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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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府支持這種不法的鴉片貿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轉移議會辯論的中心。
他堅持說，他們所希望要做的一切隻是為了保證将來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
應該記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國已經受到了侮辱。
這樣，托利黨的反戰決議案隻以五票之差被否決，但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個地球之遠的清朝。
戰争的第一階段 正式鴉片戰争的第一階段是從1840年6月開始一直延續到1841年1月。
英國的策略是明确的：繞過廣州向北行進，占領舟山島，然後駛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遞送巴麥尊緻清帝的照會。
到6月21日，16艘英國戰艦、4艘武裝汽艇和28艘載有4000英軍的運輸艦集合在澳門沿海以外。
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後邊封鎖廣州，其餘兵力立即開赴浙江。
大部分廣州人認為，英國人已經被欽差大臣林則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國艦隊在舟山島海外重新出現。
一開始，當地下級官員以為這些船隻是來通商的，所以該小港的居民想到會大獲其利而非常高興。
[43]接着英國海軍司令官伯麥爵士卻要求這個城市投降。
當中國總兵拒絕投降時，舟山就遭到9分鐘的炮擊。
然後英國軍隊登陸，通過被摧毀的建築物和屍體，沒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奪并占據了這座城市。
巴麥尊原來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國人震驚而立刻投降。
事實并非如此。
由于舟山戍軍是被英國海軍大炮擊潰的，所以這個島的失陷并未能消除關于英國人不能登陸作戰的荒誕想法。
此外，很多人最初以為，舟山失陷嚴格說來隻是把附近的甯波開放給英國人通商的計劃的一部分；因為在戰争的這一階段上，英國人仍被僅僅看作是海盜貿易者，而未被嚴重地看作潛在的征服者。
然而，這種安全感一俟英國艦隊駛向北河口時就消失了。
8月9日，軍機處接到關于英國船隻沿海岸線北駛的報告時，陷入一片混亂。
道光帝與其滿族近臣開始感到英國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使他們從能打擊首都的距離處撤退。
因此在8月30日，當英國人就要強行通過守衛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時，一位名叫琦善的使節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國全權大使并開始舉行談判。
決定進行談判，與其說這是結束了林則徐的&ldquo懾服&rdquo外夷的政策，不如說是否定了林則徐本人。
巴麥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燒地攻擊了這位欽差大臣，緻使朝廷認為，隻要把林則徐撤職就會使英國人感到完全滿意。
這并非是難以作出的決定，因為清帝本人也認為林則徐做事魯莽滅裂而大為惱火。
他不是在需要堅決性這一點上與林則徐有分歧；他所不滿意的是，盡管林則徐反複樂觀地預言英國人不會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勢突然惡化到使這位欽差大臣失去了控制。
使清帝心煩的并不是&ldquo戰争&rdquo，而是&ldquo叛亂性&rdquo的敵對行為從一個省竟然轉移到了帝國的心髒。
這時清帝希望知道，林則徐答應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鴉片問題的種種諾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懑。
[44] 林則徐試圖把戰争的罪責推卸給義律。
他指出這位英國商務總監犯了罪，承認做了丢臉的事而自動交出鴉片，可是他又欺騙自己的政府，說鴉片是被非法沒收的。
（後來清帝令琦善調查此一辯解之詞，琦善否定了它。
）戰争是事件的必然結局，而且現在戰端終于來臨，那便要由他林則徐來負全部責任了。
他所請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複舟山，把英國人趕出去，不惜任何代價來對付外夷。
因為在他看來&ldquo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rdquo。
[45]也許清帝可能私下同意這種估計，[46]但是，他不再認為林則徐可稱此職。
無論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人要求撤這位欽差大臣的職。
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當。
現已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
[47] 林則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離廣州受審。
7月1日他被判決充軍到地近中亞的俄國邊境的伊犁。
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予要職；此後效忠清帝達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個處在林則徐地位的官員都會同樣地遭到失敗和受到處分。
在這些年間，對欽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體現着清帝的這樣一個決心：在不損害他自己所提條件的情況下保持和平與秩序。
因此，鴉片戰争的曆史就是這種決心受到英國人反複打擊的過程。
最後，清帝的這個願望終将破滅，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員面臨着一種矛盾的要求：既要講和，又不許讓步。
這就是林則徐進退維谷的處境及其繼任者的悲劇之所在。
被選出來代替林則徐的琦善是博爾濟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擔任着令人羨慕的直隸總督之職，而且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他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學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計較的官員；向北京轉呈巴麥尊的照會的就是他。
到這時清帝才不得不承認英國人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不滿應歸之于他們受到的那種待遇，不應歸之于與他們的關系的性質本身。
歸根到底，他們的基本要求是完全辦不到的。
割讓一個島嶼嗎？那是荒唐的。
要開放幾個新港口嗎？那是違反&ldquo日制&rdquo的。
要償還行商欠債嗎？政府并未挪用商業款項。
賠償鴉片價款嗎？它本來就是違禁品。
由于沒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與這些前所未聞的敵人進行談判。
反之，他反複強調說，當務之急是排除這場危險，使夷兵返回廣東。
這就隻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齒來誘使英國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識到帝國面臨種種危險，因此一再試圖使清帝了解，從18世紀以來外夷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
但他隻是有了表面的認識。
他看到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熟悉本國曆史的學者們為之痛心的外患頻仍的漫長時期；但是他又認為，必須以某種方式迫使英國人重新回到一種稍微新穎而又是按常規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
目前，他不能輕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讓步，但至少他必須想出權宜之策來使英軍離開天津。
琦善十分坦率地向軍機處說明，要做到這點就得用&ldquo綏撫&rdquo之法，即變相的納貢方法，它實際上變成了以後十年中對外夷實行&ldquo羁縻&rdquo政策的第一步。
由于這政策強調要用靈活的阿谀逢迎辭令來密切與外夷談判者的個人關系，進而産生一種個人義務，所以這種做法也是中國社會習慣的一種表現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間的感情來緩和政治集團之間或者經濟集團之間的對立的原則沖突。
這種政策一般被認為是琦善施用于英國人，又被後來的外交政策專家耆英所充分發展。
它在這兩種情況下隻能成功地拖延因雙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沖突的最後解決；因為英國使者以一種被出賣的憤懑心情得悉，這些阿谀奉承的中國外交官員們一方面佯稱是他們的朋友，另一方面卻又向北京陳情說，要克服對那些必須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體污穢的外國人的自然憎惡心理實在很困難，這時就使英國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
但這個辦法暫時還行得通。
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國戰艦将回廣州并将在那裡完成談判的事上奏朝廷了。
清帝對這消息感到高興，派琦善本人從陸路南下妥善辦理此事。
他的足智多謀獲得了成功，緻使人們感到，與英國人打交道隻用智謀就綽綽有餘了。
義律和豁律從琦善的和藹可親的态度推測到清帝的意旨，他們相信林則徐的&ldquo主戰派&rdquo已被比較理智的人們組成的&ldquo主和派&rdquo所取而代之。
但他們并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北方的壓力一減輕，清帝的驚恐心就會減退，朝廷中的好戰分子就會更加大膽。
因此，由義律在12月（他這時是唯一的全權大使）倡議的廣州談判會議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
在北京，一些年輕性急的禦史和幾位年長的保守官員仍然堅決主張把這些英國人消滅掉。
最糟糕的是，有少數幾個人背地裡暗示琦善本人是一個姑息分子，他受外國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們腐化了。
可是，英國人在廣州以其全部軍事優勢施加壓力以取得具體讓步，其中最危險的一條就是準備讓英國人占領香港。
因此琦善首先是試圖使北京認識，廣州的軍事防禦已經危險到了毫無希望的地步。
當時他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估計。
他認為交一筆賠款和新開放一個像廈門那樣的港口給歐洲人通商，以此作為交換條件，他最後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從英國人手裡收回舟山。
他通過強調不把中國領土交給外國人的重要性的辦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僅在商業上和錢财上作點讓步姿态是無傷大局的。
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通訊要花一個月時間），英國人已經十分明确地表示他們堅持無論如何要占據香港。
義律認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軍事上的軟弱無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軍占領了虎門炮台。
這時琦善才絕望地認識到，隻有虎門要塞才能把英國人與廣州隔開。
為了避免他認為可能發生的一場屠殺，他無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約。
英國人在這項協議中提出的條件是割讓香港；賠款600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的基礎上直接交往，并且開放廣州貿易。
義律因勝利而興高采烈。
在他看來，中英關系問題沒有過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決。
然而他的勝利感還是為時過早了一些。
當這個草約最後報請審批時，結果兩國政府都不願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經感到英國人&ldquo反複鸱張，恐難理喻&rdquo。
[48]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禮地對待過這些粗野的人，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海盜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進攻廣東的要塞。
因此，中國人打定主意在談判中用無休止的辯論拖住對方，從而給南方的官軍以重新武裝的時間，以便最後征服外夷。
1月6日，道光帝命令鄰近省份的四千援軍開赴廣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領一支靖逆軍去消滅敵人。
在琦善同意英國人占領香港兩天之後，他收到了這個決定，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他發狂地要加以制止。
首先，他設法說服駐廣州的大部分官員和他共同簽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說廣州差一點被英軍所占領。
用陳舊大炮設防的要塞建築在一些島上，很容易從背面受敵。
自吹自擂的&ldquo水勇&rdquo（林則徐招募）不是暈船就是必須得些彩頭錢才去打仗；而城市裡漢奸又多如牛毛。
按照穿鼻草約的條款，義律畢竟已同意退還舟山及虎門炮台，因而此時他們将有一個較長的喘息時間來準備清帝要求的&ldquo靖逆&rdquo工作。
但是琦善在那時失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
當廣州人中間謠傳欽差大臣用香港做交易而收了一大筆賄賂時，廣東省巡撫怡良向京師奏報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讓香港之事。
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時勃然大怒。
他遂下诏道：&ldquo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
琦善擅予香港。
&rdquo[49]于是草約被否決（雖然此時英國人實際上已占據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财産被沒收。
3月13日，琦善戴着鐐铐離開了廣州。
當巴麥尊接到送回倫敦的穿鼻草約副本時，斷定義律把他的訓令完全置之不顧。
義律既占領了舟山，他已經有條件定出自己的條款，但他卻用這個重要基地換來了那個幹燥多石的島嶼香港。
那時22歲的維多利亞女皇在她緻姻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信中說：&ldquo中國的事件很使我們懊惱，巴麥尊極其感到羞辱。
如果不是由于查理·義律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舉動，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或許已經到手了。
&hellip&hellip他完全不遵守巴麥尊給他的訓令，卻嘗試着去取得他能夠得到的最低的條件。
&rdquo[50] 此後，義律被一位做事沉着、52歲的愛爾蘭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後者曾在信德當過幾年政治代表。
他從巴麥尊得到的訓令[51]非常明确。
他在占領舟山并且絕對确信與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進行談判的全權以後，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讓步：賠償鴉片價款618.9616萬元；收回行商欠債300萬元；付遠征軍費用約250萬元；至少開放四個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讓更多供免稅卸貨的島嶼；每個條約港口均開設英國領事館；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ldquo為了中國政府本身的利益&rdquo而解禁鴉片。
[52] 贖回廣州 璞鼎查雖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達香港。
在這段時間，義律面臨奉清帝诏令集結于廣州的軍隊。
琦善已由三位官員集體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滿洲貴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齡完全耳聾的漢族将軍楊芳，後者因在喀什噶爾擒獲張格爾而聞名。
整個二月份，軍隊源源進入廣州。
他們重新建設防守陣地；設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廣州士紳也被鼓勵對他們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的防禦。
然而第一個到廣州的楊芳幾乎立刻看到軍事形勢已毫無希望：中國海軍實際上已經崩潰；新城的城牆正在倒塌；佛山鑄造廠新鑄造的五噸重的大炮沒有架設起來；軍隊也不可靠。
所有這些行動使義律認為，穿鼻草約并沒有受到尊重。
他再次沿河而上；在擊毀沿途一些炮台之後于3月2日到達廣州。
于是中國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舉行談判，俾使廣州脫離英國大炮的威脅。
楊芳沒有别的選擇，隻得同意重新開放貿易；雖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對這個協議未敢明言，隻是暗示了一下。
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兩個好戰分子到來，緻使這種暫時的休戰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當奕山和隆文開始準備火木排并武裝更多的地方兵勇時，楊芳不得不跟着幹。
于是，義律再次看到休戰受到了威脅，并要求中國方面停止這些準備，但沒有得到答複。
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動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終于發動了一場殲滅戰，他放出燃燒着的木排，順江而下沖向停在黃浦江上的英國艦隊。
在随之發生的戰鬥中，中國戰艦被擊毀71隻，岸上的炮台失守60座。
然後在複仇女神号保護下，運兵船沿城行駛送部隊登陸；英軍占據了廣州舊城外北面的高地。
省城正位于這些高地之下，從而有完全聽任英軍野戰炮轟擊的危險。
在那時，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将郭富認為他們應該馬上前進占領該城。
但義律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ldquo未受冒犯的百姓&rdquo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廣州免于一場屠殺。
[53]這位全權大使當然占了上風。
5月27日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三位中國欽差大臣及一切外省軍隊都同意退出這個城市，并答應在一周之内交出600萬元的&ldquo贖金&rdquo以使廣州免遭破壞。
當這個協定付諸執行時，英國人回到他們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來。
5月份對廣州的進攻，對英國人來說并沒有直接的軍事意義，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首先，随着這次襲擊（其中有掠奪和混亂），平日無賴的本地盜匪和三角洲的海盜變得比以前更加膽大妄為了。
[54]兩廣的大部分地區&mdash&mdash特别是兩省之間的丘陵邊境&mdash&mdash幾乎迅速被匪幫占據。
所以從1841年至1850年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這實際上觸發了太平軍叛亂。
[55]其次，産生了一種深深影響到中國後來與西方關系的排外傳統。
當廣州北邊的英軍和印度軍等待中國當局來履行贖買協定的條款時，他們在三元裡集鎮上和集鎮附近掠奪了幾處廟宇和強奸了幾名婦女。
這些具體的刺激，再加上廣大人民群衆對戰争的焦慮，促使對外國人的比較溫和的那一套陳舊看法變成了恐外的種族主義情緒。
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後兩天，當地紳士召集了大約兩萬名義憤填膺的農民，試圖用鋤頭、鎬、鐵頭梭镖和大刀去屠殺這些外國兵。
在嚴重的起義發生之前，廣州知府命令鄉紳領袖們遵守停戰協定，解散他們的非正規軍。
鄉勇們滿懷憤怒地撤退了，他們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幹涉，他們能夠擊敗敵人。
後來的民間傳說和官方報告對這個信念又添枝加葉，以緻使很多中國人認為，如果允許三元裡鄉勇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國家确實會打赢這次戰争。
因為義律威脅着要炮擊廣州，廣州知府這時解散他們是當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歡呼為救星，反而被稱作是一個&ldquo賣國&rdquo的怯懦官僚。
總之，求助無門的官員們這時正普遍成為替外夷的勝利承擔過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當排外運動擴展到北方時，同樣的事件接二連三地不斷發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識到停泊在他衙門的窗外河流上的歐洲炮艦會勒索多大的代價，可是紳士們卻同時在街頭張貼聲明，聲讨地方官&ldquo背信棄義&rdquo地保護外國傳教士使之免于&ldquo正義&rdquo的暴民的報複。
後來，這類事件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地方官員個人已不再受到斥責，而累及朝廷來遭受非難了。
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滿潛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滿清&ldquo異族&rdquo王室為了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們自己，正在向外夷讓步，姑息養奸。
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元裡事件是一長串群衆騷亂事件中的第一件，這種騷亂最終形成了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反滿民族主義。
戰争的最後階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達香港，他在此指揮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來的遠征軍，到戰争結束時，這支遠征軍将包括25艘正規軍艦，14艘汽輪，9艘給養船和載有1萬名步兵的運兵船。
他立刻帶領第一批共2000名士兵和一部分艦隊向北駛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廈門。
該地區的指揮官顔伯焘[56]理應奮起應戰，因為他已經說服清帝為那裡的防務花費了200萬銀兩。
他有50艘大戰船，3個&ldquo堅不可摧的&rdquo堡壘和9000步兵，據估計，隻要英軍一靠近，就可以把他們打垮。
當這支遠征艦隊于8月26日停泊在廈門口外時，海軍司令巴爾克确實發現這個城堡的防護牆非常堅固，炮彈不能穿透，但是中國炮手的協同炮擊時間不足以阻止登陸部隊奪取炮台。
該城本身坐落在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的後面，但顔伯焘卻未想到予以設防。
相反，英國人悄悄偷越過那裡，并且很快就占據了城周圍的高地。
第二天，他們開進了城内。
英軍僅死兩名，傷15名。
英艦隊留下了一支軍隊就地戍守，然後就繼續駛向巴麥尊打算優先奪取的目标&mdash&mdash舟山。
郭富将軍在這裡倍加小心，因為中國人在穿鼻草約訂立之後收回此島時曾又大事加固工事。
可是在他第一次偵察後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這個城市。
雖然郭富在攻擊中受了傷，但隻有兩名英兵被打死。
為了完全控制這一段浙江海岸，此時隻需占領附近港口甯波就可達到目的。
英軍在攻占河口上的據點鎮海要塞之後，于10月13日向甯波推進。
負責浙江省軍事行動的欽差大臣裕謙不久就接到消息說，甯波的大炮曾打得發燙，他的軍隊未戰而潰。
大約正在裕謙打算自殺的時候，皇家愛爾蘭衛隊的樂隊正在甯波的寬闊城牆上奏着英國國歌《上帝救助吾國女王！》的曲子。
在這年冬季，英軍在這裡進行休整時，這個舒适的港口城市當時就成了遠征軍的大本營。
這時，璞鼎查的計劃（它受到查頓情報的鼓舞）是要求把戰艦開往長江而把中國切為兩半，并在運河穿過長江之處封鎖對京師的糧運。
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牽制在守衛已攻占的四個城市上，他就決定等到春末夏初從印度得到增援部隊時再作計議。
這給了中國人發動春季反攻的時間。
清帝曾經斷定，甯波的陷落說起來或許并非不幸之事。
夷兵目前已經陷入陸上作戰，而陸戰正是中國的長處，大批帝國軍隊在浙江發動有組織的戰鬥也許能一舉把他們消滅幹淨。
由于他的許多官員向他隐瞞了他們的失敗（例如顔伯焘聲稱已收複廈門），因此他覺得挑選一個他能信任的指揮官是絕對必要的。
所以他選擇了他的堂兄弟奕經為統帥，此人是一位卓越的書法家，善寫文章，但是他的軍事經曆主要限于主管禦花園和獵苑，以及指揮北京的禁軍。
奕經的特長是善于制定計劃和搞準備工作，對這些事他幹得很熱心。
他剛到蘇州，就着手把他指揮的1.2萬名正規軍和3.3萬名鄉勇統一組織起來。
由于他要依靠當地知名人士來獲得地方上的情報，他在大本營外設置一個木箱，鼓勵紳士投進名刺，并獻計獻策。
許多熱情而無經驗的青年士子因時值危機而辍學應征；每個官員都争先恐後要求有權使用親随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貼。
因此，這種指揮系統是極不明确的，這特别是由于從幾個省調集來的正規部隊都拒絕接受其他帶兵官命令的情況造成的。
人們隻看到軍隊打着鮮明的三角旗，穿着繡花戰袍，手執金光閃閃的武器，而忽視了後面隐藏着的分裂情況。
這些士子興緻勃勃，在軍營裡舉辦了許多茶會、筵宴和詩社文會。
勝利好像是沒有問題了。
事實上，在軍隊實際進入戰鬥之前的一個月，一位有名望的畫家以北宋美麗而色彩鮮豔的院體畫法描繪了一幅凱歌高奏的戰鬥圖畫。
奕經本人甚至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這使他忙了好幾天以決定哪一篇宣布即将來臨的勝利的文告寫得最好。
他最後選定了一篇，其中虛構了交戰情況和對每個帶兵官怎樣傳令嘉獎。
不錯，清帝的這位堂兄弟的确對開戰的黃道吉日問題有些關心，但當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廟中求簽抽到了一張虎形簽時，這個問題便非常順利地被解決了。
因此很顯然，攻擊的時間應該是1842年3月10日淩晨3時至5時，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時；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時期。
于是在戰鬥前夕，大多數部隊拖着沉重艱難的步伐，越過泥濘的道路和溝渠而進入了陣地；又因道路泥濘，運糧困難，軍隊曾多日斷糧。
士兵體力消耗殆盡，又受雨淋又挨饑餓，他們就是這樣準備進攻的。
進攻分作三路。
原來的戰鬥計劃（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3.6萬人打進甯波的西門和南門，1.5萬人奪取鎮海，還有1萬水兵乘戰船和漁船渡海收複舟山。
實際上，
他堅持說，他們所希望要做的一切隻是為了保證将來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
應該記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國已經受到了侮辱。
這樣，托利黨的反戰決議案隻以五票之差被否決，但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個地球之遠的清朝。
戰争的第一階段 正式鴉片戰争的第一階段是從1840年6月開始一直延續到1841年1月。
英國的策略是明确的：繞過廣州向北行進，占領舟山島，然後駛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遞送巴麥尊緻清帝的照會。
到6月21日，16艘英國戰艦、4艘武裝汽艇和28艘載有4000英軍的運輸艦集合在澳門沿海以外。
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後邊封鎖廣州，其餘兵力立即開赴浙江。
大部分廣州人認為，英國人已經被欽差大臣林則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國艦隊在舟山島海外重新出現。
一開始，當地下級官員以為這些船隻是來通商的，所以該小港的居民想到會大獲其利而非常高興。
[43]接着英國海軍司令官伯麥爵士卻要求這個城市投降。
當中國總兵拒絕投降時，舟山就遭到9分鐘的炮擊。
然後英國軍隊登陸，通過被摧毀的建築物和屍體，沒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奪并占據了這座城市。
巴麥尊原來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國人震驚而立刻投降。
事實并非如此。
由于舟山戍軍是被英國海軍大炮擊潰的，所以這個島的失陷并未能消除關于英國人不能登陸作戰的荒誕想法。
此外，很多人最初以為，舟山失陷嚴格說來隻是把附近的甯波開放給英國人通商的計劃的一部分；因為在戰争的這一階段上，英國人仍被僅僅看作是海盜貿易者，而未被嚴重地看作潛在的征服者。
然而，這種安全感一俟英國艦隊駛向北河口時就消失了。
8月9日，軍機處接到關于英國船隻沿海岸線北駛的報告時，陷入一片混亂。
道光帝與其滿族近臣開始感到英國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
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使他們從能打擊首都的距離處撤退。
因此在8月30日，當英國人就要強行通過守衛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時，一位名叫琦善的使節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國全權大使并開始舉行談判。
決定進行談判，與其說這是結束了林則徐的&ldquo懾服&rdquo外夷的政策，不如說是否定了林則徐本人。
巴麥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燒地攻擊了這位欽差大臣，緻使朝廷認為，隻要把林則徐撤職就會使英國人感到完全滿意。
這并非是難以作出的決定，因為清帝本人也認為林則徐做事魯莽滅裂而大為惱火。
他不是在需要堅決性這一點上與林則徐有分歧；他所不滿意的是，盡管林則徐反複樂觀地預言英國人不會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勢突然惡化到使這位欽差大臣失去了控制。
使清帝心煩的并不是&ldquo戰争&rdquo，而是&ldquo叛亂性&rdquo的敵對行為從一個省竟然轉移到了帝國的心髒。
這時清帝希望知道，林則徐答應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鴉片問題的種種諾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懑。
[44] 林則徐試圖把戰争的罪責推卸給義律。
他指出這位英國商務總監犯了罪，承認做了丢臉的事而自動交出鴉片，可是他又欺騙自己的政府，說鴉片是被非法沒收的。
（後來清帝令琦善調查此一辯解之詞，琦善否定了它。
）戰争是事件的必然結局，而且現在戰端終于來臨，那便要由他林則徐來負全部責任了。
他所請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複舟山，把英國人趕出去，不惜任何代價來對付外夷。
因為在他看來&ldquo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rdquo。
[45]也許清帝可能私下同意這種估計，[46]但是，他不再認為林則徐可稱此職。
無論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人要求撤這位欽差大臣的職。
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當。
現已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
[47] 林則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離廣州受審。
7月1日他被判決充軍到地近中亞的俄國邊境的伊犁。
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予要職；此後效忠清帝達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個處在林則徐地位的官員都會同樣地遭到失敗和受到處分。
在這些年間，對欽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體現着清帝的這樣一個決心：在不損害他自己所提條件的情況下保持和平與秩序。
因此，鴉片戰争的曆史就是這種決心受到英國人反複打擊的過程。
最後，清帝的這個願望終将破滅，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員面臨着一種矛盾的要求：既要講和，又不許讓步。
這就是林則徐進退維谷的處境及其繼任者的悲劇之所在。
被選出來代替林則徐的琦善是博爾濟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擔任着令人羨慕的直隸總督之職，而且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他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學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計較的官員；向北京轉呈巴麥尊的照會的就是他。
到這時清帝才不得不承認英國人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不滿應歸之于他們受到的那種待遇，不應歸之于與他們的關系的性質本身。
歸根到底，他們的基本要求是完全辦不到的。
割讓一個島嶼嗎？那是荒唐的。
要開放幾個新港口嗎？那是違反&ldquo日制&rdquo的。
要償還行商欠債嗎？政府并未挪用商業款項。
賠償鴉片價款嗎？它本來就是違禁品。
由于沒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與這些前所未聞的敵人進行談判。
反之，他反複強調說，當務之急是排除這場危險，使夷兵返回廣東。
這就隻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齒來誘使英國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識到帝國面臨種種危險，因此一再試圖使清帝了解，從18世紀以來外夷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
但他隻是有了表面的認識。
他看到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熟悉本國曆史的學者們為之痛心的外患頻仍的漫長時期；但是他又認為，必須以某種方式迫使英國人重新回到一種稍微新穎而又是按常規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
目前，他不能輕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讓步，但至少他必須想出權宜之策來使英軍離開天津。
琦善十分坦率地向軍機處說明，要做到這點就得用&ldquo綏撫&rdquo之法，即變相的納貢方法，它實際上變成了以後十年中對外夷實行&ldquo羁縻&rdquo政策的第一步。
由于這政策強調要用靈活的阿谀逢迎辭令來密切與外夷談判者的個人關系，進而産生一種個人義務，所以這種做法也是中國社會習慣的一種表現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間的感情來緩和政治集團之間或者經濟集團之間的對立的原則沖突。
這種政策一般被認為是琦善施用于英國人，又被後來的外交政策專家耆英所充分發展。
它在這兩種情況下隻能成功地拖延因雙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沖突的最後解決；因為英國使者以一種被出賣的憤懑心情得悉，這些阿谀奉承的中國外交官員們一方面佯稱是他們的朋友，另一方面卻又向北京陳情說，要克服對那些必須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體污穢的外國人的自然憎惡心理實在很困難，這時就使英國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
但這個辦法暫時還行得通。
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國戰艦将回廣州并将在那裡完成談判的事上奏朝廷了。
清帝對這消息感到高興，派琦善本人從陸路南下妥善辦理此事。
他的足智多謀獲得了成功，緻使人們感到，與英國人打交道隻用智謀就綽綽有餘了。
義律和豁律從琦善的和藹可親的态度推測到清帝的意旨，他們相信林則徐的&ldquo主戰派&rdquo已被比較理智的人們組成的&ldquo主和派&rdquo所取而代之。
但他們并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北方的壓力一減輕，清帝的驚恐心就會減退，朝廷中的好戰分子就會更加大膽。
因此，由義律在12月（他這時是唯一的全權大使）倡議的廣州談判會議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
在北京，一些年輕性急的禦史和幾位年長的保守官員仍然堅決主張把這些英國人消滅掉。
最糟糕的是，有少數幾個人背地裡暗示琦善本人是一個姑息分子，他受外國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們腐化了。
可是，英國人在廣州以其全部軍事優勢施加壓力以取得具體讓步，其中最危險的一條就是準備讓英國人占領香港。
因此琦善首先是試圖使北京認識，廣州的軍事防禦已經危險到了毫無希望的地步。
當時他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估計。
他認為交一筆賠款和新開放一個像廈門那樣的港口給歐洲人通商，以此作為交換條件，他最後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從英國人手裡收回舟山。
他通過強調不把中國領土交給外國人的重要性的辦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僅在商業上和錢财上作點讓步姿态是無傷大局的。
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通訊要花一個月時間），英國人已經十分明确地表示他們堅持無論如何要占據香港。
義律認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軍事上的軟弱無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軍占領了虎門炮台。
這時琦善才絕望地認識到，隻有虎門要塞才能把英國人與廣州隔開。
為了避免他認為可能發生的一場屠殺，他無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約。
英國人在這項協議中提出的條件是割讓香港；賠款600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的基礎上直接交往，并且開放廣州貿易。
義律因勝利而興高采烈。
在他看來，中英關系問題沒有過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決。
然而他的勝利感還是為時過早了一些。
當這個草約最後報請審批時，結果兩國政府都不願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經感到英國人&ldquo反複鸱張，恐難理喻&rdquo。
[48]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禮地對待過這些粗野的人，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海盜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進攻廣東的要塞。
因此，中國人打定主意在談判中用無休止的辯論拖住對方，從而給南方的官軍以重新武裝的時間，以便最後征服外夷。
1月6日，道光帝命令鄰近省份的四千援軍開赴廣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領一支靖逆軍去消滅敵人。
在琦善同意英國人占領香港兩天之後，他收到了這個決定，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他發狂地要加以制止。
首先，他設法說服駐廣州的大部分官員和他共同簽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說廣州差一點被英軍所占領。
用陳舊大炮設防的要塞建築在一些島上，很容易從背面受敵。
自吹自擂的&ldquo水勇&rdquo（林則徐招募）不是暈船就是必須得些彩頭錢才去打仗；而城市裡漢奸又多如牛毛。
按照穿鼻草約的條款，義律畢竟已同意退還舟山及虎門炮台，因而此時他們将有一個較長的喘息時間來準備清帝要求的&ldquo靖逆&rdquo工作。
但是琦善在那時失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
當廣州人中間謠傳欽差大臣用香港做交易而收了一大筆賄賂時，廣東省巡撫怡良向京師奏報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讓香港之事。
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時勃然大怒。
他遂下诏道：&ldquo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
琦善擅予香港。
&rdquo[49]于是草約被否決（雖然此時英國人實際上已占據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财産被沒收。
3月13日，琦善戴着鐐铐離開了廣州。
當巴麥尊接到送回倫敦的穿鼻草約副本時，斷定義律把他的訓令完全置之不顧。
義律既占領了舟山，他已經有條件定出自己的條款，但他卻用這個重要基地換來了那個幹燥多石的島嶼香港。
那時22歲的維多利亞女皇在她緻姻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信中說：&ldquo中國的事件很使我們懊惱，巴麥尊極其感到羞辱。
如果不是由于查理·義律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舉動，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或許已經到手了。
&hellip&hellip他完全不遵守巴麥尊給他的訓令，卻嘗試着去取得他能夠得到的最低的條件。
&rdquo[50] 此後，義律被一位做事沉着、52歲的愛爾蘭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後者曾在信德當過幾年政治代表。
他從巴麥尊得到的訓令[51]非常明确。
他在占領舟山并且絕對确信與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進行談判的全權以後，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讓步：賠償鴉片價款618.9616萬元；收回行商欠債300萬元；付遠征軍費用約250萬元；至少開放四個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讓更多供免稅卸貨的島嶼；每個條約港口均開設英國領事館；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ldquo為了中國政府本身的利益&rdquo而解禁鴉片。
[52] 贖回廣州 璞鼎查雖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達香港。
在這段時間，義律面臨奉清帝诏令集結于廣州的軍隊。
琦善已由三位官員集體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滿洲貴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齡完全耳聾的漢族将軍楊芳，後者因在喀什噶爾擒獲張格爾而聞名。
整個二月份，軍隊源源進入廣州。
他們重新建設防守陣地；設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廣州士紳也被鼓勵對他們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的防禦。
然而第一個到廣州的楊芳幾乎立刻看到軍事形勢已毫無希望：中國海軍實際上已經崩潰；新城的城牆正在倒塌；佛山鑄造廠新鑄造的五噸重的大炮沒有架設起來；軍隊也不可靠。
所有這些行動使義律認為，穿鼻草約并沒有受到尊重。
他再次沿河而上；在擊毀沿途一些炮台之後于3月2日到達廣州。
于是中國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舉行談判，俾使廣州脫離英國大炮的威脅。
楊芳沒有别的選擇，隻得同意重新開放貿易；雖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對這個協議未敢明言，隻是暗示了一下。
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兩個好戰分子到來，緻使這種暫時的休戰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當奕山和隆文開始準備火木排并武裝更多的地方兵勇時，楊芳不得不跟着幹。
于是，義律再次看到休戰受到了威脅，并要求中國方面停止這些準備，但沒有得到答複。
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動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終于發動了一場殲滅戰，他放出燃燒着的木排，順江而下沖向停在黃浦江上的英國艦隊。
在随之發生的戰鬥中，中國戰艦被擊毀71隻，岸上的炮台失守60座。
然後在複仇女神号保護下，運兵船沿城行駛送部隊登陸；英軍占據了廣州舊城外北面的高地。
省城正位于這些高地之下，從而有完全聽任英軍野戰炮轟擊的危險。
在那時，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将郭富認為他們應該馬上前進占領該城。
但義律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ldquo未受冒犯的百姓&rdquo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廣州免于一場屠殺。
[53]這位全權大使當然占了上風。
5月27日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三位中國欽差大臣及一切外省軍隊都同意退出這個城市，并答應在一周之内交出600萬元的&ldquo贖金&rdquo以使廣州免遭破壞。
當這個協定付諸執行時，英國人回到他們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來。
5月份對廣州的進攻，對英國人來說并沒有直接的軍事意義，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首先，随着這次襲擊（其中有掠奪和混亂），平日無賴的本地盜匪和三角洲的海盜變得比以前更加膽大妄為了。
[54]兩廣的大部分地區&mdash&mdash特别是兩省之間的丘陵邊境&mdash&mdash幾乎迅速被匪幫占據。
所以從1841年至1850年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這實際上觸發了太平軍叛亂。
[55]其次，産生了一種深深影響到中國後來與西方關系的排外傳統。
當廣州北邊的英軍和印度軍等待中國當局來履行贖買協定的條款時，他們在三元裡集鎮上和集鎮附近掠奪了幾處廟宇和強奸了幾名婦女。
這些具體的刺激，再加上廣大人民群衆對戰争的焦慮，促使對外國人的比較溫和的那一套陳舊看法變成了恐外的種族主義情緒。
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後兩天，當地紳士召集了大約兩萬名義憤填膺的農民，試圖用鋤頭、鎬、鐵頭梭镖和大刀去屠殺這些外國兵。
在嚴重的起義發生之前，廣州知府命令鄉紳領袖們遵守停戰協定，解散他們的非正規軍。
鄉勇們滿懷憤怒地撤退了，他們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幹涉，他們能夠擊敗敵人。
後來的民間傳說和官方報告對這個信念又添枝加葉，以緻使很多中國人認為，如果允許三元裡鄉勇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國家确實會打赢這次戰争。
因為義律威脅着要炮擊廣州，廣州知府這時解散他們是當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歡呼為救星，反而被稱作是一個&ldquo賣國&rdquo的怯懦官僚。
總之，求助無門的官員們這時正普遍成為替外夷的勝利承擔過失的替罪羊。
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當排外運動擴展到北方時，同樣的事件接二連三地不斷發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識到停泊在他衙門的窗外河流上的歐洲炮艦會勒索多大的代價，可是紳士們卻同時在街頭張貼聲明，聲讨地方官&ldquo背信棄義&rdquo地保護外國傳教士使之免于&ldquo正義&rdquo的暴民的報複。
後來，這類事件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地方官員個人已不再受到斥責，而累及朝廷來遭受非難了。
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滿潛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滿清&ldquo異族&rdquo王室為了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們自己，正在向外夷讓步，姑息養奸。
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元裡事件是一長串群衆騷亂事件中的第一件，這種騷亂最終形成了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反滿民族主義。
戰争的最後階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達香港，他在此指揮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來的遠征軍，到戰争結束時，這支遠征軍将包括25艘正規軍艦，14艘汽輪，9艘給養船和載有1萬名步兵的運兵船。
他立刻帶領第一批共2000名士兵和一部分艦隊向北駛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廈門。
該地區的指揮官顔伯焘[56]理應奮起應戰，因為他已經說服清帝為那裡的防務花費了200萬銀兩。
他有50艘大戰船，3個&ldquo堅不可摧的&rdquo堡壘和9000步兵，據估計，隻要英軍一靠近，就可以把他們打垮。
當這支遠征艦隊于8月26日停泊在廈門口外時，海軍司令巴爾克确實發現這個城堡的防護牆非常堅固，炮彈不能穿透，但是中國炮手的協同炮擊時間不足以阻止登陸部隊奪取炮台。
該城本身坐落在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的後面，但顔伯焘卻未想到予以設防。
相反，英國人悄悄偷越過那裡，并且很快就占據了城周圍的高地。
第二天，他們開進了城内。
英軍僅死兩名，傷15名。
英艦隊留下了一支軍隊就地戍守，然後就繼續駛向巴麥尊打算優先奪取的目标&mdash&mdash舟山。
郭富将軍在這裡倍加小心，因為中國人在穿鼻草約訂立之後收回此島時曾又大事加固工事。
可是在他第一次偵察後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這個城市。
雖然郭富在攻擊中受了傷，但隻有兩名英兵被打死。
為了完全控制這一段浙江海岸，此時隻需占領附近港口甯波就可達到目的。
英軍在攻占河口上的據點鎮海要塞之後，于10月13日向甯波推進。
負責浙江省軍事行動的欽差大臣裕謙不久就接到消息說，甯波的大炮曾打得發燙，他的軍隊未戰而潰。
大約正在裕謙打算自殺的時候，皇家愛爾蘭衛隊的樂隊正在甯波的寬闊城牆上奏着英國國歌《上帝救助吾國女王！》的曲子。
在這年冬季，英軍在這裡進行休整時，這個舒适的港口城市當時就成了遠征軍的大本營。
這時，璞鼎查的計劃（它受到查頓情報的鼓舞）是要求把戰艦開往長江而把中國切為兩半，并在運河穿過長江之處封鎖對京師的糧運。
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牽制在守衛已攻占的四個城市上，他就決定等到春末夏初從印度得到增援部隊時再作計議。
這給了中國人發動春季反攻的時間。
清帝曾經斷定，甯波的陷落說起來或許并非不幸之事。
夷兵目前已經陷入陸上作戰，而陸戰正是中國的長處，大批帝國軍隊在浙江發動有組織的戰鬥也許能一舉把他們消滅幹淨。
由于他的許多官員向他隐瞞了他們的失敗（例如顔伯焘聲稱已收複廈門），因此他覺得挑選一個他能信任的指揮官是絕對必要的。
所以他選擇了他的堂兄弟奕經為統帥，此人是一位卓越的書法家，善寫文章，但是他的軍事經曆主要限于主管禦花園和獵苑，以及指揮北京的禁軍。
奕經的特長是善于制定計劃和搞準備工作，對這些事他幹得很熱心。
他剛到蘇州，就着手把他指揮的1.2萬名正規軍和3.3萬名鄉勇統一組織起來。
由于他要依靠當地知名人士來獲得地方上的情報，他在大本營外設置一個木箱，鼓勵紳士投進名刺，并獻計獻策。
許多熱情而無經驗的青年士子因時值危機而辍學應征；每個官員都争先恐後要求有權使用親随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貼。
因此，這種指揮系統是極不明确的，這特别是由于從幾個省調集來的正規部隊都拒絕接受其他帶兵官命令的情況造成的。
人們隻看到軍隊打着鮮明的三角旗，穿着繡花戰袍，手執金光閃閃的武器，而忽視了後面隐藏着的分裂情況。
這些士子興緻勃勃，在軍營裡舉辦了許多茶會、筵宴和詩社文會。
勝利好像是沒有問題了。
事實上，在軍隊實際進入戰鬥之前的一個月，一位有名望的畫家以北宋美麗而色彩鮮豔的院體畫法描繪了一幅凱歌高奏的戰鬥圖畫。
奕經本人甚至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這使他忙了好幾天以決定哪一篇宣布即将來臨的勝利的文告寫得最好。
他最後選定了一篇，其中虛構了交戰情況和對每個帶兵官怎樣傳令嘉獎。
不錯，清帝的這位堂兄弟的确對開戰的黃道吉日問題有些關心，但當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廟中求簽抽到了一張虎形簽時，這個問題便非常順利地被解決了。
因此很顯然，攻擊的時間應該是1842年3月10日淩晨3時至5時，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時；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時期。
于是在戰鬥前夕，大多數部隊拖着沉重艱難的步伐，越過泥濘的道路和溝渠而進入了陣地；又因道路泥濘，運糧困難，軍隊曾多日斷糧。
士兵體力消耗殆盡，又受雨淋又挨饑餓，他們就是這樣準備進攻的。
進攻分作三路。
原來的戰鬥計劃（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3.6萬人打進甯波的西門和南門，1.5萬人奪取鎮海，還有1萬水兵乘戰船和漁船渡海收複舟山。
實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