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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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和附近諸縣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樊嘉、摯網、如氏、苴氏，多是資财巨萬的大商人。
羅裒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還往來長安、巴蜀之間，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155]。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辟領導的暴動。
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
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鄭躬等的暴動[156]。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157]等和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
蘇令領導的暴動經曆19郡國[158]，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
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
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159]，除了繼續反抗以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哀帝在農民暴動的威脅下，采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
因此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
這種自欺欺人的易号改元，除了暴露西漢統治者絕望的心情以外，毫無其他意義。
王莽改制 當農民戰争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将軍，輔政一年多。
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
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後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賦貧民”[160]，這實際上就是王莽對待當前社會危機所表示的籠絡人心的态度。
平帝時，王莽複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
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己，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己者”[161]，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于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主持祭祀時稱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但都被他壓平了。
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号曰新。
西漢王朝結束了，但西漢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仍然十分尖銳。
王莽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诏，曆數秦漢社會兼并之弊：“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颛斷其命”。
他針對這種情況，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夷，以禦魑魅。
” 王莽頒布這個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土地所有權，也不是改變奴婢的社會地位，而隻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162]，以圖緩和土地兼并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
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诏令。
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這個诏令，“下诏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163]。
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就完全失敗了。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實行五均六筦，企圖以此節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并且使國家獲得經濟利益。
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
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
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五谷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品滞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
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業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筦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
六筦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展以外，其餘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
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
但是武帝憑借國家的力量，能夠基本上控制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無力控制這些人。
這些人“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164]。
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币，規定錯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錢一值50，與原有的五铢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
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铢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50者并行，并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
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
人民對王莽錢币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铢錢，王莽又加嚴禁，以緻“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
王莽迫不得已暫廢龜、貝等物，隻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
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盡廢舊币，改行貨布、貨泉二品[165]。
王莽屢易貨币，加速了人民的破産。
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複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
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
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
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
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屢易其名。
他還恢複五等爵，濫加封賞。
官吏俸祿無着，就用各種辦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統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戲，欺騙人民；一面虛張聲勢，發動對匈奴和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争。
沉重的賦役征發，戰争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
據官吏報告，人民“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
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5000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隻能易豆五升。
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
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争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争發生了聯系。
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統治終于在農民戰争的無情打擊下徹底崩潰，王莽本人也成為西漢腐朽統治的替罪羊了。
七 推翻王莽政權的農民戰争 綠林軍 反對王莽政權的農民暴動，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
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征發，在邊郡比在内地更為嚴重。
邊境數十萬駐軍，不但仰給邊民供應，而且還大肆騷擾，破壞人民的生産和生活。
邊民不堪其苦，有的流亡内地，為人奴婢；有的铤而走險，聚衆反抗。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邊民棄城郭流亡，随處暴動，并州、平州一帶最為猛烈。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民舉行暴動，“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166]。
接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也相繼出現了農民暴動。
天鳳四年（公元17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舉行暴動，出沒于湖海之間；同年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舉行暴動，殺海曲縣宰，入海堅持戰鬥。
此起彼伏的暴動，預示大規模的農民戰争即将來臨。
天鳳年間，荊州一帶遇到連年的大饑荒，農民相率到野澤中掘草根為食。
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鳳替人家排難解紛，被推為首領。
他們人數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裝力量，不時攻擊附近的鄉聚。
他們隐蔽在綠林山中（今湖北當陽鏡），因此被稱作綠林軍。
幾個月後，綠林軍發展到七八千人。
但是那時他們還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隻盼望年成好轉，能夠返回田間。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荊州牧發兵進攻綠林軍，綠林軍出山迎擊獲勝，部衆增至數萬人，戰鬥意志高漲起來。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綠林山中疾疫流行，綠林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領，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荊州），稱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等率領，北上南陽，稱新市兵。
新市兵攻随縣時，平林人陳牧、廖湛率衆響應，于是綠林軍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
西漢宗室劉玄，這時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陽大地主劉、劉秀兄弟也是西漢宗室，他們抱着“複高祖之業”[167]的目的，聯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并且把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稱為舂陵軍。
舂陵軍與王莽軍接戰不利，乃與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約定“合縱”。
這時綠林軍連敗莽軍，發展到十多萬人。
綠林軍領袖為了擴大影響，擁立劉玄作皇帝，恢複漢的國号，以公元23年為更始元年。
劉玄在西漢宗室中是沒落的一員，他參加農民軍較早，而且又無兵權。
擁立宗室劉玄，這是農民受到劉漢正統思想影響的表現；但是立劉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劉，又是綠林軍領袖疏遠劉、劉秀的結果。
綠林建号以後，王莽發州郡兵42萬，由王邑、王尋率領，阻擊綠林軍。
三月，王莽軍前鋒近十萬人，圍綠林軍于昆陽（今河南葉縣）。
綠林軍八九千人，由王鳳、王常率領，堅守昆陽，劉秀則輕騎突圍出城，征集援兵。
那時昆陽城外圍兵數十重，列營百數，圍兵“或為地道，沖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168]。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劉秀發郾、定陵營兵數千人援昆陽，王邑、王尋一戰失敗，王尋被殺。
城中守軍乘勢出擊，“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裡間”[169]。
綠林軍在這一戰役中奪獲軍實辎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昆陽之戰。
昆陽戰後“海内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将軍，用漢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旬日之間，遍于天下”[170]。
顯然，這次戰役對于綠林軍入關和王莽覆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功績，他們兄弟的勢力逐漸淩駕農民軍，因此新市、平林諸将勸更始帝把劉殺了。
接着，綠林軍分兵兩路進擊王莽。
一路由王匡率領，攻克洛陽。
更始帝在洛陽派遣劉秀到黃河以北去發展勢力，劉秀北上後，就逐步脫離了農民軍的控制。
另外一路綠林軍由申屠建、李松率領，西入武關。
析縣人鄧晔起兵攻下武關，迎入綠林軍，合兵直取長安，關中震動。
這時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長安被綠林軍迅速攻克。
公元24年初，更始帝遷都長安。
進入長安的綠林軍紀律嚴明，府庫宮室一無所動，長安市裡不改于舊。
綠林軍瓦解了一批關中的豪強武裝，迅速平定三輔。
但是不久以後，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腐化的宮廷生活中，地主儒生乘機大肆活動，綠林軍内部離心離德的現象逐漸滋長起來了。
赤眉軍 比綠林軍舉行暴動稍後，琅琊人樊崇等在莒縣暴動。
樊崇作戰勇敢，附近各地農民軍領袖逄安、徐宣、謝祿、楊音等都率部歸附他。
他們在泰山、北海一帶進行鬥争，擊敗田況所部莽軍。
參加這支隊伍的都是為饑餓所迫的農民，他們同綠林軍一樣，起初并無攻城徇地的意圖。
他們因襲漢朝鄉官和地方小吏稱号，把各級首領分别稱為三老、從事、卒史，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
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号令，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171]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将軍廉丹，率軍十多萬，進攻這一支農民軍。
為了作戰時與敵人相區别，農民軍把眉毛塗紅，因而獲得赤眉軍的稱号。
王匡、廉丹的軍隊殘害百姓，十分橫暴，百姓作歌道：“甯逢赤眉，不逢太師（王匡），太師尚可，更始（廉丹）殺我。
”[172]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擊敗莽軍，殺廉丹，勢力大為擴展。
當劉玄進入洛陽時，赤眉軍也在中原活動，樊崇等二十多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号。
由于劉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脫離劉玄，轉戰于今河南一帶。
赤眉軍雖然連戰獲勝，但是部衆思歸，軍心有些渙散。
赤眉領袖認為部衆回鄉必散，于是率領他們西攻長安。
公元25年，赤眉軍進至華陰，有衆30萬。
赤眉領袖在地主和巫師慫恿下，在軍中找到一個沒落的西漢宗室、15歲的牛吏劉盆子作皇帝。
接着，赤眉軍進攻長安，推翻了劉玄的統治。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 赤眉入關時，劉秀也派兵向關中進發。
在此之前，當劉秀于公元23年冬渡河北上時，黃河以北已有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胫、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部農民軍。
他們各領部曲，“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号”[173]，共有數百萬人。
除了農民軍以外，各地豪強地主武裝和王莽的殘餘勢力也還不少。
豪強地主在邯鄲擁立詐稱成帝之子的蔔者王郎為帝，聲勢最大。
劉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昌成人劉植、宋子人耿純等地主武裝的支持，又得到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的援助，擊敗了王郎。
更始帝派人立劉秀為蕭王，并令他罷兵去長安。
劉秀羽翼已成，力量強大，于是拒不受命，留在河北鎮壓農民軍，并坐觀關中的變化。
他逐個吞滅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軍，關中一帶把他稱作“銅馬帝”。
公元25年6月，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鄗（今河北柏鄉）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号，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
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同年九月，赤眉軍入長安。
長安附近的豪強地主隐匿糧食，武裝抵制赤眉。
赤眉軍糧盡不支，又無法打破豪強地主的封鎖，于是西走隴坂，企圖獲得出路。
赤眉在那裡受到割據勢力隗嚣的阻擋和風雪的襲擊，折返長安，引衆東歸。
這時，劉秀的軍隊已經扼守洛陽以西地區，截斷了赤眉東歸道路。
赤眉軍奮勇力戰，但終因糧盡力绌，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戰敗。
轟轟烈烈的農民戰争推翻了王莽政權。
劉秀恢複了漢朝的統治後，除了繼續鎮壓河北農民軍餘部以外，還緻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統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
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平定了割據隴西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了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第三節 東漢時期豪強大族勢力的擴張和 統一國家走向瓦解 一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豪強勢力的擴張 生産的發展 南方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 光武帝在國内統一戰争中，利用農民戰争造成的有利形勢，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一38年）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诏令。
诏令規定：凡屬王莽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西漢法律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遭饑亂嫁妻賣子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西漢的“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減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複，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
光武帝的這些诏令，緩解了奴婢問題，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這對農民處境的改善，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光武帝對于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
那時地主階級仍然保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農民，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集團，也大肆搜括土地，洛陽地區和南陽地區尤為嚴重。
但是在農民戰争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刷新，農民“七死”、“七亡”的情況多少有了改變，東漢統治集團還能注重生産。
由于這些原因，農業和手工業在東漢前期得以向前發展一步。
東漢時的農業生産比西漢時有了提高。
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锸、鋤、鐮、铧等，數量之多，大大超過西漢。
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铧堅固耐用，便于深耕。
大型铧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
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于中耕、收獲。
回轉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
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铧犁。
南方的一些地方還發展了蠶桑業。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複和發展的一件大事。
平帝時黃河決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
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于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
因此黃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災達60年之久。
明帝時，以治水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
王景、王吳在從荥陽東到千乘（今山東利津）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裡立一水門，控制水流。
他們用這個辦法終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
河工告成後，明帝還把“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174]。
關東地區以至于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
汝南太守鄧晨修複了鴻郤陂，以後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
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
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辟稻田八千多頃。
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複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内得以豐稔。
在芍陂舊址發現過一處東漢水利工程，可能就是王景修築芍陂閘壩的遺存。
這項工程采用夾草的泥土修築閘壩，是我國水利技術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周圍築塘三百多裡，溉田九千多頃。
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
此外，各地興複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最晚到兩漢之際，我國出現了水碓，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175]。
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176]。
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的改進，使農産品的畝産量顯著提高。
據《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餘頃，得谷百萬餘斛，每畝産量在兩三斛之間[177]。
這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産量高出一倍以上。
史籍記載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178]，這是由于東漢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東漢時期，手工業也同農業一樣，比西漢時提高了。
東漢鐵器出土地點，建國以來陸續發現的達百餘處，遠比西漢為多。
西漢時冶鐵不發達的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制造業。
桂陽郡的耒陽出鐵，東漢初年，别郡的人常聚集在這裡冶鑄；衛飒任桂陽太守，“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179]。
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等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
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制品，銅兵器出土極少。
和鐵農具一樣，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
鐵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都有發現。
這種種情況，都說明鐵的總産量比過去大為增加了。
東漢初年，杜詩在産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排，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和帝時罷鹽鐵之禁，自此以後，大地主和大商賈又重新公開冶鐵制器。
據桓帝時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說：“邊民敢鬥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180]。
可見那時連兵器也可以私造了。
煉銅和銅器制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
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181]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制作業。
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造銅器，數量更多些。
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曆代出土都很多。
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都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提高。
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
漆器生産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
此外，出土的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
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他們“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182]。
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收稅（利息）與封君比入”[183]。
這個時期，“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184]，都卷進了商品流通範圍。
東漢政府鑄币能力不夠，五铢錢不能滿足市場流通需要，所以缣帛谷物兼具貨币職能。
這也反映了自然經濟成分的增長。
官僚貴戚憑借權勢，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
窦憲曾寄人錢80萬，從西域市得雜罽十餘張；又令人載雜彩700匹，白素300匹，以市月氏馬、蘇合香和毾[185]。
上述東漢經濟情況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這在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制造等方面都有表現。
與此同時，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揚州人口從西漢時的321萬增加到東漢時的434萬，荊州從374萬增加到627萬，益州從455萬增加到724萬[186]。
南方人口增加，除了生産水平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
史籍表明今雲南地區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即東漢時“徼外蠻夷内附”的直接結果。
丹陽、豫章、長沙、零陵等郡人口增長也非常快，這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
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蔽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187]，就是一例。
南方社會生産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的表現。
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揚各郡租米赈濟中原災民。
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2000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和橋閣[188]，便利了益州與中原的交通。
據《華陽國志》記載，東漢時“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189]，可見益州經濟在當時的重要。
光武帝對豪強地主武裝的安撫和鬥争 社會經濟的發展，在西漢時期導緻了豪強勢力擴張的結果。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豪強，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裝，才得以擴大勢力，最後搶得了皇帝的寶座。
南陽、河北等地區響應劉秀的人，都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強地主。
河北的劉植、耿純以私兵随劉秀，成為東漢開國勳臣，他們在病危時都指定子侄代統營衆，不願放棄私家武裝。
在農民軍所至的地區，豪強地主多聚衆自保，待機漁利，如劉秀母舅南陽樊宏作營塹以待劉秀；京兆第五倫聚宗族鄰裡依險阻固，抗拒赤眉；南陽族姓馮鲂“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190]。
這些豪強地主都先後歸附劉秀，成為劉秀的有力支柱。
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強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土，抗拒政令。
他們既不願放棄自己的割據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号自守，以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
劉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盡量采取安撫的手段對待他們，企圖以官爵相誘，不戰而使他們降服。
建武二年（公元26年），馮異代鄧禹取關中，劉秀告誡馮異說：“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191]他還具體指明：“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谒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複聚。
”[192]馮異如令而行，“威行關中”。
但是在東漢建國以後的十餘年中，兵長、渠帥的活動迄未停止。
他們散在郡縣，威福自行，權勢勝過官府，“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193]。
在光武帝的攻擊下，這些兵長、渠帥更是“各生狐疑，黨輩連接，歲月不解”[194]。
所以，盡管全國統一戰争已經完成，地方豪強勢力仍然很嚣張，東漢統治很不鞏固。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個新的措施。
他下诏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
度田的目的，除為了掌握确實的名籍和墾田數目，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強武裝。
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強，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農民。
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的罪名，處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歐陽歙、河南尹張伋以及其他郡守十餘人。
接着，“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
郡縣追讨，到則解散，去複屯結”[195]。
顯然，這是大姓兵長對度田的抗拒。
光武帝發兵威脅他們，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它郡，賦田授廪，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系。
經過這次鬥争後，豪強武裝轉為隐蔽狀态，割據形勢相對緩和了。
度田與按比戶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為東漢的定制[196]。
度田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強勢力并沒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繼續發展，廣大農民生活仍然很痛苦。
在這種情形下，光武帝憂心忡忡，甚至不敢貿然舉行封禅，他說：“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197] 明、章、和帝時，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198]的現象依然存在。
明、章、和帝不得不屢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予貧民耕種。
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
大地主的田莊 豪強地主勢力的基礎，是他們的大田莊。
光武母家南陽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赢梨果，檀棗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萬”[199]。
田莊除經營絲麻等手工業外，還用自産的木材制作各種器物，“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
四川出土的一種畫像磚，刻畫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鹽井；山東滕縣出土的畫像石，則表現了地主田莊中冶鐵的情景。
這些資料，除了說明地主田莊經濟力量的強大以外，還說明田莊經濟達到了很高的自給自足程度。
東漢後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200]一書，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曆。
從書中所記的種植時令看來，它主要是根據中原地區特别是洛陽一帶的田莊情況寫成的。
《四民月令》的資料，說明地主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谷物、蔬果、竹木、藥材和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缫絲、織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藥、釀酒、釀醋、作醬等手工業。
田莊主為了盤剝農民，在各種産品的收獲季節分别收購這些産品，而在農民需要種子、食物、絹布的季節把這些物品賣出去。
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間天暖時購進農民禦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時賣出，從中取利。
這些也就是上述樊氏田莊“閉門成市”的一部分具體内容。
田莊裡被剝削的勞動者，是地主的宗族、親戚和賓客，其中宗族占主要地位。
每年臘月，地主選配人力，安排田事，讓農民收拾農具，準備春耕。
春凍一解，繁忙的農事正式開始，直到隆冬為止。
農事稍閑的時候，農民還要為主人修理溝渎，葺治牆屋。
田莊主人對依附農民榨取實物地租，這種地租在今存《四民月令》輯本中沒有記載，但是按東漢初年馬援在苑川役屬賓客之例，是地主“與田戶中分”[201]。
如果加上勞役部分，則地主對依附農民的剝削率就要更大了。
崔寔在他另一著作《政論》中，叙述了農民淪于依附地位的過程和他們的痛苦生活。
他說：“下戶踦，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hellip&hellip曆代為虜，猶不贍于衣食。
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
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
”[202]地主為了使依附農民不緻逃亡，在一定的時節按不同的親疏關系“振贍貧乏”，“存問九族”，“講和好禮”，使殘酷的剝削關系蒙上一層宗族“恩紀”的僞裝，以便更有力地束縛他們。
在東漢時修成的《白虎通》一書中，更從意識形态上規定了宗族統治的秩序。
擁有大田莊的大族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重厚葬。
族姓源流日益受到士大夫的重視，王符《潛夫論》和應劭《風俗通》都有關于姓氏的專篇。
《四民月令》所描繪的大田莊，在東漢是大量存在的。
據仲長統的估計，東漢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計”[203]。
他還說這種“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204]。
從這個記載中，還可以看到豪強地主同時也是大商人，他們不但武斷鄉曲，也控制着城市中的經濟生活。
《四民月令》的記載表明，大地主的田莊裡，還擁有一支私家武裝。
每當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将臨時，地主就糾集一部分農民，在田莊裡“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準備鎮壓可能出現的農民暴動。
出土的一些東漢樓閣、院宅模型，有武士持兵守衛，他們顯然都是地主的私兵。
還有一些東漢農夫俑和持盾武士俑，兩者衣着完全一樣，都佩帶環首大刀，表現了依附農民和私兵身份的一緻。
據《四民月令》看來，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設的，而是定期召集農民組成的，這與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裝“歲月不解”的情況，自然有所不同。
這種私兵是維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實現國家鎮壓職能的補充力量[205]，這與度田以前地主武裝公開割據反抗的情況也不一樣。
但是這種私兵在一定條件下又能轉化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割據局面的驟現，其根源就在這裡。
由于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東漢農民創造的物質财富，大部分不是作為賦稅流入國庫，而是作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
所以對于東漢王朝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像西漢那樣表現為國家的強大和統一的鞏固，而是表現為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
二 專制體制的完備和統治集團内部的矛盾 專制體制的完備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和統治集團内部矛盾交織的曆史，使東漢統治者觸目驚心。
王莽代漢，綠林、赤眉暴動，都是東漢統治者的嚴重教訓，他們力圖使這種曆史不緻重演。
同時，東漢統治者面對着豪強地主強大的勢力，也力圖加以控制，盡可能把它納入東漢統治的軌道。
在這種曆史教訓和現實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極力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完備起來，以此加強統治。
東漢初年，功臣衆多，封侯者百餘人，明帝時将其中功績較大的28人畫像于雲台。
列侯封地大者六縣，超過漢高祖對功臣侯的封賞。
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則一反漢高祖以功臣任丞相執政的辦法，不給功臣實權實職，剝奪他們的兵柄。
功臣除了任邊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隻有鄧禹、李通、賈複等少數人，得與公卿參議大政。
鑒于王莽代漢，光武帝不讓外戚幹預政事，不給他們尊貴地位。
馬援功勳雖大，但以身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雲台28将數中。
明帝令外戚陰、鄧等家互相糾察；梁松、窦穆雖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請托郡縣、幹亂政事而受到屠戮。
章帝後兄窦憲以賤價強買明帝女沁水公主園田，章帝甚至切責窦憲，還說“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206]對于宗室諸王，光武帝申明舊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讓他們蓄養羽翼。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命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牽連而死的以千數。
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結交方士，作符瑞圖谶，楚王被迫自殺。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又窮治楚王之獄，被株連而緻死徙的外戚、諸侯、豪強、官吏又以千計，系獄的還有數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207]隻是名義上的首腦，實際權力在中朝的尚書台。
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許多中朝官職，所以尚書台更能集中事權。
尚書台設千石的尚書令和六百石的尚書仆射，令、仆以下有左右丞，掌“文書期會”等事，有六曹尚書[208]分掌庶政，每曹有尚書郎若幹人。
皇帝挑選親信的大臣“錄尚書事”，無異于自己直接指揮尚書台，所以尚書台專權用事，實際上就是專制皇權的加強。
宮内許多官員西漢時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參用士人，這時專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
皇權的加強，相權的削弱，在東漢後期王朝衰敗的條件下，導緻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權的結果，這是東漢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權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縣，這相當于西漢的縣、邑、道、侯國數的1/4[209]。
吏職減去了9/10，邊塞的亭候吏卒也陸續罷省了。
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減少開支。
地方政權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廢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職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練的都試，讓地方兵吏一律歸還民伍。
廢除地方兵後，國家軍隊常常招募農民或征發刑徒組成，指揮權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
這樣就有可能加強皇帝鎮壓叛亂、控制全國的力量，減少州郡豪強掌握本地軍隊的機會。
不過終東漢之世，地方兵并未全廢，有事的時候，仍常征發内郡地方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領作戰。
内郡的都尉也常複置。
但是内郡地方兵由于沒有都試，缺乏經常的訓練，所以戰鬥力不如西漢的正卒、戍卒。
同時刺史領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軍政大權，開東漢末年刺史割據之漸。
這些結果，也是同東漢統治者加強專制集權的願望背道而馳的。
光武帝深知儒學是統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講經論理，從儒生中選擇統治人才。
早在“宮室未飾，幹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學，設置博士，讓他們各以“家法”傳授諸經。
明帝更是廣召名儒，自居講席，讓諸儒執經問難。
郡國學校也紛紛建立起來了[210]。
除了通過學校培植統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舉孝廉、征辟僚屬以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茂才、明經等科目，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孝廉按郡内人口每20萬人舉一人為率，每歲選拔，是儒生仕進的主要階梯。
征辟由三公及郡守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遷。
光武帝對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禮征聘，表示他對名節的表彰，企圖以此使“天下歸心”。
他以特禮相待隐居不仕的嚴光（嚴子陵），就是一個著名的例證。
東漢王朝通過提倡經學，表彰名節，廣開仕宦之路，收攬和培育了大量的統治人才，培養了重名節的社會風氣，使它自己在豪強勢力嚴重發展的時候，仍然得以維持統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統治 東漢王朝專制體制的加強，在一定的時間内起着穩定統治秩序的作用。
但是和帝以後，當這個王朝趨于衰敗時，它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專權和他們之間的争鬥。
和帝十歲即位，窦太後臨朝。
她以窦憲為侍中，内斡機密，出宣诰命。
窦憲諸弟都居親要之職，大批的窦氏黨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
窦憲還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以與自己呼應。
窦氏的奴客缇騎，殺人越貨，橫行京師。
和帝在深宮中與内外臣僚隔絕，可以依靠的隻有貼身的宦官。
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宦官鄭衆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窦氏勢力。
鄭衆從此參預政事，并受封為鄛鄉侯，這是宦官用權和封侯的開始。
安帝時，實際掌權的是鄧太後和她的兄弟鄧骘等人。
這個期間，鄧太後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楊震等，以圖取得士大夫的支持。
鄧太後死，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等合謀，消滅了鄧氏勢力。
此後李閏、江京等人大權在握，而皇後閻氏的兄弟閻顯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外戚共同專權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孫程等19人，擁立11歲的濟陰王為帝（漢順帝），并且殺掉閻顯。
順帝時，孫程等19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權勢大為增長。
他們不但可以充任朝官，還可以養子襲爵。
後來，順帝也扶植外戚勢力，相繼拜後父梁商和商子冀為大将軍。
順帝死後，梁太後和梁冀先後選立沖、質、桓三帝。
梁太後也任用宦官，還擴充太學，盡力争取官僚士大夫，但是根本大權還是掌握在梁冀手裡。
梁冀為大将軍，“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專權近20年。
他的宗親姻戚充斥朝廷和郡縣，官吏升遷，都得先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索。
他還“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211]。
他又在洛陽周圍強占土地，調發卒徒，興建私人苑囿，綿延近千裡。
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許别人觸動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誤殺，牽連處死的至十多人。
他還占奪幾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賣人”。
梁冀當政時期，對郡縣的調發比過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被榜掠割剝，死于箠楚之下。
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後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梁氏，連及公、卿、刺、守，死者數十人。
梁冀被抄的家财達三十多萬萬錢，官府獲得這筆巨大收入後，為了收攬人心，得以在這一年減收天下租稅之半。
梁冀死後，宦官獨攬政權，他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212]，權勢達于頂點。
宦官的兄弟姻親臨州宰郡，殺人越貨，與盜賊無異。
宦官侯覽前後奪人宅舍竟達381所，奪人田地118頃。
和帝以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是東漢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在專制制度下的尖銳表現。
專制制度的完備，使權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觊觎權力的人，都力圖挾持皇帝。
外戚由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易于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緣時會，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
無論外戚或宦官當權，都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繼續操縱。
他們又都趁權力在手的時候排除異己，竭澤而漁。
從士大夫看來，宦官是他們所不齒的微賤的暴發戶，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鬥中，外戚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随着這種黨争的愈演愈烈，東漢統治愈來愈腐朽，大規模農民暴動的條件也愈來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 世家大族的出現 在宦官、外戚的反複争鬥中，還有另一種政治力量在起作用，這就是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
東漢時期，士人通過察舉、征辟出仕。
郡國察舉時，“率取年少能報恩者”[213]這在明帝時已是如此。
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樣。
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禮對待舉主、府主，甚至“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态，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214]。
舉主、府主死後，門生、故吏服三年之喪。
順帝時，北海國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喪者凡87人[215]。
秩位高于景某的官僚，其門生、故吏服喪者更不知有多少。
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因而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他們的弟子動辄數百人甚至數千人。
通過經學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傳歐陽《尚書》之學的弘農楊氏，自楊震以後，四世皆為三公；世傳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後，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
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由于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
所謂世家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态上具有這種種特征的家族。
東漢時期選士唯“論族姓閥閱”[216]，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征辟中照例得到優先。
世家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特殊階層。
由于他們在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态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當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們聯結，甚至當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們周旋。
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質，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世家大族為掾屬，委政于他們。
宗資（南陽人）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範滂，成瑨（弘農人）為南陽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歌謠：“汝南&lsquo太守&rsquo範孟博（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lsquo太守&rsquo岑公孝（晊），弘農成瑨但坐嘯。
”[217]操縱了本州本郡政治的世家大族，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
崔寔在《政論》中記有這樣的歌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诏書，但挂壁”[218]，這表明地方勢力的強大，已超過皇帝诏書的力量了。
清議和黨锢 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
善于清議的人，被視為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鄉闾輿論，因而影響到士大夫的仕途進退。
郭泰就是這樣一個“清談闾閻”[219]的名士，據謝承雲：“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
”[220]汝南名士許劭與從兄許靖，“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221]。
大官僚和世家大族為了操縱選舉，進退人物，對于這種清議也大力提倡。
在當時政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這種清議在士大夫中間，多少起着一些激濁揚清的作用。
但是風氣所至，士大夫相率讓爵、推财、避聘、久喪，極力把自己僞裝為具有孝義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議的贊揚。
許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
不食君祿，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222]。
安帝、順帝相繼擴充太學，籠絡儒生，順帝時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
太學生一般都是出自地主階級，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聯系，因此太學就成為清議的中心。
太學生為安帝以來風起雲湧的農民暴動所震動，深感東漢王朝有崩潰的危險。
他們認為宦官外戚的黑暗統治是引起農民暴動、導緻東漢王朝衰敗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圖通過清議，反對宦官外戚特别是當權的宦官，挽救東漢統治。
在宦官外戚統治下，“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223]，不附權貴的士人受到排斥。
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舉六名孝廉，當權的貴人勳戚交相請托，占據名額，名士入選的隻有一人。
桓帝以後，察舉制度更為腐敗，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224]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向盛避衰”，“交遊趨富貴之門”[225]，“妪名勢，撫拍豪強”[226]，助長了宦官外戚的聲勢。
這種情形，也使太學清議集中到攻擊腐敗的朝政和罪惡的權貴，而對敢于幹犯權貴的人，大加贊揚。
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貪污的守令，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黨羽，被桓帝罰作左校（左校掌左工徒）。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阙上書，表示願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227]，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得罪宦官，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跟大官僚一起詣阙陳訴，使皇甫規獲得赦免。
官僚、太學生的這些活動，對當政的宦官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郡國學的諸生，也同太學清議呼應。
太學諸生，特别尊崇李膺、陳蕃、王暢等人，太學中流行着對他們的評語：“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228]。
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與他交遊，被譽為“登龍門”，可以身價十倍。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懲辦不法宦官，“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複出宮省”[229]。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殺術士張成，張成生前與宦官關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诽讪朝廷，疑亂風俗”[230]。
在宦官慫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國大捕“黨人”，詞語相及，共達二百多名。
第二年，李膺及其他黨人被赦歸田裡，禁锢終身。
這就是有名的“黨锢”事件。
黨锢事件發生後，士大夫聞風而動。
他們把那些不畏宦官勢力，被認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清議的浪潮更為高漲。
度遼将軍皇甫規沒有被當作名士列入黨锢，甚至自陳與黨人的關系，請求連坐。
靈帝建甯元年（168年），名士陳蕃為太傅，與大将軍窦武（窦太後之父）共同執政。
他們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謀誅殺宦官。
宦官矯诏捕窦武等人，雙方陳兵對陣，結果陳蕃、窦武皆死，他們的宗親賓客姻屬都被收殺，門生、故吏免官禁锢。
建甯二年，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的張儉被誣告“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受到追捕，黨人橫死獄中的共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達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受命禁锢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
直到黃巾軍的暴動發生後，黨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争，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博得社會的同情，因此張儉在被追捕時，許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
但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争，隻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東漢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從而維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仍然是統治集團内部的鬥争。
當農民暴動不但沒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還發展到從根本上危及東漢統治的時候，被禁锢的黨人就獲得赦免，他們也就立刻同宦官聯合，集中力量來鎮壓暴動的農民。
官僚士大夫與世家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總的說來力量比宦官強大。
所以在農民暴動被鎮壓下去後，他們重整旗鼓，發動了對宦官的最後一擊，終于徹底消滅了東漢宦官的勢力。
三 邊境各民族 東漢王朝同邊境各族的關系 南匈奴 北匈奴 東漢初年，當光武帝劉秀進行國内統一戰争時，匈奴的勢力有所發展。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漁陽太守彭寵反對劉秀，曾結匈奴為援。
割據三水（今甯夏同心）的盧芳依附匈奴，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等郡，同匈奴一起經常寇擾北邊。
光武帝也曾遣使與匈奴修好，但是沒有取得結果，匈奴對北邊的壓力絲毫沒有減輕。
以後東漢派吳漢率軍抗擊匈奴，也經歲無功而返。
統一戰争結束後，盧芳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逃入匈奴。
東漢為了避免邊境沖突，罷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徙雁門、代郡、上谷等郡吏民六萬餘口于居庸、常山以東。
這樣，匈奴左部就得以轉居塞内。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進至上黨、扶風、天水等郡，成為東漢王朝嚴重的威脅。
正在這時，匈奴人遇到連年的旱蝗，赤地數千裡，人畜死耗很大。
東面的烏桓乘機進擊匈奴，迫使匈奴北徙。
接着，匈奴貴族中又發生了争奪統治權的内讧。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邊八部擁立為南單于，他襲用其祖父呼韓邪單于的稱号，請求内附，得到東漢的允許。
從此以後，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單于入居雲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不久又轉駐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附近），分屯部衆于北邊各郡，助漢守邊。
東漢王朝常以财物、糧食、布帛、牛羊等贈給南匈奴，供給之費，每年達一億零九十餘萬錢。
南匈奴同東漢和平相處，邊境安甯，原來内徙的沿邊八郡居民，也多陸續回歸本郡。
和帝初年，南匈奴領有三萬四千戶，二十三萬多口，包括軍隊五萬人。
南匈奴人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并且逐漸向東、向南遷徙。
北匈奴離漢邊較遠。
他們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擾河西和北方郡縣，擄掠南匈奴人和漢人。
東漢王朝為了避免這種侵擾，答應與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貴族因此對東漢發生懷疑，他們同北匈奴貴族暗中聯絡，準備共同反對東漢王朝。
東漢王朝為了隔絕南、北匈奴的交通，設置度遼營，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北部）。
章帝時，北匈奴貴族驅牛馬萬餘頭，到武威與漢人“合市”，得到郡縣的隆重款待和東漢王朝的饋贈。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東南面的南匈奴夾攻，又受到西域許多國家的反擊，勢力薄弱，部衆離散。
東漢王朝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機恢複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利用這一時機，發動了對北匈奴的進攻。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軍四路出擊：祭彤、吳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來苗、文穆出平城塞。
窦固、耿忠的軍隊追擊北匈奴至天山和蒲類海（今新疆巴裡坤湖），奪得伊吾盧（今新疆哈密），在那裡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憲、耿秉率師出擊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餘萬人。
漢軍出塞三千餘裡，直至燕然山，命班固刻石而還。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漢軍複取伊吾；永元三年（公元91年），漢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于金微山，匈奴戰敗後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遠徙。
從這時起，匈奴東面的鮮卑族逐步西進，占據了匈奴的故地。
西域諸國 班超在西域的活動 王莽時期，西域分割為55個小國，其中北道諸國，複受制于匈奴。
莎車在塔裡木盆地西端，當
羅裒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還往來長安、巴蜀之間，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155]。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東郡茌平（今山東茌平）侯毋辟領導的暴動。
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
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鄭躬等的暴動[156]。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157]等和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
蘇令領導的暴動經曆19郡國[158]，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
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
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159]，除了繼續反抗以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哀帝在農民暴動的威脅下，采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
因此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
這種自欺欺人的易号改元，除了暴露西漢統治者絕望的心情以外，毫無其他意義。
王莽改制 當農民戰争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将軍，輔政一年多。
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
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後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賦貧民”[160]，這實際上就是王莽對待當前社會危機所表示的籠絡人心的态度。
平帝時，王莽複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
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己，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己者”[161]，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于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主持祭祀時稱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但都被他壓平了。
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号曰新。
西漢王朝結束了，但西漢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仍然十分尖銳。
王莽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诏，曆數秦漢社會兼并之弊：“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颛斷其命”。
他針對這種情況，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夷，以禦魑魅。
” 王莽頒布這個诏令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土地所有權，也不是改變奴婢的社會地位，而隻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162]，以圖緩和土地兼并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
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诏令。
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這個诏令，“下诏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163]。
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就完全失敗了。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诏實行五均六筦，企圖以此節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并且使國家獲得經濟利益。
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
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
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五谷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品滞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
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業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筦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
六筦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展以外，其餘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
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筦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
但是武帝憑借國家的力量，能夠基本上控制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無力控制這些人。
這些人“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164]。
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币，規定錯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錢一值50，與原有的五铢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
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铢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50者并行，并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
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
人民對王莽錢币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铢錢，王莽又加嚴禁，以緻“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
王莽迫不得已暫廢龜、貝等物，隻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
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盡廢舊币，改行貨布、貨泉二品[165]。
王莽屢易貨币，加速了人民的破産。
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複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
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
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
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
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屢易其名。
他還恢複五等爵，濫加封賞。
官吏俸祿無着，就用各種辦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統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戲，欺騙人民；一面虛張聲勢，發動對匈奴和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争。
沉重的賦役征發，戰争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
據官吏報告，人民“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
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5000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隻能易豆五升。
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
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争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争發生了聯系。
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統治終于在農民戰争的無情打擊下徹底崩潰，王莽本人也成為西漢腐朽統治的替罪羊了。
七 推翻王莽政權的農民戰争 綠林軍 反對王莽政權的農民暴動，首先發生在北方邊郡地區。
王莽為了出擊匈奴而進行的征發，在邊郡比在内地更為嚴重。
邊境數十萬駐軍，不但仰給邊民供應，而且還大肆騷擾，破壞人民的生産和生活。
邊民不堪其苦，有的流亡内地，為人奴婢；有的铤而走險，聚衆反抗。
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邊民棄城郭流亡，随處暴動，并州、平州一帶最為猛烈。
天鳳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民舉行暴動，“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166]。
接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也相繼出現了農民暴動。
天鳳四年（公元17年），臨淮人瓜田儀在會稽長洲（今江蘇蘇州）舉行暴動，出沒于湖海之間；同年呂母在海曲（今山東日照）舉行暴動，殺海曲縣宰，入海堅持戰鬥。
此起彼伏的暴動，預示大規模的農民戰争即将來臨。
天鳳年間，荊州一帶遇到連年的大饑荒，農民相率到野澤中掘草根為食。
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鳳替人家排難解紛，被推為首領。
他們人數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裝力量，不時攻擊附近的鄉聚。
他們隐蔽在綠林山中（今湖北當陽鏡），因此被稱作綠林軍。
幾個月後，綠林軍發展到七八千人。
但是那時他們還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隻盼望年成好轉，能夠返回田間。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荊州牧發兵進攻綠林軍，綠林軍出山迎擊獲勝，部衆增至數萬人，戰鬥意志高漲起來。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綠林山中疾疫流行，綠林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領，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荊州），稱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鳳、馬武等率領，北上南陽，稱新市兵。
新市兵攻随縣時，平林人陳牧、廖湛率衆響應，于是綠林軍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
西漢宗室劉玄，這時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南陽大地主劉、劉秀兄弟也是西漢宗室，他們抱着“複高祖之業”[167]的目的，聯絡附近各縣地主豪強，并且把宗族、賓客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軍隊，稱為舂陵軍。
舂陵軍與王莽軍接戰不利，乃與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約定“合縱”。
這時綠林軍連敗莽軍，發展到十多萬人。
綠林軍領袖為了擴大影響，擁立劉玄作皇帝，恢複漢的國号，以公元23年為更始元年。
劉玄在西漢宗室中是沒落的一員，他參加農民軍較早，而且又無兵權。
擁立宗室劉玄，這是農民受到劉漢正統思想影響的表現；但是立劉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劉，又是綠林軍領袖疏遠劉、劉秀的結果。
綠林建号以後，王莽發州郡兵42萬，由王邑、王尋率領，阻擊綠林軍。
三月，王莽軍前鋒近十萬人，圍綠林軍于昆陽（今河南葉縣）。
綠林軍八九千人，由王鳳、王常率領，堅守昆陽，劉秀則輕騎突圍出城，征集援兵。
那時昆陽城外圍兵數十重，列營百數，圍兵“或為地道，沖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168]。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劉秀發郾、定陵營兵數千人援昆陽，王邑、王尋一戰失敗，王尋被殺。
城中守軍乘勢出擊，“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裡間”[169]。
綠林軍在這一戰役中奪獲軍實辎重車甲珍寶，不可勝數。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昆陽之戰。
昆陽戰後“海内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将軍，用漢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旬日之間，遍于天下”[170]。
顯然，這次戰役對于綠林軍入關和王莽覆滅，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劉秀在昆陽之戰中立了功績，他們兄弟的勢力逐漸淩駕農民軍，因此新市、平林諸将勸更始帝把劉殺了。
接着，綠林軍分兵兩路進擊王莽。
一路由王匡率領，攻克洛陽。
更始帝在洛陽派遣劉秀到黃河以北去發展勢力，劉秀北上後，就逐步脫離了農民軍的控制。
另外一路綠林軍由申屠建、李松率領，西入武關。
析縣人鄧晔起兵攻下武關，迎入綠林軍，合兵直取長安，關中震動。
這時長安發生暴動，王莽被殺，長安被綠林軍迅速攻克。
公元24年初，更始帝遷都長安。
進入長安的綠林軍紀律嚴明，府庫宮室一無所動，長安市裡不改于舊。
綠林軍瓦解了一批關中的豪強武裝，迅速平定三輔。
但是不久以後，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腐化的宮廷生活中，地主儒生乘機大肆活動，綠林軍内部離心離德的現象逐漸滋長起來了。
赤眉軍 比綠林軍舉行暴動稍後，琅琊人樊崇等在莒縣暴動。
樊崇作戰勇敢，附近各地農民軍領袖逄安、徐宣、謝祿、楊音等都率部歸附他。
他們在泰山、北海一帶進行鬥争，擊敗田況所部莽軍。
參加這支隊伍的都是為饑餓所迫的農民，他們同綠林軍一樣，起初并無攻城徇地的意圖。
他們因襲漢朝鄉官和地方小吏稱号，把各級首領分别稱為三老、從事、卒史，彼此之間以巨人相呼。
他們沒有文書、旌旗、部曲、号令，口頭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171]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将軍廉丹，率軍十多萬，進攻這一支農民軍。
為了作戰時與敵人相區别，農民軍把眉毛塗紅，因而獲得赤眉軍的稱号。
王匡、廉丹的軍隊殘害百姓，十分橫暴，百姓作歌道：“甯逢赤眉，不逢太師（王匡），太師尚可，更始（廉丹）殺我。
”[172]赤眉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擊敗莽軍，殺廉丹，勢力大為擴展。
當劉玄進入洛陽時，赤眉軍也在中原活動，樊崇等二十多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号。
由于劉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脫離劉玄，轉戰于今河南一帶。
赤眉軍雖然連戰獲勝，但是部衆思歸，軍心有些渙散。
赤眉領袖認為部衆回鄉必散，于是率領他們西攻長安。
公元25年，赤眉軍進至華陰，有衆30萬。
赤眉領袖在地主和巫師慫恿下，在軍中找到一個沒落的西漢宗室、15歲的牛吏劉盆子作皇帝。
接着，赤眉軍進攻長安，推翻了劉玄的統治。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 赤眉入關時，劉秀也派兵向關中進發。
在此之前，當劉秀于公元23年冬渡河北上時，黃河以北已有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胫、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部農民軍。
他們各領部曲，“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号”[173]，共有數百萬人。
除了農民軍以外，各地豪強地主武裝和王莽的殘餘勢力也還不少。
豪強地主在邯鄲擁立詐稱成帝之子的蔔者王郎為帝，聲勢最大。
劉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昌成人劉植、宋子人耿純等地主武裝的支持，又得到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的援助，擊敗了王郎。
更始帝派人立劉秀為蕭王，并令他罷兵去長安。
劉秀羽翼已成，力量強大，于是拒不受命，留在河北鎮壓農民軍，并坐觀關中的變化。
他逐個吞滅了銅馬、高湖、重連等部農民軍，關中一帶把他稱作“銅馬帝”。
公元25年6月，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鄗（今河北柏鄉）南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号，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
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同年九月，赤眉軍入長安。
長安附近的豪強地主隐匿糧食，武裝抵制赤眉。
赤眉軍糧盡不支，又無法打破豪強地主的封鎖，于是西走隴坂，企圖獲得出路。
赤眉在那裡受到割據勢力隗嚣的阻擋和風雪的襲擊，折返長安，引衆東歸。
這時，劉秀的軍隊已經扼守洛陽以西地區，截斷了赤眉東歸道路。
赤眉軍奮勇力戰，但終因糧盡力绌，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戰敗。
轟轟烈烈的農民戰争推翻了王莽政權。
劉秀恢複了漢朝的統治後，除了繼續鎮壓河北農民軍餘部以外，還緻力于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統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
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平定了割據隴西的隗嚣，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了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第三節 東漢時期豪強大族勢力的擴張和 統一國家走向瓦解 一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豪強勢力的擴張 生産的發展 南方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 光武帝在國内統一戰争中，利用農民戰争造成的有利形勢，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一38年）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诏令。
诏令規定：凡屬王莽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西漢法律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遭饑亂嫁妻賣子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西漢的“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減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複，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
光武帝的這些诏令，緩解了奴婢問題，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這對農民處境的改善，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光武帝對于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
那時地主階級仍然保有大量土地和依附農民，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集團，也大肆搜括土地，洛陽地區和南陽地區尤為嚴重。
但是在農民戰争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刷新，農民“七死”、“七亡”的情況多少有了改變，東漢統治集團還能注重生産。
由于這些原因，農業和手工業在東漢前期得以向前發展一步。
東漢時的農業生産比西漢時有了提高。
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锸、鋤、鐮、铧等，數量之多，大大超過西漢。
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铧堅固耐用，便于深耕。
大型铧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
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于中耕、收獲。
回轉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
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铧犁。
南方的一些地方還發展了蠶桑業。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複和發展的一件大事。
平帝時黃河決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
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于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
因此黃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災達60年之久。
明帝時，以治水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
王景、王吳在從荥陽東到千乘（今山東利津）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裡立一水門，控制水流。
他們用這個辦法終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
河工告成後，明帝還把“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174]。
關東地區以至于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
汝南太守鄧晨修複了鴻郤陂，以後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
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
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辟稻田八千多頃。
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複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内得以豐稔。
在芍陂舊址發現過一處東漢水利工程，可能就是王景修築芍陂閘壩的遺存。
這項工程采用夾草的泥土修築閘壩，是我國水利技術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周圍築塘三百多裡，溉田九千多頃。
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
此外，各地興複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最晚到兩漢之際，我國出現了水碓，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175]。
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176]。
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的改進，使農産品的畝産量顯著提高。
據《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餘頃，得谷百萬餘斛，每畝産量在兩三斛之間[177]。
這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産量高出一倍以上。
史籍記載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178]，這是由于東漢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東漢時期，手工業也同農業一樣，比西漢時提高了。
東漢鐵器出土地點，建國以來陸續發現的達百餘處，遠比西漢為多。
西漢時冶鐵不發達的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制造業。
桂陽郡的耒陽出鐵，東漢初年，别郡的人常聚集在這裡冶鑄；衛飒任桂陽太守，“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179]。
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等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
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制品，銅兵器出土極少。
和鐵農具一樣，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
鐵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都有發現。
這種種情況，都說明鐵的總産量比過去大為增加了。
東漢初年，杜詩在産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排，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和帝時罷鹽鐵之禁，自此以後，大地主和大商賈又重新公開冶鐵制器。
據桓帝時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說：“邊民敢鬥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180]。
可見那時連兵器也可以私造了。
煉銅和銅器制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
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181]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制作業。
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造銅器，數量更多些。
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曆代出土都很多。
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都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提高。
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
漆器生産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
此外，出土的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
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他們“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182]。
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收稅（利息）與封君比入”[183]。
這個時期，“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184]，都卷進了商品流通範圍。
東漢政府鑄币能力不夠，五铢錢不能滿足市場流通需要，所以缣帛谷物兼具貨币職能。
這也反映了自然經濟成分的增長。
官僚貴戚憑借權勢，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
窦憲曾寄人錢80萬，從西域市得雜罽十餘張；又令人載雜彩700匹，白素300匹，以市月氏馬、蘇合香和毾[185]。
上述東漢經濟情況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這在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制造等方面都有表現。
與此同時，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揚州人口從西漢時的321萬增加到東漢時的434萬，荊州從374萬增加到627萬，益州從455萬增加到724萬[186]。
南方人口增加，除了生産水平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于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
史籍表明今雲南地區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即東漢時“徼外蠻夷内附”的直接結果。
丹陽、豫章、長沙、零陵等郡人口增長也非常快，這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
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蔽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187]，就是一例。
南方社會生産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的表現。
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揚各郡租米赈濟中原災民。
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2000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并在沿途修建驿亭和橋閣[188]，便利了益州與中原的交通。
據《華陽國志》記載，東漢時“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189]，可見益州經濟在當時的重要。
光武帝對豪強地主武裝的安撫和鬥争 社會經濟的發展，在西漢時期導緻了豪強勢力擴張的結果。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豪強，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裝，才得以擴大勢力，最後搶得了皇帝的寶座。
南陽、河北等地區響應劉秀的人，都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強地主。
河北的劉植、耿純以私兵随劉秀，成為東漢開國勳臣，他們在病危時都指定子侄代統營衆，不願放棄私家武裝。
在農民軍所至的地區，豪強地主多聚衆自保，待機漁利，如劉秀母舅南陽樊宏作營塹以待劉秀；京兆第五倫聚宗族鄰裡依險阻固，抗拒赤眉；南陽族姓馮鲂“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190]。
這些豪強地主都先後歸附劉秀，成為劉秀的有力支柱。
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強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土，抗拒政令。
他們既不願放棄自己的割據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号自守，以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
劉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盡量采取安撫的手段對待他們，企圖以官爵相誘，不戰而使他們降服。
建武二年（公元26年），馮異代鄧禹取關中，劉秀告誡馮異說：“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191]他還具體指明：“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谒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複聚。
”[192]馮異如令而行，“威行關中”。
但是在東漢建國以後的十餘年中，兵長、渠帥的活動迄未停止。
他們散在郡縣，威福自行，權勢勝過官府，“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193]。
在光武帝的攻擊下，這些兵長、渠帥更是“各生狐疑，黨輩連接，歲月不解”[194]。
所以，盡管全國統一戰争已經完成，地方豪強勢力仍然很嚣張，東漢統治很不鞏固。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采取了一個新的措施。
他下诏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
度田的目的，除為了掌握确實的名籍和墾田數目，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強武裝。
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強，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農民。
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的罪名，處死了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歐陽歙、河南尹張伋以及其他郡守十餘人。
接着，“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
郡縣追讨，到則解散，去複屯結”[195]。
顯然，這是大姓兵長對度田的抗拒。
光武帝發兵威脅他們，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它郡，賦田授廪，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系。
經過這次鬥争後，豪強武裝轉為隐蔽狀态，割據形勢相對緩和了。
度田與按比戶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成為東漢的定制[196]。
度田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豪強勢力并沒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繼續發展，廣大農民生活仍然很痛苦。
在這種情形下，光武帝憂心忡忡，甚至不敢貿然舉行封禅，他說：“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197] 明、章、和帝時，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198]的現象依然存在。
明、章、和帝不得不屢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予貧民耕種。
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
大地主的田莊 豪強地主勢力的基礎，是他們的大田莊。
光武母家南陽樊氏“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赢梨果，檀棗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萬”[199]。
田莊除經營絲麻等手工業外，還用自産的木材制作各種器物，“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
四川出土的一種畫像磚，刻畫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鹽井；山東滕縣出土的畫像石，則表現了地主田莊中冶鐵的情景。
這些資料，除了說明地主田莊經濟力量的強大以外，還說明田莊經濟達到了很高的自給自足程度。
東漢後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200]一書，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曆。
從書中所記的種植時令看來，它主要是根據中原地區特别是洛陽一帶的田莊情況寫成的。
《四民月令》的資料，說明地主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谷物、蔬果、竹木、藥材和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缫絲、織缣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藥、釀酒、釀醋、作醬等手工業。
田莊主為了盤剝農民，在各種産品的收獲季節分别收購這些産品，而在農民需要種子、食物、絹布的季節把這些物品賣出去。
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間天暖時購進農民禦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時賣出，從中取利。
這些也就是上述樊氏田莊“閉門成市”的一部分具體内容。
田莊裡被剝削的勞動者，是地主的宗族、親戚和賓客，其中宗族占主要地位。
每年臘月，地主選配人力，安排田事，讓農民收拾農具，準備春耕。
春凍一解，繁忙的農事正式開始，直到隆冬為止。
農事稍閑的時候，農民還要為主人修理溝渎，葺治牆屋。
田莊主人對依附農民榨取實物地租，這種地租在今存《四民月令》輯本中沒有記載，但是按東漢初年馬援在苑川役屬賓客之例，是地主“與田戶中分”[201]。
如果加上勞役部分，則地主對依附農民的剝削率就要更大了。
崔寔在他另一著作《政論》中，叙述了農民淪于依附地位的過程和他們的痛苦生活。
他說：“下戶踦，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hellip&hellip曆代為虜，猶不贍于衣食。
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
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
”[202]地主為了使依附農民不緻逃亡，在一定的時節按不同的親疏關系“振贍貧乏”，“存問九族”，“講和好禮”，使殘酷的剝削關系蒙上一層宗族“恩紀”的僞裝，以便更有力地束縛他們。
在東漢時修成的《白虎通》一書中，更從意識形态上規定了宗族統治的秩序。
擁有大田莊的大族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重厚葬。
族姓源流日益受到士大夫的重視，王符《潛夫論》和應劭《風俗通》都有關于姓氏的專篇。
《四民月令》所描繪的大田莊，在東漢是大量存在的。
據仲長統的估計，東漢末年“百夫之豪，州以千計”[203]。
他還說這種“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204]。
從這個記載中，還可以看到豪強地主同時也是大商人，他們不但武斷鄉曲，也控制着城市中的經濟生活。
《四民月令》的記載表明，大地主的田莊裡，還擁有一支私家武裝。
每當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将臨時，地主就糾集一部分農民，在田莊裡“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準備鎮壓可能出現的農民暴動。
出土的一些東漢樓閣、院宅模型，有武士持兵守衛，他們顯然都是地主的私兵。
還有一些東漢農夫俑和持盾武士俑，兩者衣着完全一樣，都佩帶環首大刀，表現了依附農民和私兵身份的一緻。
據《四民月令》看來，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設的，而是定期召集農民組成的，這與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裝“歲月不解”的情況，自然有所不同。
這種私兵是維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實現國家鎮壓職能的補充力量[205]，這與度田以前地主武裝公開割據反抗的情況也不一樣。
但是這種私兵在一定條件下又能轉化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割據局面的驟現，其根源就在這裡。
由于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東漢農民創造的物質财富，大部分不是作為賦稅流入國庫，而是作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
所以對于東漢王朝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像西漢那樣表現為國家的強大和統一的鞏固，而是表現為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
二 專制體制的完備和統治集團内部的矛盾 專制體制的完備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和統治集團内部矛盾交織的曆史，使東漢統治者觸目驚心。
王莽代漢，綠林、赤眉暴動，都是東漢統治者的嚴重教訓，他們力圖使這種曆史不緻重演。
同時，東漢統治者面對着豪強地主強大的勢力，也力圖加以控制，盡可能把它納入東漢統治的軌道。
在這種曆史教訓和現實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極力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完備起來，以此加強統治。
東漢初年，功臣衆多，封侯者百餘人，明帝時将其中功績較大的28人畫像于雲台。
列侯封地大者六縣，超過漢高祖對功臣侯的封賞。
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則一反漢高祖以功臣任丞相執政的辦法，不給功臣實權實職，剝奪他們的兵柄。
功臣除了任邊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隻有鄧禹、李通、賈複等少數人，得與公卿參議大政。
鑒于王莽代漢，光武帝不讓外戚幹預政事，不給他們尊貴地位。
馬援功勳雖大，但以身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雲台28将數中。
明帝令外戚陰、鄧等家互相糾察；梁松、窦穆雖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請托郡縣、幹亂政事而受到屠戮。
章帝後兄窦憲以賤價強買明帝女沁水公主園田，章帝甚至切責窦憲，還說“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206]對于宗室諸王，光武帝申明舊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讓他們蓄養羽翼。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命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牽連而死的以千數。
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結交方士，作符瑞圖谶，楚王被迫自殺。
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又窮治楚王之獄，被株連而緻死徙的外戚、諸侯、豪強、官吏又以千計，系獄的還有數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稱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207]隻是名義上的首腦，實際權力在中朝的尚書台。
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許多中朝官職，所以尚書台更能集中事權。
尚書台設千石的尚書令和六百石的尚書仆射，令、仆以下有左右丞，掌“文書期會”等事，有六曹尚書[208]分掌庶政，每曹有尚書郎若幹人。
皇帝挑選親信的大臣“錄尚書事”，無異于自己直接指揮尚書台，所以尚書台專權用事，實際上就是專制皇權的加強。
宮内許多官員西漢時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參用士人，這時專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
皇權的加強，相權的削弱，在東漢後期王朝衰敗的條件下，導緻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權的結果，這是東漢統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權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縣，這相當于西漢的縣、邑、道、侯國數的1/4[209]。
吏職減去了9/10，邊塞的亭候吏卒也陸續罷省了。
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減少開支。
地方政權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廢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職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練的都試，讓地方兵吏一律歸還民伍。
廢除地方兵後，國家軍隊常常招募農民或征發刑徒組成，指揮權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
這樣就有可能加強皇帝鎮壓叛亂、控制全國的力量，減少州郡豪強掌握本地軍隊的機會。
不過終東漢之世，地方兵并未全廢，有事的時候，仍常征發内郡地方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領作戰。
内郡的都尉也常複置。
但是内郡地方兵由于沒有都試，缺乏經常的訓練，所以戰鬥力不如西漢的正卒、戍卒。
同時刺史領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軍政大權，開東漢末年刺史割據之漸。
這些結果，也是同東漢統治者加強專制集權的願望背道而馳的。
光武帝深知儒學是統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講經論理，從儒生中選擇統治人才。
早在“宮室未飾，幹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學，設置博士，讓他們各以“家法”傳授諸經。
明帝更是廣召名儒，自居講席，讓諸儒執經問難。
郡國學校也紛紛建立起來了[210]。
除了通過學校培植統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舉孝廉、征辟僚屬以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茂才、明經等科目，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孝廉按郡内人口每20萬人舉一人為率，每歲選拔，是儒生仕進的主要階梯。
征辟由三公及郡守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遷。
光武帝對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禮征聘，表示他對名節的表彰，企圖以此使“天下歸心”。
他以特禮相待隐居不仕的嚴光（嚴子陵），就是一個著名的例證。
東漢王朝通過提倡經學，表彰名節，廣開仕宦之路，收攬和培育了大量的統治人才，培養了重名節的社會風氣，使它自己在豪強勢力嚴重發展的時候，仍然得以維持統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統治 東漢王朝專制體制的加強，在一定的時間内起着穩定統治秩序的作用。
但是和帝以後，當這個王朝趨于衰敗時，它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專權和他們之間的争鬥。
和帝十歲即位，窦太後臨朝。
她以窦憲為侍中，内斡機密，出宣诰命。
窦憲諸弟都居親要之職，大批的窦氏黨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
窦憲還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以與自己呼應。
窦氏的奴客缇騎，殺人越貨，橫行京師。
和帝在深宮中與内外臣僚隔絕，可以依靠的隻有貼身的宦官。
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宦官鄭衆掌握的一部分禁軍，消滅了窦氏勢力。
鄭衆從此參預政事，并受封為鄛鄉侯，這是宦官用權和封侯的開始。
安帝時，實際掌權的是鄧太後和她的兄弟鄧骘等人。
這個期間，鄧太後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楊震等，以圖取得士大夫的支持。
鄧太後死，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等合謀，消滅了鄧氏勢力。
此後李閏、江京等人大權在握，而皇後閻氏的兄弟閻顯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外戚共同專權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孫程等19人，擁立11歲的濟陰王為帝（漢順帝），并且殺掉閻顯。
順帝時，孫程等19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權勢大為增長。
他們不但可以充任朝官，還可以養子襲爵。
後來，順帝也扶植外戚勢力，相繼拜後父梁商和商子冀為大将軍。
順帝死後，梁太後和梁冀先後選立沖、質、桓三帝。
梁太後也任用宦官，還擴充太學，盡力争取官僚士大夫，但是根本大權還是掌握在梁冀手裡。
梁冀為大将軍，“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專權近20年。
他的宗親姻戚充斥朝廷和郡縣，官吏升遷，都得先向他謝恩，滿足他的各種需索。
他還“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211]。
他又在洛陽周圍強占土地，調發卒徒，興建私人苑囿，綿延近千裡。
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許别人觸動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誤殺，牽連處死的至十多人。
他還占奪幾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賣人”。
梁冀當政時期，對郡縣的調發比過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被榜掠割剝，死于箠楚之下。
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後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消滅梁氏，連及公、卿、刺、守，死者數十人。
梁冀被抄的家财達三十多萬萬錢，官府獲得這筆巨大收入後，為了收攬人心，得以在這一年減收天下租稅之半。
梁冀死後，宦官獨攬政權，他們“手握王爵，口含天憲”[212]，權勢達于頂點。
宦官的兄弟姻親臨州宰郡，殺人越貨，與盜賊無異。
宦官侯覽前後奪人宅舍竟達381所，奪人田地118頃。
和帝以來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是東漢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在專制制度下的尖銳表現。
專制制度的完備，使權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觊觎權力的人，都力圖挾持皇帝。
外戚由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易于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緣時會，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
無論外戚或宦官當權，都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繼續操縱。
他們又都趁權力在手的時候排除異己，竭澤而漁。
從士大夫看來，宦官是他們所不齒的微賤的暴發戶，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鬥中，外戚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随着這種黨争的愈演愈烈，東漢統治愈來愈腐朽，大規模農民暴動的條件也愈來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 世家大族的出現 在宦官、外戚的反複争鬥中，還有另一種政治力量在起作用，這就是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
東漢時期，士人通過察舉、征辟出仕。
郡國察舉時，“率取年少能報恩者”[213]這在明帝時已是如此。
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樣。
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禮對待舉主、府主，甚至“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态，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214]。
舉主、府主死後，門生、故吏服三年之喪。
順帝時，北海國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喪者凡87人[215]。
秩位高于景某的官僚，其門生、故吏服喪者更不知有多少。
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因而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東漢後期的士大夫中，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家族，他們的弟子動辄數百人甚至數千人。
通過經學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傳歐陽《尚書》之學的弘農楊氏，自楊震以後，四世皆為三公；世傳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後，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
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們由于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
所謂世家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态上具有這種種特征的家族。
東漢時期選士唯“論族姓閥閱”[216]，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征辟中照例得到優先。
世家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特殊階層。
由于他們在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态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當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們聯結，甚至當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們周旋。
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質，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世家大族為掾屬，委政于他們。
宗資（南陽人）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範滂，成瑨（弘農人）為南陽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當時出現了這樣的歌謠：“汝南&lsquo太守&rsquo範孟博（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lsquo太守&rsquo岑公孝（晊），弘農成瑨但坐嘯。
”[217]操縱了本州本郡政治的世家大族，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
崔寔在《政論》中記有這樣的歌謠：“州郡記，如霹靂，得诏書，但挂壁”[218]，這表明地方勢力的強大，已超過皇帝诏書的力量了。
清議和黨锢 東漢後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
善于清議的人，被視為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鄉闾輿論，因而影響到士大夫的仕途進退。
郭泰就是這樣一個“清談闾閻”[219]的名士，據謝承雲：“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
”[220]汝南名士許劭與從兄許靖，“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221]。
大官僚和世家大族為了操縱選舉，進退人物，對于這種清議也大力提倡。
在當時政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這種清議在士大夫中間，多少起着一些激濁揚清的作用。
但是風氣所至，士大夫相率讓爵、推财、避聘、久喪，極力把自己僞裝為具有孝義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議的贊揚。
許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
不食君祿，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222]。
安帝、順帝相繼擴充太學，籠絡儒生，順帝時太學生多至三萬餘人。
太學生一般都是出自地主階級，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聯系，因此太學就成為清議的中心。
太學生為安帝以來風起雲湧的農民暴動所震動，深感東漢王朝有崩潰的危險。
他們認為宦官外戚的黑暗統治是引起農民暴動、導緻東漢王朝衰敗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圖通過清議，反對宦官外戚特别是當權的宦官，挽救東漢統治。
在宦官外戚統治下，“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223]，不附權貴的士人受到排斥。
順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舉六名孝廉，當權的貴人勳戚交相請托，占據名額，名士入選的隻有一人。
桓帝以後，察舉制度更為腐敗，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224]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向盛避衰”，“交遊趨富貴之門”[225]，“妪名勢，撫拍豪強”[226]，助長了宦官外戚的聲勢。
這種情形，也使太學清議集中到攻擊腐敗的朝政和罪惡的權貴，而對敢于幹犯權貴的人，大加贊揚。
桓帝永興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貪污的守令，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黨羽，被桓帝罰作左校（左校掌左工徒）。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阙上書，表示願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227]，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
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得罪宦官，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跟大官僚一起詣阙陳訴，使皇甫規獲得赦免。
官僚、太學生的這些活動，對當政的宦官是一種巨大的壓力。
郡國學的諸生，也同太學清議呼應。
太學諸生，特别尊崇李膺、陳蕃、王暢等人，太學中流行着對他們的評語：“天下模楷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228]。
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與他交遊，被譽為“登龍門”，可以身價十倍。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懲辦不法宦官，“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複出宮省”[229]。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殺術士張成，張成生前與宦官關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诽讪朝廷，疑亂風俗”[230]。
在宦官慫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國大捕“黨人”，詞語相及，共達二百多名。
第二年，李膺及其他黨人被赦歸田裡，禁锢終身。
這就是有名的“黨锢”事件。
黨锢事件發生後，士大夫聞風而動。
他們把那些不畏宦官勢力，被認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美稱，清議的浪潮更為高漲。
度遼将軍皇甫規沒有被當作名士列入黨锢，甚至自陳與黨人的關系，請求連坐。
靈帝建甯元年（168年），名士陳蕃為太傅，與大将軍窦武（窦太後之父）共同執政。
他們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謀誅殺宦官。
宦官矯诏捕窦武等人，雙方陳兵對陣，結果陳蕃、窦武皆死，他們的宗親賓客姻屬都被收殺，門生、故吏免官禁锢。
建甯二年，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的張儉被誣告“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受到追捕，黨人橫死獄中的共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達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受命禁锢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
直到黃巾軍的暴動發生後，黨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争，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博得社會的同情，因此張儉在被追捕時，許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
但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的反宦官鬥争，隻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東漢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從而維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仍然是統治集團内部的鬥争。
當農民暴動不但沒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還發展到從根本上危及東漢統治的時候，被禁锢的黨人就獲得赦免，他們也就立刻同宦官聯合，集中力量來鎮壓暴動的農民。
官僚士大夫與世家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總的說來力量比宦官強大。
所以在農民暴動被鎮壓下去後，他們重整旗鼓，發動了對宦官的最後一擊，終于徹底消滅了東漢宦官的勢力。
三 邊境各民族 東漢王朝同邊境各族的關系 南匈奴 北匈奴 東漢初年，當光武帝劉秀進行國内統一戰争時，匈奴的勢力有所發展。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漁陽太守彭寵反對劉秀，曾結匈奴為援。
割據三水（今甯夏同心）的盧芳依附匈奴，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據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等郡，同匈奴一起經常寇擾北邊。
光武帝也曾遣使與匈奴修好，但是沒有取得結果，匈奴對北邊的壓力絲毫沒有減輕。
以後東漢派吳漢率軍抗擊匈奴，也經歲無功而返。
統一戰争結束後，盧芳于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逃入匈奴。
東漢為了避免邊境沖突，罷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徙雁門、代郡、上谷等郡吏民六萬餘口于居庸、常山以東。
這樣，匈奴左部就得以轉居塞内。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一度進至上黨、扶風、天水等郡，成為東漢王朝嚴重的威脅。
正在這時，匈奴人遇到連年的旱蝗，赤地數千裡，人畜死耗很大。
東面的烏桓乘機進擊匈奴，迫使匈奴北徙。
接着，匈奴貴族中又發生了争奪統治權的内讧。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邊八部擁立為南單于，他襲用其祖父呼韓邪單于的稱号，請求内附，得到東漢的允許。
從此以後，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單于入居雲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不久又轉駐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附近），分屯部衆于北邊各郡，助漢守邊。
東漢王朝常以财物、糧食、布帛、牛羊等贈給南匈奴，供給之費，每年達一億零九十餘萬錢。
南匈奴同東漢和平相處，邊境安甯，原來内徙的沿邊八郡居民，也多陸續回歸本郡。
和帝初年，南匈奴領有三萬四千戶，二十三萬多口，包括軍隊五萬人。
南匈奴人逐步轉向定居和農耕生活，并且逐漸向東、向南遷徙。
北匈奴離漢邊較遠。
他們控制着西域，常常侵擾河西和北方郡縣，擄掠南匈奴人和漢人。
東漢王朝為了避免這種侵擾，答應與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貴族因此對東漢發生懷疑，他們同北匈奴貴族暗中聯絡，準備共同反對東漢王朝。
東漢王朝為了隔絕南、北匈奴的交通，設置度遼營，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北部）。
章帝時，北匈奴貴族驅牛馬萬餘頭，到武威與漢人“合市”，得到郡縣的隆重款待和東漢王朝的饋贈。
北匈奴受到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東南面的南匈奴夾攻，又受到西域許多國家的反擊，勢力薄弱，部衆離散。
東漢王朝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機恢複同西域的交通，于是利用這一時機，發動了對北匈奴的進攻。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軍四路出擊：祭彤、吳棠出高阙塞，窦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來苗、文穆出平城塞。
窦固、耿忠的軍隊追擊北匈奴至天山和蒲類海（今新疆巴裡坤湖），奪得伊吾盧（今新疆哈密），在那裡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憲、耿秉率師出擊北匈奴，北匈奴降者二十餘萬人。
漢軍出塞三千餘裡，直至燕然山，命班固刻石而還。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漢軍複取伊吾；永元三年（公元91年），漢軍出居延塞，圍北單于于金微山，匈奴戰敗後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遠徙。
從這時起，匈奴東面的鮮卑族逐步西進，占據了匈奴的故地。
西域諸國 班超在西域的活動 王莽時期，西域分割為55個小國，其中北道諸國，複受制于匈奴。
莎車在塔裡木盆地西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