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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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裡通常都停泊着二三十隻鴉片接收船。
到1860年為止，鴉片貿易額翻了一番，每年進口由3萬箱增至6萬箱。
然而鴉片商人卻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許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這顯然是與大鴉片商行非正式協商的結果，還可能同清朝當局通過氣。
這樣一來，中國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體不全。
尤其糟糕的是，英國&mdash&mdash還有美國&mdash&mdash為了同中國發展貿易，就繼續靠向中國輸出鴉片，作為籌措購買茶絲出口貨資金的主要手段。
條約口岸的開放 口岸在新的條約制度下隻是逐漸開放的&mdash&mdash廣州開放于1843年7月27日；廈門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甯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
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國和法國簽訂的條約，隻不過是給條約制度錦上添花而已。
顧盛代表美國人方面，試圖以要挾北上來得到他要簽訂的條約；他話音未落就在廣州獲得了他所謀求的條約。
他沒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師，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幾條治外法權條款，另外又加進了幾條有助于使缺乏像香港那種基地的美國人也能參加中國沿海貿易的條款。
在這些新開的港口，美國人采用一種省錢的變通辦法，即由商人臨時擔任領事，但這種做法對英國想讓領事來執行條約規定的努力幾乎沒有什麼幫助。
[17] 在法國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緻力于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并要求清帝國政府能給予宗教自由。
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曠日持久的談判以達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
同時耆英也看出，這位法國使者要求的讓步要比英國人和美國人已經得到的還要多。
在最後同意給基督教以寬容的時候（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着眼淚告訴這位法國人說：&ldquo你勸我作出的這種讓步&hellip&hellip也許要以我的生命為代價&hellip&hellip你有義務拯救我&hellip&hellip幫助我。
&rdquo耆英于是企圖隻限定在各口岸傳教，但最後沒有成功。
[18]1844年與1846年的上谕重新允許中國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并且恢複了在雍正時代查抄的某些教堂。
基督教新教獲得了同等的許可權利，但是教士不得離開條約口岸去内地旅行。
法國人接着在廣州和上海設領事。
由于貿易發展很慢，上海領事孟體尼便緻力于維護他職務的尊嚴及法蘭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這樣的：&ldquo一視同仁&rdquo，讓這兩國都能通過最惠國條款得到和英國同等的權利，不使他們因為享受到了同等特權而感謝英國。
他這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離間法、美同英國的關系，以期将來能利用法、美來反對英國。
他也認為仍要把廣州繼續作為中國外交的接觸點。
和這種外交相輔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軍事的綱領，其中包括海軍的訓練、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
但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想獲得西方武器的勢頭逐漸減弱，這是因為耆英的安撫政策看來還頗著成效。
因此不需要花大氣力去重新建設中國的軍事力量了。
[19] 為了在新口岸與外國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務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幹的官吏，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國人的信任，同時又能忠于自己和與地方勢力合作共事。
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當過他的助手的那些屬員。
他在廣州談判時最得力的助手是黃恩彤，此人是中方參加附粘和約談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過正常仕途升任南京鹽運使，并于1842年為南京按察使和代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廣東巡撫。
[20]其他一些南京随員則被派往上海、甯波任道台。
在廈門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繼畬（後來任巡撫），此人是個學者，那時開始根據西方資料編輯一部附有44張西式地圖的新的世界地理書《瀛環志略》。
徐繼畬是1826年的進士，在翰林院工作過10年，深受安撫政策的主要拟訂者穆彰阿的賞識。
他在戰争時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後來于1842年春被任命為廣州按察使，在廣州他與同窗黃恩彤（也是1826年進士）共事過一段時間。
徐繼畬于1843年調回福建，因此利用與領事及傳教士正式接觸的機會而獲得了許多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
雖然他這本1848年編成的書較之魏源的《海國圖志》更為簡明和精确，但它在19世紀60年代才流行起來；那時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進入了北京新設立的總理衙門。
[21] 這些人因為與外國人辦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選用，他們在通商口岸處于調解人的地位，就像參加南京談判的清方談判者那樣。
他們是兩姑之間難為婦，要冒着很大的風險和外國人打交道，所以多次為此最後吃了苦頭。
像後來西方的&ldquo中國通&rdquo一樣，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夠對外國文化中的民俗學進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
中國人對&ldquo蠻夷之性&rdquo的看法是以亞洲腹地的長期經驗為背景的，他們認為：蠻夷天性難測，也的确&ldquo莫可測其高深&rdquo。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蠻夷貪婪成性，無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蠻夷也确是天性狡詐，沒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養。
他們真是&ldquo犬羊之性&rdquo。
英國人強調貿易，這表明他們極盡本末倒置之能事&mdash&mdash&ldquo蓋夷人重商而輕官，凡欲舉事，必先謀之衆商&rdquo。
這是因為整個英國&ldquo均賴衆商貿易以為生。
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質所得者蓋寡&rdquo。
[22]這種粗鄙顯示出他們道德低下，但同時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點。
第一批條約就這樣被理性化為實現羁縻的手段。
雖然英國人的貿易利益在條約口岸日見鞏固，但這種利益仍可看成是随時可能喪失的東西，因此隻要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就可使外國人就範&mdash&mdash這是一種多麼十全十美的理論！但可惜中國缺少必要的實力基礎。
在新口岸馴服外國入侵者似乎較為可行，因為中國這個萬方共主之國還沒有在精神上被擊敗。
這些化外蠻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舊有時被稱為&ldquo英逆&rdquo，即他們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員，卻又是這個世界秩序的破壞者。
他們進一步訴諸暴力将是&ldquo犯順&rdquo。
[23]條約口岸制度首先确實不是強加給中國的，而是實際上一開始就在這裡成長起來的。
新條約的規定中關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貿易區域、有領事裁判權以及最惠國的條款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的繼續，作為制度，它們并沒有與舊習慣發生抵觸。
何況在19世紀40年代當港口剛開放時，朝貢使節繼續來到北京：朝鮮每年一次；琉球前後來了七次；越南和暹羅各來了三次。
所有朝貢的禮儀及其記載都詳盡無遺地保留了下來，其中包括蒙古和亞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貴族通過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誠在内。
今天回顧起來，鴉片戰争也許可以看作是一場災禍；但當時卻不是如此記載的。
當1844年一個法國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個行醫的英國傳教士在那裡定居的時候，琉球國王就抱怨起來，清帝對此作了訓示，他說道：&ldquo佛英二國，不應擾我屬國&rdquo，&ldquo若不為之弭止驚擾，殊無撫馭外藩之意。
&rdquo[24]然而北京現在已沒有力量維護這種古老的觀念了。
這些話仍被繼續記載下來，但它們的功效卻已成了過往煙雲。
通商口岸的外僑團體 在外國人眼裡，條約口岸在新的邊疆地區&mdash&mdash不是未開發的邊疆，而是人煙稠密的文明邊疆&mdash&mdash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和日益擴大的社會。
前幾代的西方貿易商已把這些港口選定為打進中國商業渠道的潛在地點。
廈門與甯波在16世紀已為葡萄牙人所熟悉。
然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廣州和上海卻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這兩地之間的另外三個地方不過是前哨地點而已。
在訂約後的頭10年中，廈門的外僑約在25人左右，福州和甯波各有12人左右。
分散在港口外的鴉片接受站的人數就更不多了。
早就建立起來的貿易中心廣州大約有300個外僑，但是廣州是兩廣的首府，那裡住有許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愛國主義的象征，抗禦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
外國勢力增長的真正中心是在長江口上。
上海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已有12個商行和100名左右的外國人。
到50年代中期則發展到了70個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國居民（不計家眷），并有8個領事館和36名新教傳教士。
[25] 在各個口岸，外國僑民團體集中于前灘或沿江馬路一帶，裝載的貨物由此轉卸到外國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貨棧。
每個外僑團體都設在中國本地城市外圍的背水之處，使之能從水上獲得援助，也能對陸地作某些防禦。
英國領事們早就要求有權在有城牆的城市裡所租借的領事館建築物上升起國旗，而且除廣州外，其他各地都達到了這個目的。
但在廈門，外國居留地實際上是設在海港内的鼓浪嶼；在福州是設在閩江上的中州島上；在甯波則是設在城關一條小河的對岸上。
當外國人在上海城關以北黃浦江岸定居時，他們住在兩條支流之間，而在靠内陸的一側的邊緣，他們又開鑿了另一條被稱為洋泾浜的小河。
19世紀中葉，在中國條約口岸總計大約有500名外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在将近200個商行裡（其中既有從事本地各種業務的商行，也有從事國際貿易的商行）。
男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女人。
其中半數來自英倫三島，另外1/4來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總計這些外國人中來自英帝國者達3/4。
美國人數目上少些，然而他們的航運業僅次于英國，他們在上海的貿易量幾乎達到一半。
1849年6月航海法的廢除，使美國船隻可以直接把貨物運到英國，或者在英國各殖民地之間運貨，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後，美國快船就在茶葉輸往倫敦的業務方面同英國展開了競争。
基督教傳教士團體在數量上隻是中國這個舞台上的配角，但它們對外國僑民團體的貢獻，無論在精神或知識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
受到法國鼓勵的天主教傳教士，穩步地、靜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複了他們的位置，甚至還發展了他們的宗教信徒。
1839年在中國就有将近30名天主教傳教士，其中一半屬于遣使會修士，一半屬于巴黎外方傳教會：這30人差不多都是法國人。
10人在澳門，此地是訓練、供應和聯絡的主要基地。
10人在四川，3人在江西，3人在湖北，其餘的則在福建和蒙古，與當地教徒相處在一起。
像某些新教教徒一樣，他們偶爾也乘鴉片船在沿海通行。
到1845年，在中國有76名歐洲天主教傳教士。
特别是耶稣會士在上海再次活躍起來。
[26]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還隻有12名教士，在鴉片戰争後仍舊被限制在條約口岸内。
同穿着漢服、過着中國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國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帶有家眷，并保持着許多西方生活方式。
天主教會由于在中國具有勸人信教的長期經驗，所以已經學會了許多中國方式。
同時它也比新教更加專心緻志于拯救靈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團，不大注意行醫和教育，以之作為勸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
保持更多個人主義色彩的新教徒帶來了更多的物質文化，也與外僑團體保持更密切的聯系。
這到頭來使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更具破壞性。
條約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國沿海邊疆的據點，它們依靠的交通幾乎就像當時美國西部邊區村落依賴小馬快遞郵車和商隊小道那樣。
不過中國沿海交通幾乎全部靠海運。
由英國經跨越蘇伊士地峽的這條&ldquo陸路&rdquo的郵件要花兩三個月時間，但比起從大西洋岸本國繞過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個月航程則縮短了一個月。
&ldquo半島和東方輪運公司&rdquo的明輪輪船不久又縮短了這段航程。
輪船郵件從1845年開始運送到香港，1850年開始運到上海。
然而，當時是快速輪船的偉大時代；在中國沿海的那些鴉片快船經常定期地向鴉片接受站供貨，這時它們既載運郵件，也載運旅客到條約口岸，更不用說載運香港來的新聞報紙，以及1850年以後載運上海出版的《北華捷報》了。
居住在小一些的條約口岸的外僑，覺得鴉片船船長真是他們兌換錢票的最好中介人。
已經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英國政府，是創立條約口岸結構的積極參與者。
然而中英貿易有它自身的推動力，每一港口的英國領事都感到自己趕不上新的商業發展形勢。
根據條約，他們擔負着正式的領導職務，但是以西方的貿易和文明（兩者被認為是不能區分的）的名義向中國的舊制度發動進攻的，實際上是商人和領事人員的聯合行動。
領導英國商界的是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這兩個互相競争的商号，它們的鴉片船船長曾在19世紀40年代攜手合作，由兩家共同把持販毒的壟斷權。
他們的主要競争對手是美國波士頓的旗昌洋行。
這三家公司不論在鴉片貿易方面或合法的條約港口貿易方面都從事着範圍廣泛的活動：它們發展自己的快船船隊和銀行及保險業務，也發展堆棧甚至船塢等大的港口設備。
這種生産能力及其資本積累很快就使得它們在當地向不動産和消費品工業方面進行投資。
在國際貿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經營範圍就不那麼廣。
這些在中國的代理行給它們的國外委托商提供市場情報，以尋求對船貨投資的風險資本（即投入資本），在這項業務中，代理行隻通過向客戶收取托運的往來貨物的傭金獲利。
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赢利不僅取決于中國和國外市場的可能性及所有競争者的反應，也取決于兌換率的漲落，最主要的是金、銀之間兌換率的漲落，而且在中國還特别涉及各種各樣的計算單位。
數量少而币值過高的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銀洋1853年在廣州為墨西哥銀元所取代；1857年，上海商人又完全放棄了鑄币而采用上海銀兩制&mdash&mdash一種用銀錠付款的計算單位。
[27]兌換業務隻有在外國人同中國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進行。
怡和洋行裡不僅分設常駐股東的&ldquo高級餐廳&rdquo及英籍職員與助手的&ldquo低級餐廳&rdquo，而且還有中國買辦、錢币兌換人及許多傭人的辦公室及住處。
該洋行的各部門經營茶、絲、紡織品或中國出口雜項。
總而言之，一個大的貿易商行足以使英國領事館在職員人數與建築物的規模上大為遜色。
這些洋行是支配的因素。
它們深信自己就在從事條約口岸的一切活動。
外籍代辦（即商行頭目）完全依靠他們的中國買辦。
廣州的買辦執行新開口岸外商營業中屬于中國方面的業務，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熟悉茶和鴉片行情，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能夠按必要的中國方式互相擔保。
在中國人看來，買辦便是主要的貿易者。
他們按照與外國商号簽訂的合同可以雇用自己的職員，與中國内地來的商人打交道，獲取市場情報，辦理兌換業務，負責管理全體中國職員及棧房貨物，甚至代表外國商行同中國關卡打交道。
這樣，買辦不僅是外國人在中國這塊地方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典型的經紀人，他們能夠作為獨立的貿易者來發展自己的業務。
他們的利潤和投資遲早會使他們作為新型的中國商人而踏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因為他們在條約口岸外國勢力的全面保護下是能夠興旺發達的。
雖然廣州行商的某些職能已被英國領事接管而為本國船隻和國民作擔保，但主要的貿易職能卻落入了買辦之手（他們經管外國商行在當地的大部分業務往來）。
[28] 英國領事館的領事、副領事和一兩個助手或翻譯，基本上來自英國的殷實人家，領事館負有監督和懲戒的職責。
根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它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是為了促進商業。
領事要規定負責引導船隻進出港口的領航員應得的報酬。
他要接受和保管船隻的執照，并向中國海關報告船隻的到達。
然後在船隻離開時交還執照。
領事也要檢查進口貨物，聽取關于課收稅額方面的申訴。
他要和中國當局合作确定鑄币的标準，還要保管一套在領事館應用的度量衡标準器件。
他要負責簽發船隻之間貨物轉駁的證件。
他的職責還包括管理口岸的英國水手，聽取人們對中國和英國臣民的控訴；而且他可以獨自對英國罪犯進行懲處。
他有同中國當局合作的其他各種義務，例如執行口岸限制事項；監督土地與房屋的租用；防止走私；引渡犯人；一般地說要在中、英兩國國民之間做調解人。
由于同中國政府的一切接觸都要使用中文&mdash&mdash包括口頭的和書面的，所以領事就依靠英國譯員充當左右手。
像威妥瑪、巴夏禮、李泰國、赫德、麥都思和密迪樂等精幹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徑晉升起來的。
美國是任命商人做領事，因此使英國人在外僑團體中穩占優勢地位，因為商人領事會有直接的利害沖突。
在中國人眼裡，商人領事就像是買了個幾品頂戴的舊行商一樣，不免對之又慕又恨。
因為盡管他們有官員身份，但骨子裡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國商人也是這樣：他們通常取得領事身份，代表着那些同中國訂了條約但卻沒有派出領事的西班牙、秘魯、荷蘭、普魯士等國。
條約制度靠武力建立起來，也隻有用炮艦外交去維持。
這也可以說成是某國使用海軍力量作為威脅手段去支持條約權利中的所謂合法要求的伎倆。
這一伎倆典型地表現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
青浦位于以上海市為中心的允許外國人活動的半徑範圍之内，有三個傳教士訪問了這個小城。
他們受到糧運船民的襲擊，隻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營救出來。
英國領事阿禮國要求賠禮道歉，但中國當局對附近1.3萬多名運貢米去北京的漕糧船民是否要采取行動表現得猶豫不決。
英領事于是停付條約規定的貿易稅，還把他唯一的一艘裝有十門炮的皇家海軍方帆雙桅船調來以阻止1400隻裝有稻米準備離開碼頭的民船啟運，并要求在48小時内逮捕10名為首的肇事者。
阿禮國接着派遣剛好乘一艘炮艦到達的巴夏禮越過當地道台直接向南京總督要求賠禮道歉。
結果總督把這個道台免職，并對幾個肇事者給以在外國人居留地戴上刑枷一個月的處分。
這種對甚至在數量上大大占優勢的群衆使用武力的大膽果斷的行動受到外僑團體的全力支持，雖然此舉在香港和倫敦并不怎麼受到贊賞。
但阿禮國卻頑強地表示，這是保護在華英國人的唯一辦法，而且以後幾代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
[29] 炮艦外交揭露了關于中西交往中誰說了算這個反複未決的鬥争。
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最廣義的文化沖突。
英國希望的不是把中國當作殖民地來統治，而是要中國按照英國方式在法治精神下進行國際交往和自由貿易，因為這将為英國的商業利潤打開門戶。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中國古老的社會中進行一場革命，而這一點當然要遭到堅決的反對。
英國與廣州的對峙 19世紀中葉英國的高壓政治使治域廣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低，并危及它的權威。
1841年5月的三元裡事件（見第四章）就是一個前兆：清官吏對外國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撫進一步喚起了排外情緒，并且動搖了老百姓對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認。
因此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廣州的清帝國官吏，不得不在英國人及紳士領導的民衆之間左右讨好。
在戰争時期，特别是三元裡事件剛剛過去時，紳士和村民聯合建立了民團局來維護地方團練。
為此目的，他們在廣州北面組織了一個總局以協調已經在鄰近市鎮（包括八十多個村莊）建立起來的十幾個團練的行動。
這個新成立的局（叫昇平社學）經官方承認，湊集了大量的資金，募集了好幾千鄉勇。
[30]這種由紳士領導的鄉村武裝，對于不可抗禦的英國人似乎構成了一個堅強的壁壘。
在廣州的300名左右外國人依舊被限制在号稱十三行的老區長達800英尺的濱江地段以内，那裡有約4英畝空地。
想到别處去租賃房屋的嘗試，通常總是要碰釘子的。
他們可以在河上劃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們感到窒息。
所以英國人下鄉有着很實際的目的，即為了鍛煉、娛樂和體育運動，特别是想獵捕野禽。
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滿載在名為《在中國受到的侮辱》這本英國藍皮書中。
既然在朝貢時代斷然拒絕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内，那麼在1842年以後維持這種禁令，就成了廣州人反抗的标志了。
雙方都不斷地扔石頭、毆打和騷亂，在這當中，廣州人的高傲和敵意常常不亞于英國人的魯莽和傲慢。
1847年4月，英國公使德庇時爵士終于再一次訴諸炮艦外交，把英國的戰船從香港調來進攻虎門炮台。
36小時内，英武裝力量打啞了清朝827門大炮，進入廣州，占領了十三行。
然而他們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廣州城門兩年後向他們開放。
&ldquo德庇時的進犯廣州&rdquo就這樣不了了之。
8個月以後，6名在民團區域郊遊的英國人被殺。
耆英立即派兵占領那個村莊，懲辦了兇手。
然而他不斷想通過維護英國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條約權利去安撫英國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廣州的撫夷派，而北京卻有理由害怕這種安撫會失去民心。
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繼任者為漢人徐廣缙，徐奉行的是依靠民衆排外情緒的政策。
1849年初當英國人再次要求進入廣州時，徐廣缙在全城及鄉下動員民兵搞自衛，這種高昂的反抗外國人的民氣受到清帝的嘉許。
由于巴麥尊沒有做好發動第二次戰争的準備，英帝國後退了下來。
總督徐廣缙與那位表面上氣壯如虎的巡撫葉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紳們的贊揚：英國人十餘年來&ldquo蹂躏我邊境，追捕我男婦&rdquo&hellip&hellip若非這些官吏體恤人民，&ldquo鼓其勇氣，使之衆志成城，則似此一舉，實不可得&rdquo。
[31]結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
在19世紀50年代，條約雖已簽訂，但在廣州依舊未生效力。
西方的貿易，像以往一個多世紀一樣，繼續在英國人和廣州人之間敵意尚未消除的情況下進行，何況此時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又已在内地爆發起來。
所以新的中外關系的結構是無法在這種舊背景下創立的。
中國沿海的騷亂 随着英國人的新權力在中國沿海邊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變化：一方面是對清政府日益疏遠，一方面出現對外國人效忠的迹象。
廣州商人和仆役實際上參與西方擴張的活動，助長了這一人心轉變的過程。
當怡和、寶順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擴大合法貿易并在口岸外的輪泊處發展鴉片貿易時，他們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從南方招募來的中國幫手。
廣州和福建商人也獨立自主地遷往上海，從事合法的與非法的貿易。
這些随着西方貿易的擴張而遷來的廣州人，不僅語言和風俗習慣不同于長江三角洲，帶有那種異域情調，而且許多人是對外貿易中日益成長的下層社會裡的不務正業者和詐騙者。
從廈門來的廣州人和福建人，他們出過洋，因為曾是香港、新加坡、馬榔嶼或馬來亞等
到1860年為止，鴉片貿易額翻了一番，每年進口由3萬箱增至6萬箱。
然而鴉片商人卻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許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這顯然是與大鴉片商行非正式協商的結果，還可能同清朝當局通過氣。
這樣一來，中國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體不全。
尤其糟糕的是，英國&mdash&mdash還有美國&mdash&mdash為了同中國發展貿易，就繼續靠向中國輸出鴉片，作為籌措購買茶絲出口貨資金的主要手段。
條約口岸的開放 口岸在新的條約制度下隻是逐漸開放的&mdash&mdash廣州開放于1843年7月27日；廈門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甯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
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國和法國簽訂的條約，隻不過是給條約制度錦上添花而已。
顧盛代表美國人方面，試圖以要挾北上來得到他要簽訂的條約；他話音未落就在廣州獲得了他所謀求的條約。
他沒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師，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幾條治外法權條款，另外又加進了幾條有助于使缺乏像香港那種基地的美國人也能參加中國沿海貿易的條款。
在這些新開的港口，美國人采用一種省錢的變通辦法，即由商人臨時擔任領事，但這種做法對英國想讓領事來執行條約規定的努力幾乎沒有什麼幫助。
[17] 在法國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緻力于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并要求清帝國政府能給予宗教自由。
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曠日持久的談判以達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
同時耆英也看出，這位法國使者要求的讓步要比英國人和美國人已經得到的還要多。
在最後同意給基督教以寬容的時候（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着眼淚告訴這位法國人說：&ldquo你勸我作出的這種讓步&hellip&hellip也許要以我的生命為代價&hellip&hellip你有義務拯救我&hellip&hellip幫助我。
&rdquo耆英于是企圖隻限定在各口岸傳教，但最後沒有成功。
[18]1844年與1846年的上谕重新允許中國人信奉羅馬天主教，并且恢複了在雍正時代查抄的某些教堂。
基督教新教獲得了同等的許可權利，但是教士不得離開條約口岸去内地旅行。
法國人接着在廣州和上海設領事。
由于貿易發展很慢，上海領事孟體尼便緻力于維護他職務的尊嚴及法蘭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這樣的：&ldquo一視同仁&rdquo，讓這兩國都能通過最惠國條款得到和英國同等的權利，不使他們因為享受到了同等特權而感謝英國。
他這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離間法、美同英國的關系，以期将來能利用法、美來反對英國。
他也認為仍要把廣州繼續作為中國外交的接觸點。
和這種外交相輔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軍事的綱領，其中包括海軍的訓練、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
但是，以林則徐為代表的想獲得西方武器的勢頭逐漸減弱，這是因為耆英的安撫政策看來還頗著成效。
因此不需要花大氣力去重新建設中國的軍事力量了。
[19] 為了在新口岸與外國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務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而又有才幹的官吏，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國人的信任，同時又能忠于自己和與地方勢力合作共事。
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當過他的助手的那些屬員。
他在廣州談判時最得力的助手是黃恩彤，此人是中方參加附粘和約談判的主要人物，他曾通過正常仕途升任南京鹽運使，并于1842年為南京按察使和代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廣東巡撫。
[20]其他一些南京随員則被派往上海、甯波任道台。
在廈門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繼畬（後來任巡撫），此人是個學者，那時開始根據西方資料編輯一部附有44張西式地圖的新的世界地理書《瀛環志略》。
徐繼畬是1826年的進士，在翰林院工作過10年，深受安撫政策的主要拟訂者穆彰阿的賞識。
他在戰争時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台，後來于1842年春被任命為廣州按察使，在廣州他與同窗黃恩彤（也是1826年進士）共事過一段時間。
徐繼畬于1843年調回福建，因此利用與領事及傳教士正式接觸的機會而獲得了許多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
雖然他這本1848年編成的書較之魏源的《海國圖志》更為簡明和精确，但它在19世紀60年代才流行起來；那時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進入了北京新設立的總理衙門。
[21] 這些人因為與外國人辦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選用，他們在通商口岸處于調解人的地位，就像參加南京談判的清方談判者那樣。
他們是兩姑之間難為婦，要冒着很大的風險和外國人打交道，所以多次為此最後吃了苦頭。
像後來西方的&ldquo中國通&rdquo一樣，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夠對外國文化中的民俗學進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
中國人對&ldquo蠻夷之性&rdquo的看法是以亞洲腹地的長期經驗為背景的，他們認為：蠻夷天性難測，也的确&ldquo莫可測其高深&rdquo。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蠻夷貪婪成性，無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蠻夷也确是天性狡詐，沒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養。
他們真是&ldquo犬羊之性&rdquo。
英國人強調貿易，這表明他們極盡本末倒置之能事&mdash&mdash&ldquo蓋夷人重商而輕官，凡欲舉事，必先謀之衆商&rdquo。
這是因為整個英國&ldquo均賴衆商貿易以為生。
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質所得者蓋寡&rdquo。
[22]這種粗鄙顯示出他們道德低下，但同時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點。
第一批條約就這樣被理性化為實現羁縻的手段。
雖然英國人的貿易利益在條約口岸日見鞏固，但這種利益仍可看成是随時可能喪失的東西，因此隻要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就可使外國人就範&mdash&mdash這是一種多麼十全十美的理論！但可惜中國缺少必要的實力基礎。
在新口岸馴服外國入侵者似乎較為可行，因為中國這個萬方共主之國還沒有在精神上被擊敗。
這些化外蠻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舊有時被稱為&ldquo英逆&rdquo，即他們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員，卻又是這個世界秩序的破壞者。
他們進一步訴諸暴力将是&ldquo犯順&rdquo。
[23]條約口岸制度首先确實不是強加給中國的，而是實際上一開始就在這裡成長起來的。
新條約的規定中關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貿易區域、有領事裁判權以及最惠國的條款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的繼續，作為制度，它們并沒有與舊習慣發生抵觸。
何況在19世紀40年代當港口剛開放時，朝貢使節繼續來到北京：朝鮮每年一次；琉球前後來了七次；越南和暹羅各來了三次。
所有朝貢的禮儀及其記載都詳盡無遺地保留了下來，其中包括蒙古和亞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貴族通過理藩院所表示的臣服之誠在内。
今天回顧起來，鴉片戰争也許可以看作是一場災禍；但當時卻不是如此記載的。
當1844年一個法國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個行醫的英國傳教士在那裡定居的時候，琉球國王就抱怨起來，清帝對此作了訓示，他說道：&ldquo佛英二國，不應擾我屬國&rdquo，&ldquo若不為之弭止驚擾，殊無撫馭外藩之意。
&rdquo[24]然而北京現在已沒有力量維護這種古老的觀念了。
這些話仍被繼續記載下來，但它們的功效卻已成了過往煙雲。
通商口岸的外僑團體 在外國人眼裡，條約口岸在新的邊疆地區&mdash&mdash不是未開發的邊疆，而是人煙稠密的文明邊疆&mdash&mdash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和日益擴大的社會。
前幾代的西方貿易商已把這些港口選定為打進中國商業渠道的潛在地點。
廈門與甯波在16世紀已為葡萄牙人所熟悉。
然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廣州和上海卻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這兩地之間的另外三個地方不過是前哨地點而已。
在訂約後的頭10年中，廈門的外僑約在25人左右，福州和甯波各有12人左右。
分散在港口外的鴉片接受站的人數就更不多了。
早就建立起來的貿易中心廣州大約有300個外僑，但是廣州是兩廣的首府，那裡住有許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愛國主義的象征，抗禦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
外國勢力增長的真正中心是在長江口上。
上海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已有12個商行和100名左右的外國人。
到50年代中期則發展到了70個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國居民（不計家眷），并有8個領事館和36名新教傳教士。
[25] 在各個口岸，外國僑民團體集中于前灘或沿江馬路一帶，裝載的貨物由此轉卸到外國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貨棧。
每個外僑團體都設在中國本地城市外圍的背水之處，使之能從水上獲得援助，也能對陸地作某些防禦。
英國領事們早就要求有權在有城牆的城市裡所租借的領事館建築物上升起國旗，而且除廣州外，其他各地都達到了這個目的。
但在廈門，外國居留地實際上是設在海港内的鼓浪嶼；在福州是設在閩江上的中州島上；在甯波則是設在城關一條小河的對岸上。
當外國人在上海城關以北黃浦江岸定居時，他們住在兩條支流之間，而在靠内陸的一側的邊緣，他們又開鑿了另一條被稱為洋泾浜的小河。
19世紀中葉，在中國條約口岸總計大約有500名外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在将近200個商行裡（其中既有從事本地各種業務的商行，也有從事國際貿易的商行）。
男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女人。
其中半數來自英倫三島，另外1/4來自印度（包括印度祆教徒），總計這些外國人中來自英帝國者達3/4。
美國人數目上少些，然而他們的航運業僅次于英國，他們在上海的貿易量幾乎達到一半。
1849年6月航海法的廢除，使美國船隻可以直接把貨物運到英國，或者在英國各殖民地之間運貨，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後，美國快船就在茶葉輸往倫敦的業務方面同英國展開了競争。
基督教傳教士團體在數量上隻是中國這個舞台上的配角，但它們對外國僑民團體的貢獻，無論在精神或知識方面，都是不可忽視的。
受到法國鼓勵的天主教傳教士，穩步地、靜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複了他們的位置，甚至還發展了他們的宗教信徒。
1839年在中國就有将近30名天主教傳教士，其中一半屬于遣使會修士，一半屬于巴黎外方傳教會：這30人差不多都是法國人。
10人在澳門，此地是訓練、供應和聯絡的主要基地。
10人在四川，3人在江西，3人在湖北，其餘的則在福建和蒙古，與當地教徒相處在一起。
像某些新教教徒一樣，他們偶爾也乘鴉片船在沿海通行。
到1845年，在中國有76名歐洲天主教傳教士。
特别是耶稣會士在上海再次活躍起來。
[26]但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還隻有12名教士，在鴉片戰争後仍舊被限制在條約口岸内。
同穿着漢服、過着中國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國内地的天主教神甫相比，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帶有家眷，并保持着許多西方生活方式。
天主教會由于在中國具有勸人信教的長期經驗，所以已經學會了許多中國方式。
同時它也比新教更加專心緻志于拯救靈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團，不大注意行醫和教育，以之作為勸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
保持更多個人主義色彩的新教徒帶來了更多的物質文化，也與外僑團體保持更密切的聯系。
這到頭來使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更具破壞性。
條約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國沿海邊疆的據點，它們依靠的交通幾乎就像當時美國西部邊區村落依賴小馬快遞郵車和商隊小道那樣。
不過中國沿海交通幾乎全部靠海運。
由英國經跨越蘇伊士地峽的這條&ldquo陸路&rdquo的郵件要花兩三個月時間，但比起從大西洋岸本國繞過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個月航程則縮短了一個月。
&ldquo半島和東方輪運公司&rdquo的明輪輪船不久又縮短了這段航程。
輪船郵件從1845年開始運送到香港，1850年開始運到上海。
然而，當時是快速輪船的偉大時代；在中國沿海的那些鴉片快船經常定期地向鴉片接受站供貨，這時它們既載運郵件，也載運旅客到條約口岸，更不用說載運香港來的新聞報紙，以及1850年以後載運上海出版的《北華捷報》了。
居住在小一些的條約口岸的外僑，覺得鴉片船船長真是他們兌換錢票的最好中介人。
已經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的英國政府，是創立條約口岸結構的積極參與者。
然而中英貿易有它自身的推動力，每一港口的英國領事都感到自己趕不上新的商業發展形勢。
根據條約，他們擔負着正式的領導職務，但是以西方的貿易和文明（兩者被認為是不能區分的）的名義向中國的舊制度發動進攻的，實際上是商人和領事人員的聯合行動。
領導英國商界的是怡和洋行與寶順洋行這兩個互相競争的商号，它們的鴉片船船長曾在19世紀40年代攜手合作，由兩家共同把持販毒的壟斷權。
他們的主要競争對手是美國波士頓的旗昌洋行。
這三家公司不論在鴉片貿易方面或合法的條約港口貿易方面都從事着範圍廣泛的活動：它們發展自己的快船船隊和銀行及保險業務，也發展堆棧甚至船塢等大的港口設備。
這種生産能力及其資本積累很快就使得它們在當地向不動産和消費品工業方面進行投資。
在國際貿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經營範圍就不那麼廣。
這些在中國的代理行給它們的國外委托商提供市場情報，以尋求對船貨投資的風險資本（即投入資本），在這項業務中，代理行隻通過向客戶收取托運的往來貨物的傭金獲利。
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赢利不僅取決于中國和國外市場的可能性及所有競争者的反應，也取決于兌換率的漲落，最主要的是金、銀之間兌換率的漲落，而且在中國還特别涉及各種各樣的計算單位。
數量少而币值過高的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銀洋1853年在廣州為墨西哥銀元所取代；1857年，上海商人又完全放棄了鑄币而采用上海銀兩制&mdash&mdash一種用銀錠付款的計算單位。
[27]兌換業務隻有在外國人同中國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進行。
怡和洋行裡不僅分設常駐股東的&ldquo高級餐廳&rdquo及英籍職員與助手的&ldquo低級餐廳&rdquo，而且還有中國買辦、錢币兌換人及許多傭人的辦公室及住處。
該洋行的各部門經營茶、絲、紡織品或中國出口雜項。
總而言之，一個大的貿易商行足以使英國領事館在職員人數與建築物的規模上大為遜色。
這些洋行是支配的因素。
它們深信自己就在從事條約口岸的一切活動。
外籍代辦（即商行頭目）完全依靠他們的中國買辦。
廣州的買辦執行新開口岸外商營業中屬于中國方面的業務，這是因為他們一方面熟悉茶和鴉片行情，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能夠按必要的中國方式互相擔保。
在中國人看來，買辦便是主要的貿易者。
他們按照與外國商号簽訂的合同可以雇用自己的職員，與中國内地來的商人打交道，獲取市場情報，辦理兌換業務，負責管理全體中國職員及棧房貨物，甚至代表外國商行同中國關卡打交道。
這樣，買辦不僅是外國人在中國這塊地方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典型的經紀人，他們能夠作為獨立的貿易者來發展自己的業務。
他們的利潤和投資遲早會使他們作為新型的中國商人而踏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因為他們在條約口岸外國勢力的全面保護下是能夠興旺發達的。
雖然廣州行商的某些職能已被英國領事接管而為本國船隻和國民作擔保，但主要的貿易職能卻落入了買辦之手（他們經管外國商行在當地的大部分業務往來）。
[28] 英國領事館的領事、副領事和一兩個助手或翻譯，基本上來自英國的殷實人家，領事館負有監督和懲戒的職責。
根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它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是為了促進商業。
領事要規定負責引導船隻進出港口的領航員應得的報酬。
他要接受和保管船隻的執照，并向中國海關報告船隻的到達。
然後在船隻離開時交還執照。
領事也要檢查進口貨物，聽取關于課收稅額方面的申訴。
他要和中國當局合作确定鑄币的标準，還要保管一套在領事館應用的度量衡标準器件。
他要負責簽發船隻之間貨物轉駁的證件。
他的職責還包括管理口岸的英國水手，聽取人們對中國和英國臣民的控訴；而且他可以獨自對英國罪犯進行懲處。
他有同中國當局合作的其他各種義務，例如執行口岸限制事項；監督土地與房屋的租用；防止走私；引渡犯人；一般地說要在中、英兩國國民之間做調解人。
由于同中國政府的一切接觸都要使用中文&mdash&mdash包括口頭的和書面的，所以領事就依靠英國譯員充當左右手。
像威妥瑪、巴夏禮、李泰國、赫德、麥都思和密迪樂等精幹有力的人物，都是循此途徑晉升起來的。
美國是任命商人做領事，因此使英國人在外僑團體中穩占優勢地位，因為商人領事會有直接的利害沖突。
在中國人眼裡，商人領事就像是買了個幾品頂戴的舊行商一樣，不免對之又慕又恨。
因為盡管他們有官員身份，但骨子裡仍然是商人；有的英國商人也是這樣：他們通常取得領事身份，代表着那些同中國訂了條約但卻沒有派出領事的西班牙、秘魯、荷蘭、普魯士等國。
條約制度靠武力建立起來，也隻有用炮艦外交去維持。
這也可以說成是某國使用海軍力量作為威脅手段去支持條約權利中的所謂合法要求的伎倆。
這一伎倆典型地表現在1848年上海青浦事件中。
青浦位于以上海市為中心的允許外國人活動的半徑範圍之内，有三個傳教士訪問了這個小城。
他們受到糧運船民的襲擊，隻是由地方官出面才被營救出來。
英國領事阿禮國要求賠禮道歉，但中國當局對附近1.3萬多名運貢米去北京的漕糧船民是否要采取行動表現得猶豫不決。
英領事于是停付條約規定的貿易稅，還把他唯一的一艘裝有十門炮的皇家海軍方帆雙桅船調來以阻止1400隻裝有稻米準備離開碼頭的民船啟運，并要求在48小時内逮捕10名為首的肇事者。
阿禮國接着派遣剛好乘一艘炮艦到達的巴夏禮越過當地道台直接向南京總督要求賠禮道歉。
結果總督把這個道台免職，并對幾個肇事者給以在外國人居留地戴上刑枷一個月的處分。
這種對甚至在數量上大大占優勢的群衆使用武力的大膽果斷的行動受到外僑團體的全力支持，雖然此舉在香港和倫敦并不怎麼受到贊賞。
但阿禮國卻頑強地表示，這是保護在華英國人的唯一辦法，而且以後幾代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
[29] 炮艦外交揭露了關于中西交往中誰說了算這個反複未決的鬥争。
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最廣義的文化沖突。
英國希望的不是把中國當作殖民地來統治，而是要中國按照英國方式在法治精神下進行國際交往和自由貿易，因為這将為英國的商業利潤打開門戶。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中國古老的社會中進行一場革命，而這一點當然要遭到堅決的反對。
英國與廣州的對峙 19世紀中葉英國的高壓政治使治域廣袤但力量不足的清政府威信降低，并危及它的權威。
1841年5月的三元裡事件（見第四章）就是一個前兆：清官吏對外國入侵者表面上的安撫進一步喚起了排外情緒，并且動搖了老百姓對清皇朝是受命于天的默認。
因此在整個19世紀40年代，廣州的清帝國官吏，不得不在英國人及紳士領導的民衆之間左右讨好。
在戰争時期，特别是三元裡事件剛剛過去時，紳士和村民聯合建立了民團局來維護地方團練。
為此目的，他們在廣州北面組織了一個總局以協調已經在鄰近市鎮（包括八十多個村莊）建立起來的十幾個團練的行動。
這個新成立的局（叫昇平社學）經官方承認，湊集了大量的資金，募集了好幾千鄉勇。
[30]這種由紳士領導的鄉村武裝，對于不可抗禦的英國人似乎構成了一個堅強的壁壘。
在廣州的300名左右外國人依舊被限制在号稱十三行的老區長達800英尺的濱江地段以内，那裡有約4英畝空地。
想到别處去租賃房屋的嘗試，通常總是要碰釘子的。
他們可以在河上劃船，但是稠密的人口往往使他們感到窒息。
所以英國人下鄉有着很實際的目的，即為了鍛煉、娛樂和體育運動，特别是想獵捕野禽。
但由此而招惹的事件不久就滿載在名為《在中國受到的侮辱》這本英國藍皮書中。
既然在朝貢時代斷然拒絕外國人進入廣州城内，那麼在1842年以後維持這種禁令，就成了廣州人反抗的标志了。
雙方都不斷地扔石頭、毆打和騷亂，在這當中，廣州人的高傲和敵意常常不亞于英國人的魯莽和傲慢。
1847年4月，英國公使德庇時爵士終于再一次訴諸炮艦外交，把英國的戰船從香港調來進攻虎門炮台。
36小時内，英武裝力量打啞了清朝827門大炮，進入廣州，占領了十三行。
然而他們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乃是耆英同意廣州城門兩年後向他們開放。
&ldquo德庇時的進犯廣州&rdquo就這樣不了了之。
8個月以後，6名在民團區域郊遊的英國人被殺。
耆英立即派兵占領那個村莊，懲辦了兇手。
然而他不斷想通過維護英國人享有和平交往的條約權利去安撫英國人的努力，使他似乎成了廣州的撫夷派，而北京卻有理由害怕這種安撫會失去民心。
因此耆英于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繼任者為漢人徐廣缙，徐奉行的是依靠民衆排外情緒的政策。
1849年初當英國人再次要求進入廣州時，徐廣缙在全城及鄉下動員民兵搞自衛，這種高昂的反抗外國人的民氣受到清帝的嘉許。
由于巴麥尊沒有做好發動第二次戰争的準備，英帝國後退了下來。
總督徐廣缙與那位表面上氣壯如虎的巡撫葉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紳們的贊揚：英國人十餘年來&ldquo蹂躏我邊境，追捕我男婦&rdquo&hellip&hellip若非這些官吏體恤人民，&ldquo鼓其勇氣，使之衆志成城，則似此一舉，實不可得&rdquo。
[31]結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
在19世紀50年代，條約雖已簽訂，但在廣州依舊未生效力。
西方的貿易，像以往一個多世紀一樣，繼續在英國人和廣州人之間敵意尚未消除的情況下進行，何況此時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又已在内地爆發起來。
所以新的中外關系的結構是無法在這種舊背景下創立的。
中國沿海的騷亂 随着英國人的新權力在中國沿海邊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變化：一方面是對清政府日益疏遠，一方面出現對外國人效忠的迹象。
廣州商人和仆役實際上參與西方擴張的活動，助長了這一人心轉變的過程。
當怡和、寶順和旗昌等洋行在通商口岸擴大合法貿易并在口岸外的輪泊處發展鴉片貿易時，他們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從南方招募來的中國幫手。
廣州和福建商人也獨立自主地遷往上海，從事合法的與非法的貿易。
這些随着西方貿易的擴張而遷來的廣州人，不僅語言和風俗習慣不同于長江三角洲，帶有那種異域情調，而且許多人是對外貿易中日益成長的下層社會裡的不務正業者和詐騙者。
從廈門來的廣州人和福建人，他們出過洋，因為曾是香港、新加坡、馬榔嶼或馬來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