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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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那樣，他用這種同樣的道德熱情使道光帝轉變态度，接受了他的禁煙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
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後采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
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
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
但洋藥對于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
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态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
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吓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
&ldquo夫鴉片非難于革瘾，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休心之法？&rdquo[25]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讨論過煙瘾的心理學，也沒有讨論過戒煙問題。
林則徐卻強調了這兩點。
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
因此，煙瘾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
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後來的階段加罪愈嚴。
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鬥争。
因為瘾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
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
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薮。
現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于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
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19次。
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
有一道上谕說明了道光帝授予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并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林則徐到粵後，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
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窦，必應随地随時，淨絕根株。
[26]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
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準許林則徐使中國采取軍事行動。
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讨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于用&ldquo開戰&rdquo這個概念，即現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
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骜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
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
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ldquo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
&rdquo[27]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蔔和大棒，即&ldquo恩威并用&rdquo。
正像林則徐對鴉片煙瘾所做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于應用心理學原則。
正确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拟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
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于确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動一場道德勸誡運動來禁絕鴉片。
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并不清楚。
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将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
禁煙必将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
他為人剛直不阿，做事堅決果斷，這易于使英國人懾服，正像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
&ldquo戰争&rdquo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廣州查封鴉片 林則徐還未到達廣州，就下令逮捕17名廣州犯法者和調查卷入鴉片販運的衙門屬員。
像大多數高級官員一樣，這位欽差大臣深信，廣州是貪污犯罪的淵薮。
行商比起大多數人來，隻不過是略較富有的走私販。
因此他辭别京師經過60天快馬加鞭的行程駐節到越華書院後，就直接向當地士大夫求助，請他們在他打算進行的這場堅決反對該城所有敲詐勒索行為的鬥争中給予協助。
從他來到廣州直到任職結束，他一直毫不躊躇地利用廣州紳士設法禁絕吸食鴉片。
這種做法有危險，因為準許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擁有逮捕權的禁煙會，這就意味着把大量權力交給了不易控制之人。
所以出現了許多錯捕案件和麻煩事故；如鄰居之間公報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為了報複族間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奪财産權而中傷與自己相敵對的家族。
所有這些，林則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預見，但他在當時解釋說，為了治愈一種危險得多的社會病症，這是不可避免而必須忍受的流弊。
可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這種流弊在不知不覺間破壞了縣官和村鎮名流在廣東農村中的權力平衡，因為後者現在開始自己執行治安權。
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紳士私人盜用司法權和軍權的現象還不明顯，但到那時，要使他們放棄非分之權則為時已晚了。
但是，盡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熱的行動，林欽差鏟除鴉片惡習的計劃并未成功。
的确，随着他的禁煙計劃在下一階段&mdash&mdash打擊外國煙販&mdash&mdash碰了壁，他打擊本國煙民的行動也就馬上失卻憑借了。
林則徐最初切斷洋藥輸入的努力表現在以下兩個決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實際上是本國人質）資格的行商&ldquo控制&rdquo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國方面搞鴉片交易的幕後關鍵人物。
這樣，林則徐就把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搞成了個人之間的沖突。
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通知行商，要他們三日内說服外商向中國政府交出鴉片存貨，并具甘結答應永遠不再經營洋藥。
否則，一兩個行商将被正法，餘者将統統喪失其财産。
這是歐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們輕蔑地懷疑行商在搞兩面派。
最後，當林則徐确實認真照章辦事時，外商答應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鴉片。
但林則徐現在開始相信，他所追查的這個關鍵性鴉片供應者是颠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腳公司的經理，也是英國商會會長。
因此，3月22日，林則徐發布一項逮捕颠地的命令，并捉拿兩名中國商人作為人質，如果颠地不自動向地方當局投案，則将人質斬首以代替颠地。
地圖7 19世紀珠江三角洲和江口 這些消息很快傳到住在澳門的義律，他立刻作出最壞的估計。
他認為如果說這不是戰争，&ldquo至少也是戰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rdquo。
[28]義律命令将他手下可動用的兵船開往香港準備應戰，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隊護衛保護下離開澳門，于第二天耀武揚威地來到廣州商館，正好趕上接受律勞卑過去所受的懲罰：中國人停止貿易，商館受到勞工的抵制和封鎖；結果使350名外商在以後47天中處于奴隸狀态。
義律雖然勇氣十足，但現在已經處于絕望境地。
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就是挽救他所屬那些人的生命，因為不難料想，封鎖了商館周圍交通線的數千中國軍隊正準備屠殺他們，而他卻一籌莫展，因為他的船和為數不多的軍隊鞭長莫及。
因此當3月26日林則徐說明隻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鴉片就将釋放英國人時，義律才完全放心。
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腳商人将所存洋藥交給他。
商人們聞之欣喜。
因為煙販被捕之後，前此五個月内還沒有在廣州出售過一箱鴉片。
由于義律答應女王陛下政府會交付鴉片損失（後來，巴麥尊對此大為惱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證交出甚至比存貨更多的鴉片，計20283箱，價值900萬元。
到5月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已開始燒毀這批存貨中的一部分；他确信英商很誠實，便解除了封鎖，并允許他們自願離開廣州。
走向戰争 林則徐因獲得成功而興高采烈。
外夷則心膽俱喪，再次表示馴服。
他把外夷順服的每個表現都上奏給皇帝。
當林則徐坐在車蓋下監督每日在放滿石灰的海水池中燒毀大量洋藥的工作時，他注視着每個好奇的外國人。
外國人脫一下帽子，沮喪地搖一搖頭，都被當作&ldquo心悅誠服&rdquo的毋庸置疑的證明。
像誤入歧途的中國農民叛亂者一樣，這些外夷也将會服服帖帖地遵從這位剛毅而公正的欽命大員。
但是，這些馴服表現必須變為更加明确的保證，為此，林則徐最相信具結。
外商具結後，如再走私，即予正法。
換句話說，具結的目的就是置外夷于公認的中國司法管轄之下。
但在這同時，巴麥尊的對外政策則堅決主張，一個英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以指望本國政府的保護，不受外國專橫武斷的起訴。
因此，這個問題就是治外法權問題。
林則徐本人知道此事後質問義律：&ldquo汝何以貴國之法加于天朝？&rdquo[29]但對每個英商來說，他們不敢具結的原因與其說是抽象的裁判權原則，不如說是真正害怕個人會被捕。
由于港腳商人不敢屈從，他們就不敢留在廣州，唯恐林則徐突然決定再次封鎖他們。
因此，義律要求澳門提供避難所。
葡萄牙總督并不有愛于英國人，也不願意和欽差大臣林則徐發生糾紛；但他最後還是向義律争生存的争辯讓了步。
到7月4日，全體英商遷到澳門。
林則徐最初對此并不感到驚愕。
貿易總是會使他們回來的，那時他們将不得不具甘結。
正在這時，他反複整理他的書籍，吟詩寫字，逐日寫日記。
1839年7月12日的日記寫道：&ldquo忽晴忽雨。
和嶰筠制軍詩。
聞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毆傷華民身死之事，拟委員往辦。
&rdquo[30]這一簡略記載說明發生了林維喜被殺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國水兵在一個稱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樂，在那裡劫掠一個廟宇，并用棍棒毆打幾個中國農民。
有一個名叫林維喜的農民因胸部受重傷于第二天死去。
犯罪一方應受懲治，但他是被哪個水手殺死的呢？是應作殺人罪還是作誤殺罪起訴？關于個人責任的問題使英國人感到煩惱；但林則徐堅持他的論點，他對義律說：&ldquo若殺人可不抵命，誰不效尤？倘此後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國毆死英夷，抑或華民毆死英夷，試問義律将要兇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hellip&hellip查義律既系職官，自有此案之後，兩次親赴尖沙嘴，查訊多日，若尚不知誰為兇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為職官？&rdquo[31]按照中國行政官員的标準，義律顯然不夠格，不過他至少是在盡責保護皇家海軍的現役士兵。
事實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
林維喜兇殺案件隻不過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權問題上不斷發生沖突的另一個例子罷了。
與當時西方的觀點相反，中國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
預謀殺人犯處以斬首，殺人犯處以絞刑，誤殺罪需給予賠償，自衛殺人者則不予追究。
但是在一次鬧事中發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殺人罪還是誤殺罪，歐洲要員和中國當局之間對此很難取得一緻意見。
中國人通常堅持是殺人罪。
順便說一句，在19世紀初，在英國偷一個先令以上就處以死刑。
[32]但從歐洲人的标準看，中國人對罪的解釋常常不免于主觀臆斷。
例如，在1784年，在港腳船休斯夫人号旁放禮炮時，偶爾炸死一個旁觀的中國人。
不可能說是哪個炮手的罪過，但中國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緻不受懲處。
在中國人看來，行為遠比動機重要，正像糾正冤案要比懲罰制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樣。
像《複仇法》中所說的&ldquo以命償命&rdquo的原則那樣，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償被害者受損害的靈魂，來恢複正義世界的道德平衡。
因此，當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時，便把他作為&ldquo替身&rdquo抓了起來。
最後，有個不幸的炮手被交給中國人正了法。
1821年，同一類的事情又發生在美國船上的一名無意中犯罪的意大利船員泰拉諾瓦身上，所以到19世紀30年代，西方人決定不向中國地方當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經受到本國人民的審判，并明白無誤地證明他确已犯了殺人罪。
林維喜案件不僅象征着治外法權争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個炎熱夏天加劇緊張形勢的主要刺激因素，當時英國人和中國人在澳門關卡兩邊互相猜疑地看着對方。
結果，英國人沒有交出兇手，于是林則徐開始擔心，認為隻要英國人安然留在澳門，他們總是要在這個問題和具結問題上繼續反對他。
因此，他于8月15日采取了進一步抵制商館的措施，切斷了對澳門的農産品給養，同時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2000名軍隊。
于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國人離開澳門；8月24日，義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過海灣在香港附近海面抛錨。
這時林則徐認為，他可以順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
8月27日，他奏陳皇帝說：&ldquo毫無疑者，雖其船内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于供。
且洋面不得淡水&hellip&hellip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
&rdquo[33]為了不使英國人登陸獲得食物，水師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鎖了沿海交通線。
由于供應減少，義律變得不顧一切了。
9月4日，他率領一個小船隊來到九龍，告訴當地的清朝船隊管帶，如果30分鐘内不提供食物，他将擊沉他的船隊。
當時限一過，便開炮擊潰了中國船隊。
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戰的炮擊，但當義律在等候英國的訓令時，這次炮擊并沒有弄得林則徐遲疑不決。
不僅這次交火詳情不明，而且這位中國欽差大臣還确信，有少數英商為了恢複商業的目的會甘願具結。
義律本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對英商來說，僅僅治外法權原則似乎并不比他們的利潤更重要；特别是如果他們的競争者美國商人得到了他們一年一次的茶葉合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因此他請求美商，為了他們與英商将來的共同利益，希望他們與英商一起離開廣州。
而領導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說：&ldquo我來中國不是為了療養和尋歡作樂，隻要能賣出一碼布或者購進一磅茶葉我就要堅守崗位&hellip&hellip我們美國公民沒有女王來擔保補償我們的損失。
&rdquo[34]英商剛離開廣州，美商立刻就大發橫财。
未曾染指于鴉片的英商從香港停泊地聽到此消息後，開始對義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後，九龍事件剛剛發生之後，擔麻士葛号逃出英國船隊，該船承銷人簽具了一項鴉片甘結。
不久，從爪哇運米至此的皇家薩克遜号也起而效尤。
在林則徐看來，這清楚表明，保護這種不正當鴉片利益的隻是義律一人。
所以林則徐散發了緻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一封公開信，從道義上懇求她制止鴉片貿易，并且相信英國政府是受了義律的欺騙并被引入了歧途。
[35]現在，正像他所預言的那樣，其他未參與走私但又貪圖利潤的英商，是會回到廣州服從官方控制的。
殺人案雖仍未解決，但隻要派水師提督關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隻商船，随便捉拿一個外國人作為人質來代替被義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結案。
當關天培的由29艘清帝國戰船組成的船隊開始集合和準備襲擊虎門通道附近的穿鼻時，義律認為它們正在準備攻擊在他旗幟之下的五十多隻商船。
因此他于1839年11月3日駛船逆流而上，想驅散中國船隊。
正當兩路戰船進入對抗狀态時，皇家薩克遜号的水手們無意中恰于此時駛往廣州。
為了加強封港，英國兵船窩拉疑号立即對着這隻商船頭部發出一發炮彈。
水師提督關天培即予幹預，甚至也許是為了保護皇家薩克遜号，這時義律的炮口便轉向了中國船隻。
經過短時間和毀滅性阻擊，四隻中國船被擊毀，關天培的船隊被驅散而駛離戰場；這樣就結束了後來所稱的穿鼻戰役。
但是，中、英兩國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戰。
道光帝雖獲悉發生過這次海戰，但并不知道打了敗仗，所以他認為，無需為追究殺害農民林維喜的兇手和鴉片具結之事而再事争論了。
相反，現在應是停止和所有這些讨厭的英國人打交道并把他們永遠趕出中國的時候了。
毫無疑問，這是能夠輕易做到的，因為他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向他解釋說，外夷戰船太大，不能駛入中國江河，而且他們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戰。
&ldquo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娴。
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
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rdquo[36] 實際上，英國人占絕對優勢。
他們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現成的軍隊和軍需，在中國海岸上，他們擁有像吃水淺的鐵甲輪船複仇女神号那些在當時是最新式的武器，這種炮艦能夠很容易地把炮口轉向河流上遊的城鎮。
他們的野戰炮射擊準确，火力猛烈，殺傷力強。
步兵的滑膛燧發槍本來就比中國的火繩槍有效得多，何況這時又正被有擊發裝置的滑膛槍所代替。
甚至他們的戰術也較好。
中國人隻擅長圍攻戰，他們堅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陣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敵人從正面發動主攻的方向。
但是英軍在海軍炮火支援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經過訓練的、準确的密集隊形從側翼攻擊，以便奪取炮台或者突破敵方陣線。
與此相對照，清帝國的軍隊都不滿員，訓練極差。
軍隊是從滿、漢、蒙二十四旗中抽調來的，他們都是些懶散的駐防部隊，駐紮在全國各地的戰略要地，統率者都是滿族将領（鞑靼将領）。
同時綠營漢軍（從組織上說，這支軍隊是從17世紀征服大部分中國的陝西和奉天部隊演變而來）雖然分為陸軍和水師，由各省統帥指揮，但實際上沒有十足的兵力。
花名冊上淨是弄虛作假；為了應付點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場的苦力；也舉行定期軍訓，但重在觀瞻而不講究實際，注意搞戲劇舞蹈的劍術程式動作。
每當發動大戰役時，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揮官分别統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隊必須置于一個統帥統一指揮之下，而這位統帥常常是對他所領導軍隊的特點竟是毫無所知的非軍人。
在實際戰鬥中，隊伍很可能不是開小差就是劫掠農村，結果使本國人而不是使敵人害怕他們。
在這次戰争期間，為了補救這些弱點曾作過各種嘗試。
一個辦法是招募鄉勇。
林則徐特别強調在廣東招募鄉勇，因為他深信，這些鄉勇單憑其一股&ldquo熱情&rdquo幾乎可以打敗一切敵人。
[37]為了節約軍費開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鄉勇的任務擴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許多非正規軍是原先的匪徒、鹽販或者利用自己的軍銜魚肉本地農村的強盜。
另一個辦法是采用道家法術和中國寺院的拳術，以改善軍隊在西方炮艦和大炮面前軟弱無力的狀态。
例如，武術教師們宣稱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10個小時，因而便雇用他們藏在河底去英國船底下鑿洞。
[38]有少數中國人還拼命鑽研特殊方法，甚至試圖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戰術。
林則徐從歐洲人那裡購來數百支槍和一條用于軍事訓練的外國船。
他還使人翻譯西方的新聞報道以推測敵人意圖。
[39]但是當時的大部分官員卻自覺地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中國至高無上的文化的可恥背叛。
當清朝對鴉片戰争的最初槍聲尚無痛切之感時，危機消息已傳到英國。
義律早在他的公文報告中竭力使倫敦确信，采取&ldquo緊急有力措施&rdquo[40]以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則徐一派下台的時機已到。
英國商務監督的意見則與義律相對立，他确信支持這次危機的隻是欽差大臣林則徐一人。
義律錯誤地認為，如果能依靠民衆的支持來炫耀一下軍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則徐，從而随着他的撤換就可達成諒解。
但是巴麥尊的打算還遠不止此。
輝格黨中的&ldquo前進派&rdquo不斷提高調門。
廣州最富有的商人維廉·查頓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倫敦，及時利用了這次因沒收鴉片問題所引起的争論。
他作為一個受兩萬元戰争基金補貼的商人代表團的頭目，支持展開了一場巧妙的散發時文小冊子的宣傳戰，把&ldquo包圍商館&rdquo事件描繪為另一個加爾各答軍牢，是對維多利亞的聖經&mdash&mdash即女王陛下的旗幟&mdash&mdash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他在聯合英國中部三百家紡織商行要求巴麥尊幹預廣州事務方面也起了作用。
查頓在10月26日私下會見巴麥尊時對他所希望的幹預要達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鎖中國港口以索取賠款；簽訂公平的貿易協定；開放四個新港口；占領香港等幾個島嶼。
就在這天，巴麥尊已不必再要人們去催他了。
因為在八天以前他已傳消息給義律說，遠征軍在明年3月就可到達中國以封鎖廣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
因此，查頓的建議受到歡迎。
的确，從那時起，巴麥尊經常請求該豪商的倫敦分行提供情報；後來策劃以長江為界分中國為兩半的策略也同樣受到了鼓勵。
在以後四個月中這些計劃不斷予以充實，直到1840年2月20日為止，那時巴麥尊正式委派了兩個人全權領導這次遠征，即義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隊長懿律。
他們受命要為商館被圍事索取&ldquo賠償&rdquo；為鴉片損失獲得賠款；索還所有行商的債務；撤銷公行；賠償整個遠征行動的花費；要求割讓一島嶼以保證英商的安全。
為了迫使中國人答應所有這些要求，中國各主要港口應予封鎖，占領杭州海灣外甯波附近的舟山作為保證。
議會尚未作正式磋商。
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對黨托利黨人指出，這場不義戰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現任顧問們引起的。
内閣中一位最年輕的閣員，也是倫敦社會的一個紅人托馬斯·巴賓頓·馬可黎替輝格黨作了答辯。
他向議員們宣稱，被封鎖在廣州的英國人是： 屬于一個不習慣于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屬于一個必将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令人震驚的賠款的國家；他們屬于能使阿爾及利亞的貝依在其受辱的領事面前賠禮道歉的國家；他們屬于為普拉塞原野軍牢的受害者報了仇的國家；他們屬于自從偉大護國公發誓要使英國人享有從前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同樣聲譽以來一直沒有衰敗過的國家。
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
[41] 總之，他表達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羅馬公民！對此，另一位年輕而大有前途的托利黨人格蘭斯頓做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争更加不義的戰争，還有比這場戰争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争。
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
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裡撤回來。
[42] 但是，巴麥尊否認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
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後采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
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
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
但洋藥對于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
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态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
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吓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
&ldquo夫鴉片非難于革瘾，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休心之法？&rdquo[25]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讨論過煙瘾的心理學，也沒有讨論過戒煙問題。
林則徐卻強調了這兩點。
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
因此，煙瘾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
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後來的階段加罪愈嚴。
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鬥争。
因為瘾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
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
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薮。
現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于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
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19次。
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
有一道上谕說明了道光帝授予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并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林則徐到粵後，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
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窦，必應随地随時，淨絕根株。
[26]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
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準許林則徐使中國采取軍事行動。
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讨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于用&ldquo開戰&rdquo這個概念，即現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
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骜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
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
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ldquo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
&rdquo[27]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蔔和大棒，即&ldquo恩威并用&rdquo。
正像林則徐對鴉片煙瘾所做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于應用心理學原則。
正确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拟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
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于确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動一場道德勸誡運動來禁絕鴉片。
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并不清楚。
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将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
禁煙必将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
他為人剛直不阿，做事堅決果斷，這易于使英國人懾服，正像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
&ldquo戰争&rdquo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廣州查封鴉片 林則徐還未到達廣州，就下令逮捕17名廣州犯法者和調查卷入鴉片販運的衙門屬員。
像大多數高級官員一樣，這位欽差大臣深信，廣州是貪污犯罪的淵薮。
行商比起大多數人來，隻不過是略較富有的走私販。
因此他辭别京師經過60天快馬加鞭的行程駐節到越華書院後，就直接向當地士大夫求助，請他們在他打算進行的這場堅決反對該城所有敲詐勒索行為的鬥争中給予協助。
從他來到廣州直到任職結束，他一直毫不躊躇地利用廣州紳士設法禁絕吸食鴉片。
這種做法有危險，因為準許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擁有逮捕權的禁煙會，這就意味着把大量權力交給了不易控制之人。
所以出現了許多錯捕案件和麻煩事故；如鄰居之間公報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為了報複族間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奪财産權而中傷與自己相敵對的家族。
所有這些，林則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預見，但他在當時解釋說，為了治愈一種危險得多的社會病症，這是不可避免而必須忍受的流弊。
可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這種流弊在不知不覺間破壞了縣官和村鎮名流在廣東農村中的權力平衡，因為後者現在開始自己執行治安權。
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紳士私人盜用司法權和軍權的現象還不明顯，但到那時，要使他們放棄非分之權則為時已晚了。
但是，盡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熱的行動，林欽差鏟除鴉片惡習的計劃并未成功。
的确，随着他的禁煙計劃在下一階段&mdash&mdash打擊外國煙販&mdash&mdash碰了壁，他打擊本國煙民的行動也就馬上失卻憑借了。
林則徐最初切斷洋藥輸入的努力表現在以下兩個決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實際上是本國人質）資格的行商&ldquo控制&rdquo外商；第二，找出并扣留英國方面搞鴉片交易的幕後關鍵人物。
這樣，林則徐就把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沖突搞成了個人之間的沖突。
1839年3月18日，他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通知行商，要他們三日内說服外商向中國政府交出鴉片存貨，并具甘結答應永遠不再經營洋藥。
否則，一兩個行商将被正法，餘者将統統喪失其财産。
這是歐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們輕蔑地懷疑行商在搞兩面派。
最後，當林則徐确實認真照章辦事時，外商答應象征性地交出1056箱鴉片。
但林則徐現在開始相信，他所追查的這個關鍵性鴉片供應者是颠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腳公司的經理，也是英國商會會長。
因此，3月22日，林則徐發布一項逮捕颠地的命令，并捉拿兩名中國商人作為人質，如果颠地不自動向地方當局投案，則将人質斬首以代替颠地。
地圖7 19世紀珠江三角洲和江口 這些消息很快傳到住在澳門的義律，他立刻作出最壞的估計。
他認為如果說這不是戰争，&ldquo至少也是戰争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rdquo。
[28]義律命令将他手下可動用的兵船開往香港準備應戰，并于3月23日在一小隊護衛保護下離開澳門，于第二天耀武揚威地來到廣州商館，正好趕上接受律勞卑過去所受的懲罰：中國人停止貿易，商館受到勞工的抵制和封鎖；結果使350名外商在以後47天中處于奴隸狀态。
義律雖然勇氣十足，但現在已經處于絕望境地。
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就是挽救他所屬那些人的生命，因為不難料想，封鎖了商館周圍交通線的數千中國軍隊正準備屠殺他們，而他卻一籌莫展，因為他的船和為數不多的軍隊鞭長莫及。
因此當3月26日林則徐說明隻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鴉片就将釋放英國人時，義律才完全放心。
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腳商人将所存洋藥交給他。
商人們聞之欣喜。
因為煙販被捕之後，前此五個月内還沒有在廣州出售過一箱鴉片。
由于義律答應女王陛下政府會交付鴉片損失（後來，巴麥尊對此大為惱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證交出甚至比存貨更多的鴉片，計20283箱，價值900萬元。
到5月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已開始燒毀這批存貨中的一部分；他确信英商很誠實，便解除了封鎖，并允許他們自願離開廣州。
走向戰争 林則徐因獲得成功而興高采烈。
外夷則心膽俱喪，再次表示馴服。
他把外夷順服的每個表現都上奏給皇帝。
當林則徐坐在車蓋下監督每日在放滿石灰的海水池中燒毀大量洋藥的工作時，他注視着每個好奇的外國人。
外國人脫一下帽子，沮喪地搖一搖頭，都被當作&ldquo心悅誠服&rdquo的毋庸置疑的證明。
像誤入歧途的中國農民叛亂者一樣，這些外夷也将會服服帖帖地遵從這位剛毅而公正的欽命大員。
但是，這些馴服表現必須變為更加明确的保證，為此，林則徐最相信具結。
外商具結後，如再走私，即予正法。
換句話說，具結的目的就是置外夷于公認的中國司法管轄之下。
但在這同時，巴麥尊的對外政策則堅決主張，一個英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以指望本國政府的保護，不受外國專橫武斷的起訴。
因此，這個問題就是治外法權問題。
林則徐本人知道此事後質問義律：&ldquo汝何以貴國之法加于天朝？&rdquo[29]但對每個英商來說，他們不敢具結的原因與其說是抽象的裁判權原則，不如說是真正害怕個人會被捕。
由于港腳商人不敢屈從，他們就不敢留在廣州，唯恐林則徐突然決定再次封鎖他們。
因此，義律要求澳門提供避難所。
葡萄牙總督并不有愛于英國人，也不願意和欽差大臣林則徐發生糾紛；但他最後還是向義律争生存的争辯讓了步。
到7月4日，全體英商遷到澳門。
林則徐最初對此并不感到驚愕。
貿易總是會使他們回來的，那時他們将不得不具甘結。
正在這時，他反複整理他的書籍，吟詩寫字，逐日寫日記。
1839年7月12日的日記寫道：&ldquo忽晴忽雨。
和嶰筠制軍詩。
聞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毆傷華民身死之事，拟委員往辦。
&rdquo[30]這一簡略記載說明發生了林維喜被殺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國水兵在一個稱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樂，在那裡劫掠一個廟宇，并用棍棒毆打幾個中國農民。
有一個名叫林維喜的農民因胸部受重傷于第二天死去。
犯罪一方應受懲治，但他是被哪個水手殺死的呢？是應作殺人罪還是作誤殺罪起訴？關于個人責任的問題使英國人感到煩惱；但林則徐堅持他的論點，他對義律說：&ldquo若殺人可不抵命，誰不效尤？倘此後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國毆死英夷，抑或華民毆死英夷，試問義律将要兇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hellip&hellip查義律既系職官，自有此案之後，兩次親赴尖沙嘴，查訊多日，若尚不知誰為兇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為職官？&rdquo[31]按照中國行政官員的标準，義律顯然不夠格，不過他至少是在盡責保護皇家海軍的現役士兵。
事實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
林維喜兇殺案件隻不過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權問題上不斷發生沖突的另一個例子罷了。
與當時西方的觀點相反，中國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
預謀殺人犯處以斬首，殺人犯處以絞刑，誤殺罪需給予賠償，自衛殺人者則不予追究。
但是在一次鬧事中發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殺人罪還是誤殺罪，歐洲要員和中國當局之間對此很難取得一緻意見。
中國人通常堅持是殺人罪。
順便說一句，在19世紀初，在英國偷一個先令以上就處以死刑。
[32]但從歐洲人的标準看，中國人對罪的解釋常常不免于主觀臆斷。
例如，在1784年，在港腳船休斯夫人号旁放禮炮時，偶爾炸死一個旁觀的中國人。
不可能說是哪個炮手的罪過，但中國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緻不受懲處。
在中國人看來，行為遠比動機重要，正像糾正冤案要比懲罰制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樣。
像《複仇法》中所說的&ldquo以命償命&rdquo的原則那樣，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償被害者受損害的靈魂，來恢複正義世界的道德平衡。
因此，當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時，便把他作為&ldquo替身&rdquo抓了起來。
最後，有個不幸的炮手被交給中國人正了法。
1821年，同一類的事情又發生在美國船上的一名無意中犯罪的意大利船員泰拉諾瓦身上，所以到19世紀30年代，西方人決定不向中國地方當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經受到本國人民的審判，并明白無誤地證明他确已犯了殺人罪。
林維喜案件不僅象征着治外法權争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個炎熱夏天加劇緊張形勢的主要刺激因素，當時英國人和中國人在澳門關卡兩邊互相猜疑地看着對方。
結果，英國人沒有交出兇手，于是林則徐開始擔心，認為隻要英國人安然留在澳門，他們總是要在這個問題和具結問題上繼續反對他。
因此，他于8月15日采取了進一步抵制商館的措施，切斷了對澳門的農産品給養，同時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2000名軍隊。
于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國人離開澳門；8月24日，義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過海灣在香港附近海面抛錨。
這時林則徐認為，他可以順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
8月27日，他奏陳皇帝說：&ldquo毫無疑者，雖其船内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于供。
且洋面不得淡水&hellip&hellip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
&rdquo[33]為了不使英國人登陸獲得食物，水師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鎖了沿海交通線。
由于供應減少，義律變得不顧一切了。
9月4日，他率領一個小船隊來到九龍，告訴當地的清朝船隊管帶，如果30分鐘内不提供食物，他将擊沉他的船隊。
當時限一過，便開炮擊潰了中國船隊。
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戰的炮擊，但當義律在等候英國的訓令時，這次炮擊并沒有弄得林則徐遲疑不決。
不僅這次交火詳情不明，而且這位中國欽差大臣還确信，有少數英商為了恢複商業的目的會甘願具結。
義律本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對英商來說，僅僅治外法權原則似乎并不比他們的利潤更重要；特别是如果他們的競争者美國商人得到了他們一年一次的茶葉合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因此他請求美商，為了他們與英商将來的共同利益，希望他們與英商一起離開廣州。
而領導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說：&ldquo我來中國不是為了療養和尋歡作樂，隻要能賣出一碼布或者購進一磅茶葉我就要堅守崗位&hellip&hellip我們美國公民沒有女王來擔保補償我們的損失。
&rdquo[34]英商剛離開廣州，美商立刻就大發橫财。
未曾染指于鴉片的英商從香港停泊地聽到此消息後，開始對義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後，九龍事件剛剛發生之後，擔麻士葛号逃出英國船隊，該船承銷人簽具了一項鴉片甘結。
不久，從爪哇運米至此的皇家薩克遜号也起而效尤。
在林則徐看來，這清楚表明，保護這種不正當鴉片利益的隻是義律一人。
所以林則徐散發了緻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一封公開信，從道義上懇求她制止鴉片貿易，并且相信英國政府是受了義律的欺騙并被引入了歧途。
[35]現在，正像他所預言的那樣，其他未參與走私但又貪圖利潤的英商，是會回到廣州服從官方控制的。
殺人案雖仍未解決，但隻要派水師提督關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于香港的某隻商船，随便捉拿一個外國人作為人質來代替被義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結案。
當關天培的由29艘清帝國戰船組成的船隊開始集合和準備襲擊虎門通道附近的穿鼻時，義律認為它們正在準備攻擊在他旗幟之下的五十多隻商船。
因此他于1839年11月3日駛船逆流而上，想驅散中國船隊。
正當兩路戰船進入對抗狀态時，皇家薩克遜号的水手們無意中恰于此時駛往廣州。
為了加強封港，英國兵船窩拉疑号立即對着這隻商船頭部發出一發炮彈。
水師提督關天培即予幹預，甚至也許是為了保護皇家薩克遜号，這時義律的炮口便轉向了中國船隻。
經過短時間和毀滅性阻擊，四隻中國船被擊毀，關天培的船隊被驅散而駛離戰場；這樣就結束了後來所稱的穿鼻戰役。
但是，中、英兩國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戰。
道光帝雖獲悉發生過這次海戰，但并不知道打了敗仗，所以他認為，無需為追究殺害農民林維喜的兇手和鴉片具結之事而再事争論了。
相反，現在應是停止和所有這些讨厭的英國人打交道并把他們永遠趕出中國的時候了。
毫無疑問，這是能夠輕易做到的，因為他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向他解釋說，外夷戰船太大，不能駛入中國江河，而且他們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戰。
&ldquo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娴。
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
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rdquo[36] 實際上，英國人占絕對優勢。
他們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現成的軍隊和軍需，在中國海岸上，他們擁有像吃水淺的鐵甲輪船複仇女神号那些在當時是最新式的武器，這種炮艦能夠很容易地把炮口轉向河流上遊的城鎮。
他們的野戰炮射擊準确，火力猛烈，殺傷力強。
步兵的滑膛燧發槍本來就比中國的火繩槍有效得多，何況這時又正被有擊發裝置的滑膛槍所代替。
甚至他們的戰術也較好。
中國人隻擅長圍攻戰，他們堅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陣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敵人從正面發動主攻的方向。
但是英軍在海軍炮火支援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經過訓練的、準确的密集隊形從側翼攻擊，以便奪取炮台或者突破敵方陣線。
與此相對照，清帝國的軍隊都不滿員，訓練極差。
軍隊是從滿、漢、蒙二十四旗中抽調來的，他們都是些懶散的駐防部隊，駐紮在全國各地的戰略要地，統率者都是滿族将領（鞑靼将領）。
同時綠營漢軍（從組織上說，這支軍隊是從17世紀征服大部分中國的陝西和奉天部隊演變而來）雖然分為陸軍和水師，由各省統帥指揮，但實際上沒有十足的兵力。
花名冊上淨是弄虛作假；為了應付點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場的苦力；也舉行定期軍訓，但重在觀瞻而不講究實際，注意搞戲劇舞蹈的劍術程式動作。
每當發動大戰役時，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揮官分别統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隊必須置于一個統帥統一指揮之下，而這位統帥常常是對他所領導軍隊的特點竟是毫無所知的非軍人。
在實際戰鬥中，隊伍很可能不是開小差就是劫掠農村，結果使本國人而不是使敵人害怕他們。
在這次戰争期間，為了補救這些弱點曾作過各種嘗試。
一個辦法是招募鄉勇。
林則徐特别強調在廣東招募鄉勇，因為他深信，這些鄉勇單憑其一股&ldquo熱情&rdquo幾乎可以打敗一切敵人。
[37]為了節約軍費開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鄉勇的任務擴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許多非正規軍是原先的匪徒、鹽販或者利用自己的軍銜魚肉本地農村的強盜。
另一個辦法是采用道家法術和中國寺院的拳術，以改善軍隊在西方炮艦和大炮面前軟弱無力的狀态。
例如，武術教師們宣稱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10個小時，因而便雇用他們藏在河底去英國船底下鑿洞。
[38]有少數中國人還拼命鑽研特殊方法，甚至試圖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戰術。
林則徐從歐洲人那裡購來數百支槍和一條用于軍事訓練的外國船。
他還使人翻譯西方的新聞報道以推測敵人意圖。
[39]但是當時的大部分官員卻自覺地認為，這種做法是對中國至高無上的文化的可恥背叛。
當清朝對鴉片戰争的最初槍聲尚無痛切之感時，危機消息已傳到英國。
義律早在他的公文報告中竭力使倫敦确信，采取&ldquo緊急有力措施&rdquo[40]以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則徐一派下台的時機已到。
英國商務監督的意見則與義律相對立，他确信支持這次危機的隻是欽差大臣林則徐一人。
義律錯誤地認為，如果能依靠民衆的支持來炫耀一下軍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則徐，從而随着他的撤換就可達成諒解。
但是巴麥尊的打算還遠不止此。
輝格黨中的&ldquo前進派&rdquo不斷提高調門。
廣州最富有的商人維廉·查頓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倫敦，及時利用了這次因沒收鴉片問題所引起的争論。
他作為一個受兩萬元戰争基金補貼的商人代表團的頭目，支持展開了一場巧妙的散發時文小冊子的宣傳戰，把&ldquo包圍商館&rdquo事件描繪為另一個加爾各答軍牢，是對維多利亞的聖經&mdash&mdash即女王陛下的旗幟&mdash&mdash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他在聯合英國中部三百家紡織商行要求巴麥尊幹預廣州事務方面也起了作用。
查頓在10月26日私下會見巴麥尊時對他所希望的幹預要達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鎖中國港口以索取賠款；簽訂公平的貿易協定；開放四個新港口；占領香港等幾個島嶼。
就在這天，巴麥尊已不必再要人們去催他了。
因為在八天以前他已傳消息給義律說，遠征軍在明年3月就可到達中國以封鎖廣州和位于北京南面的北河。
因此，查頓的建議受到歡迎。
的确，從那時起，巴麥尊經常請求該豪商的倫敦分行提供情報；後來策劃以長江為界分中國為兩半的策略也同樣受到了鼓勵。
在以後四個月中這些計劃不斷予以充實，直到1840年2月20日為止，那時巴麥尊正式委派了兩個人全權領導這次遠征，即義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隊長懿律。
他們受命要為商館被圍事索取&ldquo賠償&rdquo；為鴉片損失獲得賠款；索還所有行商的債務；撤銷公行；賠償整個遠征行動的花費；要求割讓一島嶼以保證英商的安全。
為了迫使中國人答應所有這些要求，中國各主要港口應予封鎖，占領杭州海灣外甯波附近的舟山作為保證。
議會尚未作正式磋商。
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對黨托利黨人指出，這場不義戰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現任顧問們引起的。
内閣中一位最年輕的閣員，也是倫敦社會的一個紅人托馬斯·巴賓頓·馬可黎替輝格黨作了答辯。
他向議員們宣稱，被封鎖在廣州的英國人是： 屬于一個不習慣于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屬于一個必将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令人震驚的賠款的國家；他們屬于能使阿爾及利亞的貝依在其受辱的領事面前賠禮道歉的國家；他們屬于為普拉塞原野軍牢的受害者報了仇的國家；他們屬于自從偉大護國公發誓要使英國人享有從前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同樣聲譽以來一直沒有衰敗過的國家。
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
[41] 總之，他表達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羅馬公民！對此，另一位年輕而大有前途的托利黨人格蘭斯頓做了如下回答： 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争更加不義的戰争，還有比這場戰争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争。
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
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裡撤回來。
[42] 但是，巴麥尊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