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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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既無能力樹立自己的旗幟，用作對抗，也不知運用政策，力圖分化。
惟一政策就隻是每月支出一筆閑錢，雇就若幹閑人，身在上海租界内，與租界當局合作，各處偵查，等候機會捉人。
把人捉來以後，就一律引渡出租界，隻根據雇傭偵探與自首者的報告，按照習慣的辦法，将捉來的年青人分别殺頭或入獄。
）當局對于這問題的看法，輕重處有些不甚妥當，對于文學上潮流影響，把它看得過于嚴重，處置也随之而嚴重。
（××方面）如此情形實不足為奇。
（就由于膽怯與無知，）殺戮在某一時成為當權者（惟一）一種政策，從本國曆史上，是可以發現無數篇章的。
但極可怪處，則是凡有機會在這個愚蠢時代社會裡成為犧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請求避免犧牲的方法。
各人似乎由于隻習慣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為一出了租界便成為什麼案件，得到什麼結果。
（故即或各人行動皆那麼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難知道一人以上的住處，行動皆十分麻煩，每人身後常常有偵探跟随，然而海軍學生）夫婦二人還那麼從容灑脫，實在是想像不到的。
膽小如鼠原無濟于事，（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東西，）但過分灑脫，則不免疏于人我之間的防衛。
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們似乎業已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衆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各在輕視原來手中那枝筆。
皆以為把筆摔下的時代業已将臨，不放下手中那枝筆諸事就作不好。
關于這件事，我大約同他們讨論過二十次。
認為他們的筆不适宜于從手中離開。
并且若已承認了把筆放下是中國革命一點損失，則在這種時代裡，如何去使用那枝筆，也成為兩人最切要的問題。
不擔心犧牲，那自然是種難得的勇氣。
可是若凡事看得遠一點，認識得深切一點，了然所謂中國革命文學，應取何種方法、何種形式，使它在這個惡劣環境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讀者的感情，則作者間實有切切實實用客觀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
海軍學生如其他年青人一樣，對曆史太生疏了一點。
文學所能發揮的能力、所能展開的場面，可謂極其缺少注意的興味。
海軍學生之被人重視，我以為對于他根本毫無好處。
這人既并無多大政治才識，有的隻是較才識三倍以上的熱情。
憑了這點熱情，他應得到一分敬愛。
然而一被重視，因此他卻必毀無疑了。
據我的感想，則發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環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裡去。
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緊的事情，短期入獄，常常受吓受困，一出門就得同政府的便衣偵探鬥智，當逃避偵緝者眼光時，習慣于電車的上下，轉小彎，于同志中受不甚公平的待遇，學會了種種機智與謹慎，在艱難境遇裡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個革命家那分應得的經驗。
一切生活訓練他到某種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種負重緻遠的人！ 照當時情形來，我的意見已顯然覺得稍稍有點迂腐，所以海軍學生的回答常常隻是個微笑，丁玲女士也隻給我一個微笑。
要他們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就簡簡單單的說：“你什麼都不知道，隻能寫點文章，别的真不用提。
”海軍學生原本是個天真爛漫的人，直到這時，不拘他如何勇于負責，不拘他如何長于打算，我總以為他還不脫離孩子氣。
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這血肉相搏的争鬥裡，對于某種理想的實現，常作超越曆史條件以上的樂觀，就見出兩人皆還在不可形容的天真裡打發每個日子。
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對于他們并沒有多少用處，拟不再提出什麼意見時，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蹤了。
十六号在他們家中，我對于海軍學生的生活，不貢獻什麼意見，丁玲女士卻對我的生活有所考詢，考詢的結果，我仿佛從他們的臉色上，又看出點可憐憫神氣。
那神氣用言語翻譯出來，仍然是“從文真有點迂腐”。
我當時不加分辯，不作抗議。
我心想： “一切人都在那裡用自己一分觀念決定自己的命運，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觀念也難相同，或者就應當各人沉默守分，盡時間來說明各人的命運得失了。
” 于是我邀他們過卡爾登去看電影，看了一個英文名為《生命》的片子，說的是紐約某種閑人的生活，恰好合于上海某種閑人的情調，對于我們生命所有關系，就是糟蹋了我們兩個鐘頭的時間。
出院時，我們到了靜安寺路向西走去，海軍學生好像還為影片中的無聊情節十分生氣。
丁玲就說： “頻，你這算什麼？我們的生命，難道不常常的自然而然為一些人事上的小故事，糟蹋得比看一次電影所耗時間更多嗎？這也值得生氣！” 丁玲的話使海軍學生記憶起另外一件事，這個南方人便說： “我生我自己的氣。
你呢，你不也是常常因為……” 海軍學生所說的，是丁玲女士因某種感情擾亂了她，把寫過一半的文章向爐中抛去的故事。
這類故事是不必再提了的，因為一個作品，在作者自己一方面看來，既有燒去的憤怒，則這作品也就大約如這世界上某種人，它不存在也許比他存在還更好些吧。
惟一政策就隻是每月支出一筆閑錢，雇就若幹閑人，身在上海租界内，與租界當局合作，各處偵查，等候機會捉人。
把人捉來以後，就一律引渡出租界，隻根據雇傭偵探與自首者的報告，按照習慣的辦法，将捉來的年青人分别殺頭或入獄。
）當局對于這問題的看法，輕重處有些不甚妥當，對于文學上潮流影響，把它看得過于嚴重，處置也随之而嚴重。
（××方面）如此情形實不足為奇。
（就由于膽怯與無知，）殺戮在某一時成為當權者（惟一）一種政策，從本國曆史上，是可以發現無數篇章的。
但極可怪處，則是凡有機會在這個愚蠢時代社會裡成為犧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請求避免犧牲的方法。
各人似乎由于隻習慣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為一出了租界便成為什麼案件，得到什麼結果。
（故即或各人行動皆那麼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難知道一人以上的住處，行動皆十分麻煩，每人身後常常有偵探跟随，然而海軍學生）夫婦二人還那麼從容灑脫，實在是想像不到的。
膽小如鼠原無濟于事，（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應有的東西，）但過分灑脫，則不免疏于人我之間的防衛。
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們似乎業已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衆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各在輕視原來手中那枝筆。
皆以為把筆摔下的時代業已将臨，不放下手中那枝筆諸事就作不好。
關于這件事，我大約同他們讨論過二十次。
認為他們的筆不适宜于從手中離開。
并且若已承認了把筆放下是中國革命一點損失，則在這種時代裡，如何去使用那枝筆，也成為兩人最切要的問題。
不擔心犧牲，那自然是種難得的勇氣。
可是若凡事看得遠一點，認識得深切一點，了然所謂中國革命文學，應取何種方法、何種形式，使它在這個惡劣環境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讀者的感情，則作者間實有切切實實用客觀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
海軍學生如其他年青人一樣，對曆史太生疏了一點。
文學所能發揮的能力、所能展開的場面，可謂極其缺少注意的興味。
海軍學生之被人重視，我以為對于他根本毫無好處。
這人既并無多大政治才識，有的隻是較才識三倍以上的熱情。
憑了這點熱情，他應得到一分敬愛。
然而一被重視，因此他卻必毀無疑了。
據我的感想，則發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環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裡去。
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緊的事情，短期入獄，常常受吓受困，一出門就得同政府的便衣偵探鬥智，當逃避偵緝者眼光時，習慣于電車的上下，轉小彎，于同志中受不甚公平的待遇，學會了種種機智與謹慎，在艱難境遇裡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個革命家那分應得的經驗。
一切生活訓練他到某種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種負重緻遠的人！ 照當時情形來，我的意見已顯然覺得稍稍有點迂腐，所以海軍學生的回答常常隻是個微笑，丁玲女士也隻給我一個微笑。
要他們說出他們的意見，他們就簡簡單單的說：“你什麼都不知道，隻能寫點文章，别的真不用提。
”海軍學生原本是個天真爛漫的人，直到這時，不拘他如何勇于負責，不拘他如何長于打算，我總以為他還不脫離孩子氣。
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這血肉相搏的争鬥裡，對于某種理想的實現，常作超越曆史條件以上的樂觀，就見出兩人皆還在不可形容的天真裡打發每個日子。
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對于他們并沒有多少用處，拟不再提出什麼意見時，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蹤了。
十六号在他們家中，我對于海軍學生的生活，不貢獻什麼意見，丁玲女士卻對我的生活有所考詢，考詢的結果，我仿佛從他們的臉色上，又看出點可憐憫神氣。
那神氣用言語翻譯出來，仍然是“從文真有點迂腐”。
我當時不加分辯，不作抗議。
我心想： “一切人都在那裡用自己一分觀念決定自己的命運，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觀念也難相同，或者就應當各人沉默守分，盡時間來說明各人的命運得失了。
” 于是我邀他們過卡爾登去看電影，看了一個英文名為《生命》的片子，說的是紐約某種閑人的生活，恰好合于上海某種閑人的情調，對于我們生命所有關系，就是糟蹋了我們兩個鐘頭的時間。
出院時，我們到了靜安寺路向西走去，海軍學生好像還為影片中的無聊情節十分生氣。
丁玲就說： “頻，你這算什麼？我們的生命，難道不常常的自然而然為一些人事上的小故事，糟蹋得比看一次電影所耗時間更多嗎？這也值得生氣！” 丁玲的話使海軍學生記憶起另外一件事，這個南方人便說： “我生我自己的氣。
你呢，你不也是常常因為……” 海軍學生所說的，是丁玲女士因某種感情擾亂了她，把寫過一半的文章向爐中抛去的故事。
這類故事是不必再提了的，因為一個作品，在作者自己一方面看來，既有燒去的憤怒，則這作品也就大約如這世界上某種人，它不存在也許比他存在還更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