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二十、有人誣蔑你的父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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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彌天重犯得以聞所末聞，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譯文】曾靜供道：“我這彌天重犯本是山野無知之人，對人情事理沒有一件能夠通達的，自從獲罪以來，隻有戰栗惶恐，等待以萬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麼話可以分辯？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訊問。
反複細讀旨意，字字句句講得都是古代聖賢所未曾闡發過的道理，内中義旨蘊含精深弘博，已達到最高最廣的境界。
對我這彌天重犯來講，實在沒有一言一語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過。
但自己思量當初的狂妄舉動，處處都是因為不了解皇上聖德高深，錯聽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
論說人間的五種倫常，雖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實都出自于本來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應具備的。
所以聖賢認為這是達道。
隻有其認為達道，因此貫通古今，遍傳四海而沒有差異。
五倫當中，又隻有君臣、父子的倫常為更大。
君與臣的關系雖然生自于義理，而合于人性；父與子的關系雖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
其實君臣之倫理，超過了父子的親情。
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其尊貴隻在兒子一人之上。
君王本是天下萬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貴與上天齊配，在萬物之上。
所以五倫中以君臣的關系為首要，而各自處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應當盡的職責，原本不能互相期待。
居君王的職位以天子自處，世間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計較，而為臣為民的，自身的生殺命運，隻有君王的命令所能決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
雖然聖賢說過：“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禮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報以忠心。
” 兩邊似乎平等，其實不可互相期待。
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為君王差使下臣以禮相待之後，下臣再侍奉君王報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說：“二者皆是天理當然之事，各應該盡到自己的職責罷了。
” 推究“天理當然”這四個字，可見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為了報答君恩。
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應當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應當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聖谕所說的：“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
” 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當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豈能計較君王恩德的輕重呢！試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亂對待時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聖賢将它稱贊為至德。
曾子作《大學》傳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釋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樣，認為是達到了善行的極點。
他說：“作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誠。
”世間凡是不如商湯、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如今皇上谕旨說：“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 這句話并非正确的理論，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
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本是周武王準備讨伐殷纣王時誓師的權宜之詞。
商湯、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聖賢認為可行之事，但他們遇到的時機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義理而已。
當初也并非他們樂于要做此事，而認為可以效法于天下後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湯、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亂失德，即使象商湯、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驗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
然而，聖賢心中，到底是不滿意這種行為，始終難免以此而慚愧，豈能是後世王莽、曹操之輩所得到的借口！因為聖賢當時的處境是正常的，經義到此已經窮絕，事理的趨勢不得不變化，所以就順其天時地利時對昏君實施裁制，不得已而為，以使古今的通義接續上天理罷了。
因此，這種道理，不是大聖大賢的人不能應用。
所以聖賢對此也沒有說個可否，空懸此理于天地間，而不敢輕易許上學用而已。
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親情而剖析分示，推論出這個道理，也使我這彌天重犯聞知了從沒有聽說的事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盡六合而皆然，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本元間于山西、湖廣，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廣民俗澆悍，幾煩聖慮，疊沛皇恩，以盡撫我之道。
今聖德謙光，聖教誠笃，深仁厚澤，歸美聖祖。
于此見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當思忠順，以事其上，即推想聖祖至德，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
況為民當身正義，處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踐土，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償萬剮之罪，更有何說可以解脫！況彌天重犯既知感聖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獨不思推聖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順？今明旨诘問及此，雖木石亦當動心，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有不割肝泣淚者乎！所痛恨者，隻為自居山谷，我皇上禦極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為奸言先入，以此遞遞疊聞，遂爾步步生疑。
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是以後此之謠傳得以入耳。
而奸黨造謗之大，皆與聖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
以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痛當身受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吃緊此義，不覺透骨徹髓，隻思報效于聖祖，思為聖祖皇帝之忠民義士，于義合當為聖祖皇帝舍身緻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
即謂惑于呂留良之悖論，在當時尚屬第二、第三義。
逆書雖有其說，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故以是勸嶽鐘琪耳。
其實多為感聖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聖祖賓天，彌天重犯持服盡哀，發于至性。
在當時悲思，竟有不堪對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淚，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
原無意于人知，以為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為各人自
【譯文】曾靜供道：“我這彌天重犯本是山野無知之人，對人情事理沒有一件能夠通達的，自從獲罪以來，隻有戰栗惶恐，等待以萬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麼話可以分辯？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訊問。
反複細讀旨意，字字句句講得都是古代聖賢所未曾闡發過的道理，内中義旨蘊含精深弘博，已達到最高最廣的境界。
對我這彌天重犯來講，實在沒有一言一語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過。
但自己思量當初的狂妄舉動，處處都是因為不了解皇上聖德高深，錯聽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
論說人間的五種倫常，雖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實都出自于本來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應具備的。
所以聖賢認為這是達道。
隻有其認為達道，因此貫通古今，遍傳四海而沒有差異。
五倫當中，又隻有君臣、父子的倫常為更大。
君與臣的關系雖然生自于義理，而合于人性；父與子的關系雖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
其實君臣之倫理，超過了父子的親情。
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其尊貴隻在兒子一人之上。
君王本是天下萬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貴與上天齊配，在萬物之上。
所以五倫中以君臣的關系為首要，而各自處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應當盡的職責，原本不能互相期待。
居君王的職位以天子自處，世間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計較，而為臣為民的，自身的生殺命運，隻有君王的命令所能決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
雖然聖賢說過：“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禮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報以忠心。
” 兩邊似乎平等，其實不可互相期待。
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為君王差使下臣以禮相待之後，下臣再侍奉君王報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說：“二者皆是天理當然之事，各應該盡到自己的職責罷了。
” 推究“天理當然”這四個字，可見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為了報答君恩。
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應當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應當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聖谕所說的：“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
” 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當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豈能計較君王恩德的輕重呢！試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亂對待時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聖賢将它稱贊為至德。
曾子作《大學》傳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釋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樣，認為是達到了善行的極點。
他說：“作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誠。
”世間凡是不如商湯、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如今皇上谕旨說：“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 這句話并非正确的理論，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
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本是周武王準備讨伐殷纣王時誓師的權宜之詞。
商湯、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聖賢認為可行之事，但他們遇到的時機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義理而已。
當初也并非他們樂于要做此事，而認為可以效法于天下後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湯、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亂失德，即使象商湯、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驗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
然而，聖賢心中，到底是不滿意這種行為，始終難免以此而慚愧，豈能是後世王莽、曹操之輩所得到的借口！因為聖賢當時的處境是正常的，經義到此已經窮絕，事理的趨勢不得不變化，所以就順其天時地利時對昏君實施裁制，不得已而為，以使古今的通義接續上天理罷了。
因此，這種道理，不是大聖大賢的人不能應用。
所以聖賢對此也沒有說個可否，空懸此理于天地間，而不敢輕易許上學用而已。
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親情而剖析分示，推論出這個道理，也使我這彌天重犯聞知了從沒有聽說的事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盡六合而皆然，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本元間于山西、湖廣，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廣民俗澆悍，幾煩聖慮，疊沛皇恩，以盡撫我之道。
今聖德謙光，聖教誠笃，深仁厚澤，歸美聖祖。
于此見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當思忠順，以事其上，即推想聖祖至德，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
況為民當身正義，處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踐土，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償萬剮之罪，更有何說可以解脫！況彌天重犯既知感聖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獨不思推聖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順？今明旨诘問及此，雖木石亦當動心，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有不割肝泣淚者乎！所痛恨者，隻為自居山谷，我皇上禦極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為奸言先入，以此遞遞疊聞，遂爾步步生疑。
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是以後此之謠傳得以入耳。
而奸黨造謗之大，皆與聖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
以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痛當身受聖祖皇帝四十餘年撫綏之恩，吃緊此義，不覺透骨徹髓，隻思報效于聖祖，思為聖祖皇帝之忠民義士，于義合當為聖祖皇帝舍身緻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
即謂惑于呂留良之悖論，在當時尚屬第二、第三義。
逆書雖有其說，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故以是勸嶽鐘琪耳。
其實多為感聖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聖祖賓天，彌天重犯持服盡哀，發于至性。
在當時悲思，竟有不堪對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淚，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
原無意于人知，以為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為各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