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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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字義疏證·權》。
②《戴東原集·與某書》。
東漢以前幾位學者和著作對仁的訓诂，如曾子的“人之相與”，《中庸》的“仁者人也”，鄭玄的仁，“讀如相人偶之人。
”他認為他們所理解的仁，就是說人與人的關系，因此他說：“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
”又說：“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
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
”歸納阮元的觀點是：仁是講人與人的關系，是要求人們以敬禮忠恕為原則處理相互之間的關系。
阮元仁的思想還包含如何達到仁，仁對國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
他說：“為仁須擇人，與我相助。
”自身要實現仁，一定要考慮對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選擇對象，不顧對方條件，行仁可能隻是一種願望，而不能達到目的。
阮元說：“士庶人之仁，見于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于國家臣民。
”①百姓之間、治人與治于人之間，仁的關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異。
阮元認為對于帝王來說，仁就是制約自己，按照百姓樂于或能夠接受的條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濫使民力，并給百姓以好處。
對于百姓來說，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對君主就能盡忠，即能把各種關系處理好。
阮元對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學的本意，對于後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
仁是孔學的基本思想，它規定人際關系的原則是禮義，講究溫良恭儉讓，抑制自己的欲望，滿足對方的要求。
中國人曆來奉行這個原則，形成國風，成為“禮義之邦”。
阮元對仁的本意的恢複，有利于理解儒家學說及其形成的傳統，從而也有利于對它的清理。
②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學科分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經學，他主編了《經籍纂诂》、《十三經注疏校刊記》。
《經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主纂的。
是他将唐以前經史子集各種古籍的正文和注釋中的訓诂彙輯在一起，以字為單位，按韻分類，成為史料豐富的古漢字大字典。
其收字之多，超過《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
《十三經注疏校刊記》成書過程較長，《十三經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
阮元青少年時讀經就注意諸本異同，加以訂正，任詹事時奉命參加太學石經的校訂，把唐代石經與宋闆經書加以比勘，後到各地做官，繼續校對石經與讀本，作出記錄，成《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嘉慶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學領域，阮元著的《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研究了五百五十餘件古器物，是前此同類著述中識器最多的。
阮元在山東學政任上獲知該省金石甚豐，遂利用任職條件，親自收集，還通過友人廣泛搜求，得拓片，彙編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
阮元另輯有《兩浙金石志》。
他的研究金石有個特點，即利用它解釋經義和曆史，以他的話說，就是“頗于經史多所創獲”①。
對于史學方面，阮元在嘉慶十五年國史館總纂任上寫作了《國史儒林傳》。
清朝史館原沒有儒林傳及其體例，原因是國史館傳記，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屬提供材料，配合檔案資料撰寫，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屬提供資料，所以無法撰稿。
阮元并不能破除資料來源規制，但覺得可以利用學者本身的著作來與其傳記，于是擇錄纂輯，成百十人的儒林傳，創立了清代史館編撰①以上引文并見《揅經室一集》卷8，《論語論仁論》。
②參閱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冊第272-27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揅經室三集》卷3，《積古齋記》。
儒林傳的體例。
他的傳稿，部分地編在《揅經室續集》中。
嘉慶四年阮元兼管國子監學正時，編輯《疇人傳》四十六卷。
此書為中國上古至清代的天文曆算學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傳，寫法是把古籍中有關史料摘錄彙集，并對重要人物作出評論。
阮元對書畫亦有所涉獵，入值南書房時，參與撰修《石渠寶笈》，研究宮中懋勤殿所藏的古書畫，寫出心得，成《石渠随筆》一書。
在地理學方面，阮元主修過《廣東通志》。
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廣東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還有筆記類的述作。
他在山東學政任上出遊，與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滄浪筆談》。
移任浙江時，又有同類性質的《定香亭筆談》問世。
《揅經室集》是阮元詩文各種體裁作品的彙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續集、再續集、外集，前四集按經史子集分類，即一集為解經之文，二集為碑傳文，重在叙史，而詩在四集，續集、再續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庫分類法，外集則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
前四集由阮元手訂，後三集由其子阮福協助編輯。
這個集子有單刻本，有《文選樓叢書》本。
阮元編輯地方資料或專題資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征》、《廣陵詩事》、《兩浙輶軒錄》、《皇清經解》、《诂經精舍文集》等，還與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選樓叢書》。
阮元的著作和編輯椠刻，是研究阮元學術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資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寶貴資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書，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産。
阮元學術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處的時代與生活環境分不開。
阮元的家鄉揚州府經濟文化素稱發達，它地處南北大運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國第一大鹽場淮鹽的集散地，富有的鹽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進了它的繁榮。
生長于此的阮元說：“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
”①又說：“揚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間，餘幼年目睹。
”②富裕繁華不斷吸引文人紛紛來揚州。
于是講學與辦學之風甚盛，外地文士與當地士人結合，切磋學問，既培養了人才，也造成文風興盛。
如大鹽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總商，獲布政使銜，與學者錢陳群、曹仁虎、蔣士铨、金農、鄭燮、戴震、杭士駿等交遊。
又一鹽商汪應庚捐銀四萬七千兩修繕揚州府學、江都及甘泉縣學，又買田一千四百畝送三學，以所收地租為歲修之費①。
揚州設有安定書院、梅花書院等，都受兩淮鹽政的資助，諸生享受膏火費②。
因此造成揚州人文興盛，如，在嘉慶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會試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進士③。
其中王安國、王引之祖孫及江德量、顧圖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
阮元就是這衆多進士中的一員。
他在家鄉有機會向學有專長的人學習及與友人研讨學問，離開故裡也能向鄉前輩讨教。
自雲：“鄉裡先進多治經之儒”，如顧九苞、劉台拱、任大椿、王念孫、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①《揅經室四集》卷5，《畫舫錄序
②《戴東原集·與某書》。
東漢以前幾位學者和著作對仁的訓诂，如曾子的“人之相與”，《中庸》的“仁者人也”，鄭玄的仁，“讀如相人偶之人。
”他認為他們所理解的仁，就是說人與人的關系，因此他說：“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
”又說：“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
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
”歸納阮元的觀點是：仁是講人與人的關系，是要求人們以敬禮忠恕為原則處理相互之間的關系。
阮元仁的思想還包含如何達到仁，仁對國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
他說：“為仁須擇人，與我相助。
”自身要實現仁，一定要考慮對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選擇對象，不顧對方條件，行仁可能隻是一種願望，而不能達到目的。
阮元說：“士庶人之仁，見于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于國家臣民。
”①百姓之間、治人與治于人之間，仁的關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異。
阮元認為對于帝王來說，仁就是制約自己，按照百姓樂于或能夠接受的條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濫使民力，并給百姓以好處。
對于百姓來說，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對君主就能盡忠，即能把各種關系處理好。
阮元對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學的本意，對于後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
仁是孔學的基本思想，它規定人際關系的原則是禮義，講究溫良恭儉讓，抑制自己的欲望，滿足對方的要求。
中國人曆來奉行這個原則，形成國風，成為“禮義之邦”。
阮元對仁的本意的恢複，有利于理解儒家學說及其形成的傳統，從而也有利于對它的清理。
②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學科分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經學，他主編了《經籍纂诂》、《十三經注疏校刊記》。
《經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主纂的。
是他将唐以前經史子集各種古籍的正文和注釋中的訓诂彙輯在一起，以字為單位，按韻分類，成為史料豐富的古漢字大字典。
其收字之多，超過《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
《十三經注疏校刊記》成書過程較長，《十三經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
阮元青少年時讀經就注意諸本異同，加以訂正，任詹事時奉命參加太學石經的校訂，把唐代石經與宋闆經書加以比勘，後到各地做官，繼續校對石經與讀本，作出記錄，成《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嘉慶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學領域，阮元著的《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研究了五百五十餘件古器物，是前此同類著述中識器最多的。
阮元在山東學政任上獲知該省金石甚豐，遂利用任職條件，親自收集，還通過友人廣泛搜求，得拓片，彙編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
阮元另輯有《兩浙金石志》。
他的研究金石有個特點，即利用它解釋經義和曆史，以他的話說，就是“頗于經史多所創獲”①。
對于史學方面，阮元在嘉慶十五年國史館總纂任上寫作了《國史儒林傳》。
清朝史館原沒有儒林傳及其體例，原因是國史館傳記，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屬提供材料，配合檔案資料撰寫，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屬提供資料，所以無法撰稿。
阮元并不能破除資料來源規制，但覺得可以利用學者本身的著作來與其傳記，于是擇錄纂輯，成百十人的儒林傳，創立了清代史館編撰①以上引文并見《揅經室一集》卷8，《論語論仁論》。
②參閱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冊第272-27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揅經室三集》卷3，《積古齋記》。
儒林傳的體例。
他的傳稿，部分地編在《揅經室續集》中。
嘉慶四年阮元兼管國子監學正時，編輯《疇人傳》四十六卷。
此書為中國上古至清代的天文曆算學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傳，寫法是把古籍中有關史料摘錄彙集，并對重要人物作出評論。
阮元對書畫亦有所涉獵，入值南書房時，參與撰修《石渠寶笈》，研究宮中懋勤殿所藏的古書畫，寫出心得，成《石渠随筆》一書。
在地理學方面，阮元主修過《廣東通志》。
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廣東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還有筆記類的述作。
他在山東學政任上出遊，與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滄浪筆談》。
移任浙江時，又有同類性質的《定香亭筆談》問世。
《揅經室集》是阮元詩文各種體裁作品的彙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續集、再續集、外集，前四集按經史子集分類，即一集為解經之文，二集為碑傳文，重在叙史，而詩在四集，續集、再續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庫分類法，外集則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
前四集由阮元手訂，後三集由其子阮福協助編輯。
這個集子有單刻本，有《文選樓叢書》本。
阮元編輯地方資料或專題資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征》、《廣陵詩事》、《兩浙輶軒錄》、《皇清經解》、《诂經精舍文集》等，還與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選樓叢書》。
阮元的著作和編輯椠刻，是研究阮元學術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資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寶貴資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書，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産。
阮元學術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處的時代與生活環境分不開。
阮元的家鄉揚州府經濟文化素稱發達，它地處南北大運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國第一大鹽場淮鹽的集散地，富有的鹽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進了它的繁榮。
生長于此的阮元說：“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
”①又說：“揚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間，餘幼年目睹。
”②富裕繁華不斷吸引文人紛紛來揚州。
于是講學與辦學之風甚盛，外地文士與當地士人結合，切磋學問，既培養了人才，也造成文風興盛。
如大鹽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總商，獲布政使銜，與學者錢陳群、曹仁虎、蔣士铨、金農、鄭燮、戴震、杭士駿等交遊。
又一鹽商汪應庚捐銀四萬七千兩修繕揚州府學、江都及甘泉縣學，又買田一千四百畝送三學，以所收地租為歲修之費①。
揚州設有安定書院、梅花書院等，都受兩淮鹽政的資助，諸生享受膏火費②。
因此造成揚州人文興盛，如，在嘉慶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會試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進士③。
其中王安國、王引之祖孫及江德量、顧圖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
阮元就是這衆多進士中的一員。
他在家鄉有機會向學有專長的人學習及與友人研讨學問，離開故裡也能向鄉前輩讨教。
自雲：“鄉裡先進多治經之儒”，如顧九苞、劉台拱、任大椿、王念孫、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①《揅經室四集》卷5，《畫舫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