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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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裡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着，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将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裡一塞，匆匆的走了。
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裡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
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
記得《說嶽全傳》裡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幺“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
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
我不是高僧，沒有涅磐〔１２〕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１３〕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裡。
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
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裡，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見案情是重的。
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
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
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
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
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裡知道。
諸望勿念。
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面，可将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
但他信裡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
其實是不然的。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
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确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
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裡，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将雛鬓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确了，我終于将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确無寫處的，禁锢得比罐頭還嚴密。
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
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幺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裡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
較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着，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将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裡一塞，匆匆的走了。
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裡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
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
記得《說嶽全傳》裡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幺“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１１〕。
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
我不是高僧，沒有涅磐〔１２〕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１３〕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裡。
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
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裡，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見案情是重的。
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１４〕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
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
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
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
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裡知道。
諸望勿念。
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面，可将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
但他信裡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
其實是不然的。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
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确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
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裡，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将雛鬓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确了，我終于将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１５〕。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确無寫處的，禁锢得比罐頭還嚴密。
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
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幺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裡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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