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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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一共有四個方面的王和一名&ldquo翼王&rdquo。
洪秀全本人享有&ldquo天王&rdquo這個元首稱号。
洪秀全的身份當時還不明确。
他在精神上為諸王之首，這可以從他的崇高稱号看出；他還規定他隻能稱為&ldquo主&rdquo，而&ldquo上&rdquo是為天父和耶稣預備的。
領袖集團後來搞成了稱兄道弟的幫夥，洪秀全的運動創始人地位勢必有所削弱。
此外，新的安排還确認了楊秀清和肖朝貴的支配地位：他們不時地降神，以傳達神意，使他們的軍政權力披着宗教的外衣。
楊和肖分别被封為顯赫的&ldquo東王&rdquo和&ldquo西王&rdquo，楊還被确認為總制諸王軍隊的最高統帥。
[7] 在永安被圍時期，太平軍就向中國人民發出了造反的果敢号召。
另外還正式制定了他們自己的曆法（這是合法政權的傳統特權），發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臨，并曆數滿人的罪孽。
他們的叛亂被宣稱為反對外來壓迫者的民族起義。
這是在篡奪統治的中國的&ldquo傳統敵人&rdquo北方蠻族面前争取民族尊嚴：它們把一個殘酷而腐敗的政府強加于中國，并以異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
人們不禁要問，太平軍是否為了渴求民衆的支持，才用在傳統上更能為國民所接受的呼籲來掩飾他們的宗教啟示。
隻要檢視1852&mdash1853年的這些文獻，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
雖然宗教内容與強烈色彩的種族主義夾雜在一起，但是卻不想去掩飾這種内容。
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創始人，而滿人則是怪異惡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惡貫滿盈。
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詞句揭示的。
太平軍當時正在尋求廣泛的支持，但并不以他們的神聖使命為代價。
雖然文獻暗示他們願意在當前接受與他們有着共同民族目标的人們的效勞，但太平軍公開宣稱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塵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天國。
[8]不過，永安時期的文獻在政治與末世學之間并沒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綜合。
确實，未入會的人一定很難理解太平天國綱領中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成分之間的邏輯聯系。
作為腦力勞動的産物來說，太平軍的宗教啟示顯然沒有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進軍途中所提出的許多價值準則都在南京城垣内這個太平軍社會裡付諸實行，這裡是太平軍十分嚴酷的制度能夠加以實現的唯一所在。
在這裡，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決于軍事考慮，部分地決定于運動早期僵硬刻闆的清教主義特征。
太平軍保持着原教旨主義的良好作風，嚴禁吸食鴉片，不準飲酒抽煙。
男子和婦女被嚴格地分開，即使夫妻之間發生性關系也要處死。
許多婦女被編入軍事單位，各有戰鬥崗位。
不過1855年以後便廢止了兩性隔離辦法；它顯然有礙士氣，特别是因為它從未被最上層領導所遵守。
但是他們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還是抱着鄙視的态度，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婦女被命令不得纏足，并使她們有機會去擔任某種官職。
禁止纏足是廣西客家人文化的一個貢獻。
客家人是不興纏足的。
太平軍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軍途中決定的，那時政治權力與宗教熱忱有着不解之緣。
這種政教的結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斷專橫的政治作風，即主要的決定都被宣布為上帝直接幹預的結果，而由楊秀清和肖朝貴在關鍵時刻以降神方式傳達出來。
楊秀清的作風左右了太平天國早年的君主政體，并确實是使它招緻中國上層分子物議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
太平軍的社會啟示對農民施加的影響，看來很可能遠比漢族主義或宗教熱忱的影響為大。
它的社會經濟思想提供了這樣一個範例，表明一種外來教義可以怎樣在東道國文化中變得親如一家并在它裡面繁衍滋生。
洪秀全早年在梁阿發影響下撰述的作品都顯示着基督教概念的明顯痕迹，即人們在上帝面前最終是平等的，他們在塵世上應得的各種賞罰應當反映這一事實。
根據一切所有權隻屬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權概念以及世界資源的開發都要受到譴責。
這樣一些概念在中國的烏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鳴。
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僅讨論了人對上帝應當履行的一般義務，而且讨論了超出地域與家族界限的人與人的相互義務。
像其他許多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批評家那樣，他不厭其煩地引述了《禮記》中孔子歌頌古人&ldquo大同&rdquo思想的那句話：&ldquo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hellip&hellip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rdquo[9]同樣地，上帝之道實行之時，也将是&ldquo天下一家，共享太平&rdquo。
取消人們之間的界限這一中國烏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談，以人們在至尊上帝之下應該情同手足的詞句被不斷地重複着。
但是這種博愛關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軍社會啟示的唯一内容。
除此而外還有更為露骨的平均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國農村的社會苦難。
這種傾向與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烏托邦主義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國匪盜中引起反響，因為他們在貧富兩極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
19世紀40年代後期橫行廣西河網上的海盜張嘉祥（後來投靠清朝）因下列詩句赢得了交口稱贊： 上等的人欠我錢， 中等的人得覺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過租牛耕瘦田！[10] 太平軍竭力按嚴格的軍紀來約束自己隊伍裡的純盜匪活動。
雖然這一類村俗之見在太平軍的正式社會學說中不占什麼地位，但對叛亂蔓延到華中省份時它所發布的莊重得多的聲明，則顯然成了強烈的弦外之音。
很清楚，太平軍号召力之所以不斷增長，根源不僅在于他們公開宣稱的對滿漢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衆對富豪權貴普遍抱有敵意。
據一本紳士日記所載失陷後的南京城周圍的情況，憎恨官吏和僧恨地主在促使民衆支持太平軍上的作用是大緻相當的。
[11]在财富和權力随時随處都被視為相互奧援的制度中，太平軍的啟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窮人武裝追随其後。
太平軍的理想社會在《天朝田畝制度》（顯然寫于向南京進軍期間）裡有所闡述。
家庭還是基本的組織單位：25家為一兩，由一名兩司馬統領，這就是地方社會的基本單位。
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婦女）都平等地領受到生産所得。
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國家财産，更确切地說，是由國家來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财産。
每25家組成的一兩要建立一個國庫，除維持家庭生計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規定的數目）外，一切财富都歸國庫所有。
太平軍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質賞賜是這個制度的經濟目标。
為此目的，必要的條件是廢除土地私有權和由國家來控制勞動力。
理論上是&ldquo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rdquo，因此也可酌情準許将人力從勞動力不足地區輸送出去。
毫無疑問，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為人民希望一勞永逸地消滅清朝農村社會無情的經濟競争和剝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
不過，在這個秩序中也有唐初&ldquo均田制&rdquo（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勞動力的有效配置來增加政府歲入）的統制經濟的痕迹。
透過太平天國社會理論的表面，就不難看出這個神權國家的利益何在了。
[12] 《天朝田畝制度》裡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沒有一處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
從制度的邏輯及其曆史舉例來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以表面上許諾永恒的私有權的辦法來吸引農民的支持，這種政治上的誘惑力之強烈也非太平天國的領導所能抗拒的。
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土地綱領必然對貧苦農民和無地勞動者有着廣泛的吸引力。
綱領中的統制經濟的調子完全符合用嚴重官僚化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的中國傳統。
總的說來，早期太平軍教義中的平等主義社會使命至少跟它的種族排滿主義一樣有吸引力。
事實上，對那些自認為是在權利和财富盤根錯節的制度下成了犧牲品的人們來說，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難以區别的。
按照《天朝田畝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軍運動确實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經濟競争被完全消滅；家庭被剝奪了它在經濟和社會上的重要作用；國家獲得了一種新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權力。
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迹象表明，太平軍制度不可能在長時期内制止私人财富的積累和特權的膨脹。
雖然運動的基本教義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從叛亂伊始就明顯地見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傾向。
永安頒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經出現了一個生活汰侈的新特權階級，他們的個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規戒律的約束。
華貴的服飾、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飲食都被認為是最上層領導集團的特權。
這些法令不過是對高級官員在叛亂後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積累和奢華普遍開禁的先兆。
從叛亂伊始就植根于太平軍制度之中的寡頭統治的傾向加強了等級制和特權，因為被選定的人們負責指導着芸芸衆生的命運。
&ldquo老哥們&rdquo至上的地位受到嚴密的維護，這信條後來發展成優先擢升廣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運動發展後仍保持未變。
這種寡頭政治和等級制傾向，使人們對太平軍最後能否在中國進行一場徹底的和持久的社會革命深表懷疑。
太平軍的平均主義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長期維護它的首尾一貫的社會學說之上。
它以一種絕對的超人思想作為基礎，根據這種思想，一切合法權利都是全能的天父賜給他在塵世王國所選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況發生在西方列強正加緊對中國入侵之時，太平軍叛亂勢必發生固有傳統與外來鼓動孰重孰輕的問題。
人們可能馬上認為，本國的反抗傳統已充分表現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
這個君主制度的外部結構、官僚組織和土地制度體現了許多取自本國文化的空想内容。
太平軍的宗教經文中可以發現民間的佛、道兩教的一些殘餘，而它的種族主義用語又不少是因襲了過去的種族運動。
如果考察一下當時的反清背景，那麼太平軍的獨特之處就一眼可以看出。
按三合會傳統結成的秘密會社，看來既不能對清政府又不能對傳統的社會準則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戰。
白蓮教的末世說對合理的世俗權力組織也無濟于事。
抗稅運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種明晰的理論作為反抗的依據。
少數民族的起義在意識形态方面缺乏一種可以溝通他們與漢族農民之間的鴻溝的号召力。
但是最後出現了在客家人組織的拜上帝會中所體現的少數民族集團的異己感與高度的思想自覺的有效結合。
不注入洪秀全從廣東帶來的新信仰，很難想象客家人能夠動員起來。
這種信仰将客家人的鬥争升華到有深遠影響的新水平上：即這是一場得救者與被詛咒者之間的戰鬥。
他們可以在一種包羅萬象的宇宙論的基礎上，以自己的滿腔義憤向以清政府為代表的文化進行挑戰。
此外，神旨顯靈的方式則可能使領導權集中，其程度雖則還不完善，但比白蓮教或三合會的成就有效得多。
洪秀全移植來的教義使中國社會郁積的種種不滿得以具體化，并且使因循守舊的中國農村文化中影響頗大的空想主義增加了生氣。
占領南京和建立天京，标志着叛亂在性質和命運上的變化。
太平軍現在從一支左奔右突的軍隊變成了試圖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控制其版圖和交通線的區域性政權。
在内部幾經争論才做出在南京安營而不全軍向北京挺進的決定。
這決策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前提（據說向楊秀清力陳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國的經濟中心地帶，有水上運輸可供利用。
南京曾為明初的故都，它作為政府所在地這一傳統是毋庸置疑的。
但作為一項政治決策，定居南京卻可能是一個重大錯誤。
向北京進軍現在委托給了一支兵員不足和給養很差的北伐軍，它打到天津郊區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殘部被最後肅清。
清政權幸存了下來，盡管它的軍隊已經七零八落，國庫已經耗盡，而大部分稅源又被叛軍控制在手。
但是，清政權還有一個要反叛者現在認真加以對付的法寶，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層正統人士對外來教義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調和的敵意，這種敵意現在是可以被用來為滿族君主制度服務的。
舊制度的保護者 對正統反對派的改組 我們對清朝後期一些傑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存在着使19世紀通商口岸的觀察者們感到茫然的無能和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整個階層以及他們為之效力的國家在20世紀初年就滑向了覆滅這一事實。
盡管如此，曆史記載表明上層人物的士氣和活力在19世紀初期都有所複興，這使得有可能對19世紀中葉的叛亂進行有效的鎮壓。
這種新出現的複蘇氣象早在白蓮教反叛時期便已見端倪：内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驚之餘重新關心起國内的一些行政問題。
在龔景瀚和嚴如熤等專事鎮壓叛亂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實際學問的經世緻用學派的早期範例；在道光統治時期及其以後，這個學派掀起了一股日益擴大的有益于行政管理技術的浪潮。
對實際事務的再度關心可能部分要歸因于嘉慶帝：他對士人的壓制不如他的父親。
但學術界已有若幹傾向使傑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首創精神，這種關心實際的研究與18世紀後期宋朝倫理哲學的複興不無關系，它由力圖通過一種質樸無華的&ldquo古&rdquo文體來修身養性的桐城學派這一文學運動所倡導。
對修齊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問題的關心在18世紀經院哲學全盛時期曾經變得不時興，但這種關心現在又起而對官僚政治的道德敗壞進行某種程度的對抗。
在19世紀初期還出現了&ldquo今文&rdquo學派，即含蓄地懷疑經典學問的一個學派，其領導人對典籍所作的非正統解釋使他們傾向于主張制度的改革。
凡此種種傾向都導緻一種務實的、折中的和力行的觀點，它在19世紀中葉對鞏固現存社會秩序和敉平叛亂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風氣最盛的是湖南。
湖南的經世緻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輩學者&mdash官僚關心實事的影響，其中以人種史學者及軍事行政官員嚴如熤和理學複興者唐鑒的影響為尤著（見第三章）。
委托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就是唐鑒的朋友和有權勢的湖南官僚賀長齡，此書于1827年刊行。
賀長齡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級官員，他們在危機四伏的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曾試圖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實際改革。
這幾位官員猶如19世紀初期官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幾個光明小點，格外引人注目。
不過後來成為19世紀一系列叛亂的複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學者兼活動家，即道光時期高官顯宦的門生弟子和親族。
像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國藩等人不僅由戚誼友情密切聯系着，而且在學術上都承受陶澍和賀長齡的影響。
作為抗擊叛亂的傑出之士的領袖曾國藩（1811&mdash1872年）出身于一個地主家庭，它在教育和社會上雖有抱負，但還不屬于缙紳門第。
曾國藩受教于私塾和著名的長沙嶽麓書院&mdash&mdash經世派的一個中心。
他在1838年進士及第後進了翰林院，然後出任過幾個部的行政職務，最後升任吏部侍郎。
這樣，到19世紀中葉他就在京官的上層站穩了腳。
對曾國藩這位年輕官員發生重要影響的是唐鑒的程朱理學的複興傾向、經世派的務實精神以及桐城學派提倡嚴謹文風的原則。
在當時士林的争論中，曾國藩傾向于折中主義，即将考據與對道德複興的關心調和起來。
不過整個而言，曾國藩的性格和見解受唐鑒和蒙古學者倭仁（後來領導守舊派反對初期的一些維新嘗試，死于1871年）的拘謹陰沉的作風熏陶最深。
他是一位活動家，但非常保守，這種氣質恰好碰到了傳統的中國遭逢内外激烈挑戰的曆史時刻。
它非常适合于堅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線，因為它使曾國藩及其追随者在面對他們的千秋大業時能接受鍛煉，變成剛腸硬漢。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氣質則頗不宜于完成在中國發現它正處于新曆史階段時要進行妥協讓步這一理智的任務。
雖然他們反對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學究氣，但這些程朱道學家的政治見解卻是由狹隘的清教主義（他們原來以此陶冶自己的個性）形成的。
在曾國藩身上，新道學産生了一種家長式的、但仍是有說服力的權力主義。
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學則産生了一種頑固抵制創新的态度，特别是對任何帶有西方影響的創新抵制得很厲害。
然而湖南理學複興派的影響并不全是保守性質的。
湖南幫裡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1812&mdash1885年）這類活動家，當他們一旦了解現代技術對維護中國生存有重要意義時，他們便終于變得關心這種技術的應用了。
而且這種新道學與有潛在激進思想的今文學派有聯系。
賀長齡曾委托當時最有朝氣的才智之士魏源（1794&mdash1856年）編纂《經世文編》；魏源之願意正視晚清的各種史無前例的新問題并提出解決它們的新辦法，同他贊成今文學以及與最有創造力的今文學者龔自珍私交頗深不能沒有關系。
因此，這場在19世紀中葉的叛亂中支持傳統秩序的運動，也對早期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道光末年，曾國藩已經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響的導師。
他作為青年有為之士的座師和恩主這個角色，證明對他後來的軍事領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門生越來越多，其一為湖南舉人江忠源，此人後來成了正統上層人物中投筆從戎的前驅者。
江忠源出生于村寨設防的新甯邊區，如前所述，白蓮教和三合會活動在那裡的合流正在威脅着現存地方秩序。
1844年江忠源從京師回到新甯，馬上組織了由本族人士領導的地方民團來應付這個挑戰。
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頭面人物也紛紛起而效法。
新甯發生的這些情況隻是南方正在進行的總過程的一部分：上層人物都試圖建立地方民團來保全身家性命。
民團的典型形式是幾個村寨結為一體，以村社頭頭的個人相互關系作為紐帶。
民團的首領通常要負責征集名目繁多的額外稅收和維持地方治安。
防禦事務和民團的費用由&ldquo捐&rdquo（非正式稅的一種）來提供。
隻要民團保持非職業性及其領導聽從官管，它們就可受到官方理論的認可。
當然，就其為官方所認可的形式來說，這種&ldquo團練&rdquo與兩代人以前抗擊白蓮教的行政官員所創制的、以保甲制為基礎的地方官辦體制并無二緻。
但時世艱危往往導緻民團更大程度的職業化及其首領更大程度的獨立性。
隻是由于鄉紳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緻，才使無政府狀态得以避免。
像江忠源這樣的上層名流，他有社會的顯赫地位和與官方的關系，是可以調整民團與地方當局的關系的，因而民團頭目們的權力一般都能及時得到地方行政當局的承認，被視為合法。
就江忠源來說，他同時擁有與官方的關系和作為地方領神的地位，這使他佼佼然與衆不同，使他成了19世紀中葉及以後的紳士軍事家。
由江忠源的團練發展起來的民團在擊敗雷再浩和李沅發的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51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鎮壓太平軍的欽差大員賽尚阿的入幕之賓。
不久他便認識到靠現有的清軍擊敗叛亂是毫無希望的，于是征召了一支由新甯人組成的精兵開赴廣西。
這支軍隊不久發展到1000人左右，證明很有戰鬥力，激勵他們的是靠賞賜錢财和擄掠，也靠親族關系和士兵對紳士恩主的矢效忠誠。
江忠源在叛亂蔓延時出征過北方，太平軍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敗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幾乎使叛軍全軍覆沒。
江忠源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完全是為了應付地方上的威脅，而現在他堅決投身于規模更大的抗擊太平軍的戰鬥了。
當江忠源通過他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緻力于軍事活動時，另一湖南人胡林翼（1812&mdash1861年）則以貴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時從事軍事活動。
胡林翼在貴州征募了一支人數不多但經過精選的雇傭兵跟當地叛亂者作戰。
即使他為貴州的各種起事所緊逼，他也念念不忘故鄉湖南發生的事件。
有一次太平軍從廣西越過邊界，胡林翼決定參加對他們的戰鬥。
由于胡林翼有許多機會目睹清帝國軍隊的無能，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需要動員一支新式軍隊，甯重軍隊的質量和紀律，可以犧牲數量。
胡林翼一旦有了這樣一支軍隊，便熱切地響應他的老上司、湖廣總督吳文镕的号召于1854年初向東開拔，趕赴前線。
吳文镕的另一個門生曾國藩此時也已完全投身于新式軍事事業中去了。
[13] 湘軍的發展 1852年7月曾國藩要求在督察江西鄉試結束後的回返途中，獲準巡訪故裡湘鄉。
這次巡訪計劃已久，現因太平軍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
此時曾國藩一心惦念的事情顯然就是巡視自己家鄉的地方防務；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進了全省、而後是全國範圍的事務。
他的假期批準得比預期的要快，因為在南方的路上他獲悉母親亡故，于是他直接回裡服喪。
在湘鄉，他發現已有強有力的地方防禦措施，以生員王鑫和王的老師羅澤南（1808&mdash1856年）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軍北伐時期已動員了數支鄉勇，這時正伺機要遠出迎戰。
曾國藩本人此時已受命負責軍事，因為朝廷在1852年12月任命他為&ldquo團練大臣&rdquo以協助湖南巡撫。
當然，朝廷并不想授權搞什麼新的軍事計劃，而隻想通過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對已在進行之中的地方軍事化加強控制而已。
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頒布了同樣的任命。
不過曾國藩知道團練完全不足以應付太平軍的挑戰，他稍事猶豫便決定以新辦法來利用現有資源。
他把湘鄉雇傭兵召到長沙，交由羅澤南統領，作為湖南省職業軍的核心。
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隊伍（包括江忠源的新甯軍）也并入湘鄉軍。
曾國藩決定任命江忠源為整個軍隊的戰地統領，但江忠源的隊伍在組織上有若幹缺陷，這很快使曾國藩認識到隻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揮。
曾國
洪秀全本人享有&ldquo天王&rdquo這個元首稱号。
洪秀全的身份當時還不明确。
他在精神上為諸王之首，這可以從他的崇高稱号看出；他還規定他隻能稱為&ldquo主&rdquo，而&ldquo上&rdquo是為天父和耶稣預備的。
領袖集團後來搞成了稱兄道弟的幫夥，洪秀全的運動創始人地位勢必有所削弱。
此外，新的安排還确認了楊秀清和肖朝貴的支配地位：他們不時地降神，以傳達神意，使他們的軍政權力披着宗教的外衣。
楊和肖分别被封為顯赫的&ldquo東王&rdquo和&ldquo西王&rdquo，楊還被确認為總制諸王軍隊的最高統帥。
[7] 在永安被圍時期，太平軍就向中國人民發出了造反的果敢号召。
另外還正式制定了他們自己的曆法（這是合法政權的傳統特權），發布了一系列檄文以宣布新秩序的降臨，并曆數滿人的罪孽。
他們的叛亂被宣稱為反對外來壓迫者的民族起義。
這是在篡奪統治的中國的&ldquo傳統敵人&rdquo北方蠻族面前争取民族尊嚴：它們把一個殘酷而腐敗的政府強加于中國，并以異族的陋俗玷辱了它的文明。
人們不禁要問，太平軍是否為了渴求民衆的支持，才用在傳統上更能為國民所接受的呼籲來掩飾他們的宗教啟示。
隻要檢視1852&mdash1853年的這些文獻，就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
雖然宗教内容與強烈色彩的種族主義夾雜在一起，但是卻不想去掩飾這種内容。
洪秀全被描述成直接受天命（即上帝）的皇朝創始人，而滿人則是怪異惡魔的化身：僭越悖理，惡貫滿盈。
基督教的主旨是用毫不含混的詞句揭示的。
太平軍當時正在尋求廣泛的支持，但并不以他們的神聖使命為代價。
雖然文獻暗示他們願意在當前接受與他們有着共同民族目标的人們的效勞，但太平軍公開宣稱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塵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天國。
[8]不過，永安時期的文獻在政治與末世學之間并沒有成功地作出令人信服的綜合。
确實，未入會的人一定很難理解太平天國綱領中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成分之間的邏輯聯系。
作為腦力勞動的産物來說，太平軍的宗教啟示顯然沒有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進軍途中所提出的許多價值準則都在南京城垣内這個太平軍社會裡付諸實行，這裡是太平軍十分嚴酷的制度能夠加以實現的唯一所在。
在這裡，生活的方式部分地取決于軍事考慮，部分地決定于運動早期僵硬刻闆的清教主義特征。
太平軍保持着原教旨主義的良好作風，嚴禁吸食鴉片，不準飲酒抽煙。
男子和婦女被嚴格地分開，即使夫妻之間發生性關系也要處死。
許多婦女被編入軍事單位，各有戰鬥崗位。
不過1855年以後便廢止了兩性隔離辦法；它顯然有礙士氣，特别是因為它從未被最上層領導所遵守。
但是他們對傳統家庭制度的某些成分還是抱着鄙視的态度，特别是地位低下的婦女被命令不得纏足，并使她們有機會去擔任某種官職。
禁止纏足是廣西客家人文化的一個貢獻。
客家人是不興纏足的。
太平軍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在早期行軍途中決定的，那時政治權力與宗教熱忱有着不解之緣。
這種政教的結合不可避免地形成武斷專橫的政治作風，即主要的決定都被宣布為上帝直接幹預的結果，而由楊秀清和肖朝貴在關鍵時刻以降神方式傳達出來。
楊秀清的作風左右了太平天國早年的君主政體，并确實是使它招緻中國上層分子物議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
太平軍的社會啟示對農民施加的影響，看來很可能遠比漢族主義或宗教熱忱的影響為大。
它的社會經濟思想提供了這樣一個範例，表明一種外來教義可以怎樣在東道國文化中變得親如一家并在它裡面繁衍滋生。
洪秀全早年在梁阿發影響下撰述的作品都顯示着基督教概念的明顯痕迹，即人們在上帝面前最終是平等的，他們在塵世上應得的各種賞罰應當反映這一事實。
根據一切所有權隻屬于上帝的前提，自利、私有權概念以及世界資源的開發都要受到譴責。
這樣一些概念在中國的烏托邦思想中找到了共鳴。
洪秀全的早期作品不僅讨論了人對上帝應當履行的一般義務，而且讨論了超出地域與家族界限的人與人的相互義務。
像其他許多對中國社會制度的批評家那樣，他不厭其煩地引述了《禮記》中孔子歌頌古人&ldquo大同&rdquo思想的那句話：&ldquo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hellip&hellip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rdquo[9]同樣地，上帝之道實行之時，也将是&ldquo天下一家，共享太平&rdquo。
取消人們之間的界限這一中國烏托邦思想的老生常談，以人們在至尊上帝之下應該情同手足的詞句被不斷地重複着。
但是這種博愛關系的幻想并不是太平軍社會啟示的唯一内容。
除此而外還有更為露骨的平均傾向，它直接肇源于中國農村的社會苦難。
這種傾向與古典著作中令人向往的烏托邦主義不相容，反而在粗暴不敬的中國匪盜中引起反響，因為他們在貧富兩極中找到了造反的充足理由。
19世紀40年代後期橫行廣西河網上的海盜張嘉祥（後來投靠清朝）因下列詩句赢得了交口稱贊： 上等的人欠我錢， 中等的人得覺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過租牛耕瘦田！[10] 太平軍竭力按嚴格的軍紀來約束自己隊伍裡的純盜匪活動。
雖然這一類村俗之見在太平軍的正式社會學說中不占什麼地位，但對叛亂蔓延到華中省份時它所發布的莊重得多的聲明，則顯然成了強烈的弦外之音。
很清楚，太平軍号召力之所以不斷增長，根源不僅在于他們公開宣稱的對滿漢官僚的憎恨，而且在于民衆對富豪權貴普遍抱有敵意。
據一本紳士日記所載失陷後的南京城周圍的情況，憎恨官吏和僧恨地主在促使民衆支持太平軍上的作用是大緻相當的。
[11]在财富和權力随時随處都被視為相互奧援的制度中，太平軍的啟示方式足以吸引一支巨大的窮人武裝追随其後。
太平軍的理想社會在《天朝田畝制度》（顯然寫于向南京進軍期間）裡有所闡述。
家庭還是基本的組織單位：25家為一兩，由一名兩司馬統領，這就是地方社會的基本單位。
但土地按人口加以分配，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婦女）都平等地領受到生産所得。
土地及其所有的成果都是國家财産，更确切地說，是由國家來管理和分配的上帝的财産。
每25家組成的一兩要建立一個國庫，除維持家庭生計的必需品（可能是按規定的數目）外，一切财富都歸國庫所有。
太平軍一再申明，平等而充裕地享有上帝的物質賞賜是這個制度的經濟目标。
為此目的，必要的條件是廢除土地私有權和由國家來控制勞動力。
理論上是&ldquo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rdquo，因此也可酌情準許将人力從勞動力不足地區輸送出去。
毫無疑問，這文件之所以鼓舞人民，是因為人民希望一勞永逸地消滅清朝農村社會無情的經濟競争和剝削，而代之以真正的公有制秩序。
不過，在這個秩序中也有唐初&ldquo均田制&rdquo（它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勞動力的有效配置來增加政府歲入）的統制經濟的痕迹。
透過太平天國社會理論的表面，就不難看出這個神權國家的利益何在了。
[12] 《天朝田畝制度》裡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沒有一處提到定期重分土地的思想。
從制度的邏輯及其曆史舉例來看，重新分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以表面上許諾永恒的私有權的辦法來吸引農民的支持，這種政治上的誘惑力之強烈也非太平天國的領導所能抗拒的。
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土地綱領必然對貧苦農民和無地勞動者有着廣泛的吸引力。
綱領中的統制經濟的調子完全符合用嚴重官僚化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的中國傳統。
總的說來，早期太平軍教義中的平等主義社會使命至少跟它的種族排滿主義一樣有吸引力。
事實上，對那些自認為是在權利和财富盤根錯節的制度下成了犧牲品的人們來說，反清使命和反地主使命是難以區别的。
按照《天朝田畝制度》所宣布的目标，太平軍運動确實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經濟競争被完全消滅；家庭被剝奪了它在經濟和社會上的重要作用；國家獲得了一種新的合法性和更廣泛的權力。
然而甚至在最初那些有希望的年代中都有迹象表明，太平軍制度不可能在長時期内制止私人财富的積累和特權的膨脹。
雖然運動的基本教義包含大量有吸引力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從叛亂伊始就明顯地見到令人不安的相反傾向。
永安頒布的禁止豪奢的法令直接表明已經出現了一個生活汰侈的新特權階級，他們的個人生活不受那些要求普通士兵遵奉的清規戒律的約束。
華貴的服飾、成群的妻妾和精美的飲食都被認為是最上層領導集團的特權。
這些法令不過是對高級官員在叛亂後期非正式享有的私人積累和奢華普遍開禁的先兆。
從叛亂伊始就植根于太平軍制度之中的寡頭統治的傾向加強了等級制和特權，因為被選定的人們負責指導着芸芸衆生的命運。
&ldquo老哥們&rdquo至上的地位受到嚴密的維護，這信條後來發展成優先擢升廣西人的普遍形式，并在運動發展後仍保持未變。
這種寡頭政治和等級制傾向，使人們對太平軍最後能否在中國進行一場徹底的和持久的社會革命深表懷疑。
太平軍的平均主義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可能長期維護它的首尾一貫的社會學說之上。
它以一種絕對的超人思想作為基礎，根據這種思想，一切合法權利都是全能的天父賜給他在塵世王國所選定的代理人的。
由于情況發生在西方列強正加緊對中國入侵之時，太平軍叛亂勢必發生固有傳統與外來鼓動孰重孰輕的問題。
人們可能馬上認為，本國的反抗傳統已充分表現在它的思想和制度中了。
這個君主制度的外部結構、官僚組織和土地制度體現了許多取自本國文化的空想内容。
太平軍的宗教經文中可以發現民間的佛、道兩教的一些殘餘，而它的種族主義用語又不少是因襲了過去的種族運動。
如果考察一下當時的反清背景，那麼太平軍的獨特之處就一眼可以看出。
按三合會傳統結成的秘密會社，看來既不能對清政府又不能對傳統的社會準則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戰。
白蓮教的末世說對合理的世俗權力組織也無濟于事。
抗稅運動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缺乏一種明晰的理論作為反抗的依據。
少數民族的起義在意識形态方面缺乏一種可以溝通他們與漢族農民之間的鴻溝的号召力。
但是最後出現了在客家人組織的拜上帝會中所體現的少數民族集團的異己感與高度的思想自覺的有效結合。
不注入洪秀全從廣東帶來的新信仰，很難想象客家人能夠動員起來。
這種信仰将客家人的鬥争升華到有深遠影響的新水平上：即這是一場得救者與被詛咒者之間的戰鬥。
他們可以在一種包羅萬象的宇宙論的基礎上，以自己的滿腔義憤向以清政府為代表的文化進行挑戰。
此外，神旨顯靈的方式則可能使領導權集中，其程度雖則還不完善，但比白蓮教或三合會的成就有效得多。
洪秀全移植來的教義使中國社會郁積的種種不滿得以具體化，并且使因循守舊的中國農村文化中影響頗大的空想主義增加了生氣。
占領南京和建立天京，标志着叛亂在性質和命運上的變化。
太平軍現在從一支左奔右突的軍隊變成了試圖從一個固定的基地控制其版圖和交通線的區域性政權。
在内部幾經争論才做出在南京安營而不全軍向北京挺進的決定。
這決策可能反映了這樣一個前提（據說向楊秀清力陳此策的是一名老水手），即南京位于清帝國的經濟中心地帶，有水上運輸可供利用。
南京曾為明初的故都，它作為政府所在地這一傳統是毋庸置疑的。
但作為一項政治決策，定居南京卻可能是一個重大錯誤。
向北京進軍現在委托給了一支兵員不足和給養很差的北伐軍，它打到天津郊區便裹足不前了；1855年春，它的殘部被最後肅清。
清政權幸存了下來，盡管它的軍隊已經七零八落，國庫已經耗盡，而大部分稅源又被叛軍控制在手。
但是，清政權還有一個要反叛者現在認真加以對付的法寶，那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上層正統人士對外來教義和新制度抱有不可調和的敵意，這種敵意現在是可以被用來為滿族君主制度服務的。
舊制度的保護者 對正統反對派的改組 我們對清朝後期一些傑出人物的看法感到模糊不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存在着使19世紀通商口岸的觀察者們感到茫然的無能和腐敗，另一方面是因為這整個階層以及他們為之效力的國家在20世紀初年就滑向了覆滅這一事實。
盡管如此，曆史記載表明上層人物的士氣和活力在19世紀初期都有所複興，這使得有可能對19世紀中葉的叛亂進行有效的鎮壓。
這種新出現的複蘇氣象早在白蓮教反叛時期便已見端倪：内患使某些文化人士在震驚之餘重新關心起國内的一些行政問題。
在龔景瀚和嚴如熤等專事鎮壓叛亂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注重實際學問的經世緻用學派的早期範例；在道光統治時期及其以後，這個學派掀起了一股日益擴大的有益于行政管理技術的浪潮。
對實際事務的再度關心可能部分要歸因于嘉慶帝：他對士人的壓制不如他的父親。
但學術界已有若幹傾向使傑出之士能在政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首創精神，這種關心實際的研究與18世紀後期宋朝倫理哲學的複興不無關系，它由力圖通過一種質樸無華的&ldquo古&rdquo文體來修身養性的桐城學派這一文學運動所倡導。
對修齊治平以及人性所本的基本原理等問題的關心在18世紀經院哲學全盛時期曾經變得不時興，但這種關心現在又起而對官僚政治的道德敗壞進行某種程度的對抗。
在19世紀初期還出現了&ldquo今文&rdquo學派，即含蓄地懷疑經典學問的一個學派，其領導人對典籍所作的非正統解釋使他們傾向于主張制度的改革。
凡此種種傾向都導緻一種務實的、折中的和力行的觀點，它在19世紀中葉對鞏固現存社會秩序和敉平叛亂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風氣最盛的是湖南。
湖南的經世緻用派受到了湖南前輩學者&mdash官僚關心實事的影響，其中以人種史學者及軍事行政官員嚴如熤和理學複興者唐鑒的影響為尤著（見第三章）。
委托魏源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就是唐鑒的朋友和有權勢的湖南官僚賀長齡，此書于1827年刊行。
賀長齡和另一位湖南人陶澍都是最著名的省級官員，他們在危機四伏的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曾試圖在行政管理上推行一些實際改革。
這幾位官員猶如19世紀初期官僚政治黑屏幕上的幾個光明小點，格外引人注目。
不過後來成為19世紀一系列叛亂的複仇之神的，乃是下一代湖南學者兼活動家，即道光時期高官顯宦的門生弟子和親族。
像左宗棠、胡林翼和曾國藩等人不僅由戚誼友情密切聯系着，而且在學術上都承受陶澍和賀長齡的影響。
作為抗擊叛亂的傑出之士的領袖曾國藩（1811&mdash1872年）出身于一個地主家庭，它在教育和社會上雖有抱負，但還不屬于缙紳門第。
曾國藩受教于私塾和著名的長沙嶽麓書院&mdash&mdash經世派的一個中心。
他在1838年進士及第後進了翰林院，然後出任過幾個部的行政職務，最後升任吏部侍郎。
這樣，到19世紀中葉他就在京官的上層站穩了腳。
對曾國藩這位年輕官員發生重要影響的是唐鑒的程朱理學的複興傾向、經世派的務實精神以及桐城學派提倡嚴謹文風的原則。
在當時士林的争論中，曾國藩傾向于折中主義，即将考據與對道德複興的關心調和起來。
不過整個而言，曾國藩的性格和見解受唐鑒和蒙古學者倭仁（後來領導守舊派反對初期的一些維新嘗試，死于1871年）的拘謹陰沉的作風熏陶最深。
他是一位活動家，但非常保守，這種氣質恰好碰到了傳統的中國遭逢内外激烈挑戰的曆史時刻。
它非常适合于堅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線，因為它使曾國藩及其追随者在面對他們的千秋大業時能接受鍛煉，變成剛腸硬漢。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氣質則頗不宜于完成在中國發現它正處于新曆史階段時要進行妥協讓步這一理智的任務。
雖然他們反對貪污腐化、追名逐利和迂腐的學究氣，但這些程朱道學家的政治見解卻是由狹隘的清教主義（他們原來以此陶冶自己的個性）形成的。
在曾國藩身上，新道學産生了一種家長式的、但仍是有說服力的權力主義。
而在倭仁身上，新道學則産生了一種頑固抵制創新的态度，特别是對任何帶有西方影響的創新抵制得很厲害。
然而湖南理學複興派的影響并不全是保守性質的。
湖南幫裡另一些人例如左宗棠（1812&mdash1885年）這類活動家，當他們一旦了解現代技術對維護中國生存有重要意義時，他們便終于變得關心這種技術的應用了。
而且這種新道學與有潛在激進思想的今文學派有聯系。
賀長齡曾委托當時最有朝氣的才智之士魏源（1794&mdash1856年）編纂《經世文編》；魏源之願意正視晚清的各種史無前例的新問題并提出解決它們的新辦法，同他贊成今文學以及與最有創造力的今文學者龔自珍私交頗深不能沒有關系。
因此，這場在19世紀中葉的叛亂中支持傳統秩序的運動，也對早期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道光末年，曾國藩已經成了北京城一位有影響的導師。
他作為青年有為之士的座師和恩主這個角色，證明對他後來的軍事領袖生涯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門生越來越多，其一為湖南舉人江忠源，此人後來成了正統上層人物中投筆從戎的前驅者。
江忠源出生于村寨設防的新甯邊區，如前所述，白蓮教和三合會活動在那裡的合流正在威脅着現存地方秩序。
1844年江忠源從京師回到新甯，馬上組織了由本族人士領導的地方民團來應付這個挑戰。
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頭面人物也紛紛起而效法。
新甯發生的這些情況隻是南方正在進行的總過程的一部分：上層人物都試圖建立地方民團來保全身家性命。
民團的典型形式是幾個村寨結為一體，以村社頭頭的個人相互關系作為紐帶。
民團的首領通常要負責征集名目繁多的額外稅收和維持地方治安。
防禦事務和民團的費用由&ldquo捐&rdquo（非正式稅的一種）來提供。
隻要民團保持非職業性及其領導聽從官管，它們就可受到官方理論的認可。
當然，就其為官方所認可的形式來說，這種&ldquo團練&rdquo與兩代人以前抗擊白蓮教的行政官員所創制的、以保甲制為基礎的地方官辦體制并無二緻。
但時世艱危往往導緻民團更大程度的職業化及其首領更大程度的獨立性。
隻是由于鄉紳和官僚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一緻，才使無政府狀态得以避免。
像江忠源這樣的上層名流，他有社會的顯赫地位和與官方的關系，是可以調整民團與地方當局的關系的，因而民團頭目們的權力一般都能及時得到地方行政當局的承認，被視為合法。
就江忠源來說，他同時擁有與官方的關系和作為地方領神的地位，這使他佼佼然與衆不同，使他成了19世紀中葉及以後的紳士軍事家。
由江忠源的團練發展起來的民團在擊敗雷再浩和李沅發的叛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51年江忠源本人成了新受命鎮壓太平軍的欽差大員賽尚阿的入幕之賓。
不久他便認識到靠現有的清軍擊敗叛亂是毫無希望的，于是征召了一支由新甯人組成的精兵開赴廣西。
這支軍隊不久發展到1000人左右，證明很有戰鬥力，激勵他們的是靠賞賜錢财和擄掠，也靠親族關系和士兵對紳士恩主的矢效忠誠。
江忠源在叛亂蔓延時出征過北方，太平軍早期在蓑衣渡遭到的挫敗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役幾乎使叛軍全軍覆沒。
江忠源開始他的軍事生涯完全是為了應付地方上的威脅，而現在他堅決投身于規模更大的抗擊太平軍的戰鬥了。
當江忠源通過他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緻力于軍事活動時，另一湖南人胡林翼（1812&mdash1861年）則以貴州一知府的身份同時從事軍事活動。
胡林翼在貴州征募了一支人數不多但經過精選的雇傭兵跟當地叛亂者作戰。
即使他為貴州的各種起事所緊逼，他也念念不忘故鄉湖南發生的事件。
有一次太平軍從廣西越過邊界，胡林翼決定參加對他們的戰鬥。
由于胡林翼有許多機會目睹清帝國軍隊的無能，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需要動員一支新式軍隊，甯重軍隊的質量和紀律，可以犧牲數量。
胡林翼一旦有了這樣一支軍隊，便熱切地響應他的老上司、湖廣總督吳文镕的号召于1854年初向東開拔，趕赴前線。
吳文镕的另一個門生曾國藩此時也已完全投身于新式軍事事業中去了。
[13] 湘軍的發展 1852年7月曾國藩要求在督察江西鄉試結束後的回返途中，獲準巡訪故裡湘鄉。
這次巡訪計劃已久，現因太平軍侵入湖南而更加迫切。
此時曾國藩一心惦念的事情顯然就是巡視自己家鄉的地方防務；但一次次事件很快就使他卷進了全省、而後是全國範圍的事務。
他的假期批準得比預期的要快，因為在南方的路上他獲悉母親亡故，于是他直接回裡服喪。
在湘鄉，他發現已有強有力的地方防禦措施，以生員王鑫和王的老師羅澤南（1808&mdash1856年）為首的地方名流在太平軍北伐時期已動員了數支鄉勇，這時正伺機要遠出迎戰。
曾國藩本人此時已受命負責軍事，因為朝廷在1852年12月任命他為&ldquo團練大臣&rdquo以協助湖南巡撫。
當然，朝廷并不想授權搞什麼新的軍事計劃，而隻想通過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對已在進行之中的地方軍事化加強控制而已。
不久在其他省份也頒布了同樣的任命。
不過曾國藩知道團練完全不足以應付太平軍的挑戰，他稍事猶豫便決定以新辦法來利用現有資源。
他把湘鄉雇傭兵召到長沙，交由羅澤南統領，作為湖南省職業軍的核心。
不久，湖南其他地方的隊伍（包括江忠源的新甯軍）也并入湘鄉軍。
曾國藩決定任命江忠源為整個軍隊的戰地統領，但江忠源的隊伍在組織上有若幹缺陷，這很快使曾國藩認識到隻能由他本人直接指揮。
曾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