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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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十年俄人已經給了一個教訓了）。
有人說（例如陳恭祿），曾國藩反對雇傭外國海軍人員是見識短小，是不對的。
總理衙門向外國買炮船沒有成功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國藩派容闳到外國去買機器那一年。
講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稱許李鴻章，而不知李鴻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國藩的。
《庚子西狩叢談》裡保存着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們全錄于下： 公（李鴻章）又曰，别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功名事業是老師（曾國藩）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内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
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谒請教的。
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沖要關鍵。
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
我小有錯誤，即贻害大局。
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隻是為此，特來求教。
”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與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
” 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 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
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他又捋須不已。
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誠字。
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
聖人言忠信可行于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
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于吃虧。
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占得住的。
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屁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hellip&hellip”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颠撲不破的。
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門生準奉老師訓示辦理。
”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着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
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奉行，真有此理。
” 這番話至今還值得我國辦外交的人傾聽。
以上述曾國藩對他的幕府人物的影響竟。
最後讓我們看看曾氏關于人才的見解和用人的态度。
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風俗的厚薄，系于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處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鑄而成。
鹹豐即位之初，他應诏陳言，即謂當日所須講求的唯在官吏得人。
他又說過，“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求阙齋弟子記》卷二）關于廣收者，薛福成記他在籍辦團練時所用諸人“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盡所長”。
（《庸庵文編》卷一）關于慎用者，國藩有雲，“将帥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精神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曆不喜用善說話之将”。
（《書劄》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時，他與約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雲“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
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問樣子。
辦事無警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
其失也奄奄無生氣。
&hellip&hellip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
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
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
&hellip&hellip吾欲以勞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始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财，竊願師之”。
（《弟子記》卷二七）關于“教”與“繩”者，國藩有雲：“大抵人才約有二種。
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即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
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锱铢，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
務使循循乎規矩之中方好。
”（仝上） 國藩待對下屬的态度亦不外“誠”。
将吏來谒見的沒有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
或有難辦的事件，難言的苦衷，必博訪周知，代為籌劃。
别後常通信告誡，像師長督課學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
見人有好處，必極口稱贊，大而李鴻章虹橋之戰，小而錢警石、衎石兄弟的家書，皆引愧不如，而樂為稱道。
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他部下時，他奏稱其才勝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
這些還是表面的。
李元度曾兩次被國藩參劾，因此終身不得志。
但國藩殁後，元度哭以詩雲： 記入元戎幕， 吳西又皖東。
追随憂患日， 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 前期我負公。
雷霆與雨露， 一例是春風。
我們于此可以想象曾國藩對僚屬的魔力。
李鼎芳與張蔭麟合著，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
有人說（例如陳恭祿），曾國藩反對雇傭外國海軍人員是見識短小，是不對的。
總理衙門向外國買炮船沒有成功這一年（同治二年，1863），便是曾國藩派容闳到外國去買機器那一年。
講到晚清的外交，近人多知道稱許李鴻章，而不知李鴻章在外交上的根本策略是受自曾國藩的。
《庚子西狩叢談》裡保存着晚清外交史的一段重要材料，值得我們全錄于下： 公（李鴻章）又曰，别人都曉得我前半部功名事業是老師（曾國藩）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内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
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谒請教的。
老師見面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沖要關鍵。
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
我小有錯誤，即贻害大局。
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門生隻是為此，特來求教。
”老師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我道：“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與同他打屁子腔（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
” 老師乃以五指捋須，良久不語，徐徐啟口曰：“呵！屁子腔！屁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 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
急忙改口曰：“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他又捋須不已。
久久始以目視我曰：“依我看來，還是用一誠字。
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
聖人言忠信可行于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
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于吃虧。
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占得住的。
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屁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hellip&hellip”我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颠撲不破的。
我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門生準奉老師訓示辦理。
”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着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
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奉行，真有此理。
” 這番話至今還值得我國辦外交的人傾聽。
以上述曾國藩對他的幕府人物的影響竟。
最後讓我們看看曾氏關于人才的見解和用人的态度。
他在早年的《原才篇》□便□定風俗的厚薄，系于在上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可由處高明之地位的人，依己之所□，陶鑄而成。
鹹豐即位之初，他應诏陳言，即謂當日所須講求的唯在官吏得人。
他又說過，“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求阙齋弟子記》卷二）關于廣收者，薛福成記他在籍辦團練時所用諸人“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盡所長”。
（《庸庵文編》卷一）關于慎用者，國藩有雲，“将帥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精神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曆不喜用善說話之将”。
（《書劄》卷十八）李元度赴安徽時，他與約不用好大言的文人，又雲“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
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問樣子。
辦事無警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
其失也奄奄無生氣。
&hellip&hellip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
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
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
&hellip&hellip吾欲以勞苦忍辱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始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
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财，竊願師之”。
（《弟子記》卷二七）關于“教”與“繩”者，國藩有雲：“大抵人才約有二種。
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即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
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锱铢，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
務使循循乎規矩之中方好。
”（仝上） 國藩待對下屬的态度亦不外“誠”。
将吏來谒見的沒有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
或有難辦的事件，難言的苦衷，必博訪周知，代為籌劃。
别後常通信告誡，像師長督課學生，父兄期望子弟一般。
見人有好處，必極口稱贊，大而李鴻章虹橋之戰，小而錢警石、衎石兄弟的家書，皆引愧不如，而樂為稱道。
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他部下時，他奏稱其才勝己十倍，胡遂受不次的擢用。
這些還是表面的。
李元度曾兩次被國藩參劾，因此終身不得志。
但國藩殁後，元度哭以詩雲： 記入元戎幕， 吳西又皖東。
追随憂患日， 生死笑談中。
末路時多故， 前期我負公。
雷霆與雨露， 一例是春風。
我們于此可以想象曾國藩對僚屬的魔力。
李鼎芳與張蔭麟合著，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36期，193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