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的“小言”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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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論委員，不寫社論。
我估計他是在幫助詹文浒審改社論一類的文章。
後來又增加任務，安排他寫“小言”。
因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頭工作，與編輯部其他同事雖共處一室，卻很少交談。
從工作現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書，做着“總編助理”一類的工作。
過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問我時，我回想到他經常向國内版編輯鮑維翰查看電訊稿的事，憑我個人推測，他的工作可能是國内新聞版編輯。
此後我看到袁義勤寫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報》編輯部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又聯系到他與詹文浒的特殊關系，這才使我肯定：他是實際上做了沒有名義的詹文浒秘書或“總編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書局的同事。
三十年代初，詹是嘉興秀州中學英文教員，經杭州之江大學教務長黃式金的推薦，來到上海世界書局，負責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義四大功能的《英漢四用辭典》主編。
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請，在之江大學剛剛畢業的朱生豪，也到世界書局任英文編輯，參加《英漢四用辭典》的編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庫》的編譯。
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賞識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詣以及酷愛新舊詩歌的創作，因此在他升任書局編譯所所長後，建議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的全部劇本。
1935年初，朱生豪終于與世界書局簽定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出版合同，計件付酬。
這就是朱生豪與詹文浒的特殊關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學造詣不深，中文寫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報》總編職務時，當然會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筆”，可以作為他在主持報社輿論建設方面的得力助手。
因此朱生豪在報社的職務，實際上是詹文浒的秘書。
我進《中美日報》社，初任本市新聞版編輯。
從1940年2月起，改任《堡壘》副刊主編。
這是因為詹文浒從他光華大學的同事姚璋教授那裡，知道我在1937年曾經主編過《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發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後作出決定的。
從這時候開始，随着我職務的改變，我工作的辦公桌也改變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張雙人寫字台的對面，開始和朱生豪交談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見面時總是笑笑，點點頭，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頭工作，很少說話。
和他接觸的時間久了，我才逐漸認識到他是我們編輯部裡唯一的一個“老好人”，與世無争，自得其樂，絕不參與編輯同事們對熱門話題的争論，更不會對某一具體問題表示一點點褒貶的意見。
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飯點心的時候，他還是對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麼也不說。
但是第二天，我讀到報上他寫的“小言”，卻是愛憎分明，語言流暢而潑辣，很難相信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筆。
跟朱生豪正式交談，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漸深入到某一專題，甚至後來我還和他一起出去逛書店看電影，那是從我住在報社過夜、第二天下午在報社編輯部從事日文翻譯的時候開始的。
我當時先後翻譯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嶽夫的《魯迅傳》。
朱生豪坐在我的對面，他正補譯在“八一三”事變中被毀的那幾個莎翁喜劇劇本。
我們既然面對面工作，而且在空無一人的編輯部偌大的房間裡，也就很自然地交談起來，甚至還談到他和總編詹文浒在世界書局的同事關系，談到詹文浒的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在上海解放時，他是《新聞報》的總經理。
他不去台灣，等待解放，将新聞報社的全部資産（包括印制設備）點交給上海市軍管會。
人民政府給他自由。
但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他又企圖搭乘火車，轉道香港前往台灣，而終于在他上車時被逮捕。
當時在報上宣布他是“國民黨特務”，後來判處無期徒刑，押送青海勞改。
他在勞改農場悉心研究中醫學，為勞改犯治病，居然一舉成名，他解改後，被接到西甯市，專為全省勞改系統的病人治病。
大約在1978年前後病殁。
在擔任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轉至《中美日報》總編輯這段時間，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國民黨，但是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和朱生豪加入國民黨。
當時我們看他還是學者風度，非常愛才，能關心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他不僅介紹朱生豪與世界書局簽訂了譯莎的出版合同，将寫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給朱生豪去大膽嘗試，還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團而被陰謀暗殺時設法解救我，在我因“共黨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編後，他為我證明為無黨無派，并在後來又聘請我任另一副刊《集納》的主編（因原主編被汪僞特務綁架），從當時的這些情況看，我們确實看不出他是國民黨特務。
朱生豪甚至還對我說：“他可能還沒有加入國民黨。
“ 1941年12月8日報社被封後，我們都各自東西，互不往來。
直到解放後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慶，在報社和高校工作過，還曾當過國民黨中宣部普教處處長。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他以“中宣部駐滬特派員”名義，乘飛機來到上海，當了“接受大員”。
初來乍到，他曾找到我家裡來看我，說要成立辦事處，希望我參加，并告訴我朱生豪已經病逝。
我因早已在資本家的企業永祥印書館擔任編輯部負責人，任務繁重，無法分身，也就婉言謝絕。
此後他成立了辦事處，僅僅隻有兩個人：他請世界書局同事施瑛當了他的秘書，另有一位負責接發電報與重慶聯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才知道）。
三個月後撤消了辦事處，詹文浒轉任《新聞報》總經理，施瑛也轉往新聞報社工作，直到解放。
我估計他是在幫助詹文浒審改社論一類的文章。
後來又增加任務，安排他寫“小言”。
因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頭工作，與編輯部其他同事雖共處一室，卻很少交談。
從工作現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書，做着“總編助理”一類的工作。
過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問我時，我回想到他經常向國内版編輯鮑維翰查看電訊稿的事，憑我個人推測，他的工作可能是國内新聞版編輯。
此後我看到袁義勤寫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報》編輯部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又聯系到他與詹文浒的特殊關系，這才使我肯定：他是實際上做了沒有名義的詹文浒秘書或“總編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書局的同事。
三十年代初，詹是嘉興秀州中學英文教員，經杭州之江大學教務長黃式金的推薦，來到上海世界書局，負責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義四大功能的《英漢四用辭典》主編。
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請，在之江大學剛剛畢業的朱生豪，也到世界書局任英文編輯，參加《英漢四用辭典》的編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庫》的編譯。
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賞識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詣以及酷愛新舊詩歌的創作，因此在他升任書局編譯所所長後，建議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的全部劇本。
1935年初，朱生豪終于與世界書局簽定了《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出版合同，計件付酬。
這就是朱生豪與詹文浒的特殊關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學造詣不深，中文寫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報》總編職務時，當然會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筆”，可以作為他在主持報社輿論建設方面的得力助手。
因此朱生豪在報社的職務，實際上是詹文浒的秘書。
我進《中美日報》社，初任本市新聞版編輯。
從1940年2月起，改任《堡壘》副刊主編。
這是因為詹文浒從他光華大學的同事姚璋教授那裡，知道我在1937年曾經主編過《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發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後作出決定的。
從這時候開始，随着我職務的改變，我工作的辦公桌也改變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張雙人寫字台的對面，開始和朱生豪交談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見面時總是笑笑，點點頭，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頭工作，很少說話。
和他接觸的時間久了，我才逐漸認識到他是我們編輯部裡唯一的一個“老好人”，與世無争，自得其樂，絕不參與編輯同事們對熱門話題的争論，更不會對某一具體問題表示一點點褒貶的意見。
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飯點心的時候，他還是對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麼也不說。
但是第二天，我讀到報上他寫的“小言”，卻是愛憎分明，語言流暢而潑辣，很難相信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筆。
跟朱生豪正式交談，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漸深入到某一專題，甚至後來我還和他一起出去逛書店看電影，那是從我住在報社過夜、第二天下午在報社編輯部從事日文翻譯的時候開始的。
我當時先後翻譯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嶽夫的《魯迅傳》。
朱生豪坐在我的對面，他正補譯在“八一三”事變中被毀的那幾個莎翁喜劇劇本。
我們既然面對面工作，而且在空無一人的編輯部偌大的房間裡，也就很自然地交談起來，甚至還談到他和總編詹文浒在世界書局的同事關系，談到詹文浒的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在上海解放時，他是《新聞報》的總經理。
他不去台灣，等待解放，将新聞報社的全部資産（包括印制設備）點交給上海市軍管會。
人民政府給他自由。
但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他又企圖搭乘火車，轉道香港前往台灣，而終于在他上車時被逮捕。
當時在報上宣布他是“國民黨特務”，後來判處無期徒刑，押送青海勞改。
他在勞改農場悉心研究中醫學，為勞改犯治病，居然一舉成名，他解改後，被接到西甯市，專為全省勞改系統的病人治病。
大約在1978年前後病殁。
在擔任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轉至《中美日報》總編輯這段時間，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國民黨，但是他從來沒有要求過我和朱生豪加入國民黨。
當時我們看他還是學者風度，非常愛才，能關心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他不僅介紹朱生豪與世界書局簽訂了譯莎的出版合同，将寫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給朱生豪去大膽嘗試，還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團而被陰謀暗殺時設法解救我，在我因“共黨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編後，他為我證明為無黨無派，并在後來又聘請我任另一副刊《集納》的主編（因原主編被汪僞特務綁架），從當時的這些情況看，我們确實看不出他是國民黨特務。
朱生豪甚至還對我說：“他可能還沒有加入國民黨。
“ 1941年12月8日報社被封後，我們都各自東西，互不往來。
直到解放後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慶，在報社和高校工作過，還曾當過國民黨中宣部普教處處長。
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他以“中宣部駐滬特派員”名義，乘飛機來到上海，當了“接受大員”。
初來乍到，他曾找到我家裡來看我，說要成立辦事處，希望我參加，并告訴我朱生豪已經病逝。
我因早已在資本家的企業永祥印書館擔任編輯部負責人，任務繁重，無法分身，也就婉言謝絕。
此後他成立了辦事處，僅僅隻有兩個人：他請世界書局同事施瑛當了他的秘書，另有一位負責接發電報與重慶聯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才知道）。
三個月後撤消了辦事處，詹文浒轉任《新聞報》總經理，施瑛也轉往新聞報社工作，直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