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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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個稿子立願甚早，而着手很遲、很躊躇。
欲等候一太平之時，親故相逢，文獻可征。
不料抗戰十年，播遷又十年，同輩老去或星散，世事劇變，往迹模糊，不得不憑手邊僅有之材料，為一人片面之言。
這點材料，當年幸得朋友在烽火中為我保存，流離時為我帶出，我自己盡不顧世俗以為可寶之任何物件，萬臣行裝，謹守此破頁殘箋。
每播遷一次，我忍痛淘汰，事皆在倉卒無可考慮時。
淘汰最多的兩次：一在抗戰撤退前夕，一在托人帶至香港時。
民國甘六年（一九三七）的十一月我在莫幹山，聞東南将撤退之訊，如天崩地訴，夜間點着柴爐，首燒單據，次燒信劄，邊燒邊念：“有國家必有曆史，個人事小。
”卅八年（一九四九）帶香港時，我先理三隻中型之箱，臨時知此不大不小的行李，裝貨艙經不起壓重，放房艙占地太多，我豈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遂匆匆并成一大箱。
這次棄掉許多可紀念之文件，我不拟再等後來機會，決心舍去，舍去後，我一個人兩手捧面伏案而泣。
後來事誰可料？即帶出之件，前途亦未可知，我慚愧無以對十年為我保藏的人。
此稿所憑借多半靠此帶出的一部分材料，見者以為有可珍貴之史料，其間實含有可珍貴之人情。
我屬稿時，排比而解說，常恐記憶有誤。
每擇一題，先回想其時環境和有關人物，結成局面，然後置身其間，以所知多少，略定輪廓，故雖信日述來，不敢以意為之。
曆史是中國最早而極鄭重的一門學間，述而不作，古賢以之代輿論。
我未曾學，而慕此理，執筆戰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處，讀者斟酌，并寬恕之。
往事己矣！有人以為記着曆史是自沉于過去，我不敢。
有人以為表彰身後，我亦不盡然。
曆史并非僅英雄豪傑之事，是成此曆史的民族生活記錄。
亡國不能有曆史，草昧難有記錄，貢獻一點事實，即貢獻一點曆史；曆史的尺度，可能為人道的尺度。
晚近中國新史學家輩出，新的史題、史論、疑古、借古以及通史，有機會我必不怠購讀，然關于現代史者似最缺少，史家如在回避此一題目。
教科書中所見，往往為營業或趨時尚，對國難尤多責人之言。
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一次發念審查教科書，共同感覺一點：我們基本教育中缺少了忠恕的“恕”字。
我們所受國難國恥固大半由外來，亦實在沒有公道，然我們自己豈無一點責任？後一代的人多怨人而少責己，不是細事。
建國和複興民族都需要積極的心理和行動，推倭責任是消極的，即使錯誤盡交給人，于我何益？最近我漸漸聽到看到現代史和現代史學者之名，不但目前多得借鏡，異日必可填補空白，凡為中國人當鼓舞而安慰。
我所記者偏于我一家的事，滄海一粟。
區區之心，向現代史家交卷，擁護研究現代史的風氣。
我所遇到過的良師益友，當時不知其難得，日久追恩，什不盡一。
影響我最大，終身不能忘記的有三人：我的父親、母親及我丈夫黃膺白。
我的父親和膺白生前都寫過千千萬萬的字，而沒有留下一篇自述之文。
他們生于不同時代，做不同職業，然皆行其所自信，不求人知。
甘餘年來，我蒼茫獨立，當國變家憂不能自振時，想念我母親的勇敢；她受挫折偶一傷心，而熱情如故。
想念我父親的容忍；父親見我讀書時議論甚刻，對母親說，深恐我恕道有缺，一生吃虧，我不能改，而常悼悼。
膺白對人肝膽，對事勇敢，委屈不自表，我有時與之辯，終從其在大處落目。
今以遲暮之年，寄迹他鄉，胸懷并不迸步，寫這些事，我時時惶恐而躇躊的。
我寫父母的事，在民十七（一九二八）初上莫幹山時。
山上秋季以後，四顧無人煙，我與膺白各占一書室，讀各自喜歡的書。
膺白寫他的“宗詞記”，大部言其母教；他的母親，是守節撫孤，教子極辛苦的。
他提起母親屢含淚，自己在苦惱時要提起母親；逢忌辰，指點我幾種他父母所喜愛的食物，我準備者常不盡合，他解說至再。
于是我亦着手寫我的父母。
父親幾個要好朋友都己謝世，我姊弟們均同意，不煩不甚深知的人作志銘之類。
吾弟君恰是獨子，父母期望最切，多少年來我默默實等候其成家。
他結婚甚遲，這年是他的長子壹志周歲，我不免以此為報告父母一件家庭大事。
我提議我手足四人，各記出所感受最深之事，由一人連綴成文，一人寫出；我居長，願為文，由君恰寫出。
不幸壹志以驚風夭殇，君恰夫婦極傷痛，我與性仁、性元相戒暫不言父母事。
抗戰中君恰又提議，時我手足散處四方，不久性仁病故。
今我寫此，與君恰、性元天各一方，僅我一人所記憶，寄君恰看過，性元未曾見。
寫膺白的事甚難，我似乎與他共同直接而不盡然。
他擔任普通政務時，我不預聞其事。
在北在南他入閣時的次長，大率弓用部中原有的人，與他都是新識，我大概都沒有見過。
然在時局緊要關頭，他參與很重要之點，則我屢為其最機密的下手，有時為惟一的下手。
我以讀曆史的興趣，對國家的同心，而共同參預，事後我即退出。
我可能知道并親曆人所不知的一部分，而離一般政治空氣很遠，這種了解很畸形、很矛盾。
膺白有幾個朋友認我為共同的朋友，同我論事與同他一樣，
欲等候一太平之時，親故相逢，文獻可征。
不料抗戰十年，播遷又十年，同輩老去或星散，世事劇變，往迹模糊，不得不憑手邊僅有之材料，為一人片面之言。
這點材料，當年幸得朋友在烽火中為我保存，流離時為我帶出，我自己盡不顧世俗以為可寶之任何物件，萬臣行裝，謹守此破頁殘箋。
每播遷一次，我忍痛淘汰，事皆在倉卒無可考慮時。
淘汰最多的兩次：一在抗戰撤退前夕，一在托人帶至香港時。
民國甘六年（一九三七）的十一月我在莫幹山，聞東南将撤退之訊，如天崩地訴，夜間點着柴爐，首燒單據，次燒信劄，邊燒邊念：“有國家必有曆史，個人事小。
”卅八年（一九四九）帶香港時，我先理三隻中型之箱，臨時知此不大不小的行李，裝貨艙經不起壓重，放房艙占地太多，我豈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遂匆匆并成一大箱。
這次棄掉許多可紀念之文件，我不拟再等後來機會，決心舍去，舍去後，我一個人兩手捧面伏案而泣。
後來事誰可料？即帶出之件，前途亦未可知，我慚愧無以對十年為我保藏的人。
此稿所憑借多半靠此帶出的一部分材料，見者以為有可珍貴之史料，其間實含有可珍貴之人情。
我屬稿時，排比而解說，常恐記憶有誤。
每擇一題，先回想其時環境和有關人物，結成局面，然後置身其間，以所知多少，略定輪廓，故雖信日述來，不敢以意為之。
曆史是中國最早而極鄭重的一門學間，述而不作，古賢以之代輿論。
我未曾學，而慕此理，執筆戰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處，讀者斟酌，并寬恕之。
往事己矣！有人以為記着曆史是自沉于過去，我不敢。
有人以為表彰身後，我亦不盡然。
曆史并非僅英雄豪傑之事，是成此曆史的民族生活記錄。
亡國不能有曆史，草昧難有記錄，貢獻一點事實，即貢獻一點曆史；曆史的尺度，可能為人道的尺度。
晚近中國新史學家輩出，新的史題、史論、疑古、借古以及通史，有機會我必不怠購讀，然關于現代史者似最缺少，史家如在回避此一題目。
教科書中所見，往往為營業或趨時尚，對國難尤多責人之言。
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一次發念審查教科書，共同感覺一點：我們基本教育中缺少了忠恕的“恕”字。
我們所受國難國恥固大半由外來，亦實在沒有公道，然我們自己豈無一點責任？後一代的人多怨人而少責己，不是細事。
建國和複興民族都需要積極的心理和行動，推倭責任是消極的，即使錯誤盡交給人，于我何益？最近我漸漸聽到看到現代史和現代史學者之名，不但目前多得借鏡，異日必可填補空白，凡為中國人當鼓舞而安慰。
我所記者偏于我一家的事，滄海一粟。
區區之心，向現代史家交卷，擁護研究現代史的風氣。
我所遇到過的良師益友，當時不知其難得，日久追恩，什不盡一。
影響我最大，終身不能忘記的有三人：我的父親、母親及我丈夫黃膺白。
我的父親和膺白生前都寫過千千萬萬的字，而沒有留下一篇自述之文。
他們生于不同時代，做不同職業，然皆行其所自信，不求人知。
甘餘年來，我蒼茫獨立，當國變家憂不能自振時，想念我母親的勇敢；她受挫折偶一傷心，而熱情如故。
想念我父親的容忍；父親見我讀書時議論甚刻，對母親說，深恐我恕道有缺，一生吃虧，我不能改，而常悼悼。
膺白對人肝膽，對事勇敢，委屈不自表，我有時與之辯，終從其在大處落目。
今以遲暮之年，寄迹他鄉，胸懷并不迸步，寫這些事，我時時惶恐而躇躊的。
我寫父母的事，在民十七（一九二八）初上莫幹山時。
山上秋季以後，四顧無人煙，我與膺白各占一書室，讀各自喜歡的書。
膺白寫他的“宗詞記”，大部言其母教；他的母親，是守節撫孤，教子極辛苦的。
他提起母親屢含淚，自己在苦惱時要提起母親；逢忌辰，指點我幾種他父母所喜愛的食物，我準備者常不盡合，他解說至再。
于是我亦着手寫我的父母。
父親幾個要好朋友都己謝世，我姊弟們均同意，不煩不甚深知的人作志銘之類。
吾弟君恰是獨子，父母期望最切，多少年來我默默實等候其成家。
他結婚甚遲，這年是他的長子壹志周歲，我不免以此為報告父母一件家庭大事。
我提議我手足四人，各記出所感受最深之事，由一人連綴成文，一人寫出；我居長，願為文，由君恰寫出。
不幸壹志以驚風夭殇，君恰夫婦極傷痛，我與性仁、性元相戒暫不言父母事。
抗戰中君恰又提議，時我手足散處四方，不久性仁病故。
今我寫此，與君恰、性元天各一方，僅我一人所記憶，寄君恰看過，性元未曾見。
寫膺白的事甚難，我似乎與他共同直接而不盡然。
他擔任普通政務時，我不預聞其事。
在北在南他入閣時的次長，大率弓用部中原有的人，與他都是新識，我大概都沒有見過。
然在時局緊要關頭，他參與很重要之點，則我屢為其最機密的下手，有時為惟一的下手。
我以讀曆史的興趣，對國家的同心，而共同參預，事後我即退出。
我可能知道并親曆人所不知的一部分，而離一般政治空氣很遠，這種了解很畸形、很矛盾。
膺白有幾個朋友認我為共同的朋友，同我論事與同他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