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近代時期上（1840—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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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鴉片戰争
鴉片戰争前的中國社會和對外貿易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争。
這标志着中國曆史近代時期的開始，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鴉片戰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趨腐敗。
官吏貪污成風，财政支绌，軍備廢弛，國勢衰弱。
同時，土地兼并劇烈、地主剝削加重，造成許多農民破産流亡，社會危機愈益嚴重。
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向東方的殖民擴張，使古老的中國遭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和沖擊。
當時中國社會中，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着的自然經濟，有力地抵抗西方工業品的輸入。
清朝限制對外通商的閉關政策，也起着保護封建經濟的作用。
英國急于輸出的棉、毛紡織品，在中國都缺乏銷路。
毛織品的滞銷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習慣。
外來棉布價格雖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競争力。
從19世紀20年代末到鴉片戰争前夕，英國輸華棉布雖然增加了1倍多，棉紗雖然增加了5倍多[1]，但每年總值不及70萬英鎊[2]，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過100萬英鎊左右。
而中國銷英茶葉每年約值1000萬銀元，絲和絲織品約二三百萬銀元，合計約300萬英鎊。
中英貿易中國出超有利于中國，這是英國資産階級認為不利的情況。
還要提到的是，在20年代，中國每年經英、美商人輸出土布多至300多萬匹，遠銷美國、南美洲和澳洲。
在30年代輸出量減少，但經英商輸出的每年也還有幾十萬匹。
鴉片走私與煙毒泛濫 英國東印度公司久已非法進行鴉片貿易。
從19世紀初年開始，鴉片輸入中國數量不斷增加。
據不完全的統計，19世紀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數量約5000箱（每箱約120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9年竟增到四五萬箱[3]。
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販賣的印度鴉片，小部分是美國人以“飛剪式”快船販運的土耳其鴉片和印度鴉片。
販賣的方式，自20年代起，因在黃埔走私遭禁而改為在廣州口外伶仃洋趸船上私賣，到30年代便在東南沿海到處走私。
販賣鴉片的罪惡行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紀道德并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健康。
中國吸鴉片受毒害的人數不下200萬人。
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根據不完全統計，1821&mdash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
白銀的大量流出，引起銀價劇烈上漲。
19世紀初年，白銀每兩折合制錢略逾千文，30年代末漲到一千五六百文。
銀價高漲，大大加重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負擔，因為他們出售産品所得到的是制錢，而交納捐稅要按銀價折合。
銀荒又引起了商業的停滞和物價的上漲。
煙毒泛濫的影響波及全國各階層人民。
中國在嘉慶年間公布的嚴禁販賣鴉片的法令，并沒有宣布廢止。
隻是封建統治的機器已經在鴉片貿易面前癱瘓了，外國煙販們破壞法令的行為沒有受到有力的制裁。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趸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
”[4]但是，銀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難，煙毒泛濫對于軍隊和官僚機構的嚴重腐蝕，人民憤怒的呼聲，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應付面臨的危機。
禁煙問題上的争論 1836&mdash1838年的幾年中，鴉片問題引起清政府的讨論。
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請承認鴉片為合法貿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此增加大筆稅收，彌補财政困難。
這種弛禁主張，受到多數官吏的反對。
1838年6月，鴻胪寺卿黃爵滋[5]上奏，痛陳鴉片禍害，揭發官吏包庇，主張嚴懲吸煙者以遏制鴉片的輸入。
道光帝命令辦理禁煙有成效的湖廣總督林則徐[6]進京籌議查禁事宜。
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在各省展開了。
北京查獲的吸煙犯中竟有皇親貴族。
兩廣總督鄧廷桢[7]從贊成弛禁轉而認真禁煙，12月12日，廣州爆發了一萬多人的群衆示威，反對英、美等國幹涉廣東當局在商館前處絞煙販。
到了年底，道光帝決定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并命令由他節制廣東水師。
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 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嚴查煙販，整頓水師，懲辦不法官兵，曉谕外商呈繳鴉片。
當時内有權奸暗中阻難，外有西方鴉片販子和英國代表威脅恫吓。
林則徐堅決宣稱“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
他對鴉片商人采取“勸戒兼施”的辦法，責令十三行行商伍紹榮等赴外商居住的洋館開導。
24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Elliot）從澳門潛入廣州洋館，阻止外商交出鴉片。
林則徐下令斷絕貿易，派兵監視洋館，封鎖廣州、澳門之間的交通線。
27日，林則徐再曉谕英商論以理、法、情、勢都應永絕販賣鴉片。
義律被迫命令英商繳出鴉片，但暗中又向他們保證煙價由英政府負責，蓄意向中國開釁。
從6月3日到21日，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了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
這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正義行動。
但是，英國資産階級決不願意放棄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
林則徐命令外船進口要出具甘結，保證不夾帶鴉片，如果查出則貨物沒官、人犯正法。
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卻禁止英船具結，甚至以軍艦阻止已經具結願意進口的一些商船。
1840年2月，林則徐就任兩廣總督，鄧廷桢改督閩浙，他們對沿海嚴加戒備。
林則徐支持廣東人民的反侵略鬥争，并出告示說：“如英夷兵船進入内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
” 英國侵略者發動戰争 随着19世紀初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1825年、1837年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英國資産階級及其政府早就迫不及待要對中國發動侵略戰争。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派間諜船偵察中國沿海港灣的情報并提出了武裝侵略中國的具體建議。
在華鴉片販子和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的英國商人都紛紛上書英國政府，要求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和保護鴉片貿易。
1840年2月，英國内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争。
4月經英國國會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義律（GeorgeElliot）統帶的侵略軍4000人，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并封鎖珠江口，鴉片戰争正式爆發。
廣州人民組織水軍、義勇加強防守力量，伺機出擊敵船。
7月初，侵略軍進犯廈門，遇到福建地方軍民的抗擊，就北駛浙江，攻占防禦薄弱的定海。
8月，英國派船到白河口投書，向清政府直接恫吓。
穆彰阿、琦善等主張投降妥協的官員乘機宣傳英人“船堅炮利”，難以取勝，“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
琦善在天津海口談判時答複英人的照會上竟說，林則徐等“受人欺蒙，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
統治階級中出現了妥協派和抵抗派的尖銳對立。
道光帝派琦善到廣州繼續談判，下令将林則徐、鄧廷桢革職。
兩江總督伊裡布和義律先行簽訂了《浙江停戰協定》。
琦善一到廣州，立即裁撤海防措施，專求妥協。
1841年1月初，英軍突然襲占沙角、大角兩炮台。
義律向琦善提出議和條件，其内容包括開放廣州、賠款600萬元和割讓香港等條款。
琦善雖一意求和，但卻不敢接受割讓香港的條件。
1841年1月26日，英軍侵占香港。
2月下旬，侵略軍一面從定海撤退，一面攻占虎門炮台。
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8]孤軍奮戰，将士數百人壯烈犧牲。
道光帝原想以犧牲林則徐換取廉價的妥協，後見英方要求十分苛刻，又傾向抵抗。
1月27日，道光得知英軍攻破大角、沙角炮台，決定下诏“宣戰”，從各處調兵雲集廣州。
但是林則徐等抵抗派依然被排斥。
主持軍事的是宗室奕山，他主張“防民甚于防寇”。
5月底，奕山在遭到一些挫敗後，就派廣州府知府餘保純和侵略者訂立一個“賠款”600萬元的“贖城”協定，其中包括清軍撤出廣州城外60裡的條款。
林則徐雖然一度被命以四品卿銜赴浙江鎮海協助防守，但在6月間仍被斥責谪戍伊犁。
三元裡人民抗英鬥争 英國侵略者遇到了中國人民堅決的抵抗。
1841年5月30日，廣州西北郊三元裡一帶103個鄉的農民數千人以刀、矛和農具向侵略廣州的英軍展開了英勇的讨伐。
在一天的激烈戰鬥中，大股英軍被農民們層層包圍，遭到痛擊。
第二天早上，經過廣州府知府餘保純為敵人求饒，這些替鴉片販子開辟道路的英國軍隊才狼狽不堪地逃去。
對于這次人民自發的武裝反抗，義律在布告中竟無恥地說“不追究人民這次頑抗，但以後不得再犯”。
人民張貼檄文答複說：“我們義民約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類。
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戰。
” 侵略者擴大戰争、清政府妥協投降 1841年4月，英國政府為了擴大侵華戰争，派遣璞鼎查（H.Pottinger）來中國代替義律，決定用武力壓迫清政府訂立一個有廣泛侵略權利的通商條約。
從1841年8月侵略軍一度侵占廈門之後，于10月初接連攻陷浙江定海（第二次陷落）、鎮海、甯波三個城市。
駐守鎮海的署兩江總督裕謙[9]集衆宣誓死守，城陷投水自盡。
道光帝派遣素不谙兵的皇侄奕經到浙江紹興主持軍事。
奕經的作戰計劃是兵分三路，乘夜冒雨進攻三個失陷的城市，企圖以偷襲僥幸取勝，結果三路都遭到慘敗，自己逃至杭州。
道光帝一面繼續調兵遣将，一面準備求和。
他派遣盛京将軍耆英和已被革職的伊裡布到浙江主持對英交涉。
5月，浙江海防重鎮乍浦陷落。
6月中，英軍進犯吳淞口，守衛吳淞口炮台的老将陳化成血戰殉國。
英軍進而侵占上海、寶山，溯江而上攻陷鎮江，切斷南北交通。
8月初，英國軍艦直抵南京下關江面。
軍機大臣穆彰阿利用形勢，公然聲稱“兵興三載，糜饷勞師，曾無尺寸之效”，把妥協派造成的軍事失敗歸罪于反侵略的正義主張。
由于英國侵略者的軍事訛詐，妥協投降路線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占了上風。
1842年8月29日終于由耆英、伊裡布等和英國侵略者在英船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人民的自衛鬥争和愛國将士的英勇戰鬥 由于英國侵略軍到處焚劫淫掠，在戰争過程中，中國人民自衛的反抗鬥争在各處展開。
廣州、廈門、甯波、台灣、太倉、靖江以及其他各地群衆，都自動進行鬥争，給英國強盜以沉重打擊。
農民是反抗鬥争的主要力量，參加這些鬥争的也有手工業工人、沿海漁民和其他社會下層群衆（如浙東甯波等地的黑水黨），以及一些有愛國思想的士紳們。
群衆武裝中最正規的組織形式是團練義勇。
一般都是自發的臨時性的武裝組織。
廣州三元裡的農民隊伍便是從臨時自發的組織發展成為聯系各村各鄉的經常性組織的。
在清政府的軍隊中，士兵大都是愛國的，抗戰的，此外，還有一些英勇殺敵、頑強抵抗的将官。
在虎門力戰的關天培，堅守吳淞的陳化成[10]和定海再陷時苦戰犧牲的葛雲飛[11]等将領和他們部下的官兵，都是鴉片戰争中值得紀念的英雄們。
所有這些鬥争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精神，成為中國近代人民革命鬥争的光輝起點。
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南京條約》及其後兩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鎖鍊。
使中國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南京條約》規定中國賠款2100萬元、割讓香港、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
它還規定了進出口貨稅須同英方“秉公議定則例”，破壞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1843年7月22日在虎門訂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僑民犯罪（指刑事案件）應交英國領事照英國法律辦理，這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
中國司法權也開始被破壞了。
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門續約》規定，将來中國如“有新恩施及他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開始了。
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是束縛半殖民地國家的三條重要鍊索，是經過英國侵華戰争由英國侵略者強加于我國的不平等條約首先規定下來的。
美國資産階級在鴉片戰争中一貫支持英國，《南京條約》訂立後，美國接踵而來要求訂約。
1844年7月，由清欽差大臣耆英和美國專使顧盛（CalebCushing）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
領事裁判權被擴大為包括到美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民事案件，以及美僑和其他外僑之間的訴訟，中國司法權進一步遭到破壞。
進出口貨物稅率被規定為須得美國領事同意才能改變，“協定關稅”的原則被進一步确定了。
此外，在這個條約上還第一次規定了外國商輪沿海貿易權和外國兵船各口遊弋權。
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五口建造教堂。
接着，法國也派遣專使剌萼尼（J.deLagrenée）和一
這标志着中國曆史近代時期的開始，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鴉片戰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趨腐敗。
官吏貪污成風，财政支绌，軍備廢弛，國勢衰弱。
同時，土地兼并劇烈、地主剝削加重，造成許多農民破産流亡，社會危機愈益嚴重。
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向東方的殖民擴張，使古老的中國遭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和沖擊。
當時中國社會中，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着的自然經濟，有力地抵抗西方工業品的輸入。
清朝限制對外通商的閉關政策，也起着保護封建經濟的作用。
英國急于輸出的棉、毛紡織品，在中國都缺乏銷路。
毛織品的滞銷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習慣。
外來棉布價格雖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競争力。
從19世紀20年代末到鴉片戰争前夕，英國輸華棉布雖然增加了1倍多，棉紗雖然增加了5倍多[1]，但每年總值不及70萬英鎊[2]，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過100萬英鎊左右。
而中國銷英茶葉每年約值1000萬銀元，絲和絲織品約二三百萬銀元，合計約300萬英鎊。
中英貿易中國出超有利于中國，這是英國資産階級認為不利的情況。
還要提到的是，在20年代，中國每年經英、美商人輸出土布多至300多萬匹，遠銷美國、南美洲和澳洲。
在30年代輸出量減少，但經英商輸出的每年也還有幾十萬匹。
鴉片走私與煙毒泛濫 英國東印度公司久已非法進行鴉片貿易。
從19世紀初年開始，鴉片輸入中國數量不斷增加。
據不完全的統計，19世紀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數量約5000箱（每箱約120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9年竟增到四五萬箱[3]。
其中絕大部分是英國人販賣的印度鴉片，小部分是美國人以“飛剪式”快船販運的土耳其鴉片和印度鴉片。
販賣的方式，自20年代起，因在黃埔走私遭禁而改為在廣州口外伶仃洋趸船上私賣，到30年代便在東南沿海到處走私。
販賣鴉片的罪惡行為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紀道德并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健康。
中國吸鴉片受毒害的人數不下200萬人。
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根據不完全統計，1821&mdash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
白銀的大量流出，引起銀價劇烈上漲。
19世紀初年，白銀每兩折合制錢略逾千文，30年代末漲到一千五六百文。
銀價高漲，大大加重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負擔，因為他們出售産品所得到的是制錢，而交納捐稅要按銀價折合。
銀荒又引起了商業的停滞和物價的上漲。
煙毒泛濫的影響波及全國各階層人民。
中國在嘉慶年間公布的嚴禁販賣鴉片的法令，并沒有宣布廢止。
隻是封建統治的機器已經在鴉片貿易面前癱瘓了，外國煙販們破壞法令的行為沒有受到有力的制裁。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趸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
”[4]但是，銀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難，煙毒泛濫對于軍隊和官僚機構的嚴重腐蝕，人民憤怒的呼聲，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應付面臨的危機。
禁煙問題上的争論 1836&mdash1838年的幾年中，鴉片問題引起清政府的讨論。
1836年，太常寺卿許乃濟奏請承認鴉片為合法貿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此增加大筆稅收，彌補财政困難。
這種弛禁主張，受到多數官吏的反對。
1838年6月，鴻胪寺卿黃爵滋[5]上奏，痛陳鴉片禍害，揭發官吏包庇，主張嚴懲吸煙者以遏制鴉片的輸入。
道光帝命令辦理禁煙有成效的湖廣總督林則徐[6]進京籌議查禁事宜。
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在各省展開了。
北京查獲的吸煙犯中竟有皇親貴族。
兩廣總督鄧廷桢[7]從贊成弛禁轉而認真禁煙，12月12日，廣州爆發了一萬多人的群衆示威，反對英、美等國幹涉廣東當局在商館前處絞煙販。
到了年底，道光帝決定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并命令由他節制廣東水師。
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 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嚴查煙販，整頓水師，懲辦不法官兵，曉谕外商呈繳鴉片。
當時内有權奸暗中阻難，外有西方鴉片販子和英國代表威脅恫吓。
林則徐堅決宣稱“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
他對鴉片商人采取“勸戒兼施”的辦法，責令十三行行商伍紹榮等赴外商居住的洋館開導。
24日，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Elliot）從澳門潛入廣州洋館，阻止外商交出鴉片。
林則徐下令斷絕貿易，派兵監視洋館，封鎖廣州、澳門之間的交通線。
27日，林則徐再曉谕英商論以理、法、情、勢都應永絕販賣鴉片。
義律被迫命令英商繳出鴉片，但暗中又向他們保證煙價由英政府負責，蓄意向中國開釁。
從6月3日到21日，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了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
這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正義行動。
但是，英國資産階級決不願意放棄一本萬利的鴉片貿易。
林則徐命令外船進口要出具甘結，保證不夾帶鴉片，如果查出則貨物沒官、人犯正法。
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卻禁止英船具結，甚至以軍艦阻止已經具結願意進口的一些商船。
1840年2月，林則徐就任兩廣總督，鄧廷桢改督閩浙，他們對沿海嚴加戒備。
林則徐支持廣東人民的反侵略鬥争，并出告示說：“如英夷兵船進入内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
” 英國侵略者發動戰争 随着19世紀初期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1825年、1837年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英國資産階級及其政府早就迫不及待要對中國發動侵略戰争。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派間諜船偵察中國沿海港灣的情報并提出了武裝侵略中國的具體建議。
在華鴉片販子和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的英國商人都紛紛上書英國政府，要求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和保護鴉片貿易。
1840年2月，英國内閣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争。
4月經英國國會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義律（GeorgeElliot）統帶的侵略軍4000人，乘艦船40餘艘到達廣東海面并封鎖珠江口，鴉片戰争正式爆發。
廣州人民組織水軍、義勇加強防守力量，伺機出擊敵船。
7月初，侵略軍進犯廈門，遇到福建地方軍民的抗擊，就北駛浙江，攻占防禦薄弱的定海。
8月，英國派船到白河口投書，向清政府直接恫吓。
穆彰阿、琦善等主張投降妥協的官員乘機宣傳英人“船堅炮利”，難以取勝，“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
琦善在天津海口談判時答複英人的照會上竟說，林則徐等“受人欺蒙，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
統治階級中出現了妥協派和抵抗派的尖銳對立。
道光帝派琦善到廣州繼續談判，下令将林則徐、鄧廷桢革職。
兩江總督伊裡布和義律先行簽訂了《浙江停戰協定》。
琦善一到廣州，立即裁撤海防措施，專求妥協。
1841年1月初，英軍突然襲占沙角、大角兩炮台。
義律向琦善提出議和條件，其内容包括開放廣州、賠款600萬元和割讓香港等條款。
琦善雖一意求和，但卻不敢接受割讓香港的條件。
1841年1月26日，英軍侵占香港。
2月下旬，侵略軍一面從定海撤退，一面攻占虎門炮台。
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8]孤軍奮戰，将士數百人壯烈犧牲。
道光帝原想以犧牲林則徐換取廉價的妥協，後見英方要求十分苛刻，又傾向抵抗。
1月27日，道光得知英軍攻破大角、沙角炮台，決定下诏“宣戰”，從各處調兵雲集廣州。
但是林則徐等抵抗派依然被排斥。
主持軍事的是宗室奕山，他主張“防民甚于防寇”。
5月底，奕山在遭到一些挫敗後，就派廣州府知府餘保純和侵略者訂立一個“賠款”600萬元的“贖城”協定，其中包括清軍撤出廣州城外60裡的條款。
林則徐雖然一度被命以四品卿銜赴浙江鎮海協助防守，但在6月間仍被斥責谪戍伊犁。
三元裡人民抗英鬥争 英國侵略者遇到了中國人民堅決的抵抗。
1841年5月30日，廣州西北郊三元裡一帶103個鄉的農民數千人以刀、矛和農具向侵略廣州的英軍展開了英勇的讨伐。
在一天的激烈戰鬥中，大股英軍被農民們層層包圍，遭到痛擊。
第二天早上，經過廣州府知府餘保純為敵人求饒，這些替鴉片販子開辟道路的英國軍隊才狼狽不堪地逃去。
對于這次人民自發的武裝反抗，義律在布告中竟無恥地說“不追究人民這次頑抗，但以後不得再犯”。
人民張貼檄文答複說：“我們義民約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勇滅盡爾等畜類。
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府苦勸我們義民使之罷戰。
” 侵略者擴大戰争、清政府妥協投降 1841年4月，英國政府為了擴大侵華戰争，派遣璞鼎查（H.Pottinger）來中國代替義律，決定用武力壓迫清政府訂立一個有廣泛侵略權利的通商條約。
從1841年8月侵略軍一度侵占廈門之後，于10月初接連攻陷浙江定海（第二次陷落）、鎮海、甯波三個城市。
駐守鎮海的署兩江總督裕謙[9]集衆宣誓死守，城陷投水自盡。
道光帝派遣素不谙兵的皇侄奕經到浙江紹興主持軍事。
奕經的作戰計劃是兵分三路，乘夜冒雨進攻三個失陷的城市，企圖以偷襲僥幸取勝，結果三路都遭到慘敗，自己逃至杭州。
道光帝一面繼續調兵遣将，一面準備求和。
他派遣盛京将軍耆英和已被革職的伊裡布到浙江主持對英交涉。
5月，浙江海防重鎮乍浦陷落。
6月中，英軍進犯吳淞口，守衛吳淞口炮台的老将陳化成血戰殉國。
英軍進而侵占上海、寶山，溯江而上攻陷鎮江，切斷南北交通。
8月初，英國軍艦直抵南京下關江面。
軍機大臣穆彰阿利用形勢，公然聲稱“兵興三載，糜饷勞師，曾無尺寸之效”，把妥協派造成的軍事失敗歸罪于反侵略的正義主張。
由于英國侵略者的軍事訛詐，妥協投降路線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占了上風。
1842年8月29日終于由耆英、伊裡布等和英國侵略者在英船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人民的自衛鬥争和愛國将士的英勇戰鬥 由于英國侵略軍到處焚劫淫掠，在戰争過程中，中國人民自衛的反抗鬥争在各處展開。
廣州、廈門、甯波、台灣、太倉、靖江以及其他各地群衆，都自動進行鬥争，給英國強盜以沉重打擊。
農民是反抗鬥争的主要力量，參加這些鬥争的也有手工業工人、沿海漁民和其他社會下層群衆（如浙東甯波等地的黑水黨），以及一些有愛國思想的士紳們。
群衆武裝中最正規的組織形式是團練義勇。
一般都是自發的臨時性的武裝組織。
廣州三元裡的農民隊伍便是從臨時自發的組織發展成為聯系各村各鄉的經常性組織的。
在清政府的軍隊中，士兵大都是愛國的，抗戰的，此外，還有一些英勇殺敵、頑強抵抗的将官。
在虎門力戰的關天培，堅守吳淞的陳化成[10]和定海再陷時苦戰犧牲的葛雲飛[11]等将領和他們部下的官兵，都是鴉片戰争中值得紀念的英雄們。
所有這些鬥争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精神，成為中國近代人民革命鬥争的光輝起點。
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南京條約》及其後兩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鎖鍊。
使中國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南京條約》規定中國賠款2100萬元、割讓香港、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
它還規定了進出口貨稅須同英方“秉公議定則例”，破壞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1843年7月22日在虎門訂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規定，英國僑民犯罪（指刑事案件）應交英國領事照英國法律辦理，這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
中國司法權也開始被破壞了。
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門續約》規定，将來中國如“有新恩施及他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開始了。
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是束縛半殖民地國家的三條重要鍊索，是經過英國侵華戰争由英國侵略者強加于我國的不平等條約首先規定下來的。
美國資産階級在鴉片戰争中一貫支持英國，《南京條約》訂立後，美國接踵而來要求訂約。
1844年7月，由清欽差大臣耆英和美國專使顧盛（CalebCushing）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
領事裁判權被擴大為包括到美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民事案件，以及美僑和其他外僑之間的訴訟，中國司法權進一步遭到破壞。
進出口貨物稅率被規定為須得美國領事同意才能改變，“協定關稅”的原則被進一步确定了。
此外，在這個條約上還第一次規定了外國商輪沿海貿易權和外國兵船各口遊弋權。
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五口建造教堂。
接着，法國也派遣專使剌萼尼（J.deLagrenée）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