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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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高乾兄弟等，更是盡量優容，同他們實行妥協。
高歡還企圖調和鮮卑人同漢人的矛盾，下令軍中“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184]。
他對鮮卑人說：“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他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為疾之？”[185]高歡用這種手段雖然打開了在關東活動的局面，消除了漢族豪強的武裝反抗，但是并沒有根本解決漢人士族豪強同鮮卑貴族之間的矛盾。
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東魏，建立北齊。
代表六鎮鮮卑貴族利益的北齊統治者，同關東漢人士族豪強進行了長期的争權奪利的鬥争。
本來，從北魏孝文帝以後，北方崔、盧、李、鄭等士族的勢力，就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葛榮起義狠狠地打擊了士族豪強，爾朱榮的“河陰之變”又殺掉不少漢人和漢化鮮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士族的勢力就進一步衰落了。
武定二年（544年），東魏在河北各地檢括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其中應當有不少是士族豪強的苞蔭戶，士族在經濟上也受到打擊。
士族的社會地位越來越下降，他們的子弟越來越不能憑借門第而得官，不得不從吏職中尋求升遷的途徑；甚至還有入仕無門的人專門打家劫舍，完全同強盜一樣。
顔之推說：北齊士大夫“賣女納财，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锱铢”[186]，這正是士族門第衰微的具體表現。
由于這種種原因，東魏、北齊時期漢人士族在鮮卑勳貴的打擊下，幾乎完全無力回擊。
北齊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為鮮卑貴族和鮮卑化的漢人[187]，漢人士族受到排擠。
天保七年（556年），北齊并省豪強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3州、153郡、589縣、3鎮、26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強大的封、高、羊、畢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
為了更方便地統治漢族人民，北齊也曾幾度起用漢人士族做宰相。
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暫時的權勢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勢力，結果往往受到疑忌而以自己被逐被殺告終。
齊廢帝時鮮卑勳貴殺士族楊愔，齊後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殺戮。
北齊末年佞幸賣官，州郡職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賈買去，士族豪強幾百年來壟斷州郡掾屬的特權，實際上又被剝奪。
不過北方士族根深蔭廣，死而不僵，還能夠憑借舊日的地位，在社會上發生一定的影響。
在經濟上，鮮卑貴族以借田或國家賜田方式，強占肥美土地，發展自己的勢力。
為了增加租調收入和使鮮卑軍人普遍獲得土地，北齊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頒行均田制[188]。
均田制規定邺城30裡内土地全部作為公田，按等差授給六鎮來的鮮卑貴族、官僚和羽林、虎贲；30裡以外，魏郡、廣平、林慮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給漢族官僚和兵士。
京城百裡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緻與北魏相同。
所不同的有：露田一律按倍給數計，而無倍田之名；奴婢受田人數，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間，限外不給田者不輸租調；非桑之土按桑田法給麻田為永業，身終不還；均田農戶除納租調外，其丁男有正式服兵役的義務[189]。
河清均田，使鮮卑貴族同漢人官僚都成為中原的大地主，而使鮮卑兵士同漢族農民一樣，成為封建國家的均田農民，這對于從六鎮内徙的鮮卑人的徹底封建化，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鮮卑貴族的兼并和租調兵徭的沉重，北齊均田農民的土地非常不足，經濟地位十分不穩定。
他們不得不賣帖自己的土地，甚至出賣按制度不許買賣的露田，逃亡異鄉，或者托身寺院，以躲避統治者所加的不堪忍受的壓迫。
從東魏初年直到北齊之末，關東農民暴動連綿不斷，有的攻州拔郡，有的衆至萬人。
地形深阻的豆子航（今山東惠民境），就是高齊以來起義農民聚集的中心之一[190]。
西魏 北周 530年，爾朱天光、賀拔嶽等率軍入關，鎮壓關隴起義。
賀拔嶽部将宇文泰最後掌握了這支入關的隊伍，控制了關隴地區。
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謂“鮮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鎮。
六鎮起義後，他先後在鮮于脩禮、葛榮軍中，葛榮失敗，他降于爾朱榮。
北魏孝武帝在高歡逼迫下西入長安後，宇文泰鸩殺孝武帝，于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權，史稱西魏。
宇文泰是漢化較深的鮮卑人，他不但善于采用各種手段來糅合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使他們在剝削關隴農民的基礎上維持一緻，而且還被迫吸取了六鎮起義的教訓，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
這樣，西魏就一天天強大起來，力量逐漸超過東魏。
宇文泰制定計帳（租賦的預計數）和戶籍制度，以安定統治秩序。
他頒布“先修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的六條诏書，要求州縣守宰作為施政準則。
他仿照周官制度，改革西魏的官制朝儀，用六官代替南北朝原有的中央政權組織。
他又仿周官六軍之制，把十二軍鮮卑禁旅近五萬人改為六軍。
六軍分由六柱國率領，每軍督兩大将軍，每大将軍督兩開府，共為24部，由宇文泰總領，形成府兵系統。
宇文泰和無實權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國，合六軍的六柱國共為八柱國，這又符合早期鮮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
為了在形式上與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為鮮卑舊姓。
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領輪番宿衛，不當番時則練習武藝。
他們不列于戶籍，因而沒有其他賦役。
宇文泰接着又把關隴豪強的私家武裝鄉兵，陸續歸并到府兵中，以漢族豪強為鄉帥，這樣，鮮卑貴族和漢族豪強就進一步結合起來了。
宇文泰還頒行均田制，規定了較輕的賦役。
廢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蕭詧的後梁，并驅掠江陵官民到關中作奴婢。
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廢魏自立，建立北周。
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滅北齊，統一了中國北部。
周武帝實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他釋放一部分官奴婢和一部分私奴婢，并把另一部分私奴婢轉為私家的部曲、客女，即封建依附農民。
他宣布放免雜戶，削除抑配雜戶的辦法，又禁斷佛道二教，尊崇儒學。
他嚴禁鄉官隐匿戶口土地，正長隐匿五戶和十丁以上，隐地三頃以上，都處死刑。
他大量招募普通漢人充當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對主将的身份上的從屬關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為沖淡，民族差異大為減少。
隋統一南北 宣政元年（578年），北周軍政大權逐步落到外戚楊堅手中。
楊氏家族出自六鎮之一的武川鎮，深受鮮卑影響，楊堅之父楊忠曾為府兵的十二大将軍之一，為北周立有戰功。
大象二年（580年）楊堅自居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部署力量，作滅周的準備。
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等人相繼發動聲勢浩大的兵變，反對楊堅，但是很快都被楊堅鎮壓了。
楊堅恢複了改從鮮卑姓氏的府兵的漢姓，改變了北周的官制。
581年（隋開皇元年），楊堅強迫周靜帝讓位給他，建立隋朝。
接着，隋文帝楊堅鏟除了朝廷中的異己勢力，以二子楊廣、楊秀分鎮并、益二州，并命楊素在上遊大造戰艦，準備向江南進軍。
在經濟上，他采取措施，以充實國家力量。
在隋文帝的統治下，隋的國力蒸蒸日上，遠遠超過了江南的陳朝。
經過長期的民族鬥争和民族融合以後，北方的民族關系到這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南北對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質完全消失，隋對南方經常發動的戰争，已經轉化為争取統一的戰争了。
在南北關系上，周、齊以來早已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南北使節往還日益頻繁，充任使節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選出來的南北聞名的高門名士。
随着南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打破關禁的要求日益迫切，淮、漢邊境經常進行着民間交易，南北守将也違禁互市牟利。
雙方大官僚常常派人跟随使臣前往對方貿易，所以使臣的随從衆多。
北方人民過去由于民族壓迫嚴重而大規模地單向南流的現象停止了，南北人民正常地相互往來的現象卻增多起來。
南北雙方的官僚，常常由于政治上失勢而投奔對方，依舊得到高官厚祿，不緻受到民族歧視。
這一切現象，說明南北統一的時機業已完全成熟。
開皇八年冬，晉王楊廣統率50萬隋軍，分五路臨江，向江南的陳朝發動總攻；新建立的上遊水師，也在這時順流而下，直趨建康。
腐敗的陳朝以為長江天險足資憑借，根本沒有多少守備。
開皇九年（589年）隋軍渡江，一舉攻下建康，消滅了陳朝，接着又陸續摧毀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縣。
這樣，曆時二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結束，中國曆史上的又一個新階段就逐步展開了。
八 北朝的邊境各族 柔然 柔然[191]是東胡的苗裔[192]，統治者姓郁久闾。
西晉以來，柔然世居頞根河和弱洛水（均在今蒙古國境内，颏根河即鄂爾渾河，弱洛水即圖拉河）一帶，冬則南至陰山地區，與鮮卑拓跋部為鄰，并以馬畜貂豽皮同拓跋部進行交換。
柔然人“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氇帳為居，随所遷徙”[193]；也“無文記，将帥以羊屎粗記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194]。
西晉、十六國時期，柔然社會中還沒有明顯的階級分化。
北魏道武帝時，拓跋部向南發展，柔然勢力逐步擴張，“西則西域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碛。
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
小國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
這時，柔然人進入了階級社會，在他們的第一個可汗社崙統治下，建立了奴隸主的國家。
社崙“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将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因而軍隊的戰鬥力比過去提高了。
柔然同後秦、北燕保持和親關系，但是他們“風馳鳥赴，倏來忽往”，時常侵犯北魏的陰山邊塞地區。
北魏太武帝為了使北魏擺脫柔然與劉宋的夾攻，解除腹背受敵的威脅，集中力量打擊柔然。
神二年（429年），他率大軍分東西兩道遠襲，在栗水（今蒙古國克魯倫河）大敗柔然可汗大檀，大檀西走，柔然及其所屬高車諸部降魏者三十餘萬落。
從此以後，柔然力量大衰，雙方戰争，以北魏遠襲居多，柔然犯塞較少。
5世紀下半葉，柔然同北魏常有和親往來。
佛教已傳入柔然中，西域賈胡也時來貿易。
柔然使者還常常經吐谷渾至益州，甚至遠至江南，與南朝通好，并曾向南朝索求醫、工。
宋使者王洪軌，也曾遠使柔然。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内亂，從屬諸部的反抗又很激烈，所以可汗阿那瓌率領一部分柔然人歸魏，北魏把他們安置在懷朔鎮（今内蒙古自治區固陽縣西北）以北。
六鎮起義爆發後，阿那瓌曾助北魏進行鎮壓，殺死起義領袖破六韓拔陵。
北魏分裂後，阿那瓌先與西魏和親通好，繼又歸東魏、北齊。
這時，柔然屢為北方崛起的突厥所敗，一些從屬部落如高車等也屢起反抗。
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突厥滅柔然。
高車 《魏書&bull高車傳》說：“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号為狄曆，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
但是北朝史籍往往以這一族居大漠南北者為高車或敕勒，以居中原者為丁零。
中原地區最晚到後趙時已有丁零，他們多聚居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密雲也有一部分，其著姓有翟氏、鮮于氏等。
丁零翟斌被苻堅徙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境），淝水戰後，翟斌率部反對苻堅，從此以後，翟氏所部丁零曾長期在中原與鮮卑人角逐。
北魏統一北方後，丁零人常進行反抗活動，被北魏鎮壓下去，因此北魏軍中有許多被征服的丁零人[195]。
大漠南北的高車人，諸部各有君長，語言與匈奴人大同小異。
高車人衣皮食肉，随水草遷徙，勇猛善戰，鬥無行陣，階級分化還不顯著。
高車與柔然駐地交錯，常有戰争；高車副伏羅部被柔然征服，長期役屬于柔然，不斷地舉行逃亡和反抗鬥争。
北魏道武帝分散諸部部落時，“高車以類粗犷，不任使役”[196]，因而得以維持自己的部落組織。
神二年（429年）魏軍大破柔然後，又破高車東部，高車人降者數十萬落。
北魏把他們安置在灤河上遊至陰山地區放牧，歲收貢獻，北魏“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氊皮委積”。
還有許多高車人被徙置于沿邊各軍鎮，其中有反抗者，更被逼配河北、山東各州為營戶。
六鎮、關隴、河北起義時，高車人都是主力之一；東魏、北齊的統治者中，有很多是高車部人。
塞外高車副伏羅部，于太和十一年（487年）舉衆十餘萬落西走，在高昌以西地區建立王國，同噘哒和柔然進行過三十多年的鬥争。
高句麗 鴨綠江以西的高句麗人，其政治中心于山上王十三年（建安十四年，209年），由國内城遷于丸都（均在今吉林集安）[197]。
曹魏和前燕時，丸都先後受到毌丘儉（246年）和慕容皝（342年）的侵襲。
北魏初年，當高句麗廣開土王時期和長壽王的早期，高句麗勢力開始強大，在遼東發展。
長壽王十五年（427年），高句麗政治中心移于平壤。
留居遼東的高句麗人民，同鮮卑人民和漢族人民一起，共同創造着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407年，鮮卑化的高句麗人高雲曾經一度繼為後燕天王；436年北燕亡國，鮮卑化的漢人國王馮弘也出奔高句麗。
高句麗還同東晉南朝交往密切。
高句麗人随山谷而居，主要從事農業生産，衣布帛及皮，俗喜歌舞。
高句麗農民以布、谷交納賦稅；他們負債不償，就得以子女為債主奴婢。
高句麗社會中已出現了剝削關系，今存文獻和高句麗好太王（即廣開土王）碑、冉牟墓志中，都有奴客的稱謂。
庫莫奚 契丹 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别種”[198]，居濡水（灤河）上遊，主要從事畜牧，随逐水草，遷徙無常。
5世紀下半葉，庫莫奚人常入塞以名馬、文皮與北魏互市。
契丹是東胡的一支，居地在庫莫奚以東，遼水以西。
契丹人以畜牧射獵為事，5世紀中葉以來，他們在和龍、密雲間以名馬、文皮與北魏互市，有時還人塞市籴。
吐谷渾 吐谷渾[199]是鮮卑慕容部的一支，4世紀初經陰山，越隴西，至青海地區，與氐、羌雜居，其地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阗，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裡”[200]。
吐谷渾人主要從事畜牧，“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201]；也經營農業，種植大麥、蔓菁、豆、粟等作物。
吐谷渾社會貧富分化顯著，婚姻厚納聘禮，“貧不能備财者辄盜女去”。
吐谷渾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号，置長史、司馬、将軍等，稍後，還有王公、仆射、尚書、郎中等官。
吐谷渾刑罰規定：“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征物以贖。
”吐谷渾還沒有形成固定的賦稅制度，“調用不給，辄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
阿豺統治吐谷渾時，兼并氐、羌，地方數千裡，号為強國。
自此以後，吐谷渾南通蜀地，北交涼州，屢與劉宋、北魏通好。
5世紀中葉拾寅統治時，吐谷渾人開始“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并開始崇奉佛教。
西域和益州商賈，常往來于吐谷渾中。
北朝末年，誇呂為吐谷渾可汗，定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
但是直到這時，吐谷渾人仍然“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随水草畜牧”。
吐谷渾頻與齊、周通使，并同北周發生過許多次戰争。
西域諸國 魏晉以來，西域天山以北的遊牧地區，屢次被鮮卑、柔然、高車、噘哒[202]、突厥等族所控制；天山以南地區的十餘小國，也常常受到北方強族的侵犯。
天山以南各國，經濟生活比漢代有了提高。
高昌谷麥一歲再熟，宜蠶多漆，賦稅計田輸銀錢，無者則輸麻布。
于阗宜五谷桑麻，焉耆、龜茲都出稻、菽、粟、麥，養蠶為綿纩。
葡萄和畜産，各國都很豐富。
龜茲人用煤冶鐵，所出鐵充西域諸國之用[203]。
今新疆拜城的魏晉石窟寺壁畫中，有二牛引犁和農夫持寬頭钁的耕作圖，反映了西域農業和冶鑄業的進步。
西域和中亞的商人經常從天山以南地區進入内地，或進入北方其他民族地區貿易。
高昌有不少漢人，他們有些是漢代戍卒、屯田卒的後裔。
高昌統治者立有學官，教授《毛詩》、《論語》、《孝經》。
文字主要用漢文，也兼用“胡書”，語言則為“胡語”。
“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
”[204]西域各國佛教很盛，于阗、龜茲是西域佛教的中心。
著名的龜茲樂，4世紀晚期傳入後涼；北魏滅後涼，龜茲樂傳入平城，并逐漸在北方各地廣泛流行。
天山以南諸國，與内地經常有政治聯系。
約在326年至334年間，前涼張駿遣将楊宣出西域，降南道諸國，以今吐魯番地區為高昌郡。
前秦苻堅派呂光進軍西域，淝水戰後，呂光退回姑臧，建立後涼，繼續控制西域。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滅北涼後，北涼的沮渠無諱、沮渠安周兄弟一度占領過西域諸國。
北魏還曾遣董琬等出使西域，重新溝通了中原與西域的交通。
至于高昌一帶，則從北魏中期一直到北朝之末，始終在漢人阚氏、張氏、馬氏、麴氏相繼控制之下。
柔然強大時，北魏在西域地區同柔然進行過長期的戰争。
突厥 突厥統治者姓阿史那，起初住在阿輔水、劍水（俄羅斯葉尼塞河上遊兩支流），過遊牧狩獵生活，後來遷徙到高昌的北山（今博格達山），以鍛鐵著名。
5世紀中葉，他們被柔然征服，成為柔然的鍛奴，被迫遷居金山（阿爾泰山）南麓。
6世紀中葉，突厥人逐步擺脫了柔然的束縛，發展鍛冶手工業，與西魏邊地及西域各國互市，力量壯大起來。
西魏廢帝元年（552年），土門建立突厥汗國，稱伊利可汗。
第二年，木杆可汗立，他占領柔然全部疆土，西破噘哒，東敗契丹，北并契骨（黠戛斯），領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裡海）萬裡，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裡”[205]。
突厥汗庭在今鄂爾渾河上遊的于都斤山。
突厥汗國是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可汗下面，有葉護、特勤等大小官28等。
法律規定反叛、殺人者死，傷人者以女或馬賠償，偷盜者十倍償還。
被征服族人進行反抗或本族人犯法者，都得降為奴隸。
為了統治遼闊的國土，突厥在各個地區分立許多可汗，因而突厥統治者内部經常發生争權奪利的沖突。
北齊、北周對峙時期，雙方都力求取得突厥的助力，突厥則同時交通二國，乘機取利。
北周保定三年（563年），突厥與周聯軍攻齊失敗，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北七百多裡，人畜無遺。
從此以後，突厥對北方邊境的騷擾，日益嚴重。
第三節 東晉南朝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 東晉的統治和南北戰争 東晉的建立 西晉以來，江南是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的地方。
階級矛盾，地主階級内部的各種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這裡錯綜紛纭地結在一起，形成非常複雜的政治局面。
西晉滅吳以後，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晉統治者看作“亡國之餘”[206]，在朝廷中無所依托，得不到過去在江東擁有的政治特權。
西晉大軍在長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們的疑慮。
所以他們曾屢次起兵反晉。
西晉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漢族流民起義時，江南豪族徘徊觀望，尋找自保的途徑。
接着，鬥争的浪潮席卷江南，義陽蠻張昌的别帥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領江、揚等州，威脅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
江南豪族各領私兵，推舉吳郡顧秘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圍攻石冰的義師。
廣陵度支陳敏，也率領運兵參加鎮壓，首先攻入建康，消滅了石冰的力量。
永興二年（305年），陳敏據曆陽（今安徽和縣）起兵反晉，占領揚、江等州。
他禮召江南豪族名士，署為官屬。
但是江南豪族認為陳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陳敏消滅了。
就在這一年，西晉琅琊王司馬睿受命為安東将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導等人進駐建康。
西晉官僚在此前後陸續南渡的，都與司馬睿合流。
北方人民也向南遷徙，規模很大。
江南豪族受過流民起義的打擊，又覺察到北方胡族活動對他們的威脅，于是對司馬睿的态度從觀望轉向支持。
王導在他們之間盡力周旋，授給他們各種官職，保障他們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團的合作就比較穩固起來了。
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臨淮颍，準備南犯，民族矛盾頓形尖銳。
那時帶兵擊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紀瞻。
316年，晉愍帝出降劉曜，西晉滅亡。
317年，司馬睿在南北士族擁戴下自稱晉王，第二年（大興元年）稱帝，這就是東晉元帝（317&mdash322年在位）。
東晉初年，司馬睿陸續控制或消滅了一些心懷不滿的南方豪族武裝，穩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統治。
北方各族統治者之間混戰頻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暫時減少了。
在這個時候，南遷地主中又出現了新的矛盾，爆發了争奪東晉統治權力的鬥争。
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荊州重兵的王敦為了反對晉元帝對他的防制，在其從弟王導的縱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晉元帝。
成帝鹹和二年（327年），曆陽内史蘇峻拒絕征調，聯合豫州刺史祖約，舉兵反叛。
這些叛亂事件，由于失掉多數南遷士族的支持，先後歸于失敗，東晉政權才得以轉危為安，勉強維持下去。
北方人民的南遷 西晉末年的腐敗政治和内戰，以及十六國時北方的混亂，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遷。
他們或走遼西，或走隴右，但是最大量的還是渡江南徙。
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貫聚集若幹家，節節遷移，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流民群。
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帶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擴大自己的部曲隊伍。
南遷人民達到長江流域的，總數至少有70萬人，還有約20萬南遷人民沒有達到長江，聚居在今山東和江蘇北部地區。
南遷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過長江以後，繼續南進，達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閩廣；還有一些分散在長江中遊州郡。
據《晉書&bull地理志》、《宋書&bull州郡志》等有關記載估計，劉宋時有戶籍的南遷人口約占西晉北方人口的1/8，約占劉宋時南方人口的1/6。
揚州所集南遷的人最多，占全部南遷人總數半數以上。
到達南方的北人被稱為僑人，他們除了已經淪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來的或者占荒耕種，或者逐食流移，當時都沒有編入國家戶籍，稱為“浮浪人”。
為了控制他們，東晉在僑人集中的地方，陸續建立許多與僑人舊土同名的僑州、僑郡、僑縣，使僑人著籍。
這些僑州、僑郡、僑縣沒有實土而又時合時分，情況複雜異常。
僑立州郡内并不全是僑人，南徐州僑人比例最大，占州内僑、舊人口總數42萬中的22萬。
舊有郡縣内也有一部分僑人。
被大地主招納為奴為客的僑人，因為多未著籍，其數量難以估計。
著籍的僑人，起先可以獲得優複，這對于招徕北方流民，穩定他們于農業生産，阻止他們無限度地流入私門，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僑立郡縣越來越多。
由于僑人在南方曆久年深，他們同南方土著農民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别越來越小。
國家為了榨取僑人的租賦力役，驅迫他們當兵，從成帝鹹和年間（326&mdash334年）開始，一再用“土斷”的辦法來加強對僑人的控制。
土斷有的是把散居僑人斷入所在籍貫；有的是并省沒有實土的或民戶太少的僑郡縣；有的則是整頓版籍，把僑人立為白籍，以與舊人的黃籍相區别。
興甯二年（364年）由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成效比較顯著。
桓溫在執行土斷時嚴格禁止豪強大族隐匿僑人，彭城王司馬玄隐匿五戶，發覺後被收付廷尉論罪。
祖逖和桓溫的“北伐” 當江南的統治集團糾纏在各種矛盾中的時候，從洛陽南來寄居京口（今江蘇鎮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為己任”[207]，首先要求向北進軍。
祖逖在上司馬睿書中，陳述了北方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的迫切願望，也估計到北方漢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
建興元年（313年），祖逖率領百餘家部曲，渡江北上。
他在長江中流擊楫發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複濟者，有如大江。
”[208]他的豪邁誓言，表現了反對民族壓迫的壯志。
祖逖駐在淮陰，一面招集流散，擴充隊伍，一面冶煉兵器，屯田積谷。
他自己勤勞節儉，不蓄私産，與将士共甘苦。
他進軍太丘、谯城、雍丘（今河南永城、夏邑、杞縣）一帶，控制了一些塢壁的地主武裝，利用它們對付石勒。
不到幾年，祖逖軍隊收複了黃河以南大部土地，迫使石勒不敢過河。
正在這時，晉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難制，于己不利，派戴淵都督北方六州諸軍事指揮逖軍，并扼制逖軍後路。
同時東晉統治者内部明争暗鬥非常激烈，王敦之亂已經在醞釀中。
這些情形，使滿腔熱忱的祖逖憂憤成疾，大興四年（321年）病死軍中。
豫州人民感念祖逖“北伐”的功勞，到處為他立祠紀念。
祖逖死後，南北之間暫時保持着均衡的局面，東晉統治集團忙于内戰，“北伐”的呼聲沉寂了一個時期。
成帝鹹康五年（339年），掌權的庾亮在荊州請求率師“北伐”，郗鑒、蔡谟力加阻止。
郗鑒認為他所統軍民以北人為主，渡江後就會脫離自己的控制；蔡谟更是誇大石虎的力量，故作危言，主張坐守江沔，等待敵人滅亡。
這種消極的論調，居然獲得朝議的贊同。
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請求“北伐”，抗命進駐襄陽，但仍以受阻而止。
後來，荊州鎮将桓溫的勢力逐漸強大，永和三年（347年）桓溫率軍人蜀，滅賨人李氏的漢國（即原來的成國），聲勢更盛。
他屢次要求“北伐”中原，當朝大臣無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繼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圖抑制桓溫。
褚裒進駐彭城，來奔的北人日以千計，魯郡民五百多家起義附晉，河北民二十多萬也渡河來歸。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觸即退，使河北來歸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
殷浩北進，也以失敗告終。
桓溫利用褚裒、殷浩北進失敗後朝廷暫時無力反對的時機，于永和十年（354年）率軍攻擊前秦，進入關中，受到關中人民的牛酒歡迎。
但是桓溫不願在北方戰場上過多消耗實力，所以在灞水停軍觀望，喪失了取勝的時機。
秦軍芟苗清野，深溝自固，晉軍糧食匮乏，全部退回。
永和十二年，桓溫第二次北進，收複洛陽，徙民而歸。
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第三次北進，從揚州到達前燕邺都以南的枋頭（今河南浚縣境）。
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斷了晉軍糧道，桓溫棄甲燒船敗回。
桓溫以“北伐”為事，前後十多年。
他受到朝臣的牽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為個人集中權力的手段，所以“北伐”迄無成就。
他在“北伐”途中見以前所種柳樹大已十圍，不禁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209]他不滿朝臣“永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龍漠”的苟安态度，請求“一切北徙”，還都洛陽，上表至十餘次，都沒有得到允許。
東晉朝臣反對桓溫，除了權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們在南方産業已豐，無心北歸。
孫綽以“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為理由，力排還都之議，認為還都洛陽是“舍安樂之國，适習亂之鄉”[210]，這是當時士大夫中最露骨的自白。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以後還有過“北伐”，每次“北伐”也都得到過北方人民的支援，但是南北統一的希望卻始終無法實現。
淝水之戰 甯康元年（373年）桓溫死後，軍權由其弟桓沖掌握。
那時前秦已經統一北方，占領益州，威脅東晉。
東晉統治者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敵當前暫時緩和了。
桓沖把揚州讓給當政的謝安，自己專鎮上遊，作防秦準備。
謝安侄謝玄在京口組成了一支稱為北府兵的軍隊，是東晉唯一的勁旅。
前秦奪得東晉的彭城、襄陽兩大重鎮以後，在東晉太元八年（383年）傾力南下，軍隊旗鼓相望，前後千裡。
十月，秦前鋒苻融等軍25萬進至淮颍地區，陷壽陽，晉軍謝石、謝玄等率北府兵8萬人迎戰，在洛澗（今安徽懷遠境）與秦軍相拒。
苻堅派被俘的晉将朱序到晉營誘降，朱序把秦軍情況密告謝石，并且說如果晉軍能乘秦軍還未完全集結時一鼓擊破苻融，就可能操全局的勝算。
謝石、謝玄獲得這一重要消息後，立即部署晉軍，從容應敵。
十一月，謝玄派北府将劉牢之以精兵5000襲擊洛澗，殲秦軍萬餘人，擄獲大批糧草器械，取得了首戰的勝利。
苻堅在壽陽城頭望見晉軍布陣嚴整，又以為城外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晉兵，始有懼色。
謝玄乘勝，與逼淝水而陣的苻融相約到淝水西岸決戰。
苻堅麾軍後退，企圖乘晉軍半渡淝水時加以邀擊。
但是秦軍内部不穩，一退不可複止，頓時潰散奔逃，自相踐踏；晉軍乘勢猛攻，獲得了巨大勝利。
秦軍潰兵在路上聽到風聲鶴唳，都以為是東晉追兵。
前秦的南侵師出不義，前秦内部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由于師出不義而加深了。
淝水之戰以前，苻融和一些氐、漢官吏，看到北方人民思念東晉，也看到前秦的鮮卑人與羌人可能乘機起事，都一再反對過南侵。
慫恿苻堅南侵最力的，是想借機促成苻堅失敗的鮮卑貴族慕容垂、羌人貴族姚苌等人。
淝水之戰中，秦軍是由臨時征集來的各族人民組成的，他們離心離德，意氣消沉，不願積極作戰；秦軍中的漢人面對晉軍，更是不願自相殘殺。
與此相反，東晉在強敵進犯之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211]，北府兵又多為流亡南來的北方人或其子孫，他們深受民族壓迫之苦，更是英勇接戰，奮不顧身。
因此在淝水戰場上苻融麾軍稍退的時候，各族士兵臨陣奔逃，而晉軍則以一當十，奮勇追擊。
被俘在長安的晉将丁穆，也乘秦軍南下的機會，與關中漢人倡議，響應晉軍，加重了苻堅後方的混亂。
這種内外交攻的形勢，不但決定了秦軍的失敗，而且更導緻了前秦統治的瓦解。
淝水之戰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
淝水之戰中東晉的勝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統治者的摧殘，使南方經濟文化免遭破壞，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 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戰争 豪強大族統治下南方農民生活的痛苦 在東晉政權的庇護下，大批從北方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在南方搶奪土地，占奪流民為部曲、佃客和奴婢；許多南方地主，也繼續擴充經濟勢力。
晉初執政的王導力圖彌合南北地主的矛盾，所以他為政務求清靜，不幹預地主的掠奪行為。
南方地主顧和還不滿足，要求王導“甯使網漏吞舟”，而不要“采聽風聲，以為察察之政”[212]。
謝安效法王導，為政“去其煩細”；他不許搜索被豪強舍藏的流民，竟認為“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213]在這些世家大族相繼統治之下，達官豪強貪污穢濁，恣意害民。
豪将盜石頭倉米達100萬斛，東晉王朝不敢追究，反而濫殺管倉小吏塞責。
郗愔以“深抱沖退”著名，但是斂财卻多達幾千萬[214]。
地方官吏貪污比京官還厲害，京官不能滿足貪欲時常常求為縣令。
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民受害之深可以想見。
東晉的徭役十分繁重，連京畿境内，徭役名目也多得驚人，庾龢為丹陽尹時，請求廢除衆役達六十餘項。
範甯上疏說：“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發，要求複除，生兒不複舉養，鳏寡不敢妻娶。
”[215]賦稅在東晉中期以後也大為增加。
太元元年（376年），東晉廢除了度田收租之制，改為不論有無土地，也不論有多少土地，每口一律稅米3斛；太元八年又激增至5斛。
從度田收租改為按口稅米，對于地主有利，而對于農民卻非常不利。
不堪賦役壓榨的農民，有些成批地向廣州以及南方腹地逃亡，有些聚結在山湖深處，逃避官府搜索。
統治者對待逃亡農民，更是極端殘酷，史載海陵（今江蘇姜堰東）逃亡民近萬戶聚在青浦的湖澤菰封中，毛璩率軍千人圍捕無效，趁大旱時四面放火，燒盡菰封，迫使亡戶出降，然後把他們編為軍隊。
南方農民在東晉政權和地主的壓迫剝削下，常常發生暴動。
由于南北民族矛盾起伏不定，分散的暴動在很長的時期内沒有彙集成大規模的農民戰争。
淝水之戰以後，北方胡族的威脅暫時解除了，東晉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立即趨于熾烈。
隆安二年（398年）鎮守京口的王恭和荊州的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繼起兵反對當權的司馬道子。
經過複雜的鬥争後，長江中遊地區為桓玄割據，下遊的京口和江北地區為北府将劉牢之控制，東晉朝廷的轄區，實際上隻剩下江南一隅，賦稅兵徭的沉重負擔，就全部落到江南八郡農民身上。
江南農民除了造反以外，再沒有别的出路了。
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戰争 王恭起兵後，新安太守、五鬥米道教主孫泰借讨伐王恭的名義起兵，被司馬道子誘殺了。
孫泰侄孫恩逃到海島上，繼續以五鬥米道招引流亡。
隆安三年（399年），代司馬道子執政的司馬元顯，征調江南諸郡“免奴為客”者，即從奴隸身份解放出來的佃客，稱之為“樂屬”，移置京師當兵。
征發的時候，官吏還大量侵犯不是“樂屬”的一般農民[216]。
無辜農民受到驅逐徙撥，輾轉流移，有許多都死亡在道路中。
在這種情形下，農民紛紛舉行暴動，以反抗東晉政權加于他們的不堪忍受的摧殘。
那時候，孫恩從海島帶領部衆登陸，攻下會稽郡，同正在進行戰鬥的農民合流，形成有組織的起義鬥争。
江南八郡農民廣泛響應孫恩，不到十天，起義隊伍就擴充到幾十萬人。
江南地主不願東晉奪走佃客，也乘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的機會參加孫恩的反晉隊伍，以圖從中取利。
孫恩自号征東将軍，轉戰于東南各郡，殺戮東晉的郡守縣令，建立起義軍的地方政權。
會稽内史王凝之是有名的道教徒，他用道教儀式進行禱告，請求“鬼兵”幫他守城。
起義群衆并未因宗教相同的原因而饒恕他，仍然在攻下會稽時把他殺了。
建康附近各縣也常有小規模的農民暴動，與孫恩大軍呼應。
東晉派謝琰率北府将劉牢之等進攻孫恩，孫恩率衆退入海島。
隆安四五年間，孫恩連續幾度攻入會稽等郡，殺東晉官吏謝琰、袁山松等人。
隆安五年，義軍十餘萬，戰船千餘艘，浮海進至丹徒（今江蘇鎮江），建康震動。
北府将劉裕反攻義軍，義軍又退回海島。
元興元年（402年），割據江、荊的桓玄利用孫恩起義的機會，攻下建康，次年自立為帝，改國号為楚。
那時孫恩再次登陸進攻臨海，不幸戰敗，投海而死。
繼孫恩而起統率義軍的盧循為劉裕所迫，浮海南走，于元興三年占領廣州。
劉裕乘義軍遠走的喘息時機，于元興三年趕走桓玄，恢複晉安帝的皇位，把東晉實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義熙五年（409年），劉裕出兵攻滅南燕，奪得了淮北河南的大片土地，進一步提高了自己在東晉統治者中的聲威。
義熙六年（410年），盧循、徐道覆在始興（今廣東曲江）等地招集漢、溪等族居民為兵，兩路北上，分别取得長沙、豫章等郡，順流而下，直抵建康。
劉裕滅南燕後迅速回軍建康，抵拒農民軍。
盧循多疑少決，贻誤戎機，使農民軍不能取勝，隻好退守尋陽。
劉裕除了在長江中遊節節進逼以外，還派軍浮海占領廣州，截堵農民軍的歸路。
盧循兵敗回師，圍攻廣州不下，轉至交州。
他在那裡雖然得到俚、僚等族的支持，但終于戰敗身死。
前後有成百萬農民參加的轉戰東南半壁曆時13年之久的農民戰争，到此終于失敗了。
孫恩、盧循起義，是東晉門閥士族也就是最高層的士族統治将近一個世紀以來階級矛盾的總爆發。
起義首先發生的會稽等郡，是南方土著門閥士族虞氏、孔氏、賀氏等家族集中之地，北方來的門閥士族王、謝等氏也都麇集在這個地方。
他們競相開辟田園，兼并農民，占奪佃客和奴隸。
起義農民沖擊了士族地主的田莊，殺戮了同他們對抗的許多士族人物，還迫使許多士族地主剝削無所得，在饑餓中“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217]。
門閥士族地主經過這次打擊後，實際上喪失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得不把權力讓給以劉裕為代表的門第較低的士族地主；而門第較低的士族地主在其統治的初期，不得不接受曆史的教訓，緩和一下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
因此，農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社會生産出現了上升的景象，南朝早期的所謂“元嘉之治”，就是這樣出現的。
孫恩、盧循出身門戶較低的士族階層[218]，他們領導的農民戰争，具有一些嚴重的弱點。
孫恩“逼人士為官屬”[219]，即把東南八郡許多聚衆響應他的大地主，一概署為重要官吏，如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被分别署為吳郡、吳興、義興太守，家累千金的吳興富豪沈穆夫，被署為餘姚令[220]。
這些人既不能堅決向東晉進攻，也不能為孫恩守土禦敵。
所以孫恩進則孤軍無援，退則群起入海，終于導緻了起義的失敗。
三 南朝的政治 宋的政治和南北戰争 劉裕敗桓玄（404年），滅南燕（410年），鎮壓農民起義（411年）以後，于義熙九年（413年）攻滅割據成都的谯縱。
然後他再次大舉北進，于義熙十三年（417年）滅掉建都長安的後秦。
這些活動，使他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
420年，劉裕廢東晉，自立為帝（宋武帝，420&mdash422年在位），建立宋朝。
宋初奪得青、兖二州，西至關中，大緻擁有黃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東晉南朝時期是最大的。
農民戰争的風暴，東晉士族挾主專橫的情形，對宋武帝來說，都是曆曆在目的教訓。
所以劉裕稱帝前後，殺了奴客縱橫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萬頃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給貧民；以後，又殺了隐匿人口的餘姚大族虞亮，以圖限制兼并。
他實行“土斷”以清理僑人戶籍，廢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振百姓，禁止豪強封锢山澤。
在宋武帝、宋文帝（424&mdash453年在位）父子相繼統治時期，史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221]。
這些話雖然帶有誇張成分，但是宋初政治比起“紀綱不立”的東晉來，确實要好。
宋文帝元嘉年間，社會生産有所發展，國勢比較強盛。
元嘉七年（430年)劉宋派到彥之率軍北進，被北魏打敗，一度使“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軍分兩路北進。
東路王玄谟軍兵精器利，是北進的主力。
王玄谟進圍滑台後，“河洛之民競出租谷，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222]。
他對于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處理，反而任意割配給自己的親信部屬，引起他們的不滿。
王玄谟剛愎好殺，不以守備為務；又侵奪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終于被北魏援軍打敗。
西路龐法起、柳元景軍進入潼關，釋放被北魏驅迫作戰的漢人軍俘，支援了北方人民的反壓迫鬥争，深得各族人民擁戴。
但是東路軍既已潰敗，西路軍孤立無援，也隻得退歸襄陽。
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軍越過彭城、盱眙，到達瓜步（今江蘇六合），揚言要渡江奪取建康。
在這個危急局面下，建康附近丁壯全部參加戰鬥，沿江六七百裡嚴加戒備。
北魏後方不穩固，抄掠又無所得，人馬饑乏，所以不戰自退，轉攻盱眙。
盱眙守将沈璞、臧質率領軍民，堅決抵抗。
魏軍用鈎車、沖車攻城無效，隻好驅掠人民北歸。
江淮間經魏軍一進一出，赤地千裡，南來春燕甚至無處築巢，都在林中栖息。
江南地區經過大規模的備戰，邑裡蕭條，版籍大壞，所謂“元嘉之治”也就從此結束了。
瓜步之役以後，南北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于北魏的變化，北魏對劉宋處于攻勢地位，劉宋在江淮地區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斷喪地折師。
泰始三年（467年）劉宋邊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盡失于魏。
南北之間的戰争雖然還是很多，不過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鬥争的意義已開始淡薄了。
宋文帝以後，宗室諸王和将帥發動了連年不斷的内戰。
孝武帝為了制止内戰，縮削揚、荊、江三州之地，以分鎮将權勢，并把親信的寒人派作監督鎮将的“典簽”。
但是這些措施都無濟于事。
嚴重的剝削壓迫和争權奪利的内戰破壞了生産，使人民流離失所，備受苦難。
早在元嘉九年（432年），趙廣在益州發動起義，衆至十餘萬，整個西南地區為之震動。
泰始五年（469年），臨海人田流發動起義，稱東海王，殺鄞縣令，震動東方諸郡。
其餘小規模的暴動，次數還很多。
宋明帝曾重申舊制，“盜劫”者處黥刑，去腳筋遠徙，拒戰邏司者等一律處斬。
但是嚴刑峻法的鎮壓，并沒能消滅農民的鬥争，也沒有使宋代的統治延續多久。
齊的統治和壽陽、南陽入魏 宋末内戰中掌握了禁衛軍的蕭道成，在479年自立為帝（齊高帝，479&mdash482年在位），改國号為齊。
齊高帝按虞玩之的建議，設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為準，進行校籍，企圖恢複瓜步之役以前的戶籍狀況。
但是版籍的破壞是政治經濟條件改變的結果，單靠校籍是無法整頓的。
而齊初的校籍又是弊端百出，貧苦人民常常被誣為戶籍詐僞，受到“卻籍”的訛詐，罰充遠戍或築城。
與此相反，富有者（主要是寒族地主）用各種手段塗改戶籍，卻又逍遙法外。
校籍的紛擾，加劇了階級矛盾。
永明三年（485年），富陽民唐寓之反對校籍起兵，在錢塘稱帝，江南“卻籍”戶前來投奔的達三萬人。
他們攻奪郡縣；逐殺守令，聲勢浩大。
齊武帝發禁兵鎮壓，他們才歸于失敗。
在農民起義的打擊和宗室内戰的破壞下，蕭齊政權非常衰頹，無力維持統治，漢水以北的南陽和淮河以南的壽陽地區被魏軍奪去。
中興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蕭衍帶兵攻入建康，第二年滅齊，自立為帝（梁武帝），建立梁朝。
梁武帝的統治和侯景之亂 梁武帝（502&mdash549年在位）目睹宋、齊兩朝宗室重臣内亂造成的危害，力圖協調統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戰。
他改定北來士族的百家譜，以保障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
東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為一部。
他下诏于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人物，實際上是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開辟做官的道路。
他還大量增設州、郡、縣，增加文武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地主。
朝士有犯法的，他都暗示群下“屈法申之”。
貪污聚斂的人隻要不是存心造反，他都可以盡量優容。
他提倡儒學，制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以圖粉飾太平。
他又大力提倡佛教，廣建佛寺，用以籠絡僧侶地主，麻醉人民。
他自己還再三舍身同泰寺，讓臣下用成億的錢到寺院贖取。
他采取這些辦法使地主階級的不同階層和不同集團都能獲得利益，因而緩和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減少了内戰。
但是在另一方面，梁武帝對待百姓卻非常暴虐，百姓受不了剝削壓迫，大量逃亡，他又制定法律：“一人亡逃，舉家質作。
”[223]在他的統治下，百姓處境更為惡化，暴動沒有間斷。
何之元說：梁武帝時“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群行&hellip&hellip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門。
眚災亟降，囹圄随滿”[224]。
這就是何之元目睹的梁代民間生活的實際情形。
天監四年（505年），梁軍攻魏，由于梁軍主帥蕭宏棄軍逃歸，魏軍在天監五年、六年乘勢圍攻锺離，守将昌義之、韋叡力戰，才轉敗為勝。
北魏六鎮起義發生後，魏揚州刺史李憲于普通七年（526年）降梁，梁軍收複壽陽等城。
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派陳慶之護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入洛争帝，但陳慶之軍不久就敗退回來了。
太清元年（547年），東魏大将侯景願以所據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進據梁的壽陽。
第二年，侯景勾結戍守長江的蕭正德，渡江進攻建康。
梁援軍各路主帥多是梁武帝的子孫，他們觊觎皇位，互相猜疑牽制，無心接戰。
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華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餓死。
接着，侯景領軍橫行三吳，北折廣陵，沿長江西進江陵，在那裡被蕭繹擊敗，退返建康，自立為帝。
侯景所至之處屠城洗劫，殘虐無比，他的野蠻行徑，引起南方人民咬牙痛恨，到處起兵反抗。
大寶二年（551年）蕭繹派王僧辯和陳霸先率軍東下。
侯景戰敗後由海道北逃，被部屬殺死。
不久以後，蕭繹就在江陵自立為帝，史稱梁元帝。
西魏和北齊趁侯景之亂，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齊取得淮南。
梁雍州刺史蕭詧投靠西魏，承聖三年（554年），西魏乘機派于謹、楊忠等率軍攻下江陵，殺死梁元帝，立蕭詧為傀儡皇帝，史稱後梁。
西魏軍長駐江陵，監視蕭詧，還把江陵财物搶奪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幾萬人掠歸為奴隸。
陳代南方内地豪強的割據和隋滅陳 557年，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梁自立為帝（陳武帝，557&mdash559年在位），建立陳朝。
陳霸先稱帝後，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擁護；南方内地許多寒族豪強，也多乘侯景之亂，自署為州郡牧守，不奉陳朝法度。
所以陳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既無力制止内戰，又無力抵抗北朝的進攻。
陳朝一度收複過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後又放棄了。
陳的經濟也是凋敝不堪。
陳宣帝屢下诏安置淮南流民，鼓勵隐戶歸籍，但是均無實效。
他命令罷任武将率所部到姑孰種田，“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辟，亦停租稅”；以後又令所有占田墾辟的人，所占公私荒田“廣袤勿得度量，征稅悉皆停免”[225]。
這些辦法促進了寒人地主經濟的發展，而江南農業生産始終還是沒有恢複到侯景之亂以前的水平。
隋代北周，于開皇九年（589年）進攻建康，俘陳後主，陳亡，南北統一。
士族與寒人勢力的消長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銳的東晉時期，門閥士族中曾出現過王導與謝安、祖逖與桓溫這樣一些人物，他們的某些活動體現了漢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
但是民族矛盾一旦緩和，苟安局面一經穩定，士族奮勵的意氣也就消失殆盡。
他們習于逸樂，沉湎酒色，“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226]，連實現統治的能力也喪失了。
以善玄言著名的司馬昱（即後來的簡文帝），連稻也不認識，問别人“是何草”[227]。
蓬頭散帶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沖的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
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228]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軀體脆弱，由他們組成的統治集團，經過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後，被迫把統治權力拱手讓給了以劉裕為代表的較低層次的士族地主。
南朝時期，實際上喪失了統治權的門閥士族，還力圖憑借父祖餘蔭，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盡可能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保存下來。
他們除了仍舊尊官厚祿，威福自行以外，還通過婚姻和仕宦兩途，把自己同其他的人嚴格區别開來，宣揚“士庶之際，實自天隔”[229]。
他們越是感到沒落和危殆，越要用自矜婚宦來挽救自己。
南朝門閥士族以門第淩辱他人的事例特别多，實際上是門閥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現。
門閥士族把婚姻關系嚴格限制在門閥士族的範圍以内，并且極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
門閥士族如果不嚴守這種限制，便被士族社會目為婚姻失類，受到排抑和诋斥。
齊代王源嫁女給富陽滿璋之之子，禦史中丞沈約上章彈劾說：“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230]，因此請求對王源免官禁锢。
除了士庶之隔以外，門閥士族之間也還有門第高下的差别。
王、謝、袁、蕭是最高的士族，王、謝更是士族的冠冕。
門閥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脈，由于曆史的或其他的原因，有時還有高下之别。
江南士族以朱、張、顧、陸為高，但一般說來，他們的社會地位又低于北來士族，所以當侯景請求與王、謝為婚時，梁武帝答稱：“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
”[231] 門閥士族雖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現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們的婚姻關系實際上已很紊亂。
沈約在彈劾王源之時，就說到宋代以來“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淪雜，罔論厮庶”[232]。
門閥士族向大權在握的較低層次的士族攀緣姻娅，同樣是他們保全自己的一種重要手段。
門閥士族以官位自固的辦法，是獨占清流美職，把清濁兩途嚴格區分開來。
清流美職，主要是那些職閑廪重，可以無所用心的職位。
宰輔中的文職，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務，自然是他們首先獨占的對象。
其餘官職清濁雖然大緻有定，但是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份高下而發生變化。
南朝官吏從濁職轉為清職，勝過品秩的升遷，反之則甚于降黜。
為了适應門閥士族出仕的需要，秘書郎、著作佐郎等職，雖然品秩俱低，但是卻被門閥士族嚴格獨占，作為入仕階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遷。
但是南朝門閥士族不能勝任武職，因此他們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東晉門閥士族那種武力保護，事實上不得不聽命于掌權的較低層次的士族。
齊梁以來，門閥士族仍緻力于士族譜的撰叙編次，企圖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記錄作為自己應享特權的憑證。
僞造譜牒，篡改戶籍，冒充士族的事，常有出現。
門閥士族為了極力裝飾所謂“禮法門風”，還把禮學發展到極其煩瑣的地步。
但是這也不能挽救他們衰頹的命運。
齊明帝說：“學士（按指沈約、王融等士族名士）輩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
”[233]實際上門閥士族子弟終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234]，連有志讀書的人也很稀少。
侯景之亂時，他們“骨脆膚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其死倉猝者往往而然”[235]。
從此以後，作為南方一種社會政治勢力的門閥士族，就更為衰落了。
宋、齊、梁朝政治，是以皇族為代表的、社會層次本來較低的士族掌握統治權力，日益衰落的門閥士族居高位而無所作為。
在士族的這兩個層次以外，從劉宋後期開始，不預于士族的寒人，其權勢越來越大，成為皇權的得力工具。
南朝所謂士庶之庶，就是這種寒人。
他們之中有的緻位将帥，任專方面；有的作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諸王鎮将的典簽，實際上掌握州郡和軍府的權柄。
在中央政權中，寒人充當中書省的通事舍人，參預機密，出納王命，權勢更為顯赫。
例如宋代的戴法興當權，民間戲稱他為“真天子”；齊代的劉系宗勢傾天下，齊武帝說經國有劉系宗足矣；梁代的朱異居權要三十餘年，舉凡“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诏诰敕書，并兼掌之”[236]，權勢最盛。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江南人。
在士族勢力更為衰落的梁陳之際，一些“郡邑岩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237]，紛紛割據州郡，這表明南方内地寒人地主的勢力更進一步發展起來了。
史載熊昙朗據豫章，周迪據臨川，留異據東陽，陳寶應據晉安，其餘寒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閩、贛、粵、湘、川等省境。
陳時南方州郡刺守多為本地地主，他們不但不受陳朝的制約，而且還力圖擴大各自的統治範圍，經常進行火并。
寒人地主的統治，不論在中央或州郡，仍舊是貪詐勒索，與士族并無二緻，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農民暴動，主要也就是打擊他們。
但是他們的興起，說明南方封建經濟的發展已不限于三吳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這在南方開發的曆史上，又是不容忽視的。
四 南方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 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困苦 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的農業生産有了很大的提高。
北方農民不斷渡江南來，補充了南方不足的勞動力，也帶來了比較進步的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
西晉末年南來的郭文，隐居吳興大滌山中，區種菽麥為生。
這樣的區種法，就是南傳的一種農業技術。
南北農民的結合，北方的生産工具和技術同南方水田種植經驗的結合，是南方農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錯，水利灌溉自來比較方便。
東晉南朝時期水利事業又有發展。
壽春的芍陂，會稽的鏡湖，都曾修複使用。
曲阿、烏程、句章、樂安以及其他地區，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農田灌溉。
浙江海塘的修築，保護了沿海地區農業生産免受海潮的破壞，作用也很顯著。
南方湖泊很多，決湖洩水，就可以開辟良田。
三吳是南方糧食的主要産區，史載南方“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238]，主要就是指三吳地區而言。
隋滅南朝以後，把縱貫南北延伸到餘杭的大運河連接起來，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搜刮江南的糧食和其他财富。
在三吳以外的揚州各地，在荊州和益州，土地墾辟也有顯著的增加，農桑事業大有發展。
南朝時期，南方各地經濟的發展還是很不平衡，許多地區還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階段。
梁元帝在《玄覽賦》中說到“家給火耕之田”[239]，陳霸先被斥為“火耕水耨之夫”[240]，歐陽在湘、廣地區“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241]。
這些資料，分别反映出荊州、揚州、廣州境内的某些地方農業生産仍然是粗放的。
南方水稻耕作的特點，南方人口和鐵制農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孫恩起義以後的一個時期，随着南方農業的發展，南方農民的處境多少改善了一些。
但是過了不久，地主和國家對他們的壓迫剝削，又不斷加重起來。
宋代以來，農民“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并半之”[242]。
宋孝武帝時，又把調布增為4匹，即16丈。
除了租調以外，還有更為繁苛的各種雜稅。
南朝允許以雜物折租，這可能是任土作賦的便民辦法。
但是實際行用時，官吏在錢币、布帛、糧米以及其他實物之間任意折換，造成了農民更大的痛苦。
征調之時計資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機會，桑長一尺，田進一畝，都計在資産之内，甚至連屋上加瓦也要計稅。
在這種情形下，農民不敢種樹墾荒，不敢泥補房舍，發展生産的興趣自然更談不到了。
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稅額轉嫁貧者，使
高歡還企圖調和鮮卑人同漢人的矛盾，下令軍中“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184]。
他對鮮卑人說：“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他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為疾之？”[185]高歡用這種手段雖然打開了在關東活動的局面，消除了漢族豪強的武裝反抗，但是并沒有根本解決漢人士族豪強同鮮卑貴族之間的矛盾。
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東魏，建立北齊。
代表六鎮鮮卑貴族利益的北齊統治者，同關東漢人士族豪強進行了長期的争權奪利的鬥争。
本來，從北魏孝文帝以後，北方崔、盧、李、鄭等士族的勢力，就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葛榮起義狠狠地打擊了士族豪強，爾朱榮的“河陰之變”又殺掉不少漢人和漢化鮮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士族的勢力就進一步衰落了。
武定二年（544年），東魏在河北各地檢括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其中應當有不少是士族豪強的苞蔭戶，士族在經濟上也受到打擊。
士族的社會地位越來越下降，他們的子弟越來越不能憑借門第而得官，不得不從吏職中尋求升遷的途徑；甚至還有入仕無門的人專門打家劫舍，完全同強盜一樣。
顔之推說：北齊士大夫“賣女納财，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锱铢”[186]，這正是士族門第衰微的具體表現。
由于這種種原因，東魏、北齊時期漢人士族在鮮卑勳貴的打擊下，幾乎完全無力回擊。
北齊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為鮮卑貴族和鮮卑化的漢人[187]，漢人士族受到排擠。
天保七年（556年），北齊并省豪強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3州、153郡、589縣、3鎮、26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強大的封、高、羊、畢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
為了更方便地統治漢族人民，北齊也曾幾度起用漢人士族做宰相。
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暫時的權勢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勢力，結果往往受到疑忌而以自己被逐被殺告終。
齊廢帝時鮮卑勳貴殺士族楊愔，齊後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殺戮。
北齊末年佞幸賣官，州郡職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賈買去，士族豪強幾百年來壟斷州郡掾屬的特權，實際上又被剝奪。
不過北方士族根深蔭廣，死而不僵，還能夠憑借舊日的地位，在社會上發生一定的影響。
在經濟上，鮮卑貴族以借田或國家賜田方式，強占肥美土地，發展自己的勢力。
為了增加租調收入和使鮮卑軍人普遍獲得土地，北齊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頒行均田制[188]。
均田制規定邺城30裡内土地全部作為公田，按等差授給六鎮來的鮮卑貴族、官僚和羽林、虎贲；30裡以外，魏郡、廣平、林慮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給漢族官僚和兵士。
京城百裡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緻與北魏相同。
所不同的有：露田一律按倍給數計，而無倍田之名；奴婢受田人數，按官品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間，限外不給田者不輸租調；非桑之土按桑田法給麻田為永業，身終不還；均田農戶除納租調外，其丁男有正式服兵役的義務[189]。
河清均田，使鮮卑貴族同漢人官僚都成為中原的大地主，而使鮮卑兵士同漢族農民一樣，成為封建國家的均田農民，這對于從六鎮内徙的鮮卑人的徹底封建化，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鮮卑貴族的兼并和租調兵徭的沉重，北齊均田農民的土地非常不足，經濟地位十分不穩定。
他們不得不賣帖自己的土地，甚至出賣按制度不許買賣的露田，逃亡異鄉，或者托身寺院，以躲避統治者所加的不堪忍受的壓迫。
從東魏初年直到北齊之末，關東農民暴動連綿不斷，有的攻州拔郡，有的衆至萬人。
地形深阻的豆子航（今山東惠民境），就是高齊以來起義農民聚集的中心之一[190]。
西魏 北周 530年，爾朱天光、賀拔嶽等率軍入關，鎮壓關隴起義。
賀拔嶽部将宇文泰最後掌握了這支入關的隊伍，控制了關隴地區。
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謂“鮮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鎮。
六鎮起義後，他先後在鮮于脩禮、葛榮軍中，葛榮失敗，他降于爾朱榮。
北魏孝武帝在高歡逼迫下西入長安後，宇文泰鸩殺孝武帝，于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權，史稱西魏。
宇文泰是漢化較深的鮮卑人，他不但善于采用各種手段來糅合鮮卑貴族和漢族地主，使他們在剝削關隴農民的基礎上維持一緻，而且還被迫吸取了六鎮起義的教訓，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來緩和階級矛盾。
這樣，西魏就一天天強大起來，力量逐漸超過東魏。
宇文泰制定計帳（租賦的預計數）和戶籍制度，以安定統治秩序。
他頒布“先修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的六條诏書，要求州縣守宰作為施政準則。
他仿照周官制度，改革西魏的官制朝儀，用六官代替南北朝原有的中央政權組織。
他又仿周官六軍之制，把十二軍鮮卑禁旅近五萬人改為六軍。
六軍分由六柱國率領，每軍督兩大将軍，每大将軍督兩開府，共為24部，由宇文泰總領，形成府兵系統。
宇文泰和無實權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國，合六軍的六柱國共為八柱國，這又符合早期鮮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
為了在形式上與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為鮮卑舊姓。
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領輪番宿衛，不當番時則練習武藝。
他們不列于戶籍，因而沒有其他賦役。
宇文泰接着又把關隴豪強的私家武裝鄉兵，陸續歸并到府兵中，以漢族豪強為鄉帥，這樣，鮮卑貴族和漢族豪強就進一步結合起來了。
宇文泰還頒行均田制，規定了較輕的賦役。
廢帝二年（553年），西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蕭詧的後梁，并驅掠江陵官民到關中作奴婢。
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廢魏自立，建立北周。
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滅北齊，統一了中國北部。
周武帝實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他釋放一部分官奴婢和一部分私奴婢，并把另一部分私奴婢轉為私家的部曲、客女，即封建依附農民。
他宣布放免雜戶，削除抑配雜戶的辦法，又禁斷佛道二教，尊崇儒學。
他嚴禁鄉官隐匿戶口土地，正長隐匿五戶和十丁以上，隐地三頃以上，都處死刑。
他大量招募普通漢人充當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對主将的身份上的從屬關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為沖淡，民族差異大為減少。
隋統一南北 宣政元年（578年），北周軍政大權逐步落到外戚楊堅手中。
楊氏家族出自六鎮之一的武川鎮，深受鮮卑影響，楊堅之父楊忠曾為府兵的十二大将軍之一，為北周立有戰功。
大象二年（580年）楊堅自居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部署力量，作滅周的準備。
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等人相繼發動聲勢浩大的兵變，反對楊堅，但是很快都被楊堅鎮壓了。
楊堅恢複了改從鮮卑姓氏的府兵的漢姓，改變了北周的官制。
581年（隋開皇元年），楊堅強迫周靜帝讓位給他，建立隋朝。
接着，隋文帝楊堅鏟除了朝廷中的異己勢力，以二子楊廣、楊秀分鎮并、益二州，并命楊素在上遊大造戰艦，準備向江南進軍。
在經濟上，他采取措施，以充實國家力量。
在隋文帝的統治下，隋的國力蒸蒸日上，遠遠超過了江南的陳朝。
經過長期的民族鬥争和民族融合以後，北方的民族關系到這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南北對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質完全消失，隋對南方經常發動的戰争，已經轉化為争取統一的戰争了。
在南北關系上，周、齊以來早已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南北使節往還日益頻繁，充任使節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選出來的南北聞名的高門名士。
随着南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打破關禁的要求日益迫切，淮、漢邊境經常進行着民間交易，南北守将也違禁互市牟利。
雙方大官僚常常派人跟随使臣前往對方貿易，所以使臣的随從衆多。
北方人民過去由于民族壓迫嚴重而大規模地單向南流的現象停止了，南北人民正常地相互往來的現象卻增多起來。
南北雙方的官僚，常常由于政治上失勢而投奔對方，依舊得到高官厚祿，不緻受到民族歧視。
這一切現象，說明南北統一的時機業已完全成熟。
開皇八年冬，晉王楊廣統率50萬隋軍，分五路臨江，向江南的陳朝發動總攻；新建立的上遊水師，也在這時順流而下，直趨建康。
腐敗的陳朝以為長江天險足資憑借，根本沒有多少守備。
開皇九年（589年）隋軍渡江，一舉攻下建康，消滅了陳朝，接着又陸續摧毀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縣。
這樣，曆時二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結束，中國曆史上的又一個新階段就逐步展開了。
八 北朝的邊境各族 柔然 柔然[191]是東胡的苗裔[192]，統治者姓郁久闾。
西晉以來，柔然世居頞根河和弱洛水（均在今蒙古國境内，颏根河即鄂爾渾河，弱洛水即圖拉河）一帶，冬則南至陰山地區，與鮮卑拓跋部為鄰，并以馬畜貂豽皮同拓跋部進行交換。
柔然人“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氇帳為居，随所遷徙”[193]；也“無文記，将帥以羊屎粗記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194]。
西晉、十六國時期，柔然社會中還沒有明顯的階級分化。
北魏道武帝時，拓跋部向南發展，柔然勢力逐步擴張，“西則西域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碛。
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
小國皆苦其寇抄，羁縻附之”。
這時，柔然人進入了階級社會，在他們的第一個可汗社崙統治下，建立了奴隸主的國家。
社崙“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将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因而軍隊的戰鬥力比過去提高了。
柔然同後秦、北燕保持和親關系，但是他們“風馳鳥赴，倏來忽往”，時常侵犯北魏的陰山邊塞地區。
北魏太武帝為了使北魏擺脫柔然與劉宋的夾攻，解除腹背受敵的威脅，集中力量打擊柔然。
神二年（429年），他率大軍分東西兩道遠襲，在栗水（今蒙古國克魯倫河）大敗柔然可汗大檀，大檀西走，柔然及其所屬高車諸部降魏者三十餘萬落。
從此以後，柔然力量大衰，雙方戰争，以北魏遠襲居多，柔然犯塞較少。
5世紀下半葉，柔然同北魏常有和親往來。
佛教已傳入柔然中，西域賈胡也時來貿易。
柔然使者還常常經吐谷渾至益州，甚至遠至江南，與南朝通好，并曾向南朝索求醫、工。
宋使者王洪軌，也曾遠使柔然。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柔然内亂，從屬諸部的反抗又很激烈，所以可汗阿那瓌率領一部分柔然人歸魏，北魏把他們安置在懷朔鎮（今内蒙古自治區固陽縣西北）以北。
六鎮起義爆發後，阿那瓌曾助北魏進行鎮壓，殺死起義領袖破六韓拔陵。
北魏分裂後，阿那瓌先與西魏和親通好，繼又歸東魏、北齊。
這時，柔然屢為北方崛起的突厥所敗，一些從屬部落如高車等也屢起反抗。
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突厥滅柔然。
高車 《魏書&bull高車傳》說：“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号為狄曆，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
但是北朝史籍往往以這一族居大漠南北者為高車或敕勒，以居中原者為丁零。
中原地區最晚到後趙時已有丁零，他們多聚居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密雲也有一部分，其著姓有翟氏、鮮于氏等。
丁零翟斌被苻堅徙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境），淝水戰後，翟斌率部反對苻堅，從此以後，翟氏所部丁零曾長期在中原與鮮卑人角逐。
北魏統一北方後，丁零人常進行反抗活動，被北魏鎮壓下去，因此北魏軍中有許多被征服的丁零人[195]。
大漠南北的高車人，諸部各有君長，語言與匈奴人大同小異。
高車人衣皮食肉，随水草遷徙，勇猛善戰，鬥無行陣，階級分化還不顯著。
高車與柔然駐地交錯，常有戰争；高車副伏羅部被柔然征服，長期役屬于柔然，不斷地舉行逃亡和反抗鬥争。
北魏道武帝分散諸部部落時，“高車以類粗犷，不任使役”[196]，因而得以維持自己的部落組織。
神二年（429年）魏軍大破柔然後，又破高車東部，高車人降者數十萬落。
北魏把他們安置在灤河上遊至陰山地區放牧，歲收貢獻，北魏“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氊皮委積”。
還有許多高車人被徙置于沿邊各軍鎮，其中有反抗者，更被逼配河北、山東各州為營戶。
六鎮、關隴、河北起義時，高車人都是主力之一；東魏、北齊的統治者中，有很多是高車部人。
塞外高車副伏羅部，于太和十一年（487年）舉衆十餘萬落西走，在高昌以西地區建立王國，同噘哒和柔然進行過三十多年的鬥争。
高句麗 鴨綠江以西的高句麗人，其政治中心于山上王十三年（建安十四年，209年），由國内城遷于丸都（均在今吉林集安）[197]。
曹魏和前燕時，丸都先後受到毌丘儉（246年）和慕容皝（342年）的侵襲。
北魏初年，當高句麗廣開土王時期和長壽王的早期，高句麗勢力開始強大，在遼東發展。
長壽王十五年（427年），高句麗政治中心移于平壤。
留居遼東的高句麗人民，同鮮卑人民和漢族人民一起，共同創造着這一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407年，鮮卑化的高句麗人高雲曾經一度繼為後燕天王；436年北燕亡國，鮮卑化的漢人國王馮弘也出奔高句麗。
高句麗還同東晉南朝交往密切。
高句麗人随山谷而居，主要從事農業生産，衣布帛及皮，俗喜歌舞。
高句麗農民以布、谷交納賦稅；他們負債不償，就得以子女為債主奴婢。
高句麗社會中已出現了剝削關系，今存文獻和高句麗好太王（即廣開土王）碑、冉牟墓志中，都有奴客的稱謂。
庫莫奚 契丹 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别種”[198]，居濡水（灤河）上遊，主要從事畜牧，随逐水草，遷徙無常。
5世紀下半葉，庫莫奚人常入塞以名馬、文皮與北魏互市。
契丹是東胡的一支，居地在庫莫奚以東，遼水以西。
契丹人以畜牧射獵為事，5世紀中葉以來，他們在和龍、密雲間以名馬、文皮與北魏互市，有時還人塞市籴。
吐谷渾 吐谷渾[199]是鮮卑慕容部的一支，4世紀初經陰山，越隴西，至青海地區，與氐、羌雜居，其地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阗，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裡”[200]。
吐谷渾人主要從事畜牧，“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201]；也經營農業，種植大麥、蔓菁、豆、粟等作物。
吐谷渾社會貧富分化顯著，婚姻厚納聘禮，“貧不能備财者辄盜女去”。
吐谷渾采用中原王朝的官号，置長史、司馬、将軍等，稍後，還有王公、仆射、尚書、郎中等官。
吐谷渾刑罰規定：“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征物以贖。
”吐谷渾還沒有形成固定的賦稅制度，“調用不給，辄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
阿豺統治吐谷渾時，兼并氐、羌，地方數千裡，号為強國。
自此以後，吐谷渾南通蜀地，北交涼州，屢與劉宋、北魏通好。
5世紀中葉拾寅統治時，吐谷渾人開始“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并開始崇奉佛教。
西域和益州商賈，常往來于吐谷渾中。
北朝末年，誇呂為吐谷渾可汗，定都于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
但是直到這時，吐谷渾人仍然“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随水草畜牧”。
吐谷渾頻與齊、周通使，并同北周發生過許多次戰争。
西域諸國 魏晉以來，西域天山以北的遊牧地區，屢次被鮮卑、柔然、高車、噘哒[202]、突厥等族所控制；天山以南地區的十餘小國，也常常受到北方強族的侵犯。
天山以南各國，經濟生活比漢代有了提高。
高昌谷麥一歲再熟，宜蠶多漆，賦稅計田輸銀錢，無者則輸麻布。
于阗宜五谷桑麻，焉耆、龜茲都出稻、菽、粟、麥，養蠶為綿纩。
葡萄和畜産，各國都很豐富。
龜茲人用煤冶鐵，所出鐵充西域諸國之用[203]。
今新疆拜城的魏晉石窟寺壁畫中，有二牛引犁和農夫持寬頭钁的耕作圖，反映了西域農業和冶鑄業的進步。
西域和中亞的商人經常從天山以南地區進入内地，或進入北方其他民族地區貿易。
高昌有不少漢人，他們有些是漢代戍卒、屯田卒的後裔。
高昌統治者立有學官，教授《毛詩》、《論語》、《孝經》。
文字主要用漢文，也兼用“胡書”，語言則為“胡語”。
“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
”[204]西域各國佛教很盛，于阗、龜茲是西域佛教的中心。
著名的龜茲樂，4世紀晚期傳入後涼；北魏滅後涼，龜茲樂傳入平城，并逐漸在北方各地廣泛流行。
天山以南諸國，與内地經常有政治聯系。
約在326年至334年間，前涼張駿遣将楊宣出西域，降南道諸國，以今吐魯番地區為高昌郡。
前秦苻堅派呂光進軍西域，淝水戰後，呂光退回姑臧，建立後涼，繼續控制西域。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滅北涼後，北涼的沮渠無諱、沮渠安周兄弟一度占領過西域諸國。
北魏還曾遣董琬等出使西域，重新溝通了中原與西域的交通。
至于高昌一帶，則從北魏中期一直到北朝之末，始終在漢人阚氏、張氏、馬氏、麴氏相繼控制之下。
柔然強大時，北魏在西域地區同柔然進行過長期的戰争。
突厥 突厥統治者姓阿史那，起初住在阿輔水、劍水（俄羅斯葉尼塞河上遊兩支流），過遊牧狩獵生活，後來遷徙到高昌的北山（今博格達山），以鍛鐵著名。
5世紀中葉，他們被柔然征服，成為柔然的鍛奴，被迫遷居金山（阿爾泰山）南麓。
6世紀中葉，突厥人逐步擺脫了柔然的束縛，發展鍛冶手工業，與西魏邊地及西域各國互市，力量壯大起來。
西魏廢帝元年（552年），土門建立突厥汗國，稱伊利可汗。
第二年，木杆可汗立，他占領柔然全部疆土，西破噘哒，東敗契丹，北并契骨（黠戛斯），領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裡海）萬裡，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貝加爾湖）五六千裡”[205]。
突厥汗庭在今鄂爾渾河上遊的于都斤山。
突厥汗國是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可汗下面，有葉護、特勤等大小官28等。
法律規定反叛、殺人者死，傷人者以女或馬賠償，偷盜者十倍償還。
被征服族人進行反抗或本族人犯法者，都得降為奴隸。
為了統治遼闊的國土，突厥在各個地區分立許多可汗，因而突厥統治者内部經常發生争權奪利的沖突。
北齊、北周對峙時期，雙方都力求取得突厥的助力，突厥則同時交通二國，乘機取利。
北周保定三年（563年），突厥與周聯軍攻齊失敗，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北七百多裡，人畜無遺。
從此以後，突厥對北方邊境的騷擾，日益嚴重。
第三節 東晉南朝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 東晉的統治和南北戰争 東晉的建立 西晉以來，江南是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的地方。
階級矛盾，地主階級内部的各種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這裡錯綜紛纭地結在一起，形成非常複雜的政治局面。
西晉滅吳以後，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晉統治者看作“亡國之餘”[206]，在朝廷中無所依托，得不到過去在江東擁有的政治特權。
西晉大軍在長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們的疑慮。
所以他們曾屢次起兵反晉。
西晉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漢族流民起義時，江南豪族徘徊觀望，尋找自保的途徑。
接着，鬥争的浪潮席卷江南，義陽蠻張昌的别帥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領江、揚等州，威脅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
江南豪族各領私兵，推舉吳郡顧秘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圍攻石冰的義師。
廣陵度支陳敏，也率領運兵參加鎮壓，首先攻入建康，消滅了石冰的力量。
永興二年（305年），陳敏據曆陽（今安徽和縣）起兵反晉，占領揚、江等州。
他禮召江南豪族名士，署為官屬。
但是江南豪族認為陳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陳敏消滅了。
就在這一年，西晉琅琊王司馬睿受命為安東将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導等人進駐建康。
西晉官僚在此前後陸續南渡的，都與司馬睿合流。
北方人民也向南遷徙，規模很大。
江南豪族受過流民起義的打擊，又覺察到北方胡族活動對他們的威脅，于是對司馬睿的态度從觀望轉向支持。
王導在他們之間盡力周旋，授給他們各種官職，保障他們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團的合作就比較穩固起來了。
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臨淮颍，準備南犯，民族矛盾頓形尖銳。
那時帶兵擊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紀瞻。
316年，晉愍帝出降劉曜，西晉滅亡。
317年，司馬睿在南北士族擁戴下自稱晉王，第二年（大興元年）稱帝，這就是東晉元帝（317&mdash322年在位）。
東晉初年，司馬睿陸續控制或消滅了一些心懷不滿的南方豪族武裝，穩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統治。
北方各族統治者之間混戰頻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暫時減少了。
在這個時候，南遷地主中又出現了新的矛盾，爆發了争奪東晉統治權力的鬥争。
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荊州重兵的王敦為了反對晉元帝對他的防制，在其從弟王導的縱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晉元帝。
成帝鹹和二年（327年），曆陽内史蘇峻拒絕征調，聯合豫州刺史祖約，舉兵反叛。
這些叛亂事件，由于失掉多數南遷士族的支持，先後歸于失敗，東晉政權才得以轉危為安，勉強維持下去。
北方人民的南遷 西晉末年的腐敗政治和内戰，以及十六國時北方的混亂，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遷。
他們或走遼西，或走隴右，但是最大量的還是渡江南徙。
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貫聚集若幹家，節節遷移，形成一個又一個的流民群。
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帶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擴大自己的部曲隊伍。
南遷人民達到長江流域的，總數至少有70萬人，還有約20萬南遷人民沒有達到長江，聚居在今山東和江蘇北部地區。
南遷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過長江以後，繼續南進，達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閩廣；還有一些分散在長江中遊州郡。
據《晉書&bull地理志》、《宋書&bull州郡志》等有關記載估計，劉宋時有戶籍的南遷人口約占西晉北方人口的1/8，約占劉宋時南方人口的1/6。
揚州所集南遷的人最多，占全部南遷人總數半數以上。
到達南方的北人被稱為僑人，他們除了已經淪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來的或者占荒耕種，或者逐食流移，當時都沒有編入國家戶籍，稱為“浮浪人”。
為了控制他們，東晉在僑人集中的地方，陸續建立許多與僑人舊土同名的僑州、僑郡、僑縣，使僑人著籍。
這些僑州、僑郡、僑縣沒有實土而又時合時分，情況複雜異常。
僑立州郡内并不全是僑人，南徐州僑人比例最大，占州内僑、舊人口總數42萬中的22萬。
舊有郡縣内也有一部分僑人。
被大地主招納為奴為客的僑人，因為多未著籍，其數量難以估計。
著籍的僑人，起先可以獲得優複，這對于招徕北方流民，穩定他們于農業生産，阻止他們無限度地流入私門，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僑立郡縣越來越多。
由于僑人在南方曆久年深，他們同南方土著農民在經濟地位上的差别越來越小。
國家為了榨取僑人的租賦力役，驅迫他們當兵，從成帝鹹和年間（326&mdash334年）開始，一再用“土斷”的辦法來加強對僑人的控制。
土斷有的是把散居僑人斷入所在籍貫；有的是并省沒有實土的或民戶太少的僑郡縣；有的則是整頓版籍，把僑人立為白籍，以與舊人的黃籍相區别。
興甯二年（364年）由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成效比較顯著。
桓溫在執行土斷時嚴格禁止豪強大族隐匿僑人，彭城王司馬玄隐匿五戶，發覺後被收付廷尉論罪。
祖逖和桓溫的“北伐” 當江南的統治集團糾纏在各種矛盾中的時候，從洛陽南來寄居京口（今江蘇鎮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為己任”[207]，首先要求向北進軍。
祖逖在上司馬睿書中，陳述了北方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的迫切願望，也估計到北方漢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
建興元年（313年），祖逖率領百餘家部曲，渡江北上。
他在長江中流擊楫發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複濟者，有如大江。
”[208]他的豪邁誓言，表現了反對民族壓迫的壯志。
祖逖駐在淮陰，一面招集流散，擴充隊伍，一面冶煉兵器，屯田積谷。
他自己勤勞節儉，不蓄私産，與将士共甘苦。
他進軍太丘、谯城、雍丘（今河南永城、夏邑、杞縣）一帶，控制了一些塢壁的地主武裝，利用它們對付石勒。
不到幾年，祖逖軍隊收複了黃河以南大部土地，迫使石勒不敢過河。
正在這時，晉元帝害怕祖逖功高難制，于己不利，派戴淵都督北方六州諸軍事指揮逖軍，并扼制逖軍後路。
同時東晉統治者内部明争暗鬥非常激烈，王敦之亂已經在醞釀中。
這些情形，使滿腔熱忱的祖逖憂憤成疾，大興四年（321年）病死軍中。
豫州人民感念祖逖“北伐”的功勞，到處為他立祠紀念。
祖逖死後，南北之間暫時保持着均衡的局面，東晉統治集團忙于内戰，“北伐”的呼聲沉寂了一個時期。
成帝鹹康五年（339年），掌權的庾亮在荊州請求率師“北伐”，郗鑒、蔡谟力加阻止。
郗鑒認為他所統軍民以北人為主，渡江後就會脫離自己的控制；蔡谟更是誇大石虎的力量，故作危言，主張坐守江沔，等待敵人滅亡。
這種消極的論調，居然獲得朝議的贊同。
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庾翼請求“北伐”，抗命進駐襄陽，但仍以受阻而止。
後來，荊州鎮将桓溫的勢力逐漸強大，永和三年（347年）桓溫率軍人蜀，滅賨人李氏的漢國（即原來的成國），聲勢更盛。
他屢次要求“北伐”中原，當朝大臣無法直接阻止，乃于永和五、六年相繼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北伐”，以圖抑制桓溫。
褚裒進駐彭城，來奔的北人日以千計，魯郡民五百多家起義附晉，河北民二十多萬也渡河來歸。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褚裒不但不努力向前，反而一觸即退，使河北來歸的人民在半道上陷入四面受敵的困境。
殷浩北進，也以失敗告終。
桓溫利用褚裒、殷浩北進失敗後朝廷暫時無力反對的時機，于永和十年（354年）率軍攻擊前秦，進入關中，受到關中人民的牛酒歡迎。
但是桓溫不願在北方戰場上過多消耗實力，所以在灞水停軍觀望，喪失了取勝的時機。
秦軍芟苗清野，深溝自固，晉軍糧食匮乏，全部退回。
永和十二年，桓溫第二次北進，收複洛陽，徙民而歸。
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第三次北進，從揚州到達前燕邺都以南的枋頭（今河南浚縣境）。
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斷了晉軍糧道，桓溫棄甲燒船敗回。
桓溫以“北伐”為事，前後十多年。
他受到朝臣的牽制，而他自己也把“北伐”作為個人集中權力的手段，所以“北伐”迄無成就。
他在“北伐”途中見以前所種柳樹大已十圍，不禁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209]他不滿朝臣“永結根于南垂，廢神州于龍漠”的苟安态度，請求“一切北徙”，還都洛陽，上表至十餘次，都沒有得到允許。
東晉朝臣反對桓溫，除了權力之争的原因以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們在南方産業已豐，無心北歸。
孫綽以“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為理由，力排還都之議，認為還都洛陽是“舍安樂之國，适習亂之鄉”[210]，這是當時士大夫中最露骨的自白。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以後還有過“北伐”，每次“北伐”也都得到過北方人民的支援，但是南北統一的希望卻始終無法實現。
淝水之戰 甯康元年（373年）桓溫死後，軍權由其弟桓沖掌握。
那時前秦已經統一北方，占領益州，威脅東晉。
東晉統治者内部的矛盾，由于大敵當前暫時緩和了。
桓沖把揚州讓給當政的謝安，自己專鎮上遊，作防秦準備。
謝安侄謝玄在京口組成了一支稱為北府兵的軍隊，是東晉唯一的勁旅。
前秦奪得東晉的彭城、襄陽兩大重鎮以後，在東晉太元八年（383年）傾力南下，軍隊旗鼓相望，前後千裡。
十月，秦前鋒苻融等軍25萬進至淮颍地區，陷壽陽，晉軍謝石、謝玄等率北府兵8萬人迎戰，在洛澗（今安徽懷遠境）與秦軍相拒。
苻堅派被俘的晉将朱序到晉營誘降，朱序把秦軍情況密告謝石，并且說如果晉軍能乘秦軍還未完全集結時一鼓擊破苻融，就可能操全局的勝算。
謝石、謝玄獲得這一重要消息後，立即部署晉軍，從容應敵。
十一月，謝玄派北府将劉牢之以精兵5000襲擊洛澗，殲秦軍萬餘人，擄獲大批糧草器械，取得了首戰的勝利。
苻堅在壽陽城頭望見晉軍布陣嚴整，又以為城外八公山上草木都是晉兵，始有懼色。
謝玄乘勝，與逼淝水而陣的苻融相約到淝水西岸決戰。
苻堅麾軍後退，企圖乘晉軍半渡淝水時加以邀擊。
但是秦軍内部不穩，一退不可複止，頓時潰散奔逃，自相踐踏；晉軍乘勢猛攻，獲得了巨大勝利。
秦軍潰兵在路上聽到風聲鶴唳，都以為是東晉追兵。
前秦的南侵師出不義，前秦内部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由于師出不義而加深了。
淝水之戰以前，苻融和一些氐、漢官吏，看到北方人民思念東晉，也看到前秦的鮮卑人與羌人可能乘機起事，都一再反對過南侵。
慫恿苻堅南侵最力的，是想借機促成苻堅失敗的鮮卑貴族慕容垂、羌人貴族姚苌等人。
淝水之戰中，秦軍是由臨時征集來的各族人民組成的，他們離心離德，意氣消沉，不願積極作戰；秦軍中的漢人面對晉軍，更是不願自相殘殺。
與此相反，東晉在強敵進犯之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211]，北府兵又多為流亡南來的北方人或其子孫，他們深受民族壓迫之苦，更是英勇接戰，奮不顧身。
因此在淝水戰場上苻融麾軍稍退的時候，各族士兵臨陣奔逃，而晉軍則以一當十，奮勇追擊。
被俘在長安的晉将丁穆，也乘秦軍南下的機會，與關中漢人倡議，響應晉軍，加重了苻堅後方的混亂。
這種内外交攻的形勢，不但決定了秦軍的失敗，而且更導緻了前秦統治的瓦解。
淝水之戰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
淝水之戰中東晉的勝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統治者的摧殘，使南方經濟文化免遭破壞，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 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戰争 豪強大族統治下南方農民生活的痛苦 在東晉政權的庇護下，大批從北方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在南方搶奪土地，占奪流民為部曲、佃客和奴婢；許多南方地主，也繼續擴充經濟勢力。
晉初執政的王導力圖彌合南北地主的矛盾，所以他為政務求清靜，不幹預地主的掠奪行為。
南方地主顧和還不滿足，要求王導“甯使網漏吞舟”，而不要“采聽風聲，以為察察之政”[212]。
謝安效法王導，為政“去其煩細”；他不許搜索被豪強舍藏的流民，竟認為“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213]在這些世家大族相繼統治之下，達官豪強貪污穢濁，恣意害民。
豪将盜石頭倉米達100萬斛，東晉王朝不敢追究，反而濫殺管倉小吏塞責。
郗愔以“深抱沖退”著名，但是斂财卻多達幾千萬[214]。
地方官吏貪污比京官還厲害，京官不能滿足貪欲時常常求為縣令。
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民受害之深可以想見。
東晉的徭役十分繁重，連京畿境内，徭役名目也多得驚人，庾龢為丹陽尹時，請求廢除衆役達六十餘項。
範甯上疏說：“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發，要求複除，生兒不複舉養，鳏寡不敢妻娶。
”[215]賦稅在東晉中期以後也大為增加。
太元元年（376年），東晉廢除了度田收租之制，改為不論有無土地，也不論有多少土地，每口一律稅米3斛；太元八年又激增至5斛。
從度田收租改為按口稅米，對于地主有利，而對于農民卻非常不利。
不堪賦役壓榨的農民，有些成批地向廣州以及南方腹地逃亡，有些聚結在山湖深處，逃避官府搜索。
統治者對待逃亡農民，更是極端殘酷，史載海陵（今江蘇姜堰東）逃亡民近萬戶聚在青浦的湖澤菰封中，毛璩率軍千人圍捕無效，趁大旱時四面放火，燒盡菰封，迫使亡戶出降，然後把他們編為軍隊。
南方農民在東晉政權和地主的壓迫剝削下，常常發生暴動。
由于南北民族矛盾起伏不定，分散的暴動在很長的時期内沒有彙集成大規模的農民戰争。
淝水之戰以後，北方胡族的威脅暫時解除了，東晉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立即趨于熾烈。
隆安二年（398年）鎮守京口的王恭和荊州的殷仲堪、桓玄等人，相繼起兵反對當權的司馬道子。
經過複雜的鬥争後，長江中遊地區為桓玄割據，下遊的京口和江北地區為北府将劉牢之控制，東晉朝廷的轄區，實際上隻剩下江南一隅，賦稅兵徭的沉重負擔，就全部落到江南八郡農民身上。
江南農民除了造反以外，再沒有别的出路了。
孫恩、盧循領導的農民戰争 王恭起兵後，新安太守、五鬥米道教主孫泰借讨伐王恭的名義起兵，被司馬道子誘殺了。
孫泰侄孫恩逃到海島上，繼續以五鬥米道招引流亡。
隆安三年（399年），代司馬道子執政的司馬元顯，征調江南諸郡“免奴為客”者，即從奴隸身份解放出來的佃客，稱之為“樂屬”，移置京師當兵。
征發的時候，官吏還大量侵犯不是“樂屬”的一般農民[216]。
無辜農民受到驅逐徙撥，輾轉流移，有許多都死亡在道路中。
在這種情形下，農民紛紛舉行暴動，以反抗東晉政權加于他們的不堪忍受的摧殘。
那時候，孫恩從海島帶領部衆登陸，攻下會稽郡，同正在進行戰鬥的農民合流，形成有組織的起義鬥争。
江南八郡農民廣泛響應孫恩，不到十天，起義隊伍就擴充到幾十萬人。
江南地主不願東晉奪走佃客，也乘統治階級内部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的機會參加孫恩的反晉隊伍，以圖從中取利。
孫恩自号征東将軍，轉戰于東南各郡，殺戮東晉的郡守縣令，建立起義軍的地方政權。
會稽内史王凝之是有名的道教徒，他用道教儀式進行禱告，請求“鬼兵”幫他守城。
起義群衆并未因宗教相同的原因而饒恕他，仍然在攻下會稽時把他殺了。
建康附近各縣也常有小規模的農民暴動，與孫恩大軍呼應。
東晉派謝琰率北府将劉牢之等進攻孫恩，孫恩率衆退入海島。
隆安四五年間，孫恩連續幾度攻入會稽等郡，殺東晉官吏謝琰、袁山松等人。
隆安五年，義軍十餘萬，戰船千餘艘，浮海進至丹徒（今江蘇鎮江），建康震動。
北府将劉裕反攻義軍，義軍又退回海島。
元興元年（402年），割據江、荊的桓玄利用孫恩起義的機會，攻下建康，次年自立為帝，改國号為楚。
那時孫恩再次登陸進攻臨海，不幸戰敗，投海而死。
繼孫恩而起統率義軍的盧循為劉裕所迫，浮海南走，于元興三年占領廣州。
劉裕乘義軍遠走的喘息時機，于元興三年趕走桓玄，恢複晉安帝的皇位，把東晉實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義熙五年（409年），劉裕出兵攻滅南燕，奪得了淮北河南的大片土地，進一步提高了自己在東晉統治者中的聲威。
義熙六年（410年），盧循、徐道覆在始興（今廣東曲江）等地招集漢、溪等族居民為兵，兩路北上，分别取得長沙、豫章等郡，順流而下，直抵建康。
劉裕滅南燕後迅速回軍建康，抵拒農民軍。
盧循多疑少決，贻誤戎機，使農民軍不能取勝，隻好退守尋陽。
劉裕除了在長江中遊節節進逼以外，還派軍浮海占領廣州，截堵農民軍的歸路。
盧循兵敗回師，圍攻廣州不下，轉至交州。
他在那裡雖然得到俚、僚等族的支持，但終于戰敗身死。
前後有成百萬農民參加的轉戰東南半壁曆時13年之久的農民戰争，到此終于失敗了。
孫恩、盧循起義，是東晉門閥士族也就是最高層的士族統治将近一個世紀以來階級矛盾的總爆發。
起義首先發生的會稽等郡，是南方土著門閥士族虞氏、孔氏、賀氏等家族集中之地，北方來的門閥士族王、謝等氏也都麇集在這個地方。
他們競相開辟田園，兼并農民，占奪佃客和奴隸。
起義農民沖擊了士族地主的田莊，殺戮了同他們對抗的許多士族人物，還迫使許多士族地主剝削無所得，在饑餓中“衣羅縠，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217]。
門閥士族地主經過這次打擊後，實際上喪失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不得不把權力讓給以劉裕為代表的門第較低的士族地主；而門第較低的士族地主在其統治的初期，不得不接受曆史的教訓，緩和一下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
因此，農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社會生産出現了上升的景象，南朝早期的所謂“元嘉之治”，就是這樣出現的。
孫恩、盧循出身門戶較低的士族階層[218]，他們領導的農民戰争，具有一些嚴重的弱點。
孫恩“逼人士為官屬”[219]，即把東南八郡許多聚衆響應他的大地主，一概署為重要官吏，如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被分别署為吳郡、吳興、義興太守，家累千金的吳興富豪沈穆夫，被署為餘姚令[220]。
這些人既不能堅決向東晉進攻，也不能為孫恩守土禦敵。
所以孫恩進則孤軍無援，退則群起入海，終于導緻了起義的失敗。
三 南朝的政治 宋的政治和南北戰争 劉裕敗桓玄（404年），滅南燕（410年），鎮壓農民起義（411年）以後，于義熙九年（413年）攻滅割據成都的谯縱。
然後他再次大舉北進，于義熙十三年（417年）滅掉建都長安的後秦。
這些活動，使他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
420年，劉裕廢東晉，自立為帝（宋武帝，420&mdash422年在位），建立宋朝。
宋初奪得青、兖二州，西至關中，大緻擁有黃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東晉南朝時期是最大的。
農民戰争的風暴，東晉士族挾主專橫的情形，對宋武帝來說，都是曆曆在目的教訓。
所以劉裕稱帝前後，殺了奴客縱橫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萬頃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給貧民；以後，又殺了隐匿人口的餘姚大族虞亮，以圖限制兼并。
他實行“土斷”以清理僑人戶籍，廢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振百姓，禁止豪強封锢山澤。
在宋武帝、宋文帝（424&mdash453年在位）父子相繼統治時期，史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221]。
這些話雖然帶有誇張成分，但是宋初政治比起“紀綱不立”的東晉來，确實要好。
宋文帝元嘉年間，社會生産有所發展，國勢比較強盛。
元嘉七年（430年)劉宋派到彥之率軍北進，被北魏打敗，一度使“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軍分兩路北進。
東路王玄谟軍兵精器利，是北進的主力。
王玄谟進圍滑台後，“河洛之民競出租谷，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222]。
他對于這些反魏力量不予妥善處理，反而任意割配給自己的親信部屬，引起他們的不滿。
王玄谟剛愎好殺，不以守備為務；又侵奪百姓财物，因而大失人心，終于被北魏援軍打敗。
西路龐法起、柳元景軍進入潼關，釋放被北魏驅迫作戰的漢人軍俘，支援了北方人民的反壓迫鬥争，深得各族人民擁戴。
但是東路軍既已潰敗，西路軍孤立無援，也隻得退歸襄陽。
同年冬，魏太武帝率大軍越過彭城、盱眙，到達瓜步（今江蘇六合），揚言要渡江奪取建康。
在這個危急局面下，建康附近丁壯全部參加戰鬥，沿江六七百裡嚴加戒備。
北魏後方不穩固，抄掠又無所得，人馬饑乏，所以不戰自退，轉攻盱眙。
盱眙守将沈璞、臧質率領軍民，堅決抵抗。
魏軍用鈎車、沖車攻城無效，隻好驅掠人民北歸。
江淮間經魏軍一進一出，赤地千裡，南來春燕甚至無處築巢，都在林中栖息。
江南地區經過大規模的備戰，邑裡蕭條，版籍大壞，所謂“元嘉之治”也就從此結束了。
瓜步之役以後，南北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于北魏的變化，北魏對劉宋處于攻勢地位，劉宋在江淮地區的防守力量大大削弱，不斷喪地折師。
泰始三年（467年）劉宋邊将背叛，淮北四州以及淮西之地盡失于魏。
南北之間的戰争雖然還是很多，不過随着北方各民族的逐步融合，民族鬥争的意義已開始淡薄了。
宋文帝以後，宗室諸王和将帥發動了連年不斷的内戰。
孝武帝為了制止内戰，縮削揚、荊、江三州之地，以分鎮将權勢，并把親信的寒人派作監督鎮将的“典簽”。
但是這些措施都無濟于事。
嚴重的剝削壓迫和争權奪利的内戰破壞了生産，使人民流離失所，備受苦難。
早在元嘉九年（432年），趙廣在益州發動起義，衆至十餘萬，整個西南地區為之震動。
泰始五年（469年），臨海人田流發動起義，稱東海王，殺鄞縣令，震動東方諸郡。
其餘小規模的暴動，次數還很多。
宋明帝曾重申舊制，“盜劫”者處黥刑，去腳筋遠徙，拒戰邏司者等一律處斬。
但是嚴刑峻法的鎮壓，并沒能消滅農民的鬥争，也沒有使宋代的統治延續多久。
齊的統治和壽陽、南陽入魏 宋末内戰中掌握了禁衛軍的蕭道成，在479年自立為帝（齊高帝，479&mdash482年在位），改國号為齊。
齊高帝按虞玩之的建議，設立校籍官，以宋元嘉二十七年版籍為準，進行校籍，企圖恢複瓜步之役以前的戶籍狀況。
但是版籍的破壞是政治經濟條件改變的結果，單靠校籍是無法整頓的。
而齊初的校籍又是弊端百出，貧苦人民常常被誣為戶籍詐僞，受到“卻籍”的訛詐，罰充遠戍或築城。
與此相反，富有者（主要是寒族地主）用各種手段塗改戶籍，卻又逍遙法外。
校籍的紛擾，加劇了階級矛盾。
永明三年（485年），富陽民唐寓之反對校籍起兵，在錢塘稱帝，江南“卻籍”戶前來投奔的達三萬人。
他們攻奪郡縣；逐殺守令，聲勢浩大。
齊武帝發禁兵鎮壓，他們才歸于失敗。
在農民起義的打擊和宗室内戰的破壞下，蕭齊政權非常衰頹，無力維持統治，漢水以北的南陽和淮河以南的壽陽地區被魏軍奪去。
中興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蕭衍帶兵攻入建康，第二年滅齊，自立為帝（梁武帝），建立梁朝。
梁武帝的統治和侯景之亂 梁武帝（502&mdash549年在位）目睹宋、齊兩朝宗室重臣内亂造成的危害，力圖協調統治者内部的利益，避免内戰。
他改定北來士族的百家譜，以保障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
東南士族不在百家之内，另為一部。
他下诏于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人物，實際上是為士族地主和寒族地主開辟做官的道路。
他還大量增設州、郡、縣，增加文武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地主。
朝士有犯法的，他都暗示群下“屈法申之”。
貪污聚斂的人隻要不是存心造反，他都可以盡量優容。
他提倡儒學，制禮作樂，恢複太學，建立州郡學，以圖粉飾太平。
他又大力提倡佛教，廣建佛寺，用以籠絡僧侶地主，麻醉人民。
他自己還再三舍身同泰寺，讓臣下用成億的錢到寺院贖取。
他采取這些辦法使地主階級的不同階層和不同集團都能獲得利益，因而緩和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減少了内戰。
但是在另一方面，梁武帝對待百姓卻非常暴虐，百姓受不了剝削壓迫，大量逃亡，他又制定法律：“一人亡逃，舉家質作。
”[223]在他的統治下，百姓處境更為惡化，暴動沒有間斷。
何之元說：梁武帝時“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群行&hellip&hellip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門。
眚災亟降，囹圄随滿”[224]。
這就是何之元目睹的梁代民間生活的實際情形。
天監四年（505年），梁軍攻魏，由于梁軍主帥蕭宏棄軍逃歸，魏軍在天監五年、六年乘勢圍攻锺離，守将昌義之、韋叡力戰，才轉敗為勝。
北魏六鎮起義發生後，魏揚州刺史李憲于普通七年（526年）降梁，梁軍收複壽陽等城。
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派陳慶之護送降梁的魏北海王元颢入洛争帝，但陳慶之軍不久就敗退回來了。
太清元年（547年），東魏大将侯景願以所據河南之地降梁，不久即進據梁的壽陽。
第二年，侯景勾結戍守長江的蕭正德，渡江進攻建康。
梁援軍各路主帥多是梁武帝的子孫，他們觊觎皇位，互相猜疑牽制，無心接戰。
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繁華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餓死。
接着，侯景領軍橫行三吳，北折廣陵，沿長江西進江陵，在那裡被蕭繹擊敗，退返建康，自立為帝。
侯景所至之處屠城洗劫，殘虐無比，他的野蠻行徑，引起南方人民咬牙痛恨，到處起兵反抗。
大寶二年（551年）蕭繹派王僧辯和陳霸先率軍東下。
侯景戰敗後由海道北逃，被部屬殺死。
不久以後，蕭繹就在江陵自立為帝，史稱梁元帝。
西魏和北齊趁侯景之亂，分别向南略地，西魏取得益州，北齊取得淮南。
梁雍州刺史蕭詧投靠西魏，承聖三年（554年），西魏乘機派于謹、楊忠等率軍攻下江陵，殺死梁元帝，立蕭詧為傀儡皇帝，史稱後梁。
西魏軍長駐江陵，監視蕭詧，還把江陵财物搶奪一空，把江陵官吏和百姓幾萬人掠歸為奴隸。
陳代南方内地豪強的割據和隋滅陳 557年，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梁自立為帝（陳武帝，557&mdash559年在位），建立陳朝。
陳霸先稱帝後，得不到各地武将的擁護；南方内地許多寒族豪強，也多乘侯景之亂，自署為州郡牧守，不奉陳朝法度。
所以陳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既無力制止内戰，又無力抵抗北朝的進攻。
陳朝一度收複過江北之地，但是不久以後又放棄了。
陳的經濟也是凋敝不堪。
陳宣帝屢下诏安置淮南流民，鼓勵隐戶歸籍，但是均無實效。
他命令罷任武将率所部到姑孰種田，“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辟，亦停租稅”；以後又令所有占田墾辟的人，所占公私荒田“廣袤勿得度量，征稅悉皆停免”[225]。
這些辦法促進了寒人地主經濟的發展，而江南農業生産始終還是沒有恢複到侯景之亂以前的水平。
隋代北周，于開皇九年（589年）進攻建康，俘陳後主，陳亡，南北統一。
士族與寒人勢力的消長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銳的東晉時期，門閥士族中曾出現過王導與謝安、祖逖與桓溫這樣一些人物，他們的某些活動體現了漢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
但是民族矛盾一旦緩和，苟安局面一經穩定，士族奮勵的意氣也就消失殆盡。
他們習于逸樂，沉湎酒色，“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226]，連實現統治的能力也喪失了。
以善玄言著名的司馬昱（即後來的簡文帝），連稻也不認識，問别人“是何草”[227]。
蓬頭散帶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沖的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
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228]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軀體脆弱，由他們組成的統治集團，經過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後，被迫把統治權力拱手讓給了以劉裕為代表的較低層次的士族地主。
南朝時期，實際上喪失了統治權的門閥士族，還力圖憑借父祖餘蔭，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盡可能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經濟勢力保存下來。
他們除了仍舊尊官厚祿，威福自行以外，還通過婚姻和仕宦兩途，把自己同其他的人嚴格區别開來，宣揚“士庶之際，實自天隔”[229]。
他們越是感到沒落和危殆，越要用自矜婚宦來挽救自己。
南朝門閥士族以門第淩辱他人的事例特别多，實際上是門閥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現。
門閥士族把婚姻關系嚴格限制在門閥士族的範圍以内，并且極力排除非士族混入士流的可能性。
門閥士族如果不嚴守這種限制，便被士族社會目為婚姻失類，受到排抑和诋斥。
齊代王源嫁女給富陽滿璋之之子，禦史中丞沈約上章彈劾說：“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230]，因此請求對王源免官禁锢。
除了士庶之隔以外，門閥士族之間也還有門第高下的差别。
王、謝、袁、蕭是最高的士族，王、謝更是士族的冠冕。
門閥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脈，由于曆史的或其他的原因，有時還有高下之别。
江南士族以朱、張、顧、陸為高，但一般說來，他們的社會地位又低于北來士族，所以當侯景請求與王、謝為婚時，梁武帝答稱：“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
”[231] 門閥士族雖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現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但是他們的婚姻關系實際上已很紊亂。
沈約在彈劾王源之時，就說到宋代以來“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淪雜，罔論厮庶”[232]。
門閥士族向大權在握的較低層次的士族攀緣姻娅，同樣是他們保全自己的一種重要手段。
門閥士族以官位自固的辦法，是獨占清流美職，把清濁兩途嚴格區分開來。
清流美職，主要是那些職閑廪重，可以無所用心的職位。
宰輔中的文職，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務，自然是他們首先獨占的對象。
其餘官職清濁雖然大緻有定，但是也可依居其位者的身份高下而發生變化。
南朝官吏從濁職轉為清職，勝過品秩的升遷，反之則甚于降黜。
為了适應門閥士族出仕的需要，秘書郎、著作佐郎等職，雖然品秩俱低，但是卻被門閥士族嚴格獨占，作為入仕階梯，入署不到百日便得升遷。
但是南朝門閥士族不能勝任武職，因此他們的地位就得不到如同東晉門閥士族那種武力保護，事實上不得不聽命于掌權的較低層次的士族。
齊梁以來，門閥士族仍緻力于士族譜的撰叙編次，企圖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記錄作為自己應享特權的憑證。
僞造譜牒，篡改戶籍，冒充士族的事，常有出現。
門閥士族為了極力裝飾所謂“禮法門風”，還把禮學發展到極其煩瑣的地步。
但是這也不能挽救他們衰頹的命運。
齊明帝說：“學士（按指沈約、王融等士族名士）輩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
”[233]實際上門閥士族子弟終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234]，連有志讀書的人也很稀少。
侯景之亂時，他們“骨脆膚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其死倉猝者往往而然”[235]。
從此以後，作為南方一種社會政治勢力的門閥士族，就更為衰落了。
宋、齊、梁朝政治，是以皇族為代表的、社會層次本來較低的士族掌握統治權力，日益衰落的門閥士族居高位而無所作為。
在士族的這兩個層次以外，從劉宋後期開始，不預于士族的寒人，其權勢越來越大，成為皇權的得力工具。
南朝所謂士庶之庶，就是這種寒人。
他們之中有的緻位将帥，任專方面；有的作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諸王鎮将的典簽，實際上掌握州郡和軍府的權柄。
在中央政權中，寒人充當中書省的通事舍人，參預機密，出納王命，權勢更為顯赫。
例如宋代的戴法興當權，民間戲稱他為“真天子”；齊代的劉系宗勢傾天下，齊武帝說經國有劉系宗足矣；梁代的朱異居權要三十餘年，舉凡“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诏诰敕書，并兼掌之”[236]，權勢最盛。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江南人。
在士族勢力更為衰落的梁陳之際，一些“郡邑岩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237]，紛紛割據州郡，這表明南方内地寒人地主的勢力更進一步發展起來了。
史載熊昙朗據豫章，周迪據臨川，留異據東陽，陳寶應據晉安，其餘寒人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閩、贛、粵、湘、川等省境。
陳時南方州郡刺守多為本地地主，他們不但不受陳朝的制約，而且還力圖擴大各自的統治範圍，經常進行火并。
寒人地主的統治，不論在中央或州郡，仍舊是貪詐勒索，與士族并無二緻，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農民暴動，主要也就是打擊他們。
但是他們的興起，說明南方封建經濟的發展已不限于三吳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這在南方開發的曆史上，又是不容忽視的。
四 南方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 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困苦 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的農業生産有了很大的提高。
北方農民不斷渡江南來，補充了南方不足的勞動力，也帶來了比較進步的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
西晉末年南來的郭文，隐居吳興大滌山中，區種菽麥為生。
這樣的區種法，就是南傳的一種農業技術。
南北農民的結合，北方的生産工具和技術同南方水田種植經驗的結合，是南方農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錯，水利灌溉自來比較方便。
東晉南朝時期水利事業又有發展。
壽春的芍陂，會稽的鏡湖，都曾修複使用。
曲阿、烏程、句章、樂安以及其他地區，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農田灌溉。
浙江海塘的修築，保護了沿海地區農業生産免受海潮的破壞，作用也很顯著。
南方湖泊很多，決湖洩水，就可以開辟良田。
三吳是南方糧食的主要産區，史載南方“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238]，主要就是指三吳地區而言。
隋滅南朝以後，把縱貫南北延伸到餘杭的大運河連接起來，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搜刮江南的糧食和其他财富。
在三吳以外的揚州各地，在荊州和益州，土地墾辟也有顯著的增加，農桑事業大有發展。
南朝時期，南方各地經濟的發展還是很不平衡，許多地區還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階段。
梁元帝在《玄覽賦》中說到“家給火耕之田”[239]，陳霸先被斥為“火耕水耨之夫”[240]，歐陽在湘、廣地區“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241]。
這些資料，分别反映出荊州、揚州、廣州境内的某些地方農業生産仍然是粗放的。
南方水稻耕作的特點，南方人口和鐵制農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孫恩起義以後的一個時期，随着南方農業的發展，南方農民的處境多少改善了一些。
但是過了不久，地主和國家對他們的壓迫剝削，又不斷加重起來。
宋代以來，農民“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并半之”[242]。
宋孝武帝時，又把調布增為4匹，即16丈。
除了租調以外，還有更為繁苛的各種雜稅。
南朝允許以雜物折租，這可能是任土作賦的便民辦法。
但是實際行用時，官吏在錢币、布帛、糧米以及其他實物之間任意折換，造成了農民更大的痛苦。
征調之時計資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機會，桑長一尺，田進一畝，都計在資産之内，甚至連屋上加瓦也要計稅。
在這種情形下，農民不敢種樹墾荒，不敢泥補房舍，發展生産的興趣自然更談不到了。
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稅額轉嫁貧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