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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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她又說不出。
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隻是諷刺，隻是冷嘲，隻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
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
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
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
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關于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
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幺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
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偾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筆杆動拳頭。
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衆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
”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曆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着作？偉大的着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
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于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
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并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着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緻的，就是讨厭我“對于這樣又有感想，對于那樣又有感想”，于是而時時有“雜文”。
這的确令人讨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衆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
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
不知道為什幺，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并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
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
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裡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
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幺時候，他在什幺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幺要他的“密”的别的機關？）以緻使他被捕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幺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幺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于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
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将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将。
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将的上場。
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幺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
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
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幺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僞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
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
”——是暗箭的第一條。
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
因為現在的确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着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
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并不簇新，隻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着《穆薛姻緣》之類，内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滿意這樣的态度，不然為什幺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并不是在挑戰，隻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
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處，看到了什幺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
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讨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别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别都不知道。
倘使我被謀害而終于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寝”，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幺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确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裡去了。
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别，我是知道的。
我所謂告密，是指着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
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幺？ 第二篇恐怕隻有他自己懂。
我隻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
采在這裡，隻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标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于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
頃見錢基博氏所着《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适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
于此諸人，大肆訾*。
迩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
茲特介紹其“魯迅論”于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谥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于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鹦鹉之學舌，托于象胥，斯為作俑。
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
然而诘屈聱牙，過于周诰，學士費解，何論民衆？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于時裝婦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
反唇之譏，或谑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緻，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于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
我覺得她倒有些像魯迅先生，一天到晚隻是諷刺，隻是冷嘲，隻是不負責任的發一點雜感。
當真你要問他究竟的主張，他又從來不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文壇與擂台鳴春 上海的文壇變成了擂台。
魯迅先生是這擂台上的霸王。
魯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間裡帶了一付透視一切的望遠鏡，如果發現文壇上那一個的言論與行為有些瑕疵，他馬上橫槍躍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
因此，魯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貴的時間，而去想如何鋒利他的筆端，如何達到挖苦人的頂點，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關于這，我替魯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
魯迅先生你先要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對你的人，暗裡總不敢否認你是中國頂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論，可以影響青年，那幺你的言論就應該慎重。
請你自己想想，在寫《阿Ｑ傳》之後，有多少時間浪費在筆戰上？而這種筆戰，對一般青年發生了何種影響？ 第一流的作家們既然常時混戰，則一般文藝青年少不得在這戰術上學許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變枳，批評人的人常離開被批評者的言論與思想，筆頭一轉而去罵人家的私事，說人家眼鏡帶得很難看，甚至說人家皮鞋前面破了個小洞；甚至血偾脈張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筆杆動拳頭。
我說，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像魯迅先生這一般人多少總要負一點兒責任的。
其實，有許多筆戰，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詞的解放，你就是不罵，不見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詞；有人提倡讀《莊子》與《文選》，也不見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鴉片煙，你又何必咬緊牙根，橫睜兩眼，給人以難堪呢？ 我記得一個精通中文的俄國文人Ｂ．Ａ．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對魯迅先生的《阿Ｑ傳》曾經下過這樣的批評：“魯迅是反映中國大衆的靈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風格，是使人流淚，故魯迅不獨為中國的作家，同時亦為世界的一員。
”魯迅先生，你現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榮，當你現在閱曆最多，觀察最深，生活經驗最豐富的時候，更應當如何去發奮多寫幾部比《阿Ｑ傳》更偉大的着作？偉大的着作，雖不能傳之千年不朽，但是筆戰的文章，一星期後也許人就要遺忘。
青年人佩服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實在更勝于佩服一個擂台上的霸主。
我們讀的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哥德，這般人的文章，而并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公園》。
這兩位，一位比我為老醜的女人，一位願我有“偉大的着作”，說法不同，目的卻一緻的，就是讨厭我“對于這樣又有感想，對于那樣又有感想”，于是而時時有“雜文”。
這的确令人讨厭的，但因此也更見其要緊，因為“中國的大衆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
洲先生刺我不給他們一個鮮明的主張，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頗詫異鳴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亞之流一大串。
不知道為什幺，近一年來，竟常常有人誘我去學托爾斯泰了，也許就因為“并沒有看到他們的‘罵人文選’”，給我一個好榜樣。
可是我看見過歐戰時候他罵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國，也要得到“養成現在文壇上這種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壞習氣”的罪名的。
托爾斯泰學不到，學到了也難做人，他生存時，希臘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
中間就夾兩篇《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略論告密陳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說是魯迅先生，就在《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記》與《後記》裡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這一點。
可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處，或者什幺時候，他在什幺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幺要他的“密”的别的機關？）以緻使他被捕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為”他“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的什幺宣說出來，而使人知道“什幺就是魯迅”。
“這回，”魯迅先生說，“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他卻忘了說編者暗示于魯迅先生尚未上場之先。
因為在何家幹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時候，編者先介紹說，這将上場的兩位是文壇老将。
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來等那兩位文壇老将的上場。
要是在異地，或者說換過一個局面，魯迅先生是也許會說編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個生疏的名字在什幺附刊上出現，就想知道那個名字是真名呢，還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筆名，想也是人情之常。
即就魯迅先生說，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藝》，便禁不住問：“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誰的筆名的話，他也許會說出那就是誰來的。
這不會是怎樣的誣蔑，我相信，因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實說“柳絲是楊邨人先生……的筆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還有，要是要告密，為什幺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為安全？我有些懷疑告密者的聰敏，要是真有這樣的告密者的話。
而在那些用這個那個筆名零星發表的文章，剪貼成集子的時候，作者便把這許多名字緊縮成一個，看來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後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略論放暗箭陳代 前日讀了魯迅先生的《僞自由書》的《前記》與《後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皘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
在《新臉譜》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
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雖然有許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台的戲兒一出出換了。
腳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卻是簇新的。
”——是暗箭的第一條。
雖說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
因為現在的确有許多文腳色，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見，放着演慣的舊戲不演演新戲，嘴上還“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以表示他的不落後。
還有些甚至不要說腳色依舊，就是臉譜也并不簇新，隻是換了一個新的題目，演的還是那舊的一套：如把《薛平貴西涼招親》改題着《穆薛姻緣》之類，内容都一切依舊。
第二箭是——不，不能這樣寫下去，要這樣寫下去，是要有很廣博的識見的，因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數箭，看得人眼花頭眩，竟無從把它把捉住，比讀硬性的翻譯還難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滿意這樣的态度，不然為什幺要罵人家“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在“怪聲怪氣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戰”。
或者說，他并不是在挑戰，隻是放放暗箭，因為“鏖戰”，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敗了”“再來”的時候還得去“重畫”臉譜。
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處，看到了什幺可射的，便輕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飛。
可是他又在罵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後才能罵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時事新報》的《青光》。
這位陳先生是讨伐軍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連自己後來的說明和别人豫先的揭發的區别都不知道。
倘使我被謀害而終于不死，後來竟得“壽終×寝”，他是會說我自己乃是“最後的兇手”的。
他還問：要是要告密，為什幺一定要出之“公開的”形式？答曰：這确是比較的難懂一點，但也就是因為要告得像個“文學家”的緣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進探壇裡去了。
有意的和無意的的區别，我是知道的。
我所謂告密，是指着叭兒們，我看這“陳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
你想，消息不靈，不是反而不便當幺？ 第二篇恐怕隻有他自己懂。
我隻懂得一點：他這回嗅得不對，誤以唐皘先生為就是我了。
采在這裡，隻不過充充自以為我的論敵的标本的一種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報》上的東西——錢基博之魯迅論戚施近人有裒集關于批評魯迅之文字而為《魯迅論》一書者，其中所收，類皆稱頌魯迅之辭，其實論魯迅之文者，有毀有譽，毀譽互見，乃得其真。
頃見錢基博氏所着《現代中國文學史》，長至三十萬言，其論白話文學，不過一萬餘字，僅以胡适入選，而以魯迅徐志摩附焉。
于此諸人，大肆訾*。
迩來舊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錢氏之大膽者，而新人未嘗注意及之。
茲特介紹其“魯迅論”于此，是亦文壇上之趣聞也。
錢氏之言曰，有摹仿歐文而谥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于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之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鹦鹉之學舌，托于象胥，斯為作俑。
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
然而诘屈聱牙，過于周诰，學士費解，何論民衆？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願讀歐文，不願見此妙文也！比于時裝婦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
反唇之譏，或谑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緻，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此于魯迅之直譯外國文學，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