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秦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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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末緻财”的大商人，雖然家資數千萬乃至成萬萬，但仍須“用本守之”。
這就是說，需要掠奪土地，成為大地主，才能守住産業。
所以大商人無不規陂池，求田宅，“蹛财役貧”。
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營商業，以圖暴利。
元帝時貢禹奏請“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81]，可見那時大官僚經營商業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農民的破産流亡。
他們還因其富厚，交往王侯，助長諸侯王的割據。
因此國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終于導緻漢武帝打擊大商人的結果。
人數衆多的小商人，有的列肆販賣，有的負貨求售，有的兼為小手工業者自制自銷，有的以車僦載收取運費。
他們多數由農民或城市貧民轉化而來，同樣受剝削壓迫，同大商人大不相同。
小商人無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國家的徭役征發，也往往首先輪到他們頭上。
秦漢的七科谪[82]，有四科是谪發商人或他們的子孫。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數量頗大。
官奴婢的來源，一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屬沒官為奴；一為原來的私奴婢，通過國家向富人募取或作為罪犯财産沒官等途徑，轉化為官奴婢；一為俘虜沒官為奴。
西、北邊地諸苑養馬的官奴婢有三萬人。
元帝時長安諸官奴婢遊戲無事者，有十萬人之多。
官奴婢用于宮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養狗馬禽獸，也用于官府手工業、挽河漕、築城等勞作。
私奴婢主要來自破産農民。
他們有的是被迫自賣為奴，有的是被人掠賣為奴，有的是先賣為“贅子”，無力贖取而為奴[83]。
官奴婢由統治者賞賜給私人，可轉化為私奴婢。
邊境少數民族人民，有被統治者掠為奴婢者，例如來自西南夷中的“僰僮”。
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
陳平以奴婢贈陸賈，數達100。
市場出賣奴婢，通常是與牛馬同欄。
也有被賣的奴婢在市場上被飾以繡衣絲履，以圖高價。
奴婢價格，一萬二萬不等。
經營奴婢買賣的大商人，每出賣100個奴婢，獲利20萬。
漢代有不許任意殺奴以及殺奴必須報官的法令，也有因違令殺奴被罰的事例[84]。
但在通常情況下，主人對奴婢有“颛殺之威”[85]，奴婢生命實際上是沒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從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許多被驅使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産或商業活動。
季布為朱家奴，被用于田間勞動；張安世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作事”[86]；刁間的奴隸被驅迫運輸商品。
王褒所作《僮約》[87]，列舉了奴隸服勞役的項目，包括家内雜役、種田種園圃、放牧、做工、捕魚、造船、修屋乃至經商等等。
四 漢武帝時期統一的鞏固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漢武帝統治的50餘年（公元前140&mdash前87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
在經濟繁榮、府庫充溢的基礎上，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應統一國家的需要。
卷四二。
《僮約》是一篇遊戲文章，但所列奴隸服役項目，當符合西漢社會實際情況。
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 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是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裡”[88]，威脅着西漢中央政權。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号，隸屬于漢郡，地位與縣相當。
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
推恩诏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于是諸王“支庶畢侯”[89]，西漢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90]。
武帝以後，王國轄地都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于郡。
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諸侯王問題解決後，全國還有列侯百餘。
漢制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兩成色不足為名，削奪106個列侯的爵位。
其餘列侯因各種原因而陸續失爵的，還有不少。
漢初貴族養士的風氣很盛，強大的諸侯王都大量招緻賓客遊士，扈從左右，其中有文學之士，有儒生、方士，還有縱橫論辯之士。
諸侯王策劃反漢時，賓客遊士往往是他們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壓制。
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賜被告謀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緻死的達數萬人。
接着，武帝頒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規定王國官為“左官”，以示歧視，後者限制士人與諸王交遊。
從此以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91]，其中支脈疏遠的人，更是與一般富室無異了。
實行察舉制度 建立太學 漢朝初年，2000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産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赀選”[92]。
郎是皇帝的侍從，掌“守門戶，出充車騎”[93]，可以補授别的官職。
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的一個重要階梯。
在這種選官制度下，“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94]，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難以适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
惠帝以來，漢朝在各郡縣推選“孝弟力田”，複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
文帝诏“舉賢良能直言極谏者”[95]，這種诏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
無論選孝弟力田或舉賢良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96]的主張。
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诏舉較為完備。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97]。
從此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确立起來了。
察舉制初行的頭幾年，郡國執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
所以武帝規定二千石“不舉孝，不奉诏，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98]，用來督促察舉制度的實行。
武帝以後，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
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禦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
不過這類察舉屬于特科性質，并不經常舉行。
武帝時還有上書拜官的辦法，如田千秋上書言事稱旨，數月即由郎超升為丞相。
武帝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名為太學，使他們在太學中随博士受業。
博士弟子共50名，由“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99]充當，入學後免除本人徭賦。
還有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若幹人，由郡縣擇人充當。
這些人學成經考試後，按等第錄用。
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
太學和郡國學主要培養統治人民的官僚，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實行察舉制度和建立太學後，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壟斷官位的局面有所改變，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門徑比過去寬廣了。
在這種新的制度下，皇帝通過策問和考試，可以在較大的範圍内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
這對于網羅人才，加強專制皇權的統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權力 西漢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舊，沒有大的改變。
漢高祖以功臣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對皇帝敢于直言不諱，甚至敢于言所不當言。
惠帝時曹參為丞相，無所事事，惠帝托參子曹密婉轉進言，曹參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參等守職”[100]的道理，而不改變自己的态度。
文帝幸臣鄧通對丞相申徒嘉禮意怠慢，申徒嘉嚴斥鄧通，還對文帝說：“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101]。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皇帝與丞相之間，在權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景帝時，高祖功臣死盡，陶青、劉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繼為丞相，丞相權力開始有所削弱。
但是直至武帝時，皇帝與丞相在權力上的矛盾還有表現。
丞相田蚡驕橫，“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甚至問他“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102]。
因此，繼續削弱丞相權力仍然是加強皇權的一個迫切問題。
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
公孫弘起自“布衣”，在朝無所援接，隻有唯唯諾諾，不敢稍違皇帝旨意。
從此以後，功臣列侯子嗣獨占相位的局面結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職“充位”而已。
武帝從賢良文學或上書言事的人當中，先後拔用了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等人，在他們的本職以外，另給侍中、給事中、常侍等加官，讓他們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與大政。
武帝曾經令嚴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103]。
為皇帝掌書劄的尚書（少府屬官），更是出納章奏，操持機柄。
武帝還參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之職。
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漸形成一個宮内決策的機構，稱為“中朝”或“内朝”，與丞相為首的政務機關“外朝”相對應。
皇帝依靠中朝，加強統治；中朝則恃皇帝之重，淩駕外朝。
這樣，專制制度就進一步加強了。
武帝寝疾時，用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将軍。
武帝死後，霍光又領尚書事。
自此以後，大将軍以及前後左右将軍都成為掌握實權的“中朝”官，大将軍領尚書事更是權傾内外，丞相雖還有很高的位望，但實際職權大大削弱了。
加強中央軍力 秦和漢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結合在一起。
制度規定：男子在23&mdash56歲的期間内，服兵役兩年，一年在本郡為材官（步兵）、樓船（水軍）或騎士，稱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師為衛士，或在邊郡為戍卒。
此外，男子每年還要服徭役一月，稱為更卒，或在本縣，或在外地，叫做踐更；不願服役的可納錢300（&mdash說2000），使人代役，叫做過更。
漢代兵徭制度由于資料錯亂，還沒有定說。
在地方，軍事由郡尉或王國中尉主管，他們統領本地的正卒，進行軍事訓練。
每年秋季，郡太守舉行正卒的檢閱，叫做都試。
皇帝發郡國兵時，用銅虎符為驗，無符不得發兵。
在京城，駐有南北二軍。
北軍守京師，士卒多由三輔（京兆、馮翊、扶風）選調，由中尉率領；南軍保衛皇宮，衛士多由三輔以外各郡國選調，由衛尉率領。
南北軍力都不甚大，南軍衛士數目，西漢初年為兩萬人，武帝即位，減為萬人。
南北軍以外，還有侍從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領。
按照漢初的軍事制度，軍力分散于全國各地，都城内外，都無重兵。
這樣的軍制，自然不能适應武帝時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必須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時調遣的“長從”的而不是“番上”的軍隊。
隻有這樣，才能起強幹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強國家的鎮壓職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創建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虎贲、胡騎七校尉，常駐京師。
七校尉兵都統于原有的中壘校尉，所以又合稱八校尉。
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約為數百人至千餘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設期門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設羽林軍。
期門約為千人，羽林700人，選三輔以及隴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當，歸郎中令掌管，以備宿衛。
《漢書·地理志》說：“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将多出焉。
”可見期門、羽林在全國軍事系統中地位的重要。
武帝後來又取從軍戰死者的子孫養于羽林軍中，加以軍事訓練，号稱羽林孤兒，以加強宿衛力量。
八校尉和期門、羽林相繼建立後，京師才有長從募士。
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發胡騎、越騎以及期門、羽林孤兒出擊羌人，可見這支長從募士已經用于邊境的戰争了。
設置刺史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國曹參奏請派禦史監三輔，部分地恢複了秦的禦史監郡制度。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監郡禦史，時置時省。
文帝還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域，叫13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
刺史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104]。
這六條詳細規定了刺史監察的範圍，其中一條是督察強宗豪右，五條是督察郡國守相。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率官徒“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兵，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河東、河内、河南）和弘農郡，職權同部刺史相似。
刺史和司隸校尉的設立，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了強幹弱枝的顯著作用。
刺史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時代表中央，可以監察二千石和王國相。
刺史除了“斷治冤獄”以外，并不直接處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務。
所以刺史的設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維”[105]之宜，比秦朝的禦史監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嚴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豪強，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曲，既欺淩百姓，也破壞國家法度。
濟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漢前期的豪強大族。
那個時期，還有一些人以遊俠著名。
遊俠以義氣俠行相标榜，振人于窮急，脫人于厄困，“權行州域，力折公侯”[106]。
朱家、劇孟、郭解都是漢初的著名遊俠。
有些遊俠“作奸剽攻”，“睚眦殺人”，稱霸一方；還有一些遊俠，則被司馬遷目為“盜跖居民間者”[107]。
遊俠豪強同官府之間，除了上下依恃以統治人民的關系以外，顯然還存在着某種矛盾。
為了打擊遊俠豪強，出現了酷吏。
景帝時，郅都為濟南守，“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108]。
甯成為中尉，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郅都、甯成是西漢最早的酷吏，他們的活動，是漢武帝打擊遊俠豪強的先聲。
漢武帝除了“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109]以外，還大批地任用酷吏，誅鋤豪強。
張湯為禦史大夫，“排富商大賈，出告缗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輔法”[110]。
杜周為廷尉，“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诏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周陽由為郡守，“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像張湯、杜周、周陽由這樣的内外官吏，當時比比皆是。
他們的這些活動，對于抑壓豪強的猖獗氣焰，提高專制皇權，起了顯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強、遊俠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勢力。
酷吏甯成罷官回鄉，“役使貧民數千家”，酷吏義縱少年時“攻剽為群盜”，這些人自身就是豪強或遊俠。
所以他們治郡的時候，也往往以“豪敢”為爪牙，對人民為非作歹。
酷吏王溫舒殺河内豪強，竟至株連千餘家，流血十餘裡。
在誅鋤豪強的同時，酷吏張湯、趙禹等人條定刑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經過他們條定以後，律令增加到359章，大辟之罪409條1882事，死罪決事比（死罪判例）13472事。
刑法的條定，雖然與誅鋤豪強的需要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鎮壓百姓。
由于刑法繁密駁雜，郡國治獄時無法運用，常有罪同而論異的事情。
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羅織成獄，“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111]，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勝數。
《漢書·刑法志》說：“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
”《漢書·酷吏傳》說：由于郡國守相多效法王溫舒的殘暴殺人行為，所以“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可見用酷吏和刑法來加強專制皇權，勢必要激化社會矛盾。
統一貨币 漢武帝連續發動了許多次對邊境各族的戰争，長期而激烈的戰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時期留下來的府庫積蓄亦都用盡。
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設武功爵出賣，力圖籌措财貨。
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任用大鹽商東郭鹹陽、大冶鐵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任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主持計算。
這些人憑借強大的專制政權，推行統一貨币的措施，建立筦鹽鐵和均輸、平準制度，企圖擴大财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動，穩定農業生産和商品市場。
漢初以來，高祖所鑄莢錢和文帝所鑄四铢錢，質量都很低劣。
文帝允許私鑄，諸王、達官、豪商大量鑄錢牟利，因此貨币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産和交換，也不利于國家的統一。
武帝頒行三铢錢，禁止私鑄，規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112]。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铢錢代替三铢錢，但是盜鑄之風不減，“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hellip&hellip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
武帝又改行赤仄錢，仍然不能穩定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取消郡國鑄錢的權利，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三官[113]，負責鑄造新的五铢錢，名為三官錢。
他還責成各郡國把以前所鑄的錢一律銷毀，所得銅料輸給三官。
這次禁令很嚴格，新币質量又高，盜鑄無利可圖，所以币制得到較長期的穩定。
貨币的統一，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貨币統一以後，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獲得一種經濟上的保證。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法、平準法 筦鹽的辦法，是在産鹽區設立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鹽，産品由官家收購發賣。
筦鐵的辦法，是在産鐵區設立鐵官，經營采冶鑄造，發賣鐵器。
西漢鹽官有遍及28郡國的35處，鐵官有遍及40郡國的48處。
鹽鐵官統屬于中央的大農。
諸侯王國原來自置的鹽鐵官，也由大農所設鹽鐵官代替。
鹽鐵官吏，多用過去的鹽鐵商人充任。
均輸法是由大農在各地設均輸官，把應由各地輸京的物品，從出産處轉運他處出賣，再在賣處收購其他物品，易地出賣，這樣輾轉交換，最後把關中所需的貨物運達長安。
均輸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114]的不合理現象，使大農諸官得以“盡籠天下之貨物”，因而也充實了府庫。
平準法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接受均輸貨物，按長安市場價格漲落情況，貴則賣之，賤則買之，用以調劑供需，節制市場。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大農控制了鹽鐵生産和許多貨物買賣，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也使物價不緻暴漲暴落。
同時，一部分商業利潤歸于國家，供給漢武帝巡狩、賞賜的揮霍和軍事費用，因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西漢以來，不但豪強大家從煮鹽、冶鐵、鑄錢中獲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圖進行政治割據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窮澤中或海邊上，聚衆千百人從事鹽鐵鑄錢，以積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
景帝時吳王濞發動叛亂，就是得力于此。
所以桑弘羊在論證筦鹽鐵和實行平準、均輸的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财，均輸之藏，所以禦輕重而役諸侯也。
”又說：“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
”[115]可見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還起着控制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
西漢王朝經營鹽鐵和商業，也直接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
例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而不适用等等。
以後一部分賢良、文學反對筦鹽鐵和平準、均輸制度，即以此作為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
這些制度也難于長期有效地實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除了統一貨币、筦鹽鐵、實行平準、均輸制度以外，漢武帝還采取了直接剝奪大商賈的措施，這就是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初算缗錢”，規定商人及手工業者，無論有無市籍，其“贳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都必須向政府申報，每2000錢納稅一算，即120錢；“諸作有租及鑄”，每4000錢一算。
轺車一乘一算，商人轺車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
商人有産不報或報而不實，罰戍邊一歲，沒入資财。
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許占有土地，違令者沒收其土地和奴僮。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下令“告缗”，鼓勵告發，并規定以所沒收違令商人資财的一半獎給告發人。
武帝命楊可主持告缗，命杜周處理案件。
在這次告缗中，政府“得民财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算缗告缗以後，上林苑财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們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也起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
漢武帝一方面對大商人采取限制、打擊乃至剝奪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許一部分商人充當鹽鐵官，為政府服務。
西漢統治者與大商人的矛盾緩和了。
五 邊境各民族 西漢王朝同邊境各族的關系 西漢以來，我國各民族之間，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發生過一些戰争。
漢王朝（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對各族的戰争，有的屬于防禦性質，起了維護安全、保障生産的作用；有的則是對少數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壞。
但是從總的後果看來，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加強了，許多民族地區正式進入中國的版圖，漢族的經濟和文化，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着周圍各民族。
西漢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統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結果。
越人 漢初以來，南方的越人在經濟上有了顯著的提高。
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幹（今江西餘幹縣）界中，積食糧”[116]，這是東瓯、閩越人農業有所發展的表現。
南越經濟的發展，比東瓯、閩越還要明顯。
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玑銀銅果布之湊”[117]，早已吸引了許多北方的商賈。
除了呂後統治時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維持着關市貿易，鐵農具和耕畜通過關市，源源不斷地輸入南越，促進了南越的農業生産。
南越和西南地區也有經濟聯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瓯，東瓯求援于漢。
漢武帝派嚴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東瓯，援兵未達，閩越已退走。
東瓯人為了避免閩越的威脅，請求内徙，漢王朝把他們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間，他們從此成為西漢的編戶齊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又攻南越邊地，南越向漢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會稽、豫章兩路攻閩越。
閩越王郢之弟餘善殺郢，漢退兵。
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以後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封越人貴族多人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東越攻入豫章。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漢軍數路攻入東越。
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餘善，漢封越繇王和其他貴族為列侯，把越人徙處江、淮之間。
江、淮之間的東瓯人和閩越人此後逐漸同漢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則分散在山嶺中，與漢人來往較少。
漢朝和南越的關系，較為複雜。
建元三年，嚴助率漢軍解除了閩越對南越邊邑的威脅；六年，嚴助又受命出師南越，南越王趙胡派太子趙嬰齊宿衛長安。
後來嬰齊之子趙興繼為越王，按其生母太後摎氏（漢人）的意見，上書武帝，“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118]。
南越丞相呂嘉代表越人貴族勢力，反對趙興和摎太後，并殺趙興、太後以及漢使，立嬰齊長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為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楊仆等率漢軍攻入南越，招納越人，奪得番禺，俘呂嘉和趙建德，越人貴族很多人受漢封為列侯。
南越的桂林監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餘萬口，一起歸漢。
漢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鄰之地立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廣州市内發現南越王墓，墓主很可能是趙胡。
出土器物甚多，其青銅器有漢式、楚式和南越式。
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漢諸侯王制度。
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餘，又反映南越社會落後的一面。
匈奴 漢初以來，匈奴族的領袖冒頓單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東敗東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119]。
匈奴的統治區域東起朝鮮邊界，橫跨蒙古高原，向西與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晉北、陝北一帶。
冒頓把這一廣大地區分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頓自轄，與漢的代郡（今河北蔚縣境）、雲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對；左部居東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賢王）分領。
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各領一定的戰騎和分地。
單于的氏族攣鞮氏以及呼衍氏、蘭氏、須蔔氏，是匈奴中最顯貴的幾個氏族。
匈奴人以遊牧為生，逐水草遷徙，但在某些地點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農業生産。
匈奴各部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開始使用鐵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鐵馬具、鐵武器和鐵工具出土。
匈奴的法律規定，“坐盜者沒入其家”。
匈奴人作戰時，“得人以為奴婢”。
匈奴貴族死時，“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120]。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馬邑人聶壹出塞，引誘匈奴進占馬邑，而以漢軍三十餘萬埋伏近旁，企圖一舉殲滅匈奴主力。
單于引騎十萬入塞，發覺漢的誘兵計劃，中途退歸。
從此以後，匈奴屢次大規模進攻邊郡，漢軍也屢次發動反擊和進攻。
在這長期的戰争中，影響較大的有漢攻匈奴的三次戰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漢遣衛青領兵從雲中出擊，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隴西，奪回河套一帶，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
漢在那裡設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錦旗北），并重新修繕秦時所築邊塞。
同年夏，漢王朝募民十萬口徙于朔方。
漢得朔方後，匈奴連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漢軍也在衛青指揮下數度出擊。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遠征。
霍去病自隴西出兵，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境），西入匈奴境内千餘裡，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擊，逾居延海，南下祁連山，圍殲匈奴。
這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餘人歸漢。
漢分徙其衆于西北邊塞之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後又遷徙關東貧民72萬餘口，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121]。
西漢王朝又在渾邪王、休屠王故地陸續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
漢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系，而且溝通了内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這對西漢和匈奴勢力的消長，發生了顯著作用。
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經濟受到很大損失。
所以匈奴人唱道：“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
”[122]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帶領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步兵及轉運者數十萬人，分别從定襄、代郡出發，向漠北窮追匈奴。
衛青在漠北擊敗單于，單于率殘部向西北潰走，漢兵北至顔山趙信城而還。
霍去病軍出塞二千餘裡，與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戰獲勝，至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
這次戰役以後，匈奴主力向西北遠徙，“漠南無王庭”。
漢軍占領了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這時，漢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123]，逐漸開發這一地域。
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以後，匈奴力量大為衰竭，除了對西域諸國還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東發展。
百餘年來，北方農業區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了。
漢軍在這幾次戰役中，損失也很大。
元封、太初以後至武帝之末，漢同匈奴雖然還發生過不少戰事，但是這些戰事的規模和影響都不如過去了。
西漢王朝戰勝匈奴以後，北方邊地出現了新的局面。
邊郡和内地之間，郵亭驿置相望于道，聯系大為增強。
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涼的原野上開辟耕地，種植谷、麥、糜、秫等作物。
中原的生産工具、耕作技術、水利技術，通過屯田的兵民，在邊郡傳播開來。
從令居（今甘肅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長城，敦煌以西至鹽澤（羅布泊），也修建了亭燧。
北方舊有的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今包頭、呼和浩特附近的長城沿線，還設置了許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
邊塞的烽燧系統完全建立起來了，“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裡，乘塞列燧”[124]，吏卒衆多。
屯田區、城堡和烽燧，是西漢在北方邊境的政治、軍事據點，也是先進經濟、先進文化的傳播站，它們對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鄰各遊牧民族社會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影響。
戍守張掖居延的漢軍修障塞，開屯田，自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續至東漢時。
戍軍遺存的簡牍文書，迄今發現者達三萬餘枚，被稱為居延漢簡。
今甘肅、新疆許多地點以及内地各省也有大量漢簡出土。
這些都是研究漢史的珍貴資料。
匈奴人向西遠徙以後，部落貴族發生分裂，出現五單于并立的局面。
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歸漢，引衆南徙于陰山附近。
竟甯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嫱（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恢複了和親，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争局面。
近年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發現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正是這一時期漢、匈關系和洽的實證。
西域諸國 西漢以來，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被稱作西域[125]。
西域境内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裡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
樓蘭（鄯善）以西，在塔裡木盆地的南緣，有且末、于阗、莎車等國（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焉耆、尉犁、龜茲、姑墨、疏勒等國（北道諸國）。
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
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們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人口最多的龜茲，才達到八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
在盆地以西，蔥嶺以南，還有蒲犁、難兜等小國，有的城居，有的遊牧，發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域。
盆地東部的天山缺口，由車師（姑師）控制着。
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來是塞種人居住的地方。
漢文帝時，敦煌、祁連一帶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遷徙到這裡，趕走了塞種人。
後來，河西地區的烏孫人又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占領了這塊土地。
烏孫人有12萬戶，63萬口，“不田作種樹，随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126]。
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須、尉犁之間，榨取西域的财富。
匈奴在西域的統治非常暴虐，西域東北的蒲類，本來是一個大國，其王得罪匈奴單于，單于徙其民6000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号曰阿惡國”[127]，貧羸的蒲類人逃亡山谷間，才保存了蒲類的國号。
匈奴對西域其他國家的生殺予奪，于此可見一斑。
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條主要的路徑。
一條經塔裡木盆地東端的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稱為南道。
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月氏、安息。
另一條經車師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稱為北道。
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蔡。
與西域相鄰的中亞諸國中，大宛戶6萬，口30萬，有城郭屋室，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農業和畜牧業都比較發達，産稻、麥、葡萄和良馬。
大宛西南是從河西遷來的大月氏。
大月氏地處妫水（今阿姆河）以北，營遊牧生活。
原住妫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裡”，“商賈車船行傍國”。
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鹹海以東的草原，則由遊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複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聯絡他們夾攻匈奴。
漢中人張骞以郎應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衆一百餘人向西域進發。
張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獲，他保留漢節，居匈奴十餘年，終于率衆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
那時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遷到中亞，張骞乃經康居到達大月氏。
大月氏在中亞“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128]。
張骞不得要領，居歲餘而還。
他在歸途經過羌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骞回到長安，元朔六年受封為博望侯。
張骞出使西域，前後達十餘年，曆盡各種艱險。
他的西行，傳播了漢朝的情況，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129]，所以司馬遷把此行稱為“鑿空”。
張骞東歸後，武帝即開始了廣求西域道路的活動。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國（今印度），企圖開辟一條經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
第二年，漢軍擊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帶，從此，“自鹽澤（今羅布泊）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系。
張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備馬兩匹，并帶牛羊以萬數，金币絲帛巨萬。
張骞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數十人返抵長安。
随後，被張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報聘漢朝的使者一起，陸續來到長安。
從此以後，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幾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幾百人，小的百餘人。
這些使者“皆貧人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所以使者隊伍實際上也是商隊。
那時候，西域諸國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東端的樓蘭和姑師，受匈奴控制更加嚴密。
漢使往還時，沿途需索飲水食物，也使樓蘭、姑師等國應接不暇。
所以樓蘭、姑師人在匈奴的策動下，常常劫掠漢使，遮斷道路。
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将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數萬擊破姑師。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漢以宗室女細君與烏孫王和親，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細君死，漢又以宗室女解憂和親。
細君與解憂先後在烏孫多所活動，鞏固了漢與烏孫的聯系，使烏孫成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獲得大宛的汗血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貳師将軍李廣利領軍數萬擊大宛，無功而還。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與漢軍言和，漢軍獲得良馬幾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
此後，漢政府在輪台、渠犁等地各駐兵數百，進行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行政機構的開始。
以後，漢在車師一帶還屢次與匈奴發生戰争。
宣帝時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歸漢，匈奴設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漢乃在西域設立都護，都護治烏壘城，并護南道和北道各國，“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130]。
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系，至此完全确定。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漢在車師地區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發西域各國兵遠征康居，擊殺了挾持西域各國并與歸漢的呼韓邪單于為敵的郅支單于，匈奴的勢力在西域消失，漢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後，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内地聯為一體，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遠地區之間，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
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陸續向東土移植；西域的良馬、橐駝、各種奇禽異獸以及名貴的毛織品，也都源源東來。
以後，佛教和佛教藝術也經中亞傳到西域，再向東土傳播，對中國文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原地區則向西域輸送大量的絲織品和金屬工具，并把鑄鐵、鑿井（包括井渠）的技術傳到西域。
這種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漢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時已出現在我國曆史上。
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漢以西，西北接西域諸國。
羌人有火葬習俗[131]。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戰國初年，羌人無弋爰劍被秦人拘執為奴，後來逃回本族，被推為豪，爰劍和他的子孫，從此就成為羌人世襲的酋長。
羌人原來以射獵為事，至爰劍時始營田畜牧。
以後羌人人口逐漸增殖，分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132]。
西漢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
漢武帝擊走匈奴後，在今甘肅永登縣境築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絕羌人與匈奴的交通。
羌人曾與匈奴連兵十餘萬攻令居塞，圍枹罕（今甘肅臨夏）。
漢遣李息等率兵十萬征服了羌人，并設護羌校尉統領。
宣帝時，羌人與漢争奪湟水流域的牧地，漢将義渠安國斬羌豪，鎮壓羌人，羌人遂圍攻金城郡。
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六萬，屯田湟中，相機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
此後一部分羌人逐漸内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
王莽時在羌人地區設西海郡，徙漢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區，分布着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漢朝時統稱為西南夷。
大體說來，貴州西部有夜郎、且蘭，雲南滇池區域有滇，洱海區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肅南部的白馬氐，當時也列在西南夷中。
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結發為椎，從事農耕，有邑聚，有君長。
儶、昆明等族人民編發，過着遊牧生活，沒有君長。
氐和冉有火葬習俗。
戰國時期，楚将莊領兵溯沅水西上略地。
莊經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為秦國所奪，莊歸路被截斷，留滇為王，全軍變服從滇俗。
以後秦朝的勢力達到西南夷中，在今宜賓至昭通一帶開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設置官吏。
西漢初年，西南地區與巴蜀等地維持着交換關系。
漢人商賈從西南夷中運出筰馬、髦牛和焚僮（奴隸）。
巴蜀的鐵器和其他商品也運入西南夷中，有的還經由夜郎浮胖柯江轉販到南越。
建元末年，番陽令唐蒙在南越發現了蜀地出産的枸醬，探知從蜀經西南夷地區有路可以通達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發夜郎兵浮江抄襲南越的建議。
武帝派唐蒙領千人，攜帶缯帛食物，到夜郎進行活動。
稍後，漢在巴蜀之南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并發巴蜀卒修築自僰道（在今四川宜賓）通向牂柯江的山路。
武帝又命司馬相如深入邛、筰、冉，在那裡設置都尉和十餘縣，但不久就罷省了。
張骞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發現邛竹杖和蜀布，據說來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與身毒可以交通。
武帝根據這一情況，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從那裡通向西域。
經過這些活動，漢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漢對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強了。
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攔，尋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則始終沒有達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漢發夜郎附近諸部兵攻南越，且蘭君以此反漢，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
第二年，漢兵從巴蜀南下，攻下且蘭，設置牂柯郡（治今貴州黃平西）。
漢又以邛都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縣北），白馬為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發兵臨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雲南晉甯）。
雲南晉甯石寨山陸續發掘出的幾十座滇人貴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還有戰國末至東漢初的大量古滇國遺物出土。
戰國末至西漢初的滇國青銅制品，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西漢中晚期的滇國器物，與貴州、廣西出土的西漢器物相似，在種類與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
到了西漢末至東漢初年，滇國遺物中純漢式器物占據重要地位，這些漢式器物多數來自中原，有的則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國青銅農具的出土，說明農業在滇人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時，滇國器物上的圖像，表明滇人牧養牛、馬、豬、羊、犬，獵取鹿、虎、野豬，畜牧和狩獵經濟都相當發達。
青銅鑄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業，銅器相當精美。
鐵制品數量不多，有些鐵器實際上是銅鐵合體。
《後漢書·西南夷傳》說：滇人之地“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這與滇國遺物所表現的滇人社會的經濟情況大緻相同。
滇國銅器上有許多反映奴隸和俘虜生活的鑄像，如奴隸在主人監督下織布，以奴隸作犧牲，捕捉俘虜，俘虜被裸體懸挂等等。
奴隸多編發或披發，同滇人奴隸主的椎髻不同，他們顯然是從外族俘虜來的奴隸。
滇人墓中殉葬物豐富精美，可以印證《後漢書·西南夷傳》的記載：滇人奴隸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烏桓 鮮卑 烏桓是東胡的一支，漢初以來，活動在西喇木倫河以北的烏桓山一帶。
烏桓人“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随水草放牧，居無常處”[133]。
他們也經營農業，種植耐寒耐旱的穄和東牆。
烏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婦女能刺繡，善于編織毛織品。
烏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帥，但還未出現世襲的酋長，凡“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為大人”。
血族複仇的風習，在烏桓社會中還很盛行。
烏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産，不相徭役”，還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
西漢初年，烏桓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輸牛馬羊皮。
過時不納，要受到匈奴統治者的懲罰。
武帝時霍去病率軍擊破匈奴左地後，把一部分烏桓徙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今河北北部及遼甯南部），設護烏桓校尉監督他們，讓他們替漢軍偵察匈奴動靜。
昭帝以後烏桓漸強，常常騷擾漢幽州邊郡，也常常攻擊匈奴。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言語習俗與烏桓大緻相同，但比烏桓落後。
鮮卑自從被冒頓單于擊破後，遠徙遼東塞外，南與烏桓相鄰，沒有同西漢發生直接聯系[134]。
六 社會矛盾的發展與王莽改制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 西漢初年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并過程，是農民經過一個短暫的穩定時期以後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
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升平時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會矛盾。
賈誼為此警告文帝說：“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135]賈誼筆下的“盜賊”，指的就是行将出現的農民暴動。
漢武帝統治時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到很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民家給人足”；另一方面，豪黨之徒兼并土地，“武斷于鄉曲”的現象，比以前更嚴重。
官僚地主無不“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136]，交相壓榨農民。
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餘财，加重了農民的困苦。
貧困破産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
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
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137]。
這個建議的目的，在于從長遠着眼來鞏固漢朝的統治，即所謂“财不匮而上下相安”[138]。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大地主和政府的現實利益，所以無法實行。
從此以後，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已。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到處有農民暴動發生[139]。
以後流民愈來愈多。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達到200萬口，無戶籍的40萬。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以後，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暴動不時發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140]。
關中也不安靜，《鹽鐵論》說“關中暴徒保人阻險”[141]。
暴動農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
至于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裡搶奪地主的糧食财物，更是不可勝數。
漢武帝派官吏分區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複聚，據險反抗。
漢武帝又作“沉命法”，規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覺并鎮壓暴動，罪至死。
在農民再接再厲的打擊下，漢武帝感到專靠鎮壓無濟于事，考慮過改變統治辦法的問題。
他曾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為此者不得不勞民。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142]。
他在征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台（今新疆輪台）屯田遠戍，并且下诏自責，“深陳既往之悔”，申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養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143]。
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生産。
這樣，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了。
昭、宣時期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武帝死後，霍光輔佐昭帝，繼續實行武帝晚年以來的“與民休息”政策，史載“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144]，西漢統治相對穩定。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禦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辯論施政問題。
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示以節儉，并進而對于内外政策提出許許多多的主張。
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桓寬《鹽鐵論》一書即是根據這次辯論寫成的。
賢良、文學之議對于“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實行，顯然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他們關于鹽鐵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采納。
始元六年七月，诏罷郡國榷酤和關内鐵官，其餘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宣帝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
他繼承昭帝的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
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社會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産開始上升。
由于連年的豐稔，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600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帝五鳳年間（公元前57&mdash前54年）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
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有了發展的具體說明。
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谷賤則籴，谷貴則粜，以調劑邊地的需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沿邊的西河郡（郡治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屯田積蓄，有了可供大司農調發的錢谷。
官府手工業繼續得到發展。
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産規模都很龐大。
鑄錢和制造鐵器等手工業呈現繁榮景象。
所以班固稱贊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145]。
漢宣帝被後世的曆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甚至還贊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文帝）之時”[146]。
但這隻是當時社會情況一個方面的誇飾之詞。
從另一方面看來，當時西漢統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無法遏止，所以社會矛盾外弛内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
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147]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盜賊不止”[148]。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元帝時，西漢社會更是險象叢生。
農民在“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的情形下，“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149]。
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寝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150]。
儒生京房曾問元帝：“陛下視今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151]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成帝“大興徭役，重賦斂”[152]。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于記載。
這時，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将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的門下。
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
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幾百頃，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
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
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千萬者少”[153]；他們後來家财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斂的結果。
其他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泾渭溉灌，極膏腴上價，它财物稱是”[154]。
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二千餘頃，賢死後家财被斥賣，得錢竟達43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擡頭。
成都羅裒，臨淄姓偉，洛陽張長叔、薛子仲，
這就是說，需要掠奪土地，成為大地主，才能守住産業。
所以大商人無不規陂池，求田宅，“蹛财役貧”。
另一方面，大地主、大官僚也多兼營商業，以圖暴利。
元帝時貢禹奏請“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81]，可見那時大官僚經營商業的普遍。
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農民的破産流亡。
他們還因其富厚，交往王侯，助長諸侯王的割據。
因此國家和大商人的矛盾依然存在，終于導緻漢武帝打擊大商人的結果。
人數衆多的小商人，有的列肆販賣，有的負貨求售，有的兼為小手工業者自制自銷，有的以車僦載收取運費。
他們多數由農民或城市貧民轉化而來，同樣受剝削壓迫，同大商人大不相同。
小商人無法突破抑商法令的限制，而國家的徭役征發，也往往首先輪到他們頭上。
秦漢的七科谪[82]，有四科是谪發商人或他們的子孫。
奴婢 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數量頗大。
官奴婢的來源，一為罪犯本人以及重罪犯的家屬沒官為奴；一為原來的私奴婢，通過國家向富人募取或作為罪犯财産沒官等途徑，轉化為官奴婢；一為俘虜沒官為奴。
西、北邊地諸苑養馬的官奴婢有三萬人。
元帝時長安諸官奴婢遊戲無事者，有十萬人之多。
官奴婢用于宮廷、官府服役，用于苑囿養狗馬禽獸，也用于官府手工業、挽河漕、築城等勞作。
私奴婢主要來自破産農民。
他們有的是被迫自賣為奴，有的是被人掠賣為奴，有的是先賣為“贅子”，無力贖取而為奴[83]。
官奴婢由統治者賞賜給私人，可轉化為私奴婢。
邊境少數民族人民，有被統治者掠為奴婢者，例如來自西南夷中的“僰僮”。
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成百成千。
陳平以奴婢贈陸賈，數達100。
市場出賣奴婢，通常是與牛馬同欄。
也有被賣的奴婢在市場上被飾以繡衣絲履，以圖高價。
奴婢價格，一萬二萬不等。
經營奴婢買賣的大商人，每出賣100個奴婢，獲利20萬。
漢代有不許任意殺奴以及殺奴必須報官的法令，也有因違令殺奴被罰的事例[84]。
但在通常情況下，主人對奴婢有“颛殺之威”[85]，奴婢生命實際上是沒有保障的。
私奴婢除從事家内服役以外，也有許多被驅使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産或商業活動。
季布為朱家奴，被用于田間勞動；張安世家僮七百，“皆有手技作事”[86]；刁間的奴隸被驅迫運輸商品。
王褒所作《僮約》[87]，列舉了奴隸服勞役的項目，包括家内雜役、種田種園圃、放牧、做工、捕魚、造船、修屋乃至經商等等。
四 漢武帝時期統一的鞏固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漢武帝統治的50餘年（公元前140&mdash前87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
在經濟繁榮、府庫充溢的基礎上，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應統一國家的需要。
卷四二。
《僮約》是一篇遊戲文章，但所列奴隸服役項目，當符合西漢社會實際情況。
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 漢武帝時期，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制，但是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裡”[88]，威脅着西漢中央政權。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王國土地的一部分分給子弟為列侯，由皇帝制定這些侯國的名号，隸屬于漢郡，地位與縣相當。
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
推恩诏下後，王國紛請分邑子弟，于是諸王“支庶畢侯”[89]，西漢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90]。
武帝以後，王國轄地都不過數縣，其地位相當于郡。
這樣，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諸侯王問題解決後，全國還有列侯百餘。
漢制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諸侯王和列侯獻“酎金”助祭。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兩成色不足為名，削奪106個列侯的爵位。
其餘列侯因各種原因而陸續失爵的，還有不少。
漢初貴族養士的風氣很盛，強大的諸侯王都大量招緻賓客遊士，扈從左右，其中有文學之士，有儒生、方士，還有縱橫論辯之士。
諸侯王策劃反漢時，賓客遊士往往是他們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壓制。
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賜被告謀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令盡捕他們的賓客黨羽，牽連緻死的達數萬人。
接着，武帝頒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規定王國官為“左官”，以示歧視，後者限制士人與諸王交遊。
從此以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91]，其中支脈疏遠的人，更是與一般富室無異了。
實行察舉制度 建立太學 漢朝初年，2000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師為郎，叫做“任子”；擁有資産十萬錢（景帝時改為四萬錢）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選為郎，叫做“赀選”[92]。
郎是皇帝的侍從，掌“守門戶，出充車騎”[93]，可以補授别的官職。
西漢初年，地主階級子弟為郎，是他們出仕的一個重要階梯。
在這種選官制度下，“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94]，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難以适應日益加強的專制王朝的需要。
惠帝以來，漢朝在各郡縣推選“孝弟力田”，複免這些人的徭役，讓他們“導率”鄉人。
文帝诏“舉賢良能直言極谏者”[95]，這種诏舉多從現任官吏中選拔。
無論選孝弟力田或舉賢良等，都還沒有成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96]的主張。
這個主張包括歲貢和定員，對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時的诏舉較為完備。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97]。
從此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制度就确立起來了。
察舉制初行的頭幾年，郡國執行不力，有的郡不薦一人。
所以武帝規定二千石“不舉孝，不奉诏，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98]，用來督促察舉制度的實行。
武帝以後，孝廉一科成為士大夫仕進的主要途徑。
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禦史，或外遷縣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國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等，從中拔擢了一些人才。
不過這類察舉屬于特科性質，并不經常舉行。
武帝時還有上書拜官的辦法，如田千秋上書言事稱旨，數月即由郎超升為丞相。
武帝在長安城外，為太常博士的弟子興建學校，名為太學，使他們在太學中随博士受業。
博士弟子共50名，由“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99]充當，入學後免除本人徭賦。
還有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若幹人，由郡縣擇人充當。
這些人學成經考試後，按等第錄用。
武帝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
太學和郡國學主要培養統治人民的官僚，在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實行察舉制度和建立太學後，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壟斷官位的局面有所改變，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門徑比過去寬廣了。
在這種新的制度下，皇帝通過策問和考試，可以在較大的範圍内按自己的意旨選擇稱職的官吏。
這對于網羅人才，加強專制皇權的統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權力 西漢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舊，沒有大的改變。
漢高祖以功臣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對皇帝敢于直言不諱，甚至敢于言所不當言。
惠帝時曹參為丞相，無所事事，惠帝托參子曹密婉轉進言，曹參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參等守職”[100]的道理，而不改變自己的态度。
文帝幸臣鄧通對丞相申徒嘉禮意怠慢，申徒嘉嚴斥鄧通，還對文帝說：“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101]。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皇帝與丞相之間，在權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景帝時，高祖功臣死盡，陶青、劉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繼為丞相，丞相權力開始有所削弱。
但是直至武帝時，皇帝與丞相在權力上的矛盾還有表現。
丞相田蚡驕橫，“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甚至問他“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102]。
因此，繼續削弱丞相權力仍然是加強皇權的一個迫切問題。
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
公孫弘起自“布衣”，在朝無所援接，隻有唯唯諾諾，不敢稍違皇帝旨意。
從此以後，功臣列侯子嗣獨占相位的局面結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職“充位”而已。
武帝從賢良文學或上書言事的人當中，先後拔用了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嚴安等人，在他們的本職以外，另給侍中、給事中、常侍等加官，讓他們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顧問應對，參與大政。
武帝曾經令嚴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103]。
為皇帝掌書劄的尚書（少府屬官），更是出納章奏，操持機柄。
武帝還參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之職。
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漸形成一個宮内決策的機構，稱為“中朝”或“内朝”，與丞相為首的政務機關“外朝”相對應。
皇帝依靠中朝，加強統治；中朝則恃皇帝之重，淩駕外朝。
這樣，專制制度就進一步加強了。
武帝寝疾時，用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将軍。
武帝死後，霍光又領尚書事。
自此以後，大将軍以及前後左右将軍都成為掌握實權的“中朝”官，大将軍領尚書事更是權傾内外，丞相雖還有很高的位望，但實際職權大大削弱了。
加強中央軍力 秦和漢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結合在一起。
制度規定：男子在23&mdash56歲的期間内，服兵役兩年，一年在本郡為材官（步兵）、樓船（水軍）或騎士，稱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師為衛士，或在邊郡為戍卒。
此外，男子每年還要服徭役一月，稱為更卒，或在本縣，或在外地，叫做踐更；不願服役的可納錢300（&mdash說2000），使人代役，叫做過更。
漢代兵徭制度由于資料錯亂，還沒有定說。
在地方，軍事由郡尉或王國中尉主管，他們統領本地的正卒，進行軍事訓練。
每年秋季，郡太守舉行正卒的檢閱，叫做都試。
皇帝發郡國兵時，用銅虎符為驗，無符不得發兵。
在京城，駐有南北二軍。
北軍守京師，士卒多由三輔（京兆、馮翊、扶風）選調，由中尉率領；南軍保衛皇宮，衛士多由三輔以外各郡國選調，由衛尉率領。
南北軍力都不甚大，南軍衛士數目，西漢初年為兩萬人，武帝即位，減為萬人。
南北軍以外，還有侍從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領。
按照漢初的軍事制度，軍力分散于全國各地，都城内外，都無重兵。
這樣的軍制，自然不能适應武帝時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必須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時調遣的“長從”的而不是“番上”的軍隊。
隻有這樣，才能起強幹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強國家的鎮壓職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創建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虎贲、胡騎七校尉，常駐京師。
七校尉兵都統于原有的中壘校尉，所以又合稱八校尉。
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約為數百人至千餘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設期門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設羽林軍。
期門約為千人，羽林700人，選三輔以及隴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當，歸郎中令掌管，以備宿衛。
《漢書·地理志》說：“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将多出焉。
”可見期門、羽林在全國軍事系統中地位的重要。
武帝後來又取從軍戰死者的子孫養于羽林軍中，加以軍事訓練，号稱羽林孤兒，以加強宿衛力量。
八校尉和期門、羽林相繼建立後，京師才有長從募士。
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發胡騎、越騎以及期門、羽林孤兒出擊羌人，可見這支長從募士已經用于邊境的戰争了。
設置刺史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國曹參奏請派禦史監三輔，部分地恢複了秦的禦史監郡制度。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監郡禦史，時置時省。
文帝還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域，叫13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
刺史每年八月巡視所部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104]。
這六條詳細規定了刺史監察的範圍，其中一條是督察強宗豪右，五條是督察郡國守相。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置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率官徒“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兵，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河東、河内、河南）和弘農郡，職權同部刺史相似。
刺史和司隸校尉的設立，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起了強幹弱枝的顯著作用。
刺史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時代表中央，可以監察二千石和王國相。
刺史除了“斷治冤獄”以外，并不直接處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務。
所以刺史的設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維”[105]之宜，比秦朝的禦史監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嚴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豪強，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曲，既欺淩百姓，也破壞國家法度。
濟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漢前期的豪強大族。
那個時期，還有一些人以遊俠著名。
遊俠以義氣俠行相标榜，振人于窮急，脫人于厄困，“權行州域，力折公侯”[106]。
朱家、劇孟、郭解都是漢初的著名遊俠。
有些遊俠“作奸剽攻”，“睚眦殺人”，稱霸一方；還有一些遊俠，則被司馬遷目為“盜跖居民間者”[107]。
遊俠豪強同官府之間，除了上下依恃以統治人民的關系以外，顯然還存在着某種矛盾。
為了打擊遊俠豪強，出現了酷吏。
景帝時，郅都為濟南守，“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108]。
甯成為中尉，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郅都、甯成是西漢最早的酷吏，他們的活動，是漢武帝打擊遊俠豪強的先聲。
漢武帝除了“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109]以外，還大批地任用酷吏，誅鋤豪強。
張湯為禦史大夫，“排富商大賈，出告缗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輔法”[110]。
杜周為廷尉，“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诏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周陽由為郡守，“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像張湯、杜周、周陽由這樣的内外官吏，當時比比皆是。
他們的這些活動，對于抑壓豪強的猖獗氣焰，提高專制皇權，起了顯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強、遊俠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勢力。
酷吏甯成罷官回鄉，“役使貧民數千家”，酷吏義縱少年時“攻剽為群盜”，這些人自身就是豪強或遊俠。
所以他們治郡的時候，也往往以“豪敢”為爪牙，對人民為非作歹。
酷吏王溫舒殺河内豪強，竟至株連千餘家，流血十餘裡。
在誅鋤豪強的同時，酷吏張湯、趙禹等人條定刑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經過他們條定以後，律令增加到359章，大辟之罪409條1882事，死罪決事比（死罪判例）13472事。
刑法的條定，雖然與誅鋤豪強的需要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為了鎮壓百姓。
由于刑法繁密駁雜，郡國治獄時無法運用，常有罪同而論異的事情。
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羅織成獄，“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111]，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勝數。
《漢書·刑法志》說：“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
”《漢書·酷吏傳》說：由于郡國守相多效法王溫舒的殘暴殺人行為，所以“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可見用酷吏和刑法來加強專制皇權，勢必要激化社會矛盾。
統一貨币 漢武帝連續發動了許多次對邊境各族的戰争，長期而激烈的戰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時期留下來的府庫積蓄亦都用盡。
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設武功爵出賣，力圖籌措财貨。
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任用大鹽商東郭鹹陽、大冶鐵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任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主持計算。
這些人憑借強大的專制政權，推行統一貨币的措施，建立筦鹽鐵和均輸、平準制度，企圖擴大财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動，穩定農業生産和商品市場。
漢初以來，高祖所鑄莢錢和文帝所鑄四铢錢，質量都很低劣。
文帝允許私鑄，諸王、達官、豪商大量鑄錢牟利，因此貨币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産和交換，也不利于國家的統一。
武帝頒行三铢錢，禁止私鑄，規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112]。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铢錢代替三铢錢，但是盜鑄之風不減，“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hellip&hellip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
武帝又改行赤仄錢，仍然不能穩定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取消郡國鑄錢的權利，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鐘官、辨銅、均輸三官[113]，負責鑄造新的五铢錢，名為三官錢。
他還責成各郡國把以前所鑄的錢一律銷毀，所得銅料輸給三官。
這次禁令很嚴格，新币質量又高，盜鑄無利可圖，所以币制得到較長期的穩定。
貨币的統一，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貨币統一以後，國家的經濟力量得到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也獲得一種經濟上的保證。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法、平準法 筦鹽的辦法，是在産鹽區設立鹽官，備置煮鹽用的“牢盆”，募人煮鹽，産品由官家收購發賣。
筦鐵的辦法，是在産鐵區設立鐵官，經營采冶鑄造，發賣鐵器。
西漢鹽官有遍及28郡國的35處，鐵官有遍及40郡國的48處。
鹽鐵官統屬于中央的大農。
諸侯王國原來自置的鹽鐵官，也由大農所設鹽鐵官代替。
鹽鐵官吏，多用過去的鹽鐵商人充任。
均輸法是由大農在各地設均輸官，把應由各地輸京的物品，從出産處轉運他處出賣，再在賣處收購其他物品，易地出賣，這樣輾轉交換，最後把關中所需的貨物運達長安。
均輸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114]的不合理現象，使大農諸官得以“盡籠天下之貨物”，因而也充實了府庫。
平準法是由大農在京師設平準官，接受均輸貨物，按長安市場價格漲落情況，貴則賣之，賤則買之，用以調劑供需，節制市場。
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大農控制了鹽鐵生産和許多貨物買賣，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也使物價不緻暴漲暴落。
同時，一部分商業利潤歸于國家，供給漢武帝巡狩、賞賜的揮霍和軍事費用，因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西漢以來，不但豪強大家從煮鹽、冶鐵、鑄錢中獲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圖進行政治割據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窮澤中或海邊上，聚衆千百人從事鹽鐵鑄錢，以積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
景帝時吳王濞發動叛亂，就是得力于此。
所以桑弘羊在論證筦鹽鐵和實行平準、均輸的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财，均輸之藏，所以禦輕重而役諸侯也。
”又說：“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
”[115]可見筦鹽鐵和實行均輸、平準，還起着控制諸侯王和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
西漢王朝經營鹽鐵和商業，也直接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
例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而不适用等等。
以後一部分賢良、文學反對筦鹽鐵和平準、均輸制度，即以此作為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
這些制度也難于長期有效地實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除了統一貨币、筦鹽鐵、實行平準、均輸制度以外，漢武帝還采取了直接剝奪大商賈的措施，這就是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初算缗錢”，規定商人及手工業者，無論有無市籍，其“贳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都必須向政府申報，每2000錢納稅一算，即120錢；“諸作有租及鑄”，每4000錢一算。
轺車一乘一算，商人轺車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
商人有産不報或報而不實，罰戍邊一歲，沒入資财。
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許占有土地，違令者沒收其土地和奴僮。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下令“告缗”，鼓勵告發，并規定以所沒收違令商人資财的一半獎給告發人。
武帝命楊可主持告缗，命杜周處理案件。
在這次告缗中，政府“得民财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算缗告缗以後，上林苑财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們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也起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
漢武帝一方面對大商人采取限制、打擊乃至剝奪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許一部分商人充當鹽鐵官，為政府服務。
西漢統治者與大商人的矛盾緩和了。
五 邊境各民族 西漢王朝同邊境各族的關系 西漢以來，我國各民族之間，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也發生過一些戰争。
漢王朝（主要是在漢武帝時期）對各族的戰争，有的屬于防禦性質，起了維護安全、保障生産的作用；有的則是對少數民族的侵犯，造成了破壞。
但是從總的後果看來，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加強了，許多民族地區正式進入中國的版圖，漢族的經濟和文化，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着周圍各民族。
西漢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統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結果。
越人 漢初以來，南方的越人在經濟上有了顯著的提高。
武帝初年，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幹（今江西餘幹縣）界中，積食糧”[116]，這是東瓯、閩越人農業有所發展的表現。
南越經濟的發展，比東瓯、閩越還要明顯。
南越“多犀象玳瑁珠玑銀銅果布之湊”[117]，早已吸引了許多北方的商賈。
除了呂後統治時期以外，中原和南越一直維持着關市貿易，鐵農具和耕畜通過關市，源源不斷地輸入南越，促進了南越的農業生産。
南越和西南地區也有經濟聯系。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瓯，東瓯求援于漢。
漢武帝派嚴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東瓯，援兵未達，閩越已退走。
東瓯人為了避免閩越的威脅，請求内徙，漢王朝把他們的一部分徙至江淮之間，他們從此成為西漢的編戶齊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閩越又攻南越邊地，南越向漢廷告急，武帝派兵分由會稽、豫章兩路攻閩越。
閩越王郢之弟餘善殺郢，漢退兵。
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以後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封越人貴族多人為侯。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東越攻入豫章。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漢軍數路攻入東越。
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餘善，漢封越繇王和其他貴族為列侯，把越人徙處江、淮之間。
江、淮之間的東瓯人和閩越人此後逐漸同漢人融合，留在原地的越人則分散在山嶺中，與漢人來往較少。
漢朝和南越的關系，較為複雜。
建元三年，嚴助率漢軍解除了閩越對南越邊邑的威脅；六年，嚴助又受命出師南越，南越王趙胡派太子趙嬰齊宿衛長安。
後來嬰齊之子趙興繼為越王，按其生母太後摎氏（漢人）的意見，上書武帝，“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118]。
南越丞相呂嘉代表越人貴族勢力，反對趙興和摎太後，并殺趙興、太後以及漢使，立嬰齊長子的越妻所生子建德為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路博德、楊仆等率漢軍攻入南越，招納越人，奪得番禺，俘呂嘉和趙建德，越人貴族很多人受漢封為列侯。
南越的桂林監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餘萬口，一起歸漢。
漢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鄰之地立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廣州市内發現南越王墓，墓主很可能是趙胡。
出土器物甚多，其青銅器有漢式、楚式和南越式。
墓制及其所反映的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漢諸侯王制度。
但是墓内人殉多至十餘，又反映南越社會落後的一面。
匈奴 漢初以來，匈奴族的領袖冒頓單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東敗東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119]。
匈奴的統治區域東起朝鮮邊界，橫跨蒙古高原，向西與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晉北、陝北一帶。
冒頓把這一廣大地區分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頓自轄，與漢的代郡（今河北蔚縣境）、雲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境）相對；左部居東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左右賢王）分領。
左右屠耆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等，各領一定的戰騎和分地。
單于的氏族攣鞮氏以及呼衍氏、蘭氏、須蔔氏，是匈奴中最顯貴的幾個氏族。
匈奴人以遊牧為生，逐水草遷徙，但在某些地點也建有一些城堡，并有少量的農業生産。
匈奴各部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些部落已開始使用鐵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有鐵馬具、鐵武器和鐵工具出土。
匈奴的法律規定，“坐盜者沒入其家”。
匈奴人作戰時，“得人以為奴婢”。
匈奴貴族死時，“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120]。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命馬邑人聶壹出塞，引誘匈奴進占馬邑，而以漢軍三十餘萬埋伏近旁，企圖一舉殲滅匈奴主力。
單于引騎十萬入塞，發覺漢的誘兵計劃，中途退歸。
從此以後，匈奴屢次大規模進攻邊郡，漢軍也屢次發動反擊和進攻。
在這長期的戰争中，影響較大的有漢攻匈奴的三次戰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漢遣衛青領兵從雲中出擊，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隴西，奪回河套一帶，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
漢在那裡設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錦旗北），并重新修繕秦時所築邊塞。
同年夏，漢王朝募民十萬口徙于朔方。
漢得朔方後，匈奴連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漢軍也在衛青指揮下數度出擊。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遠征。
霍去病自隴西出兵，過焉支山（今甘肅山丹縣境），西入匈奴境内千餘裡，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擊，逾居延海，南下祁連山，圍殲匈奴。
這次戰役，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部四萬餘人歸漢。
漢分徙其衆于西北邊塞之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後又遷徙關東貧民72萬餘口，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121]。
西漢王朝又在渾邪王、休屠王故地陸續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
漢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系，而且溝通了内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這對西漢和匈奴勢力的消長，發生了顯著作用。
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河西，經濟受到很大損失。
所以匈奴人唱道：“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
”[122]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帶領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步兵及轉運者數十萬人，分别從定襄、代郡出發，向漠北窮追匈奴。
衛青在漠北擊敗單于，單于率殘部向西北潰走，漢兵北至顔山趙信城而還。
霍去病軍出塞二千餘裡，與匈奴左部左屠耆王接戰獲勝，至狼居胥山，臨瀚海而還。
這次戰役以後，匈奴主力向西北遠徙，“漠南無王庭”。
漢軍占領了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
這時，漢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123]，逐漸開發這一地域。
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以後，匈奴力量大為衰竭，除了對西域諸國還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以外，不能向東發展。
百餘年來，北方農業區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了。
漢軍在這幾次戰役中，損失也很大。
元封、太初以後至武帝之末，漢同匈奴雖然還發生過不少戰事，但是這些戰事的規模和影響都不如過去了。
西漢王朝戰勝匈奴以後，北方邊地出現了新的局面。
邊郡和内地之間，郵亭驿置相望于道，聯系大為增強。
大量的徙民和戍卒，在荒涼的原野上開辟耕地，種植谷、麥、糜、秫等作物。
中原的生産工具、耕作技術、水利技術，通過屯田的兵民，在邊郡傳播開來。
從令居（今甘肅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蔽河西走廊的長城，敦煌以西至鹽澤（羅布泊），也修建了亭燧。
北方舊有的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今包頭、呼和浩特附近的長城沿線，還設置了許多建有内城、外城的城堡。
邊塞的烽燧系統完全建立起來了，“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裡，乘塞列燧”[124]，吏卒衆多。
屯田區、城堡和烽燧，是西漢在北方邊境的政治、軍事據點，也是先進經濟、先進文化的傳播站，它們對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鄰各遊牧民族社會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影響。
戍守張掖居延的漢軍修障塞，開屯田，自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延續至東漢時。
戍軍遺存的簡牍文書，迄今發現者達三萬餘枚，被稱為居延漢簡。
今甘肅、新疆許多地點以及内地各省也有大量漢簡出土。
這些都是研究漢史的珍貴資料。
匈奴人向西遠徙以後，部落貴族發生分裂，出現五單于并立的局面。
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歸漢，引衆南徙于陰山附近。
竟甯元年（公元前33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嫱（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恢複了和親，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争局面。
近年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發現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正是這一時期漢、匈關系和洽的實證。
西域諸國 西漢以來，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被稱作西域[125]。
西域境内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裡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裡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
樓蘭（鄯善）以西，在塔裡木盆地的南緣，有且末、于阗、莎車等國（南道諸國）；在盆地的北緣，有焉耆、尉犁、龜茲、姑墨、疏勒等國（北道諸國）。
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
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它們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人口最多的龜茲，才達到八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
在盆地以西，蔥嶺以南，還有蒲犁、難兜等小國，有的城居，有的遊牧，發展水平不一。
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是一個遊牧區域。
盆地東部的天山缺口，由車師（姑師）控制着。
西部的伊犁河流域，原來是塞種人居住的地方。
漢文帝時，敦煌、祁連一帶的月氏人被匈奴人逼迫，向西遷徙到這裡，趕走了塞種人。
後來，河西地區的烏孫人又向西遷徙，把月氏人趕走，占領了這塊土地。
烏孫人有12萬戶，63萬口，“不田作種樹，随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126]。
西漢初年，匈奴的勢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這些國家，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須、尉犁之間，榨取西域的财富。
匈奴在西域的統治非常暴虐，西域東北的蒲類，本來是一個大國，其王得罪匈奴單于，單于徙其民6000餘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号曰阿惡國”[127]，貧羸的蒲類人逃亡山谷間，才保存了蒲類的國号。
匈奴對西域其他國家的生殺予奪，于此可見一斑。
自玉門關出西域，有兩條主要的路徑。
一條經塔裡木盆地東端的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至莎車，稱為南道。
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月氏、安息。
另一條經車師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稱為北道。
北道西出蔥嶺，至中亞的大宛、康居、奄蔡。
與西域相鄰的中亞諸國中，大宛戶6萬，口30萬，有城郭屋室，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農業和畜牧業都比較發達，産稻、麥、葡萄和良馬。
大宛西南是從河西遷來的大月氏。
大月氏地處妫水（今阿姆河）以北，營遊牧生活。
原住妫水南的被大月氏所臣服的大夏人，“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大月氏以西的安息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裡”，“商賈車船行傍國”。
在大宛以西，安息以北，今鹹海以東的草原，則由遊牧的康居人控制着。
漢武帝聽說西遷的大月氏有報複匈奴之意，所以募使使大月氏，想聯絡他們夾攻匈奴。
漢中人張骞以郎應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衆一百餘人向西域進發。
張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獲，他保留漢節，居匈奴十餘年，終于率衆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
那時大月氏已自伊犁河流域遷到中亞，張骞乃經康居到達大月氏。
大月氏在中亞“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128]。
張骞不得要領，居歲餘而還。
他在歸途經過羌中，又被匈奴俘獲，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骞回到長安，元朔六年受封為博望侯。
張骞出使西域，前後達十餘年，曆盡各種艱險。
他的西行，傳播了漢朝的情況，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129]，所以司馬遷把此行稱為“鑿空”。
張骞東歸後，武帝即開始了廣求西域道路的活動。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指求身毒國（今印度），企圖開辟一條經身毒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
第二年，漢軍擊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帶，從此，“自鹽澤（今羅布泊）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骞再度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系。
張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備馬兩匹，并帶牛羊以萬數，金币絲帛巨萬。
張骞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數十人返抵長安。
随後，被張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國的副使，也同這些國家報聘漢朝的使者一起，陸續來到長安。
從此以後，漢同西域的交通頻繁起來，漢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的十幾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幾百人，小的百餘人。
這些使者“皆貧人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所以使者隊伍實際上也是商隊。
那時候，西域諸國仍在匈奴的控制中，西域東端的樓蘭和姑師，受匈奴控制更加嚴密。
漢使往還時，沿途需索飲水食物，也使樓蘭、姑師等國應接不暇。
所以樓蘭、姑師人在匈奴的策動下，常常劫掠漢使，遮斷道路。
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将王恢率輕騎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數萬擊破姑師。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漢以宗室女細君與烏孫王和親，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細君死，漢又以宗室女解憂和親。
細君與解憂先後在烏孫多所活動，鞏固了漢與烏孫的聯系，使烏孫成為箝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獲得大宛的汗血馬，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派貳師将軍李廣利領軍數萬擊大宛，無功而還。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與漢軍言和，漢軍獲得良馬幾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
此後，漢政府在輪台、渠犁等地各駐兵數百，進行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行政機構的開始。
以後，漢在車師一帶還屢次與匈奴發生戰争。
宣帝時匈奴分裂，日逐王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歸漢，匈奴設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漢乃在西域設立都護，都護治烏壘城，并護南道和北道各國，“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130]。
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系，至此完全确定。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漢在車師地區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發西域各國兵遠征康居，擊殺了挾持西域各國并與歸漢的呼韓邪單于為敵的郅支單于，匈奴的勢力在西域消失，漢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
西域道通以後，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内地聯為一體，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遠地區之間，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
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陸續向東土移植；西域的良馬、橐駝、各種奇禽異獸以及名貴的毛織品，也都源源東來。
以後，佛教和佛教藝術也經中亞傳到西域，再向東土傳播，對中國文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原地區則向西域輸送大量的絲織品和金屬工具，并把鑄鐵、鑿井（包括井渠）的技術傳到西域。
這種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漢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羌 羌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之一，商周時已出現在我國曆史上。
羌人分布在西海（青海）附近，南抵蜀漢以西，西北接西域諸國。
羌人有火葬習俗[131]。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戰國初年，羌人無弋爰劍被秦人拘執為奴，後來逃回本族，被推為豪，爰劍和他的子孫，從此就成為羌人世襲的酋長。
羌人原來以射獵為事，至爰劍時始營田畜牧。
以後羌人人口逐漸增殖，分為很多部落，“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132]。
西漢初年，羌人臣服于匈奴。
漢武帝擊走匈奴後，在今甘肅永登縣境築令居塞，并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絕羌人與匈奴的交通。
羌人曾與匈奴連兵十餘萬攻令居塞，圍枹罕（今甘肅臨夏）。
漢遣李息等率兵十萬征服了羌人，并設護羌校尉統領。
宣帝時，羌人與漢争奪湟水流域的牧地，漢将義渠安國斬羌豪，鎮壓羌人，羌人遂圍攻金城郡。
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六萬，屯田湟中，相機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
此後一部分羌人逐漸内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
王莽時在羌人地區設西海郡，徙漢人入居其中。
西南各族 西南地區，分布着許多語言、習俗不同的民族，漢朝時統稱為西南夷。
大體說來，貴州西部有夜郎、且蘭，雲南滇池區域有滇，洱海區域有巂、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筰都，成都以北有冉。
甘肅南部的白馬氐，當時也列在西南夷中。
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結發為椎，從事農耕，有邑聚，有君長。
儶、昆明等族人民編發，過着遊牧生活，沒有君長。
氐和冉有火葬習俗。
戰國時期，楚将莊領兵溯沅水西上略地。
莊經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為秦國所奪，莊歸路被截斷，留滇為王，全軍變服從滇俗。
以後秦朝的勢力達到西南夷中，在今宜賓至昭通一帶開通“五尺道”，并在附近各地設置官吏。
西漢初年，西南地區與巴蜀等地維持着交換關系。
漢人商賈從西南夷中運出筰馬、髦牛和焚僮（奴隸）。
巴蜀的鐵器和其他商品也運入西南夷中，有的還經由夜郎浮胖柯江轉販到南越。
建元末年，番陽令唐蒙在南越發現了蜀地出産的枸醬，探知從蜀經西南夷地區有路可以通達南越，因此他向武帝提出發夜郎兵浮江抄襲南越的建議。
武帝派唐蒙領千人，攜帶缯帛食物，到夜郎進行活動。
稍後，漢在巴蜀之南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并發巴蜀卒修築自僰道（在今四川宜賓）通向牂柯江的山路。
武帝又命司馬相如深入邛、筰、冉，在那裡設置都尉和十餘縣，但不久就罷省了。
張骞在中亞的大夏時，曾發現邛竹杖和蜀布，據說來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與身毒可以交通。
武帝根據這一情況，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的道路，以便從那裡通向西域。
經過這些活動，漢和滇的道路打通了，漢對夜郎及其附近各族的控制加強了。
但由于巂、昆明等族的阻攔，尋求身毒道路的目的則始終沒有達到。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漢發夜郎附近諸部兵攻南越，且蘭君以此反漢，殺漢使者及犍為太守。
第二年，漢兵從巴蜀南下，攻下且蘭，設置牂柯郡（治今貴州黃平西）。
漢又以邛都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筰都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縣北），白馬為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發兵臨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雲南晉甯）。
雲南晉甯石寨山陸續發掘出的幾十座滇人貴族墓葬中，除滇王金印以外，還有戰國末至東漢初的大量古滇國遺物出土。
戰國末至西漢初的滇國青銅制品，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西漢中晚期的滇國器物，與貴州、廣西出土的西漢器物相似，在種類與形制上部分地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
到了西漢末至東漢初年，滇國遺物中純漢式器物占據重要地位，這些漢式器物多數來自中原，有的則可能是本地的仿制品。
大量滇國青銅農具的出土，說明農業在滇人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時，滇國器物上的圖像，表明滇人牧養牛、馬、豬、羊、犬，獵取鹿、虎、野豬，畜牧和狩獵經濟都相當發達。
青銅鑄造是滇人最主要的手工業，銅器相當精美。
鐵制品數量不多，有些鐵器實際上是銅鐵合體。
《後漢書·西南夷傳》說：滇人之地“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這與滇國遺物所表現的滇人社會的經濟情況大緻相同。
滇國銅器上有許多反映奴隸和俘虜生活的鑄像，如奴隸在主人監督下織布，以奴隸作犧牲，捕捉俘虜，俘虜被裸體懸挂等等。
奴隸多編發或披發，同滇人奴隸主的椎髻不同，他們顯然是從外族俘虜來的奴隸。
滇人墓中殉葬物豐富精美，可以印證《後漢書·西南夷傳》的記載：滇人奴隸主“性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烏桓 鮮卑 烏桓是東胡的一支，漢初以來，活動在西喇木倫河以北的烏桓山一帶。
烏桓人“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随水草放牧，居無常處”[133]。
他們也經營農業，種植耐寒耐旱的穄和東牆。
烏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婦女能刺繡，善于編織毛織品。
烏桓部落分散，邑落各有小帥，但還未出現世襲的酋長，凡“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為大人”。
血族複仇的風習，在烏桓社會中還很盛行。
烏桓部落中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産，不相徭役”，還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
西漢初年，烏桓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力量孤弱，臣服于匈奴，每年向匈奴輸牛馬羊皮。
過時不納，要受到匈奴統治者的懲罰。
武帝時霍去病率軍擊破匈奴左地後，把一部分烏桓徙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今河北北部及遼甯南部），設護烏桓校尉監督他們，讓他們替漢軍偵察匈奴動靜。
昭帝以後烏桓漸強，常常騷擾漢幽州邊郡，也常常攻擊匈奴。
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言語習俗與烏桓大緻相同，但比烏桓落後。
鮮卑自從被冒頓單于擊破後，遠徙遼東塞外，南與烏桓相鄰，沒有同西漢發生直接聯系[134]。
六 社會矛盾的發展與王莽改制 漢武帝末年的農民暴動 西漢初年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是愈來愈嚴重的土地兼并過程，是農民經過一個短暫的穩定時期以後重新走上流亡道路的過程。
還在所謂“文景之治”的升平時期，就隐伏着深刻的社會矛盾。
賈誼為此警告文帝說：“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135]賈誼筆下的“盜賊”，指的就是行将出現的農民暴動。
漢武帝統治時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到很高的水平，“非遇水旱，則民家給人足”；另一方面，豪黨之徒兼并土地，“武斷于鄉曲”的現象，比以前更嚴重。
官僚地主無不“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136]，交相壓榨農民。
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在完成了輝煌事業的同時，也耗盡了文、景以來府庫的餘财，加重了農民的困苦。
貧困破産的農民，多淪為豪強地主的佃客、傭工，受地主的殘酷剝削。
農民賣妻鬻子，屢見不鮮。
針對這種情形，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137]。
這個建議的目的，在于從長遠着眼來鞏固漢朝的統治，即所謂“财不匮而上下相安”[138]。
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大地主和政府的現實利益，所以無法實行。
從此以後，農民的困苦更是有加無已。
武帝前期，東郡（治今河南濮陽）一帶到處有農民暴動發生[139]。
以後流民愈來愈多。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達到200萬口，無戶籍的40萬。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以後，南陽、楚、齊、燕、趙之間，農民暴動不時發生，“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140]。
關中也不安靜，《鹽鐵論》說“關中暴徒保人阻險”[141]。
暴動農民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奪取武庫兵器，釋放死罪囚徒，誅殺郡守、都尉。
至于數百為群的農民，在鄉裡搶奪地主的糧食财物，更是不可勝數。
漢武帝派官吏分區鎮壓，大肆屠殺，但是農民軍散而複聚，據險反抗。
漢武帝又作“沉命法”，規定太守以下官吏如果不能及時發覺并鎮壓暴動，罪至死。
在農民再接再厲的打擊下，漢武帝感到專靠鎮壓無濟于事，考慮過改變統治辦法的問題。
他曾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為此者不得不勞民。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142]。
他在征和四年斷然罷逐為他求仙藥而傷民糜費的方士，拒絕在輪台（今新疆輪台）屯田遠戍，并且下诏自責，“深陳既往之悔”，申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養馬者得免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143]。
同時，他還命趙過推行代田法，改進農具，以示鼓勵農業生産。
這樣，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了。
昭、宣時期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武帝死後，霍光輔佐昭帝，繼續實行武帝晚年以來的“與民休息”政策，史載“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144]，西漢統治相對穩定。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禦史大夫桑弘羊等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六十餘人辯論施政問題。
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示以節儉，并進而對于内外政策提出許許多多的主張。
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桓寬《鹽鐵論》一書即是根據這次辯論寫成的。
賢良、文學之議對于“休養生息”政策的繼續實行，顯然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他們關于鹽鐵等方面的具體要求，多未被西漢政府采納。
始元六年七月，诏罷郡國榷酤和關内鐵官，其餘鹽鐵等政策，仍遵武帝之舊。
宣帝慎擇刺史守相，平理刑獄。
他繼承昭帝的遺法，把都城和各郡國的苑囿、公田假給貧民耕種，減免田賦，降低鹽價。
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使社會矛盾繼續得到緩和，農業生産開始上升。
由于連年的豐稔，谷價下降到每石五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八錢，這是西漢以來最低的谷價記錄。
過去，每年需要從關東漕運糧食600萬斛，以供京師所需，宣帝五鳳年間（公元前57&mdash前54年）大司農從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各郡籴粟運京，關東漕卒因此罷省半數以上。
這是三輔、河東等地農業有了發展的具體說明。
沿邊許多地方這時都設立了常平倉，谷賤則籴，谷貴則粜，以調劑邊地的需要。
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沿邊的西河郡（郡治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市東勝附近）以西共11郡以及二農都尉，都因屯田積蓄，有了可供大司農調發的錢谷。
官府手工業繼續得到發展。
齊三服官，蜀、廣漢以及其他各郡工官，東西織室，生産規模都很龐大。
鑄錢和制造鐵器等手工業呈現繁榮景象。
所以班固稱贊宣帝時“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145]。
漢宣帝被後世的曆史家稱為“中興之主”，劉向甚至還贊揚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文帝）之時”[146]。
但這隻是當時社會情況一個方面的誇飾之詞。
從另一方面看來，當時西漢統治集團積弊已深，豪強的發展和農民的流亡，都已無法遏止，所以社會矛盾外弛内張，實際上比文帝時要嚴重得多。
膠東、渤海等地，農民進行暴動，早已發展到“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147]的程度，連宣帝自己也承認當時“民多貧，盜賊不止”[148]。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元帝時，西漢社會更是險象叢生。
農民在“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的情形下，“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149]。
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寝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150]。
儒生京房曾問元帝：“陛下視今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151]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成帝“大興徭役，重賦斂”[152]。
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于記載。
這時，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将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于王氏的門下。
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
紅陽侯王立在南郡占墾草田幾百頃，連貧民開辟的熟田也在占奪之列。
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
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千萬者少”[153]；他們後來家财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拟于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内暴斂的結果。
其他官僚也依恃權勢，大占良田，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泾渭溉灌，極膏腴上價，它财物稱是”[154]。
哀帝寵臣董賢得賜田二千餘頃，賢死後家财被斥賣，得錢竟達43萬萬之巨。
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擡頭。
成都羅裒，臨淄姓偉，洛陽張長叔、薛子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