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的“小言”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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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人民，固然絕無閱讀此類報紙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後，大家松了一口氣，如果需要一點消遣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以欣賞戲台上白鼻子小花臉的心理，欣賞該《新申報》的種種妙文。
”形象而尖刻的嘲諷，簡直叫人拍案叫絕。
應該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斷升級的壓迫下，租界當局對報刊文字的幹預也日益嚴厲。
“抗戰”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僞”字不能用，隻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寶貝”來代替。
1940年9月15日租界當局明令通知：不準在報上出現“僞、魏、寶貝、傀儡”等字樣，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僞”稱為“僭方”、把“僞組織”稱為“僭組織”。
1940年8月起，租界當局還派員駐社檢查。
雖然在文字表述上越來越受到局限和束縛，但是運筆自如的朱生豪，卻完全擺脫了這種幹擾，把“小言”越寫越活，越寫越多越脍炙人口，寫出了與衆不同的鮮明特色和嫉惡如仇的精神風貌。
從1939年10月11日撰寫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争，日軍沖進租界，封閉報社為止，除了因幾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寫外，朱生豪總共寫了“小言”767天，1141篇，39萬6千餘字。
把這些“小言”順序編刊，可以看出我國抗日戰争前期的某些戰役的戰況、在中國人民視角下的當時國際形勢、以及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與日僞搏鬥的英雄氣概。
朱生豪從一些側面，為馳騁在敵後第一線抗日反汪的“孤島”新聞工作者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頌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時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報》的教育版發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總清算》的文章，把當時在“孤島”内投敵的一批落水學校及其負責人名單，毫不隐晦地揭露出來。
這使汪僞大為震驚，怒不可遏。
他們通過日本侵略者，壓迫租界當局，以“鼓勵恐怖行為”為罪名，勒令該報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
中美日報社社長吳任滄便利用“停刊”這一喘息的時機，調整和充實編輯力量。
他聘請了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詹文浒代替查修任總編輯；原為交通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查修，調離總編職務，改任《中美周刊》主編。
另請複旦大學推薦幾名新聞系應屆畢業生，擔任國内、國際和本市版的新聞編輯。
我就是和另外兩位同學，經複旦大學推薦，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
為了麻痹敵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為“徐文韋”，把朱生豪的名字改為“朱文森”。
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時一起來到編輯部的。
《中美日報》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C系（陳果夫、陳立夫）的報紙。
1937年11月，國軍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淪為“孤島”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向租界滲透，強占了國民黨中宣部設在租界的上海新聞檢查所，并在12月13日發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報報社，從14日起，必須将稿件的鉛排“小樣”送審，否則不準刊載。
當時，有30多家報刊相繼停業，有4家通訊社自動關閉，接受新聞檢查的僅《時報》、《新聞報》、《大晚報》等幾家。
不久，為了抵制新聞檢查，一批愛國報人想方設法，利用租界這個特殊環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國外籍人員，擔任發行人，領取開業執照，創辦洋商報紙，以達到掩護抗日宣傳的目的。
于是《華美晨報》、《大美報》、《每日譯報》、《文彙報》、《國際夜報》、《導報》、《通報》、《大英夜報》、《循環報》等相繼問世。
《新聞報》也改由英商發行，不再送審。
《申報》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從漢口遷回上海出版。
同年11月1日，聘請美籍商人施高德為發行人的《中美日報》，也在上海創刊。
《中美日報》的創辦人吳任滄，是國民黨陳果夫的親信吳澤滄的胞弟。
吳任滄早年出國留學，費用由國民黨黨部資助，就是因為憑借了這種關系。
上海淪為“孤島”時，吳任滄任江蘇省農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1939年夏，國民黨中央派遣中組部副部長吳開先來上海，成立“統一委員會”，統一領導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設立“中宣部駐滬宣傳專員”，由已經在上海創辦了大型日報《中美日報》的吳任滄兼任。
因此《中美日報》事實上是國民黨宣傳口在“孤島”出版的一份直屬報紙。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國共産黨雖然表面聯合，共同抗日，實際上卻是用圍堵擠壓乃至暗中擊滅的手段來對付。
這使《中美日報》成為一張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報紙。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歲的青年（我23歲，他27歲），無黨無派，思想單純，不知道《中美日報》的背景，隻知道抗日反汪，要為已經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伸張民族正氣。
在進入報社以後的具體工作中，才慢慢體會到：國民黨對共産黨表面上說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裡卻看作洪水猛獸一般。
這在我主編副刊《堡壘》時，因為編發了中共地下黨員錫金等的文章，而以“共黨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職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
當時朱生豪對我非常同情，說了很多安慰我的話，還說到他寫“小言”時的遭遇--不得不寫了很多違心的話。
朱生豪在《中美日報》社的職務，始終沒有明确宣布。
在總編室門外的一張雙人寫字台上工作，經常接受總編詹文浒交給他審閱的文稿。
隻見他在文稿上埋頭認真閱讀，有時用紅筆修改，然後送進總編室。
出來時又帶了第二篇文稿，繼續埋頭審閱，推敲修改。
他不
”形象而尖刻的嘲諷，簡直叫人拍案叫絕。
應該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斷升級的壓迫下，租界當局對報刊文字的幹預也日益嚴厲。
“抗戰”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僞”字不能用，隻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寶貝”來代替。
1940年9月15日租界當局明令通知：不準在報上出現“僞、魏、寶貝、傀儡”等字樣，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僞”稱為“僭方”、把“僞組織”稱為“僭組織”。
1940年8月起，租界當局還派員駐社檢查。
雖然在文字表述上越來越受到局限和束縛，但是運筆自如的朱生豪，卻完全擺脫了這種幹擾，把“小言”越寫越活，越寫越多越脍炙人口，寫出了與衆不同的鮮明特色和嫉惡如仇的精神風貌。
從1939年10月11日撰寫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争，日軍沖進租界，封閉報社為止，除了因幾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寫外，朱生豪總共寫了“小言”767天，1141篇，39萬6千餘字。
把這些“小言”順序編刊，可以看出我國抗日戰争前期的某些戰役的戰況、在中國人民視角下的當時國際形勢、以及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與日僞搏鬥的英雄氣概。
朱生豪從一些側面，為馳騁在敵後第一線抗日反汪的“孤島”新聞工作者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頌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時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報》的教育版發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總清算》的文章，把當時在“孤島”内投敵的一批落水學校及其負責人名單，毫不隐晦地揭露出來。
這使汪僞大為震驚，怒不可遏。
他們通過日本侵略者，壓迫租界當局，以“鼓勵恐怖行為”為罪名，勒令該報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
中美日報社社長吳任滄便利用“停刊”這一喘息的時機，調整和充實編輯力量。
他聘請了世界書局編譯所所長詹文浒代替查修任總編輯；原為交通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查修，調離總編職務，改任《中美周刊》主編。
另請複旦大學推薦幾名新聞系應屆畢業生，擔任國内、國際和本市版的新聞編輯。
我就是和另外兩位同學，經複旦大學推薦，進入中美日報社工作的。
為了麻痹敵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為“徐文韋”，把朱生豪的名字改為“朱文森”。
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時一起來到編輯部的。
《中美日報》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C系（陳果夫、陳立夫）的報紙。
1937年11月，國軍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淪為“孤島”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向租界滲透，強占了國民黨中宣部設在租界的上海新聞檢查所，并在12月13日發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報報社，從14日起，必須将稿件的鉛排“小樣”送審，否則不準刊載。
當時，有30多家報刊相繼停業，有4家通訊社自動關閉，接受新聞檢查的僅《時報》、《新聞報》、《大晚報》等幾家。
不久，為了抵制新聞檢查，一批愛國報人想方設法，利用租界這個特殊環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國外籍人員，擔任發行人，領取開業執照，創辦洋商報紙，以達到掩護抗日宣傳的目的。
于是《華美晨報》、《大美報》、《每日譯報》、《文彙報》、《國際夜報》、《導報》、《通報》、《大英夜報》、《循環報》等相繼問世。
《新聞報》也改由英商發行，不再送審。
《申報》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從漢口遷回上海出版。
同年11月1日，聘請美籍商人施高德為發行人的《中美日報》，也在上海創刊。
《中美日報》的創辦人吳任滄，是國民黨陳果夫的親信吳澤滄的胞弟。
吳任滄早年出國留學，費用由國民黨黨部資助，就是因為憑借了這種關系。
上海淪為“孤島”時，吳任滄任江蘇省農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1939年夏，國民黨中央派遣中組部副部長吳開先來上海，成立“統一委員會”，統一領導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設立“中宣部駐滬宣傳專員”，由已經在上海創辦了大型日報《中美日報》的吳任滄兼任。
因此《中美日報》事實上是國民黨宣傳口在“孤島”出版的一份直屬報紙。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國共産黨雖然表面聯合，共同抗日，實際上卻是用圍堵擠壓乃至暗中擊滅的手段來對付。
這使《中美日報》成為一張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報紙。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歲的青年（我23歲，他27歲），無黨無派，思想單純，不知道《中美日報》的背景，隻知道抗日反汪，要為已經淪為“孤島”的上海人民伸張民族正氣。
在進入報社以後的具體工作中，才慢慢體會到：國民黨對共産黨表面上說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裡卻看作洪水猛獸一般。
這在我主編副刊《堡壘》時，因為編發了中共地下黨員錫金等的文章，而以“共黨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職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
當時朱生豪對我非常同情，說了很多安慰我的話，還說到他寫“小言”時的遭遇--不得不寫了很多違心的話。
朱生豪在《中美日報》社的職務，始終沒有明确宣布。
在總編室門外的一張雙人寫字台上工作，經常接受總編詹文浒交給他審閱的文稿。
隻見他在文稿上埋頭認真閱讀，有時用紅筆修改，然後送進總編室。
出來時又帶了第二篇文稿，繼續埋頭審閱，推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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