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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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參與了海盜活動。
葉名琛聲稱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時捕獲了一個惡名昭彰的海盜，這種海盜他曾處決過數以百計。
當時巴夏禮領事剛從英國回來，英國的巴麥尊已經同意必須對清政府&ldquo提高嗓門&rdquo，并且要求中國對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賠禮道歉。
巴夏禮領事有香港總督、當時的自由派領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國時曾做過廣州領事）做靠山。
包令把自己對自由貿易的熱情同巴夏禮堅決無情的炮艦外交的信念結合了起來。
1856年10月，英國海軍再度攻占虎門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
他們用一門大炮每隔十分鐘向葉名琛衙門轟擊一次，他們轟垮了城牆後派遣一支突擊隊沖入衙門，到處耀武揚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
然而葉名琛蔑視他們，拒絕同他們談判。
後來人們用一副聯語來嘲弄他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的死頑固态度：&ldquo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rdquo[42]；可是，鑒于他有他的政績，這卻不是持平之論。
政治上的互不妥協此時導緻僵局。
1856年10月，葉名琛關閉了廣州的海關，貿易陷于停頓。
12月，十三行被焚毀。
1857年2月末，英國議會辯論包令在廣州的行動。
格蘭斯頓和狄斯累裡赢得一項不利于政府的動議，但在其後的普選中巴麥尊獲得大多數選票，這似乎表明人們支持對中國作進一步的脅迫行動。
然而當年6月派往中國的遠征軍在途中不得不回頭去幫助鎮壓印度的兵變，所以進攻廣州的行動推遲到1857年12月。
那時，法國也因中國不公正地判處了一名神甫（馬賴，1856年2月在廣西）的死刑而參加了這次報複。
英法聯軍終于到來，他們總數約5700人。
12月28日，他們炮擊廣州城，接着登上城牆，并繞城牆而進。
1858年1月4日，他們甚至派遣幾個小隊穿城而過去捕捉巡撫和總督。
他們把頑固的葉名琛用船送到加爾各答，葉即在次年死在那裡。
他們把曾在廣東供職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個謹慎而無傾向性的巡撫柏貴，當作現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員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門裡。
利用柏貴的名義，一個由能講漢語的委員巴夏禮理所當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聯合委員會統治廣州達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為止。
這個聯合管理機構于1858年2月重新開放關閉了17個月的港口貿易。
它派出由中國警察和外國海軍陸戰隊共同組成的巡邏隊，沿街維持城内秩序，而中國人的法律訴訟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務則繼續由巡撫衙門處理。
柏貴的布告由巴夏禮在幕後審查。
北京把這場災難歸咎于葉名琛。
朝廷也大體知道巡撫柏貴是受外國控制的，但沒有撤免他或替換他，雖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員試圖收複廣州。
北京以一種愚不可及的樂觀心理希望廣州鄉村民團能把入侵的外國人趕走，因此新任總督黃宗漢就采取中間立場，想憑借民衆難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國人的要求。
這是中國人應用人民主權的方式，即任何政體都要順乎民心，合乎天命。
像那些好戰派說的：&ldquo國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
&rdquo[43]要激起由紳士領導的民衆的排外情緒是不難的，但要脅迫入侵者卻是另外一回事。
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顯示自己軍事上的威力，但這一點已辦不到了。
廣東民團局暗中受到鼓勵，終于在1858年7月21日進攻廣州城，但結果還是被英國炮兵擊退。
同時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優勢，在那裡天津條約已被接受（詳下）。
地圖9 19世紀中葉北京、天津地區 沒有得到朝廷進一步的支持，民團運動面臨着聯軍巡邏隊的威脅。
到1858年底，巡邏隊越來越深入到廣州周圍的鄉村，旌甲鮮明地穿越村鎮，以炫耀新政權的威風。
1859年1月，當700名英海軍陸戰隊員接近民團總部，最後受到炮火攻擊時，英國人派出1300百名步兵和6艘炮艦，在三天戰鬥中占領并燒毀了該總部和總部所在的村莊。
民團的貢獻開始變得無足輕重了。
廣州民衆曾經以排外怒火長期阻止這些陌生人進城，現在開始習慣于英國人和法國人來維持秩序了。
紳士領導的民團運動在鄉村也漸趨消亡。
由于沒有别的辦法對付這些蠻夷，這裡也像在上海一樣，蠻夷們被接納加入地方政權機構之中。
1858年的和解 在廣州赢得了對意志力考驗的勝利以後，英法聯軍花了兩年時間使北京就範。
向遠征軍供給糧食，意味着要與英、美商号訂立業務契約。
它們的代辦為軍事指揮官和外交使節大開筵宴，傳教士也為他們效勞。
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傳教士，共同形成了一個代表他們的文明的西方社會。
聯軍開始從上海北上，盡管北京照例要他們返回廣州。
1858年4月，他們用帆船和十幾艘汽輪炮艦裝載幾千名步兵，到達天津下遊河口的大沽港外。
他們沒有宣戰；隻要求談判。
特别是額爾金要求清朝談判者像他從英國君主那裡獲得&ldquo全權&rdquo那樣有權。
對中國來說，這種意見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邏輯的；然而它卻是額爾金為取得具有約束力的協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動的一部分。
為了支持這個努力，他的炮艦沖破水上障礙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陸。
在那裡，清朝全權大臣在幾經抗議之後終于在1858年6月與英、法、俄、美簽訂了新條約。
俄、美兩國公使作為非武裝的中立觀察員乘坐自己的船隻到來，他們也在這樣的條約中幾乎獲得了聯軍通過戰争取得的所有特權。
英國在天津的主要談判者（與威妥瑪在一起）是年輕的翻譯官李泰國；他是廣州首任領事的兒子，從1855年年中以來，已是上海海關主要的外國稅務司，現在是從中國的這一職位上被&ldquo借用&rdquo來協助額爾金進行談判的。
[44]當年老的大員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對英國人施展其魅力時，26歲的李泰國便向耆英引用了廣州衙門繳獲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話，即他曾把蠻夷描繪得多麼蠢笨；耆英因此也聞之愧赧。
這也有損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經過審訊，清帝賜耆英自缢而死。
額爾金勳爵要求在北京派駐英國使節，以便越過廣州當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條約，以此不僅當作促進貿易的手段，也作為約束英國臣民的手段。
他在中國痛恨的是那些&ldquo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rdquo的人。
後來他寫道：&ldquo我已經在我的同胞那裡看到了比我過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厭惡的東西。
&rdquo他認為，英國的外交已經獲得了條約的特權，現在必須制止對它們的濫用。
英國人在中國負有義務的這種觀點，更使他有力地堅持在北京有一駐節公使的主張。
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國）的看法。
那時在天津的倫敦使節和别國使節都希望解決非經常性地拜會北京的問題；對此清廷也同意，但條件是要按照朝貢使節的章程辦事。
[45] 在北京常駐公使的争論，引起了主戰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陳詞的熱潮。
為了維護各君主之間的平等地位，駐節公使勢必要動搖朝貢制度，破壞中國的體制。
在6月23日的禦前會議上，那些閉目塞聽的主戰派，在面臨聯合軍事力量的事實下卻仍然指責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的條款。
但是為了阻止聯軍進攻北京，這項條款已經包括在清方談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簽字但尚未經清帝批準的中英天津條約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準條約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剛批準天津條約全文，外國軍隊和外國官員馬上撤走，甚至比1842年從南京離開時還要快。
額爾金勳爵便航行去日本開創英日關系。
新的稅則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談判（11月8日簽字），中國方面參加談判的包括廣州商人兼官員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台薛煥和總督何桂清（他名義上在南京，實際上在常州）。
在中國的談判者當中，這些人既代表廣州沿襲下來的對外貿易的利益，也表現了長江下遊官員們對想用關稅收入作為抗擊太平軍軍費的迫切心情。
與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鹹豐帝現在提出了一個&ldquo秘密計劃&rdquo，其想法十分天真。
他認為貪婪的英國人會放棄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内地貿易、内地旅遊以及提供賠償等要求的條款，以換取清政府取消英國同中國貿易的全部關稅。
鹹豐帝後來不得不放棄了這種頭腦簡單的想法，但這表明清廷對正在中英關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關系是多麼無知。
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為兼管西方關系的欽差大臣：朝廷簡單地把這個做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廣州的措施，而拒絕何桂清提出的關于新的崗位應當是專職外交職務的意見。
天津條約的主要談判者桂良（1785&mdash1862年）這時在上海說服了額爾金：把英國要求在北京設駐節公使一事應視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
作為報償，他同意不等互換條約批準書便讓英國人勘察長江。
因此，在1858年最後幾個星期中，額爾金與李泰國等人，帶了五艘戰艦，溯江而上航行600英裡，通過鎮江、南京、安慶、九江而達漢口，以便選擇最好的新貿易口岸。
這次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該地抗擊太平軍的清朝官員的驚慌。
（天津條約曾經規定，在簽字一年後開放鎮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軍以前不開放其他商埠。
）額爾金在議定上海稅則的同時安排長江勘察這一絕招，使人不難看出英中在貿易擴張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麼大的力量。
1858年，增進和擴大外國特權的特許狀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這主要又是英國的創造。
它索取賠款總數1600萬兩；增辟了約三倍的條約口岸；确認外國參與中國沿海和河岸運輸業的罕見權利；允許外國人持有護照在中國内地旅行；在叛亂被鎮壓之後立即開放長江漢口以下的部分（如上述）；規定5%的從價關稅（以别種方式計算者例外）和單一的、稅率為從價關稅一半的子口稅；力主把統一的海關外國稅務司職權擴大到所有條約口岸；最後，還要使鴉片貿易合法化。
鴉片貿易在動亂中穩步增長到了這種程度：外國和中國的鴉片進口商聯合要求條約口岸的保護，而中國地方當局現在也對鴉片課以明文規定的進口稅。
這些新條約專門規定了其他許多條款，經驗證明這些都是在中國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時值得争取的東西。
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條款表明，外國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條約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間的利益相通已發展到多深多遠的程度。
這種共同利益集中體現在鎮壓叛亂和制定擴大貿易方針的方面，這将給外國商人帶來利潤，給中國當局開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掙紮求存。
在英國方面，額爾金勳爵在1858年的談判中發覺他自己被夾在兩個利益集團之間：一方是沙文主義者，即一心想擴張貿易的條約口岸商人；另一方是英國外交官及香港官員和各領事館的官員，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可行的貿易特權體制，不要做得太過分，以免使中國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後而不能維系于不墜。
由于外國稅務司作為開辟财源和調停外國商人同中國稅收人員之間的争執的一個中間環節，已證明它自有其價值，所以它就成為談判者雙方都能接受的東西了。
清帝國政體和貿易擴張的對峙 額爾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實質上是兩件事：中國市場應該向西方商業開放得更寬些；中國政府應該進入現代的國家體制。
在天津修改條約時，他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權，或至少讓外國公使不定期地訪問北京，以便用外交壓力來維護一整套條約權利。
英國人相信，隻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繞過廣州的排外情緒，從中央獲得清帝的保證，使各省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所希求的貿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權利得以兌現（後來一些外交官承認，他們曾過高地估計了清帝對各省的權力）。
由于英國公使提出在北京不行叩頭禮，這個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國統治者這一陳腐觀念的結束。
然而英國人并不想削弱中國政府，他們隻要能夠獲得貿易的機會和建立一種現代模式的關系就行了。
英國不要求領土控制，并且反對出現瓜分和肢解中國邊沿地區的前景（這一前景在俄國于19世紀40和50年代沿黑龍江進至濱海省以及進入中亞的行動中已可預蔔）。
在中國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臨着緻命的國内叛亂危機：它嚴重到如此程度，以緻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漢族人曾國藩以廣泛的軍事财政大權，以指揮全部力量去消滅長江下遊心髒地帶的太平軍。
北京默認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這必須從他們優先考慮國内事件這個角度去理解。
1861年1月有人在回顧中曾概括說，對北京來說，太平軍和撚軍是心腹之害，蠶食中國領土的俄國是肘腋之憂，而以暴力要求貿易的英國隻不過是&ldquo肢體之患&rdquo。
[46]英法一旦顯示了他們的軍事優勢，則除了答應他們的條約外是别無其他真正的代替辦法去安撫他們的。
然而清帝國的傳統不能輕易地被放棄，特别是不能被定期來京向皇帝進谏的滿洲王公的非正式會議輕易地加以改變。
整個朝廷曾經完全跟着19世紀50年代初高漲的排外情緒和不談判政策走。
隻有當聯軍從廣州開進天津時，意見才分成死硬派和務實派。
一般說來，不當權而又無知的、專以上疏為能事的官員是最狂熱的主戰派，而少數不得不參加談判的不幸者則是最懂得外國火力并每每願意以審慎行事相勸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總督何桂清比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國人隻有商業野心，并主張同他們達成協議，以取得他們的幫助去反對太平軍。
像條約時期以前的&ldquo廣州幫&rdquo一樣，這時中國方面又出現了一個&ldquo上海幫&rdquo。
它以關心貿易的上海道台吳健彰和四川人薛煥（此人從1849年起在上海擔任過要職，從1858年起又在江蘇省一級擔任過要職）為代表。
這種新型的重商主義官吏如果不是機會主義分子，也是務實派，他們發現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國行政官員如年輕的李泰國有一緻的利害關系；李泰國這時已變成了東西方之間的調停人。
李泰國作為一個在上海能說中國話的外國稅務司，已經與中國地方官員發展了廣泛的交往。
他不但給他們帶來日益增加的關稅收入，也向他們提供關于整個外國問題的情報和意見。
雖然西方商人指責他傲慢自大，有些領事把他當成角逐地位的對手而憎恨他，但英國當局卻器重他對中國地方事務的知識，并且支持把外國稅務司的職權擴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見。
李泰國實際上已經同薛煥制定出1858年的新貿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長江下遊各省因打太平軍而迫切需要軍費時帶來了增加國家稅收的希望。
因此，每當戰争的命運使主戰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時，條約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則随時準備以各種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協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須辦夷務的人的支持。
曾經在四個地方擔任過總督職務并且最有經驗的滿族老官員桂良（1785&mdash1862年）就是天津條約的主要簽字人。
清軍的天津統帥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級蒙古族心腹大臣，他曾經提出的關于聯軍軍事力量的報告是完全合乎實情的。
在京都，鹹豐帝的兄弟、後來外國人稱為恭親王的奕，也終于成為現實論者的領袖，出來反對大多數的親王。
但是，一旦天津條約被接受以及随着聯軍于1858年夏撤退而放松了壓力，主戰派又重新擡頭了。
這時在北京争論的主要症結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問題，在廣州争了那麼久的也是這個問題。
清廷雖然深感外國力量之強大，但它隻能設想外國公使應按朝貢使節的舊規矩前來北京：即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三五年來一次，穿中國服裝，通過驿站，由中國官吏護送。
稍稍超出這個規定，就會被認為有損于國家體制。
由于帝國的統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這種威信就會嚴重削弱它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的權力基礎。
就是遲至1859年3月，清帝仍舊作出這樣的規定：來北京的夷使所率扈從不能超過10人，這些人不得攜帶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轎或擺列儀仗隊。
[47]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這種不妥協精神同廣州和上海正在進行的切合實際的中外合作之間，存在着很大的距離。
就像以後在1900年的情況一樣，條約制度繼續在外國海軍支配下的商業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國的政治思想中心北京卻受到強烈的反對。
廣州民團驅逐夷人的運動的失敗，使受命收複廣州的欽差大臣黃宗漢于1859年5月被召回。
也在5月份，傀儡巡撫柏貴去世，穩健派勞崇光正式被任命為廣州巡撫和代理總督；勞崇光在謀求中國利益的同時，又能和聯合委員會合作。
中外合作是适應當時情況的所需，它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勞崇光聯合巴夏禮和那時已是廣州領事的阿禮國共同試圖控制苦力買賣的行動。
到1859年，這種買賣的禍害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
英國關心的是把合同工運到像英屬西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區去勞動而從中獲利，因此它在19世紀50年代采取了雙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國放寬移民禁令，二是定出規章以減輕随之而來的禍害。
但那時在廣州的中國人販子，為了把勞工賣給外國的苦力販運者，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門外捉人。
正義的中國群衆處死了一些拐騙者，中國官吏也處決了一批。
然而存在着當地的失業和貧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機會，這些因素彙合起來使移民繼續進行不辍。
問題是如何規定一些手續并進行審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沒有拐騙和脅迫的情況下得以進行下去。
為了這個目的，總督勞崇光實際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結果是，英、中兩國官吏聯合監督移民所（奴隸收容所）的批準和審查工作，并規定在他們在場的情況下自由簽訂合同。
可是廣州的這個制度，受到了澳門及其他不在勞崇光或巴夏禮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華人的蔑視；因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從事鴉片進口貿易那樣從事&ldquo豬仔&rdquo（即人口）的出口貿易。
[48]對中外合搞的這種公害進行控制的企圖，又給中、英兩國地方當局創造了另一種共同的利害關系。
同時，在上海負責處理與訂約列強關系的欽差大臣何桂清，繼續在制定将予擴大的條約制度的細則。
為此目的，他曾經歡迎把李泰國從額爾金的班子中抽回來，他向北京解釋說，李泰國反對走私非常積極，因此作為稅務司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與額爾金曾沆瀣一氣，并且在天津談判中&ldquo大肆猖獗，獻媚于夷首&rdquo；但是，&ldquo迫回上海，則馴服如昨，為我所用&rdquo。
[49]何桂清被任命處理對外的關系，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貿易的官員有了權力。
上海道台吳煦于2月指示李泰國，以三年薪金為擔保雇用外國關稅人員。
1859年5月23日，欽差大臣何桂清終于任命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去執行通商章程第十條中&ldquo各口劃一辦理&rdquo的規定，一被任命的關務人員應該對英國或其他政府保持完全獨立的地位。
李泰國曾經充當翻譯陪同額爾金于1858年底上溯長江，也到過南方商讨關于在其他口岸設立外國稅務司的問題。
1859年5月，廣州海關監督恒祺也要求在那裡設外國稅務司。
他曾經得到上海道台吳健彰及其繼任人員吳煦的指導。
結果，李泰國把上海的章程帶到廣州，見到勞崇光和恒祺，并且使廣州海關從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
12月，清帝接受勞崇光作出的結論，即因為面對着中外串通一氣的事實，要想對廣州貿易課稅，&ldquo唯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rdquo。
同時廣州領事阿禮國也把一名年輕的翻譯赫德，從聯合委員會調回領事館（1860年6月30日，赫德辭去英國職務，在廣州海關為李泰國效勞）。
[50]這一切都是在1859年6月大沽事件爆發以前發生的。
中國的外交關系此時正在兩條軌道上進行。
1859年6月，當條約批準書準備在北京互換時，在天津下遊大沽的北河口發生了意外沖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訊不完備所緻。
僧格林沁已經用外國大炮加強了大沽的防衛，并且預料外國使節将取道北塘路線北上。
但是英、法兩國公使指示要進入大沽，當這一要求被拒絕時，他們試圖使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由于準備不充分，加上登陸部隊不久就陷入河邊淺灘泥潭裡，英國死傷432人，損失4艘炮艦。
英國公使蔔魯斯（額爾金的弟弟）後來承認，在他帶往北京去要求批準的條約中所規定的去北京的權利，還沒有合法的根據。
看來，和以往一樣，真正的問題仍舊是一場意志力的考驗。
大沽的意外勝利使北京的主戰派重又擡頭。
1859年8月天津條約被廢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惡心的事，即外國在北京常駐外交代表；開放長江貿易；外國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賠款。
這些内容在美國的條約中是沒有的。
美國公使（華若翰）已經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換了條約批準書；他是以朝貢的方式，乘坐輕便馬車，帶着很少随從取道北塘來到北京的。
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倫敦，大沽的慘敗使議會懷疑是否需要派出駐節公使前往北京；但是魯塞爾的政府力主設置駐節公使的絕對必要性。
大沽事件使英國的強硬路線得勢。
額爾金前此曾因為以最少的流血打開了中國門戶而在倫敦受到盛大接待；這時他不得不回來認真執行這條強硬路線。
英、法對大沽失敗作出的反應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遠征部隊去華北：60多艘法國船隻載運6300名法國士兵，143艘英國運輸船載運10500名士兵，再加上從香港下層社會征召的由2500人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廣州苦力隊。
聯軍全權大使額爾金勳爵和葛羅男爵拒絕在上海進行任何談判。
他們的200艘船隻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帶。
8月1日，聯軍沒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陸。
他們從這裡很快就攻陷了嚴密設防的大沽炮台，并于8月25日開始進入天津。
1860年的和解 額爾金現在依靠巴夏禮充當他的主要翻譯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經依靠李泰國扮演一個桀骜不馴的蠻夷的角色一樣。
善于從事持久談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來到天津議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圖頑固地維護朝貢制度的基本規定，提出外國使節（即使他帶有400名警衛）也必須由清政府護送至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給他們安排住宿和供應。
在談判的同時，聯軍拒絕停止進軍，也拒絕考慮任何條件，直到他們到達北京以東十幾英裡外的運河終點通州為止。
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禮進行談判的滿族親王（怡親王載垣）發現，聯軍要求清帝接見，以便交換條約批準書。
此時聯軍也發覺，僧格林沁的部隊已經準備了一次伏擊，因此就向他們發動進攻。
這樣，9月18日談判破裂。
巴夏禮及其一行（25名英國人和13名法國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監。
9月21日，聯軍部隊再一次打敗清軍，逼近北京。
第二天，清帝逃出長城前往熱河，留下他的兄弟恭親王來收拾殘局。
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拷問，而額爾金和葛羅卻迫于形勢，在等待天津運來彈藥。
因為現年32歲的巴夏禮有兩年半時間曾
葉名琛聲稱他的捕快在扣押船上水手時捕獲了一個惡名昭彰的海盜，這種海盜他曾處決過數以百計。
當時巴夏禮領事剛從英國回來，英國的巴麥尊已經同意必須對清政府&ldquo提高嗓門&rdquo，并且要求中國對即使是最小的侮辱也要立即賠禮道歉。
巴夏禮領事有香港總督、當時的自由派領袖包令爵士（他初到中國時曾做過廣州領事）做靠山。
包令把自己對自由貿易的熱情同巴夏禮堅決無情的炮艦外交的信念結合了起來。
1856年10月，英國海軍再度攻占虎門炮台，一直打到十三行。
他們用一門大炮每隔十分鐘向葉名琛衙門轟擊一次，他們轟垮了城牆後派遣一支突擊隊沖入衙門，到處耀武揚威地展示其火力威力。
然而葉名琛蔑視他們，拒絕同他們談判。
後來人們用一副聯語來嘲弄他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的死頑固态度：&ldquo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rdquo[42]；可是，鑒于他有他的政績，這卻不是持平之論。
政治上的互不妥協此時導緻僵局。
1856年10月，葉名琛關閉了廣州的海關，貿易陷于停頓。
12月，十三行被焚毀。
1857年2月末，英國議會辯論包令在廣州的行動。
格蘭斯頓和狄斯累裡赢得一項不利于政府的動議，但在其後的普選中巴麥尊獲得大多數選票，這似乎表明人們支持對中國作進一步的脅迫行動。
然而當年6月派往中國的遠征軍在途中不得不回頭去幫助鎮壓印度的兵變，所以進攻廣州的行動推遲到1857年12月。
那時，法國也因中國不公正地判處了一名神甫（馬賴，1856年2月在廣西）的死刑而參加了這次報複。
英法聯軍終于到來，他們總數約5700人。
12月28日，他們炮擊廣州城，接着登上城牆，并繞城牆而進。
1858年1月4日，他們甚至派遣幾個小隊穿城而過去捕捉巡撫和總督。
他們把頑固的葉名琛用船送到加爾各答，葉即在次年死在那裡。
他們把曾在廣東供職二十多年的蒙古人，即那個謹慎而無傾向性的巡撫柏貴，當作現代第一批傀儡行政官員之一安置在他的衙門裡。
利用柏貴的名義，一個由能講漢語的委員巴夏禮理所當然地占支配地位的聯合委員會統治廣州達三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10月為止。
這個聯合管理機構于1858年2月重新開放關閉了17個月的港口貿易。
它派出由中國警察和外國海軍陸戰隊共同組成的巡邏隊，沿街維持城内秩序，而中國人的法律訴訟和别的日常行政事務則繼續由巡撫衙門處理。
柏貴的布告由巴夏禮在幕後審查。
北京把這場災難歸咎于葉名琛。
朝廷也大體知道巡撫柏貴是受外國控制的，但沒有撤免他或替換他，雖然也派遣了其他官員試圖收複廣州。
北京以一種愚不可及的樂觀心理希望廣州鄉村民團能把入侵的外國人趕走，因此新任總督黃宗漢就采取中間立場，想憑借民衆難以和解的反抗精神去限制外國人的要求。
這是中國人應用人民主權的方式，即任何政體都要順乎民心，合乎天命。
像那些好戰派說的：&ldquo國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在此。
&rdquo[43]要激起由紳士領導的民衆的排外情緒是不難的，但要脅迫入侵者卻是另外一回事。
為此目的，清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顯示自己軍事上的威力，但這一點已辦不到了。
廣東民團局暗中受到鼓勵，終于在1858年7月21日進攻廣州城，但結果還是被英國炮兵擊退。
同時主和派在北京已占了優勢，在那裡天津條約已被接受（詳下）。
地圖9 19世紀中葉北京、天津地區 沒有得到朝廷進一步的支持，民團運動面臨着聯軍巡邏隊的威脅。
到1858年底，巡邏隊越來越深入到廣州周圍的鄉村，旌甲鮮明地穿越村鎮，以炫耀新政權的威風。
1859年1月，當700名英海軍陸戰隊員接近民團總部，最後受到炮火攻擊時，英國人派出1300百名步兵和6艘炮艦，在三天戰鬥中占領并燒毀了該總部和總部所在的村莊。
民團的貢獻開始變得無足輕重了。
廣州民衆曾經以排外怒火長期阻止這些陌生人進城，現在開始習慣于英國人和法國人來維持秩序了。
紳士領導的民團運動在鄉村也漸趨消亡。
由于沒有别的辦法對付這些蠻夷，這裡也像在上海一樣，蠻夷們被接納加入地方政權機構之中。
1858年的和解 在廣州赢得了對意志力考驗的勝利以後，英法聯軍花了兩年時間使北京就範。
向遠征軍供給糧食，意味着要與英、美商号訂立業務契約。
它們的代辦為軍事指揮官和外交使節大開筵宴，傳教士也為他們效勞。
商人和士兵、政治家和傳教士，共同形成了一個代表他們的文明的西方社會。
聯軍開始從上海北上，盡管北京照例要他們返回廣州。
1858年4月，他們用帆船和十幾艘汽輪炮艦裝載幾千名步兵，到達天津下遊河口的大沽港外。
他們沒有宣戰；隻要求談判。
特别是額爾金要求清朝談判者像他從英國君主那裡獲得&ldquo全權&rdquo那樣有權。
對中國來說，這種意見是奇特的，而且清帝就近在咫尺，所以它也是不合邏輯的；然而它卻是額爾金為取得具有約束力的協定而采取的雄心勃勃活動的一部分。
為了支持這個努力，他的炮艦沖破水上障礙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天津登陸。
在那裡，清朝全權大臣在幾經抗議之後終于在1858年6月與英、法、俄、美簽訂了新條約。
俄、美兩國公使作為非武裝的中立觀察員乘坐自己的船隻到來，他們也在這樣的條約中幾乎獲得了聯軍通過戰争取得的所有特權。
英國在天津的主要談判者（與威妥瑪在一起）是年輕的翻譯官李泰國；他是廣州首任領事的兒子，從1855年年中以來，已是上海海關主要的外國稅務司，現在是從中國的這一職位上被&ldquo借用&rdquo來協助額爾金進行談判的。
[44]當年老的大員耆英受朝廷派遣想背城借一地再次對英國人施展其魅力時，26歲的李泰國便向耆英引用了廣州衙門繳獲到的耆英奏疏中的話，即他曾把蠻夷描繪得多麼蠢笨；耆英因此也聞之愧赧。
這也有損于朝廷的面子，因而經過審訊，清帝賜耆英自缢而死。
額爾金勳爵要求在北京派駐英國使節，以便越過廣州當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條約，以此不僅當作促進貿易的手段，也作為約束英國臣民的手段。
他在中國痛恨的是那些&ldquo出于最自私的目的而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rdquo的人。
後來他寫道：&ldquo我已經在我的同胞那裡看到了比我過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厭惡的東西。
&rdquo他認為，英國的外交已經獲得了條約的特權，現在必須制止對它們的濫用。
英國人在中國負有義務的這種觀點，更使他有力地堅持在北京有一駐節公使的主張。
這是他自己（也是李泰國）的看法。
那時在天津的倫敦使節和别國使節都希望解決非經常性地拜會北京的問題；對此清廷也同意，但條件是要按照朝貢使節的章程辦事。
[45] 在北京常駐公使的争論，引起了主戰派文官向清帝痛切陳詞的熱潮。
為了維護各君主之間的平等地位，駐節公使勢必要動搖朝貢制度，破壞中國的體制。
在6月23日的禦前會議上，那些閉目塞聽的主戰派，在面臨聯合軍事力量的事實下卻仍然指責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的條款。
但是為了阻止聯軍進攻北京，這項條款已經包括在清方談判者6月26日在天津簽字但尚未經清帝批準的中英天津條約中；清帝是在7月3日批準條約全文的。
清帝的敕令剛批準天津條約全文，外國軍隊和外國官員馬上撤走，甚至比1842年從南京離開時還要快。
額爾金勳爵便航行去日本開創英日關系。
新的稅則和通商章程于10月底在上海談判（11月8日簽字），中國方面參加談判的包括廣州商人兼官員伍崇曜和潘仕成，以及上海道台薛煥和總督何桂清（他名義上在南京，實際上在常州）。
在中國的談判者當中，這些人既代表廣州沿襲下來的對外貿易的利益，也表現了長江下遊官員們對想用關稅收入作為抗擊太平軍軍費的迫切心情。
與這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鹹豐帝現在提出了一個&ldquo秘密計劃&rdquo，其想法十分天真。
他認為貪婪的英國人會放棄條約中關于駐節公使、内地貿易、内地旅遊以及提供賠償等要求的條款，以換取清政府取消英國同中國貿易的全部關稅。
鹹豐帝後來不得不放棄了這種頭腦簡單的想法，但這表明清廷對正在中英關系方面起作用的利害關系是多麼無知。
1859年1月，何桂清受命為兼管西方關系的欽差大臣：朝廷簡單地把這個做法看成是以上海代替廣州的措施，而拒絕何桂清提出的關于新的崗位應當是專職外交職務的意見。
天津條約的主要談判者桂良（1785&mdash1862年）這時在上海說服了額爾金：把英國要求在北京設駐節公使一事應視作可此可彼而不是非此不可者。
作為報償，他同意不等互換條約批準書便讓英國人勘察長江。
因此，在1858年最後幾個星期中，額爾金與李泰國等人，帶了五艘戰艦，溯江而上航行600英裡，通過鎮江、南京、安慶、九江而達漢口，以便選擇最好的新貿易口岸。
這次突然勘察，自然引起了各該地抗擊太平軍的清朝官員的驚慌。
（天津條約曾經規定，在簽字一年後開放鎮江通商，但在平定太平軍以前不開放其他商埠。
）額爾金在議定上海稅則的同時安排長江勘察這一絕招，使人不難看出英中在貿易擴張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麼大的力量。
1858年，增進和擴大外國特權的特許狀在天津和上海形成了文字，這主要又是英國的創造。
它索取賠款總數1600萬兩；增辟了約三倍的條約口岸；确認外國參與中國沿海和河岸運輸業的罕見權利；允許外國人持有護照在中國内地旅行；在叛亂被鎮壓之後立即開放長江漢口以下的部分（如上述）；規定5%的從價關稅（以别種方式計算者例外）和單一的、稅率為從價關稅一半的子口稅；力主把統一的海關外國稅務司職權擴大到所有條約口岸；最後，還要使鴉片貿易合法化。
鴉片貿易在動亂中穩步增長到了這種程度：外國和中國的鴉片進口商聯合要求條約口岸的保護，而中國地方當局現在也對鴉片課以明文規定的進口稅。
這些新條約專門規定了其他許多條款，經驗證明這些都是在中國進行對外貿易活動時值得争取的東西。
但最重要的是，這些條款表明，外國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條約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間的利益相通已發展到多深多遠的程度。
這種共同利益集中體現在鎮壓叛亂和制定擴大貿易方針的方面，這将給外國商人帶來利潤，給中國當局開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掙紮求存。
在英國方面，額爾金勳爵在1858年的談判中發覺他自己被夾在兩個利益集團之間：一方是沙文主義者，即一心想擴張貿易的條約口岸商人；另一方是英國外交官及香港官員和各領事館的官員，他們希望建立一種可行的貿易特權體制，不要做得太過分，以免使中國政府接受不了，或者接受以後而不能維系于不墜。
由于外國稅務司作為開辟财源和調停外國商人同中國稅收人員之間的争執的一個中間環節，已證明它自有其價值，所以它就成為談判者雙方都能接受的東西了。
清帝國政體和貿易擴張的對峙 額爾金在1858年所要求的實質上是兩件事：中國市場應該向西方商業開放得更寬些；中國政府應該進入現代的國家體制。
在天津修改條約時，他的主要目的是獲得公使在北京的居留權，或至少讓外國公使不定期地訪問北京，以便用外交壓力來維護一整套條約權利。
英國人相信，隻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繞過廣州的排外情緒，從中央獲得清帝的保證，使各省的英國商人和傳教士所希求的貿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權利得以兌現（後來一些外交官承認，他們曾過高地估計了清帝對各省的權力）。
由于英國公使提出在北京不行叩頭禮，這個要求便暗示清帝高于所有外國統治者這一陳腐觀念的結束。
然而英國人并不想削弱中國政府，他們隻要能夠獲得貿易的機會和建立一種現代模式的關系就行了。
英國不要求領土控制，并且反對出現瓜分和肢解中國邊沿地區的前景（這一前景在俄國于19世紀40和50年代沿黑龍江進至濱海省以及進入中亞的行動中已可預蔔）。
在中國方面，清廷于1858年面臨着緻命的國内叛亂危機：它嚴重到如此程度，以緻到1860年8月清廷不得不授予漢族人曾國藩以廣泛的軍事财政大權，以指揮全部力量去消滅長江下遊心髒地帶的太平軍。
北京默認1858年英法提出的要求，這必須從他們優先考慮國内事件這個角度去理解。
1861年1月有人在回顧中曾概括說，對北京來說，太平軍和撚軍是心腹之害，蠶食中國領土的俄國是肘腋之憂，而以暴力要求貿易的英國隻不過是&ldquo肢體之患&rdquo。
[46]英法一旦顯示了他們的軍事優勢，則除了答應他們的條約外是别無其他真正的代替辦法去安撫他們的。
然而清帝國的傳統不能輕易地被放棄，特别是不能被定期來京向皇帝進谏的滿洲王公的非正式會議輕易地加以改變。
整個朝廷曾經完全跟着19世紀50年代初高漲的排外情緒和不談判政策走。
隻有當聯軍從廣州開進天津時，意見才分成死硬派和務實派。
一般說來，不當權而又無知的、專以上疏為能事的官員是最狂熱的主戰派，而少數不得不參加談判的不幸者則是最懂得外國火力并每每願意以審慎行事相勸告的人。
特别是南京總督何桂清比較深知上海的西方人，他懂得英國人隻有商業野心，并主張同他們達成協議，以取得他們的幫助去反對太平軍。
像條約時期以前的&ldquo廣州幫&rdquo一樣，這時中國方面又出現了一個&ldquo上海幫&rdquo。
它以關心貿易的上海道台吳健彰和四川人薛煥（此人從1849年起在上海擔任過要職，從1858年起又在江蘇省一級擔任過要職）為代表。
這種新型的重商主義官吏如果不是機會主義分子，也是務實派，他們發現自己同雄心勃勃的英國行政官員如年輕的李泰國有一緻的利害關系；李泰國這時已變成了東西方之間的調停人。
李泰國作為一個在上海能說中國話的外國稅務司，已經與中國地方官員發展了廣泛的交往。
他不但給他們帶來日益增加的關稅收入，也向他們提供關于整個外國問題的情報和意見。
雖然西方商人指責他傲慢自大，有些領事把他當成角逐地位的對手而憎恨他，但英國當局卻器重他對中國地方事務的知識，并且支持把外國稅務司的職權擴大到所有商埠的意見。
李泰國實際上已經同薛煥制定出1858年的新貿易章程：新章程恰好在長江下遊各省因打太平軍而迫切需要軍費時帶來了增加國家稅收的希望。
因此，每當戰争的命運使主戰派的希望受到挫折時，條約口岸各省的清朝官吏則随時準備以各種理由支持清廷的和平政策。
妥協政策首先受到那些必須辦夷務的人的支持。
曾經在四個地方擔任過總督職務并且最有經驗的滿族老官員桂良（1785&mdash1862年）就是天津條約的主要簽字人。
清軍的天津統帥僧格林沁是清廷的一位高級蒙古族心腹大臣，他曾經提出的關于聯軍軍事力量的報告是完全合乎實情的。
在京都，鹹豐帝的兄弟、後來外國人稱為恭親王的奕，也終于成為現實論者的領袖，出來反對大多數的親王。
但是，一旦天津條約被接受以及随着聯軍于1858年夏撤退而放松了壓力，主戰派又重新擡頭了。
這時在北京争論的主要症結是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問題，在廣州争了那麼久的也是這個問題。
清廷雖然深感外國力量之強大，但它隻能設想外國公使應按朝貢使節的舊規矩前來北京：即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三五年來一次，穿中國服裝，通過驿站，由中國官吏護送。
稍稍超出這個規定，就會被認為有損于國家體制。
由于帝國的統治如此其甚地依靠它的威信，而失掉這種威信就會嚴重削弱它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的權力基礎。
就是遲至1859年3月，清帝仍舊作出這樣的規定：來北京的夷使所率扈從不能超過10人，這些人不得攜帶武器，也不得在北京坐轎或擺列儀仗隊。
[47] 到1859年年中，北京的這種不妥協精神同廣州和上海正在進行的切合實際的中外合作之間，存在着很大的距離。
就像以後在1900年的情況一樣，條約制度繼續在外國海軍支配下的商業中心施行，而在清帝國的政治思想中心北京卻受到強烈的反對。
廣州民團驅逐夷人的運動的失敗，使受命收複廣州的欽差大臣黃宗漢于1859年5月被召回。
也在5月份，傀儡巡撫柏貴去世，穩健派勞崇光正式被任命為廣州巡撫和代理總督；勞崇光在謀求中國利益的同時，又能和聯合委員會合作。
中外合作是适應當時情況的所需，它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勞崇光聯合巴夏禮和那時已是廣州領事的阿禮國共同試圖控制苦力買賣的行動。
到1859年，這種買賣的禍害已經達到驚人的程度。
英國關心的是把合同工運到像英屬西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區去勞動而從中獲利，因此它在19世紀50年代采取了雙重政策：一是促使中國放寬移民禁令，二是定出規章以減輕随之而來的禍害。
但那時在廣州的中國人販子，為了把勞工賣給外國的苦力販運者，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門外捉人。
正義的中國群衆處死了一些拐騙者，中國官吏也處決了一批。
然而存在着當地的失業和貧困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機會，這些因素彙合起來使移民繼續進行不辍。
問題是如何規定一些手續并進行審查，以便使合法的移民在沒有拐騙和脅迫的情況下得以進行下去。
為了這個目的，總督勞崇光實際上已使移民在地方上合法化了，結果是，英、中兩國官吏聯合監督移民所（奴隸收容所）的批準和審查工作，并規定在他們在場的情況下自由簽訂合同。
可是廣州的這個制度，受到了澳門及其他不在勞崇光或巴夏禮控制下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華人的蔑視；因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從事鴉片進口貿易那樣從事&ldquo豬仔&rdquo（即人口）的出口貿易。
[48]對中外合搞的這種公害進行控制的企圖，又給中、英兩國地方當局創造了另一種共同的利害關系。
同時，在上海負責處理與訂約列強關系的欽差大臣何桂清，繼續在制定将予擴大的條約制度的細則。
為此目的，他曾經歡迎把李泰國從額爾金的班子中抽回來，他向北京解釋說，李泰國反對走私非常積極，因此作為稅務司而很得罪了一些人；他與額爾金曾沆瀣一氣，并且在天津談判中&ldquo大肆猖獗，獻媚于夷首&rdquo；但是，&ldquo迫回上海，則馴服如昨，為我所用&rdquo。
[49]何桂清被任命處理對外的關系，這也使上海的那些注重貿易的官員有了權力。
上海道台吳煦于2月指示李泰國，以三年薪金為擔保雇用外國關稅人員。
1859年5月23日，欽差大臣何桂清終于任命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去執行通商章程第十條中&ldquo各口劃一辦理&rdquo的規定，一被任命的關務人員應該對英國或其他政府保持完全獨立的地位。
李泰國曾經充當翻譯陪同額爾金于1858年底上溯長江，也到過南方商讨關于在其他口岸設立外國稅務司的問題。
1859年5月，廣州海關監督恒祺也要求在那裡設外國稅務司。
他曾經得到上海道台吳健彰及其繼任人員吳煦的指導。
結果，李泰國把上海的章程帶到廣州，見到勞崇光和恒祺，并且使廣州海關從1859年10月24日起采用上海的章程。
12月，清帝接受勞崇光作出的結論，即因為面對着中外串通一氣的事實，要想對廣州貿易課稅，&ldquo唯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rdquo。
同時廣州領事阿禮國也把一名年輕的翻譯赫德，從聯合委員會調回領事館（1860年6月30日，赫德辭去英國職務，在廣州海關為李泰國效勞）。
[50]這一切都是在1859年6月大沽事件爆發以前發生的。
中國的外交關系此時正在兩條軌道上進行。
1859年6月，當條約批準書準備在北京互換時，在天津下遊大沽的北河口發生了意外沖突，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訊不完備所緻。
僧格林沁已經用外國大炮加強了大沽的防衛，并且預料外國使節将取道北塘路線北上。
但是英、法兩國公使指示要進入大沽，當這一要求被拒絕時，他們試圖使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由于準備不充分，加上登陸部隊不久就陷入河邊淺灘泥潭裡，英國死傷432人，損失4艘炮艦。
英國公使蔔魯斯（額爾金的弟弟）後來承認，在他帶往北京去要求批準的條約中所規定的去北京的權利，還沒有合法的根據。
看來，和以往一樣，真正的問題仍舊是一場意志力的考驗。
大沽的意外勝利使北京的主戰派重又擡頭。
1859年8月天津條約被廢除，目的在于避免四件仍是最感惡心的事，即外國在北京常駐外交代表；開放長江貿易；外國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賠款。
這些内容在美國的條約中是沒有的。
美國公使（華若翰）已經于1859年8月16日在北京交換了條約批準書；他是以朝貢的方式，乘坐輕便馬車，帶着很少随從取道北塘來到北京的。
清朝要求英、法援例而行。
在倫敦，大沽的慘敗使議會懷疑是否需要派出駐節公使前往北京；但是魯塞爾的政府力主設置駐節公使的絕對必要性。
大沽事件使英國的強硬路線得勢。
額爾金前此曾因為以最少的流血打開了中國門戶而在倫敦受到盛大接待；這時他不得不回來認真執行這條強硬路線。
英、法對大沽失敗作出的反應是在1860年夏派遣一支更大的遠征部隊去華北：60多艘法國船隻載運6300名法國士兵，143艘英國運輸船載運10500名士兵，再加上從香港下層社會征召的由2500人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廣州苦力隊。
聯軍全權大使額爾金勳爵和葛羅男爵拒絕在上海進行任何談判。
他們的200艘船隻集合在天津口外沿海一帶。
8月1日，聯軍沒有遇到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陸。
他們從這裡很快就攻陷了嚴密設防的大沽炮台，并于8月25日開始進入天津。
1860年的和解 額爾金現在依靠巴夏禮充當他的主要翻譯和代表，正如他在1858年曾經依靠李泰國扮演一個桀骜不馴的蠻夷的角色一樣。
善于從事持久談判的桂良和其他北京使臣來到天津議和，但清廷一如既往力圖頑固地維護朝貢制度的基本規定，提出外國使節（即使他帶有400名警衛）也必須由清政府護送至京，并按照清廷制度給他們安排住宿和供應。
在談判的同時，聯軍拒絕停止進軍，也拒絕考慮任何條件，直到他們到達北京以東十幾英裡外的運河終點通州為止。
在通州，代替桂良在9月17日同巴夏禮進行談判的滿族親王（怡親王載垣）發現，聯軍要求清帝接見，以便交換條約批準書。
此時聯軍也發覺，僧格林沁的部隊已經準備了一次伏擊，因此就向他們發動進攻。
這樣，9月18日談判破裂。
巴夏禮及其一行（25名英國人和13名法國人）一同被扣留，并铐押收監。
9月21日，聯軍部隊再一次打敗清軍，逼近北京。
第二天，清帝逃出長城前往熱河，留下他的兄弟恭親王來收拾殘局。
巴夏禮被扣押三個星期，受到壓力，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拷問，而額爾金和葛羅卻迫于形勢，在等待天津運來彈藥。
因為現年32歲的巴夏禮有兩年半時間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