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谕 二、曾靜痛心疾首地說：“我這過去的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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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宇，救億萬生靈于水火之中。
當時天下之衆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淵，如睹父母。
由是世祖章皇帝發政施仁，撫臨天下。
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恥複仇，銜結莫報；且大者為我億萬生靈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與天地同流。
【譯文】 《春秋》這部書，雖然是因為周平王東遷以後，政治教化難以推行，對過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
然而當時的魯、衛、齊、晉等國，離文王、武王的時代還不遠，所以他們還遺留着過去的習慣，其風俗和好的政策，還差不多都是成周時候的老樣子。
而吳、楚、山戎等地，因邊遠方言不同，而不懂詩書，不知道學習禮義，仗着他們自立為王的身份而與中國内地各諸侯并列，冒充中華文明禮義之邦，這是聖人所深為讨厭而排斥他們的原因。
其實，聖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現，看他應該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沒有産生把吳、楚當成外地的意思，也沒有把中原文化發達的諸侯擡高一等的想法，重視内地而輕視邊遠地方的。
假如中原各諸侯國不謹慎地遵守傳統禮義，那麼對他們的貶低和指責，也會比排斥吳、楚更厲害。
所以過去的儒家歸納出這種觀點的主旨說：“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實行中華的文明禮義，就應看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地處中原的諸侯國，而不實行仁義和邊遠地方一樣，就應該把他們看成未開化的夷狄。
” 所以《春秋》這部書，把中國劃分為華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據其有沒有文明禮義，而不是依據他的地方遠近。
這種看法實在是非常公正的，關鍵是看你本身的實際言行是什麼。
況且今天中國境内的形勢和春秋時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為什麼呢？上古時候政權的傳統和道德的傳統是一緻的，而順從天道運行的規律。
自秦始皇變亂以後，雖然經曆了漢、唐、宋這些朝代，也曾一時興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聖人時代的萬分之一。
明朝末期時，尤其表現得君主懶惰，臣子奢侈，各種制度廢弛。
在内來說，則是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在外來說，則是藩王放恣胡為，暴殄天物。
官吏們紛紛貪污，橫征暴斂，到處是一樣；荒氵?驕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習慣達到極點。
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廢，邊遠地方的人民便不服從了。
以前的藩屬相繼都變成強敵，邊境的警報不斷傳來，應接不暇，國家元氣喪失殆盡。
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滅時情況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終于導緻流寇四起，到處慘殺掠搶，狠毒勝于沸湯烈火。
凡流寇經過的府郡州縣，以及集鎮鄉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自從有人類以來，所受離亂之苦，沒有比這時更甚的了。
議論的人卻不想想這種情況，錯誤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況來相比，為什麼會這樣荒謬無理呢？況且本朝太祖，創業于東海，以道德仁義之心為根本，并沒有奪取明朝天下的想法。
到太宗皇帝即位後，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規，仁德的聲名，傳播于四海。
這時候，曾經領兵進入關内，巡視地方直到山東臨清，并且在明朝京師周圍巡視一圈，還在南苑打獵，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罷兵安民。
而明朝的君臣，對此事竟然不聞不問，于是太宗隻好率兵回轉東北，那時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當時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奪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師，崇祯皇帝以身殉國，明朝國祚已絕，明朝皇位已換主，應請求去除流寇的動亂，才興兵點将入關嗎？就拿這個例子來說，比較起周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率兵觀政于商朝，希望用壓力使纣王悔罪惡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裡沒有一點可指責的地方。
況且入關後，隻一仗便擊敗了李自成二十萬兵馬，如同摧枯拉朽一樣，使他望風逃竄，我軍席卷長驅，掃清了海内，拯救了億萬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當時普天下百姓依賴我朝，如像跳出深淵，見到父母一樣。
由于這種情況，世祖章皇帝才決定建立政權廣施仁愛，而登上統一中國的皇帝之位。
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為他們雪恥複仇，感到結草銜環也無法報答；而更大的是為我國億萬生靈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說是天高地厚一樣了。
【原文】 由此觀之，在昔湯、武為夏、商諸侯，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
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叛。
豈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賊李自成之手，視商、周之得統更名正而言順。
明臣、漢人，當時皆樂為效力緻死乎。
是春秋之吳、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鍬之行，蔑視諸夏禮樂文明之治，而來僭亂之。
我朝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不忍中國之生靈塗炭，而來撫綏之。
一是為亂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極亂之時，所謂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者此也。
使聖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當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
蓋聖人與天合德，天大無外，聖人之心亦無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為聖人。
所以聖人判事，至虛至平，胸無一毫成見定義。
原視天視民以定義。
而天之于民，實無常親，惟德是親。
今我朝不折一矢，不傷一衆，不待年而成帝業。
到今幅員之廣，與天同大，享年之永，與天同久。
承承繼繼，笃生聖人，愈遠愈大，彌久彌光，四海升平，萬國鹹甯，此豈人力所能與？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顧者深，所以至是。
聖人又何事違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間哉！故謂《春秋》大旨在謹華夷之辯則可。
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當我朝之盛，則罔誣聖人作經之旨，為大不可。
謂聖人許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擯吳、楚則可，若妄以吳、楚例今日，則是非颠倒，害道害義，為大不可。
是《春秋》不惟無礙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聖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義旨也。
審矣。
【譯文】 從這來看，過去湯王、武王是夏、商兩朝的諸侯，雖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國家，而不能擺脫以臣子奪去君主王位這一事實，因而有違倫常而感到遺憾。
所以成湯不免有慚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兒子而叛亂周朝。
這豈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來相比，我朝得天下更為名正言順，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漢族人，都樂意為我朝盡力效死。
至于春秋時代的吳、楚兩國，是懷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講道德行為，蔑視中原的禮樂文明的統治，僭号稱王，興兵擾亂中原；而我朝以仁義的心胸，實行仁義的政治，不忍中國百姓生命塗炭，才來救援撫育他們。
吳、楚是作亂于太平盛世，我朝則是為了創造太平于天下大亂之時。
這兩種不同情況，不僅像方和圓一樣體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與暑、晝與夜恰好相反一樣。
假使孔聖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會大大地表彰我朝，應當如何來深切說明，看看以上對比便很清楚了。
因為聖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緻的，上天是公正得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聖人的心也是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稍有一點私心偏見，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麼能算得上聖人呢？所以聖人對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虛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點成見定義，是根據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義。
而上天對于人民，也不是永遠親愛一個地方，隻有依據德行來相親。
如今我朝不費一弓一箭，不傷一個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業；到現在國家疆域之廣，與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長，與天同久。
一代代繼承，連續出生聖人，傳得愈遠愈偉大，愈久愈加光輝，四海升平，萬國安甯，這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嗎？乃是我國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顧愛護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夠達到這樣地步。
又有什麼事可以上背天意下違民情，而硬要劃分彼此呀！ 所以說《春秋》的主旨，在于謹慎辨别華夷的區别則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來诋毀我朝的盛世，那麼實在是誣蔑聖人作經書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
如果說聖人贊許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勞在于排斥吳、越則可以說；如果錯誤地把吳、楚來比今天，則是非就完全颠倒，傷害了道義，則是大不可的事。
據此，《春秋》不但對我朝沒有什麼妨礙，而是我朝的立國竟然深符于聖人的心，并發揚光大了《春秋》的主旨，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蓋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繼體之業，統一諸國；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淪肌浃髓，更為超越前古，業隆萬世。
可見皇天笃愛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極之虞、夏、商、周，天運初開，太和極隆之會，亦罕有此聖聖相承，綿綿無間之盛。
況我當今皇帝，尤聖神文武，時中變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恢弘前烈，更有光于聖祖仁皇帝者哉。
故其治效化功之顯爍于兩間者，已極禮明樂備之盛，而其驗實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淵微，聖學深，山陬海之間，間有不能與聞其大者，實因初潛藩邸，韬堯養晦，無求無欲，研經味道，以盡己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未嘗稍露一聲光于人間，所以龍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諸臣所能識。
惟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聖知聖，早知人品貴重，蘊蓄美富，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揚之于衆。
直至聖躬不豫而大漸，委以南郊大禮，從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聖學性安，久為聖祖皇帝所深契。
而于此尤可以見聖祖皇帝之揆道精義，傳子即以傳賢，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邁百王而首出矣。
所以當我皇上禦極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測高厚之所由出。
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布流言于外，以緻盛德至善，不能驟得遍聞于窮鄉遠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豈知我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純熟，學問之淵深，曆練之缜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渾然，泛應由當。
舉凡之于政刑，見之于德禮者，既無一處不知之極其精，複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
神明盡智，化裁盡變，推行盡通，深仁大德，際天蟠地。
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嘗稍存一毫成見于未事之先。
是以身雖至勞至苦，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為事。
凡可以利濟斯民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
自朝至暮，一日萬機，目不停視，手不停批，不遑甯處，而心實至安至逸。
常如明鑒、如止水，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
今試于蕩蕩難名中，而以管窺及者略舉其萬一。
如明王奉若天道，大義本于天經，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後，後世人主皆以國家行政出治，生殺予奪，權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違也。
【譯文】 我朝自從太祖高皇帝以神聖的武功，開創了基業；太宗文皇帝繼續發揚光大，統一了中國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國大政，安定了中外；聖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國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過了上古前朝，帝業的興隆光耀萬世。
可見上天對我朝的厚愛已極，是三代以下各朝難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運建立最早的幾個朝代，帝業極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這樣連續出現英明聖主繼承帝業、綿綿不絕的盛況。
何況我朝當今皇上，尤其聖神文武，這時的變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為過；恩德澤及萬物而無一遺漏，弘揚先皇的政教，使聖祖仁皇帝的未竟事業更加光輝。
所以其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的功勳顯耀于二者之間，已經達到禮樂文明極盛的頂點，而其治理的效驗也由海清河晏來得到了證明。
至于當今皇上治理國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學識更是淵博高深。
而遠居山角海濱的人，或許有不知道皇上功績之大者，這是因為皇上還是藩王的時候，才能深藏不願顯露，既不求名聲也沒有什麼欲望，終日研讀經書修養道德，以盡力符合自己的個性和藩王的身分，從未嘗想顯露一下自己于世間。
所以聖人的道德十分純正，不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曉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難知道。
隻有聖祖仁皇帝，天賦予他聰明，又與當今皇上是父子關系，所以能以聖人的眼光認識聖人，早已知道當今皇上人品貴重，胸中蘊藏着雄才大略，能夠用其聰明睿智做一個英明的君主，但是也隻是默記于心而不肯傳揚出去。
直到聖祖健康不佳處于病危之時，才委托當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衆大臣才知當今皇上仁德天授，學識性情穩重，已久為聖祖所深深注意了。
由此可見聖祖皇帝處理大事的深刻意義，傳位于兒子就是要傳給賢明的人，其英明識見可以說兼有堯、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過了後世的百王之上。
所以當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實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難懂得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從哪裡來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懷奪位的奸謀，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語，以至當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傳遍于國内遠僻山鄉，這也是事理的必然。
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寬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極為孝順，考慮問題本着誠心，修養自身要求嚴格慎重；而對道德運用的純熟，學問的淵深廣博，遇事思考的缜密，處理問題的精詳，則又渾然一體，各方面應付得都十分妥貼。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禮義去觀察，既沒一個地方知道得不夠精詳，又沒有一件事處理得不是極其妥當；智慧英明到極點，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國；其深仁大德，真是頂天立地呀。
追究其功績的根源，在于根據不同的事物給以不同的辦法去解決，并沒有存在一點成見于處理事情之前。
所以皇上雖然至勞至苦，也沒有一時一刻不以愛護養育天下百姓為目的。
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沒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沒有不實行的，實行沒有不紮紮實實達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萬機，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沒有一刻閑暇安甯，而内心實際上才最安定最放心。
經常心如明鏡一樣亮，如靜止的水一樣安定，萬物從眼前經過的，美和醜都會自然顯露，而不能有一點掩蓋。
現在試于浩蕩無數難以一一說清的聖績中，将看到一斑略舉其萬分之一的事例。
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規律的，道義是上天所樹立的，自從上古二帝三王相繼遵守以後，後來的帝王都是用國家政權來治理，生殺大權自己說了算，一切權力都歸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頭上，還有上天，天意是不能違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
凡天所好者，體天之心好之；天所惡者，體天之心惡之；天所欲行欲止者，體天之心行之止之。
由是體天之心以養民，知食為民天，農乃食本，務使各務本為，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艱。
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
而老農之勤樸無過者，令各州縣歲舉一人，榮給品秩，以示鼓勵。
而先啬神農，亦開千古未開之典，設壇崇祀，以報其功。
偶間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減膳之下，殚精竭誠，為民祈禱，專務修少人事，以格無心
當時天下之衆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淵，如睹父母。
由是世祖章皇帝發政施仁，撫臨天下。
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恥複仇，銜結莫報；且大者為我億萬生靈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與天地同流。
【譯文】 《春秋》這部書，雖然是因為周平王東遷以後，政治教化難以推行，對過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
然而當時的魯、衛、齊、晉等國，離文王、武王的時代還不遠，所以他們還遺留着過去的習慣，其風俗和好的政策，還差不多都是成周時候的老樣子。
而吳、楚、山戎等地，因邊遠方言不同，而不懂詩書，不知道學習禮義，仗着他們自立為王的身份而與中國内地各諸侯并列，冒充中華文明禮義之邦，這是聖人所深為讨厭而排斥他們的原因。
其實，聖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現，看他應該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沒有産生把吳、楚當成外地的意思，也沒有把中原文化發達的諸侯擡高一等的想法，重視内地而輕視邊遠地方的。
假如中原各諸侯國不謹慎地遵守傳統禮義，那麼對他們的貶低和指責，也會比排斥吳、楚更厲害。
所以過去的儒家歸納出這種觀點的主旨說：“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實行中華的文明禮義，就應看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地處中原的諸侯國，而不實行仁義和邊遠地方一樣，就應該把他們看成未開化的夷狄。
” 所以《春秋》這部書，把中國劃分為華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據其有沒有文明禮義，而不是依據他的地方遠近。
這種看法實在是非常公正的，關鍵是看你本身的實際言行是什麼。
況且今天中國境内的形勢和春秋時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為什麼呢？上古時候政權的傳統和道德的傳統是一緻的，而順從天道運行的規律。
自秦始皇變亂以後，雖然經曆了漢、唐、宋這些朝代，也曾一時興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聖人時代的萬分之一。
明朝末期時，尤其表現得君主懶惰，臣子奢侈，各種制度廢弛。
在内來說，則是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在外來說，則是藩王放恣胡為，暴殄天物。
官吏們紛紛貪污，橫征暴斂，到處是一樣；荒氵?驕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習慣達到極點。
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廢，邊遠地方的人民便不服從了。
以前的藩屬相繼都變成強敵，邊境的警報不斷傳來，應接不暇，國家元氣喪失殆盡。
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滅時情況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後終于導緻流寇四起，到處慘殺掠搶，狠毒勝于沸湯烈火。
凡流寇經過的府郡州縣，以及集鎮鄉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自從有人類以來，所受離亂之苦，沒有比這時更甚的了。
議論的人卻不想想這種情況，錯誤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況來相比，為什麼會這樣荒謬無理呢？況且本朝太祖，創業于東海，以道德仁義之心為根本，并沒有奪取明朝天下的想法。
到太宗皇帝即位後，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規，仁德的聲名，傳播于四海。
這時候，曾經領兵進入關内，巡視地方直到山東臨清，并且在明朝京師周圍巡視一圈，還在南苑打獵，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罷兵安民。
而明朝的君臣，對此事竟然不聞不問，于是太宗隻好率兵回轉東北，那時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當時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奪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師，崇祯皇帝以身殉國，明朝國祚已絕，明朝皇位已換主，應請求去除流寇的動亂，才興兵點将入關嗎？就拿這個例子來說，比較起周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率兵觀政于商朝，希望用壓力使纣王悔罪惡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裡沒有一點可指責的地方。
況且入關後，隻一仗便擊敗了李自成二十萬兵馬，如同摧枯拉朽一樣，使他望風逃竄，我軍席卷長驅，掃清了海内，拯救了億萬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當時普天下百姓依賴我朝，如像跳出深淵，見到父母一樣。
由于這種情況，世祖章皇帝才決定建立政權廣施仁愛，而登上統一中國的皇帝之位。
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為他們雪恥複仇，感到結草銜環也無法報答；而更大的是為我國億萬生靈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說是天高地厚一樣了。
【原文】 由此觀之，在昔湯、武為夏、商諸侯，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
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叛。
豈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賊李自成之手，視商、周之得統更名正而言順。
明臣、漢人，當時皆樂為效力緻死乎。
是春秋之吳、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鍬之行，蔑視諸夏禮樂文明之治，而來僭亂之。
我朝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不忍中國之生靈塗炭，而來撫綏之。
一是為亂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極亂之時，所謂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者此也。
使聖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當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
蓋聖人與天合德，天大無外，聖人之心亦無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為聖人。
所以聖人判事，至虛至平，胸無一毫成見定義。
原視天視民以定義。
而天之于民，實無常親，惟德是親。
今我朝不折一矢，不傷一衆，不待年而成帝業。
到今幅員之廣，與天同大，享年之永，與天同久。
承承繼繼，笃生聖人，愈遠愈大，彌久彌光，四海升平，萬國鹹甯，此豈人力所能與？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顧者深，所以至是。
聖人又何事違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間哉！故謂《春秋》大旨在謹華夷之辯則可。
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當我朝之盛，則罔誣聖人作經之旨，為大不可。
謂聖人許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擯吳、楚則可，若妄以吳、楚例今日，則是非颠倒，害道害義，為大不可。
是《春秋》不惟無礙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聖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義旨也。
審矣。
【譯文】 從這來看，過去湯王、武王是夏、商兩朝的諸侯，雖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國家，而不能擺脫以臣子奪去君主王位這一事實，因而有違倫常而感到遺憾。
所以成湯不免有慚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兒子而叛亂周朝。
這豈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來相比，我朝得天下更為名正言順，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漢族人，都樂意為我朝盡力效死。
至于春秋時代的吳、楚兩國，是懷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講道德行為，蔑視中原的禮樂文明的統治，僭号稱王，興兵擾亂中原；而我朝以仁義的心胸，實行仁義的政治，不忍中國百姓生命塗炭，才來救援撫育他們。
吳、楚是作亂于太平盛世，我朝則是為了創造太平于天下大亂之時。
這兩種不同情況，不僅像方和圓一樣體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與暑、晝與夜恰好相反一樣。
假使孔聖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會大大地表彰我朝，應當如何來深切說明，看看以上對比便很清楚了。
因為聖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緻的，上天是公正得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聖人的心也是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稍有一點私心偏見，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麼能算得上聖人呢？所以聖人對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虛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點成見定義，是根據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義。
而上天對于人民，也不是永遠親愛一個地方，隻有依據德行來相親。
如今我朝不費一弓一箭，不傷一個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業；到現在國家疆域之廣，與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長，與天同久。
一代代繼承，連續出生聖人，傳得愈遠愈偉大，愈久愈加光輝，四海升平，萬國安甯，這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嗎？乃是我國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顧愛護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夠達到這樣地步。
又有什麼事可以上背天意下違民情，而硬要劃分彼此呀！ 所以說《春秋》的主旨，在于謹慎辨别華夷的區别則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來诋毀我朝的盛世，那麼實在是誣蔑聖人作經書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
如果說聖人贊許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勞在于排斥吳、越則可以說；如果錯誤地把吳、楚來比今天，則是非就完全颠倒，傷害了道義，則是大不可的事。
據此，《春秋》不但對我朝沒有什麼妨礙，而是我朝的立國竟然深符于聖人的心，并發揚光大了《春秋》的主旨，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蓋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繼體之業，統一諸國；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淪肌浃髓，更為超越前古，業隆萬世。
可見皇天笃愛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極之虞、夏、商、周，天運初開，太和極隆之會，亦罕有此聖聖相承，綿綿無間之盛。
況我當今皇帝，尤聖神文武，時中變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恢弘前烈，更有光于聖祖仁皇帝者哉。
故其治效化功之顯爍于兩間者，已極禮明樂備之盛，而其驗實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淵微，聖學深，山陬海之間，間有不能與聞其大者，實因初潛藩邸，韬堯養晦，無求無欲，研經味道，以盡己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未嘗稍露一聲光于人間，所以龍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諸臣所能識。
惟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聖知聖，早知人品貴重，蘊蓄美富，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
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揚之于衆。
直至聖躬不豫而大漸，委以南郊大禮，從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聖學性安，久為聖祖皇帝所深契。
而于此尤可以見聖祖皇帝之揆道精義，傳子即以傳賢，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邁百王而首出矣。
所以當我皇上禦極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測高厚之所由出。
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布流言于外，以緻盛德至善，不能驟得遍聞于窮鄉遠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豈知我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純熟，學問之淵深，曆練之缜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渾然，泛應由當。
舉凡之于政刑，見之于德禮者，既無一處不知之極其精，複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
神明盡智，化裁盡變，推行盡通，深仁大德，際天蟠地。
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嘗稍存一毫成見于未事之先。
是以身雖至勞至苦，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為事。
凡可以利濟斯民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
自朝至暮，一日萬機，目不停視，手不停批，不遑甯處，而心實至安至逸。
常如明鑒、如止水，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
今試于蕩蕩難名中，而以管窺及者略舉其萬一。
如明王奉若天道，大義本于天經，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後，後世人主皆以國家行政出治，生殺予奪，權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違也。
【譯文】 我朝自從太祖高皇帝以神聖的武功，開創了基業；太宗文皇帝繼續發揚光大，統一了中國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國大政，安定了中外；聖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國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過了上古前朝，帝業的興隆光耀萬世。
可見上天對我朝的厚愛已極，是三代以下各朝難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運建立最早的幾個朝代，帝業極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這樣連續出現英明聖主繼承帝業、綿綿不絕的盛況。
何況我朝當今皇上，尤其聖神文武，這時的變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為過；恩德澤及萬物而無一遺漏，弘揚先皇的政教，使聖祖仁皇帝的未竟事業更加光輝。
所以其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的功勳顯耀于二者之間，已經達到禮樂文明極盛的頂點，而其治理的效驗也由海清河晏來得到了證明。
至于當今皇上治理國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學識更是淵博高深。
而遠居山角海濱的人，或許有不知道皇上功績之大者，這是因為皇上還是藩王的時候，才能深藏不願顯露，既不求名聲也沒有什麼欲望，終日研讀經書修養道德，以盡力符合自己的個性和藩王的身分，從未嘗想顯露一下自己于世間。
所以聖人的道德十分純正，不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曉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難知道。
隻有聖祖仁皇帝，天賦予他聰明，又與當今皇上是父子關系，所以能以聖人的眼光認識聖人，早已知道當今皇上人品貴重，胸中蘊藏着雄才大略，能夠用其聰明睿智做一個英明的君主，但是也隻是默記于心而不肯傳揚出去。
直到聖祖健康不佳處于病危之時，才委托當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衆大臣才知當今皇上仁德天授，學識性情穩重，已久為聖祖所深深注意了。
由此可見聖祖皇帝處理大事的深刻意義，傳位于兒子就是要傳給賢明的人，其英明識見可以說兼有堯、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過了後世的百王之上。
所以當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實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難懂得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從哪裡來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懷奪位的奸謀，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語，以至當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傳遍于國内遠僻山鄉，這也是事理的必然。
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寬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極為孝順，考慮問題本着誠心，修養自身要求嚴格慎重；而對道德運用的純熟，學問的淵深廣博，遇事思考的缜密，處理問題的精詳，則又渾然一體，各方面應付得都十分妥貼。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禮義去觀察，既沒一個地方知道得不夠精詳，又沒有一件事處理得不是極其妥當；智慧英明到極點，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國；其深仁大德，真是頂天立地呀。
追究其功績的根源，在于根據不同的事物給以不同的辦法去解決，并沒有存在一點成見于處理事情之前。
所以皇上雖然至勞至苦，也沒有一時一刻不以愛護養育天下百姓為目的。
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沒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沒有不實行的，實行沒有不紮紮實實達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萬機，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沒有一刻閑暇安甯，而内心實際上才最安定最放心。
經常心如明鏡一樣亮，如靜止的水一樣安定，萬物從眼前經過的，美和醜都會自然顯露，而不能有一點掩蓋。
現在試于浩蕩無數難以一一說清的聖績中，将看到一斑略舉其萬分之一的事例。
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規律的，道義是上天所樹立的，自從上古二帝三王相繼遵守以後，後來的帝王都是用國家政權來治理，生殺大權自己說了算，一切權力都歸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頭上，還有上天，天意是不能違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
凡天所好者，體天之心好之；天所惡者，體天之心惡之；天所欲行欲止者，體天之心行之止之。
由是體天之心以養民，知食為民天，農乃食本，務使各務本為，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艱。
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
而老農之勤樸無過者，令各州縣歲舉一人，榮給品秩，以示鼓勵。
而先啬神農，亦開千古未開之典，設壇崇祀，以報其功。
偶間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減膳之下，殚精竭誠，為民祈禱，專務修少人事，以格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