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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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居民而取得了英國國籍，他們也可以要求領事裁判權的保護。
這就形成一整個介乎東、西方之間的中國人階層，他們能夠随時要求外國保護，拒絕接受中國管轄，雖然中國的習俗則堅持各地的中國人都是清帝國的臣民。
這樣一來，外國庇護下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便成了中國沿海一帶的特權人物：他們擁有外國武器和與外國人的關系，中國官吏要對他們進行高壓就得三思而行。
早期在廈門領事館注冊的英國居民中，大多是華裔及新加坡、馬六甲或槟榔嶼人。
這些英籍中國人一旦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認為是受到外國保護的。
他們隻需簡單地換上西服就俨然有權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着中裝，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間。
但是，利用英國的掩護進行違法活動，隻是更大規模的潮流&mdash&mdash華南持不同政見組織&mdash&mdash的先兆；這種組織首先在貿易路線上，後來在居民當中滋生起來。
人口和貿易的增長使政府的管理鞭長莫及，秘密會社遂能迎合那些從事合法貿易的客商之間與日俱增的互助互衛的需要，同時也迎合了鴉片走私商及分享他們利益的衙門吏胥、船戶和盜匪之間的需要。
華南秘密會社一般是三合會或洪門（見第三章）的分支。
三合會各會堂大多是獨立的，不受中樞的控制，而且隻在他們願意時才進行合作。
但他們的秘密兄弟關系彼此間有一種秘密的語言、口令和暗号，會員即使互不相識，也可憑着這些辦法了解對方的身份：這一切對從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處漂泊的人是特别有用的。
松散的三合會網絡組織沒有中樞頭目，肯定是無法對抗政府的，但政府也無法消滅它。
它作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長起來。
[32] 就這樣，在西方商業擴張的半陰影裡，一種不法的中國社會成分開始沿着貿易的道路發展壯大起來。
三合會會徒成批擁向香港，英國人想在那裡把他們管起來。
在中國的海域内所樹立的一種以英國海軍為代表的新權威企圖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統治，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同時給不法分子提供掩護。
舉例來說，就是這些促進了鴉片貿易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也幫助了苦力買賣的發展。
非洲的販奴貿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種植園仍舊需要廉價勞力。
結果是産生一種新行業，它用外國船隻從廈門、汕頭、廣州或澳門将契約華工運往馬來亞、蘇門答臘或爪哇以及秘魯或古巴等地，為開辟種植園提供勞動力。
這一勾當是由廈門的德滴等肆無忌憚的英國商人們推動的；德滴作為英國臣民而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而且他還是荷蘭與西班牙兩國的領事，所以又獲得了豁免權與權勢。
海盜活動這時也随着沿海貿易的增長而趨于猖獗。
到1850年，廈門領事估計，至少有3000名中國海盜活躍在福建沿海。
英國炮艦正式進行巡航，追捕海盜，把一批批罪犯帶到通商口岸交給中國地方官。
在四年内，英國船隻捕獲了大約139隻海盜船，并得到英國政府付給的獎金：即對7000名左右被殺或被捕的海盜按每個人頭付獎金20鎊。
這種活動隻部分地在公海上進行。
它也是英國權力代替中國權力的一種表現。
但是追捕海盜遇到了真假難分的困難。
因為中國漁船隊開始武裝自己以抗禦海盜活動，何況有些武裝船隻既可充漁民，也可充海盜的角色。
作為抗禦海盜活動的保護者而發展起來的護航隊，也變成了一種生意。
獲得香港所發英國通航證的武裝船隻，開始訂立保護中國漁船隊和貿易船隻的合同。
例如，105噸的斯派克号雙桅縱帆船，長70英尺，寬19英尺，深8英尺，上有一層甲闆和兩根桅杆，它配備着9門炮、23支毛瑟槍、5支手槍、10把彎刀、4支長矛和5根梭镖，并有11名水手。
此船歸甯波的威廉·戴維森所有，懸挂英國旗，帶着由香港總督簽發的有效期為一年的通航證。
船長、大副和炮手是英國人，但大多數水手是馬尼拉人。
&ldquo斯派克&rdquo号不怕中國船隻，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它不得不依賴中國人去分辨海盜與合法漁民。
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國人的糾紛之中，使英國旗幟被私人目的所利用，但船長、大副和炮手對此并不一定反感。
[33] 不久，英國私人的護航業務碰到了其他外國人&mdash&mdash澳門的葡萄牙人&mdash&mdash的競争。
到19世紀中葉，後者的十二三艘武裝洋式中國船（有着歐洲式的船身和中國式的帆），不顧澳門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甯波江口大肆敲詐勒索。
19世紀50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興有（阿帕克）率領二十幾艘船隻組成的廣州海盜船隊在甯波港外停泊，本來在護航業務上就已經相當劇烈的英、葡競争被弄得更加複雜化了。
雖然用慣常的收買辦法把布興有設法安插到了清帝國的水師裡去，但他繼續在護航事務中進行訛詐。
不幸，中國地方當局未能使這些廣東海盜與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歸于盡，局勢依然沒有被控制住。
在這種背景下，再加上鴉片貿易非法地日益擴張，以及苦力買賣、海盜活動和護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條約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對華合法貿易，受到了貪污和混亂局勢的威脅。
在那麼多越軌不法事情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實行條約稅則就越來越行不通了。
一個肆無忌憚的外國商人既可以用威脅來恫吓中國的海關稅收人員，又可以接着用利誘以達到互利的目的&mdash&mdash這樣幹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國海關放棄它們一貫撈外快的常規，也不能指望它們執行外國制度去管理他們無法控制的外國人。
然而在條約稅則日趨無法貫徹的時候，依賴條約稅則的大商行的貿易利益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上海成為新的發展中心地點，外國的侵略和中國的軟弱在這種發展中結合起來，創造了新的中外條約口岸制度。
上海的興起 上海由一個小縣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為中國的大都市，這是由幾個因素湊合起來的結果。
當然，有一個是地理因素。
上海瀕臨一條寬闊的河流，距該河流入長江的江口處約十餘英裡。
它提供了種種港口設施，有一個安全港，由于有通向内地的河道，與内地的交道也相當方便。
它位于兩條貿易航道的交叉點：一條是溯江而上直達四川，一條是沿中國海岸從廣州直到滿洲。
從國際上說，它是航運的樞紐，從廣州、天津和日本循海路到這裡都很方便。
它既是巨大的長江流域和華中區貿易的集中地，又是整個東亞的分配要地。
從地方上說，上海之所以能夠興起，是由于肥沃的糧倉長江三角洲生産了過剩的糧食；北京的糧食供應就是從長江三角洲通過大運河或繞山東海角北運的。
這個全中國最富饒的區域有能力供養一個大都會。
[34] 19世紀50年代初上海變成一個關鍵地點，中西關系新的力量對比在這裡允許英國建立了優勢地位。
英國對上海興起的貢獻首先是皇家海軍作出的，它保障了中國和外國财産的安全；其次是英國商人作出的，他們自己賺錢，也給中國幫手和商人提供了同樣的機會。
英國領事賦予這些起作用的勢力以合乎法理的和制度的形式。
其實，英國領事不過是先作出了這種貢獻而已，幫助他們的有美國和法國的領事，更不用說還有美國和别國的商人了。
中國人作出貢獻的則有以下幾種人：中國商人，他們吸引了整個富饒的長江三角洲的地主豪紳的資本；中國的叛亂分子，他們制造了當前的騷亂問題從而引起了外國的幹涉；還有那些唯利是圖、投機鑽營的清朝官吏，這些人名義上代表着一個軟弱得不能控制他們的政府。
上海自元朝以來就已經是一個縣城。
1871年的縣志就記載，1813年全縣人口約逾50萬，1852年還要多一點。
[35]外國居留地開始開辟于城牆北面一段地區，在城牆同蘇州河（中國人叫吳淞江）及較寬的黃浦江彙合處之間（見地圖8）。
早年外國領事和蘇松太道台之間的有關安排都是很不正規的。
不像後來别的口岸的安排那樣，上海的領事們都沒有從清政權那裡正式獲得租讓給他們政府的租借區；對于這種租借區，領事們是可以轉手再租給外國國民的。
（譬如天津後來辟有八個租界，漢口有五個租界。
）上海的情況則不同，雖然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開頭都要求各有各的地區，可是早期的上海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人不得購買土地，但可允許他們直接同中國的土地所有者洽商永久租借事項，并通過他們的領事向清當局申報，然後從道台那裡取得租地權。
雖然法國居留區被人們稱為&ldquo法租界&rdquo，并且由法國領事當局進行管理，但這是一點一點地拼湊而成，而不是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單獨的租界存在的。
同時，占優勢的英國人本着自由貿易的精神，在原來138英畝的英國居留地内歡迎任何國家的國民及其領事入境居住，因此它便逐漸擴展成為一個在整個條約制度下列強領事團共管下的國際自治區。
由此産生的公共租界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它最後變成了對支配此地的英國人所特有的實用主義精神的頌歌；但是，它形成的過程卻經曆了20年的醞釀期。
[36] 地圖8 上海的成長 從1843&mdash1853年在這些小居留區内，除中國雇員仆役或服務行業外，一般不讓中國人居住。
中國居民在1853年初估計僅500人，但到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時出現了大批難民。
幾千名無家可歸的中國人立即在外灘露宿或住進碼頭邊的小船上；席棚、店鋪和廉價住宅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後春筍那樣湧現，以容納這些人；于是外國居留地很快變成了一個中外雜居的城市。
逃避太平軍的難民不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錢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庭。
在以後10年中，被迫離開家鄉的紳士加入到上海社會中來，從而加速了長江下遊的地主家庭與外國的接觸和貿易往來。
這樣，在西方商人和中國統治階級分子之間便出現了某種利害與共的關系。
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現在通過把土地轉租給不動産經營者和建築業者而獲利。
到1854年年中，在150棟外僑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約8000所中國住戶。
這種中國人大大超過西方居民的中外雜居情況，并沒有使上海居留地退還給中國人來管理。
相反，上海舊城于1853年9月7日被粵、閩小刀會起義者攻占以後，外國居留地更加成為難民栖身之所。
直到17個月以後，即到1855年2月法國軍隊與清軍把造反者趕出時為止的這段時期，上海的外國居留區始終被騷動和叛亂所包圍。
[37]各國領事雖然堅持中立立場，但他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承擔地方政府的責任，其中包括涉及中國居民的審判事務。
他們對較小罪行處以适當的罰款或收監，比較嚴重一些的案件就移交給中國當局。
這時的道台是廣東人吳健彰：此人原在公行中吳爽官的商行裡做過事，捐了官，但繼續在商業上與旗昌洋行的金能亨等人保持聯系。
1853年9月7日吳健彰被他的美國朋友救出縣城；此後他繼續和他們合作。
一種新的中外利害與共的關系在上海與日俱長起來。
除鴉片而外，從西方的進口都減少了，而茶葉，特别是絲的出口，卻由于太平軍破壞了中國國内的需求以及破壞了輸往廣州的路線反而有所增長。
這一切使得當地的中國人甘願默認外國居留地的自治權，而且還出力幫忙保衛它。
這種中外之間的共同利害關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獨立地位的秘密所在。
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紛紛出現，而且逐漸形成了一些新制度。
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個内容就是海關雇用外國稅務司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清朝海關雇用外國人做中國的公務員，并監督外國商人遵守稅則和貿易規定。
這一大發明當然是長期發展的産物。
在1842年以後的時期英國領事在最初階段曾試圖監督英商交納條約稅則規定的關稅。
但是這一&ldquo領事為了緝私而進行幹預&rdquo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嚣，因為商人發覺他們可以通過威吓或利誘中國海關收稅人員的辦法，使雙方在關稅稅額上私下成交，互相得利。
用這種辦法&ldquo詐騙皇帝&rdquo的關稅收入，使守法的外國商人很惱火，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競争，但事實證明不可能有什麼妙計使中國海關變得清廉，特别是在不誠實的外國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挾，而善良的中國關員卻缺乏武力的時候更是如此。
到1850年，英國政府完全被合法貿易中的中外偷漏關稅的行徑所挫。
平等執行條約稅則這一條約制度的基石正趨于崩潰。
在50年代初的第二階段中，上海的英國領事阿禮國企圖用拒付關稅的辦法威逼中國海關，但是這樣做的結果隻能傷害條約制度。
第三階段開始于1853年9月7日小刀會的起義，這時海關處于停頓狀态。
阿禮國要他的商人用期票繳納根據條約規定應付的稅款，以使貿易能繼續進行。
當兼管關稅的吳道台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納稅的時候，阿禮國領事的這種出具期票的&ldquo臨時制度&rdquo最後不得不予以廢棄。
但是中國政府還不能在上海對外國貿易重新征收有利可圖的關稅，所以吳健彰開始在領事耳目以外的内地對外國貨物課稅。
如果長此以往，這種做法就會破壞條約口岸制度。
與此同時，即到了1854年4月，圍攻城内叛亂分子的清軍已開始搶劫和威脅縣城以北外國居留區的外國人。
清政府當局無法控制他們。
4月4日，阿禮國領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湊了一支由400名水兵和商人志願兵組成的混合部隊，以四門大炮出擊，在那次所謂&ldquo泥灘戰鬥&rdquo中肅清了居留區的西界。
不像廣州的商行區那樣，這裡的西方人是能夠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國新監督官麥蓮（在與省當局的談判中他曾與英國人密切合作過）的到來，在軍事&mdash商業領域内也出現了政治家人物。
1854年7月12日，上海英、美、法三國領事經與吳健彰談判，終于就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達成協議。
作為關稅監督官，吳健彰負責雇用由領事提名的外國稅務司，使之規定外國商人的納稅額，和過去一樣，它由中國海關銀行接收。
作為給他的一種甜頭，吳健彰可以指望從&ldquo臨時制度&rdquo時期以來所積累起來的關稅期票中收到大約120萬銀兩或39.1萬鎊稅款。
（後來經過許多法律交涉，美國的關稅隻付了1/3，即118125兩，而英國則分文未付。
）最後由于所有這些機緣的湊合，出現了一個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關。
從此，外國領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國政府也因此獲得貿易稅收。
雖然1854年的協定給予領事以關稅控制權，但是英國政府不願承擔這一責任。
不久雙方一緻議定，外國稅務司雖然是外國國民，但隻替中國皇帝效力。
[38]這種新規章所以能在上海實現，部分的是因為在當時萬分危急的境況下，中國當局的代表是一位詭計多端的人物，他成長于廣州的商場上，而不是在正統儒教的熏陶下教養起來的。
第二個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難民流入城鎮，給市政管理帶來了危機。
随着中國貧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興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員港口所特有的罪惡活動也變本加厲起來。
防火防病和維持市民秩序等，沒有一樣不變成了迫切的任務，所以各國領事在1854年7月與吳道台就制定一項《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緻意見。
在早期協定的基礎上，新章程規定領事每年應召集土地出租人開會，讨論的事項有：修築道路、碼頭和橋梁；對這些建築進行維修和打掃；提供适當的照明設備和排水系統；另外，還要建立一支警察隊伍。
年會還受權對土地和房屋課稅，對上岸貨物征收碼頭稅。
負責此事的委員會被授予法律職能，即要對違反規定的行為提出起訴和對每年賬目提出報告。
這樣就創建了一個貿易商的共和國，它有權在外國領事根據條約進行管轄的規定下進行征稅和警察治安活動，同時還取得了中國政府的默認。
當清朝官吏軟弱無能而地方勢力尚未鞏固的時候，在上海的放肆的外國人便得以建立了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後繼續騷動的10年中，中國資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業合作的新中心上海。
從廣州來的買辦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甯波（它是個較古老的商業中心，曾經是同日本貿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時還控制着由杭州灣到滿洲的大部分沿海貿易）銀行商号的競争。
山西票号是在地區間（特别是在華北）的資金彙兌方面同官場進行密切的合作；甯波錢莊則不同，它們是在長江下遊與沿海及外國貿易發生關系而起家的。
它們由早期兌換銀錢的店鋪發展起來，發行可以兌換銅币或銀兩的彙票，并創辦了信貸，以此來促進貿易。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甯波錢莊通過發展過戶制度而滿足了信貸需要；憑過戶制度，商人在他們的錢莊存折中登記下彼此之間的每日交易，然後由錢莊每晚進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結算和轉賬，這便替信用證券創立了一個粗具雛形的票據交換所。
甯波銀行家早在19世紀初就已在上海貿易中嶄露頭角，後來開始在上海銀行界起顯著作用。
當條約口岸的開辟促進了沿海和國際貿易的時候，上海茶、絲貿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甯波人，他們能夠依靠甯波地區舊式商業家族積累起來的資金。
鴉片貿易發展了期票和銀行彙票的使用，而太平軍叛亂對長江下遊貿易的破壞又給予甯波&mdash上海銀行家們以更多的機會。
在條約口岸有自己銀行的外國商人感到必須與本地錢莊合作，以便利用它們的票據交換所組織。
而與外國的這種聯系，反過來又有助于使中國錢莊能對政府的控制保持相對的獨立性。
[39] 廣州第二次鴉片戰争的爆發 對比西方在廣州和上海的經驗，有助于說明19世紀中葉外國在中國的作用。
在這個時候，清朝主要關心的是叛軍勢力蔓延，而叛亂正顯示了中國政治經濟中根深蒂固的弊病。
庫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舊秩序由于結構和環境的多種缺陷而受到損害，受過儒家洗禮的文人學者統治階級終于以不可忽視的活力和獨創性來對待這些弊端。
在19世紀50年代，許多主要省份都處于内戰和混亂狀态時，沿海的西方商人、傳教士和軍隊相對地說似乎隻屬于邊疆偏僻地方的問題。
外國人在火力方面無敵而人數甚少，他們雖然可以打到廣州，甚至最後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們不能取代中國人口，也不能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來統治中國人。
一句話，像從前蒙古和滿族入侵者一樣，英國人也能打入中國的民族混雜的統治階級權力結構之中，甚至到時候還可以在帝國政府中起作用。
但是他們隻有在中國人的幫助下，隻有與統治制度互相适應，而且隻有在中國民衆沒有被現代民族主義感情動員起來反抗他們的時候，才能這樣做。
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給予外國人以條約特權和在中國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而延長并改造了帝國的政體。
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嚴陣以待，頑固地進行排外。
就在清朝全力對叛亂進行鎮壓的同時，西方入侵者仍被視為需要清除淨盡的累贅。
鹹豐帝即位于1850年3月，時年19歲，他不久便被災難所壓倒，因此看來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堅強的領導者。
他對外部世界極端無知，徐廣缙（當時是負責對外關系的廣州欽差大臣和總督）煽起民衆的排外情緒使英國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動了他。
1850年3月，英國人因徐廣缙違反條約而在天津給穆彰阿和耆英（負責簽訂1842&mdash1844年條約的兩位主要官員）遞交了抗議書。
這位年輕皇帝的反應是，以屈服于英國人的罪名斥責和貶抑他父親所信任的這些官員。
此後，他支持徐廣缙及其親密同僚廣東巡撫葉名琛的不同西方使節交往的政策。
同時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當局把一切外事活動移交給廣州欽差大臣。
北京的這條強硬路線，使巴麥尊于1851年曾考慮過采取武力報複，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職務，而他在倫敦的繼任者卻并不那麼感到需要卷入中英鬥争中去。
1858&mdash1860年英、法聯軍遠征中國之役，是由于1854年雙方共同努力謀求修改條約的談判遇挫而引起的。
促使采取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幾個因素：英國想尋求機會與南京太平軍叛軍進行貿易的希望遭到破滅；1854年和1855年英法在對俄國的克裡米亞戰争中實行外交合作和軍事上無暇他顧；美國公使（麥蓮）來到中國，他較他的前任更少懷疑英國人的出爾反爾而願意與英法兩國共事合作。
總的說來，到1854年，外國輿論已經認為不能從太平軍的勝利中撈到什麼油水，而英國政府也已決定采取中立和不幹涉政策。
在法、美兩國同意下，三強企圖通過修改條約來增進它們在中國的利益。
結果三國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間紛紛在福州、上海，最後在天津，從多方面提出申訴或建議，企圖勸服當時的廣州總督葉名琛。
這些努力有助于達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協定，然而它們在與北京朝廷打交道時卻無效果。
1855年2月巴麥尊出任首相以後，在中國的英國活動分子越來越不安分了。
[40] 葉名琛當時因為要對付廣州周圍的叛亂而陷于困境。
他頑固地拒絕英國人進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記述中成了一個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詞，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當鄰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義所震撼的時候，他在廣州10年的真正功績卻是維護住了清帝國對那裡的軍事控制。
太平軍于1852年由廣西向長江北進，部分原因也是葉名琛保住了廣東。
然而太平軍的榜樣在廣東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亂。
葉名琛通過向紳士課稅來籌措民團經費以對付這些叛亂，這正反映了廣州地區當時的困難局勢。
華南的叛亂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蘇的絲改經較短的路線運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嶺和别的關隘而至廣州的舊運輸線上謀生的船民和碼頭搬運工都被迫失業。
和三合會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像1853年占領過廈門和上海城的小刀會，現在有了用武之地。
1854年期間，廣州地區被卷入&ldquo紅巾&rdquo之亂的漩渦中。
廣州城隻是由于農村民團局（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結構之上的組織，所以在提供救濟、控制物價和鼓勵生産的同時，還能庇護和組織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奪。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紳士領導之下完成的，原則上要由朝廷批準，實際上總督批準即可。
葉名琛在堅持科舉考試，獎勵有功的紳士，處分那些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
但是一旦&ldquo紅巾&rdquo被鎮壓，幾萬人便在1855年被處決，廣州的紳士仍舊在地方重新保持權力地位，他們能夠用貿易稅捐支持他們的鄉勇和民團，而農民則比過去更加貧困，經官方批準并由紳士領導的民團已與由紳士資助的鄉勇（他們的所作所為經常無異于老百姓的敵人）合流。
[41] 成為1856年10月開戰理由的&ldquo亞羅&rdquo号事件，便顯示了正在成為中英關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
這種船有外國的船身和中國的裝配。
船主是中國人，但他住在香港。
船長（甘納迪）是英國人，12個水手全是中國人。
&ldquo亞羅&rdquo号曾在香港登記，但已超過這一年的有效期11天，而根據殖民地條例，它有權在回返香港以前懸挂英國旗。
但事實上&ldquo亞羅&rdquo号不管是否打了英國旗，它
這就形成一整個介乎東、西方之間的中國人階層，他們能夠随時要求外國保護，拒絕接受中國管轄，雖然中國的習俗則堅持各地的中國人都是清帝國的臣民。
這樣一來，外國庇護下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便成了中國沿海一帶的特權人物：他們擁有外國武器和與外國人的關系，中國官吏要對他們進行高壓就得三思而行。
早期在廈門領事館注冊的英國居民中，大多是華裔及新加坡、馬六甲或槟榔嶼人。
這些英籍中國人一旦穿上西服，通常都被認為是受到外國保護的。
他們隻需簡單地換上西服就俨然有權要求不受清政府的管理，而一旦改着中裝，又可以融合在本地人中間。
但是，利用英國的掩護進行違法活動，隻是更大規模的潮流&mdash&mdash華南持不同政見組織&mdash&mdash的先兆；這種組織首先在貿易路線上，後來在居民當中滋生起來。
人口和貿易的增長使政府的管理鞭長莫及，秘密會社遂能迎合那些從事合法貿易的客商之間與日俱增的互助互衛的需要，同時也迎合了鴉片走私商及分享他們利益的衙門吏胥、船戶和盜匪之間的需要。
華南秘密會社一般是三合會或洪門（見第三章）的分支。
三合會各會堂大多是獨立的，不受中樞的控制，而且隻在他們願意時才進行合作。
但他們的秘密兄弟關系彼此間有一種秘密的語言、口令和暗号，會員即使互不相識，也可憑着這些辦法了解對方的身份：這一切對從事不可告人的生意而到處漂泊的人是特别有用的。
松散的三合會網絡組織沒有中樞頭目，肯定是無法對抗政府的，但政府也無法消滅它。
它作為地方犯罪的媒介物而滋長起來。
[32] 就這樣，在西方商業擴張的半陰影裡，一種不法的中國社會成分開始沿着貿易的道路發展壯大起來。
三合會會徒成批擁向香港，英國人想在那裡把他們管起來。
在中國的海域内所樹立的一種以英國海軍為代表的新權威企圖建立一套新的法律統治，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同時給不法分子提供掩護。
舉例來說，就是這些促進了鴉片貿易的廣州人和廈門人，也幫助了苦力買賣的發展。
非洲的販奴貿易已被禁止；但新的種植園仍舊需要廉價勞力。
結果是産生一種新行業，它用外國船隻從廈門、汕頭、廣州或澳門将契約華工運往馬來亞、蘇門答臘或爪哇以及秘魯或古巴等地，為開辟種植園提供勞動力。
這一勾當是由廈門的德滴等肆無忌憚的英國商人們推動的；德滴作為英國臣民而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而且他還是荷蘭與西班牙兩國的領事，所以又獲得了豁免權與權勢。
海盜活動這時也随着沿海貿易的增長而趨于猖獗。
到1850年，廈門領事估計，至少有3000名中國海盜活躍在福建沿海。
英國炮艦正式進行巡航，追捕海盜，把一批批罪犯帶到通商口岸交給中國地方官。
在四年内，英國船隻捕獲了大約139隻海盜船，并得到英國政府付給的獎金：即對7000名左右被殺或被捕的海盜按每個人頭付獎金20鎊。
這種活動隻部分地在公海上進行。
它也是英國權力代替中國權力的一種表現。
但是追捕海盜遇到了真假難分的困難。
因為中國漁船隊開始武裝自己以抗禦海盜活動，何況有些武裝船隻既可充漁民，也可充海盜的角色。
作為抗禦海盜活動的保護者而發展起來的護航隊，也變成了一種生意。
獲得香港所發英國通航證的武裝船隻，開始訂立保護中國漁船隊和貿易船隻的合同。
例如，105噸的斯派克号雙桅縱帆船，長70英尺，寬19英尺，深8英尺，上有一層甲闆和兩根桅杆，它配備着9門炮、23支毛瑟槍、5支手槍、10把彎刀、4支長矛和5根梭镖，并有11名水手。
此船歸甯波的威廉·戴維森所有，懸挂英國旗，帶着由香港總督簽發的有效期為一年的通航證。
船長、大副和炮手是英國人，但大多數水手是馬尼拉人。
&ldquo斯派克&rdquo号不怕中國船隻，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它不得不依賴中國人去分辨海盜與合法漁民。
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中國人的糾紛之中，使英國旗幟被私人目的所利用，但船長、大副和炮手對此并不一定反感。
[33] 不久，英國私人的護航業務碰到了其他外國人&mdash&mdash澳門的葡萄牙人&mdash&mdash的競争。
到19世紀中葉，後者的十二三艘武裝洋式中國船（有着歐洲式的船身和中國式的帆），不顧澳門葡萄牙人的限制，聚集于甯波江口大肆敲詐勒索。
19世紀50年代初，由于臭名昭著的布興有（阿帕克）率領二十幾艘船隻組成的廣州海盜船隊在甯波港外停泊，本來在護航業務上就已經相當劇烈的英、葡競争被弄得更加複雜化了。
雖然用慣常的收買辦法把布興有設法安插到了清帝國的水師裡去，但他繼續在護航事務中進行訛詐。
不幸，中國地方當局未能使這些廣東海盜與葡萄牙人互相火并而同歸于盡，局勢依然沒有被控制住。
在這種背景下，再加上鴉片貿易非法地日益擴張，以及苦力買賣、海盜活動和護航工作等原因，新的條約制度精心哺育的西方對華合法貿易，受到了貪污和混亂局勢的威脅。
在那麼多越軌不法事情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實行條約稅則就越來越行不通了。
一個肆無忌憚的外國商人既可以用威脅來恫吓中國的海關稅收人員，又可以接着用利誘以達到互利的目的&mdash&mdash這樣幹有何不可呢？不能指望中國海關放棄它們一貫撈外快的常規，也不能指望它們執行外國制度去管理他們無法控制的外國人。
然而在條約稅則日趨無法貫徹的時候，依賴條約稅則的大商行的貿易利益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上海成為新的發展中心地點，外國的侵略和中國的軟弱在這種發展中結合起來，創造了新的中外條約口岸制度。
上海的興起 上海由一個小縣城的地位迅速崛起而為中國的大都市，這是由幾個因素湊合起來的結果。
當然，有一個是地理因素。
上海瀕臨一條寬闊的河流，距該河流入長江的江口處約十餘英裡。
它提供了種種港口設施，有一個安全港，由于有通向内地的河道，與内地的交道也相當方便。
它位于兩條貿易航道的交叉點：一條是溯江而上直達四川，一條是沿中國海岸從廣州直到滿洲。
從國際上說，它是航運的樞紐，從廣州、天津和日本循海路到這裡都很方便。
它既是巨大的長江流域和華中區貿易的集中地，又是整個東亞的分配要地。
從地方上說，上海之所以能夠興起，是由于肥沃的糧倉長江三角洲生産了過剩的糧食；北京的糧食供應就是從長江三角洲通過大運河或繞山東海角北運的。
這個全中國最富饒的區域有能力供養一個大都會。
[34] 19世紀50年代初上海變成一個關鍵地點，中西關系新的力量對比在這裡允許英國建立了優勢地位。
英國對上海興起的貢獻首先是皇家海軍作出的，它保障了中國和外國财産的安全；其次是英國商人作出的，他們自己賺錢，也給中國幫手和商人提供了同樣的機會。
英國領事賦予這些起作用的勢力以合乎法理的和制度的形式。
其實，英國領事不過是先作出了這種貢獻而已，幫助他們的有美國和法國的領事，更不用說還有美國和别國的商人了。
中國人作出貢獻的則有以下幾種人：中國商人，他們吸引了整個富饒的長江三角洲的地主豪紳的資本；中國的叛亂分子，他們制造了當前的騷亂問題從而引起了外國的幹涉；還有那些唯利是圖、投機鑽營的清朝官吏，這些人名義上代表着一個軟弱得不能控制他們的政府。
上海自元朝以來就已經是一個縣城。
1871年的縣志就記載，1813年全縣人口約逾50萬，1852年還要多一點。
[35]外國居留地開始開辟于城牆北面一段地區，在城牆同蘇州河（中國人叫吳淞江）及較寬的黃浦江彙合處之間（見地圖8）。
早年外國領事和蘇松太道台之間的有關安排都是很不正規的。
不像後來别的口岸的安排那樣，上海的領事們都沒有從清政權那裡正式獲得租讓給他們政府的租借區；對于這種租借區，領事們是可以轉手再租給外國國民的。
（譬如天津後來辟有八個租界，漢口有五個租界。
）上海的情況則不同，雖然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開頭都要求各有各的地區，可是早期的上海租地章程規定，外國人不得購買土地，但可允許他們直接同中國的土地所有者洽商永久租借事項，并通過他們的領事向清當局申報，然後從道台那裡取得租地權。
雖然法國居留區被人們稱為&ldquo法租界&rdquo，并且由法國領事當局進行管理，但這是一點一點地拼湊而成，而不是一開始就作為一個單獨的租界存在的。
同時，占優勢的英國人本着自由貿易的精神，在原來138英畝的英國居留地内歡迎任何國家的國民及其領事入境居住，因此它便逐漸擴展成為一個在整個條約制度下列強領事團共管下的國際自治區。
由此産生的公共租界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它最後變成了對支配此地的英國人所特有的實用主義精神的頌歌；但是，它形成的過程卻經曆了20年的醞釀期。
[36] 地圖8 上海的成長 從1843&mdash1853年在這些小居留區内，除中國雇員仆役或服務行業外，一般不讓中國人居住。
中國居民在1853年初估計僅500人，但到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時出現了大批難民。
幾千名無家可歸的中國人立即在外灘露宿或住進碼頭邊的小船上；席棚、店鋪和廉價住宅組成的新街道弄堂如雨後春筍那樣湧現，以容納這些人；于是外國居留地很快變成了一個中外雜居的城市。
逃避太平軍的難民不僅包括平民百姓，也包括有錢有地位的地主和商人家庭。
在以後10年中，被迫離開家鄉的紳士加入到上海社會中來，從而加速了長江下遊的地主家庭與外國的接觸和貿易往來。
這樣，在西方商人和中國統治階級分子之間便出現了某種利害與共的關系。
在上海租有土地的西方人，現在通過把土地轉租給不動産經營者和建築業者而獲利。
到1854年年中，在150棟外僑宅第之外增加了大約8000所中國住戶。
這種中國人大大超過西方居民的中外雜居情況，并沒有使上海居留地退還給中國人來管理。
相反，上海舊城于1853年9月7日被粵、閩小刀會起義者攻占以後，外國居留地更加成為難民栖身之所。
直到17個月以後，即到1855年2月法國軍隊與清軍把造反者趕出時為止的這段時期，上海的外國居留區始終被騷動和叛亂所包圍。
[37]各國領事雖然堅持中立立場，但他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承擔地方政府的責任，其中包括涉及中國居民的審判事務。
他們對較小罪行處以适當的罰款或收監，比較嚴重一些的案件就移交給中國當局。
這時的道台是廣東人吳健彰：此人原在公行中吳爽官的商行裡做過事，捐了官，但繼續在商業上與旗昌洋行的金能亨等人保持聯系。
1853年9月7日吳健彰被他的美國朋友救出縣城；此後他繼續和他們合作。
一種新的中外利害與共的關系在上海與日俱長起來。
除鴉片而外，從西方的進口都減少了，而茶葉，特别是絲的出口，卻由于太平軍破壞了中國國内的需求以及破壞了輸往廣州的路線反而有所增長。
這一切使得當地的中國人甘願默認外國居留地的自治權，而且還出力幫忙保衛它。
這種中外之間的共同利害關系就是上海能成功地取得獨立地位的秘密所在。
到1854年，建立新秩序的要素已紛紛出現，而且逐漸形成了一些新制度。
這一套混合的新制度中的一個内容就是海關雇用外國稅務司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清朝海關雇用外國人做中國的公務員，并監督外國商人遵守稅則和貿易規定。
這一大發明當然是長期發展的産物。
在1842年以後的時期英國領事在最初階段曾試圖監督英商交納條約稅則規定的關稅。
但是這一&ldquo領事為了緝私而進行幹預&rdquo的做法立即引起商人的一片喧嚣，因為商人發覺他們可以通過威吓或利誘中國海關收稅人員的辦法，使雙方在關稅稅額上私下成交，互相得利。
用這種辦法&ldquo詐騙皇帝&rdquo的關稅收入，使守法的外國商人很惱火，認為這是不公平的競争，但事實證明不可能有什麼妙計使中國海關變得清廉，特别是在不誠實的外國人可以用武力相要挾，而善良的中國關員卻缺乏武力的時候更是如此。
到1850年，英國政府完全被合法貿易中的中外偷漏關稅的行徑所挫。
平等執行條約稅則這一條約制度的基石正趨于崩潰。
在50年代初的第二階段中，上海的英國領事阿禮國企圖用拒付關稅的辦法威逼中國海關，但是這樣做的結果隻能傷害條約制度。
第三階段開始于1853年9月7日小刀會的起義，這時海關處于停頓狀态。
阿禮國要他的商人用期票繳納根據條約規定應付的稅款，以使貿易能繼續進行。
當兼管關稅的吳道台征得清帝的支持要求納稅的時候，阿禮國領事的這種出具期票的&ldquo臨時制度&rdquo最後不得不予以廢棄。
但是中國政府還不能在上海對外國貿易重新征收有利可圖的關稅，所以吳健彰開始在領事耳目以外的内地對外國貨物課稅。
如果長此以往，這種做法就會破壞條約口岸制度。
與此同時，即到了1854年4月，圍攻城内叛亂分子的清軍已開始搶劫和威脅縣城以北外國居留區的外國人。
清政府當局無法控制他們。
4月4日，阿禮國領事和他的美、法同事一起拼湊了一支由400名水兵和商人志願兵組成的混合部隊，以四門大炮出擊，在那次所謂&ldquo泥灘戰鬥&rdquo中肅清了居留區的西界。
不像廣州的商行區那樣，這裡的西方人是能夠控制上海的局面的。
由于美國新監督官麥蓮（在與省當局的談判中他曾與英國人密切合作過）的到來，在軍事&mdash商業領域内也出現了政治家人物。
1854年7月12日，上海英、美、法三國領事經與吳健彰談判，終于就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達成協議。
作為關稅監督官，吳健彰負責雇用由領事提名的外國稅務司，使之規定外國商人的納稅額，和過去一樣，它由中國海關銀行接收。
作為給他的一種甜頭，吳健彰可以指望從&ldquo臨時制度&rdquo時期以來所積累起來的關稅期票中收到大約120萬銀兩或39.1萬鎊稅款。
（後來經過許多法律交涉，美國的關稅隻付了1/3，即118125兩，而英國則分文未付。
）最後由于所有這些機緣的湊合，出現了一個又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關。
從此，外國領事有了法律之治，中國政府也因此獲得貿易稅收。
雖然1854年的協定給予領事以關稅控制權，但是英國政府不願承擔這一責任。
不久雙方一緻議定，外國稅務司雖然是外國國民，但隻替中國皇帝效力。
[38]這種新規章所以能在上海實現，部分的是因為在當時萬分危急的境況下，中國當局的代表是一位詭計多端的人物，他成長于廣州的商場上，而不是在正統儒教的熏陶下教養起來的。
第二個改革之所以需要，是由于大量難民流入城鎮，給市政管理帶來了危機。
随着中國貧富不等的人的住宅大量興建，所有城市的弊病以及海員港口所特有的罪惡活動也變本加厲起來。
防火防病和維持市民秩序等，沒有一樣不變成了迫切的任務，所以各國領事在1854年7月與吳道台就制定一項《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取得了一緻意見。
在早期協定的基礎上，新章程規定領事每年應召集土地出租人開會，讨論的事項有：修築道路、碼頭和橋梁；對這些建築進行維修和打掃；提供适當的照明設備和排水系統；另外，還要建立一支警察隊伍。
年會還受權對土地和房屋課稅，對上岸貨物征收碼頭稅。
負責此事的委員會被授予法律職能，即要對違反規定的行為提出起訴和對每年賬目提出報告。
這樣就創建了一個貿易商的共和國，它有權在外國領事根據條約進行管轄的規定下進行征稅和警察治安活動，同時還取得了中國政府的默認。
當清朝官吏軟弱無能而地方勢力尚未鞏固的時候，在上海的放肆的外國人便得以建立了這一套新制度。
在1854年以後繼續騷動的10年中，中國資本被吸引到了中西商業合作的新中心上海。
從廣州來的買辦商人立即遇到附近的甯波（它是個較古老的商業中心，曾經是同日本貿易的中古式的入口港，并且那時還控制着由杭州灣到滿洲的大部分沿海貿易）銀行商号的競争。
山西票号是在地區間（特别是在華北）的資金彙兌方面同官場進行密切的合作；甯波錢莊則不同，它們是在長江下遊與沿海及外國貿易發生關系而起家的。
它們由早期兌換銀錢的店鋪發展起來，發行可以兌換銅币或銀兩的彙票，并創辦了信貸，以此來促進貿易。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甯波錢莊通過發展過戶制度而滿足了信貸需要；憑過戶制度，商人在他們的錢莊存折中登記下彼此之間的每日交易，然後由錢莊每晚進行核算，使交易能得到結算和轉賬，這便替信用證券創立了一個粗具雛形的票據交換所。
甯波銀行家早在19世紀初就已在上海貿易中嶄露頭角，後來開始在上海銀行界起顯著作用。
當條約口岸的開辟促進了沿海和國際貿易的時候，上海茶、絲貿易的地方金融家大多是甯波人，他們能夠依靠甯波地區舊式商業家族積累起來的資金。
鴉片貿易發展了期票和銀行彙票的使用，而太平軍叛亂對長江下遊貿易的破壞又給予甯波&mdash上海銀行家們以更多的機會。
在條約口岸有自己銀行的外國商人感到必須與本地錢莊合作，以便利用它們的票據交換所組織。
而與外國的這種聯系，反過來又有助于使中國錢莊能對政府的控制保持相對的獨立性。
[39] 廣州第二次鴉片戰争的爆發 對比西方在廣州和上海的經驗，有助于說明19世紀中葉外國在中國的作用。
在這個時候，清朝主要關心的是叛軍勢力蔓延，而叛亂正顯示了中國政治經濟中根深蒂固的弊病。
庫恩先生将在第六章中指出，舊秩序由于結構和環境的多種缺陷而受到損害，受過儒家洗禮的文人學者統治階級終于以不可忽視的活力和獨創性來對待這些弊端。
在19世紀50年代，許多主要省份都處于内戰和混亂狀态時，沿海的西方商人、傳教士和軍隊相對地說似乎隻屬于邊疆偏僻地方的問題。
外國人在火力方面無敵而人數甚少，他們雖然可以打到廣州，甚至最後打到天津和北京，但是他們不能取代中國人口，也不能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來統治中國人。
一句話，像從前蒙古和滿族入侵者一樣，英國人也能打入中國的民族混雜的統治階級權力結構之中，甚至到時候還可以在帝國政府中起作用。
但是他們隻有在中國人的幫助下，隻有與統治制度互相适應，而且隻有在中國民衆沒有被現代民族主義感情動員起來反抗他們的時候，才能這樣做。
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可能迫使清朝給予外國人以條約特權和在中國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從而延長并改造了帝國的政體。
但是在1860年之前，北京仍在嚴陣以待，頑固地進行排外。
就在清朝全力對叛亂進行鎮壓的同時，西方入侵者仍被視為需要清除淨盡的累贅。
鹹豐帝即位于1850年3月，時年19歲，他不久便被災難所壓倒，因此看來他不是一位明智而堅強的領導者。
他對外部世界極端無知，徐廣缙（當時是負責對外關系的廣州欽差大臣和總督）煽起民衆的排外情緒使英國人不能入城的成就，深深地打動了他。
1850年3月，英國人因徐廣缙違反條約而在天津給穆彰阿和耆英（負責簽訂1842&mdash1844年條約的兩位主要官員）遞交了抗議書。
這位年輕皇帝的反應是，以屈服于英國人的罪名斥責和貶抑他父親所信任的這些官員。
此後，他支持徐廣缙及其親密同僚廣東巡撫葉名琛的不同西方使節交往的政策。
同時他命令上海、南京和天津當局把一切外事活動移交給廣州欽差大臣。
北京的這條強硬路線，使巴麥尊于1851年曾考慮過采取武力報複，但是他于12月被免去外相職務，而他在倫敦的繼任者卻并不那麼感到需要卷入中英鬥争中去。
1858&mdash1860年英、法聯軍遠征中國之役，是由于1854年雙方共同努力謀求修改條約的談判遇挫而引起的。
促使采取這一外交上的努力有以下幾個因素：英國想尋求機會與南京太平軍叛軍進行貿易的希望遭到破滅；1854年和1855年英法在對俄國的克裡米亞戰争中實行外交合作和軍事上無暇他顧；美國公使（麥蓮）來到中國，他較他的前任更少懷疑英國人的出爾反爾而願意與英法兩國共事合作。
總的說來，到1854年，外國輿論已經認為不能從太平軍的勝利中撈到什麼油水，而英國政府也已決定采取中立和不幹涉政策。
在法、美兩國同意下，三強企圖通過修改條約來增進它們在中國的利益。
結果三國公使于1854年5月到11月之間紛紛在福州、上海，最後在天津，從多方面提出申訴或建議，企圖勸服當時的廣州總督葉名琛。
這些努力有助于達成上述上海的地方協定，然而它們在與北京朝廷打交道時卻無效果。
1855年2月巴麥尊出任首相以後，在中國的英國活動分子越來越不安分了。
[40] 葉名琛當時因為要對付廣州周圍的叛亂而陷于困境。
他頑固地拒絕英國人進城的要求，所以他在西方的記述中成了一個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詞，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當鄰近的江西、湖南甚至珠江三角洲都被起義所震撼的時候，他在廣州10年的真正功績卻是維護住了清帝國對那裡的軍事控制。
太平軍于1852年由廣西向長江北進，部分原因也是葉名琛保住了廣東。
然而太平軍的榜樣在廣東也引起了一系列叛亂。
葉名琛通過向紳士課稅來籌措民團經費以對付這些叛亂，這正反映了廣州地區當時的困難局勢。
華南的叛亂促使福建的茶和安徽、江蘇的絲改經較短的路線運至上海，因此，在翻越梅嶺和别的關隘而至廣州的舊運輸線上謀生的船民和碼頭搬運工都被迫失業。
和三合會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像1853年占領過廈門和上海城的小刀會，現在有了用武之地。
1854年期間，廣州地區被卷入&ldquo紅巾&rdquo之亂的漩渦中。
廣州城隻是由于農村民團局（這是添加在地方宗族結構之上的組織，所以在提供救濟、控制物價和鼓勵生産的同時，還能庇護和組織人民）的效忠才免遭掠奪。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紳士領導之下完成的，原則上要由朝廷批準，實際上總督批準即可。
葉名琛在堅持科舉考試，獎勵有功的紳士，處分那些為非作歹的人方面似乎都是公正而有力的。
但是一旦&ldquo紅巾&rdquo被鎮壓，幾萬人便在1855年被處決，廣州的紳士仍舊在地方重新保持權力地位，他們能夠用貿易稅捐支持他們的鄉勇和民團，而農民則比過去更加貧困，經官方批準并由紳士領導的民團已與由紳士資助的鄉勇（他們的所作所為經常無異于老百姓的敵人）合流。
[41] 成為1856年10月開戰理由的&ldquo亞羅&rdquo号事件，便顯示了正在成為中英關系典型的亦中亦英的特征。
這種船有外國的船身和中國的裝配。
船主是中國人，但他住在香港。
船長（甘納迪）是英國人，12個水手全是中國人。
&ldquo亞羅&rdquo号曾在香港登記，但已超過這一年的有效期11天，而根據殖民地條例，它有權在回返香港以前懸挂英國旗。
但事實上&ldquo亞羅&rdquo号不管是否打了英國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