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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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傳統的看法。
清朝科舉實行三場考試的制度，最重視頭場，而此場又重視四書文，即要求應試者把握朱熹注的四書，講性理之學，而不求實用。
阮元對此有異議，給浙江優行生員出的策問透露了他的觀點。
他說：“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剿習成書，為《五經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欤？”“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疏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欤？”①他對科舉有不滿的思想，但他并沒有敢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内實行改革，隻是思想上有異趣。
阮元講求民政，對社會救濟事業甚為注意。
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諱災不報，阮元比較實事求是，有災情就上報，請求赈濟和蠲免。
他說：“緻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殚！”②認為有災禍就是自己官沒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災呢！“緻災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應觀念的表現，認識本身并不科學，但能檢讨自身行政，從而去積極救災，則是應當肯定的。
嘉慶五年浙東水災，三十萬人陷入絕境，阮元出倉谷四十萬石救濟災民。
十年，浙西大災，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
阮元為災民得到實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們從饑民口中奪食，特邀請品德好的士人參與其事。
阮元還搞了一些慈善團體，嘉慶七年在杭州設立“普濟堂”，收養無依靠的老病貧民，寒冬赈粥。
整饬杭州育嬰堂，收養棄嬰，比從前增加一倍。
浙江金華府溺女之風嚴重，明清以來官方屢禁屢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給撫養女嬰者以喜銀，希望能長養下去。
道光元年，阮元在廣州設立“恤嫠局”，救濟貧寒寡婦。
阮元為維護封建秩序，對民間的秘密結社極為注意，殘酷鎮壓。
嘉慶十①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錄》卷10，中華書局1963年版。
②《揅經室二集》卷7，《西湖诂經精舍記》。
③《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④《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
①《揅經室二集》卷8，《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②《揅經室四集·詩集》卷5，《浙東赈災紀事》。
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撫，九月就奏報破獲饒州府餘幹縣朱毛俚、胡秉耀團夥的反清活動，并擴大線索，到奉賢縣辦案。
嘉慶帝因他到任就能破獲這樣大案，特給他加太子少保銜，賞戴花翎，以示鼓勵①。
次年正月，阮元奏稱捕獲南昌府進賢縣“結盟擔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們按律治罪。
四月，在廣信府貴溪縣、饒州府安仁縣發現秘密結社活動，并有與江蘇江甯府同夥聚會的秘密情報，阮元立即上報，清廷命交兩江總督查拿，終使方榮升等被害。
阮元還破壞了贛州府龍南縣鐘錦龍、長甯縣（今尋烏）郭秀峰、建昌府滬溪縣（今資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結社。
阮元在江西時間不長，卻留下了大量破壞民間秘密結社的劣迹。
阮元從政較為務實，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質如何，要作具體分析。
他作為封建官僚，以治民為務，他要人民安分守常，當順民，而對于那些積極準備反抗和已經起而抗争的民衆則予以殘酷鎮壓。
這是反動的。
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須給以生路，因此在他權限範圍裡搞蠲赈，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難的群衆逼到反對官府方面去，這樣較明智的政策對當地百姓不無好處。
①《清史列傳》卷35，《阮元傳》。
第三節 學術成就 阮元治學領域廣闊，經學、文字學、金石學、天文曆算學、史學、地理學、校勘學，無不涉獵，尤專于經學，并有相應的著作。
阮元治學有較正确的态度，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他說，研究經學，是“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②。
他要提出自己的觀點，但一定本着實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為标新立異而創異說。
與這個态度相适應，他對于前人的學術觀點，擇善而從，不宗一派，以期立論持平。
阮元治學講求方法，希望以此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強調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認為做學問如同進殿堂，路子走錯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體談到研究經學的方法，他說“文字訓诂，其門徑也”①。
以音韻訓诂為手段，以達到通經的目的。
這位學者治經，研究古人思想，有兩點認識比較精到。
一是認為情欲的合理性。
理學家講“滅人欲”，“存天理”，将情欲與天理對立起來。
佛學要捐棄七情六欲，清淨出世，認為情欲是私，是惡。
情欲在理學、佛學那裡都是要不得的。
阮元論證了性、情、欲三者的關系，他從文字學解釋“性”，謂“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
就是認為性是從人的肉體和精神産生的，并非是外在的。
味色聲臭喜怒哀樂表現出來的“情”，“皆本于性”。
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話，認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
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對立的。
阮元認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
因為“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
總起來說，阮元斷定人人都有情欲&mdash&mdash用他話說，“七情乃盡人所有”②&mdash&mdash是性的表現，批駁了理學、佛學視欲為惡及情欲與性對立的觀點。
阮元承認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複儒家這種觀點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
這種觀點與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緻。
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題，他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
”認為人欲是人們對外界事物的接觸而産生的感覺和認識，進而認為人欲是合理的。
他說：“凡事為皆有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
”①反對理學的去人欲說，發出“以理殺人”比“以法殺人”還殘暴的警世宏論。
②阮元講情欲的合理性，理論上的深刻性和戰鬥性都不如戴震，這除了認識上的問題以外，還在于他高官厚祿，不敢與作為官方哲學的理學公開對抗。
盡管阮元的理論有缺陷，但他主張情欲合理性的觀點是進步的，在本質上是對理學的封建禁欲主義的一個沖擊。
阮元對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個貢獻是把儒家的“仁”解釋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思想。
後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為愛人、愛民，行仁政，阮元把《論語》五十八章論到的仁，一百零五處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韻訓诂的方法，作了通盤的考察，認為東漢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為人，是常識，故而人們不必對仁多加說明，而晉以後此解失傳，人們反生出歧說，不解原意。
他舉出②《揅經室集·自序》。
①《揅經室一集》卷2，《拟國史儒林傳序》。
②《揅經室一集》卷10，《性命古訓》。
①《孟
清朝科舉實行三場考試的制度，最重視頭場，而此場又重視四書文，即要求應試者把握朱熹注的四書，講性理之學，而不求實用。
阮元對此有異議，給浙江優行生員出的策問透露了他的觀點。
他說：“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剿習成書，為《五經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欤？”“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疏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欤？”①他對科舉有不滿的思想，但他并沒有敢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内實行改革，隻是思想上有異趣。
阮元講求民政，對社會救濟事業甚為注意。
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諱災不報，阮元比較實事求是，有災情就上報，請求赈濟和蠲免。
他說：“緻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殚！”②認為有災禍就是自己官沒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災呢！“緻災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應觀念的表現，認識本身并不科學，但能檢讨自身行政，從而去積極救災，則是應當肯定的。
嘉慶五年浙東水災，三十萬人陷入絕境，阮元出倉谷四十萬石救濟災民。
十年，浙西大災，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
阮元為災民得到實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們從饑民口中奪食，特邀請品德好的士人參與其事。
阮元還搞了一些慈善團體，嘉慶七年在杭州設立“普濟堂”，收養無依靠的老病貧民，寒冬赈粥。
整饬杭州育嬰堂，收養棄嬰，比從前增加一倍。
浙江金華府溺女之風嚴重，明清以來官方屢禁屢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給撫養女嬰者以喜銀，希望能長養下去。
道光元年，阮元在廣州設立“恤嫠局”，救濟貧寒寡婦。
阮元為維護封建秩序，對民間的秘密結社極為注意，殘酷鎮壓。
嘉慶十①張舜徽：《清人文集别錄》卷10，中華書局1963年版。
②《揅經室二集》卷7，《西湖诂經精舍記》。
③《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④《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
①《揅經室二集》卷8，《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②《揅經室四集·詩集》卷5，《浙東赈災紀事》。
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撫，九月就奏報破獲饒州府餘幹縣朱毛俚、胡秉耀團夥的反清活動，并擴大線索，到奉賢縣辦案。
嘉慶帝因他到任就能破獲這樣大案，特給他加太子少保銜，賞戴花翎，以示鼓勵①。
次年正月，阮元奏稱捕獲南昌府進賢縣“結盟擔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們按律治罪。
四月，在廣信府貴溪縣、饒州府安仁縣發現秘密結社活動，并有與江蘇江甯府同夥聚會的秘密情報，阮元立即上報，清廷命交兩江總督查拿，終使方榮升等被害。
阮元還破壞了贛州府龍南縣鐘錦龍、長甯縣（今尋烏）郭秀峰、建昌府滬溪縣（今資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結社。
阮元在江西時間不長，卻留下了大量破壞民間秘密結社的劣迹。
阮元從政較為務實，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質如何，要作具體分析。
他作為封建官僚，以治民為務，他要人民安分守常，當順民，而對于那些積極準備反抗和已經起而抗争的民衆則予以殘酷鎮壓。
這是反動的。
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須給以生路，因此在他權限範圍裡搞蠲赈，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難的群衆逼到反對官府方面去，這樣較明智的政策對當地百姓不無好處。
①《清史列傳》卷35，《阮元傳》。
第三節 學術成就 阮元治學領域廣闊，經學、文字學、金石學、天文曆算學、史學、地理學、校勘學，無不涉獵，尤專于經學，并有相應的著作。
阮元治學有較正确的态度，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他說，研究經學，是“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②。
他要提出自己的觀點，但一定本着實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為标新立異而創異說。
與這個态度相适應，他對于前人的學術觀點，擇善而從，不宗一派，以期立論持平。
阮元治學講求方法，希望以此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強調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認為做學問如同進殿堂，路子走錯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體談到研究經學的方法，他說“文字訓诂，其門徑也”①。
以音韻訓诂為手段，以達到通經的目的。
這位學者治經，研究古人思想，有兩點認識比較精到。
一是認為情欲的合理性。
理學家講“滅人欲”，“存天理”，将情欲與天理對立起來。
佛學要捐棄七情六欲，清淨出世，認為情欲是私，是惡。
情欲在理學、佛學那裡都是要不得的。
阮元論證了性、情、欲三者的關系，他從文字學解釋“性”，謂“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
就是認為性是從人的肉體和精神産生的，并非是外在的。
味色聲臭喜怒哀樂表現出來的“情”，“皆本于性”。
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話，認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
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對立的。
阮元認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
因為“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
總起來說，阮元斷定人人都有情欲&mdash&mdash用他話說，“七情乃盡人所有”②&mdash&mdash是性的表現，批駁了理學、佛學視欲為惡及情欲與性對立的觀點。
阮元承認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複儒家這種觀點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
這種觀點與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緻。
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題，他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
”認為人欲是人們對外界事物的接觸而産生的感覺和認識，進而認為人欲是合理的。
他說：“凡事為皆有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
”①反對理學的去人欲說，發出“以理殺人”比“以法殺人”還殘暴的警世宏論。
②阮元講情欲的合理性，理論上的深刻性和戰鬥性都不如戴震，這除了認識上的問題以外，還在于他高官厚祿，不敢與作為官方哲學的理學公開對抗。
盡管阮元的理論有缺陷，但他主張情欲合理性的觀點是進步的，在本質上是對理學的封建禁欲主義的一個沖擊。
阮元對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個貢獻是把儒家的“仁”解釋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思想。
後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為愛人、愛民，行仁政，阮元把《論語》五十八章論到的仁，一百零五處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韻訓诂的方法，作了通盤的考察，認為東漢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為人，是常識，故而人們不必對仁多加說明，而晉以後此解失傳，人們反生出歧說，不解原意。
他舉出②《揅經室集·自序》。
①《揅經室一集》卷2，《拟國史儒林傳序》。
②《揅經室一集》卷10，《性命古訓》。
①《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