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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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日子，我們那次見面應當為一月六号。
七号我到他們家裡去，見到了×××與×××，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
八号又在大馬路永安公司門前同她見到了×××的弟弟×，兩人特别約好在這地方見面，一同過我住處談話。
這人就是先海軍學生一些日子，曾經用溫情服侍過她，最近不久還剛穿着反面的羊皮襖子裝扮吉林墾荒的山東農民，由西伯利亞轉北甯鐵路回國的。
我們稍稍談了幾句話後，我有事出了門，他們又談了許久方走。
九号海軍學生同她在我住處吃面，丁玲便告給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滿六十天的日子，預告已請了些客，若我高興去吃晚飯，很歡迎我去，同時或可見到幾個人。
這些人中有我們原先相熟的，也有并不相熟我想見他們或他們想見我的。
然從海軍學生的言語裡，則我知道既然把客從各處請來，吃飯前後必有些時間“談話”。
這種談話我自然不很明白，聽聽固無妨于事，但假若我參加這種談話，是不是還能發生興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讓我自己決定較好。
他要我決定這件事，我當時便認為這談話決不能參加，也不宜旁聽。
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個約會，故當時說明我不能去吃酒。
那次吃酒既沒有我，來了些什麼客我也不能明白，談的是什麼我也不能明白。
隻記起再隔一天到她家裡時，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張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麼一行題字： “韋護滿六十天，爸爸預備遠行，媽媽預備把孩子交給他的外婆。
” 問他：“路有多遠？” 海軍學生就說“遠得很”。
當時雖隻那麼當笑話說着，我卻早已經單從海軍學生方面聽明白了他那個遠行的計劃。
從十一号到十七号，這一串日子裡，我們每天都有見面的機會。
我對政治毫無興味，我們商量的是《紅黑》應當如何重新出版，大家應當如何設法來支持這刊物使它不至中斷，且使這刊物用何等面目與世人相見。
事情一來，又輪到丁玲女士起草計劃了。
在計劃中她仍然答應好些事情，從我看來還仿佛不是她所能擔負的。
她并不是強幹的人，但她在學習強幹。
她在訓練中已漸漸的同一個男子那麼歡喜作事了。
一連而來幾個日子裡，我從海軍學生方面，又聽了一些“故事”。
這些故事或出自他們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
我不能在某種生活中産生故事，但對于别一人每種故事卻十分關心。
我把出自他們口中的故事，拿出與我從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種人事印象相對照，仿佛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識。
這份知識于我很有用處，貢獻給别一方面時也必然極有用處。
海軍學生若願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對于他的理想行為，卻極顯然大有幫助。
但這不成。
兩人因為應付租界上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便同租界以外的環境疏遠了。
海軍學生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時，他的複述越興奮，我便越覺得為他發愁。
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編排成為劇中角色之一的時節，自己所感覺的莊嚴可到何種程度。
他複述那點莊嚴印象時，也顯得那麼快樂。
他的快樂隻證明他十分天真，這就使人為他發愁。
我呢，我認識一張牌的兩面。
我知道雙方事情。
我看過兩地排演的戲目。
我作得少，懂得多。
因此對于革命我不悲觀，但也不能過于事實所許可的樂觀了。
理想從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種人感覺意識上時，這人的勇敢處真正令人吃驚。
但這種“勇敢”同“保守”對面以後，産生了如何愚蠢的行為，排成了如何無聊的場面，照例将是使人吃驚以外還得皺眉的。
一頁新的曆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
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在别一方面的人看來，方法也許隻是一個，便是捉來就砍。
但在随時都有被砍機會的一方面，人既那麼少，結實硬紮機警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縱事到臨頭非流血不可，如何來吝惜珍重這種人的血，避免無謂的犧牲，不也就正是培養這個對人類較高理想的種子的一種最好方法？當時在長江方面所見到的隻是流血，年青人參加這種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趨勢。
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從一枝筆上得到群衆的作家，失去了筆同時也就失去了他的革命武器，便毫無實力可言。
如今放下手中的筆，來應付别一種事情，在“用失其長”的情形中，是不是還能做出比好好的寫一本書更可觀的成績？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着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于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那時的中國情形大緻如下面所記： 上海新書業商人已各因眼光遠近不一，從讀者撈了一筆錢，各地對于新書取締忽然轉嚴，作品的去路就窄了些。
商人明于世故，皆很熱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隻天鵝冒險”等等兒童讀物方面去了。
同時（××方面則由于極端的颟顸、膽小、無能，對于文學思想左傾的
七号我到他們家裡去，見到了×××與×××，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
八号又在大馬路永安公司門前同她見到了×××的弟弟×，兩人特别約好在這地方見面，一同過我住處談話。
這人就是先海軍學生一些日子，曾經用溫情服侍過她，最近不久還剛穿着反面的羊皮襖子裝扮吉林墾荒的山東農民，由西伯利亞轉北甯鐵路回國的。
我們稍稍談了幾句話後，我有事出了門，他們又談了許久方走。
九号海軍學生同她在我住處吃面，丁玲便告給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滿六十天的日子，預告已請了些客，若我高興去吃晚飯，很歡迎我去，同時或可見到幾個人。
這些人中有我們原先相熟的，也有并不相熟我想見他們或他們想見我的。
然從海軍學生的言語裡，則我知道既然把客從各處請來，吃飯前後必有些時間“談話”。
這種談話我自然不很明白，聽聽固無妨于事，但假若我參加這種談話，是不是還能發生興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讓我自己決定較好。
他要我決定這件事，我當時便認為這談話決不能參加，也不宜旁聽。
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個約會，故當時說明我不能去吃酒。
那次吃酒既沒有我，來了些什麼客我也不能明白，談的是什麼我也不能明白。
隻記起再隔一天到她家裡時，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張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麼一行題字： “韋護滿六十天，爸爸預備遠行，媽媽預備把孩子交給他的外婆。
” 問他：“路有多遠？” 海軍學生就說“遠得很”。
當時雖隻那麼當笑話說着，我卻早已經單從海軍學生方面聽明白了他那個遠行的計劃。
從十一号到十七号，這一串日子裡，我們每天都有見面的機會。
我對政治毫無興味，我們商量的是《紅黑》應當如何重新出版，大家應當如何設法來支持這刊物使它不至中斷，且使這刊物用何等面目與世人相見。
事情一來，又輪到丁玲女士起草計劃了。
在計劃中她仍然答應好些事情，從我看來還仿佛不是她所能擔負的。
她并不是強幹的人，但她在學習強幹。
她在訓練中已漸漸的同一個男子那麼歡喜作事了。
一連而來幾個日子裡，我從海軍學生方面，又聽了一些“故事”。
這些故事或出自他們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
我不能在某種生活中産生故事，但對于别一人每種故事卻十分關心。
我把出自他們口中的故事，拿出與我從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種人事印象相對照，仿佛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識。
這份知識于我很有用處，貢獻給别一方面時也必然極有用處。
海軍學生若願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對于他的理想行為，卻極顯然大有幫助。
但這不成。
兩人因為應付租界上的環境已十分習慣，便同租界以外的環境疏遠了。
海軍學生把他的故事說給我聽時，他的複述越興奮，我便越覺得為他發愁。
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編排成為劇中角色之一的時節，自己所感覺的莊嚴可到何種程度。
他複述那點莊嚴印象時，也顯得那麼快樂。
他的快樂隻證明他十分天真，這就使人為他發愁。
我呢，我認識一張牌的兩面。
我知道雙方事情。
我看過兩地排演的戲目。
我作得少，懂得多。
因此對于革命我不悲觀，但也不能過于事實所許可的樂觀了。
理想從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種人感覺意識上時，這人的勇敢處真正令人吃驚。
但這種“勇敢”同“保守”對面以後，産生了如何愚蠢的行為，排成了如何無聊的場面，照例将是使人吃驚以外還得皺眉的。
一頁新的曆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
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在别一方面的人看來，方法也許隻是一個，便是捉來就砍。
但在随時都有被砍機會的一方面，人既那麼少，結實硬紮機警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縱事到臨頭非流血不可，如何來吝惜珍重這種人的血，避免無謂的犧牲，不也就正是培養這個對人類較高理想的種子的一種最好方法？當時在長江方面所見到的隻是流血，年青人參加這種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趨勢。
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從一枝筆上得到群衆的作家，失去了筆同時也就失去了他的革命武器，便毫無實力可言。
如今放下手中的筆，來應付别一種事情，在“用失其長”的情形中，是不是還能做出比好好的寫一本書更可觀的成績？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着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于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那時的中國情形大緻如下面所記： 上海新書業商人已各因眼光遠近不一，從讀者撈了一筆錢，各地對于新書取締忽然轉嚴，作品的去路就窄了些。
商人明于世故，皆很熱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隻天鵝冒險”等等兒童讀物方面去了。
同時（××方面則由于極端的颟顸、膽小、無能，對于文學思想左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