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二十、有人誣蔑你的父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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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實，便将自己的父母親诋毀唾罵一番，并且著書立說到處傳揚嗎？你說自己被往來湖南的亂賊奸黨所散布的流言蜚語煽透迷惑，可奸黨亂賊發配往來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豈能沒有這等逆賊奸黨的語言！但卻從沒有一個人被他們煽誘迷惑的，獨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靜之流，一聽到亂賊奸黨的流言蜚語，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與常人不同嗎？并且所謂的“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種說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論。
君與臣、父與子的關系都是世間生民中大的倫理綱常，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
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句話對于做君王的來說，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
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這個想法，隻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為借口。
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斷然不會有将撫綏作為虐害的。
我對湖廣等地已盡了撫愛化育的心願，而不料想曾靜之流竟視我如仇敵了。
至于曾靜被中原和邊遠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說所誘惑，是因為往昔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統一為一體，而自作這個區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罷了。
我曾讀明代洪武皇帝的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護百姓、防護邊患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由于明太祖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衆，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
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擾，耗費了數萬萬民間的财富，全國為此疲敝不堪，但滅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
自古聖賢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
隻有一個誠字，如果存有籠絡和防範之心，就是沒有誠意。
我既然以不誠對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誠回應于我，這是必然的情理。
就以明朝的君王來說，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近遠各少數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統的規制呢！ 雖然當時蒙古人也有來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閑散之輩而已。
如果因此便說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麼當時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經臣服于蒙古了。
至于我朝，興起于遼東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
假使過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誠至信的準則，統禦海内四方，使我朝傾心歸往，那麼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會被理解為篡奪竊位的惡名了。
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愈益昌明熾盛；明朝自萬曆、天啟以後，卻是更加微弱熄滅。
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敵，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為華夏君主。
世祖皇帝君臨萬千邦國，聖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為一統之國體，并東南極邊遠的番彜各部族都收歸版圖之内。
自古以來，華夏中國的疆域，直到今日才這樣開闊廣大。
凡是生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還将什麼中原内外、華夏與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論可講呢？曾靜有什麼辨說的話，要據實一一招供出來。
欽此。
【原文】 曾靜供：彌天重犯山野無知，于人事無一得通，自犯罪以來，隻有惶恐戰栗，萬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說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複降谕旨語問。
反複細讀，字字句句皆發從古聖賢所未發，義蘊精深弘博，已到至處極處。
在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處處皆從不知聖德高深，錯執人言起見。
因念人之五倫，雖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實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聖人謂之達道。
惟其謂之達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異。
五倫之中，又惟君臣、父子為更大。
君臣雖從義生，而以人合；父子雖從仁出，而以天合。
其實君臣之倫，大過父子之親。
蓋以父則對子，其尊隻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其尊與天配，在萬物之上，故五倫以君臣為首。
而所以處之者，彼此有當然各盡之道，本不相期待。
在君之職以天自處，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而為臣為民者，一身之生殺，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
雖聖人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 兩邊平放，其實不相期待。
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禮而後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雲：“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玩“理之當然”四字，見得臣之忠君，原從天出，不是報答君恩。
君加恩于臣，在臣固當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當忠。
誠如聖谕所示：“父雖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後。
” 蓋臣之忠君，乃天命之當然，所性之自然，豈計君恩之輕重哉！試看文王遭纣之昏亂而不改小心服事之節，聖人稱為至德。
曾子作《大學》傳，釋“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樣，以為止善之極則，曰：“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湯武者，正為此個緣故。
今谕旨謂“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非正論，正合文王、孔、曾之旨。
蓋“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師之權詞。
湯武之事，本非聖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時不同，究其極而仍合于義耳。
初非其所樂為，而可以為法于天下後世也。
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亂失德，以湯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驗民心，方可行得。
然在聖人心中，終是不滿，終不免以此為慚，豈後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蓋聖人處此，隻為常經到此穿絕，理勢不得不變，所以就時地上裁制，不得已而為古今之通義，以持續天理耳。
故此一種道理，非大聖人不能用。
所以聖人說個未可與權，虛懸此理于天地間，而未敢輕以許人耳。
今我皇上因父子之親
君與臣、父與子的關系都是世間生民中大的倫理綱常，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
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句話對于做君王的來說，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
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這個想法，隻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為借口。
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斷然不會有将撫綏作為虐害的。
我對湖廣等地已盡了撫愛化育的心願，而不料想曾靜之流竟視我如仇敵了。
至于曾靜被中原和邊遠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說所誘惑，是因為往昔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統一為一體，而自作這個區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罷了。
我曾讀明代洪武皇帝的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護百姓、防護邊患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由于明太祖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衆，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
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擾，耗費了數萬萬民間的财富，全國為此疲敝不堪，但滅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
自古聖賢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
隻有一個誠字，如果存有籠絡和防範之心，就是沒有誠意。
我既然以不誠對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誠回應于我，這是必然的情理。
就以明朝的君王來說，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近遠各少數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統的規制呢！ 雖然當時蒙古人也有來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閑散之輩而已。
如果因此便說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麼當時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經臣服于蒙古了。
至于我朝，興起于遼東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
假使過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誠至信的準則，統禦海内四方，使我朝傾心歸往，那麼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會被理解為篡奪竊位的惡名了。
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愈益昌明熾盛；明朝自萬曆、天啟以後，卻是更加微弱熄滅。
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敵，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為華夏君主。
世祖皇帝君臨萬千邦國，聖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為一統之國體，并東南極邊遠的番彜各部族都收歸版圖之内。
自古以來，華夏中國的疆域，直到今日才這樣開闊廣大。
凡是生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還将什麼中原内外、華夏與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論可講呢？曾靜有什麼辨說的話，要據實一一招供出來。
欽此。
【原文】 曾靜供：彌天重犯山野無知，于人事無一得通，自犯罪以來，隻有惶恐戰栗，萬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說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複降谕旨語問。
反複細讀，字字句句皆發從古聖賢所未發，義蘊精深弘博，已到至處極處。
在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處處皆從不知聖德高深，錯執人言起見。
因念人之五倫，雖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實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聖人謂之達道。
惟其謂之達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異。
五倫之中，又惟君臣、父子為更大。
君臣雖從義生，而以人合；父子雖從仁出，而以天合。
其實君臣之倫，大過父子之親。
蓋以父則對子，其尊隻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其尊與天配，在萬物之上，故五倫以君臣為首。
而所以處之者，彼此有當然各盡之道，本不相期待。
在君之職以天自處，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而為臣為民者，一身之生殺，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
雖聖人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 兩邊平放，其實不相期待。
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禮而後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雲：“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玩“理之當然”四字，見得臣之忠君，原從天出，不是報答君恩。
君加恩于臣，在臣固當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當忠。
誠如聖谕所示：“父雖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後。
” 蓋臣之忠君，乃天命之當然，所性之自然，豈計君恩之輕重哉！試看文王遭纣之昏亂而不改小心服事之節，聖人稱為至德。
曾子作《大學》傳，釋“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樣，以為止善之極則，曰：“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湯武者，正為此個緣故。
今谕旨謂“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非正論，正合文王、孔、曾之旨。
蓋“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師之權詞。
湯武之事，本非聖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時不同，究其極而仍合于義耳。
初非其所樂為，而可以為法于天下後世也。
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亂失德，以湯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驗民心，方可行得。
然在聖人心中，終是不滿，終不免以此為慚，豈後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蓋聖人處此，隻為常經到此穿絕，理勢不得不變，所以就時地上裁制，不得已而為古今之通義，以持續天理耳。
故此一種道理，非大聖人不能用。
所以聖人說個未可與權，虛懸此理于天地間，而未敢輕以許人耳。
今我皇上因父子之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