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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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内大市場。
曼徹斯特的制造商們互相議論說，隻要想到這件事：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隻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
隻要英國能找到一個安全港口，能奪得一個島嶼并将它變成一個受英國保護的弊絕風清的貨物集散地，那就好了。
駐廣州的英國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遞下院的請願書中辯解說，對華貿易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貿易。
現在該是把對華貿易置于&ldquo一個永恒的、體面的基礎之上&rdquo的時候了。
馬嘎爾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年出使中國的失敗，&ldquo也許能有力地提醒貴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國都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rdquo。
[11]甚至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在收拾行裝準備撤走時已經開始感覺到，作為外交的姊妹的戰争，就是對人們的問題的回答。
西方的和中國的壟斷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監理委員會宣稱，戰争能輕易地打赢，并且會&ldquo把我們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礎上&rdquo。
因為&ldquo中國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系&hellip&hellip敵對心理隻不過産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rdquo[12]。
大班們想起他們曾經享受過的巨大利益時充分相信，備受官員壓迫和海關監督征稅之苦的普通中國人，一定會贊成中國國内商人數百年來未能實現的願望：摧毀官僚制度對商業的限制，即使這意味着訴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國人比較認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動機，就會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誤解是多麼嚴重。
自從葡萄牙人擁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歐洲商人就被利潤、宗教信仰和國家榮譽所激勵。
過去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攜手并進的。
而現在，随着帝國主義在19世紀成為一種學說，它把這兩者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貿易總是随着國旗而來。
可是誰都會想到，當國旗最終真的到達廣東時，廣州人可能考慮國家的安危勝過考慮貿易的利益。
鴉片戰争（1839&mdash1842年）前夕，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時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即中國在戰争中占優勢；它善于使外來民族&ldquo開化&rdquo；它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
這三個假定在當時都錯了，而且最後一個假定到1839年尤其過時得厲害，因為它隻适用于工業時代以前的商業往來的情況。
那時外商來華隻是為了購買中國貨物。
而此時西方制造商開始來尋找中國市場了。
曼徹斯特商會在1836年2月交給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廣州提供了年達300萬鎊印度商品的出路，&ldquo這使我們的印度臣民能夠大大增加對我們制成品的消費量&rdquo。
[13]英國人要扭轉一千年來歐洲和東亞之間的供求關系，他們想的比實際做到的更多，但是堅決要求取消中國為防止西方商業入侵而設立的壁壘，這呼聲中還悅耳動聽地夾雜着19世紀輝格黨自由主義與曼徹斯特企業的共同要求，這就是不久人們所說的&ldquo自由貿易&rdquo。
&ldquo自由貿易&rdquo的代言人，如主張侵華的一些時文小冊子作者和院外活動者，完全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民族主義，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貿易特權和平等的外交往來。
律勞卑事件 1833年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法案，也規定要委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
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提名蘇格蘭貴族、海軍軍官和養羊業主威廉·約翰·律勞卑擔任此職。
律勞卑是一個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國國情，他被派往澳門時帶着前後自相矛盾的訓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願意在戰争（它會破壞現存貿易）和消極服從（它會加強清王朝的壟斷制度和單一港口貿易政策）之間作出選擇。
一方面律勞卑被告知，他不得損害英國與中國的現存關系；但巴麥尊接着又簡直像是事後諸葛亮地補充說：&ldquo閣下到廣州後應立即以公函通知總督。
&rdquo[14]數十年來，廣州貿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國官員和外國人直接交往。
現在巴麥尊随便宣布一項中國肯定會反對的新倡議，但又沒有打算用武力支持這個要求。
律勞卑尚未悟出此中奧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廣州以後就發出了這樣一封公函。
這公函立刻遭到拒絕，兩廣總督盧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門。
律勞卑拒不返澳，于是盧坤中斷了貿易。
在律勞卑逗留廣州期間，總督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
接着律勞卑違背巴麥尊的命令，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同時派軍艦去印度接兵。
與此同時，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68隻戰船，并經道光帝敕準用武力對付。
律勞卑雖因患瘧而身體虛弱，但仍頂住封港令和封鎖達17日之久。
當他最後失去他本國商人的支持時便改弦易轍，黯然回到澳門，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勞卑事件有兩個重要後果。
它使清朝官員相信，一經大膽地封鎖商館，英商就是些孤立無告的人質；它也使律勞卑的繼任者認識到，沒有應急的戰争計劃就向廣州貿易制度挑戰，是一件蠢事。
第二任商務總監德庇時先生禀告巴麥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訓令以前，他将保持&ldquo絕對沉默的态度&rdquo。
[15]但這種沉默的政策并沒有使駐廣州的港腳商感到高興；他們對德庇時的優柔寡斷進行了三個月吹毛求疵的批評，之後德庇時就辭職了。
他的繼任者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安靜地工作，等待訓令，但訓令從未到來。
他隻有一個想法：保持貿易暢通，即使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貿易限制也行。
有勢力的自由貿易院外集團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東西。
自從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以後，貿易按銀元價值雖已經增長，那主要是因為廣州物價飛漲。
[16]英商當時非常艱窘，降價出賣了馬薩諸塞州洛維爾工廠，更不用說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價錢購買中國貨了。
這種通貨膨脹是西方貿易弱點的象征，因為廢除英國壟斷權實際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價還價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終結，這兩者原來都能使商品保持低價。
而且自由商人很快發現，行商為了獲得現款，把英國布匹暗中貼本7%出售。
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機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産事件），同時它也顯示了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另一個後果。
這裡不再有一個由英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單獨團體來關心保護每個行商免受海關監督的橫征暴斂了。
因此，自由貿易拆去了中國商業活動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使廣州貿易制度出現了極大混亂。
實際上，一方實行放任主義，需要另一方相應地取消各種限制，才能恢複貿易職能的平衡關系。
這個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腳商人主要認為，市場當時對他們是關閉的，他們成了贓官任意敲詐的犧牲品，律勞卑和英國國旗受到了侮辱。
當然，這最後一點是他們在政治運動和請願書中利用來使其同胞确信他們的鬥争是正義的。
《廣州紀事報》首先發出了刺耳的主戰言論；到1835年，馬地臣把這些議論帶回了英國。
開始，他沒有得到當時威靈頓公爵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同情。
但輝格黨人很快重掌政權，馬地臣發現巴麥尊勳爵比較願意傾聽他的意見。
這位新任外交大臣雖然不得不對付曼徹斯特及利物浦的廠主們，但采取更加強硬對華政策的想法顯然适合他自己那種愛炫耀的情緒。
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這個政策強加給英國公衆，除非中國人提供一個開戰的借口，因為英國公衆根據福音的領導已經感到販賣鴉片是犯罪的。
然而他能夠采納稍為強硬的政策，于是他聽從船長義律（他在皇家海軍服過役，此時在澳門擔任第二商務監督）的建議，執行一種既不像律勞卑那樣執拗又不像德庇時那樣被動的政策。
1836年6月15日，巴麥尊提名義律為商務監督。
6個月後，委任令到達澳門。
[17] 有些幸運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難的問題也可得到&ldquo合理&rdquo解決，義律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不幸的是，他雖有這種樂觀主義，卻沒有輔之以對細節的關心，也沒有成功的外交活動在解決微妙問題時經常需要的那種耐心。
他奉命要像律勞卑那樣停止使用禀帖方式；但因盧坤的總督職務已被顯然具有更多妥協思想的鄧廷桢所接替，所以義律認為，為了實現交往，值得按中國規則辦事。
他呈上了一份畢恭畢敬的&ldquo禀帖&rdquo，鄧廷桢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
義律在受到巴麥尊斥責以前一直得意洋洋。
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這種外交禮儀的實質就是貢使制度，所以堅決不許利用禀帖謀取兩國政府的交往。
鄧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貴。
他上奏道光皇帝時說：&ldquo唯若聽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敵體于天朝。
&rdquo[18] 義律希望用軍事手段打破僵局。
海軍少将馬他侖并未接到确切的訓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艦隊中的兩艘英國戰艦到達。
義律期待會出現某些迹象以證實他的希望，即這次顯示力量的小行動将會使中國轉變态度。
鄧廷桢當然被馬他侖的到來所震驚；當一次小事件發生之時，他就默許他的一位水師管帶去向這位英國艦隊海軍少将正式道歉。
義律對道歉感到滿意，于是英國戰艦于10月初返回印度。
義律這時認為他已有了一些成績，但誰也沒有受騙。
中國人認為他們已揭穿了英國人的虛張聲勢，而港腳商卻知道，隻是艦隊的訪問絕不會引起他們所希望的戰争。
早在1835年他們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隻要能從對華貿易得到源源不斷的稅收，就不會發動戰争。
但是如果鴉片（英&mdash中&mdash印貿易的貨币催化劑）減少，巴麥尊勢必會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決定。
因此，主動權操在中國當局手中，而中國當局早已開始比較強有力地來打擊鴉片販運了。
關于鴉片問題的争論 到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1820噸。
吸煙成瘾者似乎與日俱增。
煙瘾的程度如何從來沒有精确估計，因為一個吸煙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鴉片沒有可靠數字。
1836年，外國人估計約有1250萬吸煙者。
1881年，赫德爵士作過一次比較認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鴉片者的人數是200萬，即約占全國人口的0.65%。
大多數當時人士認為這個數字太低。
喬納森·斯賓士經過認真的研究，認為吸煙人占總人口10%是19世紀80年代後期的合理數字，也許3%&mdash5%的人煙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數是1500萬。
[19]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10萬名瘾君子。
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
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了吸煙的情景。
在通都大邑和貿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象不能忽視。
因為吸煙所費不赀，它需要餘暇時間和額外收入。
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
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于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濟後果也感到驚恐。
粗略地說，中國采用的是複本位币制，即1000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1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1兩。
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内的原因。
例如，雲南銅礦開采産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
銅錢質量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錢，所以在19世紀開頭30年，每年鑄造的貨币多達18世紀初的8倍。
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内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
[20]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于鴉片貿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
這種經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着其他一些論證。
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ldquo道德淪喪的毒藥&rdquo。
像&ldquo邪教&rdquo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mdash&mdash即使人區别于禽獸、使中國人區别于外夷的&mdash&mdash社會關系（倫理）。
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禦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ldquo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其仆，師不能訓其弟&hellip&hellip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
&rdquo[21] 此外，洋藥貿易使官員和暴徒發生聯系，從而敗壞了公職。
廣東情況特别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
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ldquo快蟹&rdquo每月交納3.6萬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
因此巡邏船于1832年被撤銷，五年之後，即當鄧廷桢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複。
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牟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
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
廣州的大商号也被牽連在内。
這些商号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确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洋藥貿易，但最後對此也滿不在乎了。
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易，例如福建批發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着迄今并無文件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易壟斷事業支持的廣州實業界，逐漸依賴鴉片；後來由于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
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系似乎是可信的。
嘉慶年間（1796&mdash1821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餘額為85.5萬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内21個海關征稅的全部餘額（銀226.1萬兩）的三分之一還多。
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麼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麼海關監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
[22]此外，從清代貿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的商人就已經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
這種勾結随着廣州貿易制度的日趨穩定曾經有所減弱。
現在它又在重整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确信，有個完整的當地&ldquo叛國者&rdquo組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18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
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
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後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
但在19世紀整個20年代，關于洋藥泛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着紅罂粟花。
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并命令恢複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内種植鴉片。
[23]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ldquo嚴厲&rdquo執行現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
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
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隻有對鴉片貿易實行解禁并采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
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讨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态；以後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
當時有兩種意見。
解禁派辯解說，&ldquo空想的&rdquo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願意實行恐怖統治。
繼續不斷的禁止隻能使官員貪污腐化。
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後把它置于海關監督的壟斷控制之下。
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
這最後一點的确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
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
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複道德的理由。
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
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
到1837年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易幾乎銷聲匿迹，在這整個一年裡有2000個販煙者被捕。
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确實供過于求，因此價格暴跌。
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裡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并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
特别是他們仍然蠻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于逮捕。
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于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折産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于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于逮捕的範圍完全改變了。
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
到這時為止，隻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
黃爵滋争辯說，這還不夠。
隻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
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着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沈陽的鞑靼族将軍（滿洲将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
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隻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複宿怨。
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
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
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
空談執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确切的執行方法。
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确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着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幹預。
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着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于使用它的下級官員。
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
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曆。
1804年，他19歲中舉。
後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着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
此後，由于朝廷賞識他做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曆任學政、（江南道）監察禦史、（浙江省）道員、（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甯）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47歲時已升任為巡撫。
五年之内他又晉升為總督。
他的經曆清白無瑕。
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驗，他有着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
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
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激勵。
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ldquo今文&rdquo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争論）。
有一學派堅持說，用&ldquo今文&rdquo書寫的經籍是經文的真文。
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牆内發現的用&ldquo古&rdquo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文。
後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
這場争論到公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于發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裡烏斯教派異端之于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
今文學家對經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18世紀訓诂學家莊存與才恢複了這項工作。
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後者在鴉片戰争時期繼續闡發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摯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緻命的壓力。
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ldquo空洞&rdquo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诂，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
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隻是在19世紀90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
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并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
今文學家從經典中找到了&ldquo合時&rdquo一詞作為根據，這個概念在經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隻應在現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
過去的範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适合當前用途，此即&ldquo托古改制&rdquo。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中國文化。
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着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
如果&ldquo君子&rdquo能正确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迹。
總之，聖賢乃是代表上天的。
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虛也。
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
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
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hellip&hellip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聖人常扶陽以抑陰。
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聖人必撥亂以反正。
何其與天道相左哉？[24]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
但林則徐比大多數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
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後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像在此前幾
曼徹斯特的制造商們互相議論說，隻要想到這件事：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隻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
隻要英國能找到一個安全港口，能奪得一個島嶼并将它變成一個受英國保護的弊絕風清的貨物集散地，那就好了。
駐廣州的英國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遞下院的請願書中辯解說，對華貿易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貿易。
現在該是把對華貿易置于&ldquo一個永恒的、體面的基礎之上&rdquo的時候了。
馬嘎爾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年出使中國的失敗，&ldquo也許能有力地提醒貴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國都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rdquo。
[11]甚至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在收拾行裝準備撤走時已經開始感覺到，作為外交的姊妹的戰争，就是對人們的問題的回答。
西方的和中國的壟斷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監理委員會宣稱，戰争能輕易地打赢，并且會&ldquo把我們的交往置于合理的基礎上&rdquo。
因為&ldquo中國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系&hellip&hellip敵對心理隻不過産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rdquo[12]。
大班們想起他們曾經享受過的巨大利益時充分相信，備受官員壓迫和海關監督征稅之苦的普通中國人，一定會贊成中國國内商人數百年來未能實現的願望：摧毀官僚制度對商業的限制，即使這意味着訴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國人比較認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動機，就會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誤解是多麼嚴重。
自從葡萄牙人擁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歐洲商人就被利潤、宗教信仰和國家榮譽所激勵。
過去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攜手并進的。
而現在，随着帝國主義在19世紀成為一種學說，它把這兩者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貿易總是随着國旗而來。
可是誰都會想到，當國旗最終真的到達廣東時，廣州人可能考慮國家的安危勝過考慮貿易的利益。
鴉片戰争（1839&mdash1842年）前夕，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時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即中國在戰争中占優勢；它善于使外來民族&ldquo開化&rdquo；它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
這三個假定在當時都錯了，而且最後一個假定到1839年尤其過時得厲害，因為它隻适用于工業時代以前的商業往來的情況。
那時外商來華隻是為了購買中國貨物。
而此時西方制造商開始來尋找中國市場了。
曼徹斯特商會在1836年2月交給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廣州提供了年達300萬鎊印度商品的出路，&ldquo這使我們的印度臣民能夠大大增加對我們制成品的消費量&rdquo。
[13]英國人要扭轉一千年來歐洲和東亞之間的供求關系，他們想的比實際做到的更多，但是堅決要求取消中國為防止西方商業入侵而設立的壁壘，這呼聲中還悅耳動聽地夾雜着19世紀輝格黨自由主義與曼徹斯特企業的共同要求，這就是不久人們所說的&ldquo自由貿易&rdquo。
&ldquo自由貿易&rdquo的代言人，如主張侵華的一些時文小冊子作者和院外活動者，完全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民族主義，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貿易特權和平等的外交往來。
律勞卑事件 1833年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法案，也規定要委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
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提名蘇格蘭貴族、海軍軍官和養羊業主威廉·約翰·律勞卑擔任此職。
律勞卑是一個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國國情，他被派往澳門時帶着前後自相矛盾的訓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願意在戰争（它會破壞現存貿易）和消極服從（它會加強清王朝的壟斷制度和單一港口貿易政策）之間作出選擇。
一方面律勞卑被告知，他不得損害英國與中國的現存關系；但巴麥尊接着又簡直像是事後諸葛亮地補充說：&ldquo閣下到廣州後應立即以公函通知總督。
&rdquo[14]數十年來，廣州貿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國官員和外國人直接交往。
現在巴麥尊随便宣布一項中國肯定會反對的新倡議，但又沒有打算用武力支持這個要求。
律勞卑尚未悟出此中奧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到廣州以後就發出了這樣一封公函。
這公函立刻遭到拒絕，兩廣總督盧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門。
律勞卑拒不返澳，于是盧坤中斷了貿易。
在律勞卑逗留廣州期間，總督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
接着律勞卑違背巴麥尊的命令，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同時派軍艦去印度接兵。
與此同時，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68隻戰船，并經道光帝敕準用武力對付。
律勞卑雖因患瘧而身體虛弱，但仍頂住封港令和封鎖達17日之久。
當他最後失去他本國商人的支持時便改弦易轍，黯然回到澳門，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勞卑事件有兩個重要後果。
它使清朝官員相信，一經大膽地封鎖商館，英商就是些孤立無告的人質；它也使律勞卑的繼任者認識到，沒有應急的戰争計劃就向廣州貿易制度挑戰，是一件蠢事。
第二任商務總監德庇時先生禀告巴麥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訓令以前，他将保持&ldquo絕對沉默的态度&rdquo。
[15]但這種沉默的政策并沒有使駐廣州的港腳商感到高興；他們對德庇時的優柔寡斷進行了三個月吹毛求疵的批評，之後德庇時就辭職了。
他的繼任者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安靜地工作，等待訓令，但訓令從未到來。
他隻有一個想法：保持貿易暢通，即使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貿易限制也行。
有勢力的自由貿易院外集團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東西。
自從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以後，貿易按銀元價值雖已經增長，那主要是因為廣州物價飛漲。
[16]英商當時非常艱窘，降價出賣了馬薩諸塞州洛維爾工廠，更不用說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價錢購買中國貨了。
這種通貨膨脹是西方貿易弱點的象征，因為廢除英國壟斷權實際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價還價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終結，這兩者原來都能使商品保持低價。
而且自由商人很快發現，行商為了獲得現款，把英國布匹暗中貼本7%出售。
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機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産事件），同時它也顯示了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另一個後果。
這裡不再有一個由英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單獨團體來關心保護每個行商免受海關監督的橫征暴斂了。
因此，自由貿易拆去了中國商業活動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使廣州貿易制度出現了極大混亂。
實際上，一方實行放任主義，需要另一方相應地取消各種限制，才能恢複貿易職能的平衡關系。
這個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腳商人主要認為，市場當時對他們是關閉的，他們成了贓官任意敲詐的犧牲品，律勞卑和英國國旗受到了侮辱。
當然，這最後一點是他們在政治運動和請願書中利用來使其同胞确信他們的鬥争是正義的。
《廣州紀事報》首先發出了刺耳的主戰言論；到1835年，馬地臣把這些議論帶回了英國。
開始，他沒有得到當時威靈頓公爵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同情。
但輝格黨人很快重掌政權，馬地臣發現巴麥尊勳爵比較願意傾聽他的意見。
這位新任外交大臣雖然不得不對付曼徹斯特及利物浦的廠主們，但采取更加強硬對華政策的想法顯然适合他自己那種愛炫耀的情緒。
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這個政策強加給英國公衆，除非中國人提供一個開戰的借口，因為英國公衆根據福音的領導已經感到販賣鴉片是犯罪的。
然而他能夠采納稍為強硬的政策，于是他聽從船長義律（他在皇家海軍服過役，此時在澳門擔任第二商務監督）的建議，執行一種既不像律勞卑那樣執拗又不像德庇時那樣被動的政策。
1836年6月15日，巴麥尊提名義律為商務監督。
6個月後，委任令到達澳門。
[17] 有些幸運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難的問題也可得到&ldquo合理&rdquo解決，義律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不幸的是，他雖有這種樂觀主義，卻沒有輔之以對細節的關心，也沒有成功的外交活動在解決微妙問題時經常需要的那種耐心。
他奉命要像律勞卑那樣停止使用禀帖方式；但因盧坤的總督職務已被顯然具有更多妥協思想的鄧廷桢所接替，所以義律認為，為了實現交往，值得按中國規則辦事。
他呈上了一份畢恭畢敬的&ldquo禀帖&rdquo，鄧廷桢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
義律在受到巴麥尊斥責以前一直得意洋洋。
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這種外交禮儀的實質就是貢使制度，所以堅決不許利用禀帖謀取兩國政府的交往。
鄧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貴。
他上奏道光皇帝時說：&ldquo唯若聽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敵體于天朝。
&rdquo[18] 義律希望用軍事手段打破僵局。
海軍少将馬他侖并未接到确切的訓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艦隊中的兩艘英國戰艦到達。
義律期待會出現某些迹象以證實他的希望，即這次顯示力量的小行動将會使中國轉變态度。
鄧廷桢當然被馬他侖的到來所震驚；當一次小事件發生之時，他就默許他的一位水師管帶去向這位英國艦隊海軍少将正式道歉。
義律對道歉感到滿意，于是英國戰艦于10月初返回印度。
義律這時認為他已有了一些成績，但誰也沒有受騙。
中國人認為他們已揭穿了英國人的虛張聲勢，而港腳商卻知道，隻是艦隊的訪問絕不會引起他們所希望的戰争。
早在1835年他們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隻要能從對華貿易得到源源不斷的稅收，就不會發動戰争。
但是如果鴉片（英&mdash中&mdash印貿易的貨币催化劑）減少，巴麥尊勢必會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決定。
因此，主動權操在中國當局手中，而中國當局早已開始比較強有力地來打擊鴉片販運了。
關于鴉片問題的争論 到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1820噸。
吸煙成瘾者似乎與日俱增。
煙瘾的程度如何從來沒有精确估計，因為一個吸煙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鴉片沒有可靠數字。
1836年，外國人估計約有1250萬吸煙者。
1881年，赫德爵士作過一次比較認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鴉片者的人數是200萬，即約占全國人口的0.65%。
大多數當時人士認為這個數字太低。
喬納森·斯賓士經過認真的研究，認為吸煙人占總人口10%是19世紀80年代後期的合理數字，也許3%&mdash5%的人煙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數是1500萬。
[19]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10萬名瘾君子。
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
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了吸煙的情景。
在通都大邑和貿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象不能忽視。
因為吸煙所費不赀，它需要餘暇時間和額外收入。
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
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于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濟後果也感到驚恐。
粗略地說，中國采用的是複本位币制，即1000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1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1兩。
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内的原因。
例如，雲南銅礦開采産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
銅錢質量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錢，所以在19世紀開頭30年，每年鑄造的貨币多達18世紀初的8倍。
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内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
[20]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于鴉片貿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
這種經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着其他一些論證。
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ldquo道德淪喪的毒藥&rdquo。
像&ldquo邪教&rdquo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mdash&mdash即使人區别于禽獸、使中國人區别于外夷的&mdash&mdash社會關系（倫理）。
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禦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ldquo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其仆，師不能訓其弟&hellip&hellip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
&rdquo[21] 此外，洋藥貿易使官員和暴徒發生聯系，從而敗壞了公職。
廣東情況特别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
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ldquo快蟹&rdquo每月交納3.6萬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
因此巡邏船于1832年被撤銷，五年之後，即當鄧廷桢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複。
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牟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
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
廣州的大商号也被牽連在内。
這些商号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确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洋藥貿易，但最後對此也滿不在乎了。
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易，例如福建批發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着迄今并無文件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易壟斷事業支持的廣州實業界，逐漸依賴鴉片；後來由于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
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系似乎是可信的。
嘉慶年間（1796&mdash1821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餘額為85.5萬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内21個海關征稅的全部餘額（銀226.1萬兩）的三分之一還多。
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麼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麼海關監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
[22]此外，從清代貿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的商人就已經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
這種勾結随着廣州貿易制度的日趨穩定曾經有所減弱。
現在它又在重整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确信，有個完整的當地&ldquo叛國者&rdquo組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18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
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
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後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
但在19世紀整個20年代，關于洋藥泛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着紅罂粟花。
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并命令恢複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内種植鴉片。
[23]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ldquo嚴厲&rdquo執行現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
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
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隻有對鴉片貿易實行解禁并采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
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讨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态；以後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
當時有兩種意見。
解禁派辯解說，&ldquo空想的&rdquo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願意實行恐怖統治。
繼續不斷的禁止隻能使官員貪污腐化。
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後把它置于海關監督的壟斷控制之下。
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
這最後一點的确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
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
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複道德的理由。
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
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
到1837年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易幾乎銷聲匿迹，在這整個一年裡有2000個販煙者被捕。
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确實供過于求，因此價格暴跌。
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裡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并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
特别是他們仍然蠻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于逮捕。
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于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折産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于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于逮捕的範圍完全改變了。
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
到這時為止，隻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
黃爵滋争辯說，這還不夠。
隻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
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着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沈陽的鞑靼族将軍（滿洲将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
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隻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複宿怨。
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
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
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
空談執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确切的執行方法。
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确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着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幹預。
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着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于使用它的下級官員。
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
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曆。
1804年，他19歲中舉。
後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着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
此後，由于朝廷賞識他做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曆任學政、（江南道）監察禦史、（浙江省）道員、（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甯）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47歲時已升任為巡撫。
五年之内他又晉升為總督。
他的經曆清白無瑕。
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驗，他有着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
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
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激勵。
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ldquo今文&rdquo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争論）。
有一學派堅持說，用&ldquo今文&rdquo書寫的經籍是經文的真文。
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牆内發現的用&ldquo古&rdquo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文。
後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
這場争論到公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于發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裡烏斯教派異端之于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
今文學家對經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18世紀訓诂學家莊存與才恢複了這項工作。
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後者在鴉片戰争時期繼續闡發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摯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緻命的壓力。
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ldquo空洞&rdquo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诂，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
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隻是在19世紀90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
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并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
今文學家從經典中找到了&ldquo合時&rdquo一詞作為根據，這個概念在經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隻應在現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
過去的範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适合當前用途，此即&ldquo托古改制&rdquo。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中國文化。
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着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
如果&ldquo君子&rdquo能正确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迹。
總之，聖賢乃是代表上天的。
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虛也。
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
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
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hellip&hellip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聖人常扶陽以抑陰。
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聖人必撥亂以反正。
何其與天道相左哉？[24]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
但林則徐比大多數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
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後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像在此前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