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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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
其三，國藩初出治軍的時候，嚴刑峻法，手段非常的辣，他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合。
但是到鹹豐八年再起時，便完全改變了态度。
他的老友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十頁）裡說：“先是文正與胡文忠書，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
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lsquo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rsquo十二字屬恪靖書篆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此次出山後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
”國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間再起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謂激于一時之意氣，非養之有素者）之弊”。
（《求阙齋弟子記》二十）這重大的改變似乎與羅汝懷的勸告有關。
他第二［次］守制時，羅給他一封十分諒直的信，責他“追尋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馴之辭，惟抒憤懑之氣，亦何弗遊心廣大之域。
是殆德性學問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歸結，勸他虛己下人，“使官無怨”為第一要務。
這封信是不能不使國藩感動的。
蓋國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後世的枭雄，剛愎自大，所日與處的無非隻能說“是”的人，無望其變化氣質，改易途徑，袁世凱其例也。
以上叙曾國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幫助和影響，下文将記國藩直接對他的幕僚的影響，同時也就是間接對全國學術和政治的影響。
國藩論學，以義理、經濟、詞章、考據并重而相成，于以調和漢宋之争，故奉國藩為師的學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絕無漢宋門戶之見，而多半以調和漢宋自任。
這是道光末至光緒初年間我國學術界的風氣，經曾氏光大的。
國藩論文雖崇姚鼐，然實和他有别。
“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骈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
循曾氏之說，将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辦訓诂一内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疏之飾。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這是湘鄉派文章的特色，而與後來維新派（譚嗣同、梁啟超等）文體的解放是有淵源關系的。
其實湘鄉派可以說是對于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進，維新派可以說是對于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進。
傳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張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學家的修養法很自然地會影響他的幕僚。
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誠敬”二字包括。
誠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恒。
“居敬”“存誠”原是孔門修養論的總原則。
敬是禮的原則，誠是仁的原則。
禮是外的，仁是内的。
仁是禮之本，禮是仁之用。
宋儒的貢獻，從行理的觀點看來，是将這兩原則深刻化、具體化、理論化。
曾氏從宋儒得到這兩原則的深切認識，而一生咬實牙龈地堅守力行之，并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機會，在政治上發展他的人格。
故此我們可以說曾國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
他所認定的修養宗旨，他永遠不憚煩地拿來向下屬或後輩提誨，這是可以從他的書劄裡看出的。
他的幕僚所受的影響我們可以舉李鴻章為例。
薛福成記：“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
而江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
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
頃之差弁陸續而至，頃之巡捕又來，曰&lsquo必待幕僚到齊乃食&rsquo。
傅相披衣踉跄而往。
文正終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lsquo少荃，既入我幕，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rsquo，遂無他言而散。
傅相為之悚然。
”但鴻章始終沒有把他的誠字傳授到家，而隻傳授得他的敬字。
國藩的生活秩序甚嚴整。
我們看手書的日記，每日某時起，某時理公牍，某時見客，某時圍棋，某時看書，幾如刻闆。
李鴻章亦然。
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裡記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
早間六句鐘起，稍進餐點，即檢點公事，或随意看《通鑒》數頁，臨《聖歌序》一紙。
&hellip&hellip（午飯後）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晚間稍看書作信，随即就寝，凡曆數十百日，皆無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黾，吳汝綸的忠實，都是受曾國藩的教導和生活上的習染的結果。
在出處辭受之際，國藩的宋學的精神，影響于他的賓僚尤其深刻。
從政治方面說，清末采用西“藝”的風氣，也是曾國藩開其端，而後來做的幕府舊僚繼續發揚的。
李鴻章所倡辦的新政除開礦、建鐵路及關于商業的外，皆秉曾國藩之志而行的。
國藩在鹹豐四年的時候，便設炮局，仿造西洋水雷，雖然沒有什麼效果，卻是一種創試。
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闳到美國購買機器，創立江南制造局，自造機器和輪船。
不久他便提議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清廷許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學生派赴美國。
不過在同治二年，總理衙門有委李泰國購買炮船助攻南京一事。
李泰國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許阿思本做總司令，總理衙門嚴厲駁斥，重訂合同。
結果阿思本不願，所以炮船買了來又出賣了。
這次購船的事曾國藩是反對的。
推測他反對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對洋人助戰；（2）南京勢在必下，不願他人分曾國荃等的功勳；（3）畏懼外人索重酬（鹹
其三，國藩初出治軍的時候，嚴刑峻法，手段非常的辣，他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合。
但是到鹹豐八年再起時，便完全改變了态度。
他的老友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十頁）裡說：“先是文正與胡文忠書，言恪靖（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
至八年再起援浙，甫到省，集&lsquo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rsquo十二字屬恪靖書篆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此次出山後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
”國藩亦自言，“自八年夏間再起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謂激于一時之意氣，非養之有素者）之弊”。
（《求阙齋弟子記》二十）這重大的改變似乎與羅汝懷的勸告有關。
他第二［次］守制時，羅給他一封十分諒直的信，責他“追尋怨怼，苦索瘢疣，不用雅馴之辭，惟抒憤懑之氣，亦何弗遊心廣大之域。
是殆德性學問中或有窒□之未辟，渣滓之未融已”。
歸結，勸他虛己下人，“使官無怨”為第一要務。
這封信是不能不使國藩感動的。
蓋國藩的幕僚多是他的故友，故遇事敢言，非如後世的枭雄，剛愎自大，所日與處的無非隻能說“是”的人，無望其變化氣質，改易途徑，袁世凱其例也。
以上叙曾國藩所受他的幕僚的幫助和影響，下文将記國藩直接對他的幕僚的影響，同時也就是間接對全國學術和政治的影響。
國藩論學，以義理、經濟、詞章、考據并重而相成，于以調和漢宋之争，故奉國藩為師的學者（多半曾居其幕府的）絕無漢宋門戶之見，而多半以調和漢宋自任。
這是道光末至光緒初年間我國學術界的風氣，經曾氏光大的。
國藩論文雖崇姚鼐，然實和他有别。
“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骈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法愈嚴而體愈尊。
循曾氏之說，将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辦訓诂一内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疏之飾。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這是湘鄉派文章的特色，而與後來維新派（譚嗣同、梁啟超等）文體的解放是有淵源關系的。
其實湘鄉派可以說是對于桐城派的第一度解放和改進，維新派可以說是對于桐城派的第二度解放和改進。
傳曾氏文派的著名作者如張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等，都是他的幕府中人。
曾氏理學家的修養法很自然地會影響他的幕僚。
他一生操行的宗旨可以“誠敬”二字包括。
誠是不欺己欺人，敬是勤慎有恒。
“居敬”“存誠”原是孔門修養論的總原則。
敬是禮的原則，誠是仁的原則。
禮是外的，仁是内的。
仁是禮之本，禮是仁之用。
宋儒的貢獻，從行理的觀點看來，是将這兩原則深刻化、具體化、理論化。
曾氏從宋儒得到這兩原則的深切認識，而一生咬實牙龈地堅守力行之，并且得到儒家所希求的理想機會，在政治上發展他的人格。
故此我們可以說曾國藩是儒家最典型的人物。
他所認定的修養宗旨，他永遠不憚煩地拿來向下屬或後輩提誨，這是可以從他的書劄裡看出的。
他的幕僚所受的影響我們可以舉李鴻章為例。
薛福成記：“傅相（李）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
而江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
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
頃之差弁陸續而至，頃之巡捕又來，曰&lsquo必待幕僚到齊乃食&rsquo。
傅相披衣踉跄而往。
文正終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lsquo少荃，既入我幕，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rsquo，遂無他言而散。
傅相為之悚然。
”但鴻章始終沒有把他的誠字傳授到家，而隻傳授得他的敬字。
國藩的生活秩序甚嚴整。
我們看手書的日記，每日某時起，某時理公牍，某時見客，某時圍棋，某時看書，幾如刻闆。
李鴻章亦然。
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裡記他“每日起居均有常度。
早間六句鐘起，稍進餐點，即檢點公事，或随意看《通鑒》數頁，臨《聖歌序》一紙。
&hellip&hellip（午飯後）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晚間稍看書作信，随即就寝，凡曆數十百日，皆無一更改”。
其他像薛福成的凝重，黎庶昌的勤黾，吳汝綸的忠實，都是受曾國藩的教導和生活上的習染的結果。
在出處辭受之際，國藩的宋學的精神，影響于他的賓僚尤其深刻。
從政治方面說，清末采用西“藝”的風氣，也是曾國藩開其端，而後來做的幕府舊僚繼續發揚的。
李鴻章所倡辦的新政除開礦、建鐵路及關于商業的外，皆秉曾國藩之志而行的。
國藩在鹹豐四年的時候，便設炮局，仿造西洋水雷，雖然沒有什麼效果，卻是一種創試。
到了同治初年，他便派了容闳到美國購買機器，創立江南制造局，自造機器和輪船。
不久他便提議派學生到美國去留學，清廷許之，同治十一年才有第一批留學生派赴美國。
不過在同治二年，總理衙門有委李泰國購買炮船助攻南京一事。
李泰國和阿思本定合同，允許阿思本做總司令，總理衙門嚴厲駁斥，重訂合同。
結果阿思本不願，所以炮船買了來又出賣了。
這次購船的事曾國藩是反對的。
推測他反對的原因似乎在：（1）根本反對洋人助戰；（2）南京勢在必下，不願他人分曾國荃等的功勳；（3）畏懼外人索重酬（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