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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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的進展十分緩慢，因為他首先要将湖南境内的地方叛變者肅清，建立一個地方控制和團練兵員補給的體系，而後才能把他的軍隊投入大規模的戰鬥。
直到1853年夏，湘軍的幾支大部隊才出現在湖南，同太平軍交鋒。
湘軍的興起代表着非正規的組織形式的出現，它隐隐地含有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颠覆性，不過由于它仍以正統觀念為掩飾，所以還能夠與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處。
湘軍的一些組織原理導源于戚繼光（1528&mdash1587年）的軍事著作；這位将軍在明朝正規軍事系統以外另行創建了一支私人的&ldquo戚家軍&rdquo，同日本海盜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幫兇作戰。
羅澤南和王鑫在湘鄉本地訓練鄉勇時，都襲用了戚繼光的某些思想。
戚的著作被19世紀初期的經世派廣為傳布。
雖然湘軍後來比戚家軍大得多（後者開始隻有3000人），但在編制和訓練上曾國藩都采用了戚繼光的模式。
其一，有一個明确規定的指揮體系（戚繼光稱之為&ldquo束伍&rdquo）。
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為營官，領650人（500名士兵和150名役）；營官上面為統領，控制二至十幾個營。
營官對他的五名哨長負有完全的責任，每名哨長監管100人。
整個隊伍實際上都靠私人關系維系。
營官自選哨長，哨長自選什長，什長則按慣例憑私人關系招募10人供他差遣。
營官在正常情況下也隸屬于某一個統領。
曾國藩規定每次任命一名新營官時，該營所屬官兵都要更換，重新挑選。
這種私人聯系使湘軍取得了綠營軍及其雇傭附屬軍所缺少的聚合力。
曾國藩的新軍并沒有完全超出舊體制的範圍，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奏請給湘軍軍官授予綠營軍銜。
不過他在培植其軍隊的官兵之間個人相互義務時，着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鄉關系，這在綠營軍上下級官員之間是不予鼓勵的。
湘軍的體制是與清朝軍事體制的官僚政治原則格格不入的，因為個人關系被後者認為是個威脅。
但是，這種關系非常适合于把一支支由紳士領導的非正規隊伍變成中央指揮的部隊。
曾國藩清醒地意識到這項新軍事計劃潛在的沖突，盡力消釋皇上的疑慮。
湘勇最初是曾國藩運用團練大臣不明确的權力動員起來的。
建立一支職業戰鬥部隊當然不會按官方的團練規格去做，因為後者強調的是一種低水準的軍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棄置一旁。
曾國藩很注意安撫滿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員塔齊布安置在一個重要的指揮崗位上。
但是歸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夠接受曾國藩的新軍事組織，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個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師廣為結識的各種關系。
在以後10年期間，曾國藩能夠指望取得像文慶和肅順一類滿族大員的支持，因為他們懂得要使王朝幸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權力授予地方的漢族軍事首腦。
這些滿族權貴的支持抵消了寯藻（1793&mdash1866年）等漢族在朝官貴的敵意；祁寯藻是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繼任者，他認為這種地方軍事權力是危險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後幾年，這支軍隊在營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統、統領和大帥，分别由曾國藩信任的助手任職，他們多數是取得低級文官功名的人。
這一新編制的軍事價值姑置不論，曾國藩的新軍制表明它對清帝國的未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幹才的溫床。
其中湧現出許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員，他們将在19世紀的後來年代裡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
早年，曾的官員隊伍主要從文士中遴選，這種做法符合治軍原則中的理學色彩。
但到50年代中期，出身微賤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緻身于掌握軍事大權。
這些人憑才幹和兇狠而受到賞識，所以湘軍雖則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趨淡薄，但它的力量卻有了驚人的增長。
湘軍的兵力最後擴大到13.2萬人，其中包括騎兵和輔助的水師。
按當時的标準衡量這個規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說明曾國藩強調質量甚于數量。
湘軍對兵員的征募、訓練和紀律以及按儒教治軍等細節的高度重視，使它獨具特色，不同一般。
它的薪饷之高也是個特色。
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饷竟為綠營軍最高級别士兵的兩倍左右。
至于高級官員，由于希望減少貪污和維持鬥志，就更不吝惜恩賞了。
曾國藩要承擔這樣的巨額薪饷，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财政支持的。
他和他的助手為軍用籌款而使用的辦法，對清朝度支的演變産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
曾國藩的基本辦法是留下比中央财會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資源。
這就是說，第一，設置一些不受戶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歲入項目；第二，他的部屬一旦就任高級地方官，便将歲入權集于巡撫和總督之手，避開戶部的幹預。
[14] 早期在财政上實施的權宜措施是賣官鬻爵。
監生以及各式名譽學銜證書，由京城發給省級政府發放。
1853年冬，湖南巡撫駱秉章把這樣一批證書直接轉讓給湘軍總部。
出售官銜所得是曾國藩早期主要經費來源。
不過當軍隊擴大以後它的作用馬上被厘金（從字面看厘金值千稅一，隻表示很小的數額）這種商稅所壓倒，它是對存貨、運輸途中的貨物或産地的茶葉等産品按價征取。
厘金最初由禦史雷以諴于1853年下半年在揚州一帶實行，目的在于為長江以北的清軍提供經費，後來證明行之有效，很快就為各省所采用。
稅率在各地有很大差異，多數省份在2%&mdash10%之間。
到19世紀50年代後期，對這筆收入頗豐的稅源的征收和支付權力顯然主要落到了各省當局手裡。
雖然全部征收應向北京呈報，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實際上要由厘金歲入償付，但地方軍事化的龐大需求還是使大部分呈報的歲入（未經呈報的數目就更不用說了）不受北京的控制。
[15] 曾國藩很快就抓住新稅所提供的機會。
1856年，他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
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後，他為整個江西厘金另外開辟了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這樣便繞過了正式的财政機構。
從這時起，連湘軍的下級統領都獲準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賴其收入。
在50和60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門，受益者不僅有湘軍，還有鄉紳控制的地方非正規軍。
由厘金可見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權化，也表現在曾國藩采取的其他一些财政措施上。
他從一開始就力圖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軍隊之用。
但朝廷不能強迫各省巡撫把資金改撥給曾國藩。
他隻有同駱秉章和胡林翼這些對他抱同情态度的地方當局私下商議，才能分潤固定稅收。
這類私人協議成了國家财政機制的一個常規；隻有在進行了非正式協商以後，才能向北京要求轉撥資金歸己使用。
曾國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級地方官，他就進一步推動由地方控制各種固定歲入的趨勢。
其做法如下：（1）把歲入權集中到省巡撫衙門；（2）向北京謊報收支。
曾國藩鼓勵他的追随者隐匿大部分地方固定歲入，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把内戰順利進行下去。
由此可見，地方軍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國财政管理結構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變化，其中包括農業稅向商業稅的局部轉變，以及北京某些财權分給了各省的主管。
對清朝财政制度的進一步破壞，是由中央政府為了極力應付軍事費用而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造成的。
1853年起，北京采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例如發行劣質銅錢、鐵錢和紙鈔。
雖然上述權宜之計暫時緩和了政府的短缺，卻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空前浩劫，進一步削弱了國民經濟并加深了民衆對清政府的不信任。
[16] 應該指出，漢族文人名士領導的新式軍隊的出現，并不意味着清朝正規軍事體制已被取而代之。
到1860年為止，曾國藩的湘軍與龐大的旗兵和綠營軍一直鼎立地并存着。
雖然後者多數統馭失當，但仍能牽制一部分太平軍，其力量不容忽視。
駐紮在南京城外的&ldquo江南大營&rdquo，由清朝正規軍和勇軍組成，它在朝廷看來仍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
在1860年以前，它的統帥在整個戰局中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到了1860年，它最後聲威掃地地被消滅了。
到那時為止，曾國藩本人的官階一直較低，難以左右清廷的軍事決策。
1860年以前，湘軍應被看成是清軍的重要補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應被看成是未來的制度變更的基礎。
内讧與衰落 太平天國統治的特征 1854年初，曾國藩的軍隊在長江中遊地區與太平軍迎面相撞。
太平軍曾經發起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遊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
由于北伐失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等省這時成了太平天國軍事行動的廣闊戰場。
叛軍的戰略意圖是确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據它周圍的農業地區。
幾支湘軍在湘潭的關鍵之戰（1854年5月1日）中擊退了太平軍對湖南的入侵，而曾國藩的水師則揚帆前進，向太平軍控制的江河湖泊發出挑戰。
但太平軍才幹出衆的翼王石達開在水陸兩路都曾多次重創曾國藩，使反叛者于1856年中在軍事上處于極盛時期。
太平軍在長江流域占據了西起武昌東到鎮江一線近300英裡的許多戰略城市，他們對水道的控制由于曾國藩的大部分船隊在鄱陽湖被圍而更有了保障。
石達開的軍團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縣。
太平天國最後一次軍事勝仗的消息是1856年6月在南京城外對清軍的大捷，清軍統帥向榮就在是役之後不久死去。
作為一個新皇朝，太平天國在鞏固其統治的過程中遇到了難題。
在對儒教的既成體制進行了殊死的挑戰以後，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級社會機構。
它在宣傳激進的空想主義社會綱領以後，此時不得不使理論迎合現實。
1856年是太平軍勝利與危機紛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于這一年誕生。
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特征體現在兩個相互抵觸的原則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職位都由廣西幫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傳統的科舉制度廣泛尋求新興文士的支持。
太平天國的文官考試在定都南京後即行開始，在整個統治期間未曾中斷。
考試形式在許多方面與清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舉行考試。
但是内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對太平軍領袖的頌詞；此外，考試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
投考者的背景完全無需考慮，這表明太平天國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們在放寬參與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
考試似乎相當容易被通過。
1854年在湖北省舉行的一次考試中，投考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八百多名舉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試中，僅一個縣就出了30名舉人[17]。
盡管太平天國明顯的大力争取正統的優秀人物，然而應試的文士還是寥寥無幾。
投考者的社會出身似乎很龐雜，有以前的僧侶、占蔔者和其他一些從事為新政權所取締的&ldquo迷信&rdquo職業的文人。
太平軍占領區的文人經常被責成參加考試，違者處死，但他們的熱情一直不高。
偶爾被迫的應試學子甯可在試卷寫上嬉笑怒罵之詞而以身殉[舊傳統]。
一個仍未解決的問題是，考試制度對确立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實際貢獻究竟如何。
不過有證據表明，重武輕文，戰略形勢變幻不定，以及太平軍曆來對鄉土和宗教資格的重視：所有這些都意味着文官考試沒有起過重大作用。
不過，在作為宣傳手段和正統的象征方面，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是不應被忽視的。
太平天國的官制本身由王、侯兩級世襲貴族以及十一個等級的官員構成。
在這十一個等級中，前六等官職名稱可在曆代王朝的曆史中找到，雖則它們一般表示等級而非具體職能。
後五等則與軍事指揮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較為具體的職能有關。
由于在太平天國的空想模式《周禮》中不存在文、武之分，因而任何一級官員都既可被委任為文官，也可去充任軍隊指揮。
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統治集團内，實際權力中心是各個王的行政幕僚班子。
每個王都在其随從人員中設置一個機要機構，内分六個傳統的施政部門（相當于&ldquo六部&rdquo）。
不過，由于東王楊秀清僭取了總理軍政兩方面的權力，他的機要班子到1856年在整個太平天國官僚體制中曾經起着中樞協調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況并沒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亂。
太平天國的地方政府建制仍以清朝舊時的府縣區劃為基礎，而在縣以下則以《天朝田畝制度》為基礎，即規定以25家為一&ldquo兩&rdquo到13156家為一&ldquo軍&rdquo，各單位等級森然。
府縣官員的職能與他們所取代的清朝官員的職能相似。
至于太平天國縣級以下編制的實際情況，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
但是有兩種需要考慮的情況，都表明太平天國地方控制的脆弱性。
第一，太平天國制度具有與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規地方官員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
跟清制一樣，朝廷命官僅到縣一級，縣以下的所有職位都由當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
因此對太平天國的社會改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層結構，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僅對政權綱領承擔有限義務的人去填補。
與此有關，第二個缺陷是太平軍發現，很難把他們那些人為的、不可勝數的小部門強加于原有的地方組織身上，而且往往發現隻不過給現存結構（例如傳統的&ldquo鄉&rdquo、現存的&ldquo保甲&rdquo或&ldquo裡甲&rdquo一類居民單位）換個新名稱而已。
這意味着在太平軍占領區，這些單位的頭頭有時就是在舊政權下把持村社事務的那些人，因此很難出現一種或者有利于鞏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于真正改造地方社會的形勢。
太平天國在征服地區實施的土地政策，總的表明了對農村的控制是脆弱無力的。
應當認為，這是急需财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幹從而必須使農村社會關系基本不受擾亂的結果。
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時間和安全保證的，這兩者太平天國從來都不具備，所以一旦實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産和歲入的暫時下降。
我們已經談過，《天朝田畝制度》幹脆删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規定，這樣就暗示了已經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為耕作者的财産。
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既不是國家所有制的綱領，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綱領。
雖然中國的曆史學家對這一點仍有很多争論，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太平天國占領的大部分地區，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始終存在。
盡管與地主和解的趨勢在運動後來年代中才似乎更為明顯，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
如果說在某些地區太平天國曾試圖把所有權授予佃戶，那麼，主要的考慮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後向原佃戶征稅的需要。
太平天國的賦稅手續很快發展起來，不再實行通常作為他們侵入一個地區的标志的那一套沒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稅額稍輕以外，田賦制度經過系統化，與清制區别不大。
一般說來，在太平天國控制的那些未受戰争嚴重破壞的地區，農民的狀況是有所改善的。
叛軍的存在似乎堅定了佃戶抵制苛租的決心，有時地主也隻好滿足于部分的收入。
1860年以後在長江下遊的某些地區，向佃農征課各種直接稅與一項官方的減租綱領同時并行。
這便是另一種與地主分享農村剩餘産品的形式。
[18]太平天國占領區的經濟，無論是商業或是農業部門，租稅負擔一般都比舊政權時要輕。
太平天國的商業稅不像無處不施行的厘金稅那樣泛濫成災，而且顯然條文比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軍中央的分裂及其領導的恢複 1856年發生的震撼太平天國的那場災難，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敵對力量所緻，而要歸咎于他們自己中央領導方面的動蕩不定。
如前所述，這種動蕩性在運動最初年代中就已經孕育于太平軍的制度之中。
政權要繼續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種在共同事業中形成的兄弟情誼，以刹住諸王之間的不和。
但是兄弟情誼不久都被東王楊秀清的無情野心所毀。
1853年在定都天京時，他那已經巨大的權勢由于馮雲山和肖朝貴都在戰鬥中死去而更形膨脹。
楊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強是在損害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和秦日綱（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況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楊秀清的羞辱和威吓。
洪秀全智慮逐漸衰退的狀況最終使他事實上不能再積極參與行政決策。
楊秀清馬上以新的精神權威自認，宣稱他是聖靈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
許多曆史家都鄙棄楊秀清為毫無信仰可言的陰謀家，認定他個人的宗教主張（反之，洪秀全則有至誠的信念）隻是一些詭計而已。
楊秀清是不是邪惡的陰謀家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楊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幹和集權本能，太平軍運動決不會取得那麼大的成就。
楊秀清的垮台看來是他試圖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奪最高權力的行動促成的。
1856年8月，當楊秀清逼洪秀全封他為&ldquo萬歲&rdquo（這是迄今為止僅為洪本人保留的一項帝王特權）時，洪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
天王于是把韋昌輝和石達開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殺死楊秀清；這個行動也許是韋昌輝、石達開和秦日綱蓄謀已久的。
韋昌輝當時正在江西作戰，距離最近，他率領幾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
韋昌輝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對自己長期蒙受像楊秀清這樣一個出身貧窮的勞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惱恨。
9月1日夜間他迅猛出擊，把楊秀清殺死，并下令屠殺楊的随從人員，據說約屠殺了2萬人。
屠殺在南京蔓延了将近兩周，其規模顯然遠遠超出了洪秀全的預料。
當石達開在約十天以後到達南京時也為之震驚，力勸韋昌輝住手。
韋昌輝這時已經殺紅了眼，竟懷疑石達開同情東王集團。
石達開十分謹慎地逃離天京，重返他的前線部隊，韋昌輝因此也殺害了他的全家。
石達開帶領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向南京進發，想來報仇。
這時洪秀全也感到韋昌輝的權勢咄咄逼人，像楊秀清以前那樣又成了一個潛在的威脅。
洪獲悉石達開受到太平軍全軍的普遍支持，便于11月中旬調集了他的軍隊把韋昌輝及其同夥200多人殺掉。
在這個屠場上，貪欲和偏執狂使太平軍運動原來理想的任何殘迹都已澌滅無餘。
還有一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權威。
幸存下來的領袖沒有人能行使位極人臣的東王有過的權力。
石達開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發現自己處處受到一個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結成的宮廷集團的掣肘。
六個月後石達開出走，領着自己的隊伍開赴西南長期單獨作戰，沒有再加入太平軍運動了。
清朝的保皇派馬上對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加以利用。
1856年12月，胡林翼的軍隊把太平軍逐出武昌。
1857年下半年曾國藩奪走了太平天國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
這樣便使太平軍在長江上的要沖安慶受到威脅。
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頹勢終以戰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軍重建其對南京的包圍圈而達于頂點。
盡管太平軍的中央已陷入混亂，但這運動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
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主要靠陳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廣西最貧苦的農民階層，又都從叛軍的各軍階上緩緩晉升上來）的努力而取得了轉機。
作為最高統帥，這兩位才華卓越的軍事家于1857年逐漸恢複了攻勢，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軍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1858年9月他們在淮北三河鎮重創湘軍，11月又在南京對岸的浦口擊潰了清朝的正規軍。
由于這兩次打擊，太平天國解除了安慶的壓力，并重開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國複原的第二個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mdash1864年）的個人集權得到了有限的和暫時的恢複。
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響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樣，也是因科場失意而成為村學塾師），自1852年以來他一直未曾介入運動。
在香港期間跟他相過從的，最初有新教傳教士瑞典人韓山文，後來有包括蘇格蘭漢學家理雅各在内的倫敦會的一些成員。
他除神學以外，還探讨了西方的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這些研究不僅使他成為太平軍人物中受教育最廣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國最早介紹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
1859年4月當他最後安全抵達南京時，受到了天王熱情的歡迎，并被擢升為最高行政長官，受封為&ldquo幹王&rdquo。
洪仁玕在1859年發表的《資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強化中央集權、采用西方技術以使中國經濟和交通現代化以及發展與西方列強友好關系的政策。
洪仁玕所提出的開設現代銀行、頒發專利權、建造鐵路和輪船以及發展采礦業等項建議表明，他對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幹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雖然認識很不全面的贊賞态度。
這些建議是太平天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轉變。
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裡提出要在太平天國考試制度方面實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導一種更注重實用的文風并促使文武結合。
新型的太平軍的傑出之士應當是，文&ldquo可兼武，韬略載在詩書&rdquo，武&ldquo可兼文，幹戈化為禮讓&rdquo。
[19]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國正統的優秀之士來效忠，根據傳統的種族理由重新向他們發出呼籲。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國在江北的軍事勝利雖然解除了清朝對它的一些戰略要地的壓力，但它并沒有建立起可靠的經濟基礎。
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領湘軍在長江中遊的防區。
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撚軍（他們不久又投靠了清朝），這也使太平天國不能長期依靠此地，把它當成作戰基地。
不過江南大營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毀，大大振作了太平軍的士氣，于是洪仁玕便策劃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戰役以征服長江三角洲地區。
有了長江三角洲作為經濟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遠至武昌和漢口的長江中遊地區。
洪仁玕認為，據有長江下遊城鎮的另外一些好處是，太平軍将有機會使用西方的輪船，派它們到上遊去打仗。
在東面發動的這次新戰役很快就初
直到1853年夏，湘軍的幾支大部隊才出現在湖南，同太平軍交鋒。
湘軍的興起代表着非正規的組織形式的出現，它隐隐地含有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颠覆性，不過由于它仍以正統觀念為掩飾，所以還能夠與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處。
湘軍的一些組織原理導源于戚繼光（1528&mdash1587年）的軍事著作；這位将軍在明朝正規軍事系統以外另行創建了一支私人的&ldquo戚家軍&rdquo，同日本海盜及其在沿海省份的土著幫兇作戰。
羅澤南和王鑫在湘鄉本地訓練鄉勇時，都襲用了戚繼光的某些思想。
戚的著作被19世紀初期的經世派廣為傳布。
雖然湘軍後來比戚家軍大得多（後者開始隻有3000人），但在編制和訓練上曾國藩都采用了戚繼光的模式。
其一，有一個明确規定的指揮體系（戚繼光稱之為&ldquo束伍&rdquo）。
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為營官，領650人（500名士兵和150名役）；營官上面為統領，控制二至十幾個營。
營官對他的五名哨長負有完全的責任，每名哨長監管100人。
整個隊伍實際上都靠私人關系維系。
營官自選哨長，哨長自選什長，什長則按慣例憑私人關系招募10人供他差遣。
營官在正常情況下也隸屬于某一個統領。
曾國藩規定每次任命一名新營官時，該營所屬官兵都要更換，重新挑選。
這種私人聯系使湘軍取得了綠營軍及其雇傭附屬軍所缺少的聚合力。
曾國藩的新軍并沒有完全超出舊體制的範圍，因為從一開始他就奏請給湘軍軍官授予綠營軍銜。
不過他在培植其軍隊的官兵之間個人相互義務時，着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鄉關系，這在綠營軍上下級官員之間是不予鼓勵的。
湘軍的體制是與清朝軍事體制的官僚政治原則格格不入的，因為個人關系被後者認為是個威脅。
但是，這種關系非常适合于把一支支由紳士領導的非正規隊伍變成中央指揮的部隊。
曾國藩清醒地意識到這項新軍事計劃潛在的沖突，盡力消釋皇上的疑慮。
湘勇最初是曾國藩運用團練大臣不明确的權力動員起來的。
建立一支職業戰鬥部隊當然不會按官方的團練規格去做，因為後者強調的是一種低水準的軍事化，所以官方的方案迅速被棄置一旁。
曾國藩很注意安撫滿人的感情，他把一位地方的在旗官員塔齊布安置在一個重要的指揮崗位上。
但是歸根到底，清帝之所以能夠接受曾國藩的新軍事組織，原因在于他本人是一個受到信任的京官以及他在京師廣為結識的各種關系。
在以後10年期間，曾國藩能夠指望取得像文慶和肅順一類滿族大員的支持，因為他們懂得要使王朝幸存，需要把一些非正式權力授予地方的漢族軍事首腦。
這些滿族權貴的支持抵消了寯藻（1793&mdash1866年）等漢族在朝官貴的敵意；祁寯藻是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繼任者，他認為這種地方軍事權力是危險的，不能予以接受。
在以後幾年，這支軍隊在營以上又精心建置了分統、統領和大帥，分别由曾國藩信任的助手任職，他們多數是取得低級文官功名的人。
這一新編制的軍事價值姑置不論，曾國藩的新軍制表明它對清帝國的未來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幹才的溫床。
其中湧現出許多第一流的地方官員，他們将在19世紀的後來年代裡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
早年，曾的官員隊伍主要從文士中遴選，這種做法符合治軍原則中的理學色彩。
但到50年代中期，出身微賤而不通文墨的人也可以緻身于掌握軍事大權。
這些人憑才幹和兇狠而受到賞識，所以湘軍雖則在思想上的信仰日趨淡薄，但它的力量卻有了驚人的增長。
湘軍的兵力最後擴大到13.2萬人，其中包括騎兵和輔助的水師。
按當時的标準衡量這個規模不算很大，但足以說明曾國藩強調質量甚于數量。
湘軍對兵員的征募、訓練和紀律以及按儒教治軍等細節的高度重視，使它獨具特色，不同一般。
它的薪饷之高也是個特色。
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饷竟為綠營軍最高級别士兵的兩倍左右。
至于高級官員，由于希望減少貪污和維持鬥志，就更不吝惜恩賞了。
曾國藩要承擔這樣的巨額薪饷，是需要有充足而固定的财政支持的。
他和他的助手為軍用籌款而使用的辦法，對清朝度支的演變産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20世紀。
曾國藩的基本辦法是留下比中央财會制度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資源。
這就是說，第一，設置一些不受戶部直接控制的新的地方歲入項目；第二，他的部屬一旦就任高級地方官，便将歲入權集于巡撫和總督之手，避開戶部的幹預。
[14] 早期在财政上實施的權宜措施是賣官鬻爵。
監生以及各式名譽學銜證書，由京城發給省級政府發放。
1853年冬，湖南巡撫駱秉章把這樣一批證書直接轉讓給湘軍總部。
出售官銜所得是曾國藩早期主要經費來源。
不過當軍隊擴大以後它的作用馬上被厘金（從字面看厘金值千稅一，隻表示很小的數額）這種商稅所壓倒，它是對存貨、運輸途中的貨物或産地的茶葉等産品按價征取。
厘金最初由禦史雷以諴于1853年下半年在揚州一帶實行，目的在于為長江以北的清軍提供經費，後來證明行之有效，很快就為各省所采用。
稅率在各地有很大差異，多數省份在2%&mdash10%之間。
到19世紀50年代後期，對這筆收入頗豐的稅源的征收和支付權力顯然主要落到了各省當局手裡。
雖然全部征收應向北京呈報，中央政府的某些固定支出實際上要由厘金歲入償付，但地方軍事化的龐大需求還是使大部分呈報的歲入（未經呈報的數目就更不用說了）不受北京的控制。
[15] 曾國藩很快就抓住新稅所提供的機會。
1856年，他與湖南巡撫駱秉章達成協議：湖南的大部分厘金被指定作湘軍經費之用。
1860年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後，他為整個江西厘金另外開辟了一個不受省布政使控制的特别官署，這樣便繞過了正式的财政機構。
從這時起，連湘軍的下級統領都獲準建立自己的厘金局，以仰賴其收入。
在50和60年代初，厘金局搞得有些政出多門，受益者不僅有湘軍，還有鄉紳控制的地方非正規軍。
由厘金可見一般的行政上的分權化，也表現在曾國藩采取的其他一些财政措施上。
他從一開始就力圖把地方固定收入改作其軍隊之用。
但朝廷不能強迫各省巡撫把資金改撥給曾國藩。
他隻有同駱秉章和胡林翼這些對他抱同情态度的地方當局私下商議，才能分潤固定稅收。
這類私人協議成了國家财政機制的一個常規；隻有在進行了非正式協商以後，才能向北京要求轉撥資金歸己使用。
曾國藩一旦本人出任高級地方官，他就進一步推動由地方控制各種固定歲入的趨勢。
其做法如下：（1）把歲入權集中到省巡撫衙門；（2）向北京謊報收支。
曾國藩鼓勵他的追随者隐匿大部分地方固定歲入，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把内戰順利進行下去。
由此可見，地方軍事化的需求引起了中國财政管理結構一系列重要的和持久的變化，其中包括農業稅向商業稅的局部轉變，以及北京某些财權分給了各省的主管。
對清朝财政制度的進一步破壞，是由中央政府為了極力應付軍事費用而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造成的。
1853年起，北京采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例如發行劣質銅錢、鐵錢和紙鈔。
雖然上述權宜之計暫時緩和了政府的短缺，卻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空前浩劫，進一步削弱了國民經濟并加深了民衆對清政府的不信任。
[16] 應該指出，漢族文人名士領導的新式軍隊的出現，并不意味着清朝正規軍事體制已被取而代之。
到1860年為止，曾國藩的湘軍與龐大的旗兵和綠營軍一直鼎立地并存着。
雖然後者多數統馭失當，但仍能牽制一部分太平軍，其力量不容忽視。
駐紮在南京城外的&ldquo江南大營&rdquo，由清朝正規軍和勇軍組成，它在朝廷看來仍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
在1860年以前，它的統帥在整個戰局中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到了1860年，它最後聲威掃地地被消滅了。
到那時為止，曾國藩本人的官階一直較低，難以左右清廷的軍事決策。
1860年以前，湘軍應被看成是清軍的重要補充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應被看成是未來的制度變更的基礎。
内讧與衰落 太平天國統治的特征 1854年初，曾國藩的軍隊在長江中遊地區與太平軍迎面相撞。
太平軍曾經發起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西征，成功地攻占了南京上遊的大部分沿江重要城市。
由于北伐失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等省這時成了太平天國軍事行動的廣闊戰場。
叛軍的戰略意圖是确保南京的水道交通和占據它周圍的農業地區。
幾支湘軍在湘潭的關鍵之戰（1854年5月1日）中擊退了太平軍對湖南的入侵，而曾國藩的水師則揚帆前進，向太平軍控制的江河湖泊發出挑戰。
但太平軍才幹出衆的翼王石達開在水陸兩路都曾多次重創曾國藩，使反叛者于1856年中在軍事上處于極盛時期。
太平軍在長江流域占據了西起武昌東到鎮江一線近300英裡的許多戰略城市，他們對水道的控制由于曾國藩的大部分船隊在鄱陽湖被圍而更有了保障。
石達開的軍團征服了江西大部分富庶的府縣。
太平天國最後一次軍事勝仗的消息是1856年6月在南京城外對清軍的大捷，清軍統帥向榮就在是役之後不久死去。
作為一個新皇朝，太平天國在鞏固其統治的過程中遇到了難題。
在對儒教的既成體制進行了殊死的挑戰以後，它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各級社會機構。
它在宣傳激進的空想主義社會綱領以後，此時不得不使理論迎合現實。
1856年是太平軍勝利與危機紛呈的一年，它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即于這一年誕生。
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特征體現在兩個相互抵觸的原則中：一方面全部重要職位都由廣西幫控制，另一方面通過傳統的科舉制度廣泛尋求新興文士的支持。
太平天國的文官考試在定都南京後即行開始，在整個統治期間未曾中斷。
考試形式在許多方面與清制相同，定期在地方和京城舉行考試。
但是内容包括基督教的主旨和對太平軍領袖的頌詞；此外，考試的社會基礎比較廣泛。
投考者的背景完全無需考慮，這表明太平天國渴求才智之士以及他們在放寬參與政治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
考試似乎相當容易被通過。
1854年在湖北省舉行的一次考試中，投考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八百多名舉人，同年在安徽的考試中，僅一個縣就出了30名舉人[17]。
盡管太平天國明顯的大力争取正統的優秀人物，然而應試的文士還是寥寥無幾。
投考者的社會出身似乎很龐雜，有以前的僧侶、占蔔者和其他一些從事為新政權所取締的&ldquo迷信&rdquo職業的文人。
太平軍占領區的文人經常被責成參加考試，違者處死，但他們的熱情一直不高。
偶爾被迫的應試學子甯可在試卷寫上嬉笑怒罵之詞而以身殉[舊傳統]。
一個仍未解決的問題是，考試制度對确立太平天國官僚政治的實際貢獻究竟如何。
不過有證據表明，重武輕文，戰略形勢變幻不定，以及太平軍曆來對鄉土和宗教資格的重視：所有這些都意味着文官考試沒有起過重大作用。
不過，在作為宣傳手段和正統的象征方面，太平天國的考試制度是不應被忽視的。
太平天國的官制本身由王、侯兩級世襲貴族以及十一個等級的官員構成。
在這十一個等級中，前六等官職名稱可在曆代王朝的曆史中找到，雖則它們一般表示等級而非具體職能。
後五等則與軍事指揮或地方政府的某些較為具體的職能有關。
由于在太平天國的空想模式《周禮》中不存在文、武之分，因而任何一級官員都既可被委任為文官，也可去充任軍隊指揮。
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統治集團内，實際權力中心是各個王的行政幕僚班子。
每個王都在其随從人員中設置一個機要機構，内分六個傳統的施政部門（相當于&ldquo六部&rdquo）。
不過，由于東王楊秀清僭取了總理軍政兩方面的權力，他的機要班子到1856年在整個太平天國官僚體制中曾經起着中樞協調的作用，所以各王自立班子的情況并沒有引起行政上的完全混亂。
太平天國的地方政府建制仍以清朝舊時的府縣區劃為基礎，而在縣以下則以《天朝田畝制度》為基礎，即規定以25家為一&ldquo兩&rdquo到13156家為一&ldquo軍&rdquo，各單位等級森然。
府縣官員的職能與他們所取代的清朝官員的職能相似。
至于太平天國縣級以下編制的實際情況，其材料是零散的，也往往自相矛盾。
但是有兩種需要考慮的情況，都表明太平天國地方控制的脆弱性。
第一，太平天國制度具有與清制相同的缺陷，即正規地方官員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各地。
跟清制一樣，朝廷命官僅到縣一級，縣以下的所有職位都由當地提名地方人士充任。
因此對太平天國的社會改組如此重要的地方政府基層結構，便由一些往往充其量僅對政權綱領承擔有限義務的人去填補。
與此有關，第二個缺陷是太平軍發現，很難把他們那些人為的、不可勝數的小部門強加于原有的地方組織身上，而且往往發現隻不過給現存結構（例如傳統的&ldquo鄉&rdquo、現存的&ldquo保甲&rdquo或&ldquo裡甲&rdquo一類居民單位）換個新名稱而已。
這意味着在太平軍占領區，這些單位的頭頭有時就是在舊政權下把持村社事務的那些人，因此很難出現一種或者有利于鞏固地方控制，或者有利于真正改造地方社會的形勢。
太平天國在征服地區實施的土地政策，總的表明了對農村的控制是脆弱無力的。
應當認為，這是急需财政收入，缺乏可靠骨幹從而必須使農村社會關系基本不受擾亂的結果。
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是需要時間和安全保證的，這兩者太平天國從來都不具備，所以一旦實行，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産和歲入的暫時下降。
我們已經談過，《天朝田畝制度》幹脆删除了定期重分土地的規定，這樣就暗示了已經重新分配的土地可以成為耕作者的财産。
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土地綱領既不是國家所有制的綱領，也不是耕者有其田的綱領。
雖然中國的曆史學家對這一點仍有很多争論，但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太平天國占領的大部分地區，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始終存在。
盡管與地主和解的趨勢在運動後來年代中才似乎更為明顯，但是有迹象表明它在此以前也是存在的。
如果說在某些地區太平天國曾試圖把所有權授予佃戶，那麼，主要的考慮似乎也是出于在地主逃走之後向原佃戶征稅的需要。
太平天國的賦稅手續很快發展起來，不再實行通常作為他們侵入一個地區的标志的那一套沒收和勒索的粗暴做法，除了稅額稍輕以外，田賦制度經過系統化，與清制區别不大。
一般說來，在太平天國控制的那些未受戰争嚴重破壞的地區，農民的狀況是有所改善的。
叛軍的存在似乎堅定了佃戶抵制苛租的決心，有時地主也隻好滿足于部分的收入。
1860年以後在長江下遊的某些地區，向佃農征課各種直接稅與一項官方的減租綱領同時并行。
這便是另一種與地主分享農村剩餘産品的形式。
[18]太平天國占領區的經濟，無論是商業或是農業部門，租稅負擔一般都比舊政權時要輕。
太平天國的商業稅不像無處不施行的厘金稅那樣泛濫成災，而且顯然條文比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
太平軍中央的分裂及其領導的恢複 1856年發生的震撼太平天國的那場災難，既不是它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某些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敵對力量所緻，而要歸咎于他們自己中央領導方面的動蕩不定。
如前所述，這種動蕩性在運動最初年代中就已經孕育于太平軍的制度之中。
政權要繼續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一種在共同事業中形成的兄弟情誼，以刹住諸王之間的不和。
但是兄弟情誼不久都被東王楊秀清的無情野心所毀。
1853年在定都天京時，他那已經巨大的權勢由于馮雲山和肖朝貴都在戰鬥中死去而更形膨脹。
楊秀清在行政地位上的加強是在損害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和秦日綱（1854年封王）以至洪秀全本人的利益的情況下取得的，洪秀全本人也往往跟其他人一道蒙受楊秀清的羞辱和威吓。
洪秀全智慮逐漸衰退的狀況最終使他事實上不能再積極參與行政決策。
楊秀清馬上以新的精神權威自認，宣稱他是聖靈的化身，地位甚至在上帝次子之上。
許多曆史家都鄙棄楊秀清為毫無信仰可言的陰謀家，認定他個人的宗教主張（反之，洪秀全則有至誠的信念）隻是一些詭計而已。
楊秀清是不是邪惡的陰謀家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楊秀清的卓越行政才幹和集權本能，太平軍運動決不會取得那麼大的成就。
楊秀清的垮台看來是他試圖取代洪秀全本人以篡奪最高權力的行動促成的。
1856年8月，當楊秀清逼洪秀全封他為&ldquo萬歲&rdquo（這是迄今為止僅為洪本人保留的一項帝王特權）時，洪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
天王于是把韋昌輝和石達開秘密召回天京，降诏要殺死楊秀清；這個行動也許是韋昌輝、石達開和秦日綱蓄謀已久的。
韋昌輝當時正在江西作戰，距離最近，他率領幾千精兵迅疾返回南京。
韋昌輝出身于富有的地主家庭，對自己長期蒙受像楊秀清這樣一個出身貧窮的勞工的迫害可能倍加惱恨。
9月1日夜間他迅猛出擊，把楊秀清殺死，并下令屠殺楊的随從人員，據說約屠殺了2萬人。
屠殺在南京蔓延了将近兩周，其規模顯然遠遠超出了洪秀全的預料。
當石達開在約十天以後到達南京時也為之震驚，力勸韋昌輝住手。
韋昌輝這時已經殺紅了眼，竟懷疑石達開同情東王集團。
石達開十分謹慎地逃離天京，重返他的前線部隊，韋昌輝因此也殺害了他的全家。
石達開帶領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向南京進發，想來報仇。
這時洪秀全也感到韋昌輝的權勢咄咄逼人，像楊秀清以前那樣又成了一個潛在的威脅。
洪獲悉石達開受到太平軍全軍的普遍支持，便于11月中旬調集了他的軍隊把韋昌輝及其同夥200多人殺掉。
在這個屠場上，貪欲和偏執狂使太平軍運動原來理想的任何殘迹都已澌滅無餘。
還有一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那就是失去了一度集于中央的權威。
幸存下來的領袖沒有人能行使位極人臣的東王有過的權力。
石達開被洪秀全召回南京主管行政，他發現自己處處受到一個由洪氏兄弟和佞臣蒙得恩結成的宮廷集團的掣肘。
六個月後石達開出走，領着自己的隊伍開赴西南長期單獨作戰，沒有再加入太平軍運動了。
清朝的保皇派馬上對太平天國的分崩離析加以利用。
1856年12月，胡林翼的軍隊把太平軍逐出武昌。
1857年下半年曾國藩奪走了太平天國在江西征服的大部分土地。
這樣便使太平軍在長江上的要沖安慶受到威脅。
自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國在軍事上的頹勢終以戰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軍重建其對南京的包圍圈而達于頂點。
盡管太平軍的中央已陷入混亂，但這運動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
1858年下半年太平天國在軍事上主要靠陳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廣西最貧苦的農民階層，又都從叛軍的各軍階上緩緩晉升上來）的努力而取得了轉機。
作為最高統帥，這兩位才華卓越的軍事家于1857年逐漸恢複了攻勢，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軍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1858年9月他們在淮北三河鎮重創湘軍，11月又在南京對岸的浦口擊潰了清朝的正規軍。
由于這兩次打擊，太平天國解除了安慶的壓力，并重開了天京往北的交通。
太平天國複原的第二個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玕（1822&mdash1864年）的個人集權得到了有限的和暫時的恢複。
洪仁玕是受洪秀全影響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樣，也是因科場失意而成為村學塾師），自1852年以來他一直未曾介入運動。
在香港期間跟他相過從的，最初有新教傳教士瑞典人韓山文，後來有包括蘇格蘭漢學家理雅各在内的倫敦會的一些成員。
他除神學以外，還探讨了西方的科學和政治經濟學，這些研究不僅使他成為太平軍人物中受教育最廣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國最早介紹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
1859年4月當他最後安全抵達南京時，受到了天王熱情的歡迎，并被擢升為最高行政長官，受封為&ldquo幹王&rdquo。
洪仁玕在1859年發表的《資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強化中央集權、采用西方技術以使中國經濟和交通現代化以及發展與西方列強友好關系的政策。
洪仁玕所提出的開設現代銀行、頒發專利權、建造鐵路和輪船以及發展采礦業等項建議表明，他對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幹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雖然認識很不全面的贊賞态度。
這些建議是太平天國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轉變。
洪仁玕在另一部著作裡提出要在太平天國考試制度方面實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導一種更注重實用的文風并促使文武結合。
新型的太平軍的傑出之士應當是，文&ldquo可兼武，韬略載在詩書&rdquo，武&ldquo可兼文，幹戈化為禮讓&rdquo。
[19]此外，洪仁玕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國正統的優秀之士來效忠，根據傳統的種族理由重新向他們發出呼籲。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國在江北的軍事勝利雖然解除了清朝對它的一些戰略要地的壓力，但它并沒有建立起可靠的經濟基礎。
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領湘軍在長江中遊的防區。
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撚軍（他們不久又投靠了清朝），這也使太平天國不能長期依靠此地，把它當成作戰基地。
不過江南大營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毀，大大振作了太平軍的士氣，于是洪仁玕便策劃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戰役以征服長江三角洲地區。
有了長江三角洲作為經濟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遠至武昌和漢口的長江中遊地區。
洪仁玕認為，據有長江下遊城鎮的另外一些好處是，太平軍将有機會使用西方的輪船，派它們到上遊去打仗。
在東面發動的這次新戰役很快就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