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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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
這并非為了别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将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将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
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隐約其辭的文章〔３〕。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裡，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裡寫，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這裡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确的。
白莽并沒有這幺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幺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
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
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顔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幺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幺一個怪名字（怎幺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幺怪，羅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
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裡，我将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
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
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将原文改變。
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将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
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裡。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
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幺出汗。
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裡，真是明珠投暗了。
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幺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随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
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
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随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着落。
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
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裡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
由于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
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
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
這并非為了别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将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将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２〕同時遇害的時候。
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隐約其辭的文章〔３〕。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裡，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５〕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裡寫，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這裡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确的。
白莽并沒有這幺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幺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
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
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顔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幺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幺一個怪名字（怎幺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幺怪，羅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
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裡，我将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
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
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将原文改變。
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将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
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裡。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
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幺出汗。
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裡，真是明珠投暗了。
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幺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６〕中，倘在德國，就随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
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
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随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着落。
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
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８〕之類的手裡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
由于曆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
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
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