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谕 二、曾靜痛心疾首地說：“我這過去的禽獸，
關燈
小
中
大
【原文】
上谕：曾靜悖亂兇頑，張為幻，從束狡惡狂肆之徒，未有其比。
宜若性與人殊，不可化誨。
乃今悔悟，從前為邪說流言所蠱惑，痛心疾首，曆曆吐供，自稱“向為禽獸，今轉人胎”等語。
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亦無物不可化誨。
聖人有言，“信及豚魚”。
今以曾靜豚魚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
伊著《歸仁說》一篇，奏雲：“此身若在，願現身說法，化導愚頑。
倘不能生，則留此一篇，或使兇惡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 可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
是以将曾靜《歸仁說》附于各供詞之後，非以其稱功頌德、谄谀而存之也。
【譯文】 皇上谕旨：曾靜違反天道，兇惡頑固，編造謠言擾亂人心，自古以來狡猾狂妄的人，沒有像他這樣狠的。
這種性情奸詐不同一般的人，看來是無法教育改悔的。
可是如今卻幡然悔悟，認識了以前是被異端邪說所蠱惑，現在能極端痛恨過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稱“過去是個禽獸，如今才脫胎成人”等話。
由此可見天地十分廣大，無所不包，也沒有不可感化的東西。
過去聖人說過：“誠信可以達到豬和魚的身上。
” 如今曾靜這個連豬魚都不如的東西，也能悔罪自新到這種程度。
他寫了一篇《歸仁說》，并且奏告稱：“如果能不死，願意現身說法，去教育開導那些同樣思想愚昧頑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處死，那麼留下這一篇文章，也許能使同樣兇惡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頭。
” 由此可見，不論聰明、愚笨或賢明和不肖的人，沒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
所以把曾靜所作的《歸仁說》附在各個供詞的後邊，這不是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竭力稱功頌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來的。
【原文】 曾靜著述 歸仁說 聖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無常地，亦無常格。
而其德業光輝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運量之通于四海萬世也。
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數百年數千年之所嘗有。
昔人雲：“非常者，常人之所異。
” 竊以為非獨常人，即世俗所震聰明絕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壓服衆論；逞其著述，且可流及遠境。
而不足以知聖人之生，與對人之德業光輝，心思運量之迥出前古，則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
蓋天之生聖人也，其積氣也極厚，故其備德也極盛。
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積之之久，蘊蓄至數百年，而始生一聖人。
又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不常有也。
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積之之久，至數十年，又至數百年，而始生聖子聖孫，并為大聖之子，大聖之孫。
此則又聖祖、聖宗分所宜有。
而自下而仰觀，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種之土，生氣郁積既久，而一加耕種，收必數倍，嘉谷豈擇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豈擇地而使之生者，而迥異他夫植。
麒麟、鳳凰不必盡出中土，奇珍大貝何嘗不産海濱。
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而循環以出于遠地也，抑何疑哉。
況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
今日與明日不同，此地與彼地各别，本極活脫變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執持捉摸。
所貴乎讀書知道者，因時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變之妙，以竭吾權度裁制之精，取吾與古人之同處勘出異，複使吾所處之異者歸乎同，而後與古人五經垂訓之旨合，而後人窮經明理，以定義之大用，斯無窮矣。
然而斯義也，昔日扣盤扪龠，以瞽語瞽；桃源醉鄉，由妄踵妄。
若不經風霆鼓動，大冶熔鑄，亦無由轉頭開盲，撥雲霧而觀天瞻日。
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抑厚幸矣。
【譯文】聖人的出生是不尋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沒有固定的地域，也沒有固定的标準。
但是他道德功勳的光輝卻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卻影響到四海和萬代。
他的一切作為都超過古人，而且聖人并不是在數百年内或數千年内經常能出現的。
過去有人說過：“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異的人。
” 我以為不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聰明絕世，使世人震驚的人，他們才智出衆，拿他們的智慧，足以壓倒一切輿論而使人感服；顯示他們的著作，也能夠流傳到很遠的後世。
但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是出現了聖人，能夠與聖人的光輝德業相比，思想影響超過了古人。
那麼這種人也屬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隻不過是個不安分的普通人罷了。
所以上天降下聖人到世上來，他積累的天地靈氣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備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
拿宇宙來說，天地陰陽之氣和諧，積累很久，蘊蓄至幾百年，才能誕生一個聖人，又經過幾千年，才能誕生一個大聖人，這是不常能夠出現的。
拿一個家族來說，必須是祖宗積下很多功德，經過很久，或幾十年，又到幾百年，才能産生聖人的子孫，并且還可能是大聖人的兒子，大聖人的孫子。
這都聖明的祖宗應該得到的。
從下邊仰看這聖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
這好比一片沒有開墾的荒地，它的生氣郁結了很久，如果一旦開墾出來加以耕種，它的收獲一定比種久了的地多出數倍。
茁壯的稻谷難道是隻能選地點生長嗎？天地對于茁壯的稻谷亦豈能限制到所選擇的那塊地裡生長，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嗎？麒麟、鳳凰這些靈禽珍獸，不必都産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貝豈不常産生在邊遠的海濱嗎？萬物同在一個天地中間，好比一個大的胚胎，或在左邊或在右邊，怎麼能劃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這樣，在中國出生聖人很多，已到氣脈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環到邊遠的地方降生，這又有什麼可驚疑的呢？ 況且天下的事理是無窮無盡的，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樣，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又有區别。
這本是極為靈活易變的道理，是不能讓人用固定不變的模式去認識和套用的。
所以真正讀書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時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點辦事，掌握住事物變化的規律，而順乎規律制訂精當的策略行事。
拿我們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從中找出不同的差異；再拿我們所處的不同的情況，引導到相同的地方。
然後使自己的認識和古人經書所講的道理相合，這樣才能真正弄明白經書中所講的道理，達到能夠運用經書中的定義，這樣享受到的好處便無窮盡了。
然而對待這種定義，不能片面理解，過去有個傳說瞎子沒見過太陽，僅聽說太陽是圓形，後來摸到一個盤子和竹筒，便以為是太陽了。
瞎子把這認識又傳給另一個瞎子。
桃源、醉鄉本是神話傳說裡的地方，以妄傳妄，有人便以為是實有其地了。
這種人如不讓他親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風雷鼓動，不讓他靠近巨大的煉鐵爐體驗一下鐵水的熱力，是沒法解決瞎子的錯誤認識的。
隻有撥開他心中的迷霧，才能使他懂得太陽的高遠、巨大和炎熱。
這好比一個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覺悟清醒，這豈不是一件很大的幸運嗎？ 【原文】 恭惟我朝，當明末之亂，明位之移，由東土而來，掃除寇亂，撫臨諸夏，一統無外。
至德深仁，淪洽四海，鴻功駿烈，耀兩儀。
自有生民以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對人之生。
與天地之生聖人，往往非常。
誤以東土為非中華文明之會，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為聖人。
于是妄引《春秋》之義，與孔子所許管仲之仁諸說，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忘其當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譏诋誣謗，私形于論說文詞者，亦或有之。
其名欲正大義，而不知實反拂乎生人之大義；謂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當然之常道。
既昏迷錯亂，枉誤乎當身，複陷身悖逆，以取罪于當時，而贻譏于後世。
此曾經身曆者，不得不為天下之有志于學，而不知亦變易之道，徒為呂說所陷溺者，變色告之也。
夫天地間二氣，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廣，且變動不拘，循環無常。
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狹、五服之地，荊、楚、吳、越已算要荒蠻服，其餘粵、閩、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貢賦所通，尚未屬于中國。
然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為轉移。
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為依歸。
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 是唐、虞、三代時之聖人，已有不盡生于中土者矣。
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
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雖仍不行于上，而實明于下。
然開其統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陽朱子。
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遷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學于福建。
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兩廣之界，江南即吳江，而徽州實于東閩相接。
江西則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屬八閩之區。
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
且《春秋》之擯吳楚為夷狄者，因時審地。
按其事迹，與今日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蓋風氣之開，由漸而著，自有天地以來，文運到周為極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聖，制作禮樂，又鑒古為極精。
故一時明備燦然，聲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後代漢、唐所能及，實非前代唐、虞所得并。
所以聖人贊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 【譯文】 敬想我們大清，當明末天下大亂時，明朝的皇位移動，我朝從東方來到，掃除了寇亂，安定了中華，一統了國家。
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義，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照耀着整個宇宙。
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過這種興盛的時代。
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認識到天地之間孕育出聖人，往往不同一般。
因此錯誤地認為東北邊遠的地方，不是中華民族文明彙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襲積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聖人。
于是便錯誤地引用《春秋》講的道理，以及孔子稱許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觀點，并發誓要按照這種觀點去做。
便為近年呂留良所說的一些悖逆言論所迷惑，忘掉當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養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誣诽謗，私自寫成論說文詞，也偶然有這種事。
其目的是想說明人生倫常大義，而不知道實際上反而違背了人類的倫常大義；本想說明天道的規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錯了天道運行的道理。
既達到思想昏迷錯亂，毀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觸犯了當前的王法，給後世留下了笑柄。
這是我所親身經曆的教訓，不得不對天下有志于求學，又不懂得事物變化的道理，而被呂留良的邪說蠱惑的人，鄭重地講述這番道理。
天地間的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華，都是從聚到散，天天流動天天擴大，并且變動不受拘束，循環沒有常規。
上古唐堯、虞舜和三代的時候，中國已開化的本土還非常狹小，京師以外，五百裡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荊、楚、吳、越這些地方，就已經算是荒蠻夷狄的地方了，其餘如廣東、福建、雲南、四川等地，還沒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權，收繳貢賦，還沒有屬于中國。
考察社會的發展，要以政權為變化依據；而考察政權的變化，又必須以思想道德的統一為根本，唐、虞、三代的興盛，第一個繼承帝位的是大舜，論道德仁義則推文王為最。
孟子說過：“舜出生于諸馮（今山東菏澤東南），是東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陝西寶雞東北），是西夷的人。
” 據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時的聖人，已經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
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張，沒受到重視和提倡，道理不明，影響不廣。
到了宋朝以後，天道才有了變化，上古聖人的道統，雖然還沒受到帝王的重視，而實際上在百姓中已經明白了聖人的道理。
而開始真正講述聖賢道理的人，開始于周敦頤；進一步加以發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為系統理論的，是曾講學于紫陽書院的朱熹。
周敦頤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後來遷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縣），而讀書求學于福建。
今天考證起來，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實際與東閩相接壤。
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來屬于八閩地區。
由此可見，聖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區的限制，這就十分明白了。
況且《春秋》把吳、楚排斥出中國，稱之為夷狄地區，這是根據那時的狀況來講的，考察當時中國的狀況，和今天的狀況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圓形形狀不一樣，而且簡直好像寒和暑、晝與夜一樣，完全相反。
社會風氣的開通，總是從逐漸變化發展到盛行的。
自從有天地以來，文運在周朝時達到極盛的時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誕生出來的聖人，制定了反映文明進化的禮、樂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遺産。
所以一時之間，各種禮儀制度都十分齊備明确，聲名的影響和文化的發達，不僅後來的漢朝、唐朝無法達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
所以孔聖人稱贊說：“文采興盛，是周文王時代，我推崇周朝。
” 【原文】 《春秋》之書，雖因平王遷以後，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當時魯、衛、齊、晉諸國，去文武之世未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藹然是成周之舊。
而吳、楚、山戎以侏不通詩書，不知禮義之習，逞其僭王猾夏之惡，冒于中華文明之治，此聖人所以深惡而擯斥之。
其實聖人之心，即天心，因其當絕者而絕之，初未嘗有意以吳、楚為處地，亦未嘗立念以高置諸夏，而重内輕外也。
使諸夏而不謹其常度，則其貶而抑之，也又甚于吳、楚矣。
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是《春秋》之書，分華夷者，在禮義之有無，不在地之遠近。
心實至公至平，原視乎人之自處何如耳。
況今日則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來治統道統之合一，而從天定者，自暴秦變亂以後，雖曆漢、唐、宋之盛，猶不免架閣漏空，無當于對人之萬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廢弛。
内則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則藩封放恣，暴殄天物。
官吏貪污，橫征暴斂，所在皆然。
荒氵?驕奢，世家大族，習為高緻。
加以文德盡廢，遠人不服，各處蒙古外藩，皆為勁敵，邊警時聞，應接不暇，元氣盡喪。
即極之前後五代之衰，亦不過是。
座之流賊四起，慘殺屠掠，毒逾湯火。
凡賊所經過府郡州縣，以及市井村落，類皆片瓦不保，目慘心傷，自有生以來，其離亂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論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謬甚乎？況本朝太祖創業東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
至太宗皇帝，政舉教修，仁聲仁聞，四訖海内。
當是時，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以期為明解仇釋怨，熄兵安民。
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明不能以一矢加遺。
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賊陷京城，愍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除寇亂而後興卿命将乎？即此一舉，較之武王大會孟津，觀政于商，以冀纣惡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裡無憾。
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衆，如摧枯拉朽，望風逃竄，席卷長驅，廓清
宜若性與人殊，不可化誨。
乃今悔悟，從前為邪說流言所蠱惑，痛心疾首，曆曆吐供，自稱“向為禽獸，今轉人胎”等語。
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亦無物不可化誨。
聖人有言，“信及豚魚”。
今以曾靜豚魚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
伊著《歸仁說》一篇，奏雲：“此身若在，願現身說法，化導愚頑。
倘不能生，則留此一篇，或使兇惡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 可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
是以将曾靜《歸仁說》附于各供詞之後，非以其稱功頌德、谄谀而存之也。
【譯文】 皇上谕旨：曾靜違反天道，兇惡頑固，編造謠言擾亂人心，自古以來狡猾狂妄的人，沒有像他這樣狠的。
這種性情奸詐不同一般的人，看來是無法教育改悔的。
可是如今卻幡然悔悟，認識了以前是被異端邪說所蠱惑，現在能極端痛恨過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稱“過去是個禽獸，如今才脫胎成人”等話。
由此可見天地十分廣大，無所不包，也沒有不可感化的東西。
過去聖人說過：“誠信可以達到豬和魚的身上。
” 如今曾靜這個連豬魚都不如的東西，也能悔罪自新到這種程度。
他寫了一篇《歸仁說》，并且奏告稱：“如果能不死，願意現身說法，去教育開導那些同樣思想愚昧頑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處死，那麼留下這一篇文章，也許能使同樣兇惡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頭。
” 由此可見，不論聰明、愚笨或賢明和不肖的人，沒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
所以把曾靜所作的《歸仁說》附在各個供詞的後邊，這不是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竭力稱功頌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來的。
【原文】 曾靜著述 歸仁說 聖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無常地，亦無常格。
而其德業光輝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運量之通于四海萬世也。
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數百年數千年之所嘗有。
昔人雲：“非常者，常人之所異。
” 竊以為非獨常人，即世俗所震聰明絕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壓服衆論；逞其著述，且可流及遠境。
而不足以知聖人之生，與對人之德業光輝，心思運量之迥出前古，則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
蓋天之生聖人也，其積氣也極厚，故其備德也極盛。
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積之之久，蘊蓄至數百年，而始生一聖人。
又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不常有也。
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積之之久，至數十年，又至數百年，而始生聖子聖孫，并為大聖之子，大聖之孫。
此則又聖祖、聖宗分所宜有。
而自下而仰觀，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種之土，生氣郁積既久，而一加耕種，收必數倍，嘉谷豈擇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豈擇地而使之生者，而迥異他夫植。
麒麟、鳳凰不必盡出中土，奇珍大貝何嘗不産海濱。
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而循環以出于遠地也，抑何疑哉。
況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
今日與明日不同，此地與彼地各别，本極活脫變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執持捉摸。
所貴乎讀書知道者，因時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變之妙，以竭吾權度裁制之精，取吾與古人之同處勘出異，複使吾所處之異者歸乎同，而後與古人五經垂訓之旨合，而後人窮經明理，以定義之大用，斯無窮矣。
然而斯義也，昔日扣盤扪龠，以瞽語瞽；桃源醉鄉，由妄踵妄。
若不經風霆鼓動，大冶熔鑄，亦無由轉頭開盲，撥雲霧而觀天瞻日。
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抑厚幸矣。
【譯文】聖人的出生是不尋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沒有固定的地域，也沒有固定的标準。
但是他道德功勳的光輝卻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卻影響到四海和萬代。
他的一切作為都超過古人，而且聖人并不是在數百年内或數千年内經常能出現的。
過去有人說過：“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異的人。
” 我以為不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聰明絕世，使世人震驚的人，他們才智出衆，拿他們的智慧，足以壓倒一切輿論而使人感服；顯示他們的著作，也能夠流傳到很遠的後世。
但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是出現了聖人，能夠與聖人的光輝德業相比，思想影響超過了古人。
那麼這種人也屬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隻不過是個不安分的普通人罷了。
所以上天降下聖人到世上來，他積累的天地靈氣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備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
拿宇宙來說，天地陰陽之氣和諧，積累很久，蘊蓄至幾百年，才能誕生一個聖人，又經過幾千年，才能誕生一個大聖人，這是不常能夠出現的。
拿一個家族來說，必須是祖宗積下很多功德，經過很久，或幾十年，又到幾百年，才能産生聖人的子孫，并且還可能是大聖人的兒子，大聖人的孫子。
這都聖明的祖宗應該得到的。
從下邊仰看這聖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
這好比一片沒有開墾的荒地，它的生氣郁結了很久，如果一旦開墾出來加以耕種，它的收獲一定比種久了的地多出數倍。
茁壯的稻谷難道是隻能選地點生長嗎？天地對于茁壯的稻谷亦豈能限制到所選擇的那塊地裡生長，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嗎？麒麟、鳳凰這些靈禽珍獸，不必都産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貝豈不常産生在邊遠的海濱嗎？萬物同在一個天地中間，好比一個大的胚胎，或在左邊或在右邊，怎麼能劃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這樣，在中國出生聖人很多，已到氣脈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環到邊遠的地方降生，這又有什麼可驚疑的呢？ 況且天下的事理是無窮無盡的，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樣，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又有區别。
這本是極為靈活易變的道理，是不能讓人用固定不變的模式去認識和套用的。
所以真正讀書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時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點辦事，掌握住事物變化的規律，而順乎規律制訂精當的策略行事。
拿我們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從中找出不同的差異；再拿我們所處的不同的情況，引導到相同的地方。
然後使自己的認識和古人經書所講的道理相合，這樣才能真正弄明白經書中所講的道理，達到能夠運用經書中的定義，這樣享受到的好處便無窮盡了。
然而對待這種定義，不能片面理解，過去有個傳說瞎子沒見過太陽，僅聽說太陽是圓形，後來摸到一個盤子和竹筒，便以為是太陽了。
瞎子把這認識又傳給另一個瞎子。
桃源、醉鄉本是神話傳說裡的地方，以妄傳妄，有人便以為是實有其地了。
這種人如不讓他親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風雷鼓動，不讓他靠近巨大的煉鐵爐體驗一下鐵水的熱力，是沒法解決瞎子的錯誤認識的。
隻有撥開他心中的迷霧，才能使他懂得太陽的高遠、巨大和炎熱。
這好比一個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覺悟清醒，這豈不是一件很大的幸運嗎？ 【原文】 恭惟我朝，當明末之亂，明位之移，由東土而來，掃除寇亂，撫臨諸夏，一統無外。
至德深仁，淪洽四海，鴻功駿烈，耀兩儀。
自有生民以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對人之生。
與天地之生聖人，往往非常。
誤以東土為非中華文明之會，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為聖人。
于是妄引《春秋》之義，與孔子所許管仲之仁諸說，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忘其當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譏诋誣謗，私形于論說文詞者，亦或有之。
其名欲正大義，而不知實反拂乎生人之大義；謂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當然之常道。
既昏迷錯亂，枉誤乎當身，複陷身悖逆，以取罪于當時，而贻譏于後世。
此曾經身曆者，不得不為天下之有志于學，而不知亦變易之道，徒為呂說所陷溺者，變色告之也。
夫天地間二氣，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廣，且變動不拘，循環無常。
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狹、五服之地，荊、楚、吳、越已算要荒蠻服，其餘粵、閩、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貢賦所通，尚未屬于中國。
然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為轉移。
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為依歸。
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 是唐、虞、三代時之聖人，已有不盡生于中土者矣。
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
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雖仍不行于上，而實明于下。
然開其統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陽朱子。
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遷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學于福建。
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兩廣之界，江南即吳江，而徽州實于東閩相接。
江西則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屬八閩之區。
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
且《春秋》之擯吳楚為夷狄者，因時審地。
按其事迹，與今日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蓋風氣之開，由漸而著，自有天地以來，文運到周為極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聖，制作禮樂，又鑒古為極精。
故一時明備燦然，聲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後代漢、唐所能及，實非前代唐、虞所得并。
所以聖人贊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 【譯文】 敬想我們大清，當明末天下大亂時，明朝的皇位移動，我朝從東方來到，掃除了寇亂，安定了中華，一統了國家。
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義，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照耀着整個宇宙。
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過這種興盛的時代。
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認識到天地之間孕育出聖人，往往不同一般。
因此錯誤地認為東北邊遠的地方，不是中華民族文明彙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襲積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聖人。
于是便錯誤地引用《春秋》講的道理，以及孔子稱許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觀點，并發誓要按照這種觀點去做。
便為近年呂留良所說的一些悖逆言論所迷惑，忘掉當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養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誣诽謗，私自寫成論說文詞，也偶然有這種事。
其目的是想說明人生倫常大義，而不知道實際上反而違背了人類的倫常大義；本想說明天道的規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錯了天道運行的道理。
既達到思想昏迷錯亂，毀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觸犯了當前的王法，給後世留下了笑柄。
這是我所親身經曆的教訓，不得不對天下有志于求學，又不懂得事物變化的道理，而被呂留良的邪說蠱惑的人，鄭重地講述這番道理。
天地間的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華，都是從聚到散，天天流動天天擴大，并且變動不受拘束，循環沒有常規。
上古唐堯、虞舜和三代的時候，中國已開化的本土還非常狹小，京師以外，五百裡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荊、楚、吳、越這些地方，就已經算是荒蠻夷狄的地方了，其餘如廣東、福建、雲南、四川等地，還沒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權，收繳貢賦，還沒有屬于中國。
考察社會的發展，要以政權為變化依據；而考察政權的變化，又必須以思想道德的統一為根本，唐、虞、三代的興盛，第一個繼承帝位的是大舜，論道德仁義則推文王為最。
孟子說過：“舜出生于諸馮（今山東菏澤東南），是東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陝西寶雞東北），是西夷的人。
” 據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時的聖人，已經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
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張，沒受到重視和提倡，道理不明，影響不廣。
到了宋朝以後，天道才有了變化，上古聖人的道統，雖然還沒受到帝王的重視，而實際上在百姓中已經明白了聖人的道理。
而開始真正講述聖賢道理的人，開始于周敦頤；進一步加以發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為系統理論的，是曾講學于紫陽書院的朱熹。
周敦頤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後來遷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縣），而讀書求學于福建。
今天考證起來，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實際與東閩相接壤。
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來屬于八閩地區。
由此可見，聖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區的限制，這就十分明白了。
況且《春秋》把吳、楚排斥出中國，稱之為夷狄地區，這是根據那時的狀況來講的，考察當時中國的狀況，和今天的狀況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圓形形狀不一樣，而且簡直好像寒和暑、晝與夜一樣，完全相反。
社會風氣的開通，總是從逐漸變化發展到盛行的。
自從有天地以來，文運在周朝時達到極盛的時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誕生出來的聖人，制定了反映文明進化的禮、樂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遺産。
所以一時之間，各種禮儀制度都十分齊備明确，聲名的影響和文化的發達，不僅後來的漢朝、唐朝無法達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
所以孔聖人稱贊說：“文采興盛，是周文王時代，我推崇周朝。
” 【原文】 《春秋》之書，雖因平王遷以後，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當時魯、衛、齊、晉諸國，去文武之世未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藹然是成周之舊。
而吳、楚、山戎以侏不通詩書，不知禮義之習，逞其僭王猾夏之惡，冒于中華文明之治，此聖人所以深惡而擯斥之。
其實聖人之心，即天心，因其當絕者而絕之，初未嘗有意以吳、楚為處地，亦未嘗立念以高置諸夏，而重内輕外也。
使諸夏而不謹其常度，則其貶而抑之，也又甚于吳、楚矣。
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
是《春秋》之書，分華夷者，在禮義之有無，不在地之遠近。
心實至公至平，原視乎人之自處何如耳。
況今日則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來治統道統之合一，而從天定者，自暴秦變亂以後，雖曆漢、唐、宋之盛，猶不免架閣漏空，無當于對人之萬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廢弛。
内則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則藩封放恣，暴殄天物。
官吏貪污，橫征暴斂，所在皆然。
荒氵?驕奢，世家大族，習為高緻。
加以文德盡廢，遠人不服，各處蒙古外藩，皆為勁敵，邊警時聞，應接不暇，元氣盡喪。
即極之前後五代之衰，亦不過是。
座之流賊四起，慘殺屠掠，毒逾湯火。
凡賊所經過府郡州縣，以及市井村落，類皆片瓦不保，目慘心傷，自有生以來，其離亂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論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謬甚乎？況本朝太祖創業東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
至太宗皇帝，政舉教修，仁聲仁聞，四訖海内。
當是時，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以期為明解仇釋怨，熄兵安民。
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明不能以一矢加遺。
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賊陷京城，愍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除寇亂而後興卿命将乎？即此一舉，較之武王大會孟津，觀政于商，以冀纣惡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裡無憾。
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衆，如摧枯拉朽，望風逃竄，席卷長驅，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