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廬譚往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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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遂言曰：“吾日助若戰，軍士寒餓不堪，須衣糧，并西洋槍炮子藥勿遲。
”審其音，即忠壯也。
文襄颔之。
卒昏去，有頃乃蘇，文襄覓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
新撫亦将才，有權略，嘗與金将軍順等擇地度歲，歌舞酣宴甚樂，而密使四出偵賊所至。
既元夕後，謂将軍曰：“吾輩樂亦足矣。
曷一出剿賊？”牽師即日行，不數日大捷聞矣。
而将軍等方集麾下，議論未定也。
故改建行省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經營部署，率皆新撫成之。
然回孽未盡，俄衆相逼，求其百年無事，殆未易言。
天欲成文襄之名，獨為其難，卒如所願，亦偉矣哉！聞出關以後，無大戰事，老湘一軍，号稱無敵，實在甘涼一帶著績雲。
左文襄公在西疆時，湘部而外，旗營、勇營林立其間，遇有饷項支绌時，無不立予協濟，以是人服其公。
然意氣甚盛，雖官秩相等，而言語酬酢，書函往複，皆自處于卑下，則遇有所求，無不如志。
英果敏公任烏魯木齊都護，一見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辭不受。
嗣奏陳邊事艱難情形，極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協八萬巨饷，情好以是日密。
時将軍金順頗不能事，将奏薦代領其衆，未及而英卒矣。
英病亟時，以寸紙手書告訣。
文襄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邊少一替人，吾且傷一知己矣。
”飛草表其夙勤，為理身後事甚備。
文襄向論旗員習氣重，解事少，遇金将軍猶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則稱為有用才，近世督撫罕有其比雲。
淮軍之興，由前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公元華。
當鹹豐四年，發逆踞廬州，李以撫部門生帶團勇助剿，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傳昆仲皆奔走其間。
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
時合肥相國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殆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
江右李亦随赴吳清惠公淮安矣。
張、潘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時。
及鹹豐、同治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
劉撫部族子東堂與韓提督殿偵知其事，諸公乃使谒合肥相國請計，于是有創立淮軍之舉。
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合肥相國慨然請行。
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一營，開字二營，共為九營，陸續赴援上海。
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力推其叔撫部。
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向從軍廬州，與潘、張諸公又别，亦未嘗歸李部下。
林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提軍忠烈主之。
通名淮勇，實則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
其後林營未嘗著績，親兵營年餘敗散，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忠烈殉後，遂以不振，于是樹、鼎、銘、盛各成一軍，自一營至數十營不等。
盛軍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後所主者也。
慶營正、副二營，曆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
而銘、盛兩軍，疊為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較諸軍為久長雲。
說者以淮軍創于李，成于劉、韓，大于劉、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國成中興偉烈，蓋有天焉。
淮軍之赴上海也，由江蘇官紳至安慶乞師，備極哀懇，倡其議者，為三官三紳，吳觀察煦、吳太守雲、應太守寶時，及馮中允桂芬、顧觀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龐侍郎鐘璐主之，以書陳于曾文正公。
議定後，頗難其使。
錢中丞鼎銘時避居崇明，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錢頗難之，強而後可。
及合肥相國東下，錢任采辦軍米，督治後路轉運，薦保道員，皆由乞師基之。
其由道員而至豫撫，則由曾文正公。
文正初不甚知錢，及移督直隸，過清江，錢在轉運局迎送，先後曆十餘日，官廚供應而外，日備精馔三五器，文正頗以為甘。
既辭複進，流涕再三，述舉賢平吳之德，文正大感動，以為公誼切如此，必有忠誠報國。
适奏調兩江官紳，為直隸仕途矜式，舉錢首列，未及五年，而開府矣。
所謂三官、三紳者，應以蘇臬曆署藩司終養；二吳則被劾廢歸；顧再任甯紹道台，歸治園林自娛；潘亦保道員，家居不出；惟馮鄉望最重，吳士言必稱馮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當路就與商而行。
其人工心計，寓上海，購地數百畝于洋泾浜，及蘇垣克複，斥賣殆盡，複購地數十區于阊門市，一出入間，獲利無算，吳人類能道之。
蘇杭之陷，兩省紳民麇聚上海，恃西人為之護持，賊近咫尺而不敢逼。
薛尚書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軍事殆不可問。
知府李慶琛為統将，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
淮軍入境，則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為丐。
然合肥相國，意氣甚盛，不受薛節制。
初以敵體相見，薛頗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複一二城，以奪其氣。
益募至萬餘人，剿賊太倉，不二日，全軍覆敗，李走津浦。
又追至上海，西人論和而退。
當警報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國，報以奉旨保城，不關戰事。
既賊大集，亦登陣固守，賊遂漠然視之。
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國兼代其任，賊大舉圍營，合肥相國與程忠烈計分兩路，迎伏以戰，大敗賊于虹橋，連克嘉定、寶山，賊狂走昆山而逃，軍聲彪起。
收隊時，西人相顧，至以拇指示之。
嗣又有七寶之捷，四江口之捷。
于是各營增軍，分道以收浦東，而賊自迎降者，絡繹不絕矣。
識者謂薛部剿賊不足，滋亂有餘，向非輕進潰散，亦殊未易遣撤。
且賊非驟勝而驕，未必一無顧忌，淮軍轉難操必勝之權，以此知成敗之機，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
合肥相國于虹橋戰時，坐胡床橋頭督戰，賊氛甚惡，春營張遇春敗回，及橋，相國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趣賊，各營并奮勇直前不可當，而程忠烈所部繞賊後沖入賊陣，截賊為二，遂獲全功。
是役也，賊數近十萬，淮軍留守坐營外，不過數千人出隊耳。
自餘載事，不甚關全局，惟常州守賊極悍，破城後巷戰尤亟，兵将傷亡者頗多。
發逆之亂，以予所見諸将帥，料敵之密，布陣之密，無過多忠武公，後惟程忠烈公足俪之。
當忠烈既複青浦、南彙諸縣，局勢漸拓。
太倉賊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國介弟觀察軍中約降，觀察遣随員入城
遂言曰：“吾日助若戰，軍士寒餓不堪，須衣糧，并西洋槍炮子藥勿遲。
”審其音，即忠壯也。
文襄颔之。
卒昏去，有頃乃蘇，文襄覓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
新撫亦将才，有權略，嘗與金将軍順等擇地度歲，歌舞酣宴甚樂，而密使四出偵賊所至。
既元夕後，謂将軍曰：“吾輩樂亦足矣。
曷一出剿賊？”牽師即日行，不數日大捷聞矣。
而将軍等方集麾下，議論未定也。
故改建行省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經營部署，率皆新撫成之。
然回孽未盡，俄衆相逼，求其百年無事，殆未易言。
天欲成文襄之名，獨為其難，卒如所願，亦偉矣哉！聞出關以後，無大戰事，老湘一軍，号稱無敵，實在甘涼一帶著績雲。
左文襄公在西疆時，湘部而外，旗營、勇營林立其間，遇有饷項支绌時，無不立予協濟，以是人服其公。
然意氣甚盛，雖官秩相等，而言語酬酢，書函往複，皆自處于卑下，則遇有所求，無不如志。
英果敏公任烏魯木齊都護，一見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辭不受。
嗣奏陳邊事艱難情形，極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協八萬巨饷，情好以是日密。
時将軍金順頗不能事，将奏薦代領其衆，未及而英卒矣。
英病亟時，以寸紙手書告訣。
文襄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邊少一替人，吾且傷一知己矣。
”飛草表其夙勤，為理身後事甚備。
文襄向論旗員習氣重，解事少，遇金将軍猶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則稱為有用才，近世督撫罕有其比雲。
淮軍之興，由前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公元華。
當鹹豐四年，發逆踞廬州，李以撫部門生帶團勇助剿，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傳昆仲皆奔走其間。
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
時合肥相國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殆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
江右李亦随赴吳清惠公淮安矣。
張、潘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時。
及鹹豐、同治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
劉撫部族子東堂與韓提督殿偵知其事，諸公乃使谒合肥相國請計，于是有創立淮軍之舉。
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合肥相國慨然請行。
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一營，開字二營，共為九營，陸續赴援上海。
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力推其叔撫部。
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向從軍廬州，與潘、張諸公又别，亦未嘗歸李部下。
林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提軍忠烈主之。
通名淮勇，實則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
其後林營未嘗著績，親兵營年餘敗散，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忠烈殉後，遂以不振，于是樹、鼎、銘、盛各成一軍，自一營至數十營不等。
盛軍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後所主者也。
慶營正、副二營，曆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
而銘、盛兩軍，疊為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較諸軍為久長雲。
說者以淮軍創于李，成于劉、韓，大于劉、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國成中興偉烈，蓋有天焉。
淮軍之赴上海也，由江蘇官紳至安慶乞師，備極哀懇，倡其議者，為三官三紳，吳觀察煦、吳太守雲、應太守寶時，及馮中允桂芬、顧觀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龐侍郎鐘璐主之，以書陳于曾文正公。
議定後，頗難其使。
錢中丞鼎銘時避居崇明，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錢頗難之，強而後可。
及合肥相國東下，錢任采辦軍米，督治後路轉運，薦保道員，皆由乞師基之。
其由道員而至豫撫，則由曾文正公。
文正初不甚知錢，及移督直隸，過清江，錢在轉運局迎送，先後曆十餘日，官廚供應而外，日備精馔三五器，文正頗以為甘。
既辭複進，流涕再三，述舉賢平吳之德，文正大感動，以為公誼切如此，必有忠誠報國。
适奏調兩江官紳，為直隸仕途矜式，舉錢首列，未及五年，而開府矣。
所謂三官、三紳者，應以蘇臬曆署藩司終養；二吳則被劾廢歸；顧再任甯紹道台，歸治園林自娛；潘亦保道員，家居不出；惟馮鄉望最重，吳士言必稱馮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當路就與商而行。
其人工心計，寓上海，購地數百畝于洋泾浜，及蘇垣克複，斥賣殆盡，複購地數十區于阊門市，一出入間，獲利無算，吳人類能道之。
蘇杭之陷，兩省紳民麇聚上海，恃西人為之護持，賊近咫尺而不敢逼。
薛尚書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軍事殆不可問。
知府李慶琛為統将，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
淮軍入境，則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為丐。
然合肥相國，意氣甚盛，不受薛節制。
初以敵體相見，薛頗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複一二城，以奪其氣。
益募至萬餘人，剿賊太倉，不二日，全軍覆敗，李走津浦。
又追至上海，西人論和而退。
當警報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國，報以奉旨保城，不關戰事。
既賊大集，亦登陣固守，賊遂漠然視之。
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國兼代其任，賊大舉圍營，合肥相國與程忠烈計分兩路，迎伏以戰，大敗賊于虹橋，連克嘉定、寶山，賊狂走昆山而逃，軍聲彪起。
收隊時，西人相顧，至以拇指示之。
嗣又有七寶之捷，四江口之捷。
于是各營增軍，分道以收浦東，而賊自迎降者，絡繹不絕矣。
識者謂薛部剿賊不足，滋亂有餘，向非輕進潰散，亦殊未易遣撤。
且賊非驟勝而驕，未必一無顧忌，淮軍轉難操必勝之權，以此知成敗之機，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
合肥相國于虹橋戰時，坐胡床橋頭督戰，賊氛甚惡，春營張遇春敗回，及橋，相國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趣賊，各營并奮勇直前不可當，而程忠烈所部繞賊後沖入賊陣，截賊為二，遂獲全功。
是役也，賊數近十萬，淮軍留守坐營外，不過數千人出隊耳。
自餘載事，不甚關全局，惟常州守賊極悍，破城後巷戰尤亟，兵将傷亡者頗多。
發逆之亂，以予所見諸将帥，料敵之密，布陣之密，無過多忠武公，後惟程忠烈公足俪之。
當忠烈既複青浦、南彙諸縣，局勢漸拓。
太倉賊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國介弟觀察軍中約降，觀察遣随員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