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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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才》、《仁義禮智》、《權》等篇以及《原善》的卷上、中、下三篇，各處都有涉及。
在《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孟子私淑錄》和《緒言》中，則對這一理論還沒有展開。
可見這一理論是戴震晚年的“定論”。
概括起來，戴震的仁、智學說主要内容是：以《易經》中的易、簡為理論依據。
假借孟子“仁、義、禮、智”的名詞而賦予戴震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仁是道德規範，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滿足其生存的願望。
這一理論從哲學史的角度批判程朱的理欲對立說，捍衛了人們正當的欲望。
智是認識能力。
智的障礙是蔽。
通過學可以解蔽，就能充分發揮智的作用。
有了智就可以認清事務的條理，防止主觀主義。
這一理論從政治上揭露了以階級偏見作為天理的封建統治者。
仁智理論是戴震哲學思想的精華所在。
這一理論，盡管披着聖賢言語的外衣，是具有人民性的，也是樸素唯物主義的，對中國封建社會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了集中、有力的批評，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不足之處，舉例如下：戴震的“欲之失為私”、“知之失為蔽”，指出了欲望不加以節制根源于私，認識的不符合實際根源于蔽。
至于私和蔽的根源又是什麼？戴震沒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
他隻是說過人的一切表現“胥成性則然”①，又說：“是皆成性然也”②。
把私和蔽的根源歸結于人的本性，沒有聯系到社會環境，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論。
他的仁智說中提出了去私和去蔽的善良的願望。
去私的方法是恕和絜矩之道，去蔽的方法是“加之以學，則日進于智矣”③。
而恕和學等廉價的處方終究沒有治好曆史的弊病。
⑦同上。
①前于戴震的方苞在《與來學圃書》中說：“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雖有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為浮言，其後情見事屈，誤國事，犯清議”。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苞集》159頁）後于戴震的清末劉鹗在《老殘遊記》中有一個回目叫“太尊治盜，嫉惡如仇”，寫出了王太尊這一嚴氣正性的形象。
劉鹗評之為“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
二十四史中指不勝屈”（見《老殘遊記》自評）。
這些都是“以理殺人”的典型材料。
①《原善》卷中，前言。
②《孟子字義疏證·才》第一問答。
③《孟子字義疏證·性》第二問答。
第三節 考據大師 戴震對于考據學有卓異的貢獻。
清代考據學對古代文字、聲韻、群經、諸子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獻資料上有很大成績。
這一學術潮流的産生，除社會政治原因外，也繼承發展了宋明以來的學術文化傳統。
朱熹對于《詩經》、《易經》都有注釋。
他的《詩集傳》、《周易本義》與盛行的《四書集注》共同流傳後世。
他又著《儀禮經傳通解》，由其學生黃幹、楊複繼續完成，是一部詳細的綜合注釋。
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黃震的《黃氏日抄》也具有對曆史古籍多方面的考證内容。
明代楊慎的《丹鉛錄》，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都是對古書、古文字的考證，範圍涉及經史子集四部。
總的來說，明人考證學表現為蕪雜零亂，不成專門之學，疏漏舛誤甚多。
而且憑臆斷更改古書，造成誤解，為通人所譏議。
到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閻若璩的《潛邱劄記》，則開始具有深入與精确的規模。
到乾嘉時乃形成全面的考證學高潮，它以文字聲韻學為基礎對古代經典，搜集輯錄大量資料，作綜合深入的分析，不憑臆斷，不制造僞證，對古書和古代典制能糾正前人之誤，得出較正确的認識。
焦循說：“本朝文學，一洗元明之陋”①，這是清代考證學的特點與成績。
至于脫離現實與近于煩瑣，那是考證學作為一個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
戴震是清代考證學的一位中堅人物和巨擘，這是同時代以及後人公認的。
戴震對《詩》、《書》、《易》、《禮》、《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證學成就表現在訓诂、聲韻，古代車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
至于作為考證學大師，同時具有進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如前所述，則更為同時代的學者所不及。
戴震對于考證學的原則有以下幾點：其一，循序漸進，取得理解。
他說：“經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詞也。
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道，必有漸。
”②又說：“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③又說：“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不可以躐等。
”④這是考證學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研讨古書和古義。
其二，實事求是對待資料。
他經過深湛學習，認為“《說文》九千餘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①。
他舉出“台”（音怡）、“朕”、“陽”三字是“予我”之義，“赍”、“畀”、“蔔”三字是“給予”之義，而《爾雅·釋诂》中把六個字交叉排列，就分不清兩種意義。
他又指出“《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②。
又①焦循：《雕菰集》卷6，《讀書三十二贊》前言。
②《戴東原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③《戴東原集》卷11《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④《戴東原集》卷10《古經解鈎沉序》。
①《戴東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②《戴東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說文》于字體、字訓，罅漏不免。
”③并舉例一再說明。
這些都是在博學的基礎上卓越的見解與科學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則，不輕信盲從。
在與盧文弨讨論《大戴禮》中屢入六朝時不合理的俗體字一信中，戴震說：“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漢魏六朝。
”④說明對待資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從。
由于以上原則，戴震治學要求嚴格，曾提出“學貴專精不貴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⑤。
專精的目的是達到“十分之見”，他說：“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⑥。
同時學者錢大昕在《戴先生震傳》中說：“其學長于考辨。
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
”⑦比如，《尚書·堯典》中“光被四海”一句中“光”字，王鳴盛據《爾雅》釋為“光，充也。
”戴震認為尚可進一步論證。
戴震引《禮記》中《樂記》及《仲尼間居》兩篇中“橫”字，鄭玄注均為“橫，充也”，因此認為“《堯典》古本必有作&lsquo橫被四海&rsquo者”①。
後來錢大昕在《後漢書·馮異傳》發現“橫被四表，昭假上下”一句。
姚鼐在班固《西都賦》發現“橫被六合”一句。
戴氏族弟戴受堂又在《漢書·王莽傳》舉出“昔唐堯橫被四表”一句，更其明顯。
其後洪榜、段玉裁又補充引證，皆足以證明戴震的判斷精确。
古書在流傳中，有些被後人割裂，以考正文與注文混淆不清，如郦道元的《水經注》，經戴震考證，辨明經文與注文的體例，把混入經文的郦道元注别擇出來。
②此外在校訂《大戴禮》時，認為《制言篇》中“詩雲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十字不是正文，而是注文。
③并提
在《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孟子私淑錄》和《緒言》中，則對這一理論還沒有展開。
可見這一理論是戴震晚年的“定論”。
概括起來，戴震的仁、智學說主要内容是：以《易經》中的易、簡為理論依據。
假借孟子“仁、義、禮、智”的名詞而賦予戴震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仁是道德規範，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滿足其生存的願望。
這一理論從哲學史的角度批判程朱的理欲對立說，捍衛了人們正當的欲望。
智是認識能力。
智的障礙是蔽。
通過學可以解蔽，就能充分發揮智的作用。
有了智就可以認清事務的條理，防止主觀主義。
這一理論從政治上揭露了以階級偏見作為天理的封建統治者。
仁智理論是戴震哲學思想的精華所在。
這一理論，盡管披着聖賢言語的外衣，是具有人民性的，也是樸素唯物主義的，對中國封建社會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了集中、有力的批評，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不足之處，舉例如下：戴震的“欲之失為私”、“知之失為蔽”，指出了欲望不加以節制根源于私，認識的不符合實際根源于蔽。
至于私和蔽的根源又是什麼？戴震沒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
他隻是說過人的一切表現“胥成性則然”①，又說：“是皆成性然也”②。
把私和蔽的根源歸結于人的本性，沒有聯系到社會環境，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論。
他的仁智說中提出了去私和去蔽的善良的願望。
去私的方法是恕和絜矩之道，去蔽的方法是“加之以學，則日進于智矣”③。
而恕和學等廉價的處方終究沒有治好曆史的弊病。
⑦同上。
①前于戴震的方苞在《與來學圃書》中說：“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雖有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為浮言，其後情見事屈，誤國事，犯清議”。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方苞集》159頁）後于戴震的清末劉鹗在《老殘遊記》中有一個回目叫“太尊治盜，嫉惡如仇”，寫出了王太尊這一嚴氣正性的形象。
劉鹗評之為“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
二十四史中指不勝屈”（見《老殘遊記》自評）。
這些都是“以理殺人”的典型材料。
①《原善》卷中，前言。
②《孟子字義疏證·才》第一問答。
③《孟子字義疏證·性》第二問答。
第三節 考據大師 戴震對于考據學有卓異的貢獻。
清代考據學對古代文字、聲韻、群經、諸子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獻資料上有很大成績。
這一學術潮流的産生，除社會政治原因外，也繼承發展了宋明以來的學術文化傳統。
朱熹對于《詩經》、《易經》都有注釋。
他的《詩集傳》、《周易本義》與盛行的《四書集注》共同流傳後世。
他又著《儀禮經傳通解》，由其學生黃幹、楊複繼續完成，是一部詳細的綜合注釋。
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黃震的《黃氏日抄》也具有對曆史古籍多方面的考證内容。
明代楊慎的《丹鉛錄》，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都是對古書、古文字的考證，範圍涉及經史子集四部。
總的來說，明人考證學表現為蕪雜零亂，不成專門之學，疏漏舛誤甚多。
而且憑臆斷更改古書，造成誤解，為通人所譏議。
到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閻若璩的《潛邱劄記》，則開始具有深入與精确的規模。
到乾嘉時乃形成全面的考證學高潮，它以文字聲韻學為基礎對古代經典，搜集輯錄大量資料，作綜合深入的分析，不憑臆斷，不制造僞證，對古書和古代典制能糾正前人之誤，得出較正确的認識。
焦循說：“本朝文學，一洗元明之陋”①，這是清代考證學的特點與成績。
至于脫離現實與近于煩瑣，那是考證學作為一個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
戴震是清代考證學的一位中堅人物和巨擘，這是同時代以及後人公認的。
戴震對《詩》、《書》、《易》、《禮》、《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證學成就表現在訓诂、聲韻，古代車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
至于作為考證學大師，同時具有進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如前所述，則更為同時代的學者所不及。
戴震對于考證學的原則有以下幾點：其一，循序漸進，取得理解。
他說：“經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詞也。
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道，必有漸。
”②又說：“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③又說：“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不可以躐等。
”④這是考證學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研讨古書和古義。
其二，實事求是對待資料。
他經過深湛學習，認為“《說文》九千餘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①。
他舉出“台”（音怡）、“朕”、“陽”三字是“予我”之義，“赍”、“畀”、“蔔”三字是“給予”之義，而《爾雅·釋诂》中把六個字交叉排列，就分不清兩種意義。
他又指出“《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②。
又①焦循：《雕菰集》卷6，《讀書三十二贊》前言。
②《戴東原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③《戴東原集》卷11《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④《戴東原集》卷10《古經解鈎沉序》。
①《戴東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②《戴東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說文》于字體、字訓，罅漏不免。
”③并舉例一再說明。
這些都是在博學的基礎上卓越的見解與科學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則，不輕信盲從。
在與盧文弨讨論《大戴禮》中屢入六朝時不合理的俗體字一信中，戴震說：“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漢魏六朝。
”④說明對待資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從。
由于以上原則，戴震治學要求嚴格，曾提出“學貴專精不貴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⑤。
專精的目的是達到“十分之見”，他說：“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⑥。
同時學者錢大昕在《戴先生震傳》中說：“其學長于考辨。
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
”⑦比如，《尚書·堯典》中“光被四海”一句中“光”字，王鳴盛據《爾雅》釋為“光，充也。
”戴震認為尚可進一步論證。
戴震引《禮記》中《樂記》及《仲尼間居》兩篇中“橫”字，鄭玄注均為“橫，充也”，因此認為“《堯典》古本必有作&lsquo橫被四海&rsquo者”①。
後來錢大昕在《後漢書·馮異傳》發現“橫被四表，昭假上下”一句。
姚鼐在班固《西都賦》發現“橫被六合”一句。
戴氏族弟戴受堂又在《漢書·王莽傳》舉出“昔唐堯橫被四表”一句，更其明顯。
其後洪榜、段玉裁又補充引證，皆足以證明戴震的判斷精确。
古書在流傳中，有些被後人割裂，以考正文與注文混淆不清，如郦道元的《水經注》，經戴震考證，辨明經文與注文的體例，把混入經文的郦道元注别擇出來。
②此外在校訂《大戴禮》時，認為《制言篇》中“詩雲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十字不是正文，而是注文。
③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