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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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入西域時，莎車王康保護着受匈奴攻擊的原西域都護吏士及其眷屬千餘人，并率領近傍諸國軍隊抵抗匈奴的侵犯。
建武五年（公元29年），莎車王康“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231]，河西大将軍窦融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遣使到漢，請派都護，光武帝沒有力量，隻好拒絕。
此後匈奴遇到連年旱蝗，勢力衰竭，莎車則逐漸驕橫，攻掠近傍小國。
在這種情勢下，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18國，于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遣王子入侍，再請漢派都護，光武帝仍然沒有答應。
莎車王賢見都護不出，于是攻破鄯善，殺龜茲王，兼并南道許多小國，重征貢賦。
鄯善王警告東漢朝廷：如果再不置都護，隻有臣服于匈奴。
光武帝回答說：“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232]這樣，車師、鄯善、龜茲先後投降匈奴。
此後，于阗攻滅莎車，勢力增強，稱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了。
明帝時，東漢開始發動了進擊匈奴的戰争。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占領伊吾盧，設置宜禾都尉，進行屯田。
伊吾盧是西域東部門戶，“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所以是東漢與匈奴争奪西域的關鍵。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東漢恢複了西域都護，以陳睦充任，并以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分駐車師後王部和前王部。
窦固占領伊吾後，派假司馬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國，争取他們斷絕和匈奴的關系，同東漢一起抗拒匈奴。
那時西域各國的一部分貴族，希望擺脫匈奴的野蠻統治，終止各國之間的糾紛，所以願意幫助班超。
也有一部分貴族受匈奴挾持，憑借匈奴勢力，與班超為敵。
班超就是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下進入南道諸國的。
班超先到鄯善。
他夜率吏士燒匈奴使者營幕，殺匈奴使者，控制鄯善。
接着班超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殺匈奴使者，歸服漢朝。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的疏勒。
當時疏勒役屬于匈奴，班超遣人間道馳入疏勒，廢黜匈奴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親漢的疏勒貴族為王。
當班超在西域南道獲得進展的時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龜茲等國，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發兵攻擊東漢都護，都護陳睦被殺。
匈奴圍困己校尉兵，殺校尉關寵；車師也發兵助匈奴，攻戊校尉耿恭。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耿秉率東漢援軍敗車師，擊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殘存的吏士二十餘人。
東漢無力固守車師，于是撤銷都護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國。
建初二年，東漢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門戶重又被匈奴掌握。
南道諸國怕班超撤退後匈奴卷土重來，進行報複，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阗挽留班超最為懇切。
在這種情況下，班超決心留駐西域。
班超壓服了疏勒一部分親匈奴的勢力，擊平了姑墨，并且用東漢前後兩次援兵千餘人以及于阗等國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屬國莎車投降，又擊敗了龜茲援助莎車的軍隊，西域南道從此暢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mdash91年），東漢窦憲率軍連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遠徙，西域的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漢的變化。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發兵七萬，逾蔥嶺入侵，企圖建立對西域的統治。
班超發西域各國兵，逼退了這次侵略。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龜茲等國降于班超，漢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并複置戊、己校尉。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焉耆等國歸漢，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五十餘國全部内屬，班超以此受封為定遠侯。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達到條支國（今波斯灣北頭），臨海欲渡，為安息人所阻而還。
這是中國使節遠至波斯灣的最早記載。
班超在西域奮鬥了30年，他運用各種方法，幫助西域人解除了匈奴貴族的束縛，使西域重新與内地聯為一體，這在客觀上是有利于西域各族和漢族人民的。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九月病卒。
班超東歸以後，繼任的都護任尚失和于西域諸國，受到諸國的攻擊。
接着隴西羌人與東漢發生戰争，隴道斷絕。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東漢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護及屯田卒東歸。
西域交通中斷後，殘留于天山與阿爾泰山間的北匈奴，又乘機占領伊吾盧，寇掠河西，殺害出屯伊吾盧的敦煌長史索班。
東漢朝廷經過激烈辯論後，于延光二年（123年）決定，派班勇為西域長史，出屯柳中。
班勇進駐西域後，陸續逐退了殘餘的匈奴勢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邊塞。
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長，深悉西域道裡、風土和政治情況。
他編著的《西域記》一書，是範晔撰《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根據。
桓帝以後，東漢無力控制西域，西域内部情況也混亂起來。
但是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作為涼州刺史的屬官，一直存在到靈帝末年。
建安時涼州大亂，東漢與西域的交通斷絕。
近幾十年來，有不少關于東漢時期西域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出土。
在羅布泊附近的古鄯善國、尼雅河流域的古精絕國以及沿絲綢之路的其他各處遺址中，陸續發現許多東漢的精美絲織物、刺繡服物、銅鏡、錢币。
尼雅河流域還發現冶鐵遺址、鐵工具以及麥粒、青稞等農作物遺存。
這許許多多的遺物，表明東漢時期中原與西域的經濟聯系相當密切，也表明西域地區物質生活大有進步。
西域是中亞、南亞商人荟萃的地方，這一帶出土的簡牍中，有月氏人的名籍，有古窣利文、怯盧文、婆羅謎文的文書。
塔裡木盆地曾出土大量的壓有漢文和怯盧文的錢币，年代約當東漢晚期。
西域商人以及中亞、南亞商人沿着西域大道，向内地運來毛皮、毛織物、香料、珠玑和其他奢侈品，交換内地盛産的絲織物和銅鐵器物。
烏桓 鮮卑 東北各族 東漢初年，烏桓常與匈奴聯結，“朝發穹廬，暮至城郭”[233]，騷擾北方沿邊各郡。
光武帝以币、帛招服烏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封烏桓渠帥81人為侯王君長，讓他們率領部衆人居塞内，為東漢偵察匈奴、鮮卑的動靜。
東漢在上谷甯城（今河北宣化附近）複置護烏桓校尉，兼領鮮卑，并管理與烏桓、鮮卑互市事務。
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烏桓，為各郡烏桓元帥，寇掠今河北、山東一帶。
稍後，烏桓王蹋頓強盛，河北地區的吏民為避豪強混戰之禍，投奔烏桓的達十餘萬戶。
東漢初年，鮮卑人常與烏桓、匈奴一起騷擾邊郡。
光武帝末年，許多鮮卑大人陸續率部歸附東漢，東漢封他們為王侯，“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234]。
東漢擊走北匈奴後，鮮卑逐步向西發展，殘留的北匈奴人十多萬落，也自号鮮卑，與鮮卑人逐漸融合。
從此以後，鮮卑趨于強盛。
2世紀中葉，鮮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統一鮮卑諸部，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上（今山西陽高北）。
檀石槐“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他把領地分為東、中、西三部，右北平（今冀東一帶）以東為東部；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懷來）為中部；再西至敦煌、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總屬于檀石槐。
鮮卑“兵利馬疾，過于匈奴”，連年寇擾幽、并、涼三州邊郡。
光和年間（178&mdash183年），檀石槐死，鮮卑分裂，力量漸衰。
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農業為主要生活的扶餘人。
扶餘有宮室、城栅和監獄、刑罰，蓄養奴隸，盛行人殉。
扶餘東北今烏蘇裡江流域有挹婁人，受扶餘貴族控制。
挹婁人穴居于山林間，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好養豕，階級分化不明顯。
扶餘東南鴨綠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能歌善舞的高句麗人，是扶餘人向南發展的一支。
據傳說：朱蒙在忽本立高句麗國，後人遷都國内城，又遷丸都城（均在今吉林集安）。
漢武帝時，以高句麗為縣，屬玄菟郡。
高句麗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産，其社會中已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分化。
羌 東漢王朝同羌人的戰争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等郡，與漢人雜處。
他們“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235]，常常起而反抗。
東漢王朝屢次派兵鎮壓羌人的反抗，并把一部分羌人遷徙于隴西、漢陽等郡及三輔地帶。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東漢撤回西域都護和西域田卒，并征發金城、隴西等郡羌人，前往掩護。
羌人害怕遠戍不還，行抵酒泉時紛紛逃散。
東漢郡縣發兵邀截，并搗毀沿途羌人廬落，羌人多驚走出塞，相聚反抗。
他們久居郡縣，沒有武器，隻是用竹木當戈矛，用木闆當盾，屢次打敗了東漢軍隊。
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時俱起，東攻趙、魏，南入益州，進擊關中，截斷隴道。
各地的漢軍和地主大修塢壁，企圖節節阻拒，但羌人仍然所向無敵。
永初五年（111年），一部分羌人進至河東、河内，迫近洛陽。
東漢沿邊諸郡紛紛把治所内徙，同時還割禾拆屋，強徙居民。
被迫遷徙的人流離失所，随道死亡，有許多人同羌人合作，武裝抗拒東漢的官吏。
漢陽人杜琦、杜季貢、王信等聯合羌人，起兵反對東漢統治，成為羌人隊伍的首領。
羌人的反抗鬥争支持了12年，才被東漢統治者壓服下去。
在這次戰争中，東漢所耗戰費達240多億錢，東漢王朝經過這次大震動，根基動搖，内地的農民暴動也此起彼伏地相繼爆發了。
順帝永和元年（136年）以後，涼州、并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争。
這次戰争延綿十年之久，東漢所耗軍費又是80餘億錢。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以後，各地羌人又相繼對東漢進行了反抗鬥争。
東漢王朝用隴右、河西大姓皇甫規、張奂、段颍等人領兵作戰。
皇甫規、張奂主張“招撫”羌人，并且懲治羌人所怨恨的貪虐官吏，羌人先後歸服的達20餘萬人。
段颍殘暴異常，羌人被他殘殺的達數萬人。
在羌人的反抗鬥争中，羌人貴族分子和東漢軍隊同樣燒殺搶掠，他們不但摧殘了羌人，同時也使邊郡漢人死徙流亡，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桓帝初年的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236]由此可見，在長期的戰争中，内地的男丁征發已盡，經濟受到很大的破壞。
從此以後、農民暴動更為激烈，東漢王朝也日益走向崩潰。
南方各蠻族 在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山嶺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為圖騰的盤瓠蠻，又稱武陵蠻，五溪蠻。
他們很早以來就從事農耕，但是還沒有“關梁符傳租稅之賦”[237]。
西漢向蠻人征收“布”，大口每歲一匹，小口二丈。
東漢初年，武陵蠻強盛起來，攻擊郡縣。
東漢在那裡增置官吏，加強對蠻人的統治，因此蠻人反對東漢的鬥争延綿不斷，屢伏屢起。
在今鄂西、川東地區，居住着以虎為圖騰的廪君蠻，又稱巴蠻或巴郡南郡蠻。
戰國末年秦惠王并巴中後，以廪君蠻的巴氏為蠻夷君長，巴氏歲出少量賦錢，并且世以秦女為妻。
廪君民戶，則歲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
東漢時，廪君各部常常起兵，反抗東漢，東漢軍隊屢次強徙廪君部民，置于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界中，因此廪君蠻得以逐步向東發展。
四川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帶，住有愛好歌舞的闆楯蠻。
相傳闆楯蠻應募射殺白虎，秦昭襄王與他們約定“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他們因此以射虎為事。
楚漢之際，闆楯蠻曾助漢高祖攻下關中，所以蠻中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渠帥得以免除租賦，一般蠻戶則每人歲納“錢”40。
西漢初年，闆楣蠻的巴渝舞，已成為漢朝廟堂的一種歌舞。
東漢時期，闆楣蠻經常被征發作戰，屢著戰功。
但東漢王朝對待闆楣人卻是“仆役箠楚，過于奴虜”，闆楣人“愁苦賦役，困罹酷刑”，以至常常邑落相聚，反抗東漢統治。
直到中平五年（188年），他們還響應了巴郡黃巾的起義鬥争。
在川西、川東、鄂西北和湘西等地，相繼發現過許多獨木舟葬具&mdash&mdash船棺葬。
戰國時期的船棺葬，本地文化特點表現較多；秦漢之際的，則顯著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
從出土地域、出土銅器上的花紋等特點看來，船棺葬大概就是廪君蠻和闆楯蠻祖先的墓葬。
廪君蠻和闆楣蠻同為巴人的裔族，文化類型相同。
秦漢船棺葬中中原文化影響的顯著和以後船棺葬的消失，說明廪君蠻和闆楣蠻從西漢時起，正經曆着與漢人融合的曆史過程。
西南各族 東漢時期，西南地區除了夜郎、滇、雋、昆明、徙、邛都、筰都、冉等族以外，還有哀牢及其他許多部落或民族，在那裡開山辟土，放牧種谷。
哀牢人住在今雲南瀾滄江以東的哀牢山中，以龍為圖騰，主要經營五谷蠶桑，生産精美的絲織物和麻織物。
哀牢地區富有銅鐵鉛錫金銀等礦藏，還出産各種珠寶和奇禽異獸。
光武帝時期，一部分哀牢人和東漢聯系，歸附東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的達五萬餘戶，五十五萬餘口，東漢在瀾滄江以西置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
從那時起，東漢通過哀牢地區，同滇西和緬甸境内的撣族，有了直接往來，發生了經濟文化聯系。
東漢時期，西南邊徼以外的部落和民族，遣使貢獻方物和請求内屬的還有很多。
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mdash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部相率内附，人數很多，白狼王還作詩三章，紀念這一重大的曆史事件，稱作《白狼歌》。
《白狼歌》詞的漢字聲讀和意譯，都保存在《後漢書·西南夷傳》和注中，是研究西南民族曆史和語言的寶貴資料。
四 東漢後期的社會矛盾和農民戰争 東漢後期的社會矛盾 和帝、安帝以後，東漢統治集團趨于腐朽，豪強勢力日益擴張，輪流當政的宦官外戚競相壓榨農民，農民處境日益惡劣。
從這時起直到東漢末年，水旱蟲蝗風雹連年不斷地襲擊農村，地震有時也成為一種嚴重災害，牛疫更是特别流行。
沉重的賦役和疠疫、饑馑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經濟，逼使農民到處流亡。
東漢王朝屢頒诏令，用賜爵的辦法鼓勵流民向郡縣著籍，但這不過是畫餅充饑，對流民毫無作用。
流民數量越來越多，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竟達數十萬戶。
地方官吏為了邀賞，常常隐瞞災情，虛報戶口和墾田數字，這又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異鄉。
靈帝時，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敗達于極點。
靈帝開西邸公開賣官，二千石官2000萬錢，四百石官400萬錢，縣令長按縣土豐瘠各有定價，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加倍繳納。
公卿等官千萬錢、500萬錢不等。
在豺狼當道的情形下，天災有加無已，流民颠沛流離，正常的社會秩序幾乎完全破壞了。
流亡的農民走投無路，到處暴動。
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就有張伯路領導流民幾千人，活動于沿海九郡。
順帝陽嘉元年（132年），章和領導流民在揚州六郡暴動，縱橫四十九縣。
漢安元年（142年），廣陵人張嬰領導流民，在徐、揚一帶舉行暴動，時起時伏，前後達十餘年之久。
桓帝、靈帝時，從幽燕到嶺南，從涼州到東海，到處都有流民暴動發生。
流民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幾百人、幾千人擴展到幾萬人、十幾萬人。
一些舉行暴動的流民隊伍，還與羌人、蠻人反對東漢王朝的鬥争相呼應。
從安帝到靈帝的八十餘年中，見于記載的農民暴動，大小合計将近百次，至于各處的所謂“春饑草竊之寇”、“窮厄寒凍之寇”[238]，更是不可勝數。
那時，農民中流傳着一首豪邁的歌謠：“小民發如韭，翦複生；頭如雞，割複鳴。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239]這首歌謠，生動地表現了東漢農民前赴後繼地進行鬥争的氣概。
東漢時期，暴動農民首領或稱将軍、皇帝，或稱“黃帝”、“黑帝”、“真人”。
前者表示他們進行反抗鬥争時，無須假托當權集團人物來發号施令；後者表示他們懂得利用宗教組織農民，以與東漢王朝抗衡。
分散的農民暴動，雖然在東漢軍隊和豪強武裝的鎮壓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但是繼起的暴動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終于形成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
黃巾軍 靈帝時，道教的一支&mdash&mdash太平道，在流民中廣泛地傳布開來。
巨鹿人張角是太平道的首領。
張角稱“大賢良師”，為徒衆符咒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傳道，得到農民的信任，“天下襁負歸之”[240]。
張角還和洛陽的一部分宦官聯系，利用他們作為内應，據說張角自己還曾“窺人京師，觇視朝政”[241]。
張角的活動，引起了東漢統治集團的注目。
東漢王朝屢下“赦令”，企圖以此瓦解流民群。
但是流民群在張角的領導下，仍然日益壯大。
東漢王朝的陰謀失敗，又準備令州郡用武力大肆“捕讨”。
司徒楊賜深恐單純的鎮壓會加速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因此主張“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242]。
稍後，侍禦史劉陶等人建言，要求漢朝下诏“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243]。
東漢統治者所有這些對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張角的道徒，發展到幾十萬，遍布在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
張角部署道徒為36方[244]，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領，由他統一指揮；并傳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245]，向人民宣告東漢崩潰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
太平道徒廣為散布“黃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處府署門上用白土塗寫“甲子”字樣。
經過這些醞釀和部署以後，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在城鄉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年，甲子年）初，大方馬元義調發荊、揚等地徒衆數萬人向邺城集中，又與洛陽的道徒相約，在三月初五日同時舉行暴動。
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暴動計劃洩露，東漢王朝捕殺馬元義，誅殺洛陽“宮省直衛”和百姓千餘人，并令冀州逐捕張角。
張角得知計劃洩露，立即通知36方提前起事。
中平元年二月，以黃巾為标志的農民軍，在7州28郡同時俱起，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組織、準備比較嚴密的農民起義，就這樣爆發了。
勢力強大的黃巾軍，有如下幾個部分：波才領導的颍川黃巾；張曼成、趙弘、韓忠、孫夏等人相繼領導的南陽黃巾；彭脫等人領導的汝南、陳國黃巾；蔔已領導的東郡黃巾；張角、張寶、張梁兄弟領導的巨鹿黃巾；戴風等人領導的揚州黃巾；今北京地區的廣陽黃巾，等等。
黃巾人衆極多，聲勢浩大，被稱為“蟻賊”。
南陽黃巾殺太守褚貢，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
巨鹿附近的農民也俘虜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響應黃巾。
黃巾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同年七月，漢中爆發了五鬥米道首領巴郡人張修領導的農民暴動，被稱為“米賊”。
此外，湟中義從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隴西、金城諸郡起兵，反對東漢統治。
黃巾軍一開始就威脅着東漢的都城，東漢王朝首先力圖加強洛陽的防守力量。
外戚何進受命為大将軍，将兵屯守洛陽都亭，部署守備。
洛陽附近增設了八關都尉。
為了統一統治集團内部的力量，防止一部分士大夫與黃巾合謀，東漢王朝宣布赦免黨人，解除禁锢。
東漢統治者還诏敕州郡修理守備，簡練器械，并“遠征三邊殊俗之兵”[246]，對各部黃巾先後發動進攻。
皇甫嵩、朱俊率軍四萬，進攻颍川波才的黃巾。
波才打敗了朱俊軍，并在長社把皇甫嵩軍圍住，皇甫嵩全軍恐慌。
波才缺乏經驗，依草結營，在漢軍火攻下受到挫折，又被皇甫嵩、朱俊軍與曹操的援軍追擊于陽翟，陷于失敗。
漢軍接着向東進攻，擊敗了汝南、陳國黃巾。
皇甫嵩又北上東郡，東郡黃巾領袖蔔已被俘。
南陽黃巾領袖張曼成戰死後，趙弘率十餘萬衆繼起，據守宛城。
朱俊軍轉擊南陽，圍宛城三月不下，戰鬥非常激烈，趙弘、韓忠相繼戰死。
十一月宛城陷落，這支黃巾軍也失敗了。
巨鹿黃巾領袖張角稱天公将軍，弟張寶、張梁分别稱地公将軍、人公将軍，号召力很大，是黃巾的主力。
東漢先後以涿郡大姓盧植和率領羌胡軍隊的董卓進擊張角。
張角堅守廣宗（今河北威縣）。
八月，東漢以皇甫嵩代董卓進攻巨鹿黃巾。
那時張角病死，部衆由張梁統率，“梁衆精勇，嵩不能尅”。
十月，漢軍偷襲張梁軍營，張梁陣亡；又攻張寶于下曲陽（今河北晉州），張寶敗死。
東漢統治者對起義農民展開了血腥的報複，他們對張角剖棺戮屍，又大量屠殺農民，在下曲陽積屍封土，築為京觀。
黃巾起義發生以後，黃河以北農民紛紛保據山谷，自立名号，反對東漢統治。
他們是博陵張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飛燕（張燕）以及黃龍、左校、郭大賢、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張燕聯絡太行山東西各郡農民軍，衆至百萬，号黑山軍，勢力最為強大。
中平五年（188年），各地農民又相繼以黃巾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區，江南地區也屢見黃巾軍活動。
黃巾起義發生在地方割據傾向迅速發展的時代，豪強地主擁有強大的武裝，這種地主武裝同官軍聯合，處處阻截和鎮壓農民軍，迫使農民軍不能大規模集中力量發動進攻。
所以黃巾軍雖然堅守過一些據點，但是終于不能摧毀敵方的主力軍。
起義高潮過去以後，黃巾餘部和黑山軍各部更是缺乏攻擊力量，隻能各守一方，待機而動，以至于在四面八方的敵軍夾攻中相繼失敗。
這場農民戰争瓦解了東漢王朝。
極端黑暗腐敗的宦官、外戚集團，失去東漢王朝的憑借，經過短暫的反複，不久以後陸續從曆史上消失了。
第四節 秦漢時期的文化 一 學術思想和宗教 從提倡黃老到獨尊儒術 秦始皇統一六國，接着又統一文字，這使文化學術的發展獲得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頒令焚書，禁絕私學，文化學術又受到嚴重的摧殘。
以後，項羽入鹹陽，焚秦宮室，博士官典藏的圖書也蕩然無存。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70員，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為博士。
博士掌通古今，備顧問，議禮議政，并教授弟子。
焚書坑儒事件發生後，博士、諸生受到打擊，官府之學衰微。
有些博士後來投奔陳勝，參加了反秦活動。
西漢初年，漢高祖繼續實行秦代挾書之律[247]，蔑視儒學和儒生。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術源流幾乎完全斷絕，“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蔔，未有它書”[248]。
博士制度在漢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孫通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韓嬰、公孫臣等人為博士，但是這些博士人數不多，不過具官待問而已，不受當世的重視，在傳授文化方面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占據支配地位。
道家“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49]，所以它适應農民戰争後的政治形勢，适合恢複生産、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
道家雖有可考的傳授源流[250]，但是“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251]，學術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時損益，使之切合當時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惠帝初年，膠西蓋公好黃老言，應齊丞相曹參之聘，仕于齊國，為當時黃老之宗。
蓋公對曹參“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252]，就是直接陳述了漢初統治者迫切需要的“安集百姓”的辦法。
所以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言當作“君人南面之術”[253]加以利用，而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于稱說黃老之言。
西漢初年代表黃老政治思想的著作，是陸賈的《新語》。
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讨了“以寡服衆，以弱制強”的統治方法，認為“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
他說：虞舜之治天下，“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254]，因此治天下必須無為。
但是陸賈兼有儒家及其他諸家思想[255]，他之強調無為，是為了使西漢的專制統治由弱轉強，使統治者得以“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同一治而明一統”[256]，也就是說，有所不為是為了有所為，這是與老子“絕聖棄智”、“剖鬥折衡”，追求小國寡民理想大不相同的。
系統地闡明道家思想的著作《淮南鴻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集賓客寫成的。
《淮南子》問世時，黃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漢初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統治者的無為而治，使農民生活比較安定，社會生産較易恢複，也使統治秩序漸形鞏固。
但是到了文景時期，無為而治又産生了新的問題：王國勢力淩駕朝廷，商人豪強日甚一日地兼并農民，匈奴對漢無止盡地慢侮侵掠。
因此，無為而治已不再适應經濟、政治的需要了。
賈誼提出了變無為為有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裡說：“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257] 文景時期，政治思想上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的趨勢。
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258]。
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餘篇，文帝曾使晁錯從他受業。
博士之數，恢複到了秦時的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
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就有齊、魯、韓三家，内容各異；《春秋》博士也有胡母生、董仲舒二家。
這種情形，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259]。
同年，武帝采納丞相衛绾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260]的賢良。
衛绾沒有直接指斥黃老之言，但是好黃老的窦太後（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對，借故把鼓吹儒學的禦史大夫趙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獄。
儒家勢力雖然暫時受到打擊，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儒家經學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齊備。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後死，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相。
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學之外，并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
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2000年間的正統思想。
這種情況對于學術文化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當時條件下，有利于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義”學說之外，吸取了陰陽家神化君權的學說，極力鼓吹封禅和改制。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舉行封禅大典。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頒令改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261]，并采用以正月為歲首的太初曆，代替沿用了百餘年的以十月為歲首的秦曆。
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圖用刑法來加強統治。
所以漢武帝一方面“外施仁義”[262]，一方面又條定刑法，重用酷吏；漢宣帝更宣稱漢家制度“霸王道雜之”，并且“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263]。
董仲舒的思想 儒家的獨尊，不但由董仲舒首倡其議，而且新儒學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
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境）人，習《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
武帝時，他上《天人三策》，系統地闡明了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
董仲舒認為人君受命于天，進行統治，所以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64]。
如果人君無道，天即降災異來譴告和威懾。
如果人君在災異之前不知改悔，就會出現“傷敗”。
因此人君必須“強勉行道”[265]。
這就是他的“天人感應”學說。
他認為《春秋》一書著錄了長時期的天象資料，集中了天人相與之際的許多解釋，所以後世言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
董仲舒主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這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
同時他又認為朝代改換，也有舉偏補弊的問題。
他說：“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他認為秦朝是亂世，像“朽木糞牆”一樣，無可修治，繼起的漢朝必須改弦更張，才能“善治”，這叫做“更化”。
更化不但應表現為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而且還應表現為去秦弊政。
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專殺奴婢等要求的理論根據。
不過在他看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266]，所以改制并不影響“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
董仲舒據《公羊春秋》立說，主張大一統。
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他的所謂“大一統”，就是損抑諸侯，一統乎天子，并使四海“來臣”。
但是如果“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無以持一統。
因此他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于人君應當如何實行統治的問題，他主張效法天道。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所以人君的統治必須陰陽相兼，德刑并用。
天道以陽為主，以陰佐陽，因此人君的統治也應當以德為主，以刑輔德。
他的所謂德，主要是指仁義禮樂，人倫綱常。
他以君臣、夫妻、父子為“王道之三綱”，并認為三綱“可求于天”[267]，與天地、陰陽、冬夏相當，不能改變。
他主張設學校以廣教化，因為這是鞏固統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學說，基本上是借用陰陽家的思想重新解釋儒家經典。
這種新的儒家學說，适應文景以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有其積極作用。
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張，有助于防止暴政，緩和對人民的剝削壓迫。
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維護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皇權，并力圖把政權和族權、神權、夫權緊密結合起來。
由于這種原因，董仲舒的學說在以後曾長期地為曆代王朝的統治者所擁護。
經學和谶緯 武帝以來，儒學傳授出現了一個昌盛的局面。
博士官學中不但經學博士完備，而且由于經學師承的不同，一經兼有數家，各家屢有分合興廢。
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後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12博士[268]。
博士就是經師，他們的任務是記誦和解釋儒家經典。
他們解經繁密駁雜，有時一經的解釋達百餘萬言。
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50人，以後遞增，成帝時多至3000、人，東漢順帝時甚至達到30000人。
經學昌盛和博士弟子衆多，主要是由于經學從理論上辯護王朝的統治，因此，統治者對儒生廣開了“祿利之路”[269]的緣故。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搜集與整理圖書的熱潮。
漢武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270]，還設寫書官抄寫書籍。
當時集中的圖書數量頗多，“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271]。
以後成帝命陳農訪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總校諸書。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術（占蔔之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
每一書校畢，都由劉向條成篇目，寫出提要。
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完成了這一工作，并且寫出了《七略》[272]一書。
《七略》是我國第一部目錄書，它著錄的書目，大緻都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
劉歆在校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經書的不同底本，因而導緻了經學内部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區分和兩派的争論。
原來西漢博士所用經書，是根據老儒口授，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而民間卻仍有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寫成的經書。
後來劉歆宣稱他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并利用它來解《春秋經》。
他還說發現《禮》39篇（《逸禮》），《尚書》16篇（《古文尚書》），這兩種書是魯共王壞孔子舊宅而得到，由孔子12世孫孔安國獻入秘府的。
劉歆要求把這些書立于學官，并與反對此議的博士進行激烈辯論，指斥他們“因陋就寡”，“保殘守阙”，“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273]。
這場論戰之後，經學中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經解。
王莽當政時，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為《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古文經立博士。
王莽命甄豐摹寫幾種古文經典，镌刻石上。
這是我國最早的“石經”。
東漢初年，取消古文經博士，複立今文經博士，共14博士[274]。
東漢時期民間立館傳經之風很盛，某些名學者世代傳經，形成了經書的“家法”，著錄生徒成千上萬人。
在民間傳播的經學，有很多是古文經。
西漢末年，又出現了一種谶緯之學。
谶是僞托神靈的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谶。
據說秦始皇時盧生入海得圖書，寫有“亡秦者胡也”，這是關于圖谶的最早記載。
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經的書。
東漢初年，谶緯共有81篇。
當時的儒生以《七緯》[275]為内學，以《五經》為外學，他們為了利祿，都兼習谶緯。
谶緯的内容有的解經，有的述史，有的論天文、曆數、地理，更多的則是宣揚神靈怪異，其總的思想屬于陰陽五行體系。
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古史傳說以外，絕大部分都是荒誕不經的迷信妄語，極便于人們引用來穿鑿附會，作任意的解釋。
王莽、劉秀稱帝，都曾利用過谶緯。
劉秀把谶緯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甚至發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緯，谶緯實際上超過了經書的地位。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圖谶于天下”[276]，更使圖谶成為法定的經典。
漢章帝會群儒于白虎觀，讨論經義，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一書，這部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谶緯之學，形成今文經學派的主要論點。
《白虎通》的出現，是董仲舒以來儒家神秘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谶緯的流行，今文經的谶緯化，使經學的内容更為空疏荒誕，所以一些較有見識的士人如桓譚、尹敏、鄭興、張衡等，都表示反對谶緯。
桓譚陳說：“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谶記，以欺惑貪邪，诖誤人主。
”[277]他力言谶不合經，表示自己不讀谶書。
桓譚在神秘主義思想統治一切的時候，提出了“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燃）燭矣”[278]的見解，在哲學史上有可貴的意義。
在反谶緯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儒生專攻或兼攻古文經。
古文經治學重在訓诂，解經舉其大義，不像今文經那樣徒重章句推衍。
東漢古文經大師賈逵、服虔、馬融等人，在經學上都有過一定貢獻。
古文經學家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派根據隸定的古書穿鑿附會而曲解經文，于是編成一部《說文解字》，共收小篆及其他古文字9353個，逐字注釋其形體音義。
鄭玄兼通今古文經而以古文經為主，他網羅衆家之說，為《毛詩》、《三禮》等書作出注解。
許慎、鄭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經和谶緯發展的作用外，對于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也有貢獻。
熹平四年，蔡邕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用隸書書寫五經（或雲六經）經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學，這是我國最早的官定經本，後世稱為“熹平石經”。
這對于糾正今文經學家臆造别字，對于維護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王充的思想 古文經學家用訓诂的方法反對今文經學和谶緯，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他們局限于探索經文本義，除了桓譚以外，在理論上都沒有重大的發揮。
他們不可能超越于儒家思想體系之外，而且有複古傾向。
在這場反對今文經學和谶緯的鬥争中，隻有王充跳出了經學的圈子，以唯物主義思想攻擊了今文經和谶緯。
王充，會稽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間。
王充出身于“細族孤門”[279]，早年曾在太學受業，常在洛陽書肆中博覽百家之言。
後來，他作過短時期的州郡吏，其餘的歲月，都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280]，居家教授，專力著述，寫成了《論衡》85篇（今存84篇）二十餘萬言。
王充自稱其思想“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281]。
他以道家自然之說立論，而對自然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
在論證方法上，他強調“引物事以驗其言行”[282]。
他反對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說，主張“天地合氣，人偶自生”[283]。
他認為儒家天人感應說是虛妄的，因為“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284]。
在他看來，天之所以無為，可以從天無口目，不會有嗜欲得到證明。
他說：“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285]，揭露了統治者神道設教的目的。
王充認為精神依存于形體，他說：“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286]根據這種道理，他反對人死為鬼之說。
他說：“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
能為精氣者，血脈也。
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287]他從無鬼論出發，反對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對于傳統的思想和成見，具有批判精神。
他甚至對孔、孟和儒家經典，也敢于提出懷疑和批判。
他在《論衡·問孔》中反對世俗儒者對孔子的片言隻語進行無窮無盡的推衍，因而對孔子反複提出問難。
他說：“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他還說：“苟有不曉解之問，迢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他在《論衡》的其他部分，還分别對孟子、墨子、韓非、鄒衍等人進行了分析，所涉及的問題，有許多與漢朝的政治、文化設施有直接關系。
王充受當時生産水平和知識水平的限制，對于他自己引為論據的某些自然現象，有時理解錯誤。
他同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一樣，無法透徹闡明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和客觀規律，不能正确說明人的主觀作用。
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來解釋社會事物變化的終極原因，用骨相來解釋個人的貴賤夭壽，因而陷入了宿命論。
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于《論衡》對漢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攻擊，所以這部著作在很長時間内無法公諸于世，直到東漢末年才流傳開來。
佛教和道教 佛教産生于印度，經由中亞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西漢末年傳入内地[288]。
佛教人中國後，最早的信徒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英“喜黃老，學為浮屠（佛）齋戒祭祀”[289]，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290]。
當時的人把佛當作一種祠祀，近于神仙方術[291]；并且把佛教教義理解為清虛無為，“省欲去奢”[292]，與黃老學說相似，因此浮屠與老子往往并祭，而“老子人夷狄為浮屠”[293]的傳說也頗流行。
桓、靈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繼來中國，在洛陽翻譯佛經，漢人嚴浮調（他是見于記載的最早出家的漢人）受佛學于安世高，參與譯事。
從此以後，佛教經典翻譯，才算正式開始。
不過漢代所譯佛經，仍然摻雜了許多祠祀的道理，佛教與道家仍然被聯系在一起。
所以東漢末年的《牟子理惑論》雖然反對神仙方術，但仍用老莊無為思想來發揮佛教教義。
初平四年（193年），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運，他斷盜官運，大起浮屠祠，造銅浮屠像，用複免徭役來招緻信徒，“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裡，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294]。
這是我國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緻信徒之始。
東漢時期，民間流行的巫術與黃老學說的某些部分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道教。
順帝時，琅琊宮崇“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号為《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觋雜語”[295]。
今存的《太平經》殘本，即是從《太平清領書》演化而來，是道教的主要經典。
《太平經》推尊圖谶，多以陰陽之說解釋治國之道，還采摭了一些佛教義理加以緣飾。
《太平經》中有一些地方宣揚散财救窮、自食其力，這些經義易于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
東漢後期被稱為“妖賊”的許多次農民暴動，就是農民用道教作為組織手段而發動的。
靈帝時，巨鹿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在冀州傳教，号為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并且派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296]，組織徒衆舉行了黃巾暴動。
與太平道形成和傳布同時，還出現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鬥米道。
順帝時，張陵學道于蜀地鹄鳴山中，以道書招緻信徒，信道者出米五鬥，有病則令自首其過。
這就是五鬥米道。
張陵死，子張衡、孫張魯世傳其道。
張魯為益州牧劉焉督義司馬，保據漢中[297]。
張魯自号師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長吏。
諸祭酒于途次作義舍，置義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
民犯法，三原然後行刑。
張魯保據漢中的30年中，人民生活比較安定。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滅張魯。
此後五鬥米道繼續流傳，後世以張陵為教主的天師道，主要就是從五鬥米道發展而來的。
二 史學、文學、藝術 史學 官府撰修本朝曆史的傳統，在秦漢時期被繼承下來了。
漢武帝時政治的發展，提出了“通古今之變”[298]的要求，這就需要整理古今曆史，用以說明當代社會的狀況。
太史令司馬談次第舊聞，裁剪論著，開始了這一項繁重的工作，但是沒有完成。
司馬遷是司馬談之子，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或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死年不詳。
司馬遷幼年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20歲後遍遊長江中下遊和中原各地，還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漢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廣泛的社會見識。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為太史令。
他繼承父業，“史記石室金匮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299]，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開始撰修《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被武帝處以腐刑。
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300]在困厄中發憤著書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卷。
它是一部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期的中國通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結構周密的曆史著作。
《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吸收了編年、記事等體裁的長處，創造了曆史書籍的紀傳體的新體裁，這種體裁，成為此後2000年中編寫王朝曆史的規範。
《史記》作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貴之處首先在它敢于正視社會實際，按當時的認識水平，盡可能如實地勾畫出了社會曆史面貌。
《史記》一方面把曆史上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态、天文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與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并于一書，廣泛地反映了曆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醫生、學者、商賈、遊俠、農民領袖等人物的傳記，與帝王将相并于一書，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曆史動态。
《史記》把許多少數民族的社會曆史寫成列傳，更增加了曆史的完整性。
《史記》在記載某些人物時所持的褒貶态度，表現了這一著作的傑出的思想價值。
它把項羽同秦始皇、漢高祖一起列入本紀，把農民領袖陳涉（勝）同諸侯一起列入世家。
它不但敢于斥責曆史上的暴君，而且還敢于“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301]。
它在稱贊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302]。
他贊揚了遊俠的某些俠義行為，揭露了酷吏對人民的殘暴統治。
由于這種悖背傳統的褒貶态度，《史記》曾經被後世史學家視為“是非頗謬于聖人”[303]，并且被誣為“謗書”[304]，不見容于某些統治者。
《史記》概括了大量的經過選擇的曆史資料，包括他親身采訪所得的古老傳聞。
它叙事講求實事求是，不強不知以為知，不輕下斷語。
所以劉向、揚雄、班固等人都稱贊《史記》，認為它“不虛美，不隐善，故謂之實錄”[305]。
司馬遷作《史記》，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寫作方法上，力圖遵循據傳為孔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則。
《史記》寫作以叙事為主，是非褒貶一般寓于叙事之間。
顧炎武認為“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306]。
《史記》采用以人物傳記為主的體裁，這種體裁使司馬遷能夠充分發揮文學才能，使《史記》同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輝煌著作。
司馬遷相信天命，認為秦的統一是“天所助焉”[307]，認為劉邦是“受命而帝”[308]。
此外，《史記》在叙事上也“甚多疏略，或有抵牾”[309]。
這些缺陷除了叙事不當是創始之作難于避免的以外，主要是由于時代局限造成的。
東漢班固所撰《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
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拟将《史記》續至西漢末年為止。
班固繼承父業，用了二十餘年時間，完成了這一著作的絕大部分。
班固由于外戚窦憲之獄的牽連，和帝時下獄死。
據說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最後完成了《漢書》的編撰。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它基本上因襲《史記》的體裁，但比《史記》更為嚴密。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的《表》、《書》裡所沒有的。
《漢書》叙事周密詳盡，“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310]，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
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倫常完全定型的東漢時期，曆史觀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嚴密束縛，所以《漢書》中“論國體則飾朝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311]，缺乏批判性，比《史記》遜色。
東漢時期修成的史書，還有荀悅《漢紀》（成于建安時）、趙晔《吳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絕書》等，前一種系改編《漢書》而成的編年史，後二種專記一方之事，開後代地方史志之始。
東漢史官所修的《東觀漢記》是當代史的著述，為後世各家後漢書的重要根據。
文學 漢代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賦、散文、樂府詩三種形式。
賦是散文韻文并用、“鋪采擒文，體物寫志”[312]的一種文體，是直接從騷體演變而來的。
西漢早期的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等，都是借物抒懷，文詞樸實，與騷體詩還很接近。
賦的出現，也與戰國諸子的散文有重要的關系。
章學誠說：“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
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隐，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313]。
漢初的賦家枚乘，以《七發》著名。
漢武帝之世，是賦的成熟時期，賦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這個時期賦的代表作。
這些賦都是氣勢恢廓，景物迷離，辭藻華麗而奇僻，反映了西漢國家的宏偉遼闊和物質世界的豐富多彩。
西漢後期，最著名的賦家是揚雄；東漢時期，則以班固、張衡最有名。
除了他們之外，兩漢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幾乎都是賦的重要作者。
但是漢武帝以來的賦，以文字的雕琢和辭藻的堆砌取勝，思想内容貧乏。
有些賦家企圖以賦作為諷谏的工具，但是結果往往是“勸而不止”。
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諷），帝反缥缥有淩雲之志”[314]。
所以有些賦家對自己的文學生活頗為不滿，賦家枚臯“自悔類倡”[315]，賦家揚雄也慨歎“童子雕蟲篆刻&hellip&hellip壯大不為也”[316]。
東漢後期，大賦稍趨衰歇，各種抒情寫物的小賦代之而興，這類小賦多少擺脫了大賦的鋪張刻闆的格式，意境較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兩漢的散文文學，有很大的成就。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文，如《陳政事疏》、《過秦論》和《論貴粟疏》等，都是言辭激切，有聲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漢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一書。
司馬遷在《史記》的人物傳記中，刻畫了社會各方面許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貫注了他自己愛憎的感情。
《史記》叙事帶有強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繪聲繪影的人物對話，來暴露人物的性格。
司馬遷的這些文學手法，大大加強了他的以叙事表現曆史的史學方法的效果。
《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同在史學上的成就一樣重要，所以魯迅把《史記》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317]。
漢代的樂府民歌，是我國文學寶庫中極有價值的遺産。
樂府本來是政府的音樂機構，漢武帝始設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編制廟堂樂歌。
樂府也廣泛地在民間采風配樂，“代趙之讴，秦楚之風”[318]，都在樂府采集之列。
樂府采集的民歌，經過加工配樂，後來就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樂府
建武五年（公元29年），莎車王康“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231]，河西大将軍窦融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
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遣使到漢，請派都護，光武帝沒有力量，隻好拒絕。
此後匈奴遇到連年旱蝗，勢力衰竭，莎車則逐漸驕橫，攻掠近傍小國。
在這種情勢下，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18國，于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遣王子入侍，再請漢派都護，光武帝仍然沒有答應。
莎車王賢見都護不出，于是攻破鄯善，殺龜茲王，兼并南道許多小國，重征貢賦。
鄯善王警告東漢朝廷：如果再不置都護，隻有臣服于匈奴。
光武帝回答說：“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232]這樣，車師、鄯善、龜茲先後投降匈奴。
此後，于阗攻滅莎車，勢力增強，稱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了。
明帝時，東漢開始發動了進擊匈奴的戰争。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占領伊吾盧，設置宜禾都尉，進行屯田。
伊吾盧是西域東部門戶，“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所以是東漢與匈奴争奪西域的關鍵。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東漢恢複了西域都護，以陳睦充任，并以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分駐車師後王部和前王部。
窦固占領伊吾後，派假司馬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南道各國，争取他們斷絕和匈奴的關系，同東漢一起抗拒匈奴。
那時西域各國的一部分貴族，希望擺脫匈奴的野蠻統治，終止各國之間的糾紛，所以願意幫助班超。
也有一部分貴族受匈奴挾持，憑借匈奴勢力，與班超為敵。
班超就是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下進入南道諸國的。
班超先到鄯善。
他夜率吏士燒匈奴使者營幕，殺匈奴使者，控制鄯善。
接着班超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殺匈奴使者，歸服漢朝。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前往西域西端的疏勒。
當時疏勒役屬于匈奴，班超遣人間道馳入疏勒，廢黜匈奴人所立的疏勒王，另立親漢的疏勒貴族為王。
當班超在西域南道獲得進展的時候，匈奴所控制的焉耆、龜茲等國，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發兵攻擊東漢都護，都護陳睦被殺。
匈奴圍困己校尉兵，殺校尉關寵；車師也發兵助匈奴，攻戊校尉耿恭。
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耿秉率東漢援軍敗車師，擊退匈奴，救出耿恭和殘存的吏士二十餘人。
東漢無力固守車師，于是撤銷都護和戊己校尉，召班超回國。
建初二年，東漢撤退伊吾屯田兵，西域門戶重又被匈奴掌握。
南道諸國怕班超撤退後匈奴卷土重來，進行報複，都苦留班超，疏勒、于阗挽留班超最為懇切。
在這種情況下，班超決心留駐西域。
班超壓服了疏勒一部分親匈奴的勢力，擊平了姑墨，并且用東漢前後兩次援兵千餘人以及于阗等國兵，迫使匈奴在南道的屬國莎車投降，又擊敗了龜茲援助莎車的軍隊，西域南道從此暢通。
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mdash91年），東漢窦憲率軍連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遠徙，西域的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漢的變化。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貴霜王朝發兵七萬，逾蔥嶺入侵，企圖建立對西域的統治。
班超發西域各國兵，逼退了這次侵略。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道龜茲等國降于班超，漢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并複置戊、己校尉。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焉耆等國歸漢，北道完全打通，西域五十餘國全部内屬，班超以此受封為定遠侯。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達到條支國（今波斯灣北頭），臨海欲渡，為安息人所阻而還。
這是中國使節遠至波斯灣的最早記載。
班超在西域奮鬥了30年，他運用各種方法，幫助西域人解除了匈奴貴族的束縛，使西域重新與内地聯為一體，這在客觀上是有利于西域各族和漢族人民的。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陽，九月病卒。
班超東歸以後，繼任的都護任尚失和于西域諸國，受到諸國的攻擊。
接着隴西羌人與東漢發生戰争，隴道斷絕。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東漢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迎接都護及屯田卒東歸。
西域交通中斷後，殘留于天山與阿爾泰山間的北匈奴，又乘機占領伊吾盧，寇掠河西，殺害出屯伊吾盧的敦煌長史索班。
東漢朝廷經過激烈辯論後，于延光二年（123年）決定，派班勇為西域長史，出屯柳中。
班勇進駐西域後，陸續逐退了殘餘的匈奴勢力，再一次打通了西域道路，保障了河西邊塞。
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長，深悉西域道裡、風土和政治情況。
他編著的《西域記》一書，是範晔撰《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根據。
桓帝以後，東漢無力控制西域，西域内部情況也混亂起來。
但是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作為涼州刺史的屬官，一直存在到靈帝末年。
建安時涼州大亂，東漢與西域的交通斷絕。
近幾十年來，有不少關于東漢時期西域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出土。
在羅布泊附近的古鄯善國、尼雅河流域的古精絕國以及沿絲綢之路的其他各處遺址中，陸續發現許多東漢的精美絲織物、刺繡服物、銅鏡、錢币。
尼雅河流域還發現冶鐵遺址、鐵工具以及麥粒、青稞等農作物遺存。
這許許多多的遺物，表明東漢時期中原與西域的經濟聯系相當密切，也表明西域地區物質生活大有進步。
西域是中亞、南亞商人荟萃的地方，這一帶出土的簡牍中，有月氏人的名籍，有古窣利文、怯盧文、婆羅謎文的文書。
塔裡木盆地曾出土大量的壓有漢文和怯盧文的錢币，年代約當東漢晚期。
西域商人以及中亞、南亞商人沿着西域大道，向内地運來毛皮、毛織物、香料、珠玑和其他奢侈品，交換内地盛産的絲織物和銅鐵器物。
烏桓 鮮卑 東北各族 東漢初年，烏桓常與匈奴聯結，“朝發穹廬，暮至城郭”[233]，騷擾北方沿邊各郡。
光武帝以币、帛招服烏桓，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封烏桓渠帥81人為侯王君長，讓他們率領部衆人居塞内，為東漢偵察匈奴、鮮卑的動靜。
東漢在上谷甯城（今河北宣化附近）複置護烏桓校尉，兼領鮮卑，并管理與烏桓、鮮卑互市事務。
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叛入烏桓，為各郡烏桓元帥，寇掠今河北、山東一帶。
稍後，烏桓王蹋頓強盛，河北地區的吏民為避豪強混戰之禍，投奔烏桓的達十餘萬戶。
東漢初年，鮮卑人常與烏桓、匈奴一起騷擾邊郡。
光武帝末年，許多鮮卑大人陸續率部歸附東漢，東漢封他們為王侯，“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234]。
東漢擊走北匈奴後，鮮卑逐步向西發展，殘留的北匈奴人十多萬落，也自号鮮卑，與鮮卑人逐漸融合。
從此以後，鮮卑趨于強盛。
2世紀中葉，鮮卑部落大人檀石槐統一鮮卑諸部，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上（今山西陽高北）。
檀石槐“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
他把領地分為東、中、西三部，右北平（今冀東一帶）以東為東部；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懷來）為中部；再西至敦煌、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總屬于檀石槐。
鮮卑“兵利馬疾，過于匈奴”，連年寇擾幽、并、涼三州邊郡。
光和年間（178&mdash183年），檀石槐死，鮮卑分裂，力量漸衰。
在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農業為主要生活的扶餘人。
扶餘有宮室、城栅和監獄、刑罰，蓄養奴隸，盛行人殉。
扶餘東北今烏蘇裡江流域有挹婁人，受扶餘貴族控制。
挹婁人穴居于山林間，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好養豕，階級分化不明顯。
扶餘東南鴨綠江流域的山地，聚居着能歌善舞的高句麗人，是扶餘人向南發展的一支。
據傳說：朱蒙在忽本立高句麗國，後人遷都國内城，又遷丸都城（均在今吉林集安）。
漢武帝時，以高句麗為縣，屬玄菟郡。
高句麗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産，其社會中已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分化。
羌 東漢王朝同羌人的戰争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等郡，與漢人雜處。
他們“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235]，常常起而反抗。
東漢王朝屢次派兵鎮壓羌人的反抗，并把一部分羌人遷徙于隴西、漢陽等郡及三輔地帶。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東漢撤回西域都護和西域田卒，并征發金城、隴西等郡羌人，前往掩護。
羌人害怕遠戍不還，行抵酒泉時紛紛逃散。
東漢郡縣發兵邀截，并搗毀沿途羌人廬落，羌人多驚走出塞，相聚反抗。
他們久居郡縣，沒有武器，隻是用竹木當戈矛，用木闆當盾，屢次打敗了東漢軍隊。
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時俱起，東攻趙、魏，南入益州，進擊關中，截斷隴道。
各地的漢軍和地主大修塢壁，企圖節節阻拒，但羌人仍然所向無敵。
永初五年（111年），一部分羌人進至河東、河内，迫近洛陽。
東漢沿邊諸郡紛紛把治所内徙，同時還割禾拆屋，強徙居民。
被迫遷徙的人流離失所，随道死亡，有許多人同羌人合作，武裝抗拒東漢的官吏。
漢陽人杜琦、杜季貢、王信等聯合羌人，起兵反對東漢統治，成為羌人隊伍的首領。
羌人的反抗鬥争支持了12年，才被東漢統治者壓服下去。
在這次戰争中，東漢所耗戰費達240多億錢，東漢王朝經過這次大震動，根基動搖，内地的農民暴動也此起彼伏地相繼爆發了。
順帝永和元年（136年）以後，涼州、并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動反抗鬥争。
這次戰争延綿十年之久，東漢所耗軍費又是80餘億錢。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以後，各地羌人又相繼對東漢進行了反抗鬥争。
東漢王朝用隴右、河西大姓皇甫規、張奂、段颍等人領兵作戰。
皇甫規、張奂主張“招撫”羌人，并且懲治羌人所怨恨的貪虐官吏，羌人先後歸服的達20餘萬人。
段颍殘暴異常，羌人被他殘殺的達數萬人。
在羌人的反抗鬥争中，羌人貴族分子和東漢軍隊同樣燒殺搶掠，他們不但摧殘了羌人，同時也使邊郡漢人死徙流亡，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桓帝初年的童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236]由此可見，在長期的戰争中，内地的男丁征發已盡，經濟受到很大的破壞。
從此以後、農民暴動更為激烈，東漢王朝也日益走向崩潰。
南方各蠻族 在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山嶺中，居住着古老的以犬為圖騰的盤瓠蠻，又稱武陵蠻，五溪蠻。
他們很早以來就從事農耕，但是還沒有“關梁符傳租稅之賦”[237]。
西漢向蠻人征收“布”，大口每歲一匹，小口二丈。
東漢初年，武陵蠻強盛起來，攻擊郡縣。
東漢在那裡增置官吏，加強對蠻人的統治，因此蠻人反對東漢的鬥争延綿不斷，屢伏屢起。
在今鄂西、川東地區，居住着以虎為圖騰的廪君蠻，又稱巴蠻或巴郡南郡蠻。
戰國末年秦惠王并巴中後，以廪君蠻的巴氏為蠻夷君長，巴氏歲出少量賦錢，并且世以秦女為妻。
廪君民戶，則歲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
東漢時，廪君各部常常起兵，反抗東漢，東漢軍隊屢次強徙廪君部民，置于江夏郡（郡治今湖北新洲）界中，因此廪君蠻得以逐步向東發展。
四川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帶，住有愛好歌舞的闆楯蠻。
相傳闆楯蠻應募射殺白虎，秦昭襄王與他們約定“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他們因此以射虎為事。
楚漢之際，闆楯蠻曾助漢高祖攻下關中，所以蠻中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渠帥得以免除租賦，一般蠻戶則每人歲納“錢”40。
西漢初年，闆楣蠻的巴渝舞，已成為漢朝廟堂的一種歌舞。
東漢時期，闆楣蠻經常被征發作戰，屢著戰功。
但東漢王朝對待闆楣人卻是“仆役箠楚，過于奴虜”，闆楣人“愁苦賦役，困罹酷刑”，以至常常邑落相聚，反抗東漢統治。
直到中平五年（188年），他們還響應了巴郡黃巾的起義鬥争。
在川西、川東、鄂西北和湘西等地，相繼發現過許多獨木舟葬具&mdash&mdash船棺葬。
戰國時期的船棺葬，本地文化特點表現較多；秦漢之際的，則顯著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
從出土地域、出土銅器上的花紋等特點看來，船棺葬大概就是廪君蠻和闆楯蠻祖先的墓葬。
廪君蠻和闆楣蠻同為巴人的裔族，文化類型相同。
秦漢船棺葬中中原文化影響的顯著和以後船棺葬的消失，說明廪君蠻和闆楣蠻從西漢時起，正經曆着與漢人融合的曆史過程。
西南各族 東漢時期，西南地區除了夜郎、滇、雋、昆明、徙、邛都、筰都、冉等族以外，還有哀牢及其他許多部落或民族，在那裡開山辟土，放牧種谷。
哀牢人住在今雲南瀾滄江以東的哀牢山中，以龍為圖騰，主要經營五谷蠶桑，生産精美的絲織物和麻織物。
哀牢地區富有銅鐵鉛錫金銀等礦藏，還出産各種珠寶和奇禽異獸。
光武帝時期，一部分哀牢人和東漢聯系，歸附東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的達五萬餘戶，五十五萬餘口，東漢在瀾滄江以西置永昌郡（治今雲南保山）。
從那時起，東漢通過哀牢地區，同滇西和緬甸境内的撣族，有了直接往來，發生了經濟文化聯系。
東漢時期，西南邊徼以外的部落和民族，遣使貢獻方物和請求内屬的還有很多。
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mdash75年），汶山以西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部相率内附，人數很多，白狼王還作詩三章，紀念這一重大的曆史事件，稱作《白狼歌》。
《白狼歌》詞的漢字聲讀和意譯，都保存在《後漢書·西南夷傳》和注中，是研究西南民族曆史和語言的寶貴資料。
四 東漢後期的社會矛盾和農民戰争 東漢後期的社會矛盾 和帝、安帝以後，東漢統治集團趨于腐朽，豪強勢力日益擴張，輪流當政的宦官外戚競相壓榨農民，農民處境日益惡劣。
從這時起直到東漢末年，水旱蟲蝗風雹連年不斷地襲擊農村，地震有時也成為一種嚴重災害，牛疫更是特别流行。
沉重的賦役和疠疫、饑馑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經濟，逼使農民到處流亡。
東漢王朝屢頒诏令，用賜爵的辦法鼓勵流民向郡縣著籍，但這不過是畫餅充饑，對流民毫無作用。
流民數量越來越多，桓帝永興元年（153年），竟達數十萬戶。
地方官吏為了邀賞，常常隐瞞災情，虛報戶口和墾田數字，這又大大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促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異鄉。
靈帝時，宦官支配朝政，政治腐敗達于極點。
靈帝開西邸公開賣官，二千石官2000萬錢，四百石官400萬錢，縣令長按縣土豐瘠各有定價，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後加倍繳納。
公卿等官千萬錢、500萬錢不等。
在豺狼當道的情形下，天災有加無已，流民颠沛流離，正常的社會秩序幾乎完全破壞了。
流亡的農民走投無路，到處暴動。
早在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就有張伯路領導流民幾千人，活動于沿海九郡。
順帝陽嘉元年（132年），章和領導流民在揚州六郡暴動，縱橫四十九縣。
漢安元年（142年），廣陵人張嬰領導流民，在徐、揚一帶舉行暴動，時起時伏，前後達十餘年之久。
桓帝、靈帝時，從幽燕到嶺南，從涼州到東海，到處都有流民暴動發生。
流民暴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從幾百人、幾千人擴展到幾萬人、十幾萬人。
一些舉行暴動的流民隊伍，還與羌人、蠻人反對東漢王朝的鬥争相呼應。
從安帝到靈帝的八十餘年中，見于記載的農民暴動，大小合計将近百次，至于各處的所謂“春饑草竊之寇”、“窮厄寒凍之寇”[238]，更是不可勝數。
那時，農民中流傳着一首豪邁的歌謠：“小民發如韭，翦複生；頭如雞，割複鳴。
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239]這首歌謠，生動地表現了東漢農民前赴後繼地進行鬥争的氣概。
東漢時期，暴動農民首領或稱将軍、皇帝，或稱“黃帝”、“黑帝”、“真人”。
前者表示他們進行反抗鬥争時，無須假托當權集團人物來發号施令；後者表示他們懂得利用宗教組織農民，以與東漢王朝抗衡。
分散的農民暴動，雖然在東漢軍隊和豪強武裝的鎮壓下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但是繼起的暴動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終于形成了全國性的農民起義。
黃巾軍 靈帝時，道教的一支&mdash&mdash太平道，在流民中廣泛地傳布開來。
巨鹿人張角是太平道的首領。
張角稱“大賢良師”，為徒衆符咒治病，并派遣弟子分赴四方傳道，得到農民的信任，“天下襁負歸之”[240]。
張角還和洛陽的一部分宦官聯系，利用他們作為内應，據說張角自己還曾“窺人京師，觇視朝政”[241]。
張角的活動，引起了東漢統治集團的注目。
東漢王朝屢下“赦令”，企圖以此瓦解流民群。
但是流民群在張角的領導下，仍然日益壯大。
東漢王朝的陰謀失敗，又準備令州郡用武力大肆“捕讨”。
司徒楊賜深恐單純的鎮壓會加速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因此主張“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别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242]。
稍後，侍禦史劉陶等人建言，要求漢朝下诏“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243]。
東漢統治者所有這些對策，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張角的道徒，發展到幾十萬，遍布在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
張角部署道徒為36方[244]，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領，由他統一指揮；并傳播“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245]，向人民宣告東漢崩潰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
太平道徒廣為散布“黃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處府署門上用白土塗寫“甲子”字樣。
經過這些醞釀和部署以後，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形勢，在城鄉各地完全成熟了。
中平元年（184年，甲子年）初，大方馬元義調發荊、揚等地徒衆數萬人向邺城集中，又與洛陽的道徒相約，在三月初五日同時舉行暴動。
但是，在這個緊要關頭，暴動計劃洩露，東漢王朝捕殺馬元義，誅殺洛陽“宮省直衛”和百姓千餘人，并令冀州逐捕張角。
張角得知計劃洩露，立即通知36方提前起事。
中平元年二月，以黃巾為标志的農民軍，在7州28郡同時俱起，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組織、準備比較嚴密的農民起義，就這樣爆發了。
勢力強大的黃巾軍，有如下幾個部分：波才領導的颍川黃巾；張曼成、趙弘、韓忠、孫夏等人相繼領導的南陽黃巾；彭脫等人領導的汝南、陳國黃巾；蔔已領導的東郡黃巾；張角、張寶、張梁兄弟領導的巨鹿黃巾；戴風等人領導的揚州黃巾；今北京地區的廣陽黃巾，等等。
黃巾人衆極多，聲勢浩大，被稱為“蟻賊”。
南陽黃巾殺太守褚貢，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
巨鹿附近的農民也俘虜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響應黃巾。
黃巾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同年七月，漢中爆發了五鬥米道首領巴郡人張修領導的農民暴動，被稱為“米賊”。
此外，湟中義從胡（小月氏）和羌人，也在隴西、金城諸郡起兵，反對東漢統治。
黃巾軍一開始就威脅着東漢的都城，東漢王朝首先力圖加強洛陽的防守力量。
外戚何進受命為大将軍，将兵屯守洛陽都亭，部署守備。
洛陽附近增設了八關都尉。
為了統一統治集團内部的力量，防止一部分士大夫與黃巾合謀，東漢王朝宣布赦免黨人，解除禁锢。
東漢統治者還诏敕州郡修理守備，簡練器械，并“遠征三邊殊俗之兵”[246]，對各部黃巾先後發動進攻。
皇甫嵩、朱俊率軍四萬，進攻颍川波才的黃巾。
波才打敗了朱俊軍，并在長社把皇甫嵩軍圍住，皇甫嵩全軍恐慌。
波才缺乏經驗，依草結營，在漢軍火攻下受到挫折，又被皇甫嵩、朱俊軍與曹操的援軍追擊于陽翟，陷于失敗。
漢軍接着向東進攻，擊敗了汝南、陳國黃巾。
皇甫嵩又北上東郡，東郡黃巾領袖蔔已被俘。
南陽黃巾領袖張曼成戰死後，趙弘率十餘萬衆繼起，據守宛城。
朱俊軍轉擊南陽，圍宛城三月不下，戰鬥非常激烈，趙弘、韓忠相繼戰死。
十一月宛城陷落，這支黃巾軍也失敗了。
巨鹿黃巾領袖張角稱天公将軍，弟張寶、張梁分别稱地公将軍、人公将軍，号召力很大，是黃巾的主力。
東漢先後以涿郡大姓盧植和率領羌胡軍隊的董卓進擊張角。
張角堅守廣宗（今河北威縣）。
八月，東漢以皇甫嵩代董卓進攻巨鹿黃巾。
那時張角病死，部衆由張梁統率，“梁衆精勇，嵩不能尅”。
十月，漢軍偷襲張梁軍營，張梁陣亡；又攻張寶于下曲陽（今河北晉州），張寶敗死。
東漢統治者對起義農民展開了血腥的報複，他們對張角剖棺戮屍，又大量屠殺農民，在下曲陽積屍封土，築為京觀。
黃巾起義發生以後，黃河以北農民紛紛保據山谷，自立名号，反對東漢統治。
他們是博陵張牛角（青牛角）、常山褚飛燕（張燕）以及黃龍、左校、郭大賢、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洪、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等部，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張燕聯絡太行山東西各郡農民軍，衆至百萬，号黑山軍，勢力最為強大。
中平五年（188年），各地農民又相繼以黃巾為号，起兵于西河、汝南、青徐、益州等地區，江南地區也屢見黃巾軍活動。
黃巾起義發生在地方割據傾向迅速發展的時代，豪強地主擁有強大的武裝，這種地主武裝同官軍聯合，處處阻截和鎮壓農民軍，迫使農民軍不能大規模集中力量發動進攻。
所以黃巾軍雖然堅守過一些據點，但是終于不能摧毀敵方的主力軍。
起義高潮過去以後，黃巾餘部和黑山軍各部更是缺乏攻擊力量，隻能各守一方，待機而動，以至于在四面八方的敵軍夾攻中相繼失敗。
這場農民戰争瓦解了東漢王朝。
極端黑暗腐敗的宦官、外戚集團，失去東漢王朝的憑借，經過短暫的反複，不久以後陸續從曆史上消失了。
第四節 秦漢時期的文化 一 學術思想和宗教 從提倡黃老到獨尊儒術 秦始皇統一六國，接着又統一文字，這使文化學術的發展獲得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頒令焚書，禁絕私學，文化學術又受到嚴重的摧殘。
以後，項羽入鹹陽，焚秦宮室，博士官典藏的圖書也蕩然無存。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70員，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為博士。
博士掌通古今，備顧問，議禮議政，并教授弟子。
焚書坑儒事件發生後，博士、諸生受到打擊，官府之學衰微。
有些博士後來投奔陳勝，參加了反秦活動。
西漢初年，漢高祖繼續實行秦代挾書之律[247]，蔑視儒學和儒生。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術源流幾乎完全斷絕，“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蔔，未有它書”[248]。
博士制度在漢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孫通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韓嬰、公孫臣等人為博士，但是這些博士人數不多，不過具官待問而已，不受當世的重視，在傳授文化方面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占據支配地位。
道家“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49]，所以它适應農民戰争後的政治形勢，适合恢複生産、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
道家雖有可考的傳授源流[250]，但是“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251]，學術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時損益，使之切合當時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惠帝初年，膠西蓋公好黃老言，應齊丞相曹參之聘，仕于齊國，為當時黃老之宗。
蓋公對曹參“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252]，就是直接陳述了漢初統治者迫切需要的“安集百姓”的辦法。
所以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言當作“君人南面之術”[253]加以利用，而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于稱說黃老之言。
西漢初年代表黃老政治思想的著作，是陸賈的《新語》。
陸賈針對漢初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讨了“以寡服衆，以弱制強”的統治方法，認為“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
他說：虞舜之治天下，“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254]，因此治天下必須無為。
但是陸賈兼有儒家及其他諸家思想[255]，他之強調無為，是為了使西漢的專制統治由弱轉強，使統治者得以“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同一治而明一統”[256]，也就是說，有所不為是為了有所為，這是與老子“絕聖棄智”、“剖鬥折衡”，追求小國寡民理想大不相同的。
系統地闡明道家思想的著作《淮南鴻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集賓客寫成的。
《淮南子》問世時，黃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漢初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統治者的無為而治，使農民生活比較安定，社會生産較易恢複，也使統治秩序漸形鞏固。
但是到了文景時期，無為而治又産生了新的問題：王國勢力淩駕朝廷，商人豪強日甚一日地兼并農民，匈奴對漢無止盡地慢侮侵掠。
因此，無為而治已不再适應經濟、政治的需要了。
賈誼提出了變無為為有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裡說：“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257] 文景時期，政治思想上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的趨勢。
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258]。
故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餘篇，文帝曾使晁錯從他受業。
博士之數，恢複到了秦時的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
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就有齊、魯、韓三家，内容各異；《春秋》博士也有胡母生、董仲舒二家。
這種情形，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259]。
同年，武帝采納丞相衛绾之議，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260]的賢良。
衛绾沒有直接指斥黃老之言，但是好黃老的窦太後（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對，借故把鼓吹儒學的禦史大夫趙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獄。
儒家勢力雖然暫時受到打擊，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儒家經學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齊備。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後死，武帝起用好儒術的田蚡為相。
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學之外，并且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
這就是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成為此後2000年間的正統思想。
這種情況對于學術文化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當時條件下，有利于專制制度的加強和國家的統一。
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義”學說之外，吸取了陰陽家神化君權的學說，極力鼓吹封禅和改制。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舉行封禅大典。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頒令改制，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261]，并采用以正月為歲首的太初曆，代替沿用了百餘年的以十月為歲首的秦曆。
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力圖用刑法來加強統治。
所以漢武帝一方面“外施仁義”[262]，一方面又條定刑法，重用酷吏；漢宣帝更宣稱漢家制度“霸王道雜之”，并且“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263]。
董仲舒的思想 儒家的獨尊，不但由董仲舒首倡其議，而且新儒學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
董仲舒，廣川（今河北棗強境）人，習《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
武帝時，他上《天人三策》，系統地闡明了他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
他著有《春秋繁露》一書。
董仲舒認為人君受命于天，進行統治，所以應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264]。
如果人君無道，天即降災異來譴告和威懾。
如果人君在災異之前不知改悔，就會出現“傷敗”。
因此人君必須“強勉行道”[265]。
這就是他的“天人感應”學說。
他認為《春秋》一書著錄了長時期的天象資料，集中了天人相與之際的許多解釋，所以後世言災異要以《春秋》為根據。
董仲舒主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這是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
同時他又認為朝代改換，也有舉偏補弊的問題。
他說：“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他認為秦朝是亂世，像“朽木糞牆”一樣，無可修治，繼起的漢朝必須改弦更張，才能“善治”，這叫做“更化”。
更化不但應表現為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而且還應表現為去秦弊政。
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專殺奴婢等要求的理論根據。
不過在他看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266]，所以改制并不影響“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
董仲舒據《公羊春秋》立說，主張大一統。
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他的所謂“大一統”，就是損抑諸侯，一統乎天子，并使四海“來臣”。
但是如果“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無以持一統。
因此他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于人君應當如何實行統治的問題，他主張效法天道。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所以人君的統治必須陰陽相兼，德刑并用。
天道以陽為主，以陰佐陽，因此人君的統治也應當以德為主，以刑輔德。
他的所謂德，主要是指仁義禮樂，人倫綱常。
他以君臣、夫妻、父子為“王道之三綱”，并認為三綱“可求于天”[267]，與天地、陰陽、冬夏相當，不能改變。
他主張設學校以廣教化，因為這是鞏固統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學說，基本上是借用陰陽家的思想重新解釋儒家經典。
這種新的儒家學說，适應文景以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有其積極作用。
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張，有助于防止暴政，緩和對人民的剝削壓迫。
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維護統治秩序，神化專制皇權，并力圖把政權和族權、神權、夫權緊密結合起來。
由于這種原因，董仲舒的學說在以後曾長期地為曆代王朝的統治者所擁護。
經學和谶緯 武帝以來，儒學傳授出現了一個昌盛的局面。
博士官學中不但經學博士完備，而且由于經學師承的不同，一經兼有數家，各家屢有分合興廢。
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後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共12博士[268]。
博士就是經師，他們的任務是記誦和解釋儒家經典。
他們解經繁密駁雜，有時一經的解釋達百餘萬言。
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50人，以後遞增，成帝時多至3000、人，東漢順帝時甚至達到30000人。
經學昌盛和博士弟子衆多，主要是由于經學從理論上辯護王朝的統治，因此，統治者對儒生廣開了“祿利之路”[269]的緣故。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搜集與整理圖書的熱潮。
漢武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270]，還設寫書官抄寫書籍。
當時集中的圖書數量頗多，“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271]。
以後成帝命陳農訪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總校諸書。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術（占蔔之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
每一書校畢，都由劉向條成篇目，寫出提要。
劉向子劉歆繼承父業，完成了這一工作，并且寫出了《七略》[272]一書。
《七略》是我國第一部目錄書，它著錄的書目，大緻都保存在《漢書·藝文志》中。
劉歆在校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經書的不同底本，因而導緻了經學内部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區分和兩派的争論。
原來西漢博士所用經書，是根據老儒口授，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而民間卻仍有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寫成的經書。
後來劉歆宣稱他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并利用它來解《春秋經》。
他還說發現《禮》39篇（《逸禮》），《尚書》16篇（《古文尚書》），這兩種書是魯共王壞孔子舊宅而得到，由孔子12世孫孔安國獻入秘府的。
劉歆要求把這些書立于學官，并與反對此議的博士進行激烈辯論，指斥他們“因陋就寡”，“保殘守阙”，“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273]。
這場論戰之後，經學中出現了今文和古文兩個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經解。
王莽當政時，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為《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古文經立博士。
王莽命甄豐摹寫幾種古文經典，镌刻石上。
這是我國最早的“石經”。
東漢初年，取消古文經博士，複立今文經博士，共14博士[274]。
東漢時期民間立館傳經之風很盛，某些名學者世代傳經，形成了經書的“家法”，著錄生徒成千上萬人。
在民間傳播的經學，有很多是古文經。
西漢末年，又出現了一種谶緯之學。
谶是僞托神靈的預言，常附有圖，故稱圖谶。
據說秦始皇時盧生入海得圖書，寫有“亡秦者胡也”，這是關于圖谶的最早記載。
緯是與經相對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經的書。
東漢初年，谶緯共有81篇。
當時的儒生以《七緯》[275]為内學，以《五經》為外學，他們為了利祿，都兼習谶緯。
谶緯的内容有的解經，有的述史，有的論天文、曆數、地理，更多的則是宣揚神靈怪異，其總的思想屬于陰陽五行體系。
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古史傳說以外，絕大部分都是荒誕不經的迷信妄語，極便于人們引用來穿鑿附會，作任意的解釋。
王莽、劉秀稱帝，都曾利用過谶緯。
劉秀把谶緯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甚至發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緯，谶緯實際上超過了經書的地位。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宣布圖谶于天下”[276]，更使圖谶成為法定的經典。
漢章帝會群儒于白虎觀，讨論經義，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一書，這部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谶緯之學，形成今文經學派的主要論點。
《白虎通》的出現，是董仲舒以來儒家神秘主義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谶緯的流行，今文經的谶緯化，使經學的内容更為空疏荒誕，所以一些較有見識的士人如桓譚、尹敏、鄭興、張衡等，都表示反對谶緯。
桓譚陳說：“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谶記，以欺惑貪邪，诖誤人主。
”[277]他力言谶不合經，表示自己不讀谶書。
桓譚在神秘主義思想統治一切的時候，提出了“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燃）燭矣”[278]的見解，在哲學史上有可貴的意義。
在反谶緯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儒生專攻或兼攻古文經。
古文經治學重在訓诂，解經舉其大義，不像今文經那樣徒重章句推衍。
東漢古文經大師賈逵、服虔、馬融等人，在經學上都有過一定貢獻。
古文經學家許慎為了反對今文經派根據隸定的古書穿鑿附會而曲解經文，于是編成一部《說文解字》，共收小篆及其他古文字9353個，逐字注釋其形體音義。
鄭玄兼通今古文經而以古文經為主，他網羅衆家之說，為《毛詩》、《三禮》等書作出注解。
許慎、鄭玄的著作，除起了抑制今文經和谶緯發展的作用外，對于古史和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也有貢獻。
熹平四年，蔡邕參校諸體文字的經書，用隸書書寫五經（或雲六經）經文，镌刻石碑，立于太學，這是我國最早的官定經本，後世稱為“熹平石經”。
這對于糾正今文經學家臆造别字，對于維護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王充的思想 古文經學家用訓诂的方法反對今文經學和谶緯，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他們局限于探索經文本義，除了桓譚以外，在理論上都沒有重大的發揮。
他們不可能超越于儒家思想體系之外，而且有複古傾向。
在這場反對今文經學和谶緯的鬥争中，隻有王充跳出了經學的圈子，以唯物主義思想攻擊了今文經和谶緯。
王充，會稽上虞人，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間。
王充出身于“細族孤門”[279]，早年曾在太學受業，常在洛陽書肆中博覽百家之言。
後來，他作過短時期的州郡吏，其餘的歲月，都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280]，居家教授，專力著述，寫成了《論衡》85篇（今存84篇）二十餘萬言。
王充自稱其思想“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281]。
他以道家自然之說立論，而對自然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
在論證方法上，他強調“引物事以驗其言行”[282]。
他反對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之說，主張“天地合氣，人偶自生”[283]。
他認為儒家天人感應說是虛妄的，因為“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284]。
在他看來，天之所以無為，可以從天無口目，不會有嗜欲得到證明。
他說：“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285]，揭露了統治者神道設教的目的。
王充認為精神依存于形體，他說：“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286]根據這種道理，他反對人死為鬼之說。
他說：“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
能為精氣者，血脈也。
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287]他從無鬼論出發，反對厚葬，提倡薄葬。
王充對于傳統的思想和成見，具有批判精神。
他甚至對孔、孟和儒家經典，也敢于提出懷疑和批判。
他在《論衡·問孔》中反對世俗儒者對孔子的片言隻語進行無窮無盡的推衍，因而對孔子反複提出問難。
他說：“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他還說：“苟有不曉解之問，迢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他在《論衡》的其他部分，還分别對孟子、墨子、韓非、鄒衍等人進行了分析，所涉及的問題，有許多與漢朝的政治、文化設施有直接關系。
王充受當時生産水平和知識水平的限制，對于他自己引為論據的某些自然現象，有時理解錯誤。
他同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一樣，無法透徹闡明複雜的社會曆史現象和客觀規律，不能正确說明人的主觀作用。
所以他不得不用天命來解釋社會事物變化的終極原因，用骨相來解釋個人的貴賤夭壽，因而陷入了宿命論。
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由于《論衡》對漢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進行了無情的攻擊，所以這部著作在很長時間内無法公諸于世，直到東漢末年才流傳開來。
佛教和道教 佛教産生于印度，經由中亞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西漢末年傳入内地[288]。
佛教人中國後，最早的信徒多為帝王貴族，如楚王英“喜黃老，學為浮屠（佛）齋戒祭祀”[289]，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290]。
當時的人把佛當作一種祠祀，近于神仙方術[291]；并且把佛教教義理解為清虛無為，“省欲去奢”[292]，與黃老學說相似，因此浮屠與老子往往并祭，而“老子人夷狄為浮屠”[293]的傳說也頗流行。
桓、靈之世，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繼來中國，在洛陽翻譯佛經，漢人嚴浮調（他是見于記載的最早出家的漢人）受佛學于安世高，參與譯事。
從此以後，佛教經典翻譯，才算正式開始。
不過漢代所譯佛經，仍然摻雜了許多祠祀的道理，佛教與道家仍然被聯系在一起。
所以東漢末年的《牟子理惑論》雖然反對神仙方術，但仍用老莊無為思想來發揮佛教教義。
初平四年（193年），丹陽人笮融為徐州牧陶謙督廣陵等郡漕運，他斷盜官運，大起浮屠祠，造銅浮屠像，用複免徭役來招緻信徒，“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裡，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294]。
這是我國佛教造像和大規模招緻信徒之始。
東漢時期，民間流行的巫術與黃老學說的某些部分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道教。
順帝時，琅琊宮崇“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号為《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觋雜語”[295]。
今存的《太平經》殘本，即是從《太平清領書》演化而來，是道教的主要經典。
《太平經》推尊圖谶，多以陰陽之說解釋治國之道，還采摭了一些佛教義理加以緣飾。
《太平經》中有一些地方宣揚散财救窮、自食其力，這些經義易于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
東漢後期被稱為“妖賊”的許多次農民暴動，就是農民用道教作為組織手段而發動的。
靈帝時，巨鹿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在冀州傳教，号為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并且派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296]，組織徒衆舉行了黃巾暴動。
與太平道形成和傳布同時，還出現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鬥米道。
順帝時，張陵學道于蜀地鹄鳴山中，以道書招緻信徒，信道者出米五鬥，有病則令自首其過。
這就是五鬥米道。
張陵死，子張衡、孫張魯世傳其道。
張魯為益州牧劉焉督義司馬，保據漢中[297]。
張魯自号師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長吏。
諸祭酒于途次作義舍，置義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
民犯法，三原然後行刑。
張魯保據漢中的30年中，人民生活比較安定。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滅張魯。
此後五鬥米道繼續流傳，後世以張陵為教主的天師道，主要就是從五鬥米道發展而來的。
二 史學、文學、藝術 史學 官府撰修本朝曆史的傳統，在秦漢時期被繼承下來了。
漢武帝時政治的發展，提出了“通古今之變”[298]的要求，這就需要整理古今曆史，用以說明當代社會的狀況。
太史令司馬談次第舊聞，裁剪論著，開始了這一項繁重的工作，但是沒有完成。
司馬遷是司馬談之子，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或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死年不詳。
司馬遷幼年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20歲後遍遊長江中下遊和中原各地，還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漢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廣泛的社會見識。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為太史令。
他繼承父業，“史記石室金匮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299]，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開始撰修《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在朝廷為李陵辯護，被武帝處以腐刑。
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300]在困厄中發憤著書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12本紀、10表、8書、30世家、70列傳，共130卷。
它是一部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期的中國通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結構周密的曆史著作。
《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吸收了編年、記事等體裁的長處，創造了曆史書籍的紀傳體的新體裁，這種體裁，成為此後2000年中編寫王朝曆史的規範。
《史記》作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貴之處首先在它敢于正視社會實際，按當時的認識水平，盡可能如實地勾畫出了社會曆史面貌。
《史記》一方面把曆史上的社會經濟、意識形态、天文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與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并于一書，廣泛地反映了曆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醫生、學者、商賈、遊俠、農民領袖等人物的傳記，與帝王将相并于一書，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曆史動态。
《史記》把許多少數民族的社會曆史寫成列傳，更增加了曆史的完整性。
《史記》在記載某些人物時所持的褒貶态度，表現了這一著作的傑出的思想價值。
它把項羽同秦始皇、漢高祖一起列入本紀，把農民領袖陳涉（勝）同諸侯一起列入世家。
它不但敢于斥責曆史上的暴君，而且還敢于“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301]。
它在稱贊武帝功德的同時，也斥責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302]。
他贊揚了遊俠的某些俠義行為，揭露了酷吏對人民的殘暴統治。
由于這種悖背傳統的褒貶态度，《史記》曾經被後世史學家視為“是非頗謬于聖人”[303]，并且被誣為“謗書”[304]，不見容于某些統治者。
《史記》概括了大量的經過選擇的曆史資料，包括他親身采訪所得的古老傳聞。
它叙事講求實事求是，不強不知以為知，不輕下斷語。
所以劉向、揚雄、班固等人都稱贊《史記》，認為它“不虛美，不隐善，故謂之實錄”[305]。
司馬遷作《史記》，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寫作方法上，力圖遵循據傳為孔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則。
《史記》寫作以叙事為主，是非褒貶一般寓于叙事之間。
顧炎武認為“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306]。
《史記》采用以人物傳記為主的體裁，這種體裁使司馬遷能夠充分發揮文學才能，使《史記》同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輝煌著作。
司馬遷相信天命，認為秦的統一是“天所助焉”[307]，認為劉邦是“受命而帝”[308]。
此外，《史記》在叙事上也“甚多疏略，或有抵牾”[309]。
這些缺陷除了叙事不當是創始之作難于避免的以外，主要是由于時代局限造成的。
東漢班固所撰《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
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拟将《史記》續至西漢末年為止。
班固繼承父業，用了二十餘年時間，完成了這一著作的絕大部分。
班固由于外戚窦憲之獄的牽連，和帝時下獄死。
據說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補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最後完成了《漢書》的編撰。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它基本上因襲《史記》的體裁，但比《史記》更為嚴密。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的《表》、《書》裡所沒有的。
《漢書》叙事周密詳盡，“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310]，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
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倫常完全定型的東漢時期，曆史觀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嚴密束縛，所以《漢書》中“論國體則飾朝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311]，缺乏批判性，比《史記》遜色。
東漢時期修成的史書，還有荀悅《漢紀》（成于建安時）、趙晔《吳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絕書》等，前一種系改編《漢書》而成的編年史，後二種專記一方之事，開後代地方史志之始。
東漢史官所修的《東觀漢記》是當代史的著述，為後世各家後漢書的重要根據。
文學 漢代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賦、散文、樂府詩三種形式。
賦是散文韻文并用、“鋪采擒文，體物寫志”[312]的一種文體，是直接從騷體演變而來的。
西漢早期的賦，如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等，都是借物抒懷，文詞樸實，與騷體詩還很接近。
賦的出現，也與戰國諸子的散文有重要的關系。
章學誠說：“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
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隐，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313]。
漢初的賦家枚乘，以《七發》著名。
漢武帝之世，是賦的成熟時期，賦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這個時期賦的代表作。
這些賦都是氣勢恢廓，景物迷離，辭藻華麗而奇僻，反映了西漢國家的宏偉遼闊和物質世界的豐富多彩。
西漢後期，最著名的賦家是揚雄；東漢時期，則以班固、張衡最有名。
除了他們之外，兩漢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幾乎都是賦的重要作者。
但是漢武帝以來的賦，以文字的雕琢和辭藻的堆砌取勝，思想内容貧乏。
有些賦家企圖以賦作為諷谏的工具，但是結果往往是“勸而不止”。
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諷），帝反缥缥有淩雲之志”[314]。
所以有些賦家對自己的文學生活頗為不滿，賦家枚臯“自悔類倡”[315]，賦家揚雄也慨歎“童子雕蟲篆刻&hellip&hellip壯大不為也”[316]。
東漢後期，大賦稍趨衰歇，各種抒情寫物的小賦代之而興，這類小賦多少擺脫了大賦的鋪張刻闆的格式，意境較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兩漢的散文文學，有很大的成就。
西漢初年賈誼、晁錯的政論文，如《陳政事疏》、《過秦論》和《論貴粟疏》等，都是言辭激切，有聲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對後代散文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漢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馬遷的《史記》一書。
司馬遷在《史記》的人物傳記中，刻畫了社會各方面許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貫注了他自己愛憎的感情。
《史記》叙事帶有強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繪聲繪影的人物對話，來暴露人物的性格。
司馬遷的這些文學手法，大大加強了他的以叙事表現曆史的史學方法的效果。
《史記》在文學上的成就，同在史學上的成就一樣重要，所以魯迅把《史記》評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317]。
漢代的樂府民歌，是我國文學寶庫中極有價值的遺産。
樂府本來是政府的音樂機構，漢武帝始設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編制廟堂樂歌。
樂府也廣泛地在民間采風配樂，“代趙之讴，秦楚之風”[318]，都在樂府采集之列。
樂府采集的民歌，經過加工配樂，後來就稱為樂府詩或樂府。
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