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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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揅經室再續集》卷3,《揚州畫舫錄二跋》。

     ①嘉慶《揚州府志》卷63,戴震:《汪氏捐立學田碑》。

     ②嘉慶《揚州府志》卷19,《學校》。

     ③嘉慶《揚州府志》卷39,《選舉》。

     手有所授”。

    在北京,與作《弁服釋例》的任大椿“相問難為尤多”④。

    又向同郡王念孫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學的知識,故為其作墓志銘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诂者,得于先生也。

    ”⑤為其後來用音韻訓诂為工具研究經學準備了條件。

    歙縣人淩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遊揚州,因阮元“以學問相益”⑥。

    淩著有《禮經釋例》,與《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

    焦循亦是阮元的學友,揚州人。

    阮元幼時與他同學,青少年之際倆人同名,後來焦循專向學問方面發展,而阮元則兼及政事了。

    阮元與名流學者交遊中受教益,增進了學問。

    沒有揚州濃厚的學風的熏陶及去揚州遊學的學人的指導,也就很難有學者式的阮元。

     還應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據學鼎盛之時,這種學風給予他很大影響,所以他也搞考據,搞漢學,考釋經文。

     主觀的努力,是阮元獲得學術成就的内在因素,阮元青年時代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又善于學習,才得到前輩的好感,并給予有力的指導。

    阮元出仕後,在做文字工作時注意鑽研學問,做疆吏時仍然以極濃的興趣擠時間搞研究,如對古器物的鑒識,是在“政事之暇”進行的,自謂“藉此羅列以為清娛,且以償案牍之勞”①。

    他說是為調節精神,确實也有這個作用,但主要地還是表現了他勤于治學,不停頓地進行研究與寫作。

    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麼多著作問世。

    如督學浙江,“随筆疏記近事”,形成《定香亭筆談》②。

    在山東,“校閱之暇”,鑽研金石銘文,“咨訪耆舊,廣為搜索”③,始成《山左金石志》。

    一個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樣堅持做學問的實不多見。

    阮元的這種精神很值得贊揚。

     ④《揅經室一集》卷11,《任子田侍禦弁服釋例序》。

     ⑤《揅經室續集》卷2,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銘》。

     ⑥《揅經室二集》卷4,《次仲淩君傳》。

     ①《揅經室三集》卷3,《積古齋記》。

     ②《揅經室三集》卷2,《定香亭筆談序》。

     ③《小滄浪筆談》卷3。

     第四節 對西方的态度 阮元任兩廣總督近十年,正是在鴉片戰争前十幾年,他處理過與英國人關系的事務多起,其對英态度頗值得注意。

     阮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是英國阿美士德使華失敗的次年,中英兩國矛盾開始激化。

    阮元就任的廣州是雙方的接觸點,所以一到任就感到中英關系問題的嚴重性。

    二十三年二月、五月先後密疏奏陳對英人政策,主張對其采取強硬态度。

    他認為英人“長于水,短于陸,強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強内洋和陸上的防務,英人來犯即給予炮火懲創,同時停止同它的貿易,斷絕其食用采買,以此強硬态度,令“彼不敢輕犯”中國法令。

    嘉慶帝不同意他的主張,強調所謂“恩威相濟”,并告誡阮元“斷不可猛浪從事”①。

    這個“猛浪”警告非同小可,官員考成,有“浮躁”一項,即此之謂。

    皇帝限制阮元,不許他強硬行事。

    英國人不斷上岸滋事,打死打傷中國人,清朝政府索取兇手,多無結果。

    阮元對此不能容忍。

    一次英人打殺中國婦女,阮元乃将他絞決抵罪。

    道光元年(1821)冬季,英軍打死中國農民二人,兇犯逃回英國,阮元屢次向英方索要兇手,英人以停止貿易相威脅。

    阮元怕獲“猛浪”之罪,不敢堅持強硬态度,遂采取折衷辦法:許商船貿易,不許該兵船複來②。

    中央政府的軟弱政策使地方官無所作為,當然阮元本身的軟弱也不能辭其咎。

    英國侵略者進行罪惡的鴉片貿易,清朝政府早在雍正年間即下令禁止販賣鴉片。

    嘉慶二十年、道光元年先後申嚴鴉片之禁。

    阮元于道光元年兼署粵海關監督,嚴格實行禁令,查禁英船夾帶的鴉片煙,懲辦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

    但狡猾的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繼續販毒。

    阮元查禁的效果不大。

     明代後期西洋傳教士來華,也帶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識,引起中國士大夫如徐光啟等人的興趣,稱贊其技術之精。

    阮元和這部分人持有相反的态度,對于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極為反感。

    他認為中國科學文化最發達,如說“天文曆算至今日而大備”①。

    對西方學術成就亦有所承認,如謂“利瑪窦、湯若望、南懷仁等,于推步一事,頗能深究”②。

    但又認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國古代就有了,如說西方有自鳴鐘,而中國早有刻漏③。

    西方算學有借根法,而中國算學早有天元法④。

    他甚至認為西方人的先進器物,是抄襲中國成果的産物:“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說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

    ”⑤以為西法西器與中國之不同,隻是改變了名字。

    他認為相信西方算學的人是不懂曆史,“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⑥阮元否認西法,根本看不起西方人及其國家,稱德意志人湯若望之祖國為“歐羅巴極西之小國”,清朝用湯若望為官就是大氣魄⑦。

    阮元對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學觀點不予承認,否認其科學性⑧,可見他還不懂得科學的認識已在不斷發展的這個真理。

    看來,在西方自然科學面前,阮元固步自封,錯誤地以為中國古老的文明能夠代替一切最新的文明,而不承認中國之外的發明創造。

    他的觀念陳舊,對西方的科技知識貧乏,是落後于時代的迂腐之見。

    比起他的先輩徐光啟諸人他是落後的。

    所以他的錯誤不僅是當時中國封建體制的原因,也是他本人食古不化,背上中國古老文明的包袱而不能前進。

     ①《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

     ②《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①《揅經室四集》卷5,《裡堂學術記序》。

     ②《疇人傳·凡例》。

     ③《揅經室四集》卷5,《自鳴鐘說》。

     ④《揅經室再續集》卷2,《續疇人傳序》。

     ⑤《揅經室再續集》卷2,《續疇人傳序》。

     ⑥《揅經室續集》卷2下,《疇人利瑪窦傳論》。

     綜觀阮元的一生,他勤奮不息,忠君以盡臣節,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祿以終天年。

    他有經世緻用思想,勤政務實,既試圖解決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殘暴鎮壓過民衆運動,表明他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僚。

    他終生辛勤治學,留下大量著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考據成就,是一筆可貴的文化遺産。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是應予肯定的。

    ⑦《疇人傳》卷45,《湯若望傳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⑧《疇人傳》卷46,《蔣友仁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