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近代時期上（1840—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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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艦隊到中國，脅迫耆英在10月24日訂立了《中法黃埔條約》。
法國取得中英、中美各約的特權，并迫使清政府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
比利時和瑞典·挪威（當時是聯合王國）等國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名義下享受對中國的各項特權。
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争和《南京條約》是中國遭受資本帝國主義奴役的起點。
中國社會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封建經濟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愈來愈嚴重的破壞和控制，中國社會開始轉化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從此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以外，又加上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并成為最主要的矛盾。
在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開始肩負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
中國人民革命和一切反抗鬥争都開始帶上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mdash&mdash近代時期。
第二節 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的變化 農民戰争的醞釀 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經濟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
19世紀四五十年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
五口貿易 五口成為“條約口岸”，中國門戶洞開，西方資産階級急欲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鴉片戰争後的幾年中，進口貨數量一度猛增。
1843年，英國輸華棉紗數量（621萬磅）加倍于戰前。
1845年，英國輸華棉布數量（1.12億碼）達到戰前的5倍。
英國棉織品輸華總值從戰前每年70萬英鎊左右遞增為1845年的170多萬英鎊。
清朝對洋貨所抽的進口稅很低（約5%），但外商還要走私逃避。
廈門在1845年以後成為著名的走私口岸。
廣州關稅在19世紀40年代後葉，逐年減少。
甯波在1850年，進口貨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區也出現中國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線。
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條逃避内關（杭州北新關）的走私路線，就從上海開辟，經過蘇州、嘉興至澉浦，再行船運至餘姚轉甯波，分銷浙、閩各地。
1845年經過這條路線走私的洋布達20萬匹[12]。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擊了口岸附近地區的手工紡織業。
40年代中葉，上海附近的松江、太倉等地，手工紡織業開始衰退。
根據1845年閩海關報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積，江浙棉布在閩南“不複暢銷”，而漳州、同安一帶原銷台灣、江浙以至東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貨入口，雖然使沿海地區的手工業和農村副業以及商品經濟都受到打擊。
但各地區的自然經濟，依然起着頑強的抵抗作用。
英國資産階級曾經幻想短期内把中國變為無限制的市場，但湧入中國的貨物大半仍被積壓着。
1846年以後，洋紗、洋布進口數量顯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
在鴉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貿易方面，進出口值的順差，仍是在中國方面。
五口開放後的十幾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鴉片走私為主要掠奪手段。
鴉片進口量從40年代中葉的每年四萬多箱[13]達到50年代的年約七萬箱。
十餘年中，進口鴉片總數達七八十萬箱，合三四億銀元。
香港成為囤積鴉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國茶、絲出口量幾乎是直線地增長。
茶葉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為5000萬磅強，五口開放後，1843年增為7000萬磅，1851年将及1億磅，即加倍于戰前。
絲在戰前每年出口約1.2萬包，40年代後葉每年約2萬包，1852年達3.2萬包，1853年6.4萬包，即戰前的5倍。
茶、絲生産也相應地發展。
但是這種發展并沒有可靠的基礎，因為貿易受外商的操縱，茶、絲商人的資本逐漸變成洋行的附屬品，有些商人服務或依附于外國洋行，轉化為買辦商人。
貿易價格受控制的結果，使直接生産者受到更大的剝削。
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銀繼續外流，1850年以後，銀價每兩竟漲至制錢兩千餘文。
侵略者在沿海掠賣人口 中國社會經濟呈現變化的同時，侵略勢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
五口成為侵略據點，外國軍艦經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搶掠行兇事件随時發生。
和鴉片走私同時，還有人口掠賣。
五口開放之後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國侵略者在廈門、汕頭、廣州、澳門各地，用欺騙、威脅，甚至綁架手段，掠奪勞動者（即所謂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島、非洲等處做苦工。
廈門的德記洋行（Tait&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國領事的英國人德滴（J.Tait）開設的賣人行[14]，另有合記洋行（Syme,Muir&co.），它的股東中有美國駐廈門領事。
運走的華工在途中往往死亡過半，即使抵達國外也隻能過着牛馬一般的奴隸生活。
這些外國人口販子的不法行為都受着治外法權和侵略武裝的庇護。
“租界”和港、澳成為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基地 侵略者肆無忌憚地破壞中國主權。
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Balfour）和蘇松太道員宮慕久議定，将黃浦江邊洋泾浜（今延安東路）以北和李家場（今北京東路）以南的一塊地劃為英國人租借居留地，稱為《上海地皮章程》。
這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占有“租界”的開端。
1848年，美國人占據另一塊地為居留地，後來和英“租界”合并為上海“公共租界”。
1849年法國也奪取了一塊“法租界”。
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機，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稅收、警察和司法機構，以所謂“工部局”為中心建立殖民統治。
香港被英國侵占後，迅速地殖民地化，并且成為走私的中心。
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國海關從澳門撤出，強迫中國居民向其交稅，企圖霸占澳門。
這樣，中國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現了。
社學領導的廣州群衆鬥争 廣州地區人民從1841年夏間三元裡抗敵鬥争之後，就在市郊西北各鄉設立升平社學作為抗敵的中心。
廣州東北各鄉的東平和城南各鄉的隆平、南平等社學也相繼成立。
參加社學的人數達十幾萬人，其中的基本群衆是農民，另外還有城鄉手工業者和店員等，一些愛國士紳在社學中起了領導組織的作用。
社學聲勢浩大，1842年底，英國水手行兇後逃入洋館，廣州數萬群衆圍燒洋館，官府企圖阻止無效。
1844年，英國企圖在廣州河南強劃租界，經四十八鄉三千餘人抗議示威而停止。
統治者對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
新任兩廣總督耆英污蔑社學群衆為“遊棍”、“匪徒”。
廣東巡撫黃恩彤竟說“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
1846年以後，反侵略鬥争圍繞着反對外人進入廣州城問題而更發展起來。
本來《南京條約》并無允許英人入城之說，但侵略者曲解約文硬要進城。
1846年1月，耆英竟宣布準英人入城。
這立刻引起了群衆的暴動。
群衆大張揭帖，“将攫官而殺之”，以警告賣國官吏，并驅逐聯絡英人的知府劉浔，放火焚燒他的衙門。
社學還出告示，約期聚攻洋行。
于是英國公使德庇時（JohnDavis）躲到香港。
清政府“抑民順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擊。
1847年，英國兵船闖入省河，耆英瞞着人民與英方密約兩年後開放廣州。
但人民沒有放松戒備。
到了1849年，繼任粵督的徐廣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實行密約。
英國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脅的慣技，把兵船駛入省河。
徐廣缙準備屈服，但廣州人民堅決抵抗，内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組織十萬人的武裝，晝夜操練準備迎敵，城郊各社學群衆都枕戈待旦。
廣州商人也宣布與外國斷絕交易。
在這種情勢下，清政府不敢撄群衆之怒，侵略者的恫吓也失效了。
徐廣缙奏道光帝說，“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允之必至立啟釁端”。
“入城問題”就延擱下去。
清政府這種表面上的曲順民意，實際上隻是統治者借以躲開就要延燒到自己頭上的火焰而已。
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 鴉片戰争時期，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已經開始分化，有些愛國開明的官員和知識分子要求改變現狀，提出學習西方“長技”、了解外國情況，借以抵禦外侮的主張。
向西方學習在當時是一種進步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林則徐是一個開風氣之先的人。
他在廣州抗敵期間，不斷搜集西方情報，翻譯西方書報[15]，編成《四洲志》一書。
他又主張采購西方武器，加強海防。
湖南學者魏源[16]曾在裕謙幕府參與抗英事宜。
他受林則徐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繼續收集材料編成《海國圖志》[17]，這是東亞第一部有系統地叙述世界史地的著作。
他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反抗侵略。
雖然他認為勢可變而“道”不可變，但他提出“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這種主張變革的見解，在當時也是很先進的觀點。
戰後階級矛盾的激化 鴉片戰争以後，國内階級矛盾迅速發展達到空前尖銳的程度。
這一方面是外國侵略勢力所造成的災難，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會本身的危機加劇。
戰前鴉片泛濫和白銀外流問題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
紋銀和制錢的比價不斷上升。
總數共達7000萬元的軍費和“賠款”，又轉化為捐稅和浮收，重壓在農民身上。
江蘇的蘇、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一石漕賦須納米二石五六鬥。
江西也在二三石以上。
這些主要農業地區，不但漕額重，浮收多，而且漕弊深。
“大戶”的負擔大部分都攤于“小戶”。
蘇南百分之八九十農民淪為佃戶，受着無法交納足額的地租剝削。
在太平軍到達南京前，十年之中，江浙各地農民抗漕、抗租的鬥争已是如火如荼。
1846年，昭文縣（常熟）和鎮洋縣（太倉）農民先後攻入縣署，并拆毀大批豪紳地主的房屋。
1849年，松江農民攻入府署。
元和（蘇州）、無錫兩縣農民都拆毀知縣衙門。
這些在江浙主要農業地區所發生的情況，是全國農村動蕩的寫照。
無論北方南方，農村騷動和群衆起義都在不斷發生。
白蓮教系統（主要在北方）和天地會系統（在南方）的民間秘密組織也在積極活動。
少數民族在邊遠地區也不斷進行反抗鬥争。
全國範圍内呈現了大風暴即将來臨的景象。
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動 當時廣西是清政府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
天地會在省内到處設立山堂。
湖南、廣東的天地會起義武裝和一些白蓮教支派在當地不易容身時，也往往轉移到廣西來。
但是天地會組織散漫，許多山堂不相統屬，不容易形成統一集中的行動。
40年代後期，廣東人洪秀全[18]、馮雲山[19]創立的拜上帝會進入廣西。
拜上帝會有嚴密統一的組織和紀律，因而能夠迅速發展，代替舊式組織而成為革命中心力量。
洪秀全出生在廣州城北90裡花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幼年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由于家貧也參加種田勞動，又做了十幾年鄉村塾師。
他應試幾次都落第。
鴉片戰争的失敗和廣東人民反侵略鬥争的高漲，激發了他的反抗思想，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
1843年，他把前此得到的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加以附會解說，自稱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創立拜上帝會，并且動手打毀了私塾的孔子牌位。
1844年，洪秀全和馮雲山到廣西貴縣、桂平一帶山區，在農民中進行了艱苦的宣傳組織活動。
馮雲山做短工，當塾師，結識了很多貧苦人民，在三年中吸收了三千多名群衆參加他的組織，這些群衆一般都是純樸農民和開礦工人。
這期間洪秀全曾回到家鄉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提出了反映農民樸素平等思想的口号，如“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鼓舞人們為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鬥争。
馮雲山留在桂平縣紫荊山區領導拜上帝會同地主武裝團練進行了鬥争。
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荊山。
不久，他寫了《原道覺世訓》，宣傳反清革命思想。
他把地主階級用以從精神上統治人民的各種神仙菩薩，總稱為“閻羅妖”，把清朝皇帝也當作閻羅妖的化身（或是如以後的作品中直斥為“鹹豐妖”），而把農民反對壓迫剝削的理想神化為“皇上帝”，号召農民隻尊奉皇上帝，共同殲滅清朝皇帝和各種妖魔蛇怪。
他又制定了十款天條等宗教條規。
十款天條規定嚴禁奸淫、嗜殺、貪财、賭博、吸煙、飲酒，要求嚴格的道德生活和組織紀律。
拜上帝會在鬥争中迅速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馮雲山為首的革命領導核心。
參加領導核心的還有種山燒炭的貧農楊秀清[20]、蕭朝貴[21]和在當地受到排擠的地主富農韋昌輝[22]、石達開[23]。
1850年夏天，廣西全省的情況更加動蕩：拜上帝會和團練的鬥争更激烈了，天地會在各地的起義也愈加頻繁，大量的饑民在迫切尋求出路。
起義時機逐漸成熟。
洪
法國取得中英、中美各約的特權，并迫使清政府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
比利時和瑞典·挪威（當時是聯合王國）等國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名義下享受對中國的各項特權。
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争和《南京條約》是中國遭受資本帝國主義奴役的起點。
中國社會從此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封建經濟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愈來愈嚴重的破壞和控制，中國社會開始轉化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從此以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以外，又加上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之間的矛盾，并成為最主要的矛盾。
在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開始肩負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
中國人民革命和一切反抗鬥争都開始帶上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mdash&mdash近代時期。
第二節 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的變化 農民戰争的醞釀 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經濟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
19世紀四五十年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
五口貿易 五口成為“條約口岸”，中國門戶洞開，西方資産階級急欲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市場，鴉片戰争後的幾年中，進口貨數量一度猛增。
1843年，英國輸華棉紗數量（621萬磅）加倍于戰前。
1845年，英國輸華棉布數量（1.12億碼）達到戰前的5倍。
英國棉織品輸華總值從戰前每年70萬英鎊左右遞增為1845年的170多萬英鎊。
清朝對洋貨所抽的進口稅很低（約5%），但外商還要走私逃避。
廈門在1845年以後成為著名的走私口岸。
廣州關稅在19世紀40年代後葉，逐年減少。
甯波在1850年，進口貨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區也出現中國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線。
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條逃避内關（杭州北新關）的走私路線，就從上海開辟，經過蘇州、嘉興至澉浦，再行船運至餘姚轉甯波，分銷浙、閩各地。
1845年經過這條路線走私的洋布達20萬匹[12]。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擊了口岸附近地區的手工紡織業。
40年代中葉，上海附近的松江、太倉等地，手工紡織業開始衰退。
根據1845年閩海關報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積，江浙棉布在閩南“不複暢銷”，而漳州、同安一帶原銷台灣、江浙以至東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貨入口，雖然使沿海地區的手工業和農村副業以及商品經濟都受到打擊。
但各地區的自然經濟，依然起着頑強的抵抗作用。
英國資産階級曾經幻想短期内把中國變為無限制的市場，但湧入中國的貨物大半仍被積壓着。
1846年以後，洋紗、洋布進口數量顯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
在鴉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貿易方面，進出口值的順差，仍是在中國方面。
五口開放後的十幾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鴉片走私為主要掠奪手段。
鴉片進口量從40年代中葉的每年四萬多箱[13]達到50年代的年約七萬箱。
十餘年中，進口鴉片總數達七八十萬箱，合三四億銀元。
香港成為囤積鴉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國茶、絲出口量幾乎是直線地增長。
茶葉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為5000萬磅強，五口開放後，1843年增為7000萬磅，1851年将及1億磅，即加倍于戰前。
絲在戰前每年出口約1.2萬包，40年代後葉每年約2萬包，1852年達3.2萬包，1853年6.4萬包，即戰前的5倍。
茶、絲生産也相應地發展。
但是這種發展并沒有可靠的基礎，因為貿易受外商的操縱，茶、絲商人的資本逐漸變成洋行的附屬品，有些商人服務或依附于外國洋行，轉化為買辦商人。
貿易價格受控制的結果，使直接生産者受到更大的剝削。
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銀繼續外流，1850年以後，銀價每兩竟漲至制錢兩千餘文。
侵略者在沿海掠賣人口 中國社會經濟呈現變化的同時，侵略勢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
五口成為侵略據點，外國軍艦經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搶掠行兇事件随時發生。
和鴉片走私同時，還有人口掠賣。
五口開放之後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國侵略者在廈門、汕頭、廣州、澳門各地，用欺騙、威脅，甚至綁架手段，掠奪勞動者（即所謂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島、非洲等處做苦工。
廈門的德記洋行（Tait&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國領事的英國人德滴（J.Tait）開設的賣人行[14]，另有合記洋行（Syme,Muir&co.），它的股東中有美國駐廈門領事。
運走的華工在途中往往死亡過半，即使抵達國外也隻能過着牛馬一般的奴隸生活。
這些外國人口販子的不法行為都受着治外法權和侵略武裝的庇護。
“租界”和港、澳成為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基地 侵略者肆無忌憚地破壞中國主權。
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Balfour）和蘇松太道員宮慕久議定，将黃浦江邊洋泾浜（今延安東路）以北和李家場（今北京東路）以南的一塊地劃為英國人租借居留地，稱為《上海地皮章程》。
這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占有“租界”的開端。
1848年，美國人占據另一塊地為居留地，後來和英“租界”合并為上海“公共租界”。
1849年法國也奪取了一塊“法租界”。
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時機，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稅收、警察和司法機構，以所謂“工部局”為中心建立殖民統治。
香港被英國侵占後，迅速地殖民地化，并且成為走私的中心。
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國海關從澳門撤出，強迫中國居民向其交稅，企圖霸占澳門。
這樣，中國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現了。
社學領導的廣州群衆鬥争 廣州地區人民從1841年夏間三元裡抗敵鬥争之後，就在市郊西北各鄉設立升平社學作為抗敵的中心。
廣州東北各鄉的東平和城南各鄉的隆平、南平等社學也相繼成立。
參加社學的人數達十幾萬人，其中的基本群衆是農民，另外還有城鄉手工業者和店員等，一些愛國士紳在社學中起了領導組織的作用。
社學聲勢浩大，1842年底，英國水手行兇後逃入洋館，廣州數萬群衆圍燒洋館，官府企圖阻止無效。
1844年，英國企圖在廣州河南強劃租界，經四十八鄉三千餘人抗議示威而停止。
統治者對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
新任兩廣總督耆英污蔑社學群衆為“遊棍”、“匪徒”。
廣東巡撫黃恩彤竟說“粵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
1846年以後，反侵略鬥争圍繞着反對外人進入廣州城問題而更發展起來。
本來《南京條約》并無允許英人入城之說，但侵略者曲解約文硬要進城。
1846年1月，耆英竟宣布準英人入城。
這立刻引起了群衆的暴動。
群衆大張揭帖，“将攫官而殺之”，以警告賣國官吏，并驅逐聯絡英人的知府劉浔，放火焚燒他的衙門。
社學還出告示，約期聚攻洋行。
于是英國公使德庇時（JohnDavis）躲到香港。
清政府“抑民順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擊。
1847年，英國兵船闖入省河，耆英瞞着人民與英方密約兩年後開放廣州。
但人民沒有放松戒備。
到了1849年，繼任粵督的徐廣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實行密約。
英國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脅的慣技，把兵船駛入省河。
徐廣缙準備屈服，但廣州人民堅決抵抗，内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組織十萬人的武裝，晝夜操練準備迎敵，城郊各社學群衆都枕戈待旦。
廣州商人也宣布與外國斷絕交易。
在這種情勢下，清政府不敢撄群衆之怒，侵略者的恫吓也失效了。
徐廣缙奏道光帝說，“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允之必至立啟釁端”。
“入城問題”就延擱下去。
清政府這種表面上的曲順民意，實際上隻是統治者借以躲開就要延燒到自己頭上的火焰而已。
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 鴉片戰争時期，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已經開始分化，有些愛國開明的官員和知識分子要求改變現狀，提出學習西方“長技”、了解外國情況，借以抵禦外侮的主張。
向西方學習在當時是一種進步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林則徐是一個開風氣之先的人。
他在廣州抗敵期間，不斷搜集西方情報，翻譯西方書報[15]，編成《四洲志》一書。
他又主張采購西方武器，加強海防。
湖南學者魏源[16]曾在裕謙幕府參與抗英事宜。
他受林則徐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繼續收集材料編成《海國圖志》[17]，這是東亞第一部有系統地叙述世界史地的著作。
他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反抗侵略。
雖然他認為勢可變而“道”不可變，但他提出“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這種主張變革的見解，在當時也是很先進的觀點。
戰後階級矛盾的激化 鴉片戰争以後，國内階級矛盾迅速發展達到空前尖銳的程度。
這一方面是外國侵略勢力所造成的災難，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會本身的危機加劇。
戰前鴉片泛濫和白銀外流問題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
紋銀和制錢的比價不斷上升。
總數共達7000萬元的軍費和“賠款”，又轉化為捐稅和浮收，重壓在農民身上。
江蘇的蘇、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一石漕賦須納米二石五六鬥。
江西也在二三石以上。
這些主要農業地區，不但漕額重，浮收多，而且漕弊深。
“大戶”的負擔大部分都攤于“小戶”。
蘇南百分之八九十農民淪為佃戶，受着無法交納足額的地租剝削。
在太平軍到達南京前，十年之中，江浙各地農民抗漕、抗租的鬥争已是如火如荼。
1846年，昭文縣（常熟）和鎮洋縣（太倉）農民先後攻入縣署，并拆毀大批豪紳地主的房屋。
1849年，松江農民攻入府署。
元和（蘇州）、無錫兩縣農民都拆毀知縣衙門。
這些在江浙主要農業地區所發生的情況，是全國農村動蕩的寫照。
無論北方南方，農村騷動和群衆起義都在不斷發生。
白蓮教系統（主要在北方）和天地會系統（在南方）的民間秘密組織也在積極活動。
少數民族在邊遠地區也不斷進行反抗鬥争。
全國範圍内呈現了大風暴即将來臨的景象。
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動 當時廣西是清政府統治比較薄弱的地區。
天地會在省内到處設立山堂。
湖南、廣東的天地會起義武裝和一些白蓮教支派在當地不易容身時，也往往轉移到廣西來。
但是天地會組織散漫，許多山堂不相統屬，不容易形成統一集中的行動。
40年代後期，廣東人洪秀全[18]、馮雲山[19]創立的拜上帝會進入廣西。
拜上帝會有嚴密統一的組織和紀律，因而能夠迅速發展，代替舊式組織而成為革命中心力量。
洪秀全出生在廣州城北90裡花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幼年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由于家貧也參加種田勞動，又做了十幾年鄉村塾師。
他應試幾次都落第。
鴉片戰争的失敗和廣東人民反侵略鬥争的高漲，激發了他的反抗思想，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
1843年，他把前此得到的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加以附會解說，自稱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創立拜上帝會，并且動手打毀了私塾的孔子牌位。
1844年，洪秀全和馮雲山到廣西貴縣、桂平一帶山區，在農民中進行了艱苦的宣傳組織活動。
馮雲山做短工，當塾師，結識了很多貧苦人民，在三年中吸收了三千多名群衆參加他的組織，這些群衆一般都是純樸農民和開礦工人。
這期間洪秀全曾回到家鄉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提出了反映農民樸素平等思想的口号，如“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鼓舞人們為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鬥争。
馮雲山留在桂平縣紫荊山區領導拜上帝會同地主武裝團練進行了鬥争。
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荊山。
不久，他寫了《原道覺世訓》，宣傳反清革命思想。
他把地主階級用以從精神上統治人民的各種神仙菩薩，總稱為“閻羅妖”，把清朝皇帝也當作閻羅妖的化身（或是如以後的作品中直斥為“鹹豐妖”），而把農民反對壓迫剝削的理想神化為“皇上帝”，号召農民隻尊奉皇上帝，共同殲滅清朝皇帝和各種妖魔蛇怪。
他又制定了十款天條等宗教條規。
十款天條規定嚴禁奸淫、嗜殺、貪财、賭博、吸煙、飲酒，要求嚴格的道德生活和組織紀律。
拜上帝會在鬥争中迅速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馮雲山為首的革命領導核心。
參加領導核心的還有種山燒炭的貧農楊秀清[20]、蕭朝貴[21]和在當地受到排擠的地主富農韋昌輝[22]、石達開[23]。
1850年夏天，廣西全省的情況更加動蕩：拜上帝會和團練的鬥争更激烈了，天地會在各地的起義也愈加頻繁，大量的饑民在迫切尋求出路。
起義時機逐漸成熟。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