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杵騎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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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喜愛的古人的劇作之中，《烈杵騎士》(TheKnightofBurn-ingPestle)，有一種古怪的現代味道給我這個活人。
假如不是收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專集，和莎士比亞同時，我真有些疑惑這是什麼促狹鬼如皮藍代婁外加肖伯納搞出來的花樣。
這出喜劇由兩位有名的劇作家用八天合寫成功，一位是了不起早熟卻也早死的保芒(Beaumont)，一位是晚年比莎翁還紅的福萊切耳(Fletcher)。
第一次演出完全失敗了，那是在一六一〇年前後，兩年之後成書，序文特别提起劇作者的不快之感，但是等到二十五年之後重演的時候，分外成功，一連出了兩版。
劇作者另外提出一個抗議，就是有人說他們趕到塞耳萬提司後頭，抄襲小說《吉诃德先生》的手法: 或許有人以為它是吉诃德先生的後裔我們兩個人可以對天賭咒，它早出世一年。
早也罷，晚也罷，反正到了十七世紀初葉，騎士已經過時，水土不服，沒有生命力延續下去，僅僅變成凡夫俗子對于理想的一種憧憬。
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這種俠義精神的騎士，然而這并不就說，我們的人性同樣沒有。
塞耳萬提司明白這個道理，同時明白藝術的道理，從來不在字裡行間表白他的優越之感，尊重一切，不加褒貶。
故事的進行正有大自然的自然。
小孩子可以當作寓言看，大人可以當作小說看，人生的意義無往而不相宜。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劇作者因為太顯得賣弄聰明，因為太想到這是戲，對于藝術多了一份過度的明顯的自覺，雖說在創作年月上不肯認輸，在價格的高低上卻有了錯落。
看完戲，我們覺得劇作者有意在嘲弄，把雜貨店的标記變成一位騎士的名号，把雜貨店的夥計扮做一位騎士，捉弄的意思多了，也就不像小說作者所要傳達的那樣深厚了。
我沒有意思褒貶歐美的現代文學，但是“現代”到了今日，聰明遠過于一般的人生本質，卻也确是事實。
這或許正是妨害現代文學之偉大的病因:自覺的優越之感。
我把話扯遠了，我是說，把《烈杵騎士》放在現代戲劇之林，所有聰明的舞台手法可能為之失色。
你們想要觀衆和演出打成一片嗎?你們想要演員從觀衆裡面走上戲台嗎?你們想要觀衆坐在台口不時發表宏論嗎?你們想要“正在想”的表演完全而且諧和地胡鬧下去嗎?不足為奇，《烈杵騎士》用得比誰都道地，道地，因為一方面來自當時演出的環境，一方面來自人物的性格，二者相合，妙文自得。
幕開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戲台出現了，那就是說，花得起大錢的先生們坐在戲台上面，出得起小錢的看客站在戲台底下。
莫裡哀在他的《不識相的人們》(LesFacheux)[2]裡面痛罵那些坐台口的自命不凡的貴賓。
但是他沒有力量轟他們下台。
他們出得起大錢。
戲班子靠他們養活。
英國也是這樣子。
十七世紀後半葉，查理二世一道命令才把他們攆到池座。
法國一直等到十八世紀中葉，大文豪伏爾泰(Voltare)說服一位貴人拿出一萬二千佛郎津貼後台，才算出了莫裡哀那口惡氣，打掃淨了戲台。
——幕開了，念引子的演員才念了三句，一位“市民”跳上戲台。
市民:好孩子，停停! 演員:先生，你幹什麼? 市民:我嫌你們貧氣:這園子搞了七年戲，我看得出，你們總拿市民開玩笑現在你又把你的戲叫做《倫敦商人》。
取消這個名字，孩子!取消這個名字! 演員:你是這城的人嗎? 市民:我是。
演員:有職業的自由人? 市民:對啦，賣雜貨的。
他要他們演他喜歡的東西，恭維新興階層的大戲，特别是“我這一行的”。
說着說着太太也爬上了戲台。
演員:你應該一個月以前就對我們講現在我們的戲已經要開演了。
市民:我不管我要一個賣雜貨的在戲裡頭，幹些了不起的事。
演員:什麼了不起的事? 市民:家夥，我要他—— 太太:(在底下)男人，男人! 夥計:(在底下)老闆娘，别吵。
太太:(在底下)你别吵，辣耳夫你放心，我知道我說什麼。
——男人，男人! 市民:太太，你說什麼? 太太:(在底下)男人，叫他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 市民:就那麼
假如不是收在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專集，和莎士比亞同時，我真有些疑惑這是什麼促狹鬼如皮藍代婁外加肖伯納搞出來的花樣。
這出喜劇由兩位有名的劇作家用八天合寫成功，一位是了不起早熟卻也早死的保芒(Beaumont)，一位是晚年比莎翁還紅的福萊切耳(Fletcher)。
第一次演出完全失敗了，那是在一六一〇年前後，兩年之後成書，序文特别提起劇作者的不快之感，但是等到二十五年之後重演的時候，分外成功，一連出了兩版。
劇作者另外提出一個抗議，就是有人說他們趕到塞耳萬提司後頭，抄襲小說《吉诃德先生》的手法: 或許有人以為它是吉诃德先生的後裔我們兩個人可以對天賭咒，它早出世一年。
早也罷，晚也罷，反正到了十七世紀初葉，騎士已經過時，水土不服，沒有生命力延續下去，僅僅變成凡夫俗子對于理想的一種憧憬。
我們的社會已經沒有這種俠義精神的騎士，然而這并不就說，我們的人性同樣沒有。
塞耳萬提司明白這個道理，同時明白藝術的道理，從來不在字裡行間表白他的優越之感，尊重一切，不加褒貶。
故事的進行正有大自然的自然。
小孩子可以當作寓言看，大人可以當作小說看，人生的意義無往而不相宜。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劇作者因為太顯得賣弄聰明，因為太想到這是戲，對于藝術多了一份過度的明顯的自覺，雖說在創作年月上不肯認輸，在價格的高低上卻有了錯落。
看完戲，我們覺得劇作者有意在嘲弄，把雜貨店的标記變成一位騎士的名号，把雜貨店的夥計扮做一位騎士，捉弄的意思多了，也就不像小說作者所要傳達的那樣深厚了。
我沒有意思褒貶歐美的現代文學，但是“現代”到了今日，聰明遠過于一般的人生本質，卻也确是事實。
這或許正是妨害現代文學之偉大的病因:自覺的優越之感。
我把話扯遠了，我是說，把《烈杵騎士》放在現代戲劇之林，所有聰明的舞台手法可能為之失色。
你們想要觀衆和演出打成一片嗎?你們想要演員從觀衆裡面走上戲台嗎?你們想要觀衆坐在台口不時發表宏論嗎?你們想要“正在想”的表演完全而且諧和地胡鬧下去嗎?不足為奇，《烈杵騎士》用得比誰都道地，道地，因為一方面來自當時演出的環境，一方面來自人物的性格，二者相合，妙文自得。
幕開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戲台出現了，那就是說，花得起大錢的先生們坐在戲台上面，出得起小錢的看客站在戲台底下。
莫裡哀在他的《不識相的人們》(LesFacheux)[2]裡面痛罵那些坐台口的自命不凡的貴賓。
但是他沒有力量轟他們下台。
他們出得起大錢。
戲班子靠他們養活。
英國也是這樣子。
十七世紀後半葉，查理二世一道命令才把他們攆到池座。
法國一直等到十八世紀中葉，大文豪伏爾泰(Voltare)說服一位貴人拿出一萬二千佛郎津貼後台，才算出了莫裡哀那口惡氣，打掃淨了戲台。
——幕開了，念引子的演員才念了三句，一位“市民”跳上戲台。
市民:好孩子，停停! 演員:先生，你幹什麼? 市民:我嫌你們貧氣:這園子搞了七年戲，我看得出，你們總拿市民開玩笑現在你又把你的戲叫做《倫敦商人》。
取消這個名字，孩子!取消這個名字! 演員:你是這城的人嗎? 市民:我是。
演員:有職業的自由人? 市民:對啦，賣雜貨的。
他要他們演他喜歡的東西，恭維新興階層的大戲，特别是“我這一行的”。
說着說着太太也爬上了戲台。
演員:你應該一個月以前就對我們講現在我們的戲已經要開演了。
市民:我不管我要一個賣雜貨的在戲裡頭，幹些了不起的事。
演員:什麼了不起的事? 市民:家夥，我要他—— 太太:(在底下)男人，男人! 夥計:(在底下)老闆娘，别吵。
太太:(在底下)你别吵，辣耳夫你放心，我知道我說什麼。
——男人，男人! 市民:太太，你說什麼? 太太:(在底下)男人，叫他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拿一個杵殺一個獅子! 市民:就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