdquo。
[26]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員抵制外國直接介入中國内戰，以倒黴的&ldquo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rdquo事件表現得最為清楚，我們将在第九章予以論及，茲不贅。
太平天國的失敗 保皇派于1861年9月攻陷安慶，這非常鮮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國西線作戰中（它曾經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偉戰略的一部分）的失敗。
對太平天國的地位來說，西線戰役在某些方面比東進更為重要，它的失敗部分是由于叛軍将領之間缺乏配合所緻。
李秀成（他曾因指揮才幹于1859年受封為&ldquo忠王&rdquo）這時更多地關注他自己在長江下遊的權勢基地，而不是戰略全局。
這次指揮上的不統一，僅僅是太平軍在楊秀清死後企圖重建中央統一領導而遭到失敗的一個方面。
洪仁玕一直不穩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當時已不問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
在戰地将領的妒忌和朝臣的誣陷下，他于1861年初被剝奪了總理朝政的職權。
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軍的權貴變了質，因為為了滿足軍事将領的欲求，冊封了許許多多&ldquo王&rdquo，而其中某些人不過是很勉強地投身于這場運動的。
雖然個别叛軍隊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慶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業已鑄成太平天國覆滅的局面。
太平天國的覆滅最後是由曾國荃對南京的圍攻，以及李鴻章對沿海地區和左宗棠對浙江省進行的清剿來完成的。
李鴻章從東面橫貫江蘇發動的強攻有着特殊的曆史意義，它反映了這位精明而善于應變的首領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的商業财富，因為這是财富和權力的新的源泉。
作為中外貿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劇增長，并有資财雄厚的流亡紳士階層以及與内地商業的多方面聯系，所以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軍事基地。
李鴻章剛就任江蘇巡撫，便立即着手控制關稅收入和江蘇厘金。
這兩項貿易稅，尤其是江蘇厘金，确實是他以後幾年軍事行動的财政支柱。
李鴻章經過無情的官場鬥争後赢得了對這些财源的控制權，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僅能夠維持他自己迅速擴大的淮軍，而且能夠為曾國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漸不滿的軍隊提供大量的經費。
當1863年李鴻章的軍隊節節擊破堅守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城鎮中的太平軍時，他的軍隊已經超過了5萬人，這就為中國武裝力量具有重大意義的第一次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李鴻章與他的作風守舊的老師曾國藩頗不相同：曾國藩不讓他的湘軍采用外國裝備，而李鴻章則敏銳地認識到他控制上海時在技術上得到的意外收獲。
他不僅從西方購買了大量來複槍輕武器和西式野戰炮，而且雇用英、法兩國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使用這些武器。
到1864年春，李鴻章的軍隊已裝備了約1.5萬支步槍。
為了供應這支軍隊所需的彈藥，還要進行另一項改革：李鴻章從1863年起在上海、蘇州，最後還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産現代軍火的兵工廠。
為鎮壓國内叛亂而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進行的這種種早期的冒有風險的事業，展示了清朝統治最後幾十年的态勢。
把現代化裝備用于正統的軍隊，這意味着在未來50年内能夠相當成功地維持國内的秩序，盡管在這個時期中國尚不能建立一支抗禦外國侵略的武裝力量。
常勝軍自1860年建立以來，雖然有過連續幾次領導危機，卻安然無恙地維持了下來。
它的第一任統領華爾與支持他的中國商人及清朝當局的關系搞得不錯。
為了顯示和加強他作為中國軍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華爾被授予了中國綠營軍的管帶官階。
1862年9月華爾受傷緻死。
他的繼任人是另一個美國人白齊文，此人桀骜難馴，很少順從中國方面的意圖。
他被解職以後，常勝軍改由英國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國駐上海指揮官士迪佛立将軍的密友和親戚）指揮。
他收到了倫敦發來的要他接受中國人指揮的明确指令。
上海的英國當局起初不同意擴大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後來才作了妥協，這樣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就從最初防衛上海地區擴大到協同李鴻章的軍隊到西線攻打太平軍的據點。
在這些戰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擊隊證明确是清軍手中的得力武器。
在整個1863年中，常勝軍都在戰場上為攻取叛軍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據守的城鎮而沖鋒陷陣。
在常熟、太倉和昆山取得的重大勝利使清軍空前地逼近了該地區的行政和經濟中心蘇州。
1863年12月5日蘇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變節）确是叛軍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戈登作戰有兩個特點特别值得一提：由于應用了英國按優惠條款提供的現代火炮，在根本上改變了迄今為止内戰所特有的古老攻堅方式。
許多曾經庇護過太平天國文職政府并成為軍事防衛的支撐點的城市，它們的牆垣不再能安全無虞了。
其次，李鴻章在江蘇東部戰場上的勝利，牽制了太平軍防禦天京的力量（當時它正處在曾國荃的圍攻下），從而加速了太平軍運動的最後失敗。
太平軍在都城被圍和他們長江下遊的經濟基地業已喪失的情況下，仍狂熱地進行了最後的殊死戰。
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殺南京居民，并縱火焚燒了這座城市。
據說約有10萬人在最後的這場浩劫中喪生。
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
其餘的領導人被窮追不舍，直到捕獲處死為止。
逃出來的少數小股部隊被趕到廣東，第二年也在那裡被消滅了。
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賴文光的軍隊：他這時招募了許多被清朝殘酷的&ldquo剿撚&rdquo戰争弄得無家可歸的安徽難民，并按太平軍方式對他們加以組織和進行教育，誓死要繼續進行鬥争。
賴文光和撚軍的結盟使太平軍的這支殘
守衛句容、丹陽和常州的清朝正規軍一片混亂，倉皇潰退。
6月2日，李秀成的軍隊進入蘇州，這裡是江蘇東部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鎮的門戶。
整個這一地區的太平軍将領們為了長期占領，他們勵精圖治，竭力穩定地方經濟和控制農村。
他們奉行的政策是盡量不打亂地方社會組織，以期确保各種資源能夠源源不絕地流入太平天國的國庫。
這時的急務隻是想把清軍趕出沿海城鎮。
除了想張羅輪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戰的計劃以外，沒有證據表明，洪仁玕和其他太平天國首領都已認識到上海作為外貿收入的來源所具有的長期價值。
但必須把上海視為在長江三角洲進行較大規模戰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玕着手鋪平與外國列強交往的道路。
可是，洪仁玕為争取外國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種種努力是建築在天真的樂觀主義上面的，以為西方會把太平軍看作是進步的基督教同道而報以同情；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
因為西方列強根本無意同叛亂者合作，它們更感興趣的毋甯是看到清帝國的力量在長江下遊各省份複興起來。
曾國藩出任統帥 19世紀60年代初在保皇派将領系統中發生了一些對清朝的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
&ldquo江南大營&rdquo的再次瓦解（1860年5月）不僅使清朝的最高将領張國梁與和春身死，兩江總督何桂清被廢黜，而且使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遭到覆滅。
在此以後帝國的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曾國藩被授予整個戰役的領導權，因為舍此而外已别無其他選擇。
于是曾國藩于1860年6月8日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遊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
曾國藩在他首次擔任的這個封疆大吏職位上，終于能夠使他的軍隊與更充裕的經費，以及與一員高級總督所擁有的巨大權威結合了起來。
對清政府來說，把個人軍權與地方省份的正規權力這樣結合起來，乃是驚人之舉。
在這方面50年代已有過一些先例，即曾國藩的幾名部屬已經擔任了巡撫或代理巡撫，例如安徽的江忠源和後來的李孟群；廣西的劉長佑；湖北的胡林翼。
但是曾國藩新任的這個地位顯赫的兩江總督則明顯地集中了軍政大權于一身，權勢更大。
這是内戰的一個轉折點，就許多方面說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正是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強大的保守聯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紀，并對整個共和時期中國政治生活的機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使湘軍的财政基礎和政治基礎得到鞏固以外，曾國藩在1860年的擢升最後還為保皇派提供了健全的戰略領導。
曾國藩持有與太平天國相同的看法，也認為天京安危系于從南京至漢口之間的江面，而控制這段長江的關鍵則是安慶（自1853年以來一直在太平軍控制之下，它是皖北具有戰略意義的沿江口岸）。
在曾國藩的堅持下，1859年後期朝廷已經認識到收複安慶的重要性，于是曾國藩馬上按部就班地進行收複該地的行動，他把這一戰鬥托付給他的兄弟曾國荃去指揮。
1861年9月5日經過激烈戰鬥後安慶被攻陷，平民大批遭到殺戮。
這樣便為打敗叛軍奠定了戰略基礎。
曾國藩按湘軍形式創建了由他先前的幕僚率領的新軍，是這個時期發生的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事件。
構成他本人力量的因素就是這樣傳到下一代紳士軍事家之手的。
曾首先看中了他的門生李鴻章（1823&mdash1901年）。
李鴻章是一個有能力的進士，抱負很大，頗具才幹，其父與曾國藩有同學之誼。
李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個官宦之家，從1853&mdash1857年之間他帶領一支勇軍守衛鄉裡，從而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
安徽上層人士整軍經武的行動開始原是針對豫皖邊界的撚軍叛亂的，太平軍的猛攻則加快了這一行動。
李鴻章的作用似乎可與湖南的王鑫和羅澤南相比拟：他根據團練名冊征募人員并将他們編入正式作戰部隊。
李不久辭去直接的軍隊指揮職務，轉到福濟（任安徽巡撫，是江忠源的後繼者）手下任幕僚。
在安徽過了六年，後來李鴻章決定與其兄李瀚章一起去投靠老師曾國藩。
1859年1月，他到達曾國藩設在江西的行轅。
曾國藩認為李鴻章擔任幕職是大材小用，于是設法委以實職，使之獨立指揮軍隊。
曾國藩和胡林翼久已留意安徽淮陽一帶是軍旅的來源，曾國藩多次想安排李鴻章編練一支該地區的軍隊。
1861年時機終于來到，當時有一名上海流亡紳士代表從上海圍城中來到曾國藩設在新近收複的安慶大營請求援助。
李鴻章便馬上開始招募軍隊。
他的新軍從團練中征召，又得到一些勇軍的補充，後者已經組成并由于有了能征善戰的湖南人組成的八個營而使戰鬥力得到了加強。
1862年4月，富裕的上海紳士把一個向外商租來的船隊派到安慶。
李的軍隊随即被運往下遊去占領上海。
曾國藩之所以決心創建新軍，部分是由于他認識到湘軍業已過了它的極盛時期。
它的實力已經由于大部分有才幹的将領（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和1861年9月死亡的胡林翼）相繼死去而遭到削弱；自三河鎮之役受挫以來士氣問題一直令人頭痛；在湖南征募新兵又日漸困難：凡此種種都使湘軍前途未蔔，難以為繼。
除此以外，曾國藩還急于通過擴大軍政權力結合這種新形式來利用他新近獲得的政治權力。
就在李鴻章于1861年後期着手募軍之後不久，曾國藩決定薦舉他為江蘇巡撫，而在他抵達上海時被授予此職。
在此以前，胡林翼的密友左宗棠受命節制南線，并奉令用湖南勇軍收複浙江。
左宗棠是一位幹練的湖南學者，在曾國藩和其他官員手下任過行政官員。
1862年1月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
促使曾國藩決定把他的權力擴展到上海地區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他擔心外國軍隊在江蘇内地建立軍事基地，因為長時間來在上海逃難的社會名流一直在尋求它們的幹預。
曾國藩對外國的介入是否有用深表懷疑，他确信利用西方的辦法并非雇用外國軍隊，而是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制造西式武器彈藥。
外國的介入 西方在50年代初期曾對太平天國抱有超然的、有時甚至抱有溫和希望的看法，但到此時這些看法都已化為烏有。
到1860年時，叛軍主要被看做是對外國貿易的一種威脅。
在中國市場上利益最大的英國，它的官方政策是堅持在内戰中嚴守中立，僅僅要求各通商口岸不受騷擾。
但是英國領事和武官的一些文書函件則表現了對太平天國日益增加的敵對看法，它們強調&ldquo暴亂的破壞性質以及&hellip&hellip它所據以存在的那些亵渎神靈和傷風敗俗的特征&rdquo。
[20]英國擔心的并不是太平軍會對外國貿易甚至外國的條約權利采取敵視态度，它是擔心他們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那就會使農村和商業陷入混亂。
雖然英國各級行政官員都曾設想過幹涉叛軍，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終限于保護英國在貿易港口的利益，實際上僅限于決心保衛上海。
法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1855年法國的幹涉曾幫助清軍從小刀會手中奪回上海）。
因此李秀成于1860年8月19日和20日向上海的推進（這次嘗試隻有3000人參加）被英、法軍隊所擊退。
令人好笑的是，這次幹涉恰恰發生在英、法另一支軍隊正在北方猛攻大沽炮台的時候（見第五章）。
在1860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條約之後，英國決定暫不介入中國的内部沖突。
太平天國被看作長江中遊地區事實上存在的政權。
1861年2月海軍少将何伯領導了一次對南京的考察，謀求達成一項穩定的諒解，使英國得以安全進行貿易，英國則以保證中立作回報。
李秀成在南京接見了英國人（洪仁玕此時已被解除外事職務），甚至答應當年内不對上海發動進攻。
太平軍将不進入上海周圍30英裡之内。
英國繼續在内戰中依法嚴守中立。
但是到了1861年夏，駐北京公使蔔魯斯則明顯地倒向了清朝。
西方僑民社會對&ldquo渎神&rdquo的太平軍基督教抱有日益增長的反感，而太平天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無情事實，也必然影響了英國的态度。
1861年6月蔔魯斯采納了赫德提出的建議，即由李泰國出面代表清政府購置一支海軍艦隊。
10月份，即在曾國藩收複安慶後一個多月，蔔魯斯應允了恭親王的請求：即長江上的外國船隻不得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外任何地點停泊，以使太平軍難于得到外國船隻提供的武器和物資。
不過，蔔魯斯無意讓英國幹涉中國内戰，倫敦則更無此意圖。
在12月，隻有法國一艘和英國兩艘炮艦停泊在甯波港。
駐紮在上海的外國軍隊，英國僅700人，法國僅500人。
[21] 地圖11 太平天國和帝國主義者的鬥争 可是到1861年末，雙方都解除了各自的約束。
太平軍迫于西線危急的軍事形勢，不得不鞏固它在沿海的地位，遂于1861年12月9日占領了甯波，29日占領了杭州。
1862年1月李秀成對上海地區發起總進攻，占據了通往該城的河道。
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從一個可以複興的和更為牢固的清政權的角度來考慮它未來的利益。
1861年11月清廷發生的政變使英國萌生了希望，因為已故鹹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在這次政變中成了清帝國的決策者（見第八章）。
恭親王準備與新條約相依為命，英國公使蔔魯斯則準備提供一切機會讓他照此辦理。
此後，英國對太平軍進行的幹涉應當被視為蔔魯斯為穩定中英關系而作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
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害怕太平軍會成為一個潛在的更強大更排外的政府。
恰恰相反，倒是太平軍那些不出所料的弱點和無紀律才促使英國反對他們，轉而支持清政府。
外國參與反太平軍戰鬥的方式有下述幾種：英、法軍隊直接進行幹涉；為清軍提供現代化的武器和訓練；為非正規雇傭軍分隊提供外籍軍官。
無疑地，其中以外國軍隊的直接作用最不重要。
雇傭軍分隊（其中以&ldquo常勝軍&rdquo為最突出）在江蘇對清朝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但曆史意義最大的莫過于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因為武器裝備與随之産生的軍火制造業，其進步的技術可用來促進中國軍隊和軍事工業的現代化。
[22] 地圖12 長江三角洲 長江下遊地區的官紳長久以來一直在謀求西方對叛亂者的幹涉。
上海道台吳煦（他的功名是捐來的）早在1853年便看出外國支持的潛在價值，此後他一直汲汲于謀求得到這種支持。
1860年兼任江蘇布政使時，吳煦不僅本人熱衷于與買辦商人合股進行私人商業投資，而且還擅長通過商業行會征收厘金。
巡撫薛煥手下有約4萬名綠營軍和鄉勇，但成分複雜，未經訓練，紀律很差。
早在1860年5月，吳煦便着手征集一支規模不大的&ldquo夷勇&rdquo。
在那個廣有資财的同胞和商業合夥人楊芳（此人是浙江銀行家，曾當過怡和洋行的買辦）的建議下，吳煦得到了華爾（1831&mdash1862年）的效勞；華爾曾在中國輪船上任過職，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度過童年後一直在海上和陸上從事冒險生涯。
華爾膽大勇敢，性情急躁，但又胸無城府，一任楊芳擺布（他最後跟楊芳的女兒結了婚）。
他和幾名高加索同夥領着200名菲律賓士兵于1860年7月攻陷了位于上海西北（應為西南&mdash&mdash譯者）的一個重要小鎮松江，但不出一個月它又淪于叛軍之手。
1861年他和其他官佐們（主要是美國人）在他們業已着手訓練的&ldquo馬尼拉兵&rdquo外又開始了對幾百名中國士兵的訓練。
在吳煦和楊芳的大量資助下，華爾按照&ldquo英國方式&rdquo操練他的士兵并用精良的連發快槍裝備他們。
他們的兵力到1862年已增加到3000人。
由于參加了上海附近的戰鬥，它被官方封為&ldquo常勝軍&rdquo，以象征吉祥。
正因為這支混合部隊有上述來曆&mdash&mdash基本上是外國人領導的中國雇傭軍團，所以它在以後兩年的江蘇戰役中赢得了普遍的贊譽。
不過在吳煦和江蘇巡撫薛煥的心目中，常勝軍僅僅是為謀求洋人直接援助所作的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薛、吳二人小心翼翼地聽從了那些在上海避難的紳士和著名的在野官員們的意見，這些人現在領頭請求皇上&ldquo借&rdquo洋人軍隊助剿。
請願書甚至提出引外國軍隊去攻打蘇州和南京。
紳士領袖們聲稱，巴夏禮在1862年1月初就曾表示，倘蒙皇上和蔔魯斯批準，英國軍隊将不僅幫助防守上海，而且願意長驅直入，幫助收複甯波、蘇州，甚至南京。
[23]薛煥起初故作不應，保持觀望，隻是等到有相當多的卸任高級官員簽名于請願書上後才上奏清帝，贊助&ldquo借兵助剿&rdquo的請求。
關于進攻蘇州和南京的建議也包括在内。
同時經薛煥批準，吳雲（蘇州前任知府）和應寶時（吳煦的副手）于1月13日建立了一個&ldquo中外會防局&rdquo，為期待已久的聯合作戰籌集經費。
2月初發布的兩道诏令準許薛煥的建議隻适用于上海：&ldquo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
&rdquo[24]至于把外國援助擴大到蘇州和南京的想法，則被提交曾國藩征求他的意見。
1862年1月13日當太平軍被發現沿吳淞江堤岸行軍時，英法軍隊僅從船上朝他們開炮而已。
但是到了2月21日，海軍中将何伯便親自帶領遠征隊向上海東北10英裡太平軍所占據的高橋發動了攻擊。
何伯的炮兵得到了350名英軍和60名法軍的支援，還有600名華爾的士兵充作散兵和突擊隊。
接着在整個4月裡，對上海附近的幾個市鎮采取了類似的行動；但它們并不總是成功的，因為有些到手的市鎮防衛不當，很快便又被太平軍奪了回去。
隻是在2月22日何伯才緻函蔔魯斯要求批準肅清上海周圍30英裡以内的叛亂者。
直到4月12日才得到蔔魯斯的批準，約在同時，士迪佛立将軍帶了約1800名英軍從天津抵達這裡。
2月25日北京向華爾的中西聯合勇軍表示祝賀，同時上谕批準了薛煥的建議：授予華爾以四等軍銜和花翎頂戴。
5月1日至18日，英國、法國和華爾的聯軍乘坐英國炮艦往返于廣闊的内河水網，攻陷了30英裡内的主要市鎮。
對每個攻克的市鎮的大擄掠所得，都是按事先商定的協議進行&ldquo公平分配&rdquo。
防務主要由華爾的士兵擔負，頗能勝任，隻有兩個地方由英法軍隊自己擔任過。
上海得以免除太平軍的威脅，應當歸因于歐洲人在1862年5月下旬主動幹涉的結果。
然而自此以後，承擔主要防衛任務的是新開到的李鴻章軍隊。
李鴻章和他的6500名士兵是在4月份從安慶分乘上海紳士向一家英國商号租來的七艘輪船順江而下，抵達這裡的。
李鴻章将他的行轅設在上海的縣城，他從一開始就決定，他的軍隊将不作為英、法的附庸來打仗，而要謀求自強，不與洋人相混。
[25] 太平軍此時動員了約5萬軍隊向上海發起大規模進攻。
英、法軍隊鑒于自己人數很少，便撤走了位于30英裡圈内的嘉定的駐防士兵。
華爾防守的松江也危在旦夕。
士迪佛立将軍緊急要求倫敦從印度派遣大量援軍，這個想法一旦實現，很可能使歐洲人在戰争中的作用大增。
但這樣的增援被認為是多餘的，因為事實幾乎立即證明李鴻章和他的軍隊能夠應付局勢。
當忠王的大軍于6月初從西面進攻上海時，淮軍在以6月17日虹橋之役達到最高潮的一系列戰鬥中擊敗了他們。
忠王看出上海不能很快被攻下，決定折回蘇州基地，并在那裡着手策劃一次解救南京（它此時正受到曾國荃軍隊的威脅）的遠征。
在别的将領指揮下幾支太平軍大軍繼續進逼上海，但它們也被受到華爾的分隊援助的淮軍所擊敗。
李鴻章的軍隊于1862年8月底收複了除嘉定以外的上海周圍30英裡以内的所有市鎮（嘉定于10月由中西聯軍收複，這是英法軍隊在太平天國戰争中的最後一次攻勢）。
李鴻章确信隻有通過獨立的活動，才能使淮軍獲得建立真正的區域性軍事霸權所必需的實力和經驗。
他同樣也懷疑西方在軍事訓練方面的作用。
1862年7月，當中央政府制定出由西方軍官訓練中國軍隊的試行方案時，李鴻章要求總理衙門不要贊助這種權宜之計，因為他擔心&ldquo歐洲人會逐漸蠶食對清軍的控制權&rdquo。
[26]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員抵制外國直接介入中國内戰，以倒黴的&ldquo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rdquo事件表現得最為清楚，我們将在第九章予以論及，茲不贅。
太平天國的失敗 保皇派于1861年9月攻陷安慶，這非常鮮明地标志着太平天國西線作戰中（它曾經是洪仁玕在1860年制定的宏偉戰略的一部分）的失敗。
對太平天國的地位來說，西線戰役在某些方面比東進更為重要，它的失敗部分是由于叛軍将領之間缺乏配合所緻。
李秀成（他曾因指揮才幹于1859年受封為&ldquo忠王&rdquo）這時更多地關注他自己在長江下遊的權勢基地，而不是戰略全局。
這次指揮上的不統一，僅僅是太平軍在楊秀清死後企圖重建中央統一領導而遭到失敗的一個方面。
洪仁玕一直不穩固的地位，也由于天王當時已不問政事甚或神志失常而更有所削弱。
在戰地将領的妒忌和朝臣的誣陷下，他于1861年初被剝奪了總理朝政的職權。
嫉妒和野心也使太平軍的權貴變了質，因為為了滿足軍事将領的欲求，冊封了許許多多&ldquo王&rdquo，而其中某些人不過是很勉強地投身于這場運動的。
雖然個别叛軍隊伍仍保持着令人可畏的兵力，但安慶的失守和中央控制的瓦解業已鑄成太平天國覆滅的局面。
太平天國的覆滅最後是由曾國荃對南京的圍攻，以及李鴻章對沿海地區和左宗棠對浙江省進行的清剿來完成的。
李鴻章從東面橫貫江蘇發動的強攻有着特殊的曆史意義，它反映了這位精明而善于應變的首領力求控制上海及其鄰近地區的商業财富，因為這是财富和權力的新的源泉。
作為中外貿易的新中心，上海因人口急劇增長，并有資财雄厚的流亡紳士階層以及與内地商業的多方面聯系，所以成了一個無與倫比的軍事基地。
李鴻章剛就任江蘇巡撫，便立即着手控制關稅收入和江蘇厘金。
這兩項貿易稅，尤其是江蘇厘金，确實是他以後幾年軍事行動的财政支柱。
李鴻章經過無情的官場鬥争後赢得了對這些财源的控制權，到了1862年下半年，他不僅能夠維持他自己迅速擴大的淮軍，而且能夠為曾國藩那支因欠饷而日漸不滿的軍隊提供大量的經費。
當1863年李鴻章的軍隊節節擊破堅守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城鎮中的太平軍時，他的軍隊已經超過了5萬人，這就為中國武裝力量具有重大意義的第一次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李鴻章與他的作風守舊的老師曾國藩頗不相同：曾國藩不讓他的湘軍采用外國裝備，而李鴻章則敏銳地認識到他控制上海時在技術上得到的意外收獲。
他不僅從西方購買了大量來複槍輕武器和西式野戰炮，而且雇用英、法兩國軍官來訓練他的軍隊使用這些武器。
到1864年春，李鴻章的軍隊已裝備了約1.5萬支步槍。
為了供應這支軍隊所需的彈藥，還要進行另一項改革：李鴻章從1863年起在上海、蘇州，最後還在南京迅速建起了生産現代軍火的兵工廠。
為鎮壓國内叛亂而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進行的這種種早期的冒有風險的事業，展示了清朝統治最後幾十年的态勢。
把現代化裝備用于正統的軍隊，這意味着在未來50年内能夠相當成功地維持國内的秩序，盡管在這個時期中國尚不能建立一支抗禦外國侵略的武裝力量。
常勝軍自1860年建立以來，雖然有過連續幾次領導危機，卻安然無恙地維持了下來。
它的第一任統領華爾與支持他的中國商人及清朝當局的關系搞得不錯。
為了顯示和加強他作為中國軍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華爾被授予了中國綠營軍的管帶官階。
1862年9月華爾受傷緻死。
他的繼任人是另一個美國人白齊文，此人桀骜難馴，很少順從中國方面的意圖。
他被解職以後，常勝軍改由英國皇家工兵少校戈登（英國駐上海指揮官士迪佛立将軍的密友和親戚）指揮。
他收到了倫敦發來的要他接受中國人指揮的明确指令。
上海的英國當局起初不同意擴大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後來才作了妥協，這樣分遣隊的作戰範圍就從最初防衛上海地區擴大到協同李鴻章的軍隊到西線攻打太平軍的據點。
在這些戰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擊隊證明确是清軍手中的得力武器。
在整個1863年中，常勝軍都在戰場上為攻取叛軍在江蘇東部和浙江北部據守的城鎮而沖鋒陷陣。
在常熟、太倉和昆山取得的重大勝利使清軍空前地逼近了該地區的行政和經濟中心蘇州。
1863年12月5日蘇州的陷落（部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變節）确是叛軍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戈登作戰有兩個特點特别值得一提：由于應用了英國按優惠條款提供的現代火炮，在根本上改變了迄今為止内戰所特有的古老攻堅方式。
許多曾經庇護過太平天國文職政府并成為軍事防衛的支撐點的城市，它們的牆垣不再能安全無虞了。
其次，李鴻章在江蘇東部戰場上的勝利，牽制了太平軍防禦天京的力量（當時它正處在曾國荃的圍攻下），從而加速了太平軍運動的最後失敗。
太平軍在都城被圍和他們長江下遊的經濟基地業已喪失的情況下，仍狂熱地進行了最後的殊死戰。
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殺南京居民，并縱火焚燒了這座城市。
據說約有10萬人在最後的這場浩劫中喪生。
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
其餘的領導人被窮追不舍，直到捕獲處死為止。
逃出來的少數小股部隊被趕到廣東，第二年也在那裡被消滅了。
唯一幸存的力量是遵王賴文光的軍隊：他這時招募了許多被清朝殘酷的&ldquo剿撚&rdquo戰争弄得無家可歸的安徽難民，并按太平軍方式對他們加以組織和進行教育，誓死要繼續進行鬥争。
賴文光和撚軍的結盟使太平軍的這支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